一、关于聘请《财务与会计》2003年度特约撰稿人的启事（论文文献综述）
杨小琼[1]（2020）在《全面抗战时期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强占东北,并不断向华北进攻,各界民众便自发组织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团体。1937年“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向中国发起全面进攻,这激发了全体民众最强烈的爱国热情,前方有将士英勇杀敌、保家卫国,后方也积极组织民众声援抗战并募集物资支援前线。于是,在国民政府与民众的不懈努力下,全国各省市有计划有组织的成立抗敌后援会,以期集中全部人力物力支援抗战。四川省便在政府支持及广大民众努力下于1937年7月21日成立了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此后在全川各市县、各行业成立抗敌后援分会。这些抗敌后援会组织,有较为完备的组织章程、规章体系,保证了抗日救亡工作的顺利进行。在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的组织和领导下,联合其他抗日救亡团体,积极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抗日救亡活动。宣传动员方面,组织宣传队讲演、举行游艺、散发传单、办壁报、办报刊、表演戏剧、教唱救亡歌曲等多种宣传活动,动员广大民众加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征募物资方面,组织征募寒衣、征募抗战物资、捐款献金等各项募捐活动,募集全川物力财力支援抗战,保证持久战顺利进行。抵制日货方面,成立根绝仇货委员会,配合肃清仇货委员会工作,清查全川日货,有效引导全川民众抵制日货,推动民族工业发展。本文通过具体叙述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组织的各项抗日救亡活动,分析其在动员民众、征募物资、支援抗战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剖析全川各界民众力量的汇集,展现后方不同阶级不同派别为抗日救亡而奋斗的历程。
谢依伦（CHIA JEE LUEN）[2]（2018）在《《红楼梦》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传播与研究》文中提出本论文的研究范围从《红楼梦》被带入马来亚的可能性（1820年代）开始乃至2018年近两百年的时间。笔者通过文献记录,尝试呈现出《红楼梦》在某个时代如何传播,当时的传播主体是谁、传播了什么信息、其受众范围的大小,以及根据受众的反馈来探讨《红楼梦》传播的影响力。而后再对已出版的《红楼梦》相关文章与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评述,为马新红学做一个概括性的基础介绍。最后,总结马新红学的特点及不足,参照世界红学的研究思路与方法,为未来马新的红学研究的拓展提些建议。论文共分四章。第一章重点探索《红楼梦》入境马新的时间与传播的可能性。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甲本出版的时间,与槟榔屿（1786）、马六甲（1795）、新加坡（1819）开埠的时间相去不远。马礼逊是西方最早提倡《红楼梦》的学者,他于1815年开始节译《红楼梦》,并在其编纂的《华英字典》大量引用了《红楼梦》的词句,认为初学中文读红楼梦甚好。郭实腊是西方第一篇《红楼梦》评论文章的作者。无独有偶,他们恰好是十九世纪初在马新最为活跃和着名的传教士。马礼逊和和米怜更于1818年在马六甲创建英华书院,内置的中文图书馆至1923年,藏书已达3380册,其中中文藏书2850册。我们相信这是《红楼梦》入境最好的契机。马礼逊以其中文藏书编纂而成的《马礼逊手稿书目》出版于1824年,书内着录与《红楼梦》相关的着作有7种,着录译名为:Dream of the red chamber,他认为《红楼梦》是叙写一个北京贵族家庭的传记,他收藏的版本有东观阁嘉庆辛末重镌《新增批评红楼梦》、东观阁嘉庆戊寅重镌《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后来失散的四卷本《红楼梦》三种,逍遥子《后红楼梦》、陈少海《红楼复梦》、海圃主人《续红楼梦》续书三种,还有小说原着改编的戏曲脚本《红楼梦散套》一种。1881年始,领事官左秉隆、黄遵宪在马新开荒,办教育,弘扬中华文化的努力为华人社会培育了许多文人,让《红楼梦》有了传播的土壤。邱炜萲《红楼梦分咏绝句》初刻出版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标志着马新《红楼梦》研究的开始。第二章主要探讨《红楼梦》文本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传播历程。通过文学思潮、教育制度、书业经济、红楼梦藏书的分布等角度去梳理《红楼梦》文本在马新流传的情况以及不同时代传播情况的变化。这样以传播学的要素勾勒出《红楼梦》在英属马来亚时期,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独立前后,以及独立后至今的传播情况,产生的描述是具体且丰富的。二十世纪初期,受中国文坛及思潮直接的影响,构成了马新知识份子心中“《红楼梦》是最杰出的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观念。《红楼梦》节选被编入华文教科书,影响了一代代的华人。中文报业和书业的发展,扩展了《红楼梦》的传播范围,拉近了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图书馆中的《红楼梦》藏书也让学生便于接触和阅读。日治时期（黑暗的三年零八个月）、英殖民政府反共的紧急法令、教育政策对中文教育的约束等,外来干预并没能永恒地阻断《红楼梦》与读者的联系。然而,1963年马来亚联合邦联同新加坡、沙巴及砂拉越组成了马来西亚。1965年新加坡共和国独立,合合分分,两国语言和教育政策的不同,导致影响到后来《红楼梦》在两地呈现不同面貌的传播形式。新加坡70年代独尊英语,其他语言为辅,大大削弱了国民在中国文学上的阅读能力。80-90年代,大部分马来西亚学生仍以阅读中文原着、听讲座来理解《红楼梦》,而新加坡学生能读懂中文版的相对较少,他们借助《红楼梦》英文译本,或更多以音乐、影视、戏曲来感受《红楼梦》。第三章探讨的是《红楼梦》视听文化传播历程,从影视传播、戏剧传播、音乐广播、艺术文化展览、美食文化、学术讲座等方面来探讨《红楼梦》演绎产品对大众产生的影响。可以说此类传播方式更为大众化,其影响范围之广和传播速度之快是《红楼梦》文本传播没法相比的,但其传播的内容受传播者的鉴赏水平和传播目的所影响,极大可能不符合原着原义。通过梳理从1928年就在马来亚开始播放的种种《红楼梦》影视,从报章广告的宣传、电影的内容简介、到影评和观众反应,尝试反映去当时传播的实况。同时也看到科技与时代的变化,电影从兴盛到没落直到逐渐电视机取代的过程。其他类型的传播也是以此模式叙述,从发现到最早的记录叙述到现代的情况,如:1926年3月20日牛车水岭南新剧团就邀请了新丁香耀到来演出《黛玉葬花》,至今新加坡已有属于自己的《红楼梦》戏曲:敦煌剧坊粤剧《红楼梦》、折子戏《幻觉离恨天》《王熙凤大闹宁国府》;双语话剧团体“演艺坊”有《雪剑鸳鸯》四幕剧;新加坡福建公会芗剧团有《情殇红楼》《宝玉哭灵》;新加坡琼剧团有《忆·红楼梦》,其他流传改编的还有歌舞剧、话剧等等。以视觉文化传播形式所产生的功效是巨大的,通过戏曲电影、音乐艺术、精致中式美食、极具中华特色的塑像手工艺品等物的吸引,使到新加坡大部分人民在丢弃华语的使用权之时,却依然能与中华传统文化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然而这些现象实则来之不易,这是当地的艺术传播者与文史传播者积极地推动,用了大半辈子去维护改良所产生的成果。回顾历史,理解实况,更有助当代人去珍惜。第四章按年代梳理相关的《红楼梦》研究文章,并专题论述当时研究成果较为显着的红学专家,以及他的研究所带来的影响。至于报章上零散或作者身份不可考的文章则穿插概述,以期能更为完整地呈现不同时代的《红楼梦》谈论热点。此章也重点论述马新大学中文系教育对《红楼梦》研究的贡献。《红楼梦》被纳入大学课程,开启了教学模式以后,系统性的《红楼梦》研究方才逐步成型。以马新各大专《红楼梦》课程导师的红学论文,与学生的学位论文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他们的研究方向和《红楼梦》研究观点。最后一章结语总结了马新《红楼梦》现今的传播情况与《红楼梦》研究展望。进入了新媒体时代,《红楼梦》文本与视听文化产品可说唾手可得,各种版本、译本、研究论集、优秀课程视频、影视、戏曲、现代版舞台剧表演皆可轻易获得。但要怎么去感悟、读懂《红楼梦》仍需要有领路人。许多人通过仔细阅读《红楼梦》而得到属于自己的生活启示,进而获得成功的实例在本论文中多有陈述。因此,如何引导读者正确理解或研究《红楼梦》,通过读懂《红楼梦》得到自己人生所需才是首要任务。感谢前人辛勤付出,搜罗了不少材料。在这基础上,笔者也将自己目前所搜集到的资料加上,并按时间细细整理成表,记录一些重要资讯。其中有中文报章刊登过的文章（从1894年至今目前有917条）、英文报章（56条）、期刊（114篇）、学位论文（70本）、马新出版的《红楼梦》文本（包括改编22种）、译本（2种）、红学论集和专着（17种）、讲座研讨会（55条）、戏曲歌剧表演（59条）、影视上映记录（51条）、广播节目歌曲（37条）和音乐会（27场）。笔者将这些《红楼梦》以不同传播形式在马新留下的痕迹作为论文的附录,期待有更多同好者共同去填补、完善。
张治家[3]（2018）在《《贵阳市政》与贵阳城市建设研究（1941-1945）》文中研究表明《贵阳市政》是由贵阳市政编辑室刊行的以“宣达政令、规训市民、征集民意”为宗旨的半月刊物（1941-1945）。其诞生一方面处于黔省期刊百家并存的局面当中,另一方面与贵阳艰难设市成功的背景息息相关。《贵阳市政》刊载文章与抗战时期贵阳城市发展密切相关,其中论着、半月评论、读者信箱栏目更是独具特色,成为沟通政府与市民的重要渠道。《贵阳市政》作者群体主要分为政府官员与知识分子两类,双方利用此平台直抒胸臆、建言建策,为战时贵阳城市建设贡献力量。据《贵阳市政》记载,抗战时期贵阳通过扩展外城、改造内城、打造南明住宅区进而拓展城市空间。战时市政府在救亡图存危局下大力发展文教事业,及时转变教育理念、推行社会教育、扩大硬件设施建设、关注教师待遇。伴随城市发展,市民对环境卫生诉求不断提高,贯城河治理、公园构筑、卫生保健事业的相继开展,型塑了战时贵阳城市的良好形象。抗战时期大量迁移人口对贵阳市政管理提出严峻挑战。市政府通过建立健全警察制度、保警合一的有序施行、妇女教养所的示范带动,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持。土地问题是城市管理的重要环节,战时贵阳地价上涨,市政府通过颁布法规、土地登记、土地测量等措施对土地实施管控。战时经济关乎国计民生、战争胜负的走向,为稳定不断飞涨的物价,贵阳市政府制定并积极推行相关政策法规对物价实施管控。其中粮食统制政策在各项经济统制政策中成效显着。据《贵阳市政》统计显示,贵阳市1942年粮价指数与整体物价指数比为1:3,粮食统制政策取得一定成效。据《贵阳市政》记载,贵阳城市转型过程中,市政府历时三年最终确立市长—局—课的三级管理体制,市下基层组织亦迭经联保—镇—区三次变迁。民国前期西方城市规划理念传至贵州,战时贵阳市政府当局将中、西文化结合,打造出中西合璧的城市理念,并透过拆城筑路具体贯彻实施。抗战时期外力植入使得市民观念、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贵阳市政》所载市民无组织、自由、散漫的生活方式在短短数年便取得巨大的进步。
冯超[4]（2018）在《抗战文艺名刊《黄河》研究》文中认为抗战的全面爆发在改变中国政治格局的同时,也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发展轨迹。那些不同境域内的具有自身意识形态、独特文化样貌及鲜明地域风格的区域性抗战文学期刊,就凭借其文学信息储存的地域性、连续性和集中性,具体而形象地展示着抗战文学的历史风貌和精神品格,深刻影响了 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与建构。立足西北、面向全国的大型文艺月刊《黄河》,正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作为一份诞生于西北国统区的文学刊物,《黄河》在谢冰莹及其继任者的主持和坚守下,以一种独特的存在方式,真实而又艺术的成为战争的记录者,对抗战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而研究《黄河》,不仅是对西北抗战文学真实面貌的历史性还原,也是认识国统区文艺复杂性及其潜在价值,扩展现代文学研究视野的需要,更是对战争意识形态背景下文学期刊生成机制的具象呈现和详细梳理。在笔者看来,将《黄河》文艺月刊作为个案研究时,就应该特别关注刊物创刊发行的外部生态环境和内部运行机制,既要从宏观层面上对《黄河》诞生与存活的文学生态环境做全面系统的考察,又要从中观层面对刊物的编辑艺术与运行出版机制做深入具体的分析,还要从微观层面上对刊载在刊物上的一切文学文本做细致客观的解读。基于此便形成了本论文的主要篇章结构。本论文以出版发行于西安的抗战文艺名刊《黄河》为研究对象,揭示其在西北国统区抗战文学版图中的基本风貌,深入剖析各类文学作品、文学现象与文学景观产生、演变及终止的社会历史原因,并在充分考虑战时特殊文学生态环境和独特政治文化空间的基础上,详细梳理以《黄河》为代表的民国西安文艺的发生发展历程,从更加立体、客观、真实的角度审视40年代发生在西北的文学景观（包括文学创作、文学运动和文艺论争）以及景观背后的社会历史原因和时代人群的精神心理,以期从一些新的角度和立场上拓宽抗战文学的研究空间,填充发生发展的历史细节,最终发现抗战文学“地域想象”的独特魅力。具体而言,就是从政治、军事、文化等外部环境入手,考察《黄河》的时代背景和西安抗战文学发生发展的脉络、阶段,并在此基础上详细论述《黄河》文艺月刊从创刊、停刊、复刊到终刊的发展分期、独特风貌和编辑艺术,以及战时特殊文学生态环境和政治文化空间下的刊物文化身份、文化品格的确立与改变。同时,客观分析《黄河》上孕育的抗战文学,并将重点放在现实主义审美品格烛照下的抗战小说,契合民族解放战争脉搏的抗战诗歌及多样风格多元发展的抗战话剧上。此外,还在发掘大量史实还原谢冰莹与《黄河》复杂关系及刊物创办真实原因的基础上,结合具体文本深入分析其编辑策略、理念及“自证式”编辑行为与《黄河》价值导向的关联,由此揭示谢冰莹主编《黄河》时的复杂心态及现实困境,窥探战争背景下文化人对国统区抗战文艺的认同与疏离。
张勇[5]（2017）在《河南省会变迁研究（1951-1957） ——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的历史考察》文中研究表明在历史上,开封曾经是七朝古都,且自元、明、清、中华民国以至新中国建立初期都是河南的政治中心。但自清始,其省会地位曾发生过动摇。清初,迫于明末黄河决口造成的破坏,开封各级衙署被迫迁出。晚清时期,由于黄河水患,道光皇帝曾提出迁移河南省会之议。抗战时期,迫于日寇的威胁,河南省会被迫迁出开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在全国大规模行政区划调整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历史背景下,由于郑州市具有位于河南省适中位置、处于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矿产资源丰富等发展经济的优势,而开封则面临诸多发展瓶颈,比如资源匮乏、处于黄泛区中心位置、面临黄河水患威胁等。两市的发展前景反差巨大,为了发展河南地方经济、实现工业化,方便对全省工作的领导尤其是城市工作的领导,河南省地方领导向中央提出省会由开封迁郑州请求,并获得批准。河南省政府在1950年就开始将郑州市作为未来省会进行规划,但由于当时计划经济还未开始,国家没有大的建设任务,河南省以及郑州市只能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小规模建设。1952年9月19日郑州市被中央批准为河南省会,自1953年开始,省政府聘请苏联专家对郑州市进行了更科学合理的规划,在中央以及河南地方政府的大力投资下,郑州市开始了机关、工厂、学校、医院等方面的全面建设,为省会迁移做准备。1954年,河南省会由开封迁郑州。省会的迁移给开封市的经济以及群众生活造成了较大影响,开封市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才克服了困难。郑州市为迎接省会迁郑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市政建设、整顿交通秩序、加强物资供应等,保证了河南省直机关顺利迁郑州。河南省委为省直机关的迁移做了大量组织工作,对因省会迁移而产生的人事与组织关系变更,省委组织部也进行了适当地调整。省会迁走后,为了解决开封市的城市定位问题以及尽量减轻省会迁离对开封市经济的影响,河南省委决定将郑州地委专署由荥阳迁往开封市;在开封市的帮助下,郑州地委专署顺利入驻开封市,并改名为开封专区。河南省会迁移后留下的房产以及场地由开封市负责接收,开封市接收后作了相应处置,并在接收过程中积极维护本市利益。省会迁移郑州促进了该市的快速发展。其经济蒸蒸日上、技术工人队伍迅速成长壮大,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教育事业发展迅猛,文化事业日趋繁荣,医疗卫生事业日益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幸福感增强,从而使该市迅速成长为河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新省会郑州市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一五计划时期中央与河南地方政府的大力投资以及随省会迁来的大批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力量的充实。开封市失去了省会地位,其经济发展缓慢,教育事业萎缩,文化事业衰落,卫生事业发展落后,人口数量增长迟缓、结构也趋向不合理。导致其发展滞后的原因是:大批省属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等随省会迁离开封,极大地削弱了开封市城市发展的能力。一五期间,开封市属于非重点建设城市,其建设得不到国家资金支持。同时开封市还必须抽调力量支援重点建设城市的发展。河南省会变迁对河南省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经济方面,省会变迁改变了河南省的城市布局,形成了以郑州市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的历史基础;同时省会变迁也导致了开封市经济发展滞缓。在文化方面,省会变迁使河南传统的文化中心发生转移,从而产生双面性作用,对河南省的文化传播产生影响。在教育方面,省会变迁也是导致河南省高等教育发展滞后、名校缺失的原因之一。总之,省会作为一个区域重要的政治中心城市,它的变迁必将对该区域城市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由于我国是单一制中央集权型国家,故全国政治中心享有支配资源的绝对优势,然后依次是省级区域政治中心、地区级区域政治中心、县级区域政治中心等。每级行政中心在本辖区内享有支配资源的相对优势。区域政治中心的转移,也意味着城市发展资源集聚中心的转移。因此,成为区域政治中心的城市往往各方面发展较快,而失去区域政治中心的城市则发展缓慢,或者从此衰落。同时区域政治中心的转移,也会对该区域整体城市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吴自力[6]（2016）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报人群体研究》文中提出在中国红色新闻史上,关于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的报人群体研究,解放后由于受到历次政治运动的干扰,加之当时斗争环境的特殊,没有齐全的文献资料传世,使相关研究一直没有受到新闻史学界的重视。尽管南方局的研究在本世纪初一度有所勃兴,但关于南方局领导下的报人群体研究依然付之阙如。本文尝试走近这个被历史风尘有所遮蔽的群体,再现当年南方局领导下的报人群体文章报国为党的忠贞与不凡。在这个群体当中,周恩来是当之无愧的核心和灵魂,胡愈之、邹韬奋、恽逸群、范长江、夏衍等是居功甚伟的标杆人物,他们行为世范,有力地凝聚和推动了南方局报人的团结,扩大了中共在国统区的影响。而国新社和“青记”是中共在新闻界的两大执行机构,由于即便是抗战期间,中共都不能以任何名义公开出现在国统区,国新社和“青记”成为中共在国统区新闻界的发声平台和传声筒,它们在一段时间内和中共地下组织一起,构筑了一个严密而又稍显安全的国统区中共报人共同体。除此之外,南方局还在恽逸群、范长江、陆诒等人的努力下,在上海、重庆、香港等地开办新闻学院,确保新闻战线的新力量源源不断。为了有效斗争,南方局报人分为三条战线活跃在国统区。第一条战线是公开的中共报人,时刻准备着为事业而牺牲;第二条战线则是以左翼面目出现的报人,他们或成建制打入各类报纸,或是直接掌握报纸版面为中共摇旗呐喊;第三条战线的则是隐藏真实身份的报人。“三线分布、遍地开花”的战略部署,既落实了中共中央“隐蔽精干、以待时机”的方针,也大大提高了南方局报人工作的安全性和斗争的韧性。对于南方局报人而言,多重身份、流动办报,不过是投身革命的手段与途径,为党效命的中共党员才是他们不变的底色。尽管解放之后,南方局报人的经历大多坎坷,但他们的新闻成就仍在历史深处熠熠生辉,他们的办报基因仍在今天的新闻界载沉载浮。
丁伟[7]（2015）在《近代民营出版机构的英语函授教育（1915-1946）》文中认为在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中西文化教育交流的时代背景前提条件下,商务印书馆于1915年3月正式创建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首先开办英文一科,这是国人自办的第一家专门函授学校,它不仅正式拉开了中国近代函授教育的序幕,亦成为中国近代英语函授教育的嚆矢。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函授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在上海一地及全国范围之内,始终保持着遥遥领先的地位。在长达数十年的函授教育办学生涯中,这三所函授学校取得了显着的办学效果和社会效益,在中国函授教育史、中国早期远程教育史上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上述三所私立专门函授学校密切关注社会发展和社会民众的实际需求,先后开设了特色鲜明、办学优势突出的不同门类专业,均取得了显着的办学成绩。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函授学校开设的所有专业中,其英文科创办时间较早、办学规模较大、办学持续时间较长、毕业学员人数较多、办学声誉较为显着,因此这三所函授学校英文科的办学成就相当突出,格外引人瞩目。商务印书馆最早从欧美引进的这种不受地域限制、打破时空藩篱的新型开放式教育体制显示出了极强的生命力和辐射力。从1915年至1946年期间,近代民营出版机构为民国社会工、商、学、政界等各个领域培养了多达6万多人的具有由"普通英语语言+一般社会用途英语+商业用途英语"知识、技能构成的多元化复合型外语专业人才。据统计,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的英文科学员广泛分布在全国22个省及5个院辖市行政区域范围之内。函授学员遍布中国各地的众多行业领域,他们凭借自己所具备的英语语言优势,为推动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仅仅从在读学员人数和学员分布情况的角度来衡量,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英文科的办学成就已经相当突出了。更为可贵的是,商务、中华、开明将起源、发轫于欧美国家的这种新型开放式教育体制——函授教育引入到中国的英语教育领域之际,都没有简单地完全照搬欧美的以高等职业教育为显着特征的学历函授教育体制。在近代中国变革、转型的时代背景下,综合考察民国社会发展和社会民众的实际需求,而是对此进行了合理的扬弃和本土化的创新。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英文科始终坚持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并存的双轨教学体制,以中等教育为主体、兼顾高等教育,彰显普通学校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办学特点;动态性地设置课程体系,努力做到办学体制、办学层次、办学形式的多样化、多元化,以期更好的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个性化、差异化需求。如果将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英文科的办学历史轨迹连成一体,可以发现,后者与前者相比,既有借鉴与传承,又有超越与创新,其英语函授教育体制呈现出了更加灵活多变、更加富有弹性、更加具有本土色彩的显着特点。这三大民营出版重镇互为映衬、相得益彰、交相辉映,共同在中国近代英语函授教育史上演绎了光彩夺目的篇章,有力促进了英语函授教育在近代中国科学化和本土化的发展进程。晚清以降,中国传统教育的变革所体现出来的最本质特征,就是实用性、民主性、科学性和开放性,这也是教育近代化的基本内涵。函授教育在近代中国诞生,并取得一定的发展,这一重大教育事件本身就是中国教育由传统到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它有效缓解了有限的学校教育资源与社会民众的实际需求之间的供需矛盾,为广大中下层社会民众开辟了另外一条接受系统的学历教育、提升文化素质的校外新途径。毫无疑问,仅仅从英语函授教育自身发展的层面而言,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所从事的这种迥别于传统教育体制的开放式英语远程教育事业,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历程中,就已经起到了重要推手的作用。在民国初期,这种最先由商务印书馆引入到中国英语教育领域的函授教育制度并没有被各级政府机构和教育主管部门所认可和接受。此后,在近代民营出版机构所从事的英语函授教育实践活动的影响、示范和推动下,上海市教育局在1931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在1943年7月分别颁布、实施了专门针对函授学校的管理法规。至此,这种最先由商务印书馆引入到中国英语教育领域的函授教育制度,经过25年的曲折发展,终于在国家教育管理制度系统之内,占有了一席之地,最终进入了民国各省市的公立师范院校,与普通学校并行同时发展,得以被大力推广和普及。可以这么说,函授教育制度在民国社会能够得以发展和普及,民营出版机构从事的英语函授教育实践活动对此功不可没。民营出版机构充分凭借其自身拥有的高素质人才智力资源和丰富的纸质媒介资源,开办了长达数十年的英语函授教育实践活动,不仅大力推进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历程,而且在经营出版事业的若干层面上也有效推动了民国出版事业的发展。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不仅为数以万计的在职人员提供极有针对性的英语函授教育,有效提升了社会各界职业人士的英语素质,加快西学在华传播的历程;而且还为社会各界培养、输入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复合型外语人才,有力促进了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民国社会的变革与转型。近代民营出版机构长期开办英语函授教育,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其中蕴含着某种教育规律,这些教育规律对当今的高等外语函授教育、函授教育及成人教育事业都有着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不仅如此,通过办理英语函授教育,进而推动自身出版事业的发展,这对当今的出版文化事业也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
许晓明[8]（2015）在《中国近代新闻教育发展史研究（19121949）》文中提出中国近代新闻教育,既是中国教育史和新闻史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各自研究中关注较少的薄弱地带。本文以此为研究对象,从教育的视角、以历史的脉络进行考察,考察内容包括:中国近代新闻教育的产生背景、发展历程和历史反思,并对个案进行典型研究。20世纪初,新闻教育出现在近代中国,它的出现既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又是新闻事业、教育体系、新闻学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要需求,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结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近代新闻教育的产生过程中,新闻事业的快速发展是直接的推动力,新闻学的建立和研究是关键性的助动力,而近代教育体系的构建和国外新闻教育事业的引入则为中国新闻教育的出现做好了准备、提供了借鉴。中国近代新闻教育产生后,按照其发展历程进行历史分期,从前至后可分为三个阶段:雏形阶段（19121920）、创立阶段（19211927）和繁荣阶段（19281949）。由于每个阶段所处的历史背景不同,其新闻教育发展的情况各异。对其研究,必须要搜集、整理和挖掘大量的史料,通过鉴别、梳理,才能理清头绪,真实还原各个阶段的历史原貌。新闻教育的兴起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1912年,这一年中国报界俱进会首次提议设立新闻教育机构,引发了社会对新闻教育的关注。此后,全国报界联合会还曾倡议设立“新闻大学”。本文在雏形阶段部分,将对这两次倡议进行考察,同时重点研究中国新闻教育的开端——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创办情况,包括其创办过程、研究内容、教育活动和师资力量,并对蔡元培、徐宝璜、邵飘萍三人在新闻学研究会创立和开办过程中的贡献和思想加以阐述。1921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创办报学系,标志着中国高等院校正规新闻教育的开始,中国近代新闻教育进入到了创立阶段。在创立阶段,共创办了14家新闻教育机构,其中上海圣约翰大学报学系、厦门大学新闻学系、燕京大学新闻系、平民大学新闻学系、上海国民大学报学系、南方大学报学系和报学专修科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成员。本文通过对这几家新闻教育机构进行逐一考察,分析总结出该阶段新闻教育具备下列特点:新闻教育已经逐渐被中国社会所认同;受美国新闻教育的影响大;新闻教育的办学途径、培养方式多样;受众多不利因素的影响而导致“稳定性”差;新闻教育机构呈现“地域集中型”分布;“新闻本位”自新闻教育创立时就被提倡。繁荣阶段是本文考察的重点阶段,在时间上经历了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下的“黄金十年”、抗日战争阶段和解放战争阶段。虽然时局动荡,教育和新闻事业都在不断发生变化,新闻教育机构却保持了快速发展的趋势,根本原因有二:一是社会对信息的数量和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二是各种势力对舆论宣传力量及新闻人才的关注。在繁荣阶段,新创办的新闻教育机构众多,或是社会力量办学,或是国共两党办学,再或是外来势力办学（教会办学和日伪办学）。由于办学途径不同,各新闻教育机构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师资力量、教学方法等方面常存在差异,本文通过对其中部分代表机构的考察来以事实进行说明。在近代新闻教育史中,有两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新闻教育机构:燕京大学新闻系和复旦大学新闻学系。本文将单独列章对它们作个案研究,分别阐述二者的创办历程、教学活动、代表人物及思想等,分时期对它们进行全面考察。论文的最后一部分是对中国近代新闻教育的历史反思,通过前面章节中的考察分析,阐明新闻教育存在的问题和历史贡献,并以史为鉴探讨其对当今新闻教育事业有何启示。
李胜良[9]（2014）在《中国财政史研究之崔敬伯年谱》文中指出郡望与家世崔敬伯,名翊昆,号钦璧,笔名有静泊、劲柏、天吁、千山万水楼主人、风雪荡舟客等,生于1897年4月24日（清光绪二十三年、农历丁酉年三月二十五）,卒于1988年5月27日,享年92岁。胜良按:查万年历,当年三月二十五当为4月26日。出生于直隶宁河县汉沽庄。纪念文集谱（以下简称"原谱"）作"河北省宁河县汉沽庄",不确。因宁河县区划在清、民国、共和国几经变化,当时系属直隶。雍正九年（1731年）析宝坻置该县,据《河北省县名考原》:"蓟运河纵贯县境,时多水患,故县以宁河名。"1914年属直隶省津海道,1928年属河北省,1949年属天津专区,1958年属唐山专区,1959年并入汉沽区,属天津市,1960年复置。
敖以深[10]（2014）在《抗战时期贵阳城市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西南各省会城市中,贵阳城市的形成和发展独具特色,是典型的地处高原山地的“中原式”边城和移民之城。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设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筑顺元城,为贵阳城之雏形。明初重修贵阳城,永乐十一年（1413）定为贵州省会,天启二年（1622）拓修外城,进一步扩大了贵阳城市的规模。清末新政时期,贵阳城市早期现代化启动,民国初年,贵阳城市的现代元素有所发展,1927年贵阳环城马路修建规划出台并付诸实施,勾画出现代贵阳城市内部空间的基本结构。从总体上分析,元明清时期,贵阳城作为中央政权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统治权力的象征,军事政治功能较为突出,城市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城市内生增长动力严重不足,城市腹地对乡村的集聚力和辐射力相对有限,加之长期远离中央统治者的视野,贵阳城市发展起步晚、起点低、进程慢,通道特征明显。抗日战争改变了贵阳城市发展的传统轨迹,为贵阳城市发展创造了机遇并注入了新的活力。西南大后方战略地位的确立和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使贵阳城市战略地位空前提升,成为全国抗战的“民族复兴基础”、大后方的重要交通枢纽和陪都重庆的南方屏障。战时贵阳“不内不边”的地理区位由传统的制约瓶颈演变为提升城市战略地位的区位优势,以贵阳为中心的交通环境的改善,政府机关、工厂企业、学校、金融机构、人口的大量内迁,为贵阳城市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注入了外在动力。贵州地方政府的应对、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强大内力。为服务抗战建设的需要,吴鼎昌主黔时期,在稳定贵州局势的前提下,坚持人力物力开发同时并进平衡发展,抢抓抗战机遇贵阳设立市制,组建贵州企业公司,推动了贵阳城市管理体制的变革和城市经济结构的调整。受危机刺激回应的影响,外力植入与内生发展的结合,共同构成了战时推动贵阳城市快速发展的强大动力。早期现代化加速发展和加快转型是抗战时期贵阳城市发展的总体趋势。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理念的引入,促进了以功能分区为主旨的贵阳城市规划的制定和城市邮政通信、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建设的早期现代化演变。城市地域拓展和旧城改造,推进了贵阳城市空间按照现代方式进行重组。南明住宅小区成功修建,成为战时西南地区新住宅区建设的模范。贵阳城市管理中的政府主导与民众参与,加速了城市管理体制的现代性转型。市政会议和市设计委员会的设置以及拆城筑路中的专家建言,为现代城市管理添加了民主因素。现代城市警察制度的确立,为市民安全提供了一定保障。创办《贵阳市政》宣达政令征集民意,为市民知晓市政参与市政搭建了平台,增强了政府行为与民间行为的互动。人的现代化是城市现代化的核心,市民城市观念形成、综合素养提升和行为的现代化,是贵阳城市早期现代化发展转型的重要体现。贯城河治理、公园构筑、城市绿化以及城市公共空间构建,体现了城市发展对人居环境的关注,重塑了贵阳城市形象。抗战时期贵阳城市发展是服务于战争需要的非常态发展,具有鲜明的战争元素和战时特征。抗日战争促进了贵阳城市结构和功能的现代转型,战时贵阳城市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空间结构发生了转型演变,城市金融兴起、城市工业发展、城市商业市场形成以及城乡结构的改变和城乡联系的更加紧密,巩固了贵阳城市多功能综合性区域中心城市的功能和地位,提升了贵阳城市的集聚力和辐射力。战争是一把双刃剑,日军侵黔特别是“二·四”轰炸和“黔南事变”,对贵阳城市发展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抗战时期贵阳城市的发展呈现出跃进与畸变并存的特征,1938年至1943年,贵阳城市得到了较快速度的发展,1944年后,由于战争形势变化,贵阳城市发展步伐大幅回落,但发展水平仍然高于战前。城市现代化既是城市发展的目标,也是城市发展的途径。抗战时期贵阳城市发展及其早期现代化转型的经验教训启示人们：贵阳城市现代化的实现,必须结合实际,抢抓机遇,巧用外力和内力,做大做强城市经济,转变城市功能,增强市民的城市意识和城市认同感,努力塑造良好的城市形象,着力推进人的现代化。
二、关于聘请《财务与会计》2003年度特约撰稿人的启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聘请《财务与会计》2003年度特约撰稿人的启事（论文提纲范文）
（1）全面抗战时期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资料来源、研究方法与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的成立 |
| 第一节 全国各地各界抗敌后援会的成立 |
| 一、“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团体概况 |
| 二、卢沟桥事变后全国各省市抗敌后援会概况 |
| 第二节 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的成立 |
| 一、四川省早期的抗日救亡团体 |
| 二、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的正式成立 |
| 第三节 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各分会与支会 |
| 一、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各业别支会 |
| 二、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各县抗敌分会 |
| 第二章 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的组织机构与规则 |
| 第一节 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总会及分会组织机构 |
| 一、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改组前组织情况 |
| 二、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改组后组织情况 |
| 第二节 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的规章制度 |
| 第三章 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的主要活动 |
| 第一节 推动军队出兵抗战 |
| 第二节 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
| 一、宣传活动 |
| 二、宣传形式 |
| 第三节 征募抗战物资 |
| 一、征募衣物 |
| 二、捐款献金 |
| 第四节 抵制日货 |
| 一、成立根绝仇货委员会 |
| 二、抵制日货主要活动 |
| 第四章 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代表性分会 |
| 第一节 国立四川大学抗敌后援分会 |
| 一、国立四川大学抗敌后援会的成立 |
| 二、国立四川大学抗敌后援会的主要活动 |
| 第二节 四川省妇女抗敌后援会 |
| 一、四川省妇女抗敌后援会的成立 |
| 二、四川省妇女抗敌后援会的主要工作 |
| 第五章 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的历史价值与局限性 |
| 第一节 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的历史价值 |
| 一、宣传抗战,动员民众 |
| 二、征集大量物资,支援抗日前线 |
| 三、促进后方经济发展 |
| 第二节 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的局限性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2）《红楼梦》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传播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文献探讨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思路 |
| 第一章 梦下南洋初绽红:《红楼梦》入境马来亚的起始探源 |
| 第一节 传教士学中文传福音 |
| 第二节 领事官弘扬中华文化 |
| 第三节 星洲寓公邱炜萲对《红楼梦》的接受与传播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二章 梦在南洋百年红:《红楼梦》文本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传播历程 |
| 第一节 《红楼梦》作为古典小说代表地位的确立 |
| 第二节 教科书中的《红楼梦》节选 |
| 第三节 书业与《红楼梦》销售市场 |
| 第四节 《红楼梦》藏书的分布与价值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三章 梦植南洋百花红:《红楼梦》视听文化传播历程 |
| 第一节 影视传播 |
| 第二节 戏剧传播 |
| 第三节 音乐传播 |
| 第四节 艺术文化传播 |
| 第五节 中式美食文化传播 |
| 第六节 小结 |
| 第四章 南洋入梦千朝红:马新《红楼梦》研究 |
| 第一节 报章期刊上的《红楼梦》文章 |
| 第二节 大学机制下产生的《红楼梦》研究 |
| 第三节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红楼梦》研究学位论文分析 |
| 总结—历史、现状与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贵阳市政》与贵阳城市建设研究（1941-194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名词诠释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贵阳市政》的创办 |
| 第一节 《贵阳市政》创刊背景 |
| 一、独树一帜：黔省期刊百家并存 |
| 二、筚路蓝缕：贵阳市政府初创 |
| 第二节 《贵阳市政》版块特色 |
| 一、论着栏目：百花齐放竞相斗艳 |
| 二、半月评论：匕首投枪妙笔生花 |
| 三、读者信箱：眼光向下询于刍荛 |
| 第三节 《贵阳市政》作者群体 |
| 一、政府官员：宣达政令的渠道 |
| 二、知识分子：直抒胸臆的平台 |
| 第二章 《贵阳市政》与市政建设 |
| 第一节 城市空间扩展与重构 |
| 一、区域扩充：外部空间发展 |
| 二、旧城区改造：内部空间重构 |
| 三、人口安置：住宅区改造 |
| 第二节 救亡图存危局下城市文教发展 |
| 一、国民教育：战时教育理念的转变 |
| 二、社会教育：战时知能训练的载体 |
| 三、硬件设施：国民教育发展的基础 |
| 四、教师待遇：国民教育推行的保障 |
| 第三节 城市形象型塑下环境卫生建设 |
| 一、活水建园：绿色都市的打造 |
| 二、防疫保健：卫生事业的成长 |
| 第三章 《贵阳市政》与市政管理 |
| 第一节 人口管理 |
| 一、人口激增：社会管理的背景 |
| 二、管理关键：警政发展及职责 |
| 三、保警合一：社会管理之利器 |
| 四、妇女教养所：救济事业之示范 |
| 第二节 土地管理 |
| 一、土地法规：土地管理的依据 |
| 二、测量登记：土地管理的前提 |
| 三、地价管控：土地管理的关键 |
| 第三节 经济管理 |
| 一、物价管制：战时经济必要措施 |
| 二、粮食管理：统制经济关键环节 |
| 第四章 《贵阳市政》与城市转型 |
| 第一节 城市行政结构完善 |
| 一、三级体系：市政府组织最终成型 |
| 二、裁镇设区：基层组织的不断调适 |
| 第二节 现代思维下都市转变 |
| 一、田园城市：中西合璧城市理念 |
| 二、拆城筑路：专家学者献言献策 |
| 第三节 市民行为及社会变迁 |
| 一、战前战后：民众生活两重天 |
| 二、集团结婚：政府力量的介入 |
| 三、观念变迁：市民精神的重塑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贵阳市政》目录 |
| 二、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4）抗战文艺名刊《黄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国统区抗战文艺期刊及《黄河》的研究现状 |
| 二、《黄河》文艺月刊的样本意义 |
| 三、本文的研究目标、意义、方法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西北抗战文学大背景下的《黄河》 |
| 第一节 中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爆发 |
| 一、战略相持阶段的军事、政治和文化 |
| 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爆发 |
| 第二节 民族危机与西安抗战文学的发生 |
| 一、局地战火刺激下的曲折萌发 |
| 二、全面抗战爆发后的初步勃兴 |
| 第二章 《黄河》的历史风貌与文化特性 |
| 第一节 《黄河》的发展分期 |
| 一、艰难的发展:抗日战争时期 |
| 二、转换中的动荡:解放战争时期 |
| 第二节 《黄河》的独特风貌 |
| 一、文学性与历史性兼具 |
| 二、民间性与开放性共生 |
| 三、新闻性与战斗性并存 |
| 第三节 《黄河》的编辑艺术 |
| 一、灵活高效的组稿策略 |
| 二、不同凡响的编排设计 |
| 三、紧密融洽的编读关系 |
| 第三章 《黄河》对抗战文学的独特贡献 |
| 第一节 现实主义审美品格烛照下的抗战小说 |
| 一、以抗战之名呼唤民族英雄 |
| 二、揭露积弊丛生的黑暗现实 |
| 三、关注时代洪流中的悲情个体 |
| 第二节 契合民族解放战争脉搏的抗战诗歌 |
| 一、重视民间文艺和古典诗歌 |
| 二、以抒情诗贯穿始终 |
| 三、叙事诗的长足发展 |
| 第三节 多样风格多元发展的抗战话剧 |
| 一、反映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时代主题 |
| 二、承担社会批判的历史使命 |
| 三、表达深刻自省的反战意识 |
| 第四章 特殊编辑主体谢冰莹的坚守与无奈 |
| 第一节 谢冰莹的思想转变与《黄河》的价值导向 |
| 一、谢冰莹左翼思想的体现及转变 |
| 二、谢冰莹与《黄河》关系考 |
| 三、抗战建国与暴露黑暗的价值导向 |
| 第二节 从谢冰莹《黄河》自撰稿看其对国统区抗战文艺的认同与疏离 |
| 一、谢冰莹《黄河》自撰稿的统计与分析 |
| 二、谢冰莹对国统区抗战文艺的认同与疏离 |
| 第三节 从谢冰莹辞去主编看国统区文化人的生存困境 |
| 一、谢冰莹西安生活概况 |
| 二、《黄河》的出版困境 |
| 三、困境中的坚守与无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谢冰莹文艺活动年表(1937-1949) |
| 附录二 西安抗战文学大事记(1937-1945) |
| 附录三 《黄河》文艺月刊目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5）河南省会变迁研究（1951-1957） ——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二、学术研究回顾与分析 |
| (一) 有关中国城市史的研究 |
| (二) 国内有关中国政治中心城市变迁的研究 |
| (三) 海外及港台相关研究 |
| 三、研究的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创新点 |
| 四、研究对象与概念说明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概念说明 |
| 第一章 河南省会变迁动因 |
| 第一节 开封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清、民国开封省会地位的动摇 |
| 一、清初驻开封各级衙署的被迫迁出 |
| 二、晚清时期的迁省会之议 |
| 三、民国时期河南省会的迁移 |
| 第三节 新中国建立初期河南省会迁移动因 |
| 一、新中国建立初期河南省会迁移的国内经济背景 |
| 二、新中国建立初期行政区划调整及省级行政中心变迁 |
| 三、郑州成为河南省新省会的优势 |
| 四、开封发展的瓶颈 |
| 五、河南省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契合 |
| 小结 |
| 第二章 郑州市的新省会规划与初步建设 |
| 第一节 郑州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郑州市的新省会规划 |
| 一、郑州市新省会的初步规划 |
| 二、苏联专家与新省会城市规划 |
| 第三节 新省会郑州市的初步建设 |
| 一、新省府工程 |
| 二、郑州市行政区划的调整以及相关建设机构的变化 |
| 三、郑州市的全面建设任务 |
| 四、迅速壮大的基本建设队伍 |
| 五、坚持勤俭节约的建设原则 |
| 第四节 城市扩建中的征地 |
| 一、郑州市留用土地以及建设征地概况 |
| 二、郑州市土地征用相关政策及调整 |
| 三、郑州市征地使用情况及其存在的问题 |
| 第五节 省内外积极支援新省会建设 |
| 一、郑州市各界的大力支援 |
| 二、郑州市群众积极为城市建设筹集资金 |
| 三、来自省内外的支援 |
| 小结 |
| 第三章 河南省会迁移过程及相关问题解决 |
| 第一节 省会迁移对开封民生经济的影响及政府应对 |
| 一、省会迁郑的部署 |
| 二、省会迁郑前开封市政府的调查工作 |
| 三、开封市受影响群众对省会迁移的反映 |
| 四、省会迁移对开封民生经济的影响 |
| 五、开封市政府应对民生经济困难的对策 |
| 第二节 郑州市迎接河南省会迁移的筹备工作 |
| 一、省会迁郑筹备机构的成立 |
| 二、郑州市迎接省会迁移的筹备工作 |
| 三、欢迎迁郑委员会对筹备工作的检查与督促 |
| 四、郑州市民众对筹备工作的积极响应 |
| 五、省会迁郑筹备工作的基本完成 |
| 第三节 省会迁移中的组织工作与组织关系调整 |
| 一、河南省委的动员与组织工作 |
| 二、留汴与迁郑:省委及政府的人事组织调整 |
| 第四节 开封由省会转变为专区 |
| 一、郑州专区由荥阳迁开封 |
| 二、开封专区的成立以及专市关系 |
| 三、开封由省会转变为专区的影响 |
| 第五节 开封市政府接收迁郑单位移交房产场地及其处置 |
| 一、开封市政府对迁郑单位房产的接收 |
| 二、开封市对房产的处置与分配 |
| 三、房产及场地移交中的问题及解决 |
| 小结 |
| 第四章 新省会郑州市的崛起 |
| 第一节 蒸蒸日上的经济发展与技术工人成长 |
| 一、快速发展的工业经济 |
| 二、商业服务业的发展 |
| 三、工人技术力量的成长 |
| 第二节 突飞猛进的城市建设 |
| 一、郑州市城市建设概况 |
| 二、郑州市快速发展的市政建设 |
| 三、郑州市政建设快速发展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与日俱进的教育事业 |
| 一、中等职业教育与技工教育的快速发展 |
| 二、从无到有的高等教育 |
| 三、职工业余文化教育及体育事业的发展 |
| 四、稳中有进的基础教育 |
| 五、郑州市教育事业快速发展原因分析 |
| 第四节 日趋繁荣的文化事业 |
| 一、省级文化科研机构迁郑促进了郑州文化事业的繁荣 |
| 二、文化娱乐基础设施的兴建促进了郑州文化事业的发展 |
| 第五节 日益改善的医疗卫生事业 |
| 一、郑州市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概况 |
| 二、郑州市医疗卫生机构的发展 |
| 三、郑州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原因分析 |
| 第六节 郑州市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原因分析 |
| 一、职工收入以及消费水平的提高 |
| 二、职工住房条件的改善 |
| 三、人民幸福感增强 |
| 四、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原因分析 |
| 小结 |
| 第五章 开封省会地位丧失与发展的滞缓 |
| 第一节 发展滞缓的经济 |
| 一、开封市与郑州市工业经济发展比较 |
| 二、开封市与郑州市投资额对比 |
| 三、作为非重点建设城市抽调力量支援重点建设城市 |
| 四、发展缺乏中央以及河南地方政府投资 |
| 第二节 总体萎缩的教育事业 |
| 一、发展迟缓的基础教育 |
| 二、停滞的职业教育 |
| 三、萎缩的高等教育 |
| 四、开封市教育发展滞后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文化发展走向衰落 |
| 一、大批优秀文艺人才随省会迁郑州 |
| 二、文化娱乐设施发展的停滞 |
| 三、文艺表演团体的缩减 |
| 四、开封市文化发展衰落原因分析 |
| 第四节 卫生事业发展缓慢 |
| 一、发展滞缓的卫生事业 |
| 二、缩减的卫生事业经费 |
| 三、开封市卫生事业发展滞缓原因分析 |
| 第五节 人口增长缓慢、结构趋向不合理 |
| 一、开封市人口增减变化 |
| 二、开封市人口结构变化 |
| 三、开封市人口增长缓慢、结构趋向不合理原因分析 |
| 小结 |
| 第六章 省会变迁对河南省城市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影响 |
| 第一节 省会变迁对河南省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 |
| 一、以郑州市为中心的老工业城市的发展 |
| 二、郑州市周围发展较快的中小城市 |
| 三、郑州市周边因资源而兴起的新兴省辖市 |
| 四、河南省形成了以郑州为中心的新兴工业基地 |
| 五、省会变迁对河南省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
| 第二节 省会变迁对河南文化教育发展的影响 |
| 一、文化中心的转移及其双面性作用 |
| 二、高等教育发展滞缓、名校缺失的缘由之一 |
| 三、省会变迁对河南省文化教育发展的影响分析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国内外政治中心城市变迁的历史考察 |
| 二、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关系 |
| 附录 |
| 附表一: 清代黄河决口次数与河南河患纪要表 |
| 附表二: 民国开封黄河水患情况 |
| 附表三: 省直机关迁郑影响情况综合调查表 1954年7月5日 |
| 附表四: 郑州市城市人口调查表 |
| 附表五: 郑州市幼儿教育以及基础教育基本情况（含3个表格） |
| 附录一: 省府迁郑后对救济工作的安排 |
| 附录二: 关于欢迎省会迁郑各项筹备工作的报告 |
| 附录三: 郑州市欢迎迁郑委员会的三次筹备工作检查情况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 |
| 致谢 |
（6）中共中央南方局报人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回顾 |
| （一）关于南方局的研究 |
| （二）关于南方局领导下的报纸研究 |
| （三）关于南方局报人及其群体的研究 |
| 三、研究对象 |
| 四、概念辨析 |
| （一）南方局 |
| （二）报人和群体 |
| 五、论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南方局报人群体的形成 |
| 一、萌芽（1931—1937） |
| （一）恽逸群与上海“记者座谈” |
| （二）胡愈之与《世界知识》特约作者 |
| 二、发展（1937—1949） |
| （一）范长江壮大“青记”和国新社 |
| （二）夏衍创建并发展《救亡日报》事业 |
| （三）《新华日报》在重庆不断壮大“友军” |
| 三、成因试析 |
| （一）抗战军兴、国共合作是前提 |
| （二）苏联援助是必不可缺的外部条件 |
| （三）战时通货膨胀、失业问题是经济诱因 |
| （四）激烈的报业竞争提供了生存土壤 |
| （五）过硬的专业素养是内在优势 |
| 第二章 南方局报人在国统区的组织布局 |
| 一、组织核心：周恩来 |
| （一）周恩来的宣传布局 |
| （二）周恩来的用人方针 |
| （三）周恩来的办报策略 |
| 二、三线布局 |
| （一）“左”倾冒进导致的惨痛历史教训 |
| （二）南方局报人的三线办报 |
| （三）“以社会的方式进行的”第三条战线办报 |
| 三、组织管理 |
| （一）管理方式 |
| （二）后备力量的培养和积蓄 |
| 第三章 南方局报人的群体特征 |
| 一、整体面貌分析——以重庆《新华日报》、香港《华商报》（复刊时期）、《救亡日报》和国新社为例 |
| （一）性别比例 |
| （二）籍贯分布 |
| （三）留洋情况 |
| （四）中共党员所占比例 |
| （五）学历和年龄 |
| 二、共通的精神气质 |
| （一）革命者的英雄气概 |
| （二）知识分子的浪漫情怀 |
| 三、基本的办报共识 |
| （一）以“讲真话”为核心 |
| （二）报纸“基础在群众，前途也在群众” |
| 四、多元的职业身份 |
| （一）流动办报 |
| （二）多重身份和多种工作 |
| 第四章 南方局报人的新闻实践 |
| 一、以专业精神办革命报刊 |
| （一）精心开展报纸经营工作 |
| （二）战地新闻蓬勃开展 |
| （三）新闻创新有声有色 |
| （四）与读者进行良好沟通和互动 |
| 二、新闻宣传和统战工作互为表里 |
| （一）新闻界的统战工作 |
| （二）跨界别的统战工作 |
| 三、新闻宣传服从政治需要 |
| （一）坚持党性原则 |
| （二）新闻服从政治 |
| 第五章 南方局报人群体的消退及其办报基因的传承 |
| 一、消退（1949—1957） |
| （一）报纸改组 |
| （二）报人星散 |
| 二、消退历史背景初探 |
| （一）“执政后的不适” |
| （二）“资产阶级新闻思想”受到批判 |
| （三）民营报业的消失 |
| 三、南方局报人办报基因的赓续——以《南方日报》创刊为中心的考察 |
| （一）南方日报首任总编辑为什么是曾彦修 |
| （二）原华商报人的转变与适应 |
| （三）南下干部和原华商报人的关系 |
| （四）《南方日报》风格的形成 |
| 结语：历史坐标中的南方局报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重庆《新华日报》报人情况统计简表 |
| 《救亡日报》报人情况统计简表 |
| 《华商报》（复刊时期）报人情况统计简表 |
| 国新社社员情况统计简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清单 |
| 后记 |
（7）近代民营出版机构的英语函授教育（1915-1946）（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选题意义及价值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概念界定、研究理论及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论文框架结构 |
| 第五节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办学历史背景与办学条件 |
| 第一节 历史背景 |
| 第二节 办学主观条件 |
| 第三节 办学客观条件 |
| 第二章 社会变迁中的办学经历 |
| 第一节 英语函授教育的兴起(1915年—1918年) |
| 第二节 英语函授教育的发展(1919年—1931年) |
| 第三节 英语函授教育的兴盛(1932年—1937年) |
| 第四节 英语函授教育的衰落(1938年—1946年) |
| 第三章 英语函授教育的办学特点、效果及问题 |
| 第一节 办学特点的总结 |
| 第二节 显着的办学效果 |
| 第三节 存在的办学问题 |
| 第四章 主要历史作用、启示 |
| 第一节 英语函授教育与近代函授教育的发展 |
| 第二节 英语函授教育与民国出版事业的发展 |
| 第三节 英语函授教育推动民国社会的进步 |
| 第四节 英语函授教育的现代启示 |
| 附录 |
| 主要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与读博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8）中国近代新闻教育发展史研究（1912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1章 中国近代新闻教育的产生背景 |
| 1.1 近代新闻事业对新闻教育的客观需求 |
| 1.2 近代新闻学研究对新闻教育的理论支撑 |
| 1.3 近代教育体系的构建对新闻教育制度的奠定作用 |
| 1.4 国外新闻教育的引入对中国近代新闻教育的参照作用 |
| 第2章 中国近代新闻教育的雏形（1912～1920） |
| 2.1 民国初期高等教育状况分析 |
| 2.2 民国初期报界对新闻教育的提议 |
| 2.2.1 中国报界俱进会对设立新闻教育的首次倡议 |
| 2.2.2 全国报界联合会倡议的“新闻大学”设立计划 |
| 2.3 中国新闻教育的开端——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创办与发展 |
| 2.3.1 创办的基础与发展历程 |
| 2.3.2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师生状况 |
| 2.3.3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研究内容和教育活动 |
| 2.3.4 历史评价 |
| 2.4 中国近代新闻教育雏形阶段的特点分析 |
| 第3章 中国近代新闻教育的创立（1921～1927） |
| 3.1 高等院校正规新闻教育的开始——上海圣约翰大学报学系的创办 |
| 3.2 自主开办的第一个大学新闻教育机构——厦门大学新闻学系 |
| 3.3 其它主要新闻教育机构 |
| 3.3.1 平民大学新闻学系 |
| 3.3.2 燕京大学新闻系 |
| 3.3.3 南方大学报学系和报学专修科 |
| 3.3.4 上海国民大学报学系 |
| 3.4 中国近代新闻教育创立阶段的特点分析 |
| 3.4.1 新闻教育已经逐渐被中国社会所认同 |
| 3.4.2 受美国新闻教育的影响大 |
| 3.4.3 受众多不利因素的影响而导致“稳定性”差 |
| 3.4.4 新闻教育机构呈现“地域集中型”分布 |
| 3.4.5“新闻本位”自新闻教育创立时就被提倡 |
| 3.4.6 新闻教育的办学途径、培养方式多样 |
| 第4章 中国近代新闻教育的繁荣（1928～1949）上：办学概况 |
| 4.1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下抗战之前的新闻教育 |
| 4.2 抗战时期的新闻教育 |
| 4.3 抗战胜利之后的新闻教育 |
| 第5章 中国近代新闻教育的繁荣（1928～1949）下：办学类型 |
| 5.1 社会力量创办的新闻职业教育 |
| 5.1.1 中国新闻学专门学校 |
| 5.1.2 民治新闻专科学校 |
| 5.1.3 北平新闻专科学校 |
| 5.2 国共两党开办的新闻教育 |
| 5.2.1 中国国民党开办的新闻教育 |
| 5.2.2 中国共产党开办的新闻教育 |
| 5.2.3 政党办新闻教育的特点分析 |
| 5.3 外来势力开办的新闻教育 |
| 5.3.1 教会大学新闻教育的发展 |
| 5.3.2 日伪在沦陷区的新闻教育 |
| 5.4 中国近代新闻教育繁荣阶段的特点分析 |
| 5.4.1 新闻教育与政治间的交集变大 |
| 5.4.2 新闻教育机构在迁移中艰难办学 |
| 5.4.3 新闻教育机构的教学实力明显增强 |
| 5.4.4 课外学术交流活动增多 |
| 第6章 中国近代新闻教育的个案分析 |
| 6.1 燕京大学新闻系 |
| 6.1.1 北平办学 |
| 6.1.2 成都复课 |
| 6.1.3 北平复校 |
| 6.2 复旦大学新闻学系 |
| 6.2.1 初创时期 |
| 6.2.2 重庆时期 |
| 6.2.3 返沪后时期 |
| 第7章 中国近代新闻教育的历史反思 |
| 7.1 中国近代新闻教育存在的问题 |
| 7.2 中国近代新闻教育的历史贡献 |
| 7.2.1 对建设中国本位的新闻教育模式进行了有益探索 |
| 7.2.2 为新中国新闻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
| 7.2.3 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新闻宣传人才 |
| 7.2.4 对中国近代新闻学的建立和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
| 7.3 中国近代新闻教育的历史启示 |
| 7.3.1 新闻教育应重质不重量 |
| 7.3.2 新闻教育应走产学研合作之路 |
| 7.3.3 新闻教育要兼顾“学”与“术” |
| 7.3.4 新闻教育要平衡好“专”与“通”的度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10）抗战时期贵阳城市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1、贵阳城市发展在西南区域城市发展中的特殊性 |
| 2、抗日战争是推动贵阳城市转型发展的重要节点 |
| 3、抗战时期贵阳城市发展的历史反思与现实借鉴 |
| 二、学术前史回顾 |
| 1、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概述 |
| 2、贵阳城市发展史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基本思路 |
| 2、研究方法 |
| 3、重点和难点 |
| 4、创新之处和主要观点 |
| 第一章 抗战以前贵阳城市的形成和发展 |
| 第一节 贵阳城市形成发展的历史轨迹 |
| 一、地理区位与自然环境 |
| 二、顺元城到贵州宣慰司城 |
| 三、贵州省城到省府同城 |
| 四、废府置县后的发展演变 |
| 第二节 抗战前夕贵阳城市发展总体特征 |
| 一、高原山地的“中原式”边城 |
| 二、“五方杂处”的“移民之城” |
| 三、迟缓发展的城市早期现代化 |
| 第三节 制约贵阳城市发展的主要因素 |
| 一、城市发展内生动力长期乏力 |
| 二、城市功能对集聚力的制约束缚 |
| 三、“不内不边”状况的多重困境 |
| 第二章 战时贵阳城市战略地位提升及发展机遇 |
| 第一节 贵阳城市战略地位空前提升 |
| 一、全国抗战的“民族复兴基础” |
| 二、西南大后方重要交通枢纽 |
| 三、陪都重庆的南方屏障 |
| 第二节 战时贵阳城市的发展机遇 |
| 一、东部城市沦陷与城市布局西移 |
| 二、金融机构工厂学校的内迁安置 |
| 三、人口流动形成城市人口集聚 |
| 第三节 抗战建设下中央与地方的互动 |
| 一、吴鼎昌主黔及其施政理念 |
| 二、抢抓机遇贵阳设立市制 |
| 三、筹设贵州企业公司 |
| 第三章 现代城市规划制定和城市空间重构 |
| 第一节 现代城市规划理念的引介及运用 |
| 一、贵阳现代城市规划理念的引介 |
| 二、贵阳城市规划注意事项的讨论 |
| 三、以功能分区为主旨的城市规划 |
| 第二节 贵阳现代城市建设快速推进 |
| 一、现代邮政通信建设快速发展 |
| 二、现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推进 |
| 三、城市公共事业建设起步发展 |
| 第三节 按照现代方式重构城市空间 |
| 一、城市地域拓展及外部空间演变 |
| 二、旧城改造与城市内部空间重构 |
| 三、贵阳南明住宅小区的成功修建 |
| 第四章 贵阳城市管理中政府主导与民意征集 |
| 第一节 现代城市管理体制的艰难探索 |
| 一、贵阳市政府的组织系统 |
| 二、现代城市管理的运行机制 |
| 三、贵阳城市的重要武装力量 |
| 第二节 《贵阳市政》宣达政令征集民意 |
| 一、《贵阳市政》的创办及基本情况 |
| 二、“宣达政令”与“训练市民” |
| 三、“广泛征集市民的批评和建议” |
| 四、“研究抗建之理论与实际问题” |
| 第三节 贵阳拆城筑路中的专家建言 |
| 一、贵阳城垣的传统布局及发展演变 |
| 二、专家学者研讨贵阳城市拆城筑路 |
| 三、战时贵阳拆除城垣的方法和步骤 |
| 第五章 市民生活变迁及城市形象重塑 |
| 第一节 市民城市社会生活变迁 |
| 一、城市人口数量增加及其管理 |
| 二、城市市民生活方式的变迁 |
| 三、思想观念演变及市民精神培养 |
| 第二节 城市经济繁荣及教育医疗发展 |
| 一、城市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演变 |
| 二、城市教育快速发展 |
| 三、城市医疗条件极大改善 |
| 第三节 贵阳环境改善及公共空间构建 |
| 一、贯城河治理及街道清扫 |
| 二、公园构筑和城市绿化 |
| 三、群众体育兴起及公共体育场修建 |
| 第六章 贵阳城市发展的战争元素和战时特征 |
| 第一节 抗日战争推动贵阳城市快速发展 |
| 一、外力植入促进城市发展内生动力增长 |
| 二、结构功能转型提升城市集聚力和辐射力 |
| 三、“不内不边”区位演变为战时发展优势 |
| 第二节 日军侵黔对贵阳城市发展的破坏 |
| 一、“二·四”轰炸影响城市发展 |
| 二、“黔南事变”引起的城市恐慌 |
| 第三节 抗战时期贵阳城市发展的典型特征 |
| 一、服务抗战需要的非常态发展 |
| 二、城市管理由传统向现代演进 |
| 三、贵阳城市发展的畸变和缺陷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关于聘请《财务与会计》2003年度特约撰稿人的启事（论文参考文献）
- [1]全面抗战时期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研究[D]. 杨小琼.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1)
- [2]《红楼梦》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传播与研究[D]. 谢依伦（CHIA JEE LUEN）. 山东大学, 2018(02)
- [3]《贵阳市政》与贵阳城市建设研究（1941-1945）[D]. 张治家. 贵州大学, 2018(01)
- [4]抗战文艺名刊《黄河》研究[D]. 冯超.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2)
- [5]河南省会变迁研究（1951-1957） ——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的历史考察[D]. 张勇.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8)
- [6]中共中央南方局报人群体研究[D]. 吴自力. 暨南大学, 2016(04)
- [7]近代民营出版机构的英语函授教育（1915-1946）[D]. 丁伟. 浙江大学, 2015(07)
- [8]中国近代新闻教育发展史研究（19121949）[D]. 许晓明. 河北大学, 2015(10)
- [9]中国财政史研究之崔敬伯年谱[A]. 李胜良. 财政史研究（第七辑）, 2014
- [10]抗战时期贵阳城市发展研究[D]. 敖以深. 华中师范大学, 201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