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视野下的考古与文物

一、思想史视野中的考古与文物（论文文献综述）

武杏杏^[1]（2021）在《徐旭生学术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徐旭生一生着述颇丰,涉及哲学、历史、考古、教育等诸多领域。其学术思想渊源有自,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又极具行动的自觉。既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新式教育的影响,又受西方近现代哲学、史学、社会学等学术的训练,并在西北考察的实践中逐渐体悟而成。在中国考古学初创之际,徐氏挺进陕西,促进陕西考古会的成立。此间形成的思路和理念,影响至今。斗鸡台遗址的发掘,虽然在技术和方法上尚属探索阶段,但将调查和发掘相结合、重点发掘兼顾他期遗存的发掘理念,为后世学者直接继承。他通过瓦鬲认定沣都的位置、对墓葬方向的思索、对史前期陶器形制的分类等,为苏秉琦器物类型学的研究提供了方法指南。丰镐考古和先周文化的探索取得的丰硕成果,无不建立在徐氏陕西考古的基础上。徐旭生对疑古学说扬弃的同时,继承民国史家关于古史多元的研究成果,提出上古时期三大变革的认识体系。他揭橥“新信古”的大旗,实是疑信之间的考释。“传说时代”概念的提出和史料形成过程的分析,成为其信史观的依据。他提出分级整理史料的方法,较早阐释了历史和考古的关系,为后世相关研究提供了借鉴。与蒙文通和傅斯年相比,他综合多学科研究成果,提出的古史多元论更具说服力。在新的学术视野下,其“三集团”及其冲突、“大禹治水”等观点,或被证明或被纠正,凸显了方法论在其学术研究中的价值。其学术思想通过苏秉琦、张光直的学术体系对古史重建和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面对疑古学者对夏代史事的极端质疑,徐旭生走出书斋到夏人活动的主要区域展开田野调查本身即是开拓之举。豫西调查和二里头作为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的典范,直接引发了考古学的族属认定、考古与历史的整合以及考古学的学科使命等学术思考。二里头最有可能是夏文化,表明历史学与考古学是可以整合研究的。徐氏对二里头族属的推测虽有偏差,但将哲学的思辨融入考古和历史的研究,进而探索考古学上比较文化类型的方法,是他留给后世的宝贵的学术遗产。不论当今学术界如何定义夏文化,如何判断二里头文化的性质,都没有否定徐旭生的发现,都是在他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探索。

刘怡^[2]（2021）在《先秦儒家动物观探究》文中提出动物观是一扇窗口,通过这扇窗口,可以了解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目前学术界对先秦时期动物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动物学史、动物文化史以及动物伦理学等方面,但有关先秦儒家动物观的内容、特征、实质等尚缺乏系统性研究。先秦儒家动物观旨在探索先秦儒家如何认识动物以及如何处理人与动物的关系问题,不仅要把握人类对动物的基本认识,而且要探索动物在人类社会生活、政治、经济、道德、信仰等领域的作用和地位,考察动物与人类的互动关系。先秦儒家对动物的认识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即动物的起源和动物的特征。先秦儒家从天地化育的宇宙论模式、动物的生殖以及化生现象等角度考察了动物的起源。动物与人类共享同样的起源方式和生殖模式,两者共存于统一的宇宙体系当中。动物与人一样,都是天地化育的产物,都是由血气构成的“血气之属”,都是有血有肉、有知觉、有情感、有语言的生命体。但动物和人类有本质区别,这主要表现在动物是无仁无义、无社群组织、无劳动创造能力的生命体,只能依靠本能而生活,而人类独具有理性与道德的能力,能够建立有人伦秩序的国家与社会。先秦儒家所论人禽之辨一方面肯定了动物与人类在生物特征方面的共通之处,另一方面确立起两者在道德领域内的差异,这深刻影响到两者的地位和关系。动物与人类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社会生活、道德世界和信仰世界中。在两者的生活联系方面,动物能够广泛运用于饮食、衣物饰品、商品贸易、运输畜力、礼物交换、祭祀牺牲等活动中,是保障人类社会秩序的基本物质条件。动物管理是合理使用动物的重要条件。从孔子的正名思想到《周礼》动物职官体系的设置,动物管理逐渐纳入到人类社会制度体系中,使动物管理与人类社会管理相得益彰。在具体的治理方式上,先秦儒家主张人类对动物的管理应当遵循礼制的约束和道德的要求,这与西方动物福利论可能产生某种共鸣。在动物的法律地位方面,先秦儒家并没有赋予动物独立的法律地位,但相关的法律条文规定了人类对动物的职责和义务。人兽冲突实质上是礼法分歧,是一项政治管理问题。人类也是动物的保护者。先秦儒家注重从利益需求、王道政治、礼仪规范、仁义道德等方面提出保护动物的思想。动物的合理使用、有序管理、妥善保护,是先秦儒家王道政治的重要表现,也是圣王明君实现国泰民安的展现。动物与人类在道德方面有密切关联,这主要表现在动物的道德形象、道德地位及其道德教化等方面。在道德形象方面,禽兽是无仁无义的象征,但某些动物却可以因其生活习性、情感特征而升华成为仁禽义兽,由此具有了特殊的文化寓意和道德含义。这种变化为动物敞开了道德领域的大门。在道德地位方面,先秦儒家尽物之性、仁民爱物的思想强调人们应当关爱动物,一方面扩展了道德的视野,使动物成为了儒家扩充仁心、提升道德修养的重要角色,另一方面又确立起人与动物的道德阶梯。仁民爱物与西方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敬畏生命的哲学不同,实是一种拓展式的伦理,本质上仍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先秦儒家认为圣王明君不仅应当关爱动物,而且能够以仁爱道德驯化动物。儒家的乐教理论能够实现百兽共舞、游鱼倾听的场景,不仅能有效遏制动物的残暴之心,而且能实现人类与动物的和谐相处。表面上看,这是对动物兽性的遏制,实质上反映出儒家仁义道德的教化作用。动物还能够进入人类的信仰体系中,这主要集中在动物神灵、动物献祭与动物占卜等方面。动物神灵是人类神灵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儒家拒斥精怪,排除淫祀,将动物神灵集中在农业动物神与灵禽瑞兽的范围内,表达出对农业的关注和对人文道德的重视。先秦儒家坚持动物献祭的仪式,同时悬置人神关系,在献祭对象、祭品样式、献祭仪式等方面进行了变革,动物牺牲由沟通神灵的媒介演变成象征礼仪秩序的符号。动物与占卜的关系主要涉及到龟甲占卜、占梦术、占星术等。先秦儒家批判了占卜的神秘成份,但继承了占卜的思维方式,经此转化,动物由沟通人神的工具转变为天道的承载者。先秦儒家虽然深受原始巫术的影响,但更强调人文的信仰,倡导神道设教。动物在先秦儒家政治、经济、道德、宗教等领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构建儒家思想体系的重要元素。先秦儒家动物观基本确定了儒家动物观的面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确定了中国古代动物观的基本状况。通过动物而思,我们不仅可以透视先秦儒家的思想体系,而且能够深入理解先秦儒家对人与动物伦理关系的思考。

闫咚婉^[3]（2021）在《黄帝神话传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黄帝神话传说的发展历程贯穿着整个中华文明的演进历史。在历代史籍中,黄帝是一位集武功、发明、盛德等于一身的圣王典范;在汉画像石中,黄帝时而是威严的天神,时而是凡人羡慕的升仙者;在道教文献中,黄帝是一位潜心修道、拥有道门法术、升天得道的宗教偶像;在俗文学作品中,黄帝是一位垂衣裳而天下治,有道、有术、有德的明君。可以说黄帝神话传说在历代的发展中呈现出形象多元化、事件丰富化、意义多重化、体裁多样化的特点。黄帝神话传说的内涵实则为不同时代文化的内容体现,例如民族的思维模式、统治阶级的政治意图、民众的信仰需求等。基于上述背景,本文立足于讨论这样的黄帝形象——存在于历史、文学等书面文献,民间口承文献与出土文献中的“黄帝”,不对其作历史真实性的专门考证工作。本文无意于对黄帝神话传说进行古史考据方面的突破,而是希望较为全面、客观地呈现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背景中,黄帝神话传说形成演变中重要的几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以丰富的黄帝神话传说文本为基础,注重多学科知识的交叉利用,展现黄帝神话传说在不同时代的面貌以及以重要人物关系为基础进行的叙事活动。发轫于民族觉醒初期、古史考辨运动中的黄帝神话传说研究,其发展不仅与国家政治、文化的发展背景密切相关,同时与各个参与学科的研究趋势也密不可分。历史学、古代文学、民族学、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神话学、宗教学等不同学科不仅为黄帝神话传说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源,同时也从不同视角诠释了黄帝神话传说之于上古史建构、中华文明探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民族精神构筑等的重要意义。全文概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第一章到第四章,以阐述黄帝神话传说形成演变历程为主。第一章围绕先秦时期黄帝神话传说的形成展开叙述。以《山海经》为代表的黄帝故事展现出黄帝神话较为原始的形态,在其后的《左传》等史书中又呈现出古史传说的面貌。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言黄帝的盛况,诸子所载的黄帝神话传说反映出战国时期的文化风貌,在记录神话传说的基础上已经显现出“造神话”的主动性。这一时期黄帝身份的建构以祖先与圣王最为典型,先秦时期的黄帝神话传说,为汉及以后的黄帝神话传说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章围绕汉代黄帝神话传说的繁荣发展进行叙述。汉代黄帝神话传说的发展具有三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一是出现在正史《五帝本纪》中,二是出现在汉代流行的谶纬神话中,三是保存在汉画像石中的神话内容。汉代是中国古代神话发展的高潮期,黄帝神话传说的发展深受汉代政治文化、社会信仰等影响。黄帝既是上古五帝之首,又是感生圣王,同时还是显赫的天神与升天的仙人。汉代黄帝神话传说呈现出多态性的发展特征,极大地丰富了黄帝神话传说的文化内涵。为黄帝最终形成华夏民族始祖与道教创教道宗两大民族文化代表提供了契机。第三章围绕道教文化影响下黄帝神话传说的演变与因此衍生的神话文本类型展开叙述。汉代以后,黄帝神话传说发展最突出的特点是道教化。道教自汉末兴起发展至唐成为国教,在宋代又备受统治者推崇。因此道教文化对黄帝神话传说的影响成为唐宋时期黄帝叙事发展的主要背景。道教信仰影响下黄帝形象由最初的黄神演变为道宗,在道教文献中,他不仅是道门各类法术的重要传承者,更是当时为与佛教对抗而塑造的宗教偶像。围绕黄帝形成的道教神话包含着丰富的叙事类型,在传统故事类型的基础上浸染了宗教意味所以更加生动。对道教黄帝神话文本的分析,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中国本土的道教文化信仰。第四章围绕黄帝神话传说由雅至俗的发展变化展开叙述。从中国古典神话的载录规律来看,文献性质的“雅化”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黄帝神话传说作为民间文学的“俗化”品格。在宋代以及明清时期俗文学的大力发展中,黄帝神话传说得到了充分的俗化发展。宋代史学新变中上古史的重新整理、民间讲史之风的盛行等背景为它提供了契机,在讲史话本、早期文人拟作以及章回小说等俗文学类型中黄帝神话传说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演绎。这一“俗化”运动,在保存旧情节、编创新情节的过程中丰富了黄帝神话传说叙事,同时也完成了在民间普及上古历史、传承神话资源的任务。下编为第五章到第七章。主要以黄帝神话传说中与黄帝密切相关的三组人物关系及其事迹展开讨论。客观来说,人物只存在于关系和行为中（1）,探讨它们对神话传说叙事发展的意义有助于全面把握黄帝形象、事迹的发展过程。第五章围绕黄帝神话传说中的主流叙事——炎、黄二帝的故事展开论述。炎、黄神话主流意义的生成来源于中华民族追溯民族起源的客观需要,先秦、秦汉时期炎、黄神话的书写是其主流意义生成的基础,因此该时期的炎、黄神话传说是本章的聚焦点。重点对炎、黄二帝关系的缘起、异德之战的发生与意义等进行分析,展现二者形象向民族始祖发展的过程。第六章围绕黄帝群臣神话传说展开叙述。上古神话中君臣治世神话传说滥觞于此,君臣神话传说是中国古代封建政权文化的折射,同时群臣集群形象构成的“叙事母题”是黄帝神话传说叙事发展重要的推动因素。对群臣形象及事迹的集中探讨,可以有效揭示黄帝神话传说中的政治意义,并且挖掘黄帝帝王形象建构的内部逻辑。第七章以女性视角对黄帝神话传说的发展进行解析。20世纪中期兴起的女性主义神话学,使得研究者的目光开始转向上古神话中的女性问题。在上古帝王神话中,女性往往处于话语的边缘。帝妃与帝女的形象在帝王神话中总是作为附属角色存在,反映出父权制社会的文化史影。从嫘祖养蚕之功、嫫母巫觋之责、三女助父事功等女性对黄帝部族发展的贡献中皆可得到印证。同时黄帝三女传说作为土生土长的地方叙事,对三女故事流传演变过程的关注,可以形成典籍与民间叙事的对话空间,进一步探讨民间神话传说的演变规律。

石磊^[4]（2021）在《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研究（1927-1949）》文中研究表明民国时期的民众教育馆,是在民众教育运动中转型或改组生成的综合性地方社会教育机构,1949年以前承担着尚未建立博物馆的省、市、县文物考古、艺术品征集保护、美术展览、研究教育工作。其博物馆美育事业萌芽于社会式美术教育崛起和博物馆兴建的热潮中,在当时以民众教育馆为中心机关的社会教育体系中,其艺术品展示、收藏、说明以及传授艺术知识提高民众审美觉悟的责任由政府以立法形式赋予,服务国民性改造和社会艺术化事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以往在美术史、博物馆的通史或个案研究中,关于民众教育馆美术教育的研究成果和文献记录较少,且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因此,文章选取1927年—1949年的民众教育馆的实物收藏、展览、讲演、出版、培训等美育举措为考察对象,研究其实践过程、理念、特点和历史价值。首先,在社会教育和博物馆史的视域中,分析博物馆美育产生的思想根源,梳理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体系形成的社会背景和过程,阐明民众教育馆跻身社会美育领域的必然性。然后,在美术、博物馆领域的交叉带,全面考察非战时状态下江浙、云南、山东等地建制较完善的民众教育馆在行使美术馆应有的社会美育职能时,运用的手段、奉行的原则、施教的内容,把握民众教育馆开展艺术、博物馆类工作实践的落脚点、总体态势和成果业绩。紧接着,解读以往疏于研究的全面抗战时期后方民众教育馆抓住国难当头之际艺术教育与文化保护工作地位提升的机遇,依托教育政策和文化区位条件优势,协助、承办的民族艺术文化保护、公共美术宣教等工作,肯定其在统一艺术家思想、加快美术大众化进程、平衡社会艺术教育资源分配、扞卫及重塑国家文化等方面的意义。在此基础上,针对美术馆普遍规律与民众教育馆的文化个性、民众教育馆通用规程与各馆艺术教育实际情况两对矛盾,归纳出本质相似的民众教育馆和专业美术馆在公共美术教育工作中表现出的共性,剖析民众教育馆相比专业美术馆更突出的平民性、实利性、多元性、指导性特点及其成因,发掘出民众教育馆地域特色鲜明、协同性强、全民覆盖率高等优势。最后,总结民众教育馆在社会动荡和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对中国社会美术教育现代转型以及对博物馆本体发展所起的作用,辩证看待民众教育馆在艺术教育和博物馆事业本土化建设中的前瞻性和存在问题的成因。希望通过整理、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相关史料、案例,客观揭示民众教育馆对中国近现代博物馆美育事业发展的历史贡献,明晰其在博物馆史与美术史中的独特地位,更完整地呈现早期博物馆美育发展的全貌,并弥补社会美术教育历史版图的缺失。

路崇薪^[5]（2021）在《绵阳双包山汉墓经脉漆人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四川绵阳双包山2号汉墓出土的经脉漆人为研究对象,试图讨论这件溢出古代雕塑常识之外的特例带来的关于“身体”的艺术表现和认知。文章以“身体”为切入角度和理论支点,拟在医学史研究之外找到针对经脉漆人能够形成有效研究的另一条路径。首先将其从出土环境中提取出来,在美术史视野中对其进行本体的对比分析。参照对象的选择并不限于材质或者用途的框定,“身体的艺术表现”是他们的最大公约数,附以身体史研究中的若干子概念,讨论漆人为什么是一件理论化身体?第二个层次考察历史文献中对“身体”的关注与认知。最后再回到墓葬的礼仪原境。透过漆人“断臂”切入口,讨论破坏性的行为与死亡之间的关系。再针对此墓中各种共存的“身体”——玉人、经脉漆人、陶俑、木俑——探讨名与实,功能和意义的问题。进而扩展视角,讨论一位汉代贵族对知识的占有及身份塑造。

黄磊^[6]（2020）在《俯仰之间：中国古代龟鸟组合图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龟鸟组合图像是中国古代一种特定的图像形式,历史悠久,承传有序,内涵丰富。就其形式和内涵而言,从史前至明清,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史前至商周时期,龟与鸟开始出现在同一墓葬中,如龟甲与鸟骨的组合、玉龟与玉鸟的组合等。同时,龟鸟组合图像也开始零星出现。受原始宗教和巫术观念的影响,龟与鸟具有占卜和通灵的功能,二者组合在一起反映出古人天地观念的初步成型。东周至秦汉时期,龟鸟组合图像开始定型,大多呈“鼋龟负鸟”的形式,同时,四灵图像中的玄武与朱雀,亦可视为一种特定的龟鸟组合形式。除传统的天地观外,此时的龟与鸟,还体现出明确的阴阳观念。魏晋至两宋时期,伴随儒道释三教的发展和融合,龟鸟组合图像也被赋予了更加复杂的思想内涵,儒道释的元素,时常会出现在同一个龟鸟组合图像中,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三教融合的情况。元明清时期,龟鸟组合图像普遍进入世俗生活领域,组合形式多样,并且拥有了更多的表达载体和更丰富的主题。此时的龟鸟组合图像通常会和一些具有吉祥寓意的动植物纹样搭配在一起,共同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古代的龟鸟组合图像,一上一下,在俯仰之间展现出中国古代思想的历史变迁。

许诗怡^[7]（2020）在《早期中国信仰研究反思 ——以“玉教”理论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基于汉学界早期中国研究的特点与焦点,本文以梳理中外学界对甲骨文之前的早期信仰研究概观为背景,重点分析中国文学人类学的新近理论——“玉教”的提出过程以及其内涵与价值;探讨“玉教”理论为何以及如何作用于寻找驱动华夏文明发生的信仰之根;进而反思中国文学人类学派构建中国版文化理论体系的诉求及其实践过程。本文共设三章。第一章重在梳理国内外研究概况,指出因为重于三代历史谱系的争论,有关甲骨文之前的早期信仰问题、有关中华文明起源特点的观念动力问题在国内外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宗教学均被讨论不多,在比较文学的传统领域更鲜有涉及。由此,本文探讨“玉教”提出的学术依据与现实背景,解释其问题意识的针对性与思想意义。第二章共有三节:第一节基于上章内容,总结早期中国文化研究的两个焦点问题:（1）中华文明特质与连续性;（2）青铜时代与玉器时代。本文认为,“玉教”理论正是对这两个焦点的有力回应和补充。第二节详细梳理叶舒宪的学术思想演进脉络,重点探讨他为何提出“玉教”。在跨文化比较和自识之路上,他一直聚焦“神话”而步步深入,希望打破带有局限性的任何既定认知框架。从理论到文本,从文本到器物,从器物再到理论,最后落实在“玉教”,他诉诸为中华文明探源提供全新的人文阐释视角和一整套理论体系。第三节对“玉教”内涵进行深入辨析,注重搜集和整合历经数年的、共计十五次的玉帛之路调研情况。本文认为,“玉帛之路”调研旨在探究史前不同地域的中华玉文化如何从多元分布逐渐走向华夏一体。针对学界对“玉教”关注不足或有一些偏见的现状,第三章进一步分析“玉教”理论何以成立的问题。笔者总结出神圣信仰、权力垄断、祭祀仪式等讨论维度,结合涂尔干的宗教理论思想分析,即从宗教的基本形式——信仰与仪式,宗教的意义——权力与道德性,来说明早期中国对玉文化的崇拜也可以称之为“玉教”。学界虽然已有众多研究叶舒宪学术思想的文章和硕士博士论文,但是,对他近十年来最为重视的“玉教”理论却关注不够,即使有涉及也以访谈和引用观点为主。本文是首篇全面分析“玉教”理论的文章。通过这项研究,笔者希望呈现出“玉教”理论的全貌,尤其重点剖析对物的崇拜何以成为“教”?对文明起源期的研究何以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的理论话语?笔者希望这项研究有助于全面分析中国文学人类学在早期中国研究领域的积极探索和开拓之处;展现出中国文学人类学的研究群体如何将文学的学科逻辑推进到与中华文明探源问题深层勾连的模式,拓展出文明起源研究的神话学范式,从而反思文学人类学在构建兼具世界性和本土性的理论话语中的经验,检讨其革新与不足。

张承志^[8]（2020）在《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文中研究表明作为新文学的闯将,刘半农短暂的一生集新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杂文家、战士、诗人、学者等于一身,是清末民初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在刘半农几近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其着译内容多是以抨击时弊、启迪昏懵、开拓创新、审视国民性、宣扬人道主义等等为切入点,进而透射出刘半农文学创作的轨迹及思想嬗变的过程。从整个五四时期的一段时间范畴来看,刘半农不仅接受了进化论的有效整合,而且又承接了五四启蒙传统的高昂与激情。尽管这期间的“潜隐”遭到了历史上相关人士的质疑与批评,但是从历史语境和思想诱因上可以发现“权威性”下的覆盖式理解遮蔽了历史差异性的存在和与五四精神延长线上的“共振”,抑或是,历史的错位与距离在原初的意义上更能廓清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思想个性、认识问题和一些反思中的复合化问题。当时代的误读由歧出、偏至而回归到理性之时,当一种新的学术思路的强光唤醒沉寂已久的资料之时,重新发现历史的微缩细节、个人的心路历程及做出多元反思性的科学研究,必定会使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价值再次浮出历史地表。本论文试图通过对刘半农的相关着译文献的梳理与探究,来解析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教育史、学术史、语言学史、考古史上的诸多文学实绩。在回归历史现场的前提下,以理解和同情的姿态进入他的文学世界,从宏观性的视角对他整体的文学实绩进行观照;从境遇与体验、渴念与实践出发,进行作品论和作家论的深入探讨,力图拨云祛障,进而对刘半农的文学思想、创作心理、艺术理念等方面进行剖析,由此来确定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论文绪论部分对选题的确定与缘起、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进行了历史性与宏观性的描述。在此基础之上,梳理和概括出3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而确定和阐释了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独特性与价值意义。论文第一章立足于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角度谈及刘半农由清末民初上海“鸳鸯蝴蝶派”的才子到平民文学家、新文学闯将的转变。其中,借助刘半农的着译作品来分析其与“鸳鸯蝴蝶派”的纠葛与距离;考察其现代通俗小说理念的改良;阐释其平民文学意识的生成以及民间文学的实绩;解读《双簧信》的历史动因、建构与生成。论文第二章以刘半农新诗的开拓为聚焦点。通过五四时期新诗的诞生、论争、理念构想等来论述刘半农新诗的尝试与启蒙审美特征。其中《扬鞭集》与《瓦釜集》的实践、“误读下”的散文诗、争议纷纭的“她”与“它”字等等既包蕴和彰显了五四启蒙命题中的应有之意,又呈现出五四开放性、现代性的特征。论文第三章主要分析刘半农的散文创作和相关理论,并考察刘半农在这一段时期的思想嬗变过程。从加入《新青年》阵营到《语丝》时期是刘半农散文创作的高峰时期。然而,当刘半农获得法国文学博士而归国后,他自己渐渐地进入了“沉潜”阶段,《论语》上的相关杂文似乎在宣告“五四时期的斗士兼文学家”的刘半农“落伍”了,但各中的缘由与事实并非如此。论文第四章主要论述刘半农的着译小说文本。他的着译小说是在五四启蒙视域之下的对现代化国族想象的继承与发扬,具有启发昏懵、融汇中外、传授新知、关注切社会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及批判国民性的丰富意蕴,有利于全面而深刻地对五四时期的社会面相、道德伦理价值及新女性等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对话与思考。论文第五章主要围绕着刘半农一生的功绩进行客观的阐释与评价,力图复原与说明历史上的一些相关细节。在刘半农的后半段时期,保家爱国的“斗士精神”依旧不减、矢志不渝的“真”与“诚”贯穿于他的全部精神理想与艺术的探索之中、多学科的学术实绩与献身教育的功绩是他与时俱进的一个体现,其文论及身后的评价则可以为全面理解五四提供新的视角和诠释,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论文的结语指出,对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作家与作品的探索与研究,毋宁说是以刘半农作为文学的原点而回到五四的历史现场的阐释与反思。

韩伟涛^[9]（2020）在《先秦“君子”“小人”“贤人”“淑女”观念演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观念在社会中产生,因此其记录能够呈现在文字、美术等一切能够判定人的思维状态的载体之中。从历史学角度观察与研究观念,其最为核心的内容是判断文本记录与社会历史变迁之间的关系,即观念演变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社会转型时期的观念能够更加清楚显示二者之间的关系。从本文研究的对象——“君子”、“小人”、“贤人”和“淑女”而言,其皆产生于先秦时期,这既是中国古代历史进程的重大转型时期,同时也是研究对象所产生与确立的时期。同时,这几种观念具备因为社会变迁而产生语义变迁的现象。虽然其内部原因不尽相同,但都具备着一种从封闭的由特定身份的代指而走向开放的相对范围扩大而且不以身份为决定性因素的人格的代指。因为包含共同性特征,并且具备类似的社会变迁背景,所以我们将研究对象描述为以“君子”为中心的观念丛,并且观察这一观念丛在先秦时期的演变情况。本文结构由绪论、观念演变分论及结语三个部分组成。第一章为绪论,二至五章为观念演变研究,最后为结语。第一章为绪论,主要内容为总结学术前史以及创立本文写作思路。本文将以往对本题研究分为哲学或思想史、历史学与语言文字学两个模块进行学术前史总结。第二章为“君子”观念演变考,主要内容从“君子”观念的起源展开,分析了“君子”在起源角度上的原始战争文化孑遗,继而对“君子”观念的演变以早期含义和观念演变两个阶段进行论述,主要观点为“君子”早期含义具有原始文化的继承性,而观念转变与社会和国家的规模扩大,继而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有关。第三章为“小人”观念演变考,主要展开方式与“君子”章相似,结论为社会规模扩大以及“文士”群体兴起对社会观念的影响是“小人”观念发生演变的主要原因。第四章为“贤人”观念演变考,对“贤”字进行了细致梳理后认为,“贤人”观念的演变路径是原始战争文化、财富、品质优良的转折式发展,这一现象既与社会变迁有关,同时与“贤”字的构型随秦文字统一带来的相关影响有关。第五章为“淑女”观念演变考,基本展开方式与“君子”章类似,探讨了“淑女”从地位向德善的转型,同时认为“淑女”的演变方式与“君子”相似,经历从弥散性角色到个人自致的路径,其演变内涵与“君子”观念演变密切相关。结语为观念丛与社会历史变迁,主要回顾了本文的论述结论,从而发现研究对象所具备的共同性特征,并由此说明观念丛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以及此种关系在社会历史研究中如何展开及其原因。

完颜振清^[10]（2020）在《三部《中国音乐美学史》着作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蔡仲德先生建立“中国音乐美学史”学科至今,中国音乐美学史学术成果丰硕,但随着新发现的考古文物以及交叉学科的视野等,过去看待“中国音乐美学史”学科中的一些问题到现在已经发生了改变。笔者针对中国音乐美学史专着这一领域去观察,发现除了影响力较广的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外,还有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美学》以及龚妮丽《中国音乐美学史》这两部专着,然而这三部着作的影响力却相差甚远。这样问题的存在,并不是意味着后两部专着毫无价值,而是因为一些非学术思想的问题。本文分为四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对三位作者着作中的研究对象进行比较研究,如蔡仲德以表现为理论形态的音乐审美意识作为研究对象,修海林以音乐美的实践作为研究对象,他们在对于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第二部分主要对三位作者着作中的理论体系进行比较研究,如蔡仲德“人本主义”的理论体系与修海林“乐本体”（音乐美的实践）的理论体系,蔡仲德的研究是一种形而上的理论研究,而修海林的研究是一种形而下的实践研究,龚妮丽的研究即在于结合前两位作者的研究进行思想融合与延续;第三部分主要对三位作者着作中的“三观”进行了比较研究,如蔡仲德“抑儒扬道”的历史观,是因其生活背景“五四运动”的影响。修海林跨学科的材料观受到他历史观与理论体系的影响,即“音乐美的实践”,因此在他的着作中研究依据除了最基本的纸质文献,还有甲骨、曲谱、音像、文物等;第四部分是笔者对于这三部着作进行的基本认识与评价,主要对写作特点与价值进行了判断。三部着作都具有叙事性的写作特点,在写作表达方式上表现出举例论证、引用论证、对比论证、比喻论证等方式。在它们的价值体现上,受到其作者社会身份、学术背景以及发言位置等其他因素的影响所造成了差异,但将这三部着作放在一起比较研究之后,所得出的结论却并非与它们的影响力相符。中国音乐美学史学科的创立,开创了中国音乐美学研究的先河,其博大精深的思想渊源使往来之学者流连忘返。笔者对于这三部着作进行比较研究之后,更深得其中之意蕴,但任何一本专着都不可能称之为完美无缺,在“中国音乐美学史”这门学科中,对于这三部专着只有互相结合、互相包容甚至是互相批判的去学习,才能使“中国音乐美学史”学科继续发展。如果我们当代学者只是一味的吹捧前人的研究,不能从不同的视角去看待问题,解决问题,那么中国音乐美学史这门学科就会停滞不前。

二、思想史视野中的考古与文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思想史视野中的考古与文物（论文提纲范文）

（1）徐旭生学术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先秦儒家动物观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3）黄帝神话传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研究（1927-1949）（论文提纲范文）

（5）绵阳双包山汉墓经脉漆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俯仰之间：中国古代龟鸟组合图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早期中国信仰研究反思 ——以“玉教”理论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8）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论文提纲范文）

（9）先秦“君子”“小人”“贤人”“淑女”观念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三部《中国音乐美学史》着作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思想史视野中的考古与文物（论文参考文献）

• [1]徐旭生学术思想研究[D]. 武杏杏. 河北师范大学, 2021
• [2]先秦儒家动物观探究[D]. 刘怡. 西北大学, 2021(12)
• [3]黄帝神话传说研究[D]. 闫咚婉. 山西大学, 2021
• [4]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研究（1927-1949）[D]. 石磊.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5]绵阳双包山汉墓经脉漆人研究[D]. 路崇薪. 中央美术学院, 2021(08)
• [6]俯仰之间：中国古代龟鸟组合图像研究[D]. 黄磊. 南京艺术学院, 2020(02)
• [7]早期中国信仰研究反思 ——以“玉教”理论为中心[D]. 许诗怡.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1)
• [8]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D]. 张承志. 吉林大学, 2020(08)
• [9]先秦“君子”“小人”“贤人”“淑女”观念演变研究[D]. 韩伟涛.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2020(08)
• [10]三部《中国音乐美学史》着作的比较研究[D]. 完颜振清.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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