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试论延边人口已进入现代人口时期（论文文献综述）
李瑶瑶[1]（2021）在《流动性视角下珲春市多元文化消费空间的分布及影响机制研究》文中提出当前社会文化地理学家将社会空间和流动性理解为相互构成的社会网络过程,很少有学者解释消费空间在特定的流动性背景下是如何构成的,以及在特定的社会空间环境下消费空间形成流动性模式的过程和原因。而随着全球社会网络的不断发展,流动性所带来的人口、商品、信息和资本的流动已经成为最普遍也最无法避免的社会实践。边境城市流动性更为频繁,边民正在融入全球化的流动世界中,从而影响边境城市的消费空间。20世纪90年代以来,零售地理学进入重构时期,以零售业为代表的消费空间逐渐占据城市的主要空间,影响城市景观的形成。珲春市地处中、朝、俄三国交界处,临近韩国、日本,又是我国朝鲜族聚居地,其消费空间多元化特征明显。因此,本文选取珲春市最具代表的零售业消费空间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深度访谈法探究流动性对珲春市多元文化消费空间的影响。首先,从宏观层面上介绍珲春市跨境流动的空间实践和零售消费空间的地理特征;其次,通过选取典型案例地,从微观层面上对零售店铺的人口、商品、信息、社会资本及疫情前后的流动性对比展开研究;最终得到边境城市多元文化消费空间的分布及影响机制。本研究对案例地的访谈时间为2020年9月-12月期间,共访谈4次,收集到俄货店铺、俄罗斯海鲜店铺、中朝俄旅游纪念品店铺、本地土特产店铺及韩国店铺共85条商家的访谈信息,通过对案例地的流动性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珲春市零售业多元文化空间的分布受地理位置和民族聚集的影响。地理邻近性和多民族聚居促进了多元文化消费空间的发展。（2）流动性对珲春市多元文化消费空间的分布及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边民在跨境流动的过程中带动了商品、信息和社会资本的流动,拉动了珲春市的消费水平,促进了消费空间的多元化。（3）珲春市多元文化消费空间的分布及影响受网上购物和疫情的限制。对此,政府和经营者应采取相应措施,盘活当地经济,并制定相应预案,促进消费空间的弹性发展。（4）流动性加强了珲春市的境外联系,促进了多元文化消费空间的发展。相较于其他地方,边境城市的流动性更强,与境外联系更加密切,在珲春市展现出了不同的消费符号和城市景观符号。（5）政府及相关部门应结合珲春市多元文化消费空间的分布及影响机制,打造城市特色文化符号和文化景观,促进消费空间和城市空间的多元化发展。
张晓明[2]（2021）在《明代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明朝设置辽东都指挥使司经营辽东地区,并“带控”包括大宁、努尔干都司在内的广大东北区域。有明一代,辽东都司辖境虽有盈缩,但其核心地理范围变化不大,即南濒海,东南附朝鲜半岛,东北环群山,西接草原、沙地,为中原重要门户。辽东地区因与朝鲜半岛山水相连,与日本隔海相望,其社会变迁进程与邻邦牵涉颇多。所以,辽东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亦是维系东亚政治格局稳定的重要保障。国家制度与边疆秩序共同作用于明廷与朝鲜半岛政权之间的关系,双方交往实践亦对区域社会以及国家发展产生影响。明朝与朝鲜半岛政权较早确立了宗藩关系。包含贸易在内的对外活动均被纳入朝贡体系。朝鲜使臣赴明买卖方式、内容以及数量均有定例。但辽东地区的中朝贸易活动仍有鲜明的边疆特色。明代历史文献卷帙浩繁,日本、韩国等汉籍资料不断刊印,为明代中朝关系史的研究提供了方便。中国与朝鲜半岛政权关系史中“封贡”“事大”“使臣”“贸易”“中华观”“跨境民族”等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热点。然而,对外关系史内容宽泛、表述复杂,致使学界围绕典型历史问题是认同“传统秩序”,还是维护“民族荣誉”各抒己见,甚至争论不休。政治、文化交往的主观性和灵活性较强,经济交流则比较具体,且易于量化。本文通过梳理明代辽东地区中朝贸易活动,以期展现对外关系发展的客观态势及影响因素。明代之前,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经济交流已有数千年历史。人们利用自然条件不断改善自身生存现状,通过相互学习改善生产方式与生活水平。所以,贸易交换并非如浮萍般依附政治关系而存在。贸易为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社会交流的重要内容。辽东地区作为中原与朝鲜半岛物货相通的重要桥梁,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政治集团皆重视该区域的贸易活动。明代,辽东边疆营建与中朝宗藩关系确立是明廷政治生活中的紧要内容。其间,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贸易活动受之影响并发挥了独特作用。洪武、永乐两朝确立了辽东都司静态辖区与动态管控地带。明朝与朝鲜半岛政权（王氏高丽——李氏朝鲜）构建宗藩关系的过程中,辽东地区与朝鲜的贸易活动以官贸为主导,民间贸易群体难以逾越地理的瓯脱地带以及政治上的交往禁令。洪熙、宣德以后中朝宗藩关系稳定,贸易体系随之确立。正统至正德年间,中朝社会生产能力逐渐恢复,双方经济交流意愿不断加强,辽东地区中朝贸易呈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明代中后期,明朝几度实施“新政”,中朝“礼治”外交得以重塑。明廷加强了对中朝官、私贸易的管控。然而,辽东边政持续恶化,边臣在处理涉朝事务时向使臣征索财物已成惯例。朝鲜使臣在辽东地区购买违禁物品或转输超额物资相对容易。嘉靖至万历前期,辽东地区东南部得到开发,社会经济、文化得以持续发展,民间贸易活跃。女真族南下过程中与朝鲜半岛交集增多,贡贸、边市贸以及潜贸促进了女真农业经济的发展。明朝发达的商品经济使辽东地区中朝贸易物品种类丰富,白银开始被广泛应用于购买高价物品及上层人情打点等活动。明后期,中朝社会动荡与边疆危机迭起,特别是壬辰战争的爆发使辽东地区的中朝贸易活动突破了朝贡体系的束缚,区域贸易活动居主导地位。壬辰战争期间,明廷耗费巨额人力、物力驰援朝鲜战场,辽东地区资源输出量居于前列。明廷与朝鲜为解决筹集、运输物资等困境,出台诸多战时经济政策,如以布贸粮,许商帮军。中江以其地利优势成为官、商、民买卖与转运物资的集中之地,中江关市得以建立。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人员互动频繁,物资交换异常活跃。壬辰战争结束后,中朝统治秩序恢复,贸易活动亦回归常态。明清易代之际,中朝贸易活动对女真社会发展、辽东政局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后金占领辽东地区之前,朝鲜官民仍可在辽进行贸易活动。辽东贡路受阻后,一方面,朝鲜通过水路继续向明朝贡;一方面,与驻守皮岛东江集团贸换物资。后金政权日益巩固,明廷与朝鲜的宗藩关系逐渐松散,辽东不同区域同朝鲜间的贸易规模、途径、物品等均有所扩大。有明一代,明廷与朝鲜半岛政权通过奉表、传诏、献礼等方式维系了紧密的宗藩礼制。辽东地区依托地缘优势与朝鲜半岛之间贸易往来不断。所以,明代辽东地区贸易活动有着明显的历史痕迹和传统。同时,明朝承元启清,作为传统社会后段建立的汉族政权,其统治下的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显然繁荣于前代又受制于当代。明朝的强大国力为以“封贡”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提供了保障,宗藩体系下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大,贸易内容呈多元化发展态势。明廷统治辽东期间,各种贸易活动相互依存又彼此制约,受到明朝对外制度和边疆政策的双重支配。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贸易活动对双方宗藩关系、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以及区域社会秩序变迁等影响深远。
刘伟坤[3]（2021）在《7-11世纪鸭绿江流域民族变迁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公元7—11世纪鸭绿江流域民族变迁问题为研究对象,力求从宏观上把握东北古代民族形成、发展之历程,在此基础上,探讨不同时期渤海、女真等少数民族迁徙的原因、特征及其规律。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叙述全文的写作缘起、学术价值、应用价值、国内外研究现状、定义概念、研究方法以及论文的创新点。梳理了各时段鸭绿江流域民族变迁问题的研究成果,发现研究不足,提出研究方法和研究价值。第二章高句丽对鸭绿江流域的开发与治理。运用法国年鉴学派长时段的历史观,考察鸭绿江流域的民族变迁,并结合历史地理、生态环境等因素分析鸭绿江流域作为人类早期栖息、繁衍地的优势。考证鸭绿江名称在历史流变过程中的舛误,辨析出现错误的原因,指出《通典》、《旧唐书》、《新唐书》、《大清一统志》等史书记载的问题,依《汉书·地理志》记载,秦汉时期鸭绿江称盐难水,秃鲁江称马訾水。同时利用考古材料和史籍记载,系统梳理鸭绿江流域早期民族构成与分布以及高句丽民族在鸭绿江流域形成发展的历程。第三章唐朝对鸭绿江流域的开发与治理。梳理了唐朝灭亡高句丽后,高句丽遗民的迁徙与反叛,探讨安东都护府的设置、迁徙、职能演变以及对高句丽遗民的治理。查阅《旧唐书》、《资治通鉴》、《册府元龟》等史料,结合《三国史记》“李积奏报”内容考证安东都护初置时鸭绿江流域的治理机构为屋城州都督府和国内城都督府。同时在研究安东都护府治理效果时发现,唐朝对高句丽遗民的治理经历了“华人参治”到“羁縻统治”的过程,但效果并不理想,造成高句丽遗民向新罗、靺鞨的逃散,分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唐朝自身和当时所处环境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第四章渤海国治理下的鸭绿江流域。渤海建国初期,民族成分复杂,包括粟末靺鞨、白山靺鞨、伯咄、安车骨、拂涅等部族,还包括部分高句丽遗民,渤海族的形成经历了较长的历史过程。研究渤海国的历史发现,渤海在大武艺时期,确曾进入过辽东地区,时间段限在安史之乱后至辽太祖经略鸭绿江前二十年。渤海强盛时,鸭绿江流域除鸭绿江口外大部分囊括在西京鸭渌府范围内,结合石刻资料和贾耽《边州入四夷道里记》等记载,考证出渤海西京鸭渌府治所就在今临江市。第五章辽朝对鸭绿江流域的治理。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契丹族强大后逐渐控制鸭绿江流域,先后灭渤海、迁东丹,设鸭绿江女真大王府、征高丽。在梳理渤海、女真民族迁徙过程基础上,辨析定安国、兀惹、燕颇三者关系,发现定安国位置有所变动,存在由鸭绿江下游向上游的迁移。利用《辽史》、《高丽史》、《契丹国志》以及《耶律仁先墓志》等资料考证鸭绿江女真的范围以及鸭绿江女真大王府设立的时间。从辽丽之间“保州”、“鸭绿江东数百里地”纷争的角度,分析辽丽之间的和战关系。公元7-11世纪,鸭绿江流域民族变迁是东北亚历史舞台上一场长时段、大规模的民族迁徙活动,波及地域之大,涉及民族之多在中国移民史上也很罕见,从宏观上把握这段历史,有助于东北民族史的整体研究。
张古悦[4]（2021）在《辽宁地区朝鲜人沿革及中日各方政策研究（1910-1948）》文中认为中国与朝鲜半岛隔江相望,自古以来就有密切的联系。作为跨境民族,朝鲜人民既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及反动政权的统治下遭遇过压迫与屈辱,也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保卫中国领土完整,为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辽宁地区作为东三省重要的交通枢纽,亦是东北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心之一,许多朝鲜人在此地定居生活,同时辽宁地区也是东三省的政治枢纽,为各类朝鲜人团体提供了活动空间。目前关于国内朝鲜人的研究成果仍然以吉林、延边地区为主,而以辽宁地区为研究范围的学术成果仍然较少。本文利用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图书馆、沈阳市档案馆、韩国历史数据中心、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以及新宾、本溪、抚顺等辽宁省地方图书馆所藏朝鲜人原始档案、新闻报纸、各类着作等资料,将民族史与地区史相结合,阐述辽宁地区朝鲜民族的形成发展史。此外,本文以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至1948年辽宁解放为时间范围,以当代辽宁省行政区划为地理界线。从宏观角度考察清政府、奉系军阀政府、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及伪满洲国、国民党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对辽宁地区朝鲜人政策。并寻找其政策实施对辽宁地区朝鲜人的影响,以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辽宁地区朝鲜人最终获得解放的过程。本文还对辽宁地区朝鲜人口变化、地域分布、职业收入、教育程度等方面进行探索与整理,力求从微观角度对朝鲜人在辽宁地区的社会生活情况进行叙述,对辽宁地区朝鲜人历史进行补充。第一章主要内容为1910年以前,由于朝鲜王朝的封建统治、日本在朝鲜半岛殖民统治的压迫以及连年的自然灾害,导致朝鲜人小规模迁往辽宁地区进行生产生活的过程。因长期受到朝鲜王朝的剥削,朝鲜半岛特别是北部地区的朝鲜人生活状态极为恶劣,为了维持生计,朝鲜人开始越境进入辽宁地区进行农业活动。在日俄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当局侵占了朝鲜半岛,通过“土地调查事业”为代表的殖民经济体系掠夺了大量土地,导致更多的朝鲜人迁往辽宁地区。由于清朝政府无法阻止移民越境,开始实施吸纳朝鲜人入籍的政策,同时颁布“剃发易服令”并通过扶持中国地主加强对辽宁地区朝鲜人的管理。而日本当局为实现其侵略扩张阴谋,利用领事馆与日本农业资本向辽宁地区进行渗透,使朝鲜人的生活受到了较大的影响。第二章主要考察了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至1919年三一运动前,大批朝鲜人因政治与经济因素迁往辽宁地区后,清政府、民国官宪、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围绕朝鲜人实施的不同政策对朝鲜人的政治、社会生活所造成的影响。由于大量朝鲜人的到来,令辽宁地区呈现出多样的民族关系,但相继而来的日本干涉问题也令清政府颇为头痛。因此,辽宁地区的清朝官宪制定了“清源截流”的方针政策,吸引朝鲜人入籍的同时对即将入境的朝鲜人进行限制。其政策精神一直延续至1915年《南满东蒙条约》的签订。在《南满东蒙条约》签订后,日本利用朝鲜人“日本臣民”身份对中国内政进行干涉。因此,民国初期的辽宁官宪为减少外交交涉,不得不将政策转变为以“监视控制”为主。在政策逐渐严格的影响下,一部分朝鲜人开始向吉林地区转移。辽宁地区的朝鲜人中绝大部分为贫苦的农民,而即使进入城市,其收入仍处于社会底层。因此,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在辽宁各地设立朝鲜人会,以提供经济援助为幌子笼络朝鲜人.同时,还设立朝鲜人学校,以“朝鲜教育令”为基础,向朝鲜人子弟传达效忠天皇的腐朽观念,对朝鲜人的文化教育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第三章主要阐述了1919年三一运动后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奉系军阀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当局针对辽宁地区朝鲜人实施的政策以及对朝鲜人生活的影响。三一运动将东北朝鲜人反日运动推向高潮,辽宁地区的朝鲜人开始以武装斗争的形式打击日本军警。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朝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开展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斗争。日本帝国主义当局为防止反日运动影响,除在经济上继续支持朝鲜人会外,还组建亲日朝鲜人武装团体,对朝鲜人反日运动进行镇压,以达成控制朝鲜人的根本目的。日本帝国主义当局还以“保护”朝鲜人为借口横行于辽宁地区,导致奉天当局认定朝鲜人是引起内政、外交困境的主要原因。1925年中、日签署《三矢协定》后,奉天当局对朝鲜人采取了排斥驱逐政策,《田中奏折》的出现更是激化了民族矛盾,令辽宁地区一部分当地百姓加入到排斥朝鲜人的行列。排斥驱逐政策的实施不仅使辽宁地区朝鲜人口数量逐年下降,也使朝鲜人的经济生活状况更为恶劣。同时,奉系军阀政府为了抵御日本的教育侵略,以强制手段关闭所有朝鲜人学校,命令辽宁各地朝鲜人子弟进入中国人学校。日本背景的教育机构却借机在日本势力的庇护下发展壮大,向更多的朝鲜人子弟灌输“亲日”思想,对朝鲜人的文化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第四章的主要内容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日本投降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当局与伪满洲国对辽宁地区朝鲜人实施的奴役与经济掠夺政策,使朝鲜人的经济、社会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队的侵略引发了辽宁地区朝鲜人的两次避难潮,为解决难民问题,日本当局将朝鲜人集中于“安全农村”与“集团部落”之中,以安置为名对朝鲜人进行监视管制,并利用其进行农业种植能力以方便经济掠夺。同时,日伪政权还对朝鲜人移民实施“放任”政策,并刻意提高民族等级笼络朝鲜人,引起严重的民族矛盾。此后,日伪当局为缓解日本国内就业压力,以“新规入殖”政策代替“放任政策”,使辽宁地区朝鲜人成为日本农业殖民者的“廉价劳动力”。在日本帝国主义当局的鼓惑下,东北沦陷时期的辽宁地区朝鲜人口一直处于上升趋势,粮食产量也在逐年上升,然而朝鲜人却在日伪政权的盘剥下生活极为艰苦。在日伪政权灭亡前,为增加粮食产量,日伪当局在不切实际的增加移民数量、种植面积与产量目标的同时,还对中、朝人民进行了疯狂的经济掠夺,特别是“粮谷出荷”政策,强制掠夺了中国以及朝鲜农民的农作物及口粮,在辽宁城乡地区均造成了巨大的粮食恐慌,导致辽宁地区中朝百姓生活在贫困交加的境遇之中。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当局的侵略与经济掠夺,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辽宁地区的中、朝人民不论派别纷纷加入抗日斗争之中,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与贡献。第五章主要阐述了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与国民党的掠夺政策对辽宁地区朝鲜人生活的影响。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令朝鲜义勇军挺进东北,辽宁地区的朝鲜人共产党员们也迅速行动,在保护当地朝鲜人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的同时,号召朝鲜青年加入革命队伍。在国民党占领时期,辽宁地区朝鲜人积极进行游击战争以保卫革命果实,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土改政策”令饱受欺凌的辽宁地区朝鲜人真正获得了自由与解放,而广大朝鲜人民也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以不同的方式支援前线,为辽宁地区的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与中国共产党对朝鲜民族的平等政策与土地政策相比,国民党政府进入辽宁地区后却以清算为借口对朝鲜人资产进行掠夺,导致许多朝鲜农民丧失土地,而城市内朝鲜人也纷纷失业,大量的朝鲜人又一次沦为难民,其中一部分不得不返回朝鲜半岛或进入解放区,导致辽宁地区的朝鲜人口数量急速下降。而国民党政府为减少难民带来的经济压力,制定了朝鲜人遣送计划,但遣送行动只进行了一次便宣告搁浅。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韩侨事务处开始敦促朝鲜人进行农业耕种以补充军粮,但绝大多数朝鲜人因之前的经济掠夺早已无力从事农业活动,甚至许多朝鲜农民沦为难民,流落街头,他们在饥寒交迫中滞留于辽宁地区,直至辽宁解放才重获希望。纵观1910年至1948年朝鲜人迁移至辽宁地区的历史,在日本吞并朝鲜后,朝鲜人怀着寻求容身之所的希望前往辽宁地区,利用熟练的农业技术,在一片荒芜之中开拓出万亩良田。而日本当局不仅对朝鲜人实施“统制利用”政策以干涉中国内政与经济掠夺,还以民族挑拨政策令其受到奉天当局的排斥,在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垮台后,其贻害还导致朝鲜人遭受国民党政府的劫掠。辽宁地区朝鲜人屡屡遭到封建地主、军阀集团与帝国主义的迫害,陷入流离失所的痛苦之中。但即使如此,朝鲜人民仍未放弃民族解放的希望,不仅成立了大大小小的民族主义反日团体,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中国人民携手共同对抗封建地主、奉系军阀、日本帝国主义当局与国民党反动政权,为辽宁地区的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最终成为了光荣的中华民族一员。辽宁地区朝鲜人的历史既是一段开拓、建设新家园的移民史,也是一段在歧视与压迫政策下充满艰辛与苦难的血泪史,更是一段通过坚韧建设与顽强奋斗,最终融入中华民族的光荣历程。
田俊峰[5]（2020）在《政策主导下区域土地利用转型过程、机制与优化 ——以中国东北三省为例》文中提出自20世纪90年代土地利用转型概念提出以来,伴随着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日益受到关注以及土地变化科学的形成,以探讨如何实现土地资源的科学有效管理,进而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目标的土地利用转型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并成为土地变化科学研究的前沿领域与重要议题。土地利用转型包含着显性与隐性两种形态的改变。但是,当前研究仍存在对土地利用隐性形态转型关注不足、土地利用转型与经济社会转型之间关系割裂、在政策制度性因素对土地利用转型的综合作用机理方面认识不清等问题,亟待进一步深化探索。当前中国正在经历深刻地经济社会转型与生态变革过程,国土空间利用过程中以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生态系统退化为表征的人地矛盾突出问题依然存在且日益突出,形成对深化与发展土地利用转型研究的迫切需求。中国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突显,土地利用问题突出,在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与生态安全保护方面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土地资源管理、城镇化、生态环境保护等多种政策作用下的典型区域,其土地利用转型呈现出显着的政策主导特征。探明欠发达地区土地利用转型机制对解决当前中国土地利用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实现国土资源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在上述背景下,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系统总结,基于土地变化科学、地理学等学科重要基础理论,提出政策主导下区域土地利用转型模式,构建政策主导下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理论框架。以东北三省为例,对政策主导下区域土地利用转型内涵、过程、机制进行系统解析,并基于当前区域土地利用转型过程中呈现出的突出问题以及土地利用转型新背景与新挑战,从政策系统的视角提出针对性的土地利用转型优化调控路径与措施,形成系统的土地利用转型研究范式。论文为综合解读与研究区域土地利用转型问题提供分析范式与分析路径参考;此外,论文将远程耦合理论应用于区域土地利用转型机制研究,破除了既有区域土地利用转型机制研究存在的区域与尺度局限性问题,发现了土地利用转型社会—生态反馈路径下外生性因素的重要作用,补充与拓展了土地利用转型相关理论。研究为进一步科学模拟与预测区域土地利用演化过程,并通过对政策的合理优化以引导区域土地利用向可持续方向演进提供基础理论支撑,也可为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政策的制定与优化提供方向参考与决策依据。本研究共分为八章,主要观点与内容如下:1.在中国以东北三省为代表、经济社会发展受政策作用显着的欠发达地区,存在一种土地利用转型模式,即政策主导下的区域土地利用转型,其实质是伴随着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在政策性因素的直接作用以及政策性因素与其他因素的复杂交互作用下,区域土地利用形态呈现出―空间冲突——低级协调——冲突加剧——高级协调‖的―渐进上升式‖演进过程;其基本特征表现为阶段性、外部性与外生性、复杂性与系统性、趋向性与不稳定性。政策主导下区域土地利用转型机制应从土地稀缺与土地集约化、区域功能定位、经济现代化与城镇化、市场化与全球化、人口增长与迁移等方面进行系统综合解析。2.基于城镇化发展、人口变化过程、经济增速、产业与就业结构演变过程,可将东北三省1995—2015年经济社会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城镇化与人口发展停滞期（1995—2005年）;经济发展过渡,人口转型期（2005—2010年）;工业化中期,经济与人口衰退期（2010—2015年）。伴随区域经济社会转型,东北三省发生土地利用转型过程。3.东北三省土地利用转型是包含显性形态转型与隐性形态转型的综合过程。显性形态转型特征主要表现为:耕地规模持续增长,增速先降后升,耕地内部水田占比持续上升,耕地增长来源由林地与草地向未利用地转变,耕地的空间扩张集中于三江平原地区;林地、草地、水域呈―下降—趋稳—再下降‖的转折性变化,三种用地类型向耕地的大规模转出导致区域生态用地数量减少;未利用地向耕地转出规模持续扩大,导致未利用地面积加速下降,未利用地的减少亦集中发生于三江平原地区,且其范围逐渐扩大;建设用地面积加速增长,建设用地内部非农建设用地占比持续上升,建设用地增长在空间上呈现―中心城市—城市带与沿海沿边地区—哈长城市群核心区‖的转移路径。4.东北三省土地利用隐性形态转型核心在于功能转型,其土地利用功能可划分为发展支撑功能、发展动力功能、生态基础功能三大核心功能。其中,发展支撑功能包含农业生产与农村稳定两个子功能,发展动力功能包含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两个子功能。区域土地利用隐性形态转型特征主要表现为:在功能结构演进方面,区域土地利用功能以发展动力功能为主导,存在―多元化特征—单一性突出—再趋多元化‖的演化过程。在功能水平时空演化方面,区域土地发展支撑功能呈―缓慢退化—恢复提升—提升加速‖的变化过程,空间特征由―西高东低‖向―北高南低‖转化;发展动力功能呈―缓慢退化—高速提升—缓慢提升‖的剧烈变化过程,功能两极分化日益明显;生态基础功能呈―缓慢退化—趋向稳定—加速退化‖的变化过程,空间特征表现为―东高西低‖。在功能间协调关系方面,区域土地农业生产功能与农村稳定功能间协调性―由降转升‖,但整体处于濒临失调状态,协调性―北高南低‖的空间特征日益凸显;区域土地经济发展功能与社会发展功能间关系失调严重,但呈由退化转向改善的过程,―东强西弱‖的空间特征逐渐显现。5.对于以东北三省为代表的受多重政策影响作用明显、经济市场化程度低的欠发达地区,其土地利用转型是政策主导下的区域土地利用转型,是一个远程耦合系统综合作用的结果。在远程耦合系统中,区域外部土地利用系统与全球系统构成发送系统,区域土地利用系统为接收系统。发送系统以资金流、信息流、政策流、物质流为主要载体,以全球化、远程连接、宏观统筹为主要形式作用于接收系统。在发送系统的作用下,区域土地利用系统内部直接原因与间接原因交互作用,形成主导东北三省土地利用转型的两大路径,即政策引导下的社会—生态反馈路径与政策影响下的经济—社会变化诱发路径。政策引导下的社会—生态反馈路径控制不同类型土地的供给,―引导‖区域及个体土地利用行为,―约束‖并形成区域土地利用形态基本框架,决定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的方向;政策影响下的经济—社会变化诱发路径控制不同类型土地的需求,决定了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的速度与强度。东北三省土地利用转型是远程耦合框架内政策引导下的社会—生态反馈路径与政策影响下的社会—经济变化诱发路径交互耦合与拮抗的结果,以市场环境与全球化发展为代表的区域外生性过程是两大路径交互的关键过程。6.东北三省土地利用转型过程中存在建设用地利用粗放、土地经济发展功能与社会发展功能失衡等一系列突出问题,面临土地空间冲突与功能冲突加剧恶化的―新挑战‖。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了东北三省土地利用转型优化的直接目标、控制目标和最终目标,并从国土空间治理、土地管理政策优化与制度创新、城镇化政策设计、农业与农村发展政策优化等方面提出针对性建议,以系统性的政策设计促进区域土地利用有序转型。
刘晖[6]（2020）在《基于DPSIR模型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生态系统胁迫评估》文中研究说明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类的生产活动干预了自然环境,使得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已经逐渐影响到人类的正常生活和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近年来,我们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努力改善生态环境,共同创建生态文明城市。本文以延边州地区为研究对象,以生态环境的状况为基础,在社会经济因素、土地利用变化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分析结果上,为延边州各县市的生态系统胁迫进行分析,通过观察分析生态胁迫指标因子的时空格局状况,做出合理的规划并提出适当的建议,为延边州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建设决策提供重要科学依据。（1）本研究以延边州生态系统胁迫评估为目标,以土地利用变化和社会经济因素为基础把生态系统胁迫作为衡量生态系统的重要指标,基于DPSIR模型,结合延边州自然、人文和社会等特征,选取17个代表延边州生态系统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5个因素的胁迫指标,建立延边州生态系统胁迫指标体系。详细地对每一个指标因子的数值做具体的动态变化特征分析,并根据延边州的实际情况,探究产生变化的原因。（2）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综合评价了各县市、不同时段生态系统胁迫的相对大小,从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对延边州不同年份,不同县市的生态系统胁迫程度进行详细具体的描述。从时间角度看,1996年至2006年延边州生态系统胁迫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2006年至2016年延边州生态系统胁迫指数总体呈小幅度下降趋势。从空间角度看,结果显示,全州范围内生态系统胁迫指数最高的是延吉市,1996年为4.1804,至2016年增加到4.6534,生态胁迫较大。说明延吉市生态问题仍要加强重视,合理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其次为图们市,HPI指数由1996年的1.1314下降至2016年的0.6620。说明图们市近年来在生态环境有所好转,但仍需加强城市生态建设,改善市区环境状况。生态胁迫综合指数最小的地区是汪清县和安图县,说明以上地区区域发展对生态环境影响都较小,生态环境相对较好,生态胁迫压力小。综合分析延边各县市的生态系统胁迫程度,合理规划城市发展并改善生态环境,以期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并根据本文分析得出的结果,针对延边州的环境现状,为政府和相关部门机构提供有价值意见的生态环境建设方案。（3）利用综合指数法,从DPSIR模型的5项因子的角度分析,以驱动力指数、压力指数、状态指数、影响指数和响应指数这五个方面对延边州生态环境进行分析。首先通过熵值法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大小,综合计算5项因子指数,具体解析不同指标所带来的影响。先以时间线的角度分析,1996年,驱动力指数和响应指数均比较低,其中作用最大的是影响指数,这说明了在1996年,影响因子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最大。2006年,影响指数为下降的趋势,但变化幅度不大,压力指数和响应指数都有所提升,说明压力因子和响应因子对生态系统胁迫有明显的作用。2016年可以看出压力指数有小幅度的下降,也从侧面表明了生态环境政策得到了很好的落实,此举不仅仅减小了污染排放对大自然生态系统的危害,而且也对生态环境状态指数有了较大的提高。驱动力指数仍保持明显的上升趋势,说明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同时保护环境的响应措施在逐年加大力度,对区域生态系统胁迫的作用逐渐增大。并且为了更直观的分析各个指标的作用大小,从驱动力指数、压力指数、状态指数、影响指数和响应指数这五个因子里面所有具体的不同指标入手,系统地探究延边州生态系统胁迫变化原因以及生态环境的变化情况。
李锦海[7]（2020）在《中国朝鲜族“十长生”纹样研究 ——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考察中心》文中指出纹样作为一种自然而高雅的文化符号,有着其自身的人文价值,其中记载着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信仰。中国朝鲜族也在其自身的历史中发展出了丰富多彩,形式各异的装饰纹样,它们都各自含有寓意,有的象征吉庆,有的象征昌茂繁荣。本论文的研究对象“十长生”纹样则蕴含着健康长寿的寓意。顾名思义,“十长生”就是十种象征长生的自然物像,集中体现着中国朝鲜族对健康长寿的渴求。具体来讲,“十长生”通常包括,日、云、山、石、水、鹤、鹿、龟、芝、松等自然界的十种物像。经过漫长岁月的积淀,在不同思想文化的相互交融之下,这十种物像物化为纹样的形态,走进了朝鲜族人民的生活,既抚慰着人们的心灵,同时也在美化着居住空间。众所周知,朝鲜族历经百余年的人口流动,现今已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聚居于我国东北部。自古以来,中国朝鲜族深受汉族文化影响,在文化艺术方面呈现出了很多共性。这种共性也体现在了朝鲜族的“十长生”纹样上。因此,本论文将运用人类学跨文化比较法,深入比对双方文化中象征长寿寓意的纹样,并找出呈现共性以及差异性的深层原因,其目的是探究双方文化在形成之初是否存在共同的思想渊源,以及若存在这种共同的思想渊源,那么又是如何相互渗透和影响的。然而,“十长生”纹样自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发展至今,“十长生”纹样也不可避免地跟进了现代文明的进程,尤其是在其外在形式特征上发生了显着变化,呈现出了现代审美特征。鉴于此,本论文将进一步分析“十长生”纹样在当代变迁背后是否产生了文化意蕴上的变化,以便探讨朝鲜族“十长生”纹样的当代发展和传承的问题。
陈妍[8]（2019）在《转型期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系统协调发展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推进完善的过程中,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转型既是客观存在的经济现象,也是国家改革进程中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应该跳出长期以来单纯对经济总量的关注,用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分析转型发展以来资源型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系统协调发展的变化。从系统协调发展的角度对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进行综合测度,可以有效地再审视东北地区转型发展历程,探寻转型期系统演变的内在驱动机理。为此,本研究利用20002017年面板数据,以“要素-过程-格局-机理-调控”为研究主线,综合运用经济学、生态学、社会学和地理学等学科数理方法,尝试对东北地区20个资源型城市的经济-社会-环境系统协调发展机制进行深入探讨。论文共八章,其中,第一、二、三章为文献总结、东北地区资源型现状分析以及研究基本理论和框架;第四、五、六章为研究的重点,包括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经济、社会、环境子系统的时空演变,系统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经济-社会-环境系统的协调发展演变和驱动;第七、八章是在总结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系统协调发展演变的基础上,针对出现的经济、社会、环境问题提出分类的调控措施和建议。研究的核心内容和主要结论如下:首先,利用熵值、泰尔指数、H-P滤波、集中度指数和DEA模型等方法分别对经济-社会-环境子系统时空演变进行评价,得出:（1）20002017年,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阶段性特征,可划分为三个经济发展周期阶段,各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仍有待于进一步加强。（2）转型期,人口空间分布不均衡状态加剧,其中石油型城市人口吸纳能力优于森林型城市,而冶金型、森林型、煤炭型城市人口相对迁出为主。（3）基础设施配置水平呈现“稳定-波动-上升”的走势,资源成熟型城市和资源再生型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强于资源成长型城市和资源衰退型城市。（4）环境系统方面,生活环境优于生产环境系统效率,空间分级现象越来越明显,但并不具有空间相关的规律性,其中石油型城市环境系统效率较好,煤炭型城市环境系统发展水平均较低,并以下降走势为主。其次,利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析经济-社会-环境系统间要素相互作用以及协调关系的演变过程,得出:（1）转型期,各系统内要素相互作用和制约,其中经济系统发展主要还是依赖于工业发展,第三产业发展是未来促进深化转型发展的关键。（2）人口规模、人口空间分布的移动变化以及各项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和保障体系建设能够有效促进社会系统和环境系统发展水平的提高。（3）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以往的社会遗留问题以及严峻的环境问题造成现实发展的缺口,使得环境问题更加严峻,隐形社会贫困问题突出,第三产业发展的地域差异,再一次改变了资源型城市发展过程中人口流动、资源分配、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分配等。再次,通过指标体系和协调发展度模型的构建,对转型期内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协调发展演变进行水平测度、分类分型、驱动机理分析,探讨经济-社会-环境系统协调发展演变。发现:（1）20002017年,与各系统转型期内阶段性特征相似,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协调发展水平共经历4次较大波动。（2）无论是空间或是时间变化上方面,协调水平存在“两极分化”的特征,钢铁型城市强于石油型城市,森林型城市协调转型能力较差。（3）绝大多数资源型城市是靠单一系统驱动发展,协调性较差,只有极少数城市系统发展较均衡。（4）驱动因素方面,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是提高生产力和社会素质的根本保障,在转型期内起到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而旧体制依然对新体制的形成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最后,针对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转型期内经济-社会-环境系统协调发展评价结果,系统间和系统内的相互作用关系和定量研究结论中出现的问题总结,未来促进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系统协调发展可考虑以下几大方面:（1）树立系统协调发展关系意识、建立系统协调发展的管理机构、设立资源型城市协调发展的预警系统,遵循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整体性原则,坚持处理好政府、居民、企业间关系的合理性原则,坚持处理好产业、经济、环境关系的共同发展性原则。（2）通过构建经济投资融资、社会政策保障、环境保护修护的实现路径,按照协调发展水平对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进行分类分型,应继续加强产业结构调整和人力资源储备、完善基本保障措施以及建立生态环境的修复治理等。（3）依据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协调发展的时空差异特征与对应驱动因素,今后可提供分层级的政策支持、继续加大第三产业的发展、扩展人才资源和环境保护长效机制等方面的建设。
卢成敢[9]（2019）在《渤海遗存的分区研究》文中提出渤海国存于公元698926年,疆域涵盖今中国东北、朝鲜半岛东北部及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统治集团以粟末靺鞨族群为主,历经十一世十五王。渤海政权在政治、军事、文化等多个领域学习唐王朝,与中原政权存在册封、朝贡的关系,中原史书誉称其为“海东盛国”,在东北亚历史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全文共分为5章,具体如下。第1章为绪论。简要介绍了渤海社会的发展状况,阐述本文的研究对象与时空范围问题。发现简史部分概述了五类遗存中的关键性遗址,并对研究现状予以回顾、分析,该命题的学术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此为本文得以撰写的直接原因。最后,阐述本文的研究目的与研究思路。第2章为基础材料的梳理。渤海遗存的确认多数是依据考古调查,但考古调查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加之调查者自身的学术素养不一,导致部分遗存同高句丽、靺鞨或辽金时期的遗存相混淆。本文以渤海典型的遗物、遗迹作为考察标准,同时参考其它因素,对八个自然地理区域内城址、墓葬、旷野型建筑址、寺庙址与村落址等五类“渤海遗存”进行了逐一辨识。将辨识后的遗存分为可确定时代、不可确定时代与可排除的三组。其中,可确定时代的渤海遗存约占总数的一半,后文研究均以之为基础。第3章为渤海遗存的文化分区研究。对前述自然地理区域内的典型渤海遗存进行分析,基于区域遗存所显示的文化面貌与特征,最终将渤海全境划分为四个文化区。Ⅰ区图们江流域流域的考古遗存,在总体上呈现出较强的唐文化与高句丽文化因素,靺鞨文化因素较弱,唐文化渗透到渤海社会的上层与中层。Ⅱ区是以敦化盆地为核心的牡丹江上游地区,该区遗存在总体上是以高句丽、靺鞨文化因素为主,唐文化因素较前二者为弱。Ⅲ区为牡丹江下游、绥芬河流域、第二松花江上游部分地区及中下游、俄罗斯滨海边疆中东部区域,其遗存在总体上表现出非常显着的靺鞨文化因素,其它文化因素的影响较小。Ⅳ区为第二松花江上游部分地区、鸭绿江流域与朝鲜东海岸一带,其遗存在总体上显现出非常明显的高句丽文化因素。第4章为渤海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划分,以及分区之下的都城、五京与政治体制研究。基于农业生产、政治中心、军事防御、交通联系、社会文化等几项要素,将图们江流域与牡丹江流域（以宁安盆地为核心）划作渤海的核心区,其余区域则划为边缘区。重新界定了西古城与八连城的性质,前者在早期曾发挥渤海政权都城的职能,中后期成为陪都,八连城则一直承担陪都的职能。鉴于两座城址为陪都的定性,以及城内尚未发现衙署设施的迹象,推断西古城与八连城极有可能与传统学术观点所认为的中京显德府、东京龙原府并无关涉,显德府与龙原府的治所应另寻他处。关于渤海五京制度的设置,在大言义时期已开始出现,最迟在大彝震时期已完全确立。渤海的“京”与“都”并不能够等同,二者处于两个不同的维度。五京具有“点”与“面”的象征集合意义,但并不具备真正的行政管辖权力。五京制度的作用应与分域而治、政治格局重心及交通道等三个因素相关。关于渤海的政治结构考察,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主要是以中央、地方两个层面的政治制度完善为标志。同时,探讨了渤海不同核心—边缘分区之下的政治体制整合情况,北部的黑水靺鞨部落应为羁縻式控制,南部区域则为直接统治,渤海政权属于二元性体制。第5章为结语,对本文前述各章节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总结。
袁耀辉[10]（2019）在《《通俗常言疏证》及其所录通俗词语研究》文中认为《通俗常言疏证》是近代一部收集资料丰富的民俗语言珍惜文献,按内容分为四十卷,包括重复记录共计5978条,具有重要的语言学研究价值。目前,以《通俗常言疏证》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并不多见,缺乏具体细致的描写和研究。基于此,本文主要从词汇学和民俗语言学的视角对该书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通俗常言疏证》主要通过列书证的方式以考证当时的“通俗常言”,为我们进行成语、俗语、谚语、歇后语、惯用语、格言等熟语以及俗语词研究留下了珍稀的文本。书中还辑录了在我们今天看来熟语性程度不强的结构成分。论文在行文中采用描写与解释相结合的方法、分类的方法以及列疏证的研究方法,力图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通俗常言”进行直观具体地解读。民俗语言学的基本理论是指导论文研究的基本理论,同时参考词汇学、民俗学、词典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论文由引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构成,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研究现状、选题缘起、研究意义、研究方法等进行了介绍。正文部分共计七章。第二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进行概述。第一节主要对该书作者孙锦标生平及学术成就进行介绍。第二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编纂体例进行介绍。第三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训释方式进行介绍。第四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引证文献进行分析。第五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词条特征进行阐述。第六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与明清俗语辞书的关系进行阐述。第三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概貌进行研究。第一节主要从来源上对《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进行考察。第二节主要从内容上对《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进行考察。第三节主要从音节上对《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进行考察。第四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俗语词进行研究。第一节主要对俗语词的概念进行阐述。第二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词的词义类聚进行分析。第三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词的构词法进行分析。第四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词词源进行考释。第五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熟语进行研究。第一节主要对熟语的来源、品类和特点进行阐述。第二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成语进行研究。第三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谚语进行研究。第四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惯用语进行研究。第五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俗语进行研究。第六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歇后语进行研究。第七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格言进行研究。第六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特殊词语进行研究。第一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特殊词语的结构类型进行分析。第二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特殊词语的语义进行分析。第七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新词新义进行研究。第一节主要对新词进行研究。第二节主要对新义进行研究。第八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研究价值进行分析。分两节。第一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语言学价值进行阐述。第二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文化学价值进行阐述。第九章为结语,主要对论文研究的内容、创新之处、研究的不足以及后续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进行阐述。
二、试论延边人口已进入现代人口时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延边人口已进入现代人口时期（论文提纲范文）
（1）流动性视角下珲春市多元文化消费空间的分布及影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6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及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1 概念辨析 |
| 2.1.1 流动性 |
| 2.1.2 边境城市 |
| 2.1.3 跨境流动 |
| 2.1.4 消费空间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人口迁移的理论基础 |
| 2.2.2 空间生产的理论基础 |
| 2.2.3 符号消费理论 |
| 2.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3.1 流动性研究进展 |
| 2.3.2 边境城市研究进展 |
| 2.3.3 消费空间研究进展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珲春市跨境流动的空间实践 |
| 3.1 研究区概况 |
| 3.1.1 地理位置 |
| 3.1.2 人口概况 |
| 3.1.3 零售业概况 |
| 3.2 流动性现状 |
| 3.2.1 人口跨境流动 |
| 3.2.2 商品流动 |
| 3.2.3 信息流动 |
| 3.2.4 社会资本流动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珲春市零售消费空间的地理特征 |
| 4.1 珲春市零售消费空间的发展演化 |
| 4.1.1 起步阶段 |
| 4.1.2 增长阶段 |
| 4.1.3 成熟阶段 |
| 4.1.4 回落阶段 |
| 4.2 珲春市零售业整体概况与分类 |
| 4.2.1 零售店铺数量 |
| 4.2.2 零售店铺分类 |
| 4.3 零售消费空间分布特征 |
| 4.3.1 空间分布的整体特征 |
| 4.3.2 空间分布的多元化特征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流动性视角下多元文化消费空间的实证分析 |
| 5.1 案例地概况及数据来源 |
| 5.1.1 案例地选取 |
| 5.1.2 案例地代表性分析 |
| 5.1.3 数据来源 |
| 5.2 案例分析 |
| 5.2.1 人口的流动:消费群体及经营者属性分析 |
| 5.2.2 商品和信息的流动:货源及销售渠道分析 |
| 5.2.3 社会资本的流动:消费水平分析 |
| 5.2.4 疫情前后的流动性对比分析 |
| 5.3 流动性视角下消费空间的特征 |
| 5.3.1 多元消费景观的塑造 |
| 5.3.2 多样消费方式的扩展 |
| 5.3.3 多种消费方式的选择 |
| 5.3.4 疫情对人口和商品流动的限制 |
| 5.4 珲春市多元文化消费空间对城市的影响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店铺商家访谈问卷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2）明代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地缘关系及交往历史 |
| (一)先秦时期辽东与朝鲜半岛的自然环境与经济交流 |
| 1.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自然环境与文化交通 |
| 2.先秦时期辽东地区的开发与朝鲜半岛的经济交流 |
| (二)秦汉至隋唐时期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经济交流 |
| 1.秦汉至南北朝时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政权更迭与人口迁徙 |
| 2.隋唐五代时期辽东地区民族发展与朝鲜半岛的经济交流 |
| (三)辽、金、元时期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贸易往来 |
| 1.辽朝与高丽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及贸易往来 |
| 2.金朝的建立与高丽的贸易关系 |
| 3.元朝与高丽的政治关系与贡物索取 |
| 二、明代前期至中期辽东政局与区域间的贸易体系 |
| (一)明朝对辽东地区的治理与明初辽东社会概貌 |
| 1.辽东都司的建立与防御体系的发展 |
| 2.明初辽东地区的社会概貌 |
| (二)明朝与朝鲜半岛政权宗藩关系初建与辽东地区的贸易形态 |
| 1.明朝与朝鲜半岛政权宗藩关系的初建 |
| 2.洪武至永乐时期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贸易形态 |
| 3.宣德年间辽东防御体系的调整与贸易体系的确立 |
| (三)明中期辽东社会与区域贸易的发展 |
| 1.辽东都司的边政与社会发展 |
| 2.朝贡制度下中朝贸易的新进展 |
| 3.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贸易的繁荣 |
| 三、明代中后期的礼治外交与辽东地区中朝贸易 |
| (一)嘉靖至万历前期的中朝关系 |
| 1.嘉靖时期重塑的礼治外交 |
| 2.壬辰战争爆发前中朝“礼治”外交格局的延续 |
| (二)礼治外交影响下的中朝贸易 |
| 1.官方贸易的衰退 |
| 2.朝鲜使臣贸易的盛行 |
| 3.贸易中的交换媒介与货币 |
| (三)明代中后期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贸易状况 |
| 1.辽东地区的使臣贸易 |
| 2.辽东地区的边境贸易 |
| 四、万历时期辽东的边疆危机与中朝贸易 |
| (一)壬辰战争以前辽东地区的中朝经济交流 |
| 1.隆庆至万历初期辽东经济的短暂复苏 |
| 2.万历前期辽东地区的边境贸易 |
| (二)壬辰战争期间辽东地区对朝援助与贸易 |
| 1.壬辰战争的爆发与辽东地区的援助 |
| 2.壬辰战争期间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的新突破 |
| (三)明朝统治在辽东地区的崩溃及中朝贸易的衰落 |
| 1.明朝统治在辽东地区的崩溃 |
| 2.传统外交秩序恢复与中朝贸易的萎缩 |
| 五、明清易代与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贸易 |
| (一)明清战争初期辽东地区的中朝贸易 |
| 1.后金政权的建立及对辽东的占领 |
| 2.明清战争初期辽东地区中朝贸易变化 |
| (二)东江集团与朝鲜之间的经济往来 |
| 1.明末辽东地区的海上贸易群体 |
| 2.东江集团与朝鲜的陆路贸易 |
| 3.东江集团与朝鲜的海上贸易 |
| (三)清朝入关前对朝鲜的征伐与贸易 |
| 1.后金在辽东地区的统治及对朝鲜外交策略 |
| 2.清朝入关前辽东地区的中朝贸易体系 |
| 3.后金与朝鲜的贸易物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 致谢 |
（3）7-11世纪鸭绿江流域民族变迁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价值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第二章 高句丽对鸭绿江流域的开发与治理 |
| 第一节 鸭绿江流域自然地理与名称流变 |
| 一、自然地理 |
| 二、水文和气候 |
| 三、名称流变 |
| 第二节 鸭绿江流域的早期人类 |
| 一、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 |
| 二、先秦时期的民族及分布 |
| 三、秦汉时期的民族迁徙 |
| 第三节 高句丽对鸭绿江流域的开发与治理 |
| 一、高句丽民族国家的形成 |
| 二、迁都国内城 |
| 三、高句丽对鸭绿江流域的治理 |
| 小结 |
| 第三章 唐朝治理下的鸭绿江流域 |
| 第一节 唐朝鸭绿江流域的民族迁徙 |
| 一、隋末唐初鸭绿江流域的民族构成 |
| 二、隋唐对高句丽的征讨 |
| 三、高句丽遗民的迁徙 |
| 第二节 安东都护府治下的鸭绿江流域 |
| 一、安东都护府的设置与职能 |
| 二、安东都护府对高句丽遗民的治理 |
| 三、唐罗联盟的解体 |
| 第三节 安东都护府的迁移 |
| 一、安东都护府的内迁 |
| 二、安东都护府的治理效果 |
| 小结 |
| 第四章 渤海国治下的鸭绿江流域 |
| 第一节 渤海时期鸭绿江流域的民族构成与分布 |
| 一、靺鞨族源 |
| 二、靺鞨人的东迁 |
| 第二节 渤海国治理下的鸭绿江流域 |
| 一、渤海族的形成 |
| 二、渤海国在辽东的势力范围 |
| 三、西京鸭渌府的设置 |
| 第三节 渤海时期鸭绿江流域民族与周边关系 |
| 一、渤海与唐朝关系 |
| 二、渤海与新罗关系 |
| 三、渤海遗民迁徙对鸭绿江流域的影响 |
| 小结 |
| 第五章 辽朝对鸭绿江流域的治理 |
| 第一节 辽初鸭绿江流域的民族迁徙 |
| 一、辽初鸭绿江流域的民族构成与分布 |
| 二、渤海遗民的迁徙 |
| 三、兀惹、定安国与燕颇反叛 |
| 第二节 辽中期对鸭绿江流域的治理方略 |
| 一、鸭绿江女真大王府的设立 |
| 二、辽朝对高丽的征讨 |
| 三、辽朝在鸭绿江流域治理体系的形成 |
| 第三节 辽末鸭绿江流域民族关系的变化 |
| 一、辽、高丽、宋关系的变化 |
| 二、辽朝后期与高丽的保州交涉 |
| 三、辽朝民族政策对鸭绿江流域民族关系的影响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表1.石器时代鸭绿江流域人类遗址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4）辽宁地区朝鲜人沿革及中日各方政策研究（1910-194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
| 三、研究方法与拓展突破 |
| 四、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朝鲜人迁入辽宁地区的肇始 |
| 1.1 鸭绿江沿岸生活的早期朝鲜移民 |
| 1.1.1 东北封禁时期的朝鲜移民 |
| 1.1.2 东北解禁后的朝鲜移民 |
| 1.2 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对朝鲜半岛的侵略与掠夺 |
| 1.2.1 朝鲜半岛殖民地体系的设立 |
| 1.2.2 残酷殖民统治导致朝鲜人流离失所 |
| 1.3 小结 |
| 第二章 清末民初辽宁地区的朝鲜人(1910年8月—1919年3月) |
| 2.1 中日两国对辽宁地区朝鲜移民的管理政策 |
| 2.1.1 朝鲜移民的人口数量与地域分布 |
| 2.1.2 清朝末期辽宁官宪的“清源截流”政策 |
| 2.1.3 民国初期辽宁官宪的“监视管理”政策 |
| 2.1.4 日本领事馆的统制政策 |
| 2.2 清末民初时期辽宁地区朝鲜人的社会经济状况 |
| 2.2.1 极度依赖农业生存的朝鲜移民 |
| 2.2.2 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开始推行殖民教育 |
| 2.2.3 朝鲜人反日独立运动的兴起 |
| 2.3 小结 |
| 第三章 三一运动后的辽宁地区朝鲜人(1919年3月—1931年9月) |
| 3.1 中日对朝鲜人的管理政策 |
| 3.1.1 人口数量逐年下降的朝鲜移民 |
| 3.1.2 奉天军阀政府的“驱逐排斥”政策 |
| 3.1.3 日本领事馆对朝鲜人的“统制利用”政策 |
| 3.2 辽宁地区朝鲜人反日独立运动大潮 |
| 3.2.1 朝鲜人反日独立运动的高峰 |
| 3.2.2 朝鲜人民族主义反日团体的联合 |
| 3.2.3 活跃于辽宁地区的朝鲜共产主义运动者 |
| 3.2.4 朝共满洲总局的解散及其成员加入中国共产党 |
| 3.3 三一运动后辽宁地区朝鲜人的社会经济状况 |
| 3.3.1 以农为主兼顾工商的职业构成 |
| 3.3.2 日本帝国主义当局极力推行教育侵略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东北沦陷时期辽宁地区的朝鲜人(1931年9月—1945年8月) |
| 4.1 日伪政权对辽宁地区朝鲜人的管理政策 |
| 4.1.1 朝鲜人避难潮 |
| 4.1.2 “安全农村”与“集团部落” |
| 4.1.2.1 “铁岭安全农村” |
| 4.1.2.2 “营口安全农村” |
| 4.1.2.3 “集团部落” |
| 4.1.3 日伪强制移民政策导致朝鲜移民数量激增 |
| 4.1.4 “五族协和”的谎言 |
| 4.2 东北沦陷时期辽宁地区朝鲜人的社会经济状况 |
| 4.2.1 遭受日伪政权极度剥削压迫的朝鲜人 |
| 4.2.2 日伪政权对朝鲜人的奴化教育 |
| 4.3 辽宁地区朝鲜人抗日斗争 |
| 4.3.1 辽宁民众自卫军与朝鲜革命军 |
| 4.3.2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朝抗日武装力量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抗战胜利后的辽宁地区朝鲜人(1945年8月—1948年11月) |
| 5.1 中国共产党与“民族平等”政策下的辽宁地区朝鲜人 |
| 5.1.1 朝鲜青年踊跃加入朝鲜义勇军 |
| 5.1.2 东北朝鲜人民民主联盟与土地改革 |
| 5.2 国民党政府对辽宁“收复区”内的朝鲜人管理政策 |
| 5.2.1 设置朝鲜人事务处理机构 |
| 5.2.2 遣散朝鲜人计划 |
| 5.2.3 对朝鲜人资产的掠夺与返还 |
| 5.2.4 救济朝鲜农民 |
| 5.3 抗战胜利后辽宁地区朝鲜人的社会经济状况 |
| 5.3.1 掠夺政策影响下的朝鲜人口数量与经济生活 |
| 5.3.2 国民党政府扶持监管下的朝鲜人教育 |
| 5.4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档案类 |
| 二、新闻报纸 |
| 三、着作类 |
| 四、论文类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学术成果 |
| 致谢 |
（5）政策主导下区域土地利用转型过程、机制与优化 ——以中国东北三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土地利用转型已成为土地变化科学研究的前沿领域 |
| 1.1.2 转型变革新时代,对深化相关研究提出新要求 |
| 1.1.3 土地利用过程中政策制度因素影响作用日益凸显 |
| 1.1.4 东北三省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现实需求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框架与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文献查阅与归纳分析 |
| 1.4.2 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方法 |
| 1.4.3 空间分析方法与空间计量方法 |
| 第2章 研究进展与基础理论 |
| 2.1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2.1.1 土地利用转型内涵与理论 |
| 2.1.2 土地利用转型过程与转型特征 |
| 2.1.3 土地利用转型驱动力与驱动机制 |
| 2.1.4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2.2 相关概念 |
| 2.2.1 土地利用形态 |
| 2.2.2 土地利用转型 |
| 2.2.3 概念辨析 |
| 2.3 基础理论 |
| 2.3.1 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理论 |
| 2.3.2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 |
| 2.3.3 远程耦合理论 |
| 2.3.4 土地扩张与土地集约化理论 |
| 2.3.5 土地节约与反弹效应理论 |
| 2.3.6 土地利用转型理论 |
| 2.4 政策主导下的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理论内涵 |
| 2.4.1 政策主导下区域土地利用转型内涵 |
| 2.4.2 政策主导下的区域土地利用转型机制解析框架 |
| 第3章 区域土地利用转型条件与背景 |
| 3.1 自然条件与历史基础 |
| 3.1.1 地理区位与自然资源 |
| 3.1.2 发展历史 |
| 3.1.3 功能分区 |
| 3.2 经济社会发展与转型 |
| 3.2.1 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 |
| 3.2.2 人口变化 |
| 3.2.3 城镇化进程 |
| 3.2.4 区域经济社会转型特征 |
| 3.3 国家及区域政策环境与背景 |
| 3.3.1 国家宏观政策演变 |
| 3.3.2 区域发展政策的演进与解构 |
| 第4章 东北三省土地利用显性形态转型过程 |
| 4.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4.1.1 数据来源 |
| 4.1.2 研究方法 |
| 4.2 土地利用数量结构变化 |
| 4.2.1 类型规模及内部结构变化 |
| 4.2.2 类型间转化规模与转化方向变化 |
| 4.3 土地利用空间结构变化 |
| 4.3.1 类型分布与类型转化空间变化 |
| 4.3.2 土地利用重心空间迁移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东北三省土地利用隐性形态转型过程 |
| 5.1 土地利用隐性形态核心表征——功能形态相关问题 |
| 5.1.1 土地利用功能与多功能内涵 |
| 5.1.2 土地利用功能分类与解构 |
| 5.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5.2.1 评价指标选取 |
| 5.2.2 研究方法 |
| 5.2.3 数据来源 |
| 5.3 土地利用核心功能分析 |
| 5.3.1 土地利用功能演进特征 |
| 5.3.2 发展支撑功能演变特征 |
| 5.3.3 发展动力功能演变特征 |
| 5.3.4 生态基础功能演变特征 |
| 5.4 土地利用子功能分析 |
| 5.4.1 农业生产功能演变时空格局 |
| 5.4.2 农村稳定功能演变时空格局 |
| 5.4.3 经济发展功能演变时空格局 |
| 5.4.4 社会发展功能演变时空格局 |
| 5.5 土地利用子功能耦合作用时空特征 |
| 5.5.1 发展支撑功能耦合作用时空特征 |
| 5.5.2 发展动力功能耦合作用时空特征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东北三省土地利用转型机制 |
| 6.1 影响因素与驱动机制分析模型 |
| 6.1.1 影响因素的选取 |
| 6.1.2 分析模型的选取与原理 |
| 6.1.3 分析模型选择结果 |
| 6.2 区域土地利用转型影响因素 |
| 6.2.1 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城镇化与人口发展停滞期 |
| 6.2.2 经济发展过渡,人口转型期 |
| 6.2.3 工业化中期,经济与人口衰退期 |
| 6.3 东北三省土地利用转型机制 |
| 6.3.1 区域土地利用转型影响因素总结 |
| 6.3.2 转型路径与转型机制探索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东北三省土地利用转型优化 |
| 7.1 区域土地利用转型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
| 7.1.1 建设用地利用粗放,土地资源浪费严重 |
| 7.1.2 土地利用经济与社会发展功能失衡 |
| 7.1.3 耕地的不可持续利用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
| 7.1.4 耕地粗放低效利用制约农业与农村发展 |
| 7.2 土地利用转型:新背景、新要求、新挑战 |
| 7.2.1 国家宏观背景 |
| 7.2.2 新一轮东北振兴:新政策与新要求 |
| 7.2.3 东北三省经济社会发展新特征 |
| 7.2.4 区域土地利用转型面临的新挑战 |
| 7.3 土地利用转型优化调控建议与措施 |
| 7.3.1 东北三省土地利用转型优化目标 |
| 7.3.2 东北三省土地利用转型政策优化路径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研究特色与创新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6）基于DPSIR模型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生态系统胁迫评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国外研究进展 |
| 1.2.2 国内研究进展 |
| 1.3 理论基础 |
| 1.3.1 生态系统服务理论 |
| 1.3.2 生态系统胁迫理论 |
| 1.3.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1.4 研究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研究区概况 |
| 2.1 地理位置 |
| 2.2 研究区的区域特征 |
| 2.2.1 自然条件 |
| 2.2.2 自然资源 |
| 2.2.3 社会经济 |
| 2.3 生态环境现状及问题 |
| 2.3.1 土地资源利用现状与生态环境问题 |
| 2.3.2 森林资源现状与生态环境问题 |
| 2.3.3 水资源现状与生态环境问题 |
| 2.3.4 旅游发展现状与生态环境问题 |
| 第三章 生态系统胁迫指标体系构建 |
| 3.1 构建DPSIR模型指标体系 |
| 3.1.1 DPSIR模型理论基础 |
| 3.1.2 选取评价指标的基本原则 |
| 3.1.3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
| 3.2 评价指标数据来源与处理 |
| 3.2.1 数据来源 |
| 3.2.2 数据预处理 |
| 3.3 指标说明及计算方法 |
| 3.3.1 驱动力因子指标 |
| 3.3.2 压力因子指标 |
| 3.3.3 状态因子指标 |
| 3.3.4 影响因子指标 |
| 3.3.5 响应因子指标 |
| 第四章 生态系统胁迫评估方法 |
| 4.1 主成分分析法 |
| 4.1.1 概述 |
| 4.1.2 数学原理 |
| 4.1.3 主成分分析流程图 |
| 4.1.4 主成分分析法的计算步骤 |
| 4.2 综合指数法 |
| 4.2.1 指标权重确定 |
| 4.2.2 综合指数法 |
| 第五章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生态系统胁迫评估 |
| 5.1 生态系统胁迫程度综合评估 |
| 5.1.1 主成分分析适用性检验 |
| 5.1.2 确定主成分个数 |
| 5.1.3 主成分计算结果 |
| 5.2 生态系统胁迫评估时间维度的分析 |
| 5.3 生态系统胁迫评估空间维度的分析 |
| 5.4 各项生态胁迫因子的分析 |
| 5.5 生态系统胁迫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对策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主要结论 |
| 6.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7）中国朝鲜族“十长生”纹样研究 ——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考察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对象的界定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四节 研究视角与方法 |
| 注释 |
| 第一章 中国朝鲜族“十长生”纹样概述 |
| 第一节 “十长生”纹样依存的文化生态语境 |
| 第二节 “十长生”纹样的起源及发展 |
| 注释 |
| 第二章 中国朝鲜族“十长生”纹样的人文价值 |
| 第一节 思想渊源 |
| 第二节 象征意义 |
| 第三节 社会功能 |
| 注释 |
| 第三章 朝鲜族“十长生”纹样与汉族祝寿纹样的比较与融合 |
| 第一节 构成素材比较 |
| 第二节 取材因素比较 |
| 第三节 影响与融合 |
| 小结 |
| 注释 |
| 第四章 变与不变:中国朝鲜族“十长生”纹样的当代传承与发展 |
| 第一节 变:形式美特征以及艺术表现形式 |
| 第二节 不变:象征意义与民族文化精神 |
| 第三节 多元一体文化语境下的当代传承与发展 |
| 小结 |
| 注释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目录 |
（8）转型期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系统协调发展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进展与评述 |
| 一、国外资源型城市相关研究综述 |
| 二、国内资源型城市相关研究综述 |
| 三、国内外研究对比与启示 |
| 第三节 研究方案与技术路线 |
| 一、研究思路与框架 |
| 二、研究内容 |
| 三、指标选择与体系构建 |
| 四、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
| 五、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 第一节 概念辨析 |
| 一、资源与资源型城市 |
| 二、转型与转型期 |
| 三、机制与协调发展机制 |
| 第二节 基础理论 |
| 一、系统科学理论 |
| 二、协调发展理论 |
| 三、经济地域运动理论 |
| 四、生命周期理论 |
| 五、制度变迁理论 |
| 六、可持续发展理论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一、文献梳理参考方法 |
| 二、综合指数测度方法 |
| 三、趋势变量分解模型 |
| 四、数据包络分析方法 |
| 五、系统协调发展模型 |
| 六、时间序列统计方法 |
| 第三章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预处理 |
| 第一节 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概况 |
| 一、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的形成历史 |
| 二、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阶段 |
| 三、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的类型划分 |
| 第二节 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经济、社会、环境发展现状 |
| 一、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资源利用现状 |
| 二、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现状 |
| 三、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社会发展现状 |
| 四、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环境发展现状 |
| 第三节 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研究的数据处理 |
| 一、研究的数据来源 |
| 二、研究的数据预处理 |
| 第四章 转型期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经济-社会-环境子系统时空演变 |
| 第一节 经济系统时空演变 |
| 一、经济增长的时空变化 |
| 二、产业转型的时空变化 |
| 第二节 社会系统时空演变 |
| 一、人口要素的时空变化 |
| 二、公共服务设施的时空变化 |
| 第三节 环境系统时空演变 |
| 一、生产环境的时空变化 |
| 二、生活环境的时空变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转型期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系统协调发展格局 |
| 第一节 经济-社会-环境系统协调发展模式与演化过程 |
| 一、经济-社会-环境系统间协调发展关系 |
| 二、经济-社会-环境系统协调发展模式 |
| 三、经济-社会-环境系统协调演化过程 |
| 第二节 经济-社会-环境系统协调发展测度与评价 |
| 一、经济-社会-环境系统协调发展指标体系设置 |
| 二、经济-社会-环境系统协调发展模型构建 |
| 三、经济-社会-环境系统协调发展评价 |
| 第三节 经济-社会-环境系统协调发展类型 |
| 一、经济-社会-环境系统协调发展的分类 |
| 二、经济-社会-环境系统协调发展的分型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转型期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系统协调发展驱动机理 |
| 第一节 驱动要素的数理检验 |
| 一、单位根检验 |
| 二、协整检验 |
| 三、格兰杰检验 |
| 第二节 系统要素驱动的定量分析 |
| 一、协调发展驱动的模型构建 |
| 二、协调发展的驱动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制度安排驱动的定性分析 |
| 一、正式制度的驱动作用 |
| 二、非正式制度的驱动作用 |
| 三、制度变迁的驱动作用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系统协调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
| 第一节 经济-社会-环境系统协调发展的思路与原则 |
| 一、协调发展的基本思路 |
| 二、协调发展的基本原则 |
| 第二节 经济-社会-环境系统协调发展的保障措施 |
| 一、经济投资融资措施 |
| 二、社会政策保障措施 |
| 三、环境保护修复措施 |
| 第三节 经济-社会-环境系统协调发展的调控路径 |
| 一、基于协调类型分层提供政策指导支撑 |
| 二、基于发展阶段分类制定产业转型方针 |
| 三、基于资源属性分划环境治理有效手段 |
| 四、基于转型需求强化专业人才服务体系 |
| 五、基于系统风险识别建立控制预警方案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特色与创新 |
| 第三节 问题说明与展望 |
| 一、问题说明 |
| 二、讨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2000~2017年东北地区各资源型城市系统协调发展度值 |
| 附录2:2000~2017年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系统协调发展回归检验结果 |
| 附录3:2000~2017年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系统协调发展格兰杰检验结果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9）渤海遗存的分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对象及时空范围 |
| 1.2 发现简史与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目的与思路 |
| 第2章 渤海遗存的分布与分类 |
| 2.1 Ⅰ区图们江流域分布区 |
| 2.1.1 城址 |
| 2.1.2 墓葬 |
| 2.1.3 旷野型建筑址 |
| 2.1.4 寺庙址 |
| 2.1.5 村落址 |
| 2.2 Ⅱ区牡丹江流域分布区 |
| 2.2.1 城址 |
| 2.2.2 墓葬 |
| 2.2.3 旷野型建筑址 |
| 2.2.4 寺庙址 |
| 2.2.5 村落址 |
| 2.3 Ⅲ区鸭绿江流域分布区 |
| 2.3.1 城址 |
| 2.3.2 墓葬 |
| 2.3.3 旷野型建筑址 |
| 2.3.4 寺庙址 |
| 2.3.5 村落址 |
| 2.4 Ⅳ区第二松花江流域分布区 |
| 2.4.1 城址 |
| 2.4.2 墓葬 |
| 2.4.3 旷野型建筑址 |
| 2.4.4 寺庙址 |
| 2.4.5 村落址 |
| 2.5 Ⅴ区辽河流域分布区 |
| 2.5.1 城址 |
| 2.5.2 墓葬 |
| 2.5.3 旷野型建筑址 |
| 2.5.4 寺庙址 |
| 2.5.5 村落址 |
| 2.6 Ⅵ区绥芬河流域分布区 |
| 2.6.1 城址 |
| 2.6.2 墓葬 |
| 2.6.3 旷野型建筑址 |
| 2.6.4 寺庙址 |
| 2.6.5 村落址 |
| 2.7 Ⅶ区朝鲜东海岸一带分布区 |
| 2.7.1 城址 |
| 2.7.2 墓葬 |
| 2.7.3 旷野型建筑址 |
| 2.7.4 寺庙址 |
| 2.7.5 村落址 |
| 2.8 Ⅷ区俄罗斯滨海边疆区中东部分布区 |
| 2.8.1 城址 |
| 2.8.2 墓葬 |
| 2.8.3 旷野型建筑址 |
| 2.8.4 寺庙址 |
| 2.8.5 村落址 |
| 第3章 渤海遗存的文化分区 |
| 3.1 图们江流域渤海遗存的研究 |
| 3.1.1 和龙龙海墓区 |
| 3.1.2 和龙河南屯墓葬 |
| 3.1.3 和龙北大墓葬 |
| 3.1.4 图们江流域的佛教遗存 |
| 3.2 牡丹江流域渤海遗存的研究 |
| 3.2.1 六顶山墓葬 |
| 3.2.2 永胜遗址 |
| 3.2.3 细鳞河遗址 |
| 3.2.4 虹鳟鱼场墓地 |
| 3.2.5 三灵坟墓葬 |
| 3.3 鸭绿江流域渤海遗存的研究 |
| 3.3.1 国内城、长白古城与河南屯城址 |
| 3.3.2 民主村遗址 |
| 3.4 第二松花江流域渤海遗存的研究 |
| 3.4.1 东清墓葬 |
| 3.4.2 永安遗址 |
| 3.4.3 大海猛遗址 |
| 3.4.4 查里巴遗址 |
| 3.4.5 老河深遗址 |
| 3.5 绥芬河流域渤海遗存的研究 |
| 3.5.1 小地营遗址 |
| 3.5.2 契尔良基诺5 号墓地 |
| 3.6 朝鲜东海岸一带渤海遗存的研究 |
| 3.6.1 坪里墓葬 |
| 3.6.2 弓心墓群 |
| 3.7 俄罗斯滨海边疆区中东部渤海遗存的研究 |
| 3.7.1 罗希诺墓地 |
| 3.7.2 新戈尔杰耶夫斯科耶村落址 |
| 3.7.3 科克沙罗夫卡-8 建筑址 |
| 3.8 渤海各区域遗存特点及文化分区 |
| 3.8.1 图们江流域遗存特点 |
| 3.8.2 牡丹江流域遗存特点 |
| 3.8.3 鸭绿江流域遗存特点 |
| 3.8.4 第二松花江流域遗存特点 |
| 3.8.5 绥芬河流域遗存特点 |
| 3.8.6 朝鲜东海岸一带遗存特点 |
| 3.8.7 俄罗斯滨海边疆区中东部遗存特点 |
| 3.8.8 渤海遗存文化区的划分 |
| 第4章 渤海遗存的核心与边缘分区 |
| 4.1 渤海核心区—边缘区的划分 |
| 4.1.1 核心区—边缘区的自然因素考察 |
| 4.1.2 核心区—边缘区的社会因素考察 |
| 4.1.3 核心区—边缘区的划分结果 |
| 4.1.4 渤海核心区的形成过程考察 |
| 4.2 渤海的都城与五京制度 |
| 4.2.1 历史地理学视角下的研究 |
| 4.2.2 考古学视角下的研究 |
| 4.2.3 渤海五京的设置 |
| 4.2.4 渤海五京制度的内涵 |
| 4.2.5 渤海五京制度的作用 |
| 4.3 渤海的政治结构考察 |
| 4.3.1 7世纪末至8 世纪50 年代末 |
| 4.3.2 8世纪50 年代末至9 世纪30 年代 |
| 4.3.3 9世纪30 年代至10 世纪前期 |
| 4.3.4 核心与边缘分区下的政治体制 |
| 第5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
（10）《通俗常言疏证》及其所录通俗词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现状 |
| 1.2 选题缘起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相关说明 |
| 第二章 《通俗常言疏证》概述 |
| 2.1 孙锦标生平与学术成就 |
| 2.2 《通俗常言疏证》编纂体例 |
| 2.3 《通俗常言疏证》训释方式 |
| 2.4 《通俗常言疏证》引证文献 |
| 2.5 《通俗常言疏证》词条特征 |
| 2.6 《通俗常言疏证》与明清俗语辞书 |
| 2.7 小结 |
| 第三章 《通俗常言疏证》词语构成概貌 |
| 3.1 从来源上看《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 |
| 3.2 从内容上看《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 |
| 3.3 从音节上看《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通俗常言疏证》词语构成(上)——俗语词 |
| 4.1 俗语词概述 |
| 4.2 《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词词义类聚 |
| 4.3 《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词构词法 |
| 4.4 《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词词源考释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通俗常言疏证》词语构成(中)——熟语 |
| 5.1 熟语的来源、品类和特点 |
| 5.2 《通俗常言疏证》成语研究 |
| 5.3 《通俗常言疏证》谚语研究 |
| 5.4 《通俗常言疏证》惯用语研究 |
| 5.5 《通俗常言疏证》俗语研究 |
| 5.6 《通俗常言疏证》歇后语研究 |
| 5.7 《通俗常言疏证》格言研究 |
| 5.8 小结 |
| 第六章 《通俗常言疏证》词语构成(下)——特殊词语 |
| 6.1 《通俗常言疏证》特殊词语结构类型 |
| 6.2 《通俗常言疏证》特殊词语语义分析 |
| 6.3 小结 |
| 第七章 《通俗常言疏证》新词新义 |
| 7.1 《通俗常言疏证》中的新词 |
| 7.2 《通俗常言疏证》中的新义 |
| 7.3 小结 |
| 第八章 《通俗常言疏证》研究价值 |
| 8.1 语言学价值 |
| 8.2 文化学价值 |
| 8.3 小结 |
| 第九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通俗常言疏证》引用文献表 |
| 附录2 《通俗常言疏证》成语表 |
| 附录3 《通俗常言疏证》谚语表表 |
| 附录4 《通俗常言疏证》惯用语表 |
| 附录5 《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表 |
| 附录6 《通俗常言疏证》歇后语表 |
| 附录7 《通俗常言疏证》特殊词语表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试论延边人口已进入现代人口时期（论文参考文献）
- [1]流动性视角下珲春市多元文化消费空间的分布及影响机制研究[D]. 李瑶瑶. 延边大学, 2021
- [2]明代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研究[D]. 张晓明.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3]7-11世纪鸭绿江流域民族变迁问题研究[D]. 刘伟坤. 长春师范大学, 2021(12)
- [4]辽宁地区朝鲜人沿革及中日各方政策研究（1910-1948）[D]. 张古悦. 延边大学, 2021
- [5]政策主导下区域土地利用转型过程、机制与优化 ——以中国东北三省为例[D]. 田俊峰. 吉林大学, 2020(08)
- [6]基于DPSIR模型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生态系统胁迫评估[D]. 刘晖. 延边大学, 2020(05)
- [7]中国朝鲜族“十长生”纹样研究 ——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考察中心[D]. 李锦海.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2020(08)
- [8]转型期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系统协调发展机制研究[D]. 陈妍.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9]渤海遗存的分区研究[D]. 卢成敢. 吉林大学, 2019(02)
- [10]《通俗常言疏证》及其所录通俗词语研究[D]. 袁耀辉. 吉林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