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语》的教学理念类译——中华文化对外翻译研究之二（论文文献综述）
陈勇[1]（2020）在《中国领导人着作翻译规范及其嬗变的话语分析》文中研究说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无论在革命和建设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抑或是在当今全面深入推进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其对内和对外政策的任何变化都有可能对世界局势和相关国家的利益产生一定影响,因而都受到世界各国高度关注。各国了解中国政策方针和治国理念的一个重要渠道,是翻译成外语的中国领导人着作。翻译的准确度、对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的处理方法、对政治的敏感性等因素会影响外国人士对中国领导人着作的理解,甚至会影响他们的对华态度。中国领导人着作对外翻译已有近百年历史,对这些翻译实践进行梳理和总结,评价其得失、效果,有助于改进当今和今后政治文献外译的质量,取得理想的效果。鉴于此,本文以《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三部领导人着作及其英译本为研究语料,探索领导人着作英译的翻译规范及其嬗变的轨迹,发现这种翻译实践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为译者提供一定的借鉴。鉴于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能深刻揭示语言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且与翻译规范（研究）在学术理念、研究视野、研究路径等方面高度契合,本研究借用其学术理念和分析框架,提出了翻译规范的话语分析框架,以便有效重构领导人着作英译的规范,深入分析领导人着作英译受社会因素制约的具体机制。本文通过改造图里（Toury）等学者关于翻译规范的分类从而将领导人着作英译的规范分为操作规范和社会规范,并借鉴费尔克劳（Fairclough）的批评话语分析框架,提出本研究的理论框架。该框架主要分为三个步骤:第一,通过对标题、比喻、词语和注释四个方面的英译方法进行充分描写,发现其规律性,以此为基础重构领导人着作英译的操作规范;第二,从机构、外交、伦理和意识形态四个方面重构领导人着作英译的社会规范,分析社会因素对政治文献翻译产生影响的具体方式;第三,分析上述翻译规范所形成的总体秩序,主要包括:规范的层次结构,即每部译作及其所处时代中并存的主流规范、过时规范和先锋规范;规范的约束力,即当规范发生冲突时哪些规范约束力强哪些弱,以及从总体上来讲原语规范和目的语规范哪个约束力更强;“正确”观念,即当时的“正确”翻译的标准;此外,还分析层次结构、约束力和“正确”观念在三部着作英译中的变迁过程。通过微观的文本分析、宏观的社会背景分析以及中观的影响机制分析,本研究发现:第一,领导人着作英译的所有规范中,国家利益伦理的约束力强于其它任何翻译规范。第二,领导人着作翻译规范的约束力难以做到百分之百,总有少数例外情况。第三,随着时代发展,原语规范在领导人着作英译中有逐渐减弱之势,但均强于目的语规范。第四,领导人着作英译的翻译规范及其层次结构是动态的,“正确”观念也随之变化,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本研究有三个创新点:第一,理论创新:提出了翻译规范秩序这一概念和翻译规范研究的话语分析框架;第二,观点创新:国家利益伦理具有最强约束力;第三,视角创新:挖掘出了翻译规范研究与批评话语分析的融合点,提出翻译规范的话语分析视角。本研究的理论价值在于,检验并充实翻译规范理论,将其研究范围从文学翻译扩大到政治翻译;应用价值在于,为今后的领导人着作翻译提供有益借鉴,为中共中央编译局等中央文献翻译单位提供参考。
贾一村[2]（2020）在《多元系统理论视阈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研究 ——以“文化空缺”现象的翻译研究为例》文中提出《毛泽东选集》是建国后第一部进行系统外译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着作,也是20世纪我国对外影响最大的中央文献着作之一。其俄文译着诞生于50多年前,整体质量精湛,文中大量的“文化空缺”现象引人关注,具有极高的翻译研究价值。多元系统理论主张以动态、发展、关联的眼光来研究翻译问题,将翻译活动置身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和社会背景之下进行审视,关注政治、社会文化等系统中的多种因素对于翻译活动所产生的影响,这为本文开展翻译的社会研究提供了重要思路。鉴于此,本文将以中央编译局翻译的《毛选》一至三卷俄译本为研究对象,以文本中的“文化空缺”现象作为翻译研究的切入点,结合多元系统理论之视角,对《毛选》俄译情况进行审视、评价、探讨、总结和展望,深挖其翻译研究价值。首先,本文整理了《毛选》及其俄译本的出版发行状况,并通过文本分析路径,对《毛选》中较典型的“文化空缺”现象（共计约700个案例）进行了详细梳理,将其划分为物质文化空缺、制度文化空缺和精神文化空缺三大类,并继续向下细分为7小类,归纳总结出《毛选》俄译本所采取的4套翻译方法、7种翻译策略和3条翻译理念,共同形成了《毛选》文本翻译之全貌。随后,再通过社会分析路径,借助多元系统理论基本原理,以“当年视角”来对《毛选》文本翻译之全貌进行评析和探讨。作者认真梳理了当年时代背景下的政治环境和社会发展状况,并以“文化空缺”现象为例,通过对编译局版与莫斯科版的《毛选》译文进行对比研究,深度解析当年编译局译者修订译文时的主要考量及背后所遵循的翻译逻辑,清晰还原了当时政治系统（国际政治、国内政治两方面）和社会文化系统（文化交流、教育发展、译学思想三方面）的多种文本外因素对《毛选》的文本翻译所产生的至关重要的影响,为《毛选》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再以当年之翻译标准（“信达雅”）对《毛选》译文进行审视和评价,在充分肯定其整体精湛的翻译质量的同时,也对译文中一些可优化提升之处（比如,一些中国特有的度量单位词的翻译需完善、某些文化内涵信息翻译不全而难以理解的问题等）进行商榷和探讨。然后,回归“当今视角”,理清当前时代背景下我国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因素的新变化及其对翻译的影响,整理归纳出当前我国中央文献翻译工作在5个方面的新变化和提出的4点新要求。以此为参照,以当代之眼光重新审视当年的《毛选》译文并对其做出评析,并对其中一些重要的翻译新问题（比如,其翻译整体策略的优化调整问题,由于时代变迁和共同记忆的丧失而导致的“文化新空缺”问题,以及通过译者艺术“演译”而产生的“逆向文化空缺”问题等）进行探讨,为其他中央文献的翻译提供了一些参考借鉴。通过研究,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毛选》俄文翻译整体质量精湛,采用了丰富的翻译方法和策略,体现了鲜明的翻译理念,符合当年“信、达、雅”的翻译标准,是我国译界的“标杆”和经典之作。第二,以当年之标准审视《毛选》译文,在总体翻译质量精湛的同时,亦存在一定的可提升空间,一些翻译处理尚可探讨和商榷。第三,以当今之眼光审视《毛选》译文,其整体方略宜做适当调整（由“忠实为主”转向“整体均衡”）,文中一些翻译案例的处理需与时俱进加以完善。第四,《毛选》俄译本的最终面貌是文本翻译和社会力量共同影响下的综合产物,当年时代背景下的政治、社会文化系统内多种因素对《毛选》译文面貌的塑造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五,《毛选》文本中包含内容丰富的“文化空缺”现象,译者对其翻译处理整体上佳,但“文化空缺”是动态发展的,它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变化（既有“消亡”,又有“新生”）,因此其翻译工作亦当与时俱进、不断更新。最后,立足当前,本文总结了《毛选》俄译的历史意义,并展望未来,探讨了《毛选》优良翻译传统（主要包括:集体翻译的工作方法、自力更生的坚强意志、精益求精的专业精神、以我为主的翻译原则）的继承与发展问题,力求为中央文献翻译事业的长远发展提出一些参考和建议。
戴拥军[3]（2020）在《论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实践方法 ——基于《吕氏春秋》及其英译本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典籍术语是典籍文本中核心概念的语言表达,它们是中华民族思想和智慧的结晶,体现了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思维习惯。典籍术语具备专业术语的一般属性,但同时也具有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术语的独特性。典籍术语的翻译是中华典籍思想对外译介的关键所在,也是典籍文本翻译实践的重要内容。典籍文本兼具思想性、历史性和文化性的多重特质,其翻译实践的复杂性不言而喻。这其中,典籍术语既是承载典籍文本思想内容的知识单位,也是构建典籍文本思想话语的语言单位,更是影响典籍文本思想传播的交际单位。典籍术语翻译的实质是跨语言文化的知识交互与思想传播过程,其有效性取决于译者对源语文本术语内涵的充分解读与其在目标语文本中的术语再命名。在典籍术语翻译过程中,术语在其概念、语符和交际层面的特殊复杂性,对译者的语言能力、知识储备与文化素养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更好地跨语阐释典籍文本所蕴含的中华传统知识与文化内涵,以术语为切入点,开展相关翻译研究尤为重要。典籍术语翻译绝非语词层面的简单转换,它更有赖于译者的“研究型翻译”。实际上,关于典籍翻译实践的研究型特质,学界已有基本共识。然而,对于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实践而言,相关理念仍有待厘清,具体方法也需进一步探索。本研究聚焦典籍翻译中的术语“研究型翻译”特殊性,尝试探究其理论内涵和实践方法,旨在为典籍术语的“研究型翻译”提供相应理据和具体方法,从而有助于典籍文本总体翻译质量的有效提升。关于“研究型翻译”的实践理念,现有文献中有所涉及,但并未明确界定,而且还有包括“学术型翻译”、“厚重翻译”及“思想翻译”等类似术语并存的情况。由此,本文作者首先通过文献梳理和研究,在相关概念辨析的基础上,对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的实践依据进行了初步的学理探讨。本研究借鉴了现代交际术语学理论,从典籍术语翻译的特殊性出发,结合翻译学、跨文化传播等领域的相关研究资源,构建了考察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实践的分析框架,为后续的文本分析研究奠定了基础。基于该分析框架,本文作者对所选择的代表性中国典籍文本《吕氏春秋》及其三个英译本展开了有关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实践具体特征的对比分析与研究。本论文所选取的《吕氏春秋》是中国文化典籍中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较高思想文化价值。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该汉语典籍在英语世界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而21世纪的最初十年,相关译介活动更加活跃,先后有三个不同全译本问世。这其中,由于译者自身教育背景及职业身份不同,《吕氏春秋》三个英译本在核心术语的翻译处理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体现的“研究型翻译”实践特点与方法也有所不同。通过文本细读和数据分析,本研究对于《吕氏春秋》三个英译本的“研究型翻译”实践特征进行了较为全面细致的对比,并对其中术语翻译方面最具研究型实践特点的译本进行了评析,同时结合相关副文本的研究进行了讨论。最后,本研究基于文本分析与理论思考,初步构建了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的过程实践模型,以期对今后典籍术语翻译的具体实践有所参考。本论文围绕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实践方法的研究主题,对于《吕氏春秋》及其英译本术语翻译实践特征展开了文本对比分析与研究,重点考察了四个方面问题:（1）《吕氏春秋》中核心术语及其系统的文本特征如何?具体在术语的概念、语符和交际维度如何体现?（2）与《吕氏春秋》原文本的术语及其系统特殊性比较,《吕氏春秋》三个英译本的术语翻译各有何特点?哪一个译本中的术语翻译结果更符合“研究型翻译”的基本特征?（3）《吕氏春秋》三个英译本中核心术语翻译更符合“研究型翻译”特征的译本具体受到哪些研究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到术语翻译以及典籍文本的翻译质量?（4）基于《吕氏春秋》核心术语及其系统英译的研究,如何确立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的过程实践模型?针对这些问题的具体研究发现如下:（1）《吕氏春秋》的术语概念系统围绕“君道治术”这个最大“场”,衍生出若干术语概念系统的次生场域。在每一个次生概念场域中,虽然表达核心思想的术语形式多样,但整体上构建了一张概念、知识与思想之网。核心术语中,“君”、“臣”、“民”出现得最为频繁,其下是关于“地”、“事”、“理”的具体术语和类术语,术语之间具有明显的层级关系。《吕氏春秋》很多核心术语是诸子百家具体思想的体现,有的只在形式上稍加变动,有的则直接加以引用或借用,这使《吕氏春秋》核心术语在概念系统上具有复杂的网络化关联。《吕氏春秋》核心术语的语符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形式上的多样性,术语中既有通用于各种先秦典籍的单字术语,也有借自诸子百家或对之进行改造的双字复合术语,还有整齐凝练的类术语或准术语。这些不同类型的术语尽管具体运用上比例不一,各有侧重,但在构建《吕氏春秋》治国理政话语中都起着重要作用。《吕氏春秋》核心术语的使用还具有交际语境特殊性,它们集中反映了当时士人对宇宙、社会、国家运行与治理的根本看法,具体受到包括《吕氏春秋》文本语境、文本创作相关的情境语境以及战国时期文化语境的多重复杂影响。（2）在《吕氏春秋》三个英译本中,汉学家诺布诺克和里格尔的合译本能较好地表现出“研究型翻译”的特点,在术语及其系统的呈现上清晰自然;中国学者翟江月译本文本形式“厚重”,但在术语及其系统的呈现上比较模糊;资深翻译家汤博文译本则简洁精致,在翻译中注重术语及其系统性特征的“凸显”。同时,虽然三个英译本在概念系统性上都具有较好的表现,尤其是合译本和汤译本对应意识较强,程度较高;在语符表征的系统性一致性方面,合译本整体上效果较好,而汤译本和翟译本则有所欠缺,尤其是翟译本在很多情况下忽视了语符表征的系统性,对重要术语的表征缺乏一致性;而在交际适应性方面,合译本和汤译本均有较好的表现,而翟译本的交际适应意识不足,仍有较大完善空间。（3）《吕氏春秋》术语“研究型翻译”的影响因素具有多维复杂性,总体上可概括为文本内（即所译典籍文本内部）、文本外（即与所译典籍文本相关的平行文本）和跨文本（即所译典籍文本在不同时期或与之同类译本）因素的综合影响,而不同译本在某一因素上所受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作为译者,其自身的素养决定了在其翻译过程中,是否会自觉意识到这些可能存在的影响因素,并在考虑到典籍术语特定功能的基础上,从概念认知、语符表征及语境交际等多维角度加以综合研判。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者重视与所译文本同时代其他文本术语之间的关联性,也会考虑到与所译文本不同时期相同或相关文本中的典籍术语翻译,因此其翻译过程较之一般类型的翻译实践过程更加复杂。典籍术语翻译不仅与具体所属文本紧密相关,还涉及具体翻译实践所需的对其它相关文本的调查与研究。而这些调查与研究对于所译文本中术语翻译问题的处理至关重要。综合上述对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理念的探讨和对《吕氏春秋》不同文本核心术语及其英译实践的具体对比分析,本文作者对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的过程实践模型进行了初步构拟。首先,翻译前要进行必要的研究思考和计划,这个阶段侧重于对源文本术语及其系统的解读研究,涉及到文本产生背景、文本构成、主要思想特征、历史价值与当代价值、术语的收集等。其次,翻译中对具体研究什么内容进行仔细斟酌,侧重译语文本术语及其系统的重构研究,包括核心术语的收集、文本内因素的研究、文本外因素的研究和跨文本因素的研究等。最后,翻译后要进行必要的评价和完善,主要是对核心术语及其系统翻译的自我评析,涵盖术语翻译的概念系统性、语符一致性、语境适应性等方面的斟酌和推敲。总体而言,本研究基于对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理念的深入探讨,以中国文化典籍中较有代表性的《吕氏春秋》三个不同英译本中的术语翻译为例,通过文献梳理、文本细读和数据分析对比,将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较全面地阐述了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实践方法,并兼及与之相关的其他研究。作为上述研究的总结与提炼,本论文最后初步构建了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的过程实践模型,以期对今后典籍术语翻译实践能够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沈思芹[4]（2020）在《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尚书》是最古老的儒家核心经典,也是中华文明的源头要籍,其所构建的民族话语和价值体系涵括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全景,成为民族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媒介和载体之一。其所蕴含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哲学等丰富而深邃的中国智慧,不仅有益于当今国人,也是中国奉献给世界的宝贵精神财富。本研究注重西方《尚书》英译的思想路径与汉学思潮的演变,因而参照有关研究,将西方汉学大致划分为:17-18世纪的汉学孕育形成时期、19世纪的西方汉学建立时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的汉学现代化时期以及其后汉学的现当代发展时期四个阶段,以此为《尚书》英译研究的历史语境。主要依据吉迪恩·图里等（Gideon Toury,1995;Tymoczko,1999）的描述性翻译研究理论,采用成中英先生的本体诠释学理论,并结合译者行为理论等现代翻译理论,对西方的《尚书》英译进行考察与分析。综合运用了汉学、翻译学、语言学、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首次对西方《尚书》英译的历史脉络进行全面、系统的描写与研究。论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以1736与1738年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英文版中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对西方汉学早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17-18世纪,随着西方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在中学西传的过程中,欧洲学界出现“中国热”。早期《尚书》英译显示出归化的诠释路径,体现了西方学习、借鉴东方文化的诉求与热忱。译文的三个诠释层次具有以下特点:在语言层次,译文与汉语原文语义存在较大差异,但流畅自然;在理论层次,译者主要预设了基督教神学的观念。由于传教所需,译者在原文中融入了基督教思想,加之语言层次诠释部分失真,最终导致本体真理层次的诠释不足。西方的社会变革与东学西传的历史语境,译者的宗教思想,汉学早期对汉语言文化研究不足等都对这一时期翻译形态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本章还对译者的文化背景和译者行为进行了研究。早期《尚书》英译等典籍翻译为其后汉学研究提供了最初的翻译经验和资料,促进了西方汉学学科的建立。第二章,对西方汉学创建时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分别研究了英国传教士汉学家麦都思和理雅各的《尚书》英译。分析了二者翻译的主要历史语境:19世纪西方进行海外殖民扩张,随着欧洲“中国热”的消散,西方中心主义思潮盛行;一些西方国家建立汉学学科,英国汉学逐渐专业化。麦都思的主要翻译目的即为西人提供传教等在华活动所需中国语言文化知识的工具。麦氏主要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和直译的翻译方法,将《尚书》置于历史学的框架之中进行研究与翻译;理氏英译主要为了消解《尚书》历史纪年的真实性,以消除东西方历史纪年的矛盾对基督教造成的不利影响,并为西方提供获取中国知识的工具。为此,理氏主要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以直译为主,将《尚书》的英译纳入西方历史学、比较宗教学研究,其翻译方法具有儒家诠释学、英国经验主义与早期实证主义等特点。本章还考察、分析了麦都思、理雅各的文化背景及其对《尚书》翻译的影响等。麦氏、理氏《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主要为:在语言层次,译文在意义和形式上均比早期英译更为贴近原文,皆带有注释,理氏注释尤为丰富厚重,而麦氏注释较之理氏更为客观。译本均显示出基督教神学色彩,而理氏英译更为鲜明;在理论层次,麦氏主要预设了历史学理论,肯定了原文的历史真实性;而理氏则主要预设了历史学、比较宗教学的理论与概念。两译本皆表现出对原文的经典价值的消解,理氏甚至对原文上古历史的真实性进行质疑,因此二者皆存在对原文本体真理诠释的较大不足。本章还分析了译者的务实行为、学术思潮等对英译的重要影响,并探讨了有关典籍英译对英国汉学的真正确立与专业化发展的重要作用等。第三章,以英国的欧德、瑞典的高本汉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首先考察了二者英译的历史语境:西方中心主义思潮依然盛行,科学实证主义兴起,西方汉学走向现代化,中国传统经学消解,东方文化衰落。其次考察了译者的文化背景、翻译观和翻译经验等,研究了欧德英译的历史学思想方法、高本汉英译的比较语言学与科学实证主义的思想方法,并分析了二者的翻译目的、策略等。欧德和高氏《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主要为:在语言层次,欧德的英译较为主观化,译文与原文语义差异较大,但流畅易读。高氏译文具有客观科学性,较其他译文有诸多更为准确之处,但在诠释中对历史文化语境的忽略也导致了某些误读;在理论层次,欧德英译主要预设了历史学理论,而高氏则主要预设了语言学理论;在本体真理层次,二者均表现出由于忽视原文的思想文化价值而造成本体论层次的诠释缺陷。本章还分析了两个译本的形成原因及其对西方汉学的影响、译者行为特点等。第四章,以彭马田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研究与描写了当代的西方《尚书》英译。首先分析了翻译的主要历史语境: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崛起与文化复兴,西方对东方文化价值回归的期待,当代汉学研究注重实用性等特点,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等。彭氏翻译显示了西方文学化的思想路径,意在抛开之前厚重的儒学诠释,将原文由一部政史经典打造为一本富于生活气息的古代故事集。彭氏译文的诠释特点主要为:语言层次主要采用了诗歌化的西方文学形式,生动、通俗、流畅,但语义与原文有较大差异。理论层次主要预设了西方文学理论,并否定了之前译者的基督教神学观念的预设,而代之以中国道德哲学等思想观念。译文注重当代社会和读者需求,但语义求真不足,对原文本体真理的诠释存在较大缺陷。彭氏英译形态表现出主要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与译者务实行为的影响。本章还分析了彭氏文化背景、翻译方法和策略等。第五章,基于对西方《尚书》英译的历时性研究,对历史与学理、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文化价值的变化等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此深化对西方《尚书》英译及其发展演变规律的认识。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为:采用了西方汉学的研究新视角;首次对《尚书》英译的历史作系统性的描写与研究;突破了单一研究方法的局限,采用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用了新文献,提出了新观点。如在《尚书》学研究领域首次使用了《中华帝国全志》英文版中的《尚书》英译资料,并使用了 19世纪的英文报刊与英文译者传记等新文献,提出了诸如早期《尚书》英译体现了西方对东方思想文化的仰慕与借鉴,理雅各的英译对《尚书》的上古历史真实性进行了消解,将翻译纳入比较宗教学研究等新观点。并给出了经典的翻译应该注重以对其本体真理进行真实、完整的诠释为目标,并结合现实之需,寻求翻译的最佳方法与合理路径等建议。
葛厚伟[5]（2020）在《基于语料库的《尚书》译者风格研究》文中提出《尚书》为政书之祖,史书之源,是我国古代文明发展历史的见证,记录了虞、夏、商、西周、春秋时期的一些重大历史内容,内容无比丰富,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面镜子,折射出华夏文明丰富多彩的不同侧面。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担负着延续原作生命和传承原作思想的重任。译者风格可以赋予译作鲜明的个性,随着语料库翻译学的兴起,译者风格研究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语料库的运用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使得对不同译者个性化、规律性语言的量化考察成为可能。本文首先从语料库翻译学研究的宏观背景切入,简述译者风格相关思想,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爬梳,全面、客观地展示了译者风格的研究现状与热点,并对近年来《尚书》学研究、《尚书》在西方传播以及《尚书》英译研究进行述评。语料库翻译学为中国古代典籍的英译研究增加了新的范式,基于平行语料库的《尚书》译者风格研究十分必要,将有助于对《尚书》及其英译进行全面、系统、科学的研究。在此背景下,本文对《尚书》译学研究进行了创新性尝试,创建了《尚书》多译本汉英平行语料库。《尚书》平行语料库的创建过程比较复杂,选取了《尚书》不同时代、不同译者（理雅各、高本汉、彭马田和杜瑞清）的典型译本为语料,对语料进行输入、整理、划分、标注、对齐、检索设置等操作,尤其是对语料逐字逐句校对,进行文本格式噪音处理,保证了语料的准确性,句级对齐的中英文语料能够自动呈现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对应关系。该平行语料库的建成将为更好地开展《尚书》英译研究提供实物平台,增强了《尚书》英译研究结论的效度和信度。基于已建成的《尚书》汉英文平行语料库,本文运用语料库工具软件对比分析了四译本的宏观语言特征,主要从词汇、句法和语篇层面进行数据统计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1）词频方面,与英语翻译语料库前十词相比较,理雅各译本（简称理译）和杜瑞清译本（简称杜译）有六词相同,高本汉译本（简称高译）和彭马田译本（简称彭译）有七词相同。在形符数量方面,理译最高,其次分别为高译和杜译,彭译最低,四个译本都比源语文本冗长,有趋向显化之特征。杜译的标准类符/形符比最高,词汇使用最为多样和丰富。理译本的词汇密度最低,显化特征最为明显。理译、高译和彭译的平均词长非常相近,接近于英语翻译语料库的平均词长,而杜译平均词长最长,词汇使用相对较难。四译本主题词均凸显了原文的主题思想。（2）从平均句长看,理译的平均句长最长,而彭译最短,杜译、彭译体现了源语特征,而理译和高译明显趋于易懂,强调信息表达;高译和理译句子长短变化更大,句子长短结构上更加多样化。句段长方面,高译和理译更擅长断句,语言凝练,更易于读者阅读和理解。在问句和感叹句使用上,理译数量远多于其他三位译者,再现原文中人物的情感和态度,同时生动展现了人物各自形象。理译本形合度最高,更具规范性和复杂性,杜译本形合度则最低,功能词数量不如其他三位英语母语译者使用得多,倾向于异化翻译策略。（3）语篇可读性方面,四译本的语篇阅读和理解难度均未低于英语普通文本,未表现出简化特征;相比之下,彭译更具可读性、更简单易懂。语篇功能方面,四译本均遵循《尚书》原文所采用的主位结构,尽量再现原文的信息推进模式;相比而言,理译和彭译在与原文保持意义对等的基础上,则更倾向于适当调整句子信息组织结构和措词,并使用了其他衔接手段来加强语篇连贯。理译的连接词总体数量最多,虽然彭译的连词总数最少,但具有类型多样、灵活多变的特色。理译和高译更注重译文的篇章衔接与连贯,运用更多的连接手段显现出原文中隐性的逻辑关系,比较符合英文的谋篇习惯。在显性的篇章连接词传递上,四位译者表现出了较强的一致性。四译本中使用最常用的连接词类型是表增补的连接词,以体现英语语篇衔接力,凸显连贯。基于平行语料库对比分析《尚书》译本非语言微观翻译特征,主要包括对各译本的成语、隐喻、周公人物形象以及文化高频词的翻译策略与方法进行定性研究。研究发现:（1）总体来看,理雅各和高本汉在翻译成语时,秉承忠实源语的翻译思想,更多采用直译法,保证原文意义的准确传播,保持原作形貌,注重原文内容和风格的传递。高译将成语部分译成英语习语,数量最多,而且注重保留原文的修辞形式。彭马田采用意译的比例在四译本中最高,彭译语言逻辑连贯、流利顺畅,多数情况下不完全拘泥于字面,在译文中传达成语的蕴涵意义。杜瑞清的手法和风格界于前两类之间,兼顾中西文化差异,在翻译方法上突出直译为主,适度采用意译、省译等方法,提高了译本的可读性。（2）《尚书》隐喻英译以直译为主,译者有意保留原作隐喻的表达形式和文化内涵,尽量忠实地再现原语的独特文化内容,以达到神形兼备的效果。四个译本中,高译的风格更加注重直译,力求准确传达原文含义,再现源语独特的文化要素;彭译偏重意译与转换,去除文化间的陌生感,增强译文的可读性。（3）在重塑周公人物形象方面,1)理译和高译把原文中的“曰”全部翻译为隐式报道动词,彭译和杜译的表述更加丰富,更多借助语义明晰的报道动词来显化原文语境中隐含的语义内容。2)理译和高译对“曰”的翻译并无语境和阶层变化,呈模式化特征,而彭译和杜译明示原文语境内涵,凸显周公话语对象的阶层差别,准确呈现出周公与交际对象之间的“距离”及“尊敬”程度。3)四位译者均倾向于使用直接引语“原原本本”地记录周公话语,保留其各种特征,准确地保留周公原话的风格和表达力。4)四译本对《尚书》的周公人物动作特征翻译,基本上是对原文字面之义的对应;理译更加明示了周公动作的文化信息和概念信息,杜译用显化动词意义的方式淋漓尽致地再现周公忠心耿耿、坚毅英武形象。（4）在文化协调策略框架下,理氏、高氏翻译文化高频词“帝”时,注重功能对等,用译语文化中的本源概念取代源语文化中的本源概念;杜氏与彭氏则注重文化对等,尽量传递中国传统文化术语的内涵。为了实现目的语文化层面的语境顺应,四位译者灵活运用直译、意译等翻译方法,尽可能地采用西方人易理解的语言和文化意象来翻译“德”。三位西方译家对原文中无标记之“德”基本理解为抽象意义的“美德”,大都采用直译,将载有文化特有概念的“德”直接转换成英语“virtue”,而杜氏在贴近原文语义的基础上,相对灵活采用保留原语文化的“变译”,努力再现源语高频词的文化意象,增加译文的可读性和可理解性。从翻译文本特征和翻译策略两个维度,对《尚书》四译本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数据统计、例句对比和归纳分析,这些统计结果揭示了四位译者的翻译风格异同。从整体印象来看,理雅各译本直译为主、译笔严谨、显化易懂、形神兼备;高本汉译本忠实原作、措辞通顺、追求字对句应、保持原作形貌;彭马田译本意译明显、传神达意、简洁流畅、灵活圆通;杜瑞清译本词汇丰富、人物生动、文化会通。翻译风格差异主要是与历史文化背景、翻译动机目的、译者身份素养有关,四位译者有着传播中国优秀文化思想的共同动机,尽管历史文化背景各异,译者身份素养不尽相同,但总体上均以促进中西交流为己任,以忠实于原着为标准,来传达原作的精神实质,再现原作的主题和思想内涵。《尚书》的域外译介是中国文化传播重要手段和组成部分,本文借助语料库技术辅助作用,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尚书》多译本的译者风格进行全面系统研究,译者风格描述更加清晰,论证更具科学性和说服力,开辟了《尚书》翻译研究新路径,并为其他典籍语料库的创建与应用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丁立福[6]（2019）在《中、外英译《淮南子》副文本风格对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淮南子》由西汉淮南王刘安统领众多门客兼采诸子百家之言精编而成,意欲究天地之理、接人间之事和备帝王之道,因其旨近老子而成为汉代道家思想的代表作。《淮南子》既为中央朝廷统治献策,又为诸侯王国独立辩护,与封建君主专制大势不甚吻合,故在面世不久即遭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被束之高阁。此时先秦诸子典籍及其思想早已积淀成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底色,然而《淮南子》及其思想还没来得及传播开来便遭厄运,于国内传承要更加艰难,于国外译介要更加滞后。就《淮南子》在英语世界译介而言,迟至2010年才诞生第一个《淮南子》全译本,准确地说国内第一个全译本是翟江月携手牟爱鹏合译的Huai Nan Zi,国外第一个全译本则是美国学者梅杰携手罗浩、桂思卓和麦安迪合译的The Huainanzi。翟译本Huai Nan Zi和梅译本The Huainanzi虽然同年问世,但译者分属于中国学者和外国汉学家阵营,因此在诸多方面存有差异,尤其是副文本层面差距甚大。基于阿皮亚倡导的厚翻译理论和热奈特倡导的副文本理论,两个全译本的副文本风格可从装帧、序言、注释和附录等四个方面展开探讨。就装帧而言,翟译本Huai Nan Zi装帧采用“大中华文库”系列图书的统一设计,用一泻千里的黄河壶口瀑布为背景,以其倾泻、咆哮之态隐喻当今国人主动热情译介引以为傲的文化典籍;相应地,梅译本The Huainanzi装帧,承袭西方图书封面“三段水平格子”的经典设计理念,融合东方尤其是汉代的文化元素符号,处处体现出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浓厚气息。就序言而论,翟译本Huai Nan Zi序言仅包括“大中华文库”之“总序”和该译本的“前言”,共用词12721个,篇幅相对较短,但内容上洋溢着传播译介典籍及其文化的高度热情;相应地,梅译本The Huainanzi则包括致谢、全书前言和篇章前言,共用词79044个,不仅篇幅相对较长,而且内容上深入阐释了相关历史文化语境,体现出深厚的学术性。就注释而论,需要在熟悉相关注释理论和两译本注释实情的基础上,清晰地界定注释分类标准,继而对两译本的所有注释进行分类和剖析。翟译本Huai Nan Zi采用文内夹注形式,仅有581条,合4053个单词,平均每条用词约7个,可谓简洁、实惠,便于读者快速获知相关社会历史文化知识,体现出传承、普及和译介典籍的热情;相应地,梅译本The Huainanzi主要采用脚注形式,多达1885条,合55712个单词,平均每条用词约30个,可谓充实、实用,便于读者充分构建更多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体现出译介、研究和阐释典籍的学术功底。注释类别上,翟译本Huai Nan Zi的581条译注中汉语言文化释疑类55条、专有名词类514条、背景信息类11条、文内互文类0条、文外互文类0条、译校说明类1条,整体而言总数相对较少且类型分布相对不均,主要集中在“汉语言文化释疑”和“专有名词”类,以快速提供预期读者阅读译文所需要的扼要信息;相应地,梅译本The Huainanzi的1885条译注中,汉语言文化释疑类165条、专有名词类847条、背景信息类113条、文内互文类182条、文外互文类274条、译校说明类274条,整体而言各类译注都有而且内容饱满,既能提供读者所需扼要信息,又能对其来龙去脉做充分说明。就附录而言,文中宽泛地指附于翻译正文之后且与正文有一定关联、相对独立的所有附属性文字及图表。依此考察两译本发现,翟译本Huai Nan Zi翻译正文之后没有配置任何便于读者使用乃至文化传播的附录。相反,梅译本The Huainanzi则设有附录A、附录B、附录C和索引,总字数达55188个单词,合占116页,可谓长篇大论了。其中,附录A名为“关键汉语术语及其翻译”,兼附一个“术语英汉对照表”;附录B“分类术语”,实含“天文术语”、“历法术语”、“相关宇宙学术语”、“音律术语”、“度量衡”等五大分类术语,其间还插有9张相关小类术语体系的图表;附录C“《淮南子》文本简史和《淮南子》研究文献目录”,先扼要梳理了《淮南子》诞生后的传承历史,继而重点介绍了一些代表性版本,最后全面地提供了相关《淮南子》研究的众多分类文献目录;索引按照惯例被置于“附录”之后,其标目按英文字母顺序先后排版,篇幅长达34页。事实上,国内专着很少配置附录尤其是索引,但是梅译本The Huainanzi却设有如此详实、长篇的附录和索引,确实值得国内学人重视和学习。总之,翟译本Huai Nan Zi和梅译本The Huainanzi在副文本上各有特色。其中,前者由国内学者翻译并由国内出版社策划,比较适合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知识较为熟悉的国内读者阅读;后者则由国外汉学家翻译并由国外出版社策划,比较适合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知识不甚了解的国外读者阅读。如若进一步考虑国人译介典籍之初衷,也即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以提升中国软实力,那么我们就应该在创设副文本方面坚定不移地向国外汉学家及其所译典籍学习,为典籍译本创设种类较为齐全、篇幅较为适度、内容较为适当的副文本,以期能够为预期读者提供其阅读中国典籍所必需但又往往缺乏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知识,最终通过他们的有效阅读来弘扬中国优秀文化。
邱大平[7]（2019）在《国家形象视阈下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策略研究》文中指出国家形象是构成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方面,也是整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加强政治话语外宣翻译是对外传播良好国家形象的重要内容。因此,基于国家形象视阈研究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策略,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和国际影响日益扩大,中国正逐步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央,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越来越多,对于中国信息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实施了文化“走出去”战略,外宣工作不断加强,外宣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国家形象也日益提升。然而,由于中国国际话语权长期以来比较薄弱,国家形象一直处于“他塑”的不利状态,国际舆论“西强我弱”的局面一时还难以得到根本的转变,加之西方频频利用其强大的话语优势对我国进行大肆的“妖魔化”报道,其涉华报道中对我国的歪曲报道、对我国大政方针的误读现象屡见不鲜,导致国际社会对我国存有较多的误解和偏见,从而影响了国外公众对中国形象的全面了解。因此,中国迫切需要“自塑”国家形象,向国际社会展示其作为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社会主义大国形象,让世界更加全面、客观、立体地认识中国。目前,我国对外话语在国际受众中的可接受性不强,主要表现为话语表达方式不地道,传播效果不佳,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形象的对外传播。要实现中国形象的有效传播,积极构建融通中外的对外话语便显得尤为重要。外宣翻译是构建融通中外的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手段,在加强国际社会对我国的了解,塑造当代中国形象,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提高中国国际话语权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政治话语是中国对外话语的关键要素。在所有材料的外宣翻译中,政治话语外宣翻译在对外展示中国形象过程中的影响最为直接。中国政治话语的外宣翻译是我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环节。要提高我国对外话语的国际接受程度和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有效性,增强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的质量与效果是关键。翻译策略的定位决定着翻译方法的选择,进而影响着译文的质量和接受状况。所用翻译策略不同,翻译质量与国家形象对外宣传效果也可能完全不同。一直以来,学者们在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究竟是应该以目的语为依归还是应该“以我为主”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为此,本研究从中国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的研究现状及常见问题和外宣翻译特点入手,基于国家形象视阈,分析了政治话语外宣翻译与国家形象对外传播之间的关系,根据中央关于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的精神,对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的两种策略进行了分析与论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治话语外宣翻译中的“二元统一”策略,即在语言形式层面遵循以目的语为依归的策略、在政治话语内容、尤其是文化与政治内容的翻译上使用“以我为准”的策略,继而提出了将两种翻译策略统一于翻译实践的理据、方法;接着,结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中的英译实例进行分析和实证,认为使用这种二元统一的翻译策略有助于使译文在体现中国特色的同时又易于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从而实现其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对话的作用,并从中总结了政治话语外宣翻译过程中如何将两种翻译策略统一起来的模式。本论文由以下六大部分构成:引言本部分主要概述了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问题和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创新之处以及论文结构等重要问题。第一章:中国政治话语外宣翻译及其研究现状综述本章首先对与外宣翻译相关的概念进行了厘定,然后通过大量的翻译实例阐述了外宣翻译的特征,指出外宣翻译是融准确性与灵活性、政治敏感性、受众关照性以及民族特色性为一体的一种翻译行为,由此认为外宣翻译既要照顾国外受众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使用受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通顺地表达,又要坚持一定的政治与文化立场,忠实反映原文的内容,这是本文在后面章节所提出的外宣翻译策略的一个基础。此外,本章还对外宣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治话语外宣翻译进行了初步探讨,依次讨论了中国政治话语的界定、概述了中国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的研究现状、分析了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的常见问题,最后,本章对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策略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发现该领域的高质量研究成果极少,且研究中存在翻译策略与翻译方法概念混淆、翻译策略使用的具体条件不明确等问题。第二章:国家形象与政治话语外宣翻译国家形象视阈是本文的理论基础,因此本章使用了大量的文字对国家形象相关内容进行了阐述。本章首先对国家形象的相关术语进行了概述和厘定,明确了国家形象的内涵、特点以及中国国家形象的定位,然后结合国际国内形势分析了对外传播在国家形象建构中的重要性与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现状,接着进一步论述了政治话语外宣翻译在国家形象塑造和传播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为切入本文的主题做铺垫。最后提出了“国家形象视阈下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策略的二元统一”概念:政治话语外宣翻译中不仅要使用“以我为准”的策略,注重中国特色的阐释,也要使用以目的语为依归的策略,增强译文的可接受性,同时指出在使用“以我为准”的翻译策略时要注意把握正确的“度”,达到二元有机统一。第三章:国家形象视阈下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策略的二元统一:理据及相关性分析本章讨论了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策略的二元统一实现问题,分析了在语言层面、文化与政治层面的翻译应分别侧重以目的语为依归的策略和“以我为准”的策略的理据,并结合国家形象视阈分析了翻译过程中侧重以目的语为依归的策略与实现译文的准确性和可接受性之间的相关性,论述了侧重使用“以我为准”的策略与反映译文的文化元素与政治立场之间的相关性,最后指出将两种翻译策略统一于政治话语外宣翻译实践可以兼顾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的外宣目的和国外读者的接受度,是符合我国政治话语外宣翻译工作要求的,认为这是促进我国对外政治话语体系日趋完善、更好地向外传播中国形象的需要。第四章:外宣翻译策略的二元统一与国家形象的对外传播: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文版为例本章首先对该书内容及其国际影响作了简单的介绍,接着分析了外宣翻译文本与国家形象构建之间的关系,并从书中摘取了大量典型的译例进行分析和阐述,实证了该书是如何将两种策略统一于政治话语外宣翻译实践,使译文既体现出充分的准确性、地道性与可接受性,又忠实反映原文的政治与文化内容和领导人的话语特色,从而对外传播了积极的国家形象。第五章:余论本章简要回顾了论文的主要内容,同时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局限与不足,进而对未来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思索和展望。本文在论证过程中综合采用了文献研究法、统计法、归纳法、案例分析法和对比分析法的研究方法,结合使用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法,注重观点阐述与译例分析的结合,以定性研究为主,同时辅以适量的数据统计的定量研究,两者互为补充,力图较全面、客观地研究我国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策略问题。论文从构建融通中外的对外话语体系、塑造与传播积极良好的国家形象的战略高度研究了中国政治话语外宣翻译中二元翻译策略的统一,不仅有利于减少和避免各类翻译问题,提高对外话语的质量和接受度,也有助于准确而客观地对外宣传中国形象,形成对外话语的中国特色,服务于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的构建,超越了语言学意义上的单纯的语码转换,涉及到了权力话语、文化传播等更为宽阔的研究视野,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李星颖[8]（2018）在《作为翻译美学观“雅”的研究 ——以汉英互译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发轫于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雅”,从文论延伸到文艺论,并由启蒙思想家严复的“信、达、雅”说引入译论,彰显出独特而蓬勃的审美活力。但以往的“信、达、雅”研究多囿于狭窄的翻译标准和翻译技术,缺乏对译论范畴以外的论述,缺乏美学视野下的论证。“雅”作为一种极具倾向性的审美观念,其美学内涵丰富而别致,译界历来也存诸多论争,但对“雅”的多数研究还是就翻译标准进行的评判,眷顾于遣词文风而展开。就研究的实质,也多是些修辞文体视野的博弈和文质直意品好的论道,缺乏在美学理论视野下探析“雅”的审美意义和美学内涵。本文超越“雅”缘自“译事三难”所拘囿的翻译标准的合理与否的探讨,以中国传统审美形态和翻译审美理论为依据,以美学史观为研究视野,以汉英互译为中心,首次对作为翻译美学观的“雅”进行系统而具体的讨论,并在翻译理论和实践的互证中,思考源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的“雅”被转换为翻译美学观之后所生成的意义和内涵,反思“雅”翻译美学观的操作机制和实践困境,继而揭示“雅”的艺术性与审美性,并探讨其对于翻译美学理论体系建设的价值。本文是一次为建构“雅”在翻译美学视域中的审美观念谱系所作出的探索,是一次就“雅”翻译美学观进行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中美学运作机制的探究,开拓了翻译美学研究的学术致思空间,实现了翻译美学基础理论和应用实践的探索与互证,也推动了翻译审美范式和审美习尚的形态发展和理论完善。全文共分五个部分。绪论主要综述中国传统译论、翻译美学和“雅”的审美意识研究概况,厘清并阐释作为翻译美学观“雅”的理论资源和线索,并就研究方法和创新价值予以概述说明。第一章讨论翻译美学观“雅”的历史演进过程。严复“信、达、雅”三字译论简练、深刻,其中之“雅”贯彻并执守于他的翻译实践,呈现为鲜明扼要的翻译文体美学观,适应于译文读者的审美选择,彰显语篇美学和翻译要素的审美标准。在“雅”翻译美学观的历史进程中,以其审美意义为表征,翻译美学观“雅”主要依照四个不同理念路径获得拓变和延展:其一是对原作风姿的坚守,即“雅”的文体形式论,倡导翻译必须把握和再现原文文体风格形式效果,追求译文必须切合原文文体形式;其二则讲求译作的独立审美价值,提出“雅”的艺术审美观,提倡翻译必须实现一种译文风格、形式优美的审美追求,并强调译文风格别具一格,甚至能与原文媲美;第三强调翻译应该以读者为重,体察他们的认知水平、审美偏好和接受情理,建设性地提出“雅”的审美接受观,指向翻译审美活动的两大审美价值,即翻译不仅应该心系译品,实现其艺术功效,也应该心怀读者,助力其审美接受;第四是对“雅”翻译美学境界的确立,追求“出神入化”的翻译境界。第二章主要讨论“雅”的翻译美学内涵,从翻译过程和翻译本质两方面作出分析和阐述,从三个维度和一个方面探寻“雅”的翻译美学内涵。第一,在翻译过程中认识语言之美和认识语言之美的形态是理解、把握原文,并获得和实现译本语言之美的前提和保障。在对翻译理论的认识和汉英互译实践中,注意原语和译入语的语言结构特征和艺术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转换和呈现,就是语言之美的意指所在,也是“雅”的翻译美学观的语言呈示。第二,从翻译风格维度来看,“雅”早已不再局限于语言修辞或文体形式,业已关乎审美创造性,成为原文风格气质在译文中的整体再现,译者不仅需要在语言、句式、文体等诸多方面的努力,而且需要在审美感应、审美想象、审美理解和审美判断上的用心。第三,从文化之维上,认清语言的文化特征,切实转换译入语或译出语的文化特征,通过意译方法,实现语际间的语义转换和文化价值转换,实现文化层面上的译文和原文间的调和圆满的转换。概言之,作为翻译美学观“雅”的美学内涵即表现为:第一,译者把原作从原语移植到目的语,这是语言形式的再创造;第二,译者把原着的气质风貌在目的语中再现出来,这是风格价值的再创造;第三,译者把原文的文化特征转换到译作,使之与其相调和,这是文化价值的再创造。最后就“雅”的翻译美学内涵,立足于“雅”与“俗”分野、相通以及对立统一,提出在翻译审美实践中,语言、风格和文化在转换和创造中的“离俗”问题,即实现、鉴别和判断译作是否符合作为翻译美学观“雅”的方法和标准。“离俗”之“雅”既不苛守传统审美观里的“雅”“俗”对立,也不忽视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影响,呈现出通达、谐和的特点,是一种讲求恰适的翻译审美价值和功效策略。第三章主要论述作为翻译美学观“雅”的操作机制和实践困境。文章从翻译过程角度将“雅”的翻译操作机制置入审美主体和客体视野加以讨论。从翻译审美主体,“雅”要求作为审美主体的译者充分发挥其审美意识,获得审美判断,实现审美表现的谋略。译者不仅要提升理解美的知识结构,辨析美的分析能力,获得体验美的思维模式,得到创造美的充满文采的译笔,呈现追求美的求真务实的译风,更要深刻认同和理解自身的局限和历时的承接,审时度势、实现翻译的自觉和自信。从审美客体层面,“雅”要求我们认识到有价值的翻译客体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复杂的,是一个需要精准把握的对象,其有巨大的合力之美;另外审美客体的审美信息具有丰富的文化价值,翻译审美活动理应具有一份文化担当的责任;最后,翻译作为审美创造,其价值正是实现审美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作为翻译美学观“雅”具有普遍适用性,对译者品行和译作品质,译者才情和译作价值均有规约和要求,也是翻译的美学目标和理想。这种目标和理想具备范式意义,在翻译实践中,也会遭遇与实践的脱节。每一部译作无疑都凝结着译者的审美理念,但在多数情况和多数时候,也会出现极为困顿的不协调现象。本文还选取汉英互译各三则案例加以具体讨论,以说明理论与实践的复杂性。结语部分意在总结课题研究的意义,作为翻译美学观“雅”既是一种带有中国传统哲学、美学特征的译论,也是一种寄寓译者审美理想的审美观念,体现出语言、风格和文化的审美需要、审美判断和审美境界。确立和建构“雅”的翻译美学观,有助于深化对翻译活动及其作用的认识,有助于对翻译美学研究疆域的拓展,有助于深化翻译美学理论,深化对中国哲学美学在翻译审美中的作用的认识,以及对翻译美学观及其体系的建设。从微观层面上,“雅”的翻译美学观的提出可确立翻译的审美标准,提出翻译之语言、风格和文化的审美范式,为文本内外的意义传达、美感呈现与审美创造设定价值杠杆。特别是对中国研究者和译者,有助于认识和把握汉语在互译活动中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另外,结语部分也指出研究中所存在的不足和对后续研究的思考。作为翻译美学观,“雅”体现着翻译的目标和价值,寄寓了翻译的境界与超越,是一个植根于中国传统审美形态的翻译理论,需要实现科学化建构,确立一种语言审美创造的艺术观。换言之,语言的、艺术性的审美意识和审美理念应该是翻译美学理论所关注和关切的重要内容。因此,中国翻译理论的建构和发展,乃至突破和创新,需要建立现代而科学的翻译美学观。
高查清[9]（2017）在《论译者忠实观教育与翻译人才培养》文中认为自上个世纪末起始,翻译理论界掀起了一股否定忠实之风。不少人以谈忠实为耻,说“叛逆”为荣,似乎不说“叛逆”就不“学术”,不行“叛逆”就非“翻译”。从本质上说,翻译就是用一种语言或文字忠实地表达出另一种语言或文字所说或写的内容,其终极目的是要完成基于不同文化背景的言语之间的沟通,促成双方相互了解。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对于源语信息的扭曲或损伤,都会影响交流的质量和效率,甚至导致交际失败。职是之故,翻译过程中对于原文本的忠实至关重要。不管是研究翻译理论还是从事翻译实践,都离不开对忠实翻译原则的理解、把握和坚持。从某种意义上说,忠实翻译原则乃马之缰、船之舵。有了它,翻译才有一定的参照标准,译者也才有一定的追求方向;反之,如果没有或者否定忠实翻译原则,那么,翻译实践势必变成了译者自行其是、随心所欲的实验场甚至游乐场,读者也根本无法知道自己所阅读的所谓“译作”中哪句话为作者所说、哪句话乃译者杜撰,到最后,可能连作者的“真话”读者都难信其真了。这不仅仅是读者的不幸,更是译者乃至翻译本身的不幸。所以,对一定忠实翻译原则的遵循与坚守是一件必然也是必须之事。“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译文质量的高低,译文是否忠实于原文,说到底还是要取决于译者,所以,对于译者正确的忠实观教育,是保证翻译质量、发展翻译事业的源头和起点。在翻译教学中,必须让译者明白,不管是从翻译的本质和功用来说,还是从伦理和目的的角度来看,忠实是翻译的生命线,是翻译须臾不可离的灵魂。不管是文学文本还是非文学文本,不管是“归化”翻译法还是“异化”翻译法,不管译者如何发挥其主体性,都始终不能丢开“忠实”这一根本原则。抛开忠实,就等同于否定翻译本身。正因如此,在跨文化教育交流日益频仍且成为教育领域一种常态的今天,作为培养翻译人才的学校和所有外语教育工作者,为了促进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必须要关注翻译活动对于“忠实”原则的遵循与坚守,必须要在翻译人才教育培养的源头和起点加强译者忠实观教育。这也是撰写本文的主因。文章导论部分主要陈述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对有关概念进行界定,梳理了与该研究关系密切的文献并分析相关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阐明了作者的研究思路、运用理论及研究方法。第一章“正确认识翻译本质是译者忠实观教育的基础”从翻译的本质、功用谈起,以翻译史上出现的文质之争、直译意译之争等重大争论皆因译文是否忠实而起为例,教育译者忠实乃翻译的本质要求。第二章“译者伦理与译者忠实观教育”从译者伦理的角度,教育译者作为“中间人”,有忠实传达委托人信息的义务。虽然在翻译实践中,译者有时要面临忠实于作者、读者、委托人,或者是自己翻译理想的选择,但从根本上说,这几者之间并非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协调一致的关系。“归化”与“异化”翻译方式同样也是辩证统一,只要秉持忠实原则,二者之间就可以相互促进。第三章“加强译者的文’本’意识教育”论述了不同性质的文本对于忠实翻译的不同要求（比如文学性文本要求译出文本中的“美”,而非文学性文本则对译文的准确性有着更高的要求）,从文本特征的角度教育翻译人才要以“文（本）”为“本”,树立正确的“文本意识”,培养熟练分析文本类型并将不同文本的不同特点体现于译文之中的能力。第四章“培养翻译人才妥善应对翻译环境的能力”阐释了影响忠实翻译的文本外因素,说明政治、民族、文化、宗教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会对忠实翻译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教育译者要排除外界干扰,坚持自己的道德底线,追求自己的翻译理想,拒绝做“线牵木偶”。第五章“译者须正确认识并合理发挥其主体性”从分析译者主体性的本质入手,批驳国内外一段时间以来对于译者主体性的一些错误认识,重点驳斥翻译理论界宣扬“叛逆”思想的相关论调,论证它们对于翻译的危害,教育译者要正确理解并合理发挥自身的主体性,为忠实翻译服务。第六章“培养翻译人才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从翻译批评的角度,论证了翻译批评对于忠实翻译的保障作用。忠实翻译不能完全依靠译者的自觉性,而是要有健康、严肃的翻译批评,要在翻译界形成一种批评氛围。教育译者不仅要虚心、诚恳地接受翻译批评,并且也要积极地参与翻译批评,惟其如此,忠实翻译才能步入良性循环。结语部分主要是对译者忠实观教育进行总体性的归纳总结,肯定正确的翻译忠实观对于翻译理论与实践、对于翻译事业、对于译者教育与成长的重要价值,并对如何更好地进行译者忠实观教育提出个人的思考和建议。
李宗政,马海东[10]（2016）在《《论语》英译的当代价值研究》文中提出《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与思想的重要典籍,其译介与西传已经有四百多年的历史,给欧美各国的文化与文明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本文在概述《论语》及其英译研究状况的基础上讨论了该典籍英译的当代价值,指出《论语》英译研究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典籍英译以及教育的全球化都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有助于助推中华民族文化的全球化。
二、《论语》的教学理念类译——中华文化对外翻译研究之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语》的教学理念类译——中华文化对外翻译研究之二（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领导人着作翻译规范及其嬗变的话语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问题和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的重点、难点和预期突破 |
| 1.6 论文框架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领导人着作英译和出版过程 |
| 2.1.1 《毛选》英译和出版过程 |
| 2.1.2 《邓选》英译和出版过程 |
| 2.1.3 《习谈》英译和出版过程 |
| 2.2 领导人着作英译研究 |
| 2.2.1 《毛选》英译研究 |
| 2.2.2 《邓选》英译研究 |
| 2.2.3 《习谈》英译研究 |
| 2.3 话语视角下领导人着作翻译规范对比研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 |
| 3.1 批评话语分析 |
| 3.2 翻译规范 |
| 3.2.1 翻译规范研究的源起 |
| 3.2.2 翻译规范的分类和涵盖范围 |
| 3.3 翻译规范研究与批评话语分析的契合之处 |
| 3.3.1 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 |
| 3.3.2 从语言到社会的研究视野 |
| 3.3.3 权力关系 |
| 3.3.4 意识形态 |
| 3.3.5 历史性 |
| 3.3.6 中介性 |
| 3.3.7 阐释性 |
| 3.3.8 小结:“翻译规范的话语分析”的理据 |
| 3.4 本研究的分析框架 |
| 3.4.1 费尔克劳的批评话语分析框架 |
| 3.4.2 翻译规范的话语分析框架 |
| 3.4.3 领导人着作翻译规范的话语分析框架 |
| 第四章 领导人着作英译的操作规范 |
| 4.1 标题英译的操作规范 |
| 4.1.1 标题语义信息的翻译方法 |
| 4.1.2 标题语法形式的处理策略 |
| 4.1.3 总结:标题英译的操作规范 |
| 4.2 比喻英译的操作规范 |
| 4.2.1 比喻简述 |
| 4.2.2 本研究中比喻的界定标准和翻译方法 |
| 4.2.3 比喻翻译方法统计和分析 |
| 4.2.4 总结:比喻英译的操作规范 |
| 4.3 词语英译的操作规范 |
| 4.3.1 共同词译法分类 |
| 4.3.2 分析 |
| 4.3.3 总结:词语英译的操作规范 |
| 4.4 注释英译的操作规范 |
| 4.4.1 《毛选》注释英译方法统计与分类 |
| 4.4.2 《邓选》注释英译方法统计与分类 |
| 4.4.3 《习谈》注释英译方法统计与分类 |
| 4.4.4 三部着作注释英译方法对比与分析 |
| 4.4.5 总结:注释英译的操作规范 |
| 4.5 本章小节 |
| 第五章 领导人着作英译的社会规范 |
| 5.1 领导人着作英译的机构规范 |
| 5.1.1 外文局及其翻译理念的渊源和变迁 |
| 5.1.2 中共中央编译局及其翻译理念的渊源和变迁 |
| 5.1.3 外文局和中共中央编译局机构差异及其对翻译的影响 |
| 5.2 领导人着作英译的外交规范 |
| 5.2.1 毛泽东时期外交政策及其对《毛选》英译的影响 |
| 5.2.2 邓小平时期外交政策及其对《邓选》英译的影响 |
| 5.2.3 习近平新时代外交政策及其对《习谈》英译的影响 |
| 5.3 领导人着作英译的伦理规范 |
| 5.3.1 作为领导人着作翻译伦理的爱国伦理 |
| 5.3.2 领导人着作翻译伦理的分析思路 |
| 5.3.3 三部译作的翻译伦理分析 |
| 5.4 领导人着作英译的意识形态规范 |
| 5.4.1 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及其对领导人着作英译的影响 |
| 5.4.2 权力关系及其对领导人着作英译的影响 |
| 5.4.3 翻译意识形态及其对领导人着作英译的影响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翻译规范秩序的话语分析 |
| 6.1 翻译规范的层次结构及其变迁 |
| 6.1.1 《毛选》英译时代翻译规范的层次结构 |
| 6.1.2 《邓选》英译时代翻译规范的层次结构 |
| 6.1.3 《习谈》英译时代翻译规范的层次结构 |
| 6.2 翻译的“正确”观念及其变迁 |
| 6.2.1 三部着作标题英译的“正确”观念及其变迁 |
| 6.2.2 “正确”观念及其变迁的社会动因分析 |
| 6.3 翻译规范的约束力 |
| 6.3.1 翻译规范约束力的非绝对性 |
| 6.3.2 原语规范的减弱之势与相对于目的语规范的强势地位 |
| 6.3.3 具有最强约束力的国家利益伦理 |
| 6.4 领导人着作翻译规范的两个“变”和两个“不变” |
| 第七章 结论 |
| 7.1 总结 |
| 7.2 结论 |
| 7.3 创新 |
| 7.4 启示 |
| 7.5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2）多元系统理论视阈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研究 ——以“文化空缺”现象的翻译研究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选题依据 |
| 2.研究对象及思路 |
| 3.研究方法 |
| 4.研究价值和意义 |
| 5.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毛泽东选集》基本概况及其翻译研究 |
| 1.1 《毛选》的基本概况 |
| 1.2 《毛选》出版发行概况 |
| 1.3 《毛选》的外译概况 |
| 1.4 《毛选》的俄译概况 |
| 1.5 《毛选》翻译研究现状 |
| 第二章 《毛泽东选集》俄译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 “空缺”现象及其研究综述 |
| 2.1.1 “空缺”的定义及研究现状 |
| 2.1.2 “文化空缺”的概念界定 |
| 2.1.3 “文化空缺”的分类与《毛选》俄译研究 |
| 2.2 多元系统理论综述 |
| 2.2.1 多元系统理论概述 |
| 2.2.2 多元系统理论与《毛选》俄译研究 |
| 2.3 研究思路之建构 |
| 2.3.1 文本分析路径 |
| 2.3.2 社会分析路径 |
| 2.3.3 整体研究思路 |
| 第三章 《毛泽东选集》俄译本中的“文化空缺”现象 |
| 3.1 物质文化空缺 |
| 3.1.1 人称文化空缺 |
| 3.1.2 物称文化空缺 |
| 3.2 制度文化空缺 |
| 3.2.1 民俗文化空缺 |
| 3.2.2 体制文化空缺 |
| 3.3 精神文化空缺 |
| 3.3.1 思维方式空缺 |
| 3.3.2 价值观念空缺 |
| 3.3.3 审美意识空缺 |
| 第四章 《毛泽东选集》“文化空缺”现象的俄译方略研究 |
| 4.1 《毛选》俄译本翻译方法研究 |
| 4.1.1 文化内涵“共有”:直译法 |
| 4.1.2 文化内涵“相通”:换译法 |
| 4.1.3 文化内涵“缺省”:意译法、注释法 |
| 4.1.4 文化内涵“冗余”:减译法、省译法 |
| 4.2 《毛选》俄译本翻译策略研究 |
| 4.2.1 求真保全,原汁原味 |
| 4.2.2 简明清晰,精确具体 |
| 4.2.3 语言平实,文风质朴 |
| 4.2.4 移形换位,闪展腾挪 |
| 4.2.5 舍“象”取“义”,拨云见日 |
| 4.2.6 因“境”制“译”,文化融通 |
| 4.2.7 化繁为简,减负增效 |
| 4.3 《毛选》俄译本翻译理念研究 |
| 4.3.1 以我为主,坚守底线 |
| 4.3.1.1 以我为主 |
| 4.3.1.2 坚守底线 |
| 4.3.2 内外有别,有的放矢 |
| 4.3.2.1 内外有别 |
| 4.3.2.2 有的放矢 |
| 4.3.3 群策群力,统筹全局 |
| 4.3.3.1 群策群力 |
| 4.3.3.2 统筹全局 |
| 第五章 当年视角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之审视 |
| 5.1 政治系统对《毛选》俄文翻译之影响 |
| 5.1.1 国际政治之影响 |
| 5.1.1.1 国际政治概况 |
| 5.1.1.2 国际政治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 5.1.2 国内政治之影响 |
| 5.1.2.1 国内政治概况 |
| 5.1.2.2 国内政治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 5.2 社会文化系统对《毛选》俄文翻译之影响 |
| 5.2.1 文化交流之影响 |
| 5.2.1.1 文化交流概况 |
| 5.2.1.2 文化交流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 5.2.2 教育发展之影响 |
| 5.2.2.1 教育发展概况 |
| 5.2.2.2 教育发展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 5.2.3 译学思想之影响 |
| 5.2.3.1 译学思想概况 |
| 5.2.3.2 译学思想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 5.3 当年视角下《毛选》俄文翻译之评析与探讨 |
| 5.3.1 《毛选》俄文翻译之评析 |
| 5.3.2 《毛选》俄文翻译之探讨 |
| 第六章 当今视角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的重新审视 |
| 6.1 当今时代背景下我国政治和社会文化系统的新变化 |
| 6.1.1 政治系统的新变化及其影响 |
| 6.1.1.1 国际政治之变化及影响 |
| 6.1.1.2 国内政治之变化及影响 |
| 6.1.2 社会文化系统的新变化及其影响 |
| 6.1.2.1 文化交流之变化及影响 |
| 6.1.2.2 教育发展之变化及影响 |
| 6.1.2.3 译学思想之变化及影响 |
| 6.2 当今时代背景下中央文献翻译工作的新变化、新要求 |
| 6.2.1 当前中央文献翻译工作的新变化 |
| 6.2.2 当前中央文献翻译工作的新要求 |
| 6.3 当今视角下《毛选》俄文翻译之评析与探讨 |
| 6.3.1 俄译整体方略的重新审视 |
| 6.3.2 “文化新空缺”问题之探讨 |
| 6.3.3 “逆向文化空缺”问题之探讨 |
| 第七章 《毛泽东选集》俄译研究的启示与展望 |
| 7.1 《毛选》俄文翻译的历史意义 |
| 7.1.1 《毛选》译着的历史地位不可替代 |
| 7.1.2 《毛选》为世界了解中国打开了一扇窗 |
| 7.2 《毛选》翻译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
| 7.2.1 集体翻译的工作方法 |
| 7.2.2 自力更生的顽强作风 |
| 7.2.3 精益求精的专业精神 |
| 7.2.4 以我为主的翻译原则 |
| 结束语 |
| 1.内容与结论 |
| 2.研究创新点 |
| 3.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Автореферат |
| 附录 I:《毛泽东选集》俄译本“文化空缺”典型翻译案例汇编 |
| 1.物质文化空缺 |
| 2.制度文化空缺 |
| 3.精神文化空缺 |
| 附录 II:编译局版和莫斯科版《毛泽东选集》译文对比研究实录(“文化空缺”翻译案例精选)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3）论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实践方法 ——基于《吕氏春秋》及其英译本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对象 |
| 1.3 研究目标 |
| 1.4 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核心术语界定 |
| 2.1.1 典籍术语 |
| 2.1.2 术语翻译 |
| 2.1.3 研究型翻译 |
| 2.2 术语翻译方法研究述评 |
| 2.3 典籍术语翻译研究述评 |
| 2.4 “研究型翻译”相关研究述评 |
| 2.5 《吕氏春秋》术语英译研究述评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3.1 交际术语学理论概述 |
| 3.2 典籍术语翻译的交际特征 |
| 3.2.1 典籍翻译的跨文化传播实质 |
| 3.2.2 典籍术语翻译的多元功能 |
| 3.3 典籍术语翻译研究维度的分析框架 |
| 3.3.1 典籍术语的概念系统研究 |
| 3.3.2 典籍术语的语符特征研究 |
| 3.3.3 典籍术语的交际语境研究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研究设计 |
| 4.1 研究问题 |
| 4.2 数据收集 |
| 4.2.1 《吕氏春秋》古汉语原文本及三个英译本的收集 |
| 4.2.2 《吕氏春秋》汉英双语平行文本语料库的构建 |
| 4.2.3 《吕氏春秋》核心术语的提取 |
| 4.3 数据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吕氏春秋》核心术语及其系统总体特征描写 |
| 5.1 《吕氏春秋》核心术语的概念系统性 |
| 5.1.1 《吕氏春秋》核心术语的构成 |
| 5.1.2 《吕氏春秋》核心术语的层级关系 |
| 5.1.3 《吕氏春秋》核心术语的关联网络 |
| 5.2 《吕氏春秋》核心术语的语符特殊性 |
| 5.3 《吕氏春秋》核心术语的语境特殊性 |
| 5.3.1 《吕氏春秋》核心术语的文本语境 |
| 5.3.2 《吕氏春秋》核心术语的情境语境 |
| 5.3.3 《吕氏春秋》核心术语的文化语境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吕氏春秋》英译本的术语翻译特征对比分析 |
| 6.1 《吕氏春秋》英译本中术语翻译特征的概念维度比较 |
| 6.2 《吕氏春秋》英译本中术语翻译特征的语符维度比较 |
| 6.3 《吕氏春秋》英译本中术语翻译特征的交际维度比较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吕氏春秋》核心术语“研究型翻译”的影响因素 |
| 7.1 文本内因素及其影响 |
| 7.1.1 文本内因素 |
| 7.1.2 对单个术语翻译的影响 |
| 7.1.3 对相关术语翻译的系统性影响 |
| 7.2 文本外因素及其影响 |
| 7.2.1 文本外因素 |
| 7.2.2 对相同术语翻译的影响 |
| 7.2.3 对同类相关术语翻译的影响 |
| 7.3 跨文本因素及其影响 |
| 7.3.1 跨文本因素 |
| 7.3.2 对较早时期术语翻译的模仿 |
| 7.3.3 对同类文本术语翻译的参照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的实践模型构建 |
| 8.1 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实践的译本特征 |
| 8.2 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的过程实践内涵 |
| 8.3 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的过程实践要求 |
| 8.4 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的过程实践模型 |
| 第九章 结语 |
| 9.1 本研究的主要发现 |
| 9.2 本研究的不足 |
| 9.3 后续研究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已发表与待发表的论文与专着 |
（4）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基本思路、主要内容及研究方法 |
| 四、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耶稣会士的《尚书》翻译 |
| 第一节 文化接触、文化概念的趋同性和文化传播的媒介 |
| 一、17-18世纪东西方的文化接触 |
| 二、东西方文化的趋同性 |
| 三、东西方文化传播的媒介 |
| 第二节 东西方互相认识和探索的主要媒介:东方的经典与西方的《圣经》 |
| 一、西学东渐的主要媒介:西方的《圣经》 |
| 二、中学西传的主要媒介:东方的经典 |
| 第三节 耶稣会士的《尚书》翻译 |
| 一、最早的拉丁文译本 |
| 二、三种法文译本 |
| 三、德文、俄文及英文译本 |
| 第四节 17-18世纪的西方《尚书》英译 |
| 一、《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四、《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 五、《尚书》英译形态的成因与译者行为特点 |
| 第五节 17-18世纪的《尚书》翻译与西方汉学的孕育 |
| 一、加深了西方对东方文化的认知 |
| 二、奠定了中国典籍英译的基础 |
| 三、促进了西方汉学的形成 |
| 小结 |
| 第二章 西方汉学的建立:新教传教士的《尚书》英译 |
| 第一节 东方文化的认识价值实践 |
| 一、西方汉学的建立 |
| 二、英国汉学的专业化 |
| 第二节 麦都思的《尚书》英译 |
| 一、麦都思《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麦都思《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麦都思《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第三节 理雅各的《尚书》英译 |
| 一、理雅各《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理雅各《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理雅各《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第四节 19世纪西方《尚书》英译的特点与成因 |
| 一、麦都思、理雅各《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 二、麦都思、理雅各《尚书》英译形态的成因 |
| 三、麦都思、理雅各《尚书》英译的译者行为特点 |
| 第五节 19世纪的《尚书》英译与西方汉学的建立 |
| 一、麦都思首开《尚书》英文全译之先河 |
| 二、理雅各《尚书》等英译为英国汉学奠定了基础 |
| 小结 |
| 第三章 汉学的现代化:西方《尚书》译解体系的解析和建构 |
| 第一节 东方文化衰落的诸多因素与《尚书》英译 |
| 一、西方中心主义与日本脱亚入欧 |
| 二、中国国内传统经学研究式微 |
| 第二节 欧德的《尚书》英译 |
| 一、欧德《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欧德《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欧德《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第三节 高本汉的《尚书》英译 |
| 一、高本汉《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高本汉《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高本汉《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第四节 20世纪西方《尚书》英译的特点与成因 |
| 一、欧德、高本汉《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 二、欧德、高本汉《尚书》英译的形态成因与译者行为特点 |
| 第五节 20世纪的《尚书》英译与西方汉学的现代化 |
| 一、参与促进了西方汉学的现代化 |
| 二、为汉学现代化发展积累了重要的经验和资料 |
| 小结 |
| 第四章 当代汉学的复兴:《尚书》英译与东方文化价值的再认识和再实践 |
| 第一节 西方呼唤东方文化价值的回归与《尚书》英译 |
| 一、西方早期对中国文化的仰慕与借鉴 |
| 二、西方对东方文化的再认识与《尚书》英译 |
| 第二节 彭马田的《尚书》英译 |
| 一、彭马田的文化背景 |
| 二、彭马田《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彭马田《尚书》英译的方法与策略 |
| 四、彭马田《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 五、彭马田《尚书》英译的形态成因与译者行为特点 |
| 第三节 当代西方《尚书》英译的学术价值与汉学研究的大趋势 |
| 一、当代汉学研究及其发展大趋势 |
| 二、彭马田《尚书》英译的学术价值与当代汉学的发展 |
| 小结 |
| 第五章 西方《尚书》英译研究的思考: 历史与学理、研究方法与文化价值 |
| 第一节 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与学术研究的学理逻辑 |
| 一、西方社会发展之需与《尚书》英译 |
| 二、社会学术思潮与《尚书》英译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的变化与研究对象文化价值的变化 |
| 一、17-18世纪《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 二、19世纪《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 三、20世纪《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 四、当代《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基于语料库的《尚书》译者风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译者风格研究现状 |
| 第二节 《尚书》研究概述 |
| 第三节 《尚书》翻译传播及英译研究综述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尚书》汉英平行语料库的创建 |
| 第一节 基于平行语料库的研究范式 |
| 第二节 《尚书》平行语料库的创建步骤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基于语料库的《尚书》英译本语言特征分析 |
| 第一节 《尚书》英译本词汇特征分析 |
| 第二节 《尚书》英译本句法特征分析 |
| 第三节 《尚书》英译本语篇特征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基于语料库的《尚书》英译本翻译策略研究 |
| 第一节 《尚书》中的成语及其翻译 |
| 第二节 《尚书》中的隐喻及其翻译 |
| 第三节 周公人物形象对比 |
| 第四节 《尚书》文化高频词英译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尚书》译者风格及成因探究 |
| 第一节 《尚书》四位译者的翻译风格 |
| 第二节 译者风格的成因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尚书》原型结构成语出处及译文平行语料索引 |
| 附录二: 《尚书》中的隐喻及其译文平行语料索引 |
| 附录三: 周公动词描写及其译文平行语料检索统计 |
| 附录四: 《尚书》汉字高频词统计(前100个) |
| 附录五: 《尚书》文化高频词“帝”与“德”的意义分布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中、外英译《淮南子》副文本风格对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框架与创新点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创新 |
| 第二章 翻译风格与副文本综述 |
| 第一节 翻译风格概述 |
| 一、翻译风格命题 |
| 二、翻译风格外延 |
| 三、翻译风格内涵 |
| 第二节 由“深描”走向“厚译” |
| 第三节 由厚翻译走向副文本 |
| 第三章 装帧风格：现代热度vs历史厚度 |
| 第一节 装帧概述 |
| 第二节 翟译本装帧：现代热度 |
| 第三节 梅译本装帧：历史厚度 |
| 第四章 序言风格：传播热度vs学术厚度 |
| 第一节 序言概述 |
| 第二节 翟译本序言：传播热度 |
| 第三节 梅译本序言：学术厚度 |
| 第五章 注释风格：普及热度vs研究厚度 |
| 第一节 注释概述 |
| 第二节 译注类型 |
| 第三节 翟译本译注：普及热度 |
| 一、翟译本Huai Nan Zi译注概述 |
| 二、翟译本Huai Nan Zi译注分类 |
| 第四节 梅译本译注：研究厚度 |
| 一、梅译本The Huainanzi译注概述 |
| 二、梅译本The Huainanzi译注分类 |
| 第六章 附录风格：0vs |
| 第一节 译着附录概述 |
| 第二节 梅译本附录探析 |
| 第七章 结论 |
| 第一节 研究发现 |
| 第二节 局限与展望 |
| 一、研究局限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成果 |
（7）国家形象视阈下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0.1 研究背景 |
| 0.2 研究问题 |
| 0.3 研究意义 |
| 0.4 研究方法 |
| 0.5 创新之处 |
| 0.6 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中国政治话语外宣翻译及其研究现状综述 |
| 1.1 外宣翻译相关概念的厘定与外宣翻译研究概述 |
| 1.1.1 宣传与外宣 |
| 1.1.2 外宣翻译 |
| 1.2 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研究 |
| 1.2.1 政治话语的界定及其研究现状概述 |
| 1.2.2 中国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研究现状概述 |
| 1.2.3 中国政治话语外宣翻译常见问题 |
| 1.3 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策略研究现状 |
| 第二章 国家形象与政治话语外宣翻译 |
| 2.1 国家形象:内涵及其他 |
| 2.1.1 国家形象的内涵 |
| 2.1.2 国家形象的特点 |
| 2.1.3 中国国家形象的定位 |
| 2.2 中国国家形象与对外传播 |
| 2.2.1 对外传播在国家形象建构中的重要性 |
| 2.2.2 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现状分析 |
| 2.3 政治话语外宣翻译与国家形象的对外传播 |
| 2.3.1 政治话语外宣翻译在国家形象塑造和传播中的重要地位 |
| 2.3.2 国家形象视阈下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策略的选择 |
| 第三章 国家形象视阈下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策略的二元统一:理据及相关性分析 |
| 3.1 语言层面的翻译,侧重目的语取向,采用以目的语为依归的策略 |
| 3.1.1 策略使用的理据 |
| 3.1.2 译文的准确性与国家形象 |
| 3.1.3 译文的可接受性与国家形象 |
| 3.2 文化与政治层面的翻译,侧重源语取向,采用“以我为准”的策略 |
| 3.2.1 采用“以我为准”的翻译策略的理据 |
| 3.2.2 文化元素与国家形象 |
| 3.2.3 政治立场与国家形象 |
| 3.3 两种翻译策略的二元统一 |
| 第四章 外宣翻译策略的二元统一与国家形象的对外传播: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文版为例 |
| 4.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文版简介 |
| 4.2 外宣翻译文本与国家形象的构建 |
| 4.3 翻译策略的二元统一:实例与分析 |
| 4.3.1 采用以目的语为依归的策略,保证译文语言质量 |
| 4.3.2 使用“以我为准”的翻译策略,突出中国价值和中国理念 |
| 4.3.3 翻译策略的二元统一体现 |
| 第五章 余论 |
| 5.1 内容总结 |
| 5.2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专着等科研成果 |
| 在校期间主持或参加的重要课题 |
| 致谢 |
（8）作为翻译美学观“雅”的研究 ——以汉英互译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译论研究 |
| 第二节 翻译美学研究 |
| 第三节 “雅”审美意识研究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 |
| 第一章 作为翻译美学观“雅”的意义建构 |
| 第一节 “雅”的初始立意 |
| 第二节 “雅”的意义建构 |
| 一、原作风姿:“雅”的文体形式论 |
| 二、译作优美:“雅”的艺术审美观 |
| 三、读者为重:“雅”的审美接受观 |
| 四、出神入化:“雅”的风格境界论 |
| 第二章 “雅”的翻译美学内涵 |
| 第一节 “雅”的语言维度 |
| 第二节 “雅”的风格维度 |
| 第三节 “雅”的文化维度 |
| 第四节 雅俗之辩:“离俗”之“雅” |
| 第三章 作为翻译美学观“雅”的操作机制和实践困境 |
| 第一节 作为翻译美学观“雅”的操作机制 |
| 第二节 作为翻译美学观“雅”的实践困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及科研情况 |
（9）论译者忠实观教育与翻译人才培养（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价值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理论工具与研究方法 |
| (一) 理论工具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正确认识翻译本质是译者忠实观教育的基础 |
| 第一节 翻译的本质 |
| 一、翻译的概念 |
| 二、“翻译就是翻译” |
| 三、忠实是翻译的本然要求 |
| 第二节 文质之争乃“形”“义”之争 |
| 一、文质之争的缘起 |
| 二、文质之争的本质 |
| 第三节 直译、意译与忠实原作之辨 |
| 一、直译、意译之界定及争论 |
| 二、逐字译、字面译与直译都必须以忠实为准绳 |
| 三、翻译层次论与“直译”“意译”之调和 |
| 四、“信、达、雅”须以“信”为先 |
| 第二章 译者伦理与译者忠实观教育 |
| 第一节 伦理与翻译伦理 |
| 一、伦理 |
| 二、翻译伦理与译者伦理 |
| 三、对译者的忠实伦理教育是提高翻译质量的思想保证 |
| 第二节 “忠实”与“叛逆”的博弈 |
| 一、忠实历来是译者的追求 |
| 二、应该抵制翻译中叛逆思想及行为 |
| 第三节 忠实取向对翻译行为的影响 |
| 一、作者取向 |
| 二、读者取向 |
| 三、委托人取向 |
| 四、译者取向(理想取向) |
| 第四节 归化与异化—忠实取向的不同选择 |
| 第三章 加强译者的文“本”意识教育 |
| 第一节 文本乃翻译之“本” |
| 一、何谓文本 |
| 二、文本内涵的“异化”与回归 |
| 三、已译文本与待译文本 |
| 第二节 体裁(文体)与忠实翻译的关系 |
| 一、体裁的内涵 |
| 二、体裁的分类 |
| 三、体裁与文体、风格 |
| 四、文本体裁分析对于翻译的价值 |
| 第三节 服务于翻译的文本分类 |
| 一、以主题/话题为标准划分的文本类型 |
| 二、以文本的功能为标准划分的文本类型 |
| 第四节 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的特点及翻译 |
| 一、文学文本的特点与翻译 |
| 二、非文学文本的特点与翻译 |
| 三、区别对待两类文本的翻译 |
| 四、忠实翻译没有“特区” |
| 第四章 培养翻译人才妥善应对翻译环境的能力 |
| 第一节 翻译不仅仅是单纯的语符转换 |
| 第二节 翻译相关方对翻译进程的影响 |
| 一、委托人的“指挥”与赞助人的“召唤” |
| 二、读者的审美和阅读偏好 |
| 第三节 影响译者的目的语交际环境因素 |
| 一、意识形态的概念 |
| 二、政治因素的“遥控” |
| 三、民族主义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
| 四、民族文化是翻译的“滤网”与“染色剂 |
| 五、宗教信仰的另类“投射” |
| 第四节 译者不是线牵木偶 |
| 一、语言文学“规范”不能丢 |
| 二、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 |
| 第五章 译者须正确认识并合理发挥其主体性 |
| 第一节 译者的角色 |
| 一、译者角色在中国 |
| 二、译者角色在西方 |
| 三、译者身份与社会地位 |
| 第二节 译者主体性及其与译者忠实观的碰撞 |
| 一、主体性释义 |
| 二、译者主体性 |
| 三、译者丧失主体性了吗 |
| 四、“译者主体性”有别于“译者主体性研究” |
| 五、如何看待译者主体性 |
| 六、“叛逆”不是译者主体性的表现 |
| 七、“译者主体性”取决于个体自身的努力 |
| 八、发挥“译者主体性”不等于鼓励译者“显形” |
| 九、解构主义否定不了忠实之于翻译的价值 |
| 第三节 发挥译者主体性的保障因素 |
| 一、提高翻译能力是充分行使译者主体性的技术保障 |
| 二、树立忠实翻译观是正确行使译者主体性的思想保障 |
| 第六章 培养翻译人才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 |
| 第一节 忠实翻译需要翻译批评 |
| 一、翻译批评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
| 二、翻译批评概念的内涵 |
| 三、翻译批评的任务、目的、价值和功能 |
| 四、翻译批评所处的困境及其出路 |
| 第二节 翻译批评主体之争 |
| 一、普通读者批评 |
| 二、专家批评 |
| 三、译者批评 |
| 第三节 译者应主动接受和积极参与翻译批评 |
| 结语必须坚持和加强对翻译人才的译者忠实观教育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论语》的教学理念类译——中华文化对外翻译研究之二（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领导人着作翻译规范及其嬗变的话语分析[D]. 陈勇. 天津外国语大学, 2020(12)
- [2]多元系统理论视阈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研究 ——以“文化空缺”现象的翻译研究为例[D]. 贾一村. 天津外国语大学, 2020(08)
- [3]论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实践方法 ——基于《吕氏春秋》及其英译本的研究[D]. 戴拥军. 南京大学, 2020(12)
- [4]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D]. 沈思芹. 扬州大学, 2020(01)
- [5]基于语料库的《尚书》译者风格研究[D]. 葛厚伟. 扬州大学, 2020(01)
- [6]中、外英译《淮南子》副文本风格对比研究[D]. 丁立福.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
- [7]国家形象视阈下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策略研究[D]. 邱大平.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8)
- [8]作为翻译美学观“雅”的研究 ——以汉英互译为中心[D]. 李星颖. 西南大学, 2018(01)
- [9]论译者忠实观教育与翻译人才培养[D]. 高查清.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7)
- [10]《论语》英译的当代价值研究[J]. 李宗政,马海东. 管子学刊, 201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