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国家图书奖的光彩走进全社会

一、让国家图书奖的光彩进入全社会（论文文献综述）

胡贝克^[1]（2020）在《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伦理是人际关系的产物,伦理学是研究人的道德行为的学问,而文学伦理学批评则是伦理学视角下进行文学批评的方法。文学和伦理学对人的共同关注构成了两个学科的交叉点,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新模式。以伦理为批评视角的维多利亚时期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研究,旨在通过文本中道德人物面对利益采取的道德行为及其后果,折射出个体的人在社会生活中对伦理的认知和道德行为的选择,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文学的“德治”支持,并在为惊悚小说正名的同时促进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通俗文学的学术研究。维多利亚时期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研究的核心内容是探讨惊悚小说如何通过基于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人际关系及其利益不受侵害的伦理叙事形成其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该选题研究重在小说人物的善恶行为及其相应后果所体现出来的人道主义伦理学“趋利避害”的人的本质论观点和以人的行为后果论善恶的功利主义伦理学观点,阐释其揭露和抨击维多利亚时期社会阴暗面的社会批判和人的本质弱点批判精神,探讨其伦理取向对当代和谐社会构建的德治借鉴意义及其对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通俗小说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促进作用。该选题研究以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为认知视角,将惊悚小说置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大背景下,从相关伦理学观点出发,探讨人的善恶行为根源和善恶评价准则,论证了维多利亚惊悚小说以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为伦理叙事对象而形成的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将小说人物置于具体社会环境中分析其伦理取向以及人在本质上存在的弱点;既肯定了惊悚小说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积极意义,同时又找出了其存在的局限性。论文除绪论和结论部分外,在主体部分对维多利亚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的总体论述基础上,分别从基于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利益形成的人际伦理、性别伦理、职业精英的职业伦理三个层面论述了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并借助相关文学理论分析了惊悚小说作品形式的创新和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的生成机制。绪论分别对研究问题的缘起、国内外研究现况、研究内容及其意义与方法、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框架做了陈述与论证。选题研究认为,惊悚小说的兴起与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背景、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的形成、大众读者和专业作家群体的形成、西方伦理学发展史及其现代转向、其他类型小说对惊悚小说的影响具有直接关系。该选题研究从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出发,探讨了惊悚小说作品中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人物的人性和以“反主流伦理”思维模式下惊悚小说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在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下探讨了该选题研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教诲意义和促进当代大众文化时代通俗文学发展与批评的学术意义。第一章分别从贵族阶级伦理和中产阶级的焦虑、性别伦理与职业精英伦理叙事、惊悚小说伦理取向与和谐社会构建三个方面入手,从总体上论述了惊悚小说的基本伦理取向。研究结果发现,惊悚小说的“反主流”伦理叙事体现出马基雅维里“趋利避害”的人的本质论和英国功利主义伦理学以后果论善恶的价值判断准则,而惊悚小说作品中崇尚的“善”仅聚焦于特定社会阶层的范畴内,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人类幸福论”的伦理学观相去甚远。第二章分别从财产与伦理、惊悚小说的利益关系叙事、小说的私有财产观三个方面论证了维多利亚惊悚小说基于新贵族和中产阶级所崇尚的伦理价值观。研究结果表明,惊悚小说通过不同作品、从不同角度、以“悬疑”和“惊悚”为主要艺术形式,揭示出新贵族和中产阶级对财产和地位的文化焦虑;小说对人物基于贵族财产的道德行为书写形象化地表达出惊悚小说对善恶的判断,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第三章从性别伦理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关系层面论述了惊悚小说性别伦理取向对维持贵族阶级伦理秩序的意义。在分析性别伦理起源的基础上,该议题研究以作品中不同类型的性别人物为例,揭示出贵族阶级男性至上的传统性别伦理取向,论述了男权社会中性别伦理的非公平性,结论是:“性”的差异位于生理的自然属性层面,“性别”则属于社会文化范畴,后者是惊悚小说性别伦理叙事所关注的主要层面;对女性的性别歧视既有神学伦理学的根源,又有历史和经济的影响因素;作品中男性人物的身份决定家庭财产所有权的性别伦理叙事印证了恩格斯基于家庭关系的性别伦理观;而性别越界现象的性别伦理叙事则体现出惊悚小说的“反传统”态度,表达出惊悚小说倡导男女平等的性别伦理取向。第四章分析了维多利亚时期崇尚法治和崇尚科学背景下惊悚小说对法律精英和医学精英维护社会公正的职业伦理取向。惊悚小说既从正面肯定了其维护社会公正的积极作用,又从反面讽刺和抨击了其违背职业伦理及其对社会公正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而以逆向思维的方式批判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所谓的“崇尚法治”和“崇尚科学”的理念,进而构建起惊悚小说职业精英的职业伦理取向。第五章从惊悚小说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层面论述了惊悚小说在形式层面的创新及其逆主流传统的伦理取向内涵创新。研究中发现,“悬疑”和“惊悚”是维多利亚惊悚小说在形式层面创新的集中体现。此外,故事人物同时又是故事叙述者的叙事方式、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独特性和小说开篇对主题思想的直白表述方式等也均为惊悚小说在作品形式层面的创新;与现实传统伦理观相悖的思维模式和叙事模式形成的深层内涵以及“行善者”与“作恶者”并非泾渭分明的“模糊地带”,体现出惊悚小说在人性反思的内容层面上的创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理论和皮亚杰的结构主义方法论是惊悚小说作品研究的有力支柱:前者揭示出小说文本与现实世界的伦理互映关系;后者从惊悚小说文本的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出发,阐释了该类型小说通过不同“类别”的小说人物划分开始,最终形成了惊悚小说文本与现实世界在伦理层面上的整体性。形式创新形成了该类型小说的文艺美学价值,而深刻的伦理思想内涵则构成了政治伦理的美学价值。新颖的文本形式与伦理内涵的独特表达方式相结合是形成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的决定性因素。结论部分在各章分别就不同层面的伦理取向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惊悚小说基于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人际关系和利益关系的伦理取向虽然与主流伦理相悖,但在法制基础上构建公平正义、诚信友爱、人与人和睦相处、稳定有序的和谐社会具有积极意义,并在此基础上体现出惊悚小说对构建和谐社会而形成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教化作用。该结论从伦理层面推翻了早期批评界对惊悚小说的负面评价,形成了促进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通俗小说的发展与研究的学术意义,同时又对构建当代和谐社会形成了以史为鉴的社会实践意义。惊悚小说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中发现,艾布拉姆斯将“文本”与“世界”设定为单向关系是有一定缺陷的,在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下,两者的关系应是双向的,因而对其做了修正,其修正的意义在于惊悚小说创作源于维多利亚现实世界,而后又以作品的文本形式影响现实世界。该选题研究在充分肯定惊悚小说伦理取向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贡献时,发现惊悚小说又存在某些层面上的局限性:第一,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视而不见,而仅将特定社会阶层作为其伦理反思的场域,其维护的也仅是这个特定社会阶层的伦理秩序和利益,对构建人类和谐社会而言具有一定局限性;第二,惊悚小说对贵族财产的来源描写甚少,似乎这个特定社会阶层的财产都是以合法手段获得的;第三,惊悚小说的幸福观并非出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幸福,而是局限于特定的社会阶层内,这与亚里士多德的“最高善”幸福观相去甚远,因而在伦理的普遍性层面上形成了惊悚小说幸福观的局限性。尽管维多利亚惊悚小说存在这些局限性,但总体而论,惊悚小说中惩恶扬善、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的正向价值还是其主要层面。

陈莉^[2]（2020）在《1949年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影响》文中研究指明考察中国百余年来的儿童文学发展,1949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70年来,中国儿童文学界一方面译介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和作品,一方面建构和创作本土儿童文学理论和作品,在相互借鉴、相互促进的过程中,经过一代代人的努力,走出了一条儿童文学发展的中国道路。本论文主要采用比较文学“接受——影响”的研究方法,探讨1949年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影响。论文实证性地描述这一过程,具体呈现译介的成果及其与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构和作品创作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探究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译介对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价值和意义,揭示其中值得重视的历史经验。本论文共分七部分:绪论:简要说明选题的理由和意义、研究现状以及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方法,并对五四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译介史作一简述。第一章:评述“十七年”及“文革十年”时期在苏联儿童文学理论影响下的中国儿童文学。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对“十七年”时期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译介及传播的概述。二是以儿童文学评论家兼作家陈伯吹为例,讨论“十七年”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受到的外来影响。三是结合当时的儿童文学作品,具体呈现外来影响在儿童文学创作中的表现,并以这一时期有较大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家张天翼、严文井和孙幼军的创作为例作深入探讨。四是以几部儿童小说为样本,探究揭示“文革十年”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及创作的基本特征。第二章:评述1976年至1980年期间,“后苏式文论”影响下的中国儿童文学。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1976至1980年期间,在历史的惯性中译介外国儿童文学。二是“后苏式文论”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三是以科幻文学作家郑文光、叶永烈为例,讨论科幻儿童文学创作在挣脱历史惯性时发生的变化。第三章:评述改革开放初期（1981-1989年）时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影响。主要讨论的问题有三个:一是八十年代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译介和传播概述。二是以鲁兵、胡从经、洪汛涛、王泉根两代学者为例,讨论这一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受到的外来影响。三是以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儿童文学作家郑渊洁、周锐、冰波、柯岩和沈石溪等人的作品为例,讨论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受到的外来影响。第四章:评述改革开放进入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1990-1999年）期间时,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影响。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时期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译介和传播情况的概述。二是以汤锐、孙建江、王泉根、方卫平、朱自强、刘绪源、彭懿等七位青年学者为例,讨论1990-1999年期间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受到的外来影响。三是以孙幼军、秦文君、曹文轩、梅子涵、汤素兰、陈丹燕、彭懿和杨红樱两代儿童文学作家为例,讨论这一时期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受到的外来影响。第五章:本章以新世纪以来外国图画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影响为研究内容,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以日本图画书理论家、编辑和出版人松居直先生的图画书理论为例,简要阐述这一图画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传播过程。二是从学者接受、儿童文学教材中的体现、原创图画书月刊的发展等方面着手,探究以松居直先生为代表的日本图画书理论对中国的影响。三是以第一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获奖作品为例,分析中国原创图画书发展的现状,展望其未来的发展趋势。结语:在回顾70年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和影响的基础上,分析探究这一译介和影响对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价值和意义,并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提出展望。总之,新中国成立后对苏联儿童文学理论的全方位译介及其影响,导致中国儿童文学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推动了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并由此改变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外在风貌。改革开放后对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译介,为中国儿童文学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借鉴及影响,使得新时期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建构和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都呈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在绚烂的世界儿童文学地图中展示出中国儿童文学的独特性。因此,探究1949年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译介及其影响,有助于我们理清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我们评判中国儿童文学的特征及意义,有助于我们总结历史经验,进而推动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

孟翊洁^[3]（2020）在《纳粹大屠杀记忆的史学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后现代思潮的挑战和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历史学经历了转型。在新的史学语境下,记忆在历史话语体系中受到很大关注,记忆本身以及有关各种历史事件和经历的记忆,成为学界的研究对象,由此出现了“记忆的繁荣”。记忆研究的兴起与叙事、创伤、集体记忆、个体记忆等概念相互交织。纳粹大屠杀是20世纪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对大屠杀的研究对于推动记忆在历史话语中的发展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大屠杀记忆作为20世纪末以来历史学研究的热点,是考察历史编纂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视域下记忆话语的兴起、现状及走向的绝佳视角。本文旨在透过对纳粹大屠杀记忆在史学视域下的历史流变、时代特性、叙事突破及理论反思,揭示大屠杀记忆研究对于历史学在理论发展和叙事实践方面的启示与价值。本文按照首先分别考察一般意义上与历史学相关的记忆研究和已成熟的纳粹大屠杀研究,再以二者之间理论上的关联与相互渗透作为反思的切入点进行,并依照此思路将全文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本文对20世纪历史话语体系中记忆研究的兴起进行了总体考察,并按以下三步进行。第一步考察历史学的当代转型,重点梳理后现代思潮挑战下历史学在研究旨趣、观念和方法上的变化,及其与记忆研究兴起的关系。第二步是对历史与记忆关系的再梳理。整个20世纪,在记忆兴起之前及之后的语境下,历史学对历史与记忆关系的研究旨趣也经历了从强调区分对立到更关注二者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历史与记忆在方向和目的两个方面的共同指向是大屠杀记忆史学考察的重要基础,笔者还就此作了重点梳理和分析。第三步笔者提出,20世纪历史话语体系对记忆的关注中,大屠杀是焦点事件,大屠杀记忆体现出了集体记忆与创伤记忆这两重属性,然后分别对集体记忆、创伤记忆作了概念梳理,进而对作为集体创伤记忆的大屠杀记忆进行了进一步界定和分析。其次是对大屠杀记忆的历史流变和特性的分阶段考察。笔者分别以1961年艾希曼审判和1986年德国“历史学家之争”为节点,将20世纪下半叶大屠杀记忆的历史演进分为战后初期、“黄金时代”和后大屠杀时代三个阶段,以此对时代变化下大屠杀记忆在历史背景、关键事件、社会氛围及学术观念等方面展现的特性进行总结。为了区分不同主体的立场,每一阶段的考察都以德国和犹太世界为不同阵地进行。总体来说,战后初期以沉默与外属化为特征,“黄金时代”以神圣化与道德化为特征,后大屠杀时代则以历史化与多元化为特征,呈现出较鲜明的阶段特性。随后,本文以后大屠杀时代为背景,重点考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大屠杀记忆走向多元化和私有化的背景及后现代史学理论的语境下,大屠杀记忆在历史表现上的困境与理论突破。笔者以1990年在美国加州大学召开的探究大屠杀记忆的历史表现极限的学术会议为切入点,重点关注参会并在之后进一步就此问题进行理论探索的海登·怀特、索尔·弗里德兰德、多米尼克·拉卡普拉三位史家。他们各自的理论阐述和相互交锋,分别涉及大屠杀在历史表现问题上与文学理论、史学实践、创伤理论的交融。本文基于三位史家的不同视角,进一步分析了历史记忆在当代史学研究中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效应。最后,笔者就大屠杀记忆在当下史学理论领域中引发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反思。纳粹大屠杀作为一个极限事件,难以对其作出充分准确的历史解释,已成为学界的一个共识。笔者梳理和分析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对纳粹主义历史解释范式的演变,认为一种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反犹主义是大屠杀发生的思想根源。同时,西方学者对意识形态的强调反映了其冷战式思维惯性,这也是过往在西方学界未被真正重视但值得批判和警惕的方面。同时,笔者也对大屠杀记忆的各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进行了反思。首先通过选取时间性与历史性为例,揭示大屠杀记忆的各种因素在当前及未来的历史书写过程中可能遭遇的道德张力问题。之后,利用玛格利特的理论模型对大屠杀记忆道德属性的复杂性进行反思。最后,通过批判二元对立式的理论惯习,尝试提出一种理论假设,即以道德性为核心的“魔方式”多面体来考察和定位大屠杀中各因素及其之间的相互关联。此外,本文还以“记忆、正义与纪念”为主题进行了延伸性思考。笔者结合当前西方记忆研究的前沿关注点,对与记忆相关的历史正义、纪念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思考,旨在强调职业历史学应注重大屠杀记忆的复杂性,并以更清醒的视角、更开放的态度为保持记忆的理论活力和社会功能而持续进行有价值的探索。

张宪军^[4]（2019）在《美国书写 ——索尔·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研究》文中提出作为一个出身于犹太移民家庭的知识分子,索尔·贝娄博览群书,具有丰富的历史、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知识,将文学艺术与社会直接联系起来,面对战后社会问题迭出、精神危机不断的美国社会,小说家索尔·贝娄感时伤事,以“社会的历史学家”的手笔勾勒出了一副现代美国社会生活的真实画卷。在评论家和记者每每强调他的犹太作家身份时,他曾经予以反驳说:“我写的是美国”。对于他的这种说法,许多人认为他是像绝大多数想要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犹太人一样,很介意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所以一些有着逆反心理的研究者更是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了贝娄的民族性即犹太性的研究上,但贝娄说的没错,他确实写的是美国,虽然他作品中许多人是犹太人,但他们都生活在美国,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无时无刻地不在影响着他们,一些社会现象的出现不可能脱离了美国这个大环境,另外,贝娄的作品中的人物还有许多不是犹太人,他不像辛格和马拉默德那样有着狭隘的民族性。他的目光始终关注的是美国的现实生活,他的作品可以说是从二十世纪20年代到世纪末的美国社会发展史。因此,十分有必要对其创作的“美国性”进行研究。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是一种相对的美国性,它不同于那种广义的美国性,是相对他创作的“犹太性”相对而言的（他文学作品中具有犹太因素是毋庸置疑的）。虽然诸多的文学史着作都将其文学创作归入“美国犹太文学”,但“美国犹太文学”是一个十分含混的概念,因为“美国犹太文学”并不是一个创作流派或者是一种文学运动,美国犹太作家在创作思潮、题材内容、内涵倾向、艺术趣味和审美方式上确实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文学特征。如果说“美国犹太文学”概念的界定主要建基于犹太作家的出身背景及其对犹太生活的某种运用和表现的话,那么犹太作家除了具有相同的犹太出身背景外,在对犹太素材的具体运用以及对犹太传统的价值观念等方面均表现出极大的差异,贝娄之所以公开反对将自己归纳入“犹太作家”行列中,就是因为他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美国人,身为一个美国公民,深受美国传统文化和思想潮流的影响,善于从美国的角度去观察社会和生活,因此,美国的社会生活成为他创作中取材的来源。贝娄创作的所体现的“美国性”特征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他笔下的主人公虽然多为犹太人,但作者通过他们故事的书写所呈现的主要是普通美国市民的生活、知识分子的生活,而不像其他犹太作家那样,仅仅关注作为少数族裔的犹太人的境遇与精神状况。其次,贝娄通过他的作品展现了美国广阔的社会历史画卷,从美国的经济的变迁（二十世纪20年代末的大萧条,30年代“罗斯福新政”在挽救经济危机上所做的诸多努力,40年代经济逐渐稳定,50年代进入“丰裕社会”,以及后来逐步发展到后工业时期、后现代消费社会）到美国政治的变迁（二三十年代思想领域的宽松,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的冷战,民主的异化,超级大国的核竞赛,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60年代的学生造反,美国开展太空开发和星球大战计划等等）,以及美国城市的变迁（二十世纪20年代的美国虽然已经实现了城市化,但在此后的岁月中,美国的城市仍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贝娄不仅写出了此后的发展情况,还在作品中通过人物的处境与思考回溯了此前的情况,特别是芝加哥城市的整个发展历程）,都远远超出了某个特定族裔的狭窄视野。其三,贝娄作品中更多体现的是美国式的理想和价值观:贝娄认为“美国梦”的核心在于平民理想主义,知识分子对于美国“自由、平等、正义、民主、富裕”思想的扞卫,以及体现在每个个体的言行中的个人主义与实用主义。而犹太民族的宗教信念和道德理想在现实面前往往无能为力,因而常常是他作品中加以反思的对象,而不是像其他犹太作家那样作为坚守的立场与维护的信条。本论文的研究目标在于通过索尔·贝娄文学创作“美国性”的研究来确立索尔·贝娄作为一个“美国作家”的鲜明形象。这篇论文虽然拟从社会学和新历史主义的角度去研究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揭示索尔·贝娄如何对历史事件进行情节化处理,把美国history变成具有个性色彩的his story,以及其中表现出的社会学思想,但不可能完全按照概念去堆砌材料,而是有重点地观照贝娄文学创作“美国性”的某些方面,全文分别从纵向——大萧条岁月至美国后现代社会和横向——芝加哥和纽约两座城市着眼,展开叙述,揭示了贝娄是如何通过历史事件、人物命运以及真实城市与文学城市的相互作用来描写美国的,这里有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麦卡锡主义、60年代思想解放、冷战的东西方对抗、美国的太空计划,世纪末的后现代主义兴起等重大历史事件,也有城市文化的历史变迁,以及美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中的温馨与冷漠,信仰的坚守与背叛,城市的暴力与犯罪等等,而这些琐碎的细节构成了一个真实的美国。继绪论部分对贝娄研究现状进行疏理,提出自己的论点与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之后,论文用六章的篇目对索尔·贝娄的“美国性”展开论述,主要考察贝娄文学作品表现的三个主要方面:平民生活、知识分子状况和美国的城市。第二章《20-40年代:大萧条岁月中的平民生活浮世绘》主要根据贝娄的长篇小说《奥吉·马奇历险记》分析他是如何围绕作品的主人公奥吉·马奇的经历来描写二十世纪20年代末的美国经济危机爆发后芝加哥这个美国第二大城市的人生百态的,写出了经济危机对社会各阶层造成的影响,美国梦的破灭感,面对破产和失业大潮这些人是如何抗争和他们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做出的巨大努力,小说主人公在困顿的境地中是如何一面挣扎一面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的。第三章《50年代:丰裕社会中的美国悲剧》通过小说《洪堡的礼物》中的洪堡和西特林两个人物的不同命运告诉人们,随着世异时移,原来不择手段追求个人发迹的人在今天已经成为英雄和成功者,成为人们效法的榜样,以苦为乐、生气勃勃的时期,充满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的时期已告结束,粗俗的物质主义的风气熏染了整个美国社会,甚至已经渗透到社会的神经末梢,而被美国社会所毁灭的则是不与社会苟合、热爱善与美、坚持理想的知识分子和诗人。社会整体对浪漫主义、对诗的激情、对诗人和艺术家的戕害才是今日的“美国的悲剧”。第四章《60年代:时代的耶米利哀歌》通过赫索格的经历,指出在60年代初期麦卡锡主义造成的恐怖仍在威胁着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害怕动辄得咎,所以只好把自己的思想看法保留在内心里,而不是与他人交流。为改变改变美国面貌,青年人发起造反运动,但在造反运动中由于青年人的冲动和偏激,将这场运动引入了歧途,虽然年轻人想要摆脱现代社会体系的束缚,把现实社会变成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社会,但运动中的大部分人追求的是自我表现和发泄,而非自我控制,造反运动的挫折和失败感使的不少青年人失去了信心,他们怀着沮丧的心情或消极避世,或沉沦堕落。贝娄通过赛姆勒在纽约的见闻对极端主义思想进行了强烈的攻击。第五章《70-80年代:民主的反讽》通过《院长的十二月》和《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两部作品的分析,说明美国社会虽然对外向来是以标榜自己的民主而着称,但在现代社会中,美国民主的价值体系遭到严重破坏,它对国内的种族贫富差距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对于要打破这种现状的行为反而予以打击和压制,为的是维持社会表面上的和谐。在美国,宪政的根本作用在于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维护公民普遍的自由和权利,但实际情况却往往相反,当今的美国政府机关以公平正义为名行破坏公民权利之实。第六章《美国后现代:生命个体的不断游移》考察了贝娄的最后的长篇小说《拉维尔斯坦》,说明在后现代社会中,人们从现代性的噩梦以及它的操控理性和对总体性的崇拜中苏醒过来,进入后现代浅表层松散的多元化中,生命个体也成为不断游移的存在,他们在性别认同、宗教信仰与性取向、理性思想判断等诸多问题上表现出异质的、不稳定的性格特征,沉溺在消解精神、反主流姿态和渎神的狂欢之中。第七章《美国双城记:芝加哥与纽约》则从横向对贝娄作品中对美国城市的描写进行了研究,指出贝娄作品的发生地基本上都是在芝加哥和纽约是因为他亲身经历了这两个城市的历史变迁,目睹了它的繁荣与衰败,对它们有着一种爱恨交织的感情,更因为纽约和芝加哥是现代都市生活的代表和典型,是美国当代文明、当代都市文明的象征和缩影。所以,在他的揭示下,从大萧条时期城市破败的景象到二十世纪后期美国大都会多彩缤纷的场景一一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黄倩倩^[5]（2019）在《拉尔夫·埃里森文化融合主义的创作理念与实践》文中认为拉尔夫·埃里森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非裔美国作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个美国文学评论家与文化研究者。埃里森在自己的文学、文化评论与小说作品中表现出超前的文化融合主义创作理念。20世纪60年代,欧文·豪与埃里森关于非裔美国文学创作的艺术美学与意识形态孰轻孰重的论战反映了埃里森对文学前辈理查德·赖特“影响的焦虑”,其深层动因在于当时非裔美国文学产生了以赖特为代表的“抗议小说”与以埃里森为代表的新型黑人文学的分歧。在此背景下,埃里森在批判吸收前辈文学资源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融合创作观,主张超越黑人民族主义与黑人同化主义的弊端,以提倡文化与种族融合的创作态度引导非裔美国文学的发展。自小成长于理性、开放的“边疆”环境使他产生种族融合的愿望,而血缘混杂的美国中,黑人与白人、黑人文化与白人文化早有融合的趋向。这些条件使埃里森决心在文学创作上践行“融合”观念。埃里森的文化融合主义创作观突出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非裔美国文学受到黑人文学与西方文学传统的双向熏陶,因此其系谱呈现出黑白融合的特点。此外,他认为没有黑人文化与白人文化之分,二者早已相互交融,形成独具特色的美国文化。他指出非裔美国文学创作的文化基础就在于美国文化的整一性。美国文化整体中蕴含着多样性,文化多样性的事实给少数族裔作家的创作带来了一种“多样性焦虑”,消除这一“焦虑”的有效方式是用“黑人经验”来诠释“美国经验”,这正是非裔美国作家的创作目的所在。而展现黑人经验的最佳方式便是对自身民族文化——黑人民俗文化进行再阐释。在此前提下,埃里森将黑人民俗文化,如布鲁斯、民间故事、方言俚语等视作宝贵的文化遗产和创作素材来源。最后,埃里森反对将意识形态与文学艺术割裂开来,他认为政治与艺术可以融合在作品中。在其两部长篇小说中,埃里森借鉴欧洲白人文学传统,继承黑人民俗文化资源,以这一“融合”的书写方式在文学实践上映证文化融合主义的创作理念。

黄勇军^[6]（2018）在《纸上的光影：中国影视小说研究（1920-2010）》文中认为在中国现当代影视文学史上,影视小说作为一种独特的创作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既为我国影视剧的创作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也为影视文学增添了新的题材内容和新的创作样式;它既是影视艺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现当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长期以来影视小说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很少有研究者总结其创作成就,关注其在影视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梳理其发展演变脉络,探讨其创作规律。因此,开展对影视小说这一文学现象的研究,对于梳理中国现当代影视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再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完整面貌;对于拓展影视史的研究范围,总结影视创作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启迪和促进当前影视文学艺术的发展,都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电影小说是电影和小说两种艺术形式相结合的产物,具有文学与电影的双重属性,既是电影文学的重要样式,也是小说艺术的全新品类。电视小说是对电视剧或电视剧本进行文字改编和再度创作而形成的小说,它的创作模式、文体形态、本质属性等都与电影小说相似。影视小说则是为了言说的便利而对电影小说和电视小说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简称。鉴定是否为影视小说应坚持两大基本准则:一是在创作依据上必须是根据电影/电视剧本或影像文本进行的改编与再创作,二是在创作时间上必须是在影视作品拍摄过程中或摄制完成之后。只有如此才能正本清源,廓清影视小说认知上存在的误区,为维护影视小说文体形态的纯正性与独立性打下坚实基础。中国现代电影小说的生成与发展和中国现代电影以及现代小说的生成与发展紧密相连。1910年代初以周瘦鹃等为代表根据外国电影改编的“影戏小说”为我国早期电影小说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发和借鉴。而根据中国本土电影改编的电影小说的早期形态电影本事以及“影戏小说”则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才开始出现。1930年代以后电影小说成为“文学新品种”并得到文学界的承认,1940年代中后期电影小说更进一步成熟并开启发展的第一个高潮。解放后电影小说进入了缓慢的发展阶段,“十七年”电影小说在多重挤压下犹如戴着沉重枷锁的“舞者”在特殊的政治、文化、艺术形成的“辉煌”与“惨淡”的“舞台”上艰难“起舞”曲折前行。新时期电影小说则出现了缓慢而艰难的复苏,但并未形成规模化、系统化的创作局面。1990年代以后又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影像文本的电影和纸质文本的文学二者双向“合谋”的共同诱导与塑造下,这一时期的电影小说呈现出了全新的、别样的风格与特色,并推动电影小说出现了第二次发展高潮。由于我国电视剧发展的相对落后导致电视小说的诞生比电影小说晚近七十年,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才蹒跚来迟。电视小说经历了1980年代的短暂沉寂后在九十年代迅速崛起,并由1990年代及以前的创作者文体意识懵懂、艺术水准粗陋、市场接受程度低下而逐渐走向21世纪以后的文体创作自觉、运作模式娴熟、优秀佳作叠现的成熟与繁荣阶段。电视小说以及电影小说也在新世纪逐渐取代影视文学剧本成为影视文学的“最重要类型”。在厘清电影小说与电视小说演化历程总结其发展规律并由此建立影视小说系统的生长谱系基础之上,从文体的角度深入影视小说内部探讨其文体建构的策略及其特色可以发现,影视小说既广泛借鉴了影像叙事的技巧,又充分发挥小说艺术的优长,将影像性与文学性有机结合,也因此成为影视对文学影响最为典型的代表,成为影视与文学联姻产生的“宁馨儿”。影视小说是蕴含影视基因最为丰沛、受到影视影响最为深刻、借鉴影视艺术形式最为多样、运用其相关技法最为成熟的小说文本形态。其中,被誉为“电影的灵魂”的蒙太奇作为电影最基本的镜头语言对影视小说产生的作用与影响也最为广泛和深远。此外,影视小说借鉴影视的空间结构形式和影像视听技巧,以时空的有意错落、重置、交叉、破碎等打破情节的逻辑性与连续性,以多重空间的叠合、并置、交错等摒弃传统单一的时间线性叙事模式,凸显共时性与现时性的“空间化”叙事效果,表现出明显有别于传统小说的艺术技巧与审美特征,成为现代小说空间化的“最突出的代表”,也是影视小说有别于其他小说所具有的独异性和规定性之一。文学活动本质上是一种传播活动,从影视小说的外部生态场域来考察影视小说的生成与运作情况可以发现,以出版社为主体的传播媒介对影视小说的生成与发展有着枢纽性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影响和作用。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作为生产精神产品能动主体的出版社的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为影视小说的繁荣既提供了重要保障又激发了不竭动力。同时,在影视小说生成链上的三大相关主体——作为影视剧生产制作主体的投资出品方、作为影视小说创作主体的改编创作者以及作为物化载体媒介主体的图书出版社中,改编创作者作为关键主体直接决定影视小说的艺术水准与市场价值,影视投资制作方则以其广泛的市场影响和强劲的资金实力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三者在遵循影视剧生产规律、小说创作规律、图书出版规律“三大规律”基础上多方联动,互融共生,以各自强大的内生动力充分调动各方资源要素参与影视小说的创作生产与营销运作,推动影视小说在新世纪迅速发展并走向全面勃兴。

冯伟民^[7]（2017）在《漫谈古生物科普创作》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古生物科普创作成果不断,硕果累累,在国家级优秀科普作品评选中屡获褒奖。《远古的悸动——生命起源与进化》荣获2014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它与《渐行渐远的南极大陆》《十万个为什么（第6版）》《征程:从鱼到人》《童话古生物丛书》科普图书获得了2013—2016年的全国优秀科普作品称号,《征程:从鱼到人》和《远古的灾难——生物大灭绝》还分别获得了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作品金奖和银奖。这些作品充分展示了古生物学的最新知识和

史元辉^[8]（2017）在《菲利普·罗斯的现代性社会问题书写研究 ——以《美国牧歌》和《人性污点》为例》文中研究表明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文学创作生涯已近半个世纪,先后有29部长篇小说问世,获奖近50次。罗斯的小说创作除了《乳房》有较明显的卡夫卡式叙事方式之外,其余作品均有很强的现实主义色彩,表现了作者对于当代美国社会的深刻反思和批判。本论文主要以罗斯后期所创作的两部代表性作品《美国牧歌》和《人性污点》为例,对罗斯在作品中的现代性社会问题书写进行研究。关于现代性,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1934-2009）将之划分为两种:“作为西方文明史一个阶段的现代性”与“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他更将前者定义为“资产阶级的现代性”。本文是在卡氏的“作为西方文明史一个阶段的现代性”或者“资产阶级的现代性”这一定义下展开论述的。在现代性社会的世俗化和理性化进程中,主体性意识的觉醒乃是现代性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这种意识相信“进步的学说”,坚持“理性的崇拜”,崇尚“自有理想”和“实用主义”,“崇拜行动与成功”,即每个人要努力进取,展现自身的力量,实现自我实现的自由梦想,以自身的倾向和意图通过理性或者科学技术的手段来改造周围世界,从而获得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小说《美国牧歌》和《人性污点》的主人公瑞典佬利沃夫和古典文学教授科尔曼·希尔克正是这种在现代性社会中追求主体性意识觉醒与张扬的典型代表。他们积极进取,努力在各自的领域实现自我的最大意义和价值,但是,却最终被命运戏弄与吞噬。这正是现代性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大悖谬之处:它鼓励和怂恿个人努力去实现自身的最大意义和价值,却同时以其他竞争者乃至亲人的质疑和指责陷其于孤立和无助,最终以自由社会竞争的名义将他们吞噬。本论文具体论述了罗斯在这两部小说中对于现代性社会的深刻反思,指出了诸多现代性社会问题如经典的消解、知识分子的世俗化和职业化沦落、主体性意识的零散化、青年的反叛和社会的分裂与对立在小说中的文学书写,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思考了应对这些问题的可能性。论文导论部分是整个论文的铺垫性文字,分为三节,分别陈述了罗斯本人和他的小说创作经历、国内外研究现状和本论文的研究思路。第一章题为《世俗化和理性化的推动》,也分为三节,分别是主体性意识的张扬、“除魅”的过程和“上帝死了”,主要以对小说人物瑞典佬利沃夫和科尔曼·希尔克教授进行解读和现代美国文学史简略回顾的方式论述了世俗化和理性化这两种进程是如何推动现代性社会的实现的,同时又是如何以欲望和物质的名义将精神和灵魂一步步推向枯萎和死亡的境地的,从而造成了韦伯所说的“除魅”和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的社会现状。第二章题为《经典的失落》,本章分为两节,主要论述了现代性社会理性化与世俗化进程对于经典的消解和摒弃。第一节主要以美国社会现状和罗斯的个人感叹为出发点陈述了当代美国社会经典作品所遭受的冷落和消解,第二节则以小说中的两位人文知识分子—科尔曼·希尔克和黛芬妮·茹为视角,论述了人文知识分子是如何以独到见解的名义对经典作品进行解构和曲解的,如何一步步将经典推向失落和消解的。第三章题为《人文知识分子的沦陷》,本章分为四节。第一节主要以历史性简要回顾的方式陈述了西方思想和人文学术是如何一步步走向理性化的,第二节主要以科尔曼和黛芬妮为主要落脚点,论述在理性化的大潮下人文知识分子是如何逐渐职业化和世俗化的,第三节论述了这两位知识分子是如何最终成为了科层机构下的冷酷科层管理者,以及黛芬妮又是如何展现自身的权欲做派的,第四节以科尔曼陷于众叛亲离的孤立境地为视角,展现了人文知识分子最终遭受的“消解”和“放逐”命运。第四章题为《主体性意识的零散化》,也分为四节。第一节论述了这两部小说中展现的“历史的终结”和“深度感的丧失”的社会现状,第二节以文本解读的方式分析了在当代美国社会如何出现了小说中展现的“孤独的人群”这一社会现状,第三节主要以瑞典佬利沃夫的女儿莫莉为视角论述了小说《美国牧歌》中展现的年轻人的绝望和反叛,第四节主要以《人性污点》中精英与大众的对立、《美国牧歌》中瑞典佬与女儿莫莉各自代表的资本主义和其对立面的对抗为视角,论述了小说中展现的当今美国社会的疏离和对立现状。第五章题为《问题的应对》,本章也分为四节。第一节论述了两部小说中呈现的以上诸多问题乃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社会历史二律背反的一种必然结果,这也是现代性的一种伦理困境:一方面,资本主义现代性进程极大地促进了社会进步,尤其是促进了物质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但是另一方面,却也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和心灵危机,也就造成了以上讨论的诸多问题。第二节和第三节主要以小说解读的方式分析了美国宗教学家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1886-1965）的“绝对信仰”和“终极关怀”学说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在应对以上社会问题的效用和局限性。第四节以梁漱溟先生对于资本主义的批评为依据,分析了中国儒学的“仁”学说作为另外一种主体性意识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以“利害”、“个人本位”为中心的主体性意识的补救性意义和价值。

魏懿^[9]（2016）在《阴郁的创伤书写者—凯瑟琳·安·波特小说中的创伤叙事研究》文中指出凯瑟琳·安·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 18901980）是美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知名的作家,同时也是美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女性小说家之一。她并不是一位高产的小说家,一生共创作了26篇短篇小说与一部长篇小说《愚人船》。波特在深入挖掘现代社会人类内心世界方面所展现的技巧却获得了一致的称赞。其作品深刻地反映了出处于动荡不安的二十世纪的西方世界,并揭示了现代西方人内心的迷茫、惶恐与焦躁。凯瑟琳·安·波特获得过美国文坛众多的奖项,例如古根海姆奖、全美图书奖、普利策奖以及美国文学艺术院颁发的、表彰有突出贡献的小说家的金质奖章等,这些奖项的获得充分说明了波特为美国文学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以及其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波特被誉为“作家中的作家”,她的作品已成为了美国现代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本论文在创伤理论视域下研究凯瑟琳·安·波特小说中的创伤叙事主题以及其创伤书写手法。创伤理论作为二十世纪末逐渐兴起的文艺理论,将现代心理学、临床医学、神经学、叙事学等众多学科统一起来,旨在探索创伤书写在现代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同时,创伤理论也将由弗洛伊德所开创的心理分析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与拓展,为文学文本的分析、人物心理的刻画、作者创作的意图以及读者的心理构建等方面的探究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阐述视角。创伤理论通过创伤机制对人物心理的影响来激发读者对于作品主题的思考与解读,进一步了解与分析文学作品中的创伤因素、创伤影响、创伤体验、创伤症状以及创伤事件本质,从而更好地挖掘作家的创作动机和主题思想。这有助于深入了解作品中的创伤人物,并使作家、读者、文本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得到一个全新的阐释与审视的视角。凯瑟琳·安·波特的小说具有十分鲜明的创伤叙事特征。首先,就个人生活经历而言,波特有着并不快乐的童年,四次失败的婚姻以及孤独凄凉的晚年。这些在波特众多短篇小说中都有鲜明的反应。波特以细腻的文笔展现了个体在人生不同阶段中所遭遇的各种创伤体验。其次,就所处的时代而言,波特的一生经历了美国南方传统社会的失落,目睹过经济大萧条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西方世界信念价值的毁灭,见证过二战前法西斯纳粹势力在欧洲的崛起。这些为波特后期的短篇小说以及长篇小说《愚人船》的创伤叙事提供了素材,成为了波特解读当时西方世界的叙述视角。可以说,波特的个人小环境和其所生活的社会大环境都为她的小说创作注入了创伤的基因。第三,波特小说中的众多人物具有明显的创伤症候表现。这些人物身上所表现出的噩梦、闪回、莫名的恐惧、死亡的幻想等从创伤理论的角度看,都是心理创伤症候的外在体现。这些创伤症候是人物的内在主观心理活动与外在客观环境互动的表现。最后,作为一名以精致文风着称的女作家,波特精致细腻的写作风格在其创伤书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波特通过感官化的书写即颜色、嗅觉、听觉、触觉等将原本抽象而不易把握的创伤体验形象化,营造出极具张力的画面意境从而提升了创伤书写的艺术性。此外,波特在刻画创伤人物时还大量运用顿悟与沉默,使人物的心理创伤表现变得更为复杂深邃。从创伤书写的视角来解读和欣赏波特的小说美学,可以使读者更好地领略波特的精致文风,更深入地理解作品的主题思想。创伤理论为研究波特及其小说创作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国内外目前缺少对于波特作品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研究。国内对于波特尚无博士论文和任何专着面世。本论文试图通过探讨波特的主要作品来展现波特的创伤叙事主题与艺术创作手法,这对于全面整体地研究波特的作品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研究美国现代文学,尤其是美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发展与流变也具有重要意义。本论文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以创伤理论的基本观点来指导具体作品的分析,同时注重文本细读,波特作为一名以精致文风着称的作家,其作品大多精雕细琢,只有对其进行细致的个案文本分析才能使其小说中所蕴藏的创伤因素得以深入的解读与探究。本论文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从美国南方文学以及波特家族兴衰史的角度探讨波特的双重南方情节以及该情节在其小说创作中的体现。第二章解读波特主要短篇小说中的创伤书写,并按创伤叙事的主题类型进行分析。第三章解读波特唯一的长篇小说《愚人船》中的创伤叙事,包括其与西方愚人文学和波特短篇小说的互文关系、小说的内外双层结构以及“愚人”身上所隐喻的创伤内容。第四章着重分析波特的创伤书写的艺术手法,探讨其创伤书写所蕴藏的艺术性。本论文旨在以创伤理论为视角解读和研究波特小说作品中的创伤叙述——包括创伤的事件、创伤的症状、创伤的影响、创伤的感受等,探寻导致这些创伤的个人和社会因素以及隐藏在创伤表面之下的时代根源。这不仅可以使读者更深刻地理解波特其人及其作品,同时也通过其具体的作品分析使读者了解创伤、追寻致伤的根源。

王懿^[10]（2016）在《罗竹风的编辑活动及其思想研究》文中指出罗竹风（1911-1996）是我国着名的语言学家、宗教学家,同时是一位具有先进思想并取得了显着成就的编辑出版家,在我国现当代出版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和深刻的影响。他的编辑生涯复杂曲折,紧跟时代脚步,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中国编辑出版业的发展。在其六十多年的编辑生涯中,罗竹风尝试了多个领域的编辑角色,并在此过程中不断调适自己的编辑行为与该领域工作性质和要求之间的契合性。他始终把图书质量放在第一位,出版了一大批高质量、高品位的优秀图书。他注重实地调查,重视编辑经验的总结,并能理论联系实际,对经验进行理性的升华,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对编辑出版活动具有现实指导性的编辑思想。罗竹风自大学起就开始了编辑出版活动,也正是在此期间,激发了他对编辑出版事业的热爱,良好的教育与兴趣使其具备了必要的编辑出版素质。在建国后,罗竹风正式走入出版行业,思想也不断成熟,他参与编纂的《辞海》《中国人名大辞典》《汉语大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等相继出版后,在学术界好评如潮,奠定了他作为一代编辑出版家的地位。本文结合罗竹风的编辑实践及其作品,试图系统地梳理总结罗竹风的主要编辑活动,概括分析其在编辑实践中所彰显的编辑思想。罗竹风的编辑生涯可分为三个阶段,从抗战时期初涉编辑工作到解放后投身出版事业再到“文革”后的多元化编辑时期,他的编辑活动特点主要是以大型工具书为主、始终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编辑图书种类多样。罗竹风的编辑活动领域广阔,涉及到辞书的编纂,宗教图书的编辑以及杂文的编辑,在各个领域的编辑事业中,罗竹风都有自己的见解,对于辞书的编纂,他认为:实事求是的精神是辞书编纂的灵魂,扎实的资料累积是辞书质量的保证,专业的编纂队伍是辞书编纂的核心,知识性、稳定性是辞书编纂的准则。对宗教图书这个专业性极强的领域,他提出了具有创造性的编辑方法。对于杂文的编辑他提出了连续性图书出版理念、与时俱进的选题观和不断发展杂文作者队伍。提倡“杂家”的罗竹风还提出了自己关于出版人素养论和出版改革的思想。他认为出版人首先要平衡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其次要“专家”与“杂家”共同发展,最后要与作者保持良好关系。对于出版改革,罗竹风对出版体制、发行渠道以及创办出版专业都作了一定思考。罗竹风严谨的编辑行为、先进的编辑观念都对现代出版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让国家图书奖的光彩进入全社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让国家图书奖的光彩进入全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1）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1949年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3）纳粹大屠杀记忆的史学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4）美国书写 ——索尔·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拉尔夫·埃里森文化融合主义的创作理念与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6）纸上的光影：中国影视小说研究（1920-2010）（论文提纲范文）

（8）菲利普·罗斯的现代性社会问题书写研究 ——以《美国牧歌》和《人性污点》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阴郁的创伤书写者—凯瑟琳·安·波特小说中的创伤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罗竹风的编辑活动及其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让国家图书奖的光彩进入全社会（论文参考文献）

• [1]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研究[D]. 胡贝克.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2]1949年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影响[D]. 陈莉. 新疆大学, 2020(06)
• [3]纳粹大屠杀记忆的史学考察[D]. 孟翊洁.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4]美国书写 ——索尔·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研究[D]. 张宪军.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8)
• [5]拉尔夫·埃里森文化融合主义的创作理念与实践[D]. 黄倩倩.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3)
• [6]纸上的光影：中国影视小说研究（1920-2010）[D]. 黄勇军. 兰州大学, 2018(10)
• [7]漫谈古生物科普创作[J]. 冯伟民. 科普创作, 2017(03)
• [8]菲利普·罗斯的现代性社会问题书写研究 ——以《美国牧歌》和《人性污点》为例[D]. 史元辉. 苏州大学, 2017(01)
• [9]阴郁的创伤书写者—凯瑟琳·安·波特小说中的创伤叙事研究[D]. 魏懿. 上海师范大学, 2016(08)
• [10]罗竹风的编辑活动及其思想研究[D]. 王懿. 湖南师范大学, 20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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