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刘师培的“大道为公之世”（论文文献综述）
万茹[1]（2022）在《江声《尚书集注音疏》训诂方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江声《尚书集注音疏》的训诂方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揭示字际聚合关系,即假借通用关系、古今关系、正俗关系、繁省关系、正讹关系等,正确认识字的形、音、义;二是通过揭示语词组合关系,语境证义。江声运用这两方面的训诂方法,在尊承汉注、融贯汉注的同时,又能自申新义,特别注重辨析词义之细微差别,有所发明,成一家之言,达到精准诠释经义之目的。
吴蕊寒[2]（2021）在《论章太炎与刘师培的平等观——“齐物”与“均力”之比较》文中研究表明1907年前后,章太炎和刘师培都发展出了以平等为核心的哲学和政治思想。章太炎总括其宗旨为"齐物",刘师培则称之为"均力"。在本体论方面,刘师培认为万物一体同源,章太炎则否定了体与源的存在。在主体性方面,刘师培要求去除身执和是非利害之见,使人将自身投入更大的民族和人类主体,章太炎亦申言排遣我执,倡导革命道德,但更强调存在论意义上"随顺依他"的具体主体。在政治构想方面,刘师培投身于无政府主义的理论与行动,认为实现平等必须取消分工,而章太炎则明确批评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以"齐文野"为实现平等的可能之径。"均力"和"齐物"分别是对普遍性和差异性的极力承认,二者的差别展现了平等概念的两种不同面向。
刁春辉[3]（2021）在《“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廖平“大统”经学研究》文中指出论文以廖平的经学思想,特别是他的“大统小统”论为研究对象,“大统小统”论是廖平在他的经学三变时期提出的,在四变、五变中进行了理论完善。其定型基本是在他的五变时期。我们的研究集中于他定型期,即四变、五变时期的“大统论”。研究他的大统论试图解决两大主题:第一,廖平大统论中的改良经学与汉宋主流经学形态——郑学和朱子学相比,其在经学基本观念和处理方法上的差异;第二个主题是处理廖平大统论的时代性意义、实用性意义。我们的题目也明白的揭示出这两个主题,“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就是第二个主题,“廖平的经学研究”则是指的第一个主题。廖平作为一个经学家、思想家,不论在中国经学史中,还是在中国思想史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本文着重从几个方面对廖平经学的思想和价值进行了阐扬。首先,作者从廖平的着作中抽绎出他的“大统”制度论,并指出这种制度论实具有“宪制”意涵。廖平虽没有使用这一词语,但他将经学的性质类比为西方法政学,就已经透漏出他对经学“法典”性质的确认。廖平对此“宪制”的内容说明是特别广泛的。可以分为央地制度、中央官制和国际制度三个层面。其中,廖平的疆域论就包含了央地制度和国际制度两个方向的意涵。就央地制度而言,实际上廖平一直在谈的是天下体系中的“畿地”,随着王统、帝统、皇统疆域的逐次扩大,畿地所控制的范围也逐渐扩大,从原来的千里“王畿”变成三千里“帝畿”、六千里“皇畿”,而畿地之内的管理方式并不是松散的封建制,而更像是秦朝以后建立的普遍性的中央集权式郡县制。虽然皇、帝、王、伯被廖平建构成主要是经学的制度体系,但因为廖平信守的“经为百世之书”原则,经学的制度必会在历史中有所呈现,因此从秦朝统一后在全国推行的郡县制开始,实际上就是廖平经学中畿地制度的推行,并且从秦至清,中国所实行的郡县制范围是不断扩展的,这就对应于畿地从王畿到皇畿的转变,特别是清朝后期,通过将东北划省、新疆建省等举动,开始在边疆区域加强完善管理方式,确立了边疆郡县体制,这一体制在后来的共和国时代实际上也得到了继承。清朝在疆域和管理体制上所完成的事业在廖平经学中实际暗示了中国为未来天下“大统”时代的“皇畿”地位。同时,廖平也为郡县制在历史中国的长期施行提供了经学说明,在以往的经学思想史中,长期存在经制“封建”与史制“郡县”无法调和的矛盾,这也让深受经学影响的中国历史经常出现复封建的理论呼吁和现实行动。廖平的经学努力正是试图调和解决这种矛盾。在风雨如晦的年代,廖平依然坚信经学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价值标准和中国制度的治理价值。在国际秩序的制度建设上,经学依然有其丰富的智慧,实际上以中国为中心形成的东亚秩序就是一种“小统”实现,“小统”是“大统”的次级实现,是“大统”的“模范”。世界转入“大统”阶段,意味着新天下时代的到来,也就是整个世界都逐渐卷入到一个关联更加密切同时争斗也更加激烈的关系系统中,这样一个关系系统的初始阶段必然是各行其是的,但这种各自从自身利益出发,相互争夺占领生存资源和精神资源的权力意志的流行最终会让位于具有更高统领性的一体化进程。当然,这个一体化进程不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它首先是几个区域性组织的出现,也就是廖平所讲“帝”统的出现,多个“帝”统下的每一统都既是经济上的一体性化组织,也是政治上次序井然的区域治理性组织,更是在文明上达成了一定程度一致性的文明共同体。因其每个帝统下均有“帝畿”的存在,而“帝畿”就是那个区域内道德、文明的核心地域。但多个帝统的存在也表示这还是一个多核心的多元化“天下”,廖平对此的论述是在“九帝”说和“四帝”说,从“九帝”到“四帝”是这个多元化天下的进一步精简化发展,这也是文化、经济、社会进一步融合发展的结果。但“五帝”说的出现改变了天下格局,“五帝”格局乃是一中四方格局,此格局的出现预示尽管天下仍是多元天下,但普遍化、融合化的一统性思想和现实层面的政治经济综合实体已经出现,未来的大同化趋势不可避免的出现。所以最后会有“皇统”的出现。“皇统”是人学大统的最终实现,其本身也并非不再变化,而是仍有主客易位的“三统”循环,最终达至泰皇之局。第三,廖平从中央官制层面叙述了经典变化:从王统的三公制到帝统的五官制,最后到皇统的六官制,其中的核心经典是《王制》和《周礼》。廖平将《王制》文本次序进行了大幅改动,写就《王制订本》发行,其中的指导性思维是将《王制》中的官政思维凸显出来,通过对《王制》官制的叙述体现出中国政治哲学中养在教先、教为政鹄、民本政治、审慎政治等特点。廖平将《王制》三公设定为王统制度,将《周礼》五官设定为帝统制度,三公到五官的一个变化,体现了从王统到帝统的时代转变,即天下由《春秋》五千里天下变为《尚书》三万里天下,而中国从《春秋》的天下“中国”变为了“大统”时代的众多“中国”中的一员。中国在其中的变化则被广泛描述为从天朝上国成为了属于国际法体系下形式平等的万国之一的民族国家。而实际上,国际法下的国家虽然形式平等,但国家基于经济、军事、文化等的综合实力,自然有强弱大小之分,国际间的互为“夷狄”的状态不可避免,特别是在晚清刚刚接触西方的情况下。因此,廖平在经学官制上的变革有其现实政治上的明确目的,即优化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通过天子、三公五官职能体系的变革,构建天子、三公五官为中心的决策和行政体系,突出政权的公共性质,并且强调这背后所体现的纲常意识,既是建设统一高效的领导体系,也体现这一系统需通盘考虑国家整体利益的价值导向,同时亦强调制度运行的法度意识、责任意识。而其对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的具体职责的分化,则是体现廖平针对时代变化,提升国家能力,强化国家实力,提高人民生活,而其中六工、六府的论述更体现出他重视经济,强调国家工业发展能力的重要性。最后宗伯代司徒的变化则是他面临帝统、王统的时代变化,强调先进性教化先于普遍性教化,力图培养具有政治能力、共享价值追求的士人团体,这才是国家治理能力优化的关键所在。第四,廖平历来被认为是今文学家,但他的经学看法、经学诠释方向都祛除了今古文经学原来共有的历史化特征,也与朱熹为代表的内倾化的经学诠释方向相反对,可以说廖平的经学体系以解决今古问题为导向,但却采用了不同于原有诠释方式的解经方法,同时这一思想体系也涵容了宋学的教化问题,所以可以说廖平的经学思想体系是一综合今古、涵容宋学的综合性经学体系。在近代古今中西的学术激荡中,此一经学体系在总结经学史、认知中国历史、回应时局等各方面都在近代诸经学家的理论中是出类拔萃的。第五,廖平对现代经学的发展也是影响深刻的。现代今文学和古文学都共享着一个历史前提,即他们不再像他们的前辈经师一般,以三代圣王之制确立制度的权威性。古代的经师对于圣王时期的三代夹杂着历史的理性和信仰的元素,而现代经学家比较普遍地没有了对于三代的信仰意识,而这种三代理想信仰原来本是经学的基础,这种基础的消失则要求另一基础的填补。廖平为这一基础的确立提供了经学上的说明,他首先是通过孔子制作六经、古史渺茫击溃了对于三代的理想认识,进而代之以素王立法,从而巩固了经学对孔子的崇仰。古文学者或者在他的经学分类基础上固守原来对于三代的崇信,如老辈的柳诒徵、唐文治等,而对于现代的古文学家,则能够破除对三代制度的绝对信服,转而从历史经验肯定秦汉以后制度的适用性,这同样是基于廖平对三代时期的经学说明。从这一意义上,廖平的经学开启了现代经学制度经世的不同路径的起点。总之,廖平的经学是属于“新天下时代”的经学,他利用经学资源,结合时代感受,定义了时代,也重新定义了经学。他对“天下”的重新论述综合了他的经学认知、时代感知,他认为近代是一个新天下时代——帝统时代,这一个判断,现在依然适用,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他在制度层面全面说明了经学在央地关系、中央官制、国际体系的见解,在经学诠释方面不同于汉宋学术的诠释方向,影响了现代经学的发展。
李双,杨联芬[4]（2019）在《从“四民皆工”到“工人阶级”——“劳工神圣”观念的形成与语义嬗变》文中提出"劳工神圣"是五四文化的重要思想命题,其相关研究长期以来主要集中在工人阶级概念的生成及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进步主义维度,蔡元培"劳工神圣"的独特内涵及其在传播中的意义转换,却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从观念形成的历史着眼,可以考察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的思考、抉择与实践,以及蔡元培"劳工神圣"的独特思想意义,揭示这一命题如何以传统伦理文化为底蕴,吸纳整合西方理论,形成五四时期极具影响的思潮,从而呈现该命题由无政府社会主义概念嬗变为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思想史轨迹。
陈沫[5]（2019）在《民本主义与法治精神的融合 ——黄宗羲政治思想研究》文中提出黄宗羲是古代中国第一个对封建君主专制进行猛烈抨击,并提出整体性改革方案的政治思想家。他政治思想的形成,既得之于他对历史兴衰变化和明朝亡国教训所进行的深刻地反思,也得之于他本人切身经历过的政治实践活动。他所处之明末清初时期,是由于政治腐败、异族入侵造成的所谓“天崩地解”、朝代更替的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他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对君主专制政体的弊端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力求在此基础上探索和建立一种具有高度民本主义和法治精神的政治制度。本文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运用文献研究、历史分析与哲学思辨相结合的方法,将黄宗羲重新置于他所处之历史环境中,在明确其政治思想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厘清其内在逻辑关系,在与其他政治思想家相关思想的比较中阐发其政治思想的主要特征,揭示其政治思想所具有的理论价值、理论局限与现实意义。黄宗羲认为,当时社会政治弊端的根源在于君主的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的制约,缺少一个能体现“王在法下”的法治精神的民主政体。在他看来,人类社会初期既没有国家政府也没有君主,但人们可以享有天赋的自然权利。人们为了保障自己的合法权利,才甘愿建立起国家政府,进而推举出君主;君主应当是一个能保障民众之公利的“舍弃自身利益的辛苦之人”。而“三代之后”君主专制的社会里,君主反而成了天下民众的主宰,黄宗羲进而深入思考与批判了专制君主对民众公利的侵占。他指出封建君主罢黜宰相,将集权归于一身的行为是对官制合理性的极大破坏。不仅如此,封建君主还以“君臣大义”施压于知识分子,使他们丧失了儒家传统的政治抗议精神,造成了人格的扭曲。黄宗羲最杰出的着作非《明夷待访录》莫属,该书也被认为是中国的《人权宣言》。他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和详尽阐发了其体现着民本主义和法治精神的政治改革构想,包括以法治制约君权,使学校具有立法参政权,改革土地及军事制度,推广全民教育等。他所构建的这一体现着民本主义与法治精神的政治体制,堪称是他对那个时代所作出的最具独创性的贡献。他的一些具体政治改革措施虽然在当时无法实现,但无疑也是具有极大合理性和现实可行性的。黄宗羲的政治思想虽然被视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民本主义思想的巅峰,但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着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他理想中的政治模式是圣王依靠宰相与士人阶层的辅佐对国家进行统治,走的还是上层精英治国之路。他试图以法制对君权加以限制并对士人阶层的权利予以扩大化,他的政治改革构想本质上还是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改良。作为中小地主阶级和市民阶层的代言人,他在整个政治改革构想中并没有真正赋予普通庶民以政治权利。即便是最贴近庶民政治的郡县学官制度,能够参与地方政事的主体还是士人与缙绅,作为民本思想主体的普通庶民在其中还是没有得到参政议政的资格。黄宗羲对庶民有着深切的同情与关怀,却没有更多的认同感,他也认识不到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他将江山社稷的兴衰系于圣王与圣贤所具有的先验性的学识和道德之上,这实在是对道德主体自觉性的过分夸大,所以说他在历史观上也存在唯心主义倾向。黄宗羲的政治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他的政治思想是清末经世派和早期维新派推行改革的理论依据,也是维新派倡导民权运动的原动力,其后又成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民主革命的思想武器。在新时代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充分挖掘黄宗羲政治思想中所蕴含的宝贵理论资源,对我们现今的民主政治建设、法治及德治建设以及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方面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
邹志鹏[6]（2019）在《从晚清到五四:群己徘徊中的个人主义》文中提出"个人"是现代性的核心命题,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所有努力莫不与之相关。个人主义是一种政治的、伦理的哲学思想,从晚清到"五四",中国知识分子对个人的看法经历了从发现、萌动到崛起的发展阶段,通过不断地尝试和徘徊,逐渐形成了以追求人格独立、反对封建束缚为特征的个人观。这个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杨朱式的唯我主义,也不是西方的原子论的利己主义,而是建立在"大我"与"小我"间性之上的,谋求个人权益的政治伦理主张。这种个人观的变化,对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产生了巨大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鲁法芹[7]（2019）在《“别筹革命之方”——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入及论争》文中研究说明1907年6月,《天义》《新世纪》先后创刊。"天义派"和"新世纪派"是鼓吹无政府主义的旗手,其理论旨趣在于批判中国同盟会的三民主义,并从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批判资本主义。中国无政府主义者认为,相较于三民主义,无政府主义是具备"科学学理"基础的。其立论基础在进化论,特别是克鲁泡特金《互助论》基础上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更为鼓吹者所服膺。但鼓吹无政府主义的深层次原因,却被"别筹革命之方"即争夺"中国向何处去"领导权话语所遮蔽。由是,关于无政府主义是否契合中国乃至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论争背后的实质性问题,即将生物界的科学理论机械照搬到人类社会发展上这一研究方法的错用,并没有被清醒地认识到,因此这次论争的最终结局也只能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分崩离析。而这一理论难题只有在唯物史观大面积传入中国并被自觉加以运用之后,才得以解决。
林妙珊[8]（2017）在《近代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传播和认知》文中研究指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最初在中国的传播,夹杂在社会主义思潮之中,无政府主义者通过部分译介马克思主义的着作、论证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传播和解读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的原理、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发展脉络及特征。他们的认知有正确的成分,也有模糊和误解的地方。
孙宏云[9]（2016）在《严复的政治学译着及其学术意义》文中指出受斯宾塞和白芝浩等英国学者的影响,严复信仰"科学"是探索自然原理和认识人类社会关系法则的基本手段。基于对"物理""政理"之间的学术和学科关系的理解以及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严复翻译了甄克斯的《社会通诠》,并据西莱的《政治学导论》作《政治讲义》,由此向国人传播了关于人类进化、国家与政体以及政治学研究的目标和方法等方面的知识,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反响,为直接沟通英国政治学传统,引导中国政治学走向学术化、科学化和本土化做出了表率。
孙建昌[10]（2014）在《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早期译介与传播（1900-1908）》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引入“译介”这一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概念,从译介学的视角,系统考察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早期译介与传播的国内背景和国外条件、早期译介与传播的历史演进、早期译介与传播语境下形成的社会主义观、早期译介与传播的历史作用和局限以及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早期译介与传播对马克思主义当代传播的启不。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早期译介与传播,是在特定的国内背景和国外条件下发生的。这种背景和条件,与19世纪末中日甲午战争所导致的两国各自不同的政治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密切相关。在中国,甲午战争的失败导致民族危机加深,促使国内变法维新思潮和运动蓬勃兴起。在“以日为师”的舆论氛围中,中国兴起赴日留学热潮；在日本,甲午战争的胜利和巨额战争赔款的获得,极大地刺激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应地推动了日本国内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的勃兴。甲午战争败与胜的两种结局,在中日两国引起的截然不同的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思潮的变化,构成了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早期译介与传播最直接的国内背景和国外条件。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早期译介与传播的历史演进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段。前期（1900-1904）主要是留日学生创办刊物并以刊物为载体译介和传播西方各种社会政治学说。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社会主义学说被同步译介到中国并开始了在中文语境下的传播。这一时期,留日学生虽然不是为了介绍社会主义学说而译书,但却在译书中发现了社会主义学说。《译书汇编》、《浙江潮》、《游学译编》等留日学生创办的刊物,都曾译载过与西方社会主义学说或社会主义运动有关的文章。关于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理论等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内容,也是从这时开始以零散、片段的形式被译入中文语境。其间,1902-1903年出现了一个翻译出版日语社会主义着作的高潮,《社会主义》、《近世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神髓》等几部有影响的日本社会主义者的着作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在《近世社会主义》等着作中,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开始得到比较全面的介绍。中期（1905-1906）主要是在日本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朱执信、廖仲恺、宋教仁等人,为宣传孙中山的社会革命思想并配合《民报》与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之间的论战,以《民报》为载体译介和传播社会主义学说。资产阶级革命派比较重视对马克思学说和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史的译介,同时也对西方的无政府主义学说有所介绍。这一时期《民报》刊载的译文,几乎无一例外地对马克思及其学说进行了介绍。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剩余价值理论以及《共产党宣言》的“十大纲领”、暴力革命思想等内容出现在相关译文中,特别是《共产党宣言》的有关经典段落被一再重译。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成为《民报》与《新民丛报》论战的重要话题,“科学的社会主义”出现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论辩话语中。后期（1907-1908）主要是在日本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以《天义》报为载体对社会主义学说、尤其是马克思学说进行的译介与传播。《天义》报作为一份以宣传无政府主义为宗旨的刊物,却对马克思及其学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不仅全文译载了《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及《宣言》第一章的内容,而且刊发过准备出版《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的预告。刘师培等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推崇备至,在相关译文的“序”、“跋”中一再提起和强调,称赞阶级斗争学说“最有裨于历史”。在社会主义学说早期译介与传播的语境下,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代表人物孙中山、梁启超、刘师培等,分别从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政治主张出发,在中文语境下对社会主义学说进行了中国化再阐释,形成了观点各异的社会主义观。梁启超认为社会主义属于干涉主义而非放任主义,其价值追求是“于不平等中求平等”,他乐观地预言“社会主义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他认为欧洲的社会主义由工业革命孕育出来,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过度无序的自由竞争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他概括社会主义的要义为土地归公、资本归公,而劳动是创造一切价值的源泉。梁启超深信社会主义精神“吾中国固夙有之”,但他不认为短时间内可以把社会主义在中国付诸实施,他认为当时的中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的总原因在于没有劳动阶级。梁启超将社会主义区分为社会改良主义和社会革命主义,他相信社会主义的实行“各国各时代种种不同”,资本主义不过是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但明确表示自已认同国家社会主义。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观还体现在他对生产和分配问题的看法上,他从重视生产问题到重视分配问题,再到提出重视生产兼顾分配,体现出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孙中山的社会主义观以“民生史观”为其哲学基础,提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认为解决了民生问题就是在中国实行了社会主义。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核心是平均地权,另外一个重要方面便是节制资本。孙中山把西方社会主义学说明确划分为乌托邦派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派,但他提出了不同于唯物史观的以民生为历史重心的民生史观,从而在哲学基础上区别了三民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孙中山认为中国的国情与欧美不同,在中国实业尚未发达的条件下,不宜采用马克思提出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来解决一切政治经济问题,因而他主张对马克思的学说“师其意不用其法”。刘师培认为“社会主义多与无政府主义相表里”,无政府共产主义源出于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相信社会主义“必达无政府主义之一境”,他调和二者的关系但信奉无政府主义,宣称他所主张的无政府主义“于共产、社会二主义,均有所采”。刘师培认为一切的不平等都是因为有政府,主张以无政府主义改造世界,相信无政府主义“当以平等为归”,其社会主义观的核心是他的无政府主义平等观。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早期译介与传播,在把西方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的过程中,通过译介者对社会主义学说的中国化阐释和接受者在中文语境下对社会主义学说的中国化再阐释,不仅肇始了西方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结合,而且输入了一整套社会主义术语,又通过文言化的译文表征了语言的时代化。当然,早期译介与传播的历史局限性也十分明显。主要表现为早期译介者不一定是社会主义的信仰者,更未必是主动的传播者;早期进入中文语境的社会主义学说主要译自日本社会主义者的着作而非欧洲语言的社会主义原着,这种间接性特点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人对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解和接受。另外,早期译介与传播过程中也存在对西方社会主义的派别不明、认识混乱等问题。如果我们把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早期译介与传播和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传播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就会发现,早期译介与传播过程中所关涉到的译介主体、译介载体、译介内容和译介话语等要素,相应地启发我们从传播主体、传播方式、传播内容、传播话语等方面去思考和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传播。从彼时的译介到当下的传播,从彼时的译介社会主义学说到当下的传播马克思主义,从彼时的单一媒体到现时的全媒体,从彼时的文言文到当代的白话文,在历史与现实的变与不变之中,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启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有效传播,需要实现传播主体由政治热情向笃信力行的转变,传播方式由单一性向多样性的转变,传播内容由驳杂向精而管用的转变,传播话语由古雅向通俗易懂的转变。
二、论刘师培的“大道为公之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刘师培的“大道为公之世”（论文提纲范文）
（1）江声《尚书集注音疏》训诂方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辨析字际聚合关系，疏经解义 |
| (一) 说明字际假借通用关系 |
| (二) 说明字际古今、正俗关系 |
| (三) 说明字际繁省关系 |
| (四) 说明字际正讹关系 |
| (1) 由字的形体相近引起的讹误。如： |
| (2) 由字音相近引起的讹误。如： |
| 二、探寻语词组合关系，语境证义 |
| (一) 根据上下文语境解析经义 |
| (1) 利用词的组合关系解释词义。如： |
| (2) 利用句际组合关系解释词义。如： |
| (3) 利用语篇语境考释词句。如： |
| (二) 根据非语言语境考释经义 |
| (1) 补充时代背景语境考释词义。如： |
| (2) 补充交际现场语境解释词义。如： |
| 三、结语 |
（2）论章太炎与刘师培的平等观——“齐物”与“均力”之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一、本体论基础 |
| 二、主体性反思 |
| 三、政治构想 |
（3）“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廖平“大统”经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廖平生平与着述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基本问题说明:题目与章节解义 |
| 六、创新点说明 |
| 第一章 民族危机下的近代经学流派 |
| 第一节 晚清古文经学的经世策——以孙诒让和曹元弼为例 |
| 一、《周礼政要》——孙诒让的经世书 |
| 二、孝为政教本原:曹元弼的经世策 |
| 三、古文经学的经世特点 |
| 第二节 作为理学家的唐文治的性理救世说 |
| 一、性理为本 |
| 二、性理学的救世之策 |
| 三、国性与天下 |
| 第三节 宋育仁的经学与建国 |
| 一、《孝经》:文明的发生 |
| 二、《周礼》:政治文明的创设 |
| 三、《春秋》:宋育仁的天下 |
| 第四节 廖平时代的经学发展 |
| 第二章 廖平的“大统”天下 |
| 第一节 大统先声:廖平的王统疆域论 |
| 一、小王天下的疆域与结构 |
| 二、小王天下与《谷梁》《王制》 |
| 三、大王天下的疆域 |
| 四、小王、大王之局的中国、天下变化 |
| 第二节 新天下时代——大统“九帝”说 |
| 一、方三万里之新天下 |
| 二、九千里一州说 |
| 三、各为中国、互为四夷:大统格局的起始九帝说 |
| 四、九帝说与文明冲突论 |
| 第三节 九帝后的帝统天下格局 |
| 一、四帝天下 |
| 二、五帝天下 |
| 三、二帝天下 |
| 第四节 大同的实现——皇统天下 |
| 一、皇统的天下结构 |
| 二、皇统天下的三皇之局 |
| 第五节 秦制的经学说明:廖平大同天下的王畿制度 |
| 一、古代对秦制的认识 |
| 二、廖平的秦制认识 |
| 三、学校与选举 |
| 四、王畿封国——秦制肯定的关键 |
| 五、廖平肯定秦制的现实意图 |
| 第三章 大统新天下时代的中国中央官制 |
| 第一节 作为小统论的《王制》中央官制 |
| 一、廖平改定《王制》的过程 |
| 二、天子之礼 |
| 三、《王制》之冢宰 |
| 四、《王制》之司空 |
| 五、《王制》之司马 |
| 六、《王制》之司徒 |
| 第二节 廖平《王制》官制的制度精神 |
| 一、官政 |
| 二、养在教先,教为政鹄 |
| 三、为民政治 |
| 四、审慎政治 |
| 第三节 帝统中央官制 |
| 一、古代的《周礼》冬官论 |
| 二、廖平帝制五官说的确立过程 |
| 三、天六人五之职官结构 |
| 四、官联结构与官属结构 |
| 五、帝制五官 |
| 第四节 大争时代的制度选择——从王制三公到帝制五官的经学治理意图 |
| 一、帝统时代的性质 |
| 二、冢宰之变 |
| 三、天子之变 |
| 四、司空代冢宰义 |
| 五、民智与士智——司徒教化之责的更替 |
| 六、小结 |
| 第五节 皇制大同时代的官制:六相制度 |
| 一、由人而天:皇统官制的性质 |
| 二、皇制六官 |
| 三、六官与帝制五官、王制三公 |
| 总论 |
| 第四章 经学史中的廖平经学 |
| 第一节 从汉代经学的历史化特征看廖平经学的性质 |
| 一、郑玄经学:经学的历史方法 |
| 二、汉代今文经学:寓言与微言 |
| 三、廖平经学的性质重订 |
| 第二节 修身之义与典制之书——从廖平与朱熹的经学观比较看廖平的经学史意义 |
| 一、修身与典制:朱熹与廖平对经学主旨的认知差异 |
| 二、《大学》与《王制》:朱子与廖平的经学文本纲领 |
| 三、朱子、廖平经学体系建构的完成 |
| 四、廖平、朱子经学范式的意义 |
| 第三节 新天下时代的廖平经学特质 |
| 一、经学体系的主动建构 |
| 二、经学独立性的看重与建设 |
| 三、廖平经学对中国历史的积极性理解 |
| 四、国家富强、民族独立的价值与天下主义的关怀 |
| 第五章 廖平经学与现代 |
| 第一节 现代经学的制度经世路径—廖平与现代经学的关系 |
| 一、行意与史佚:《今古学考》之后 |
| 二、孔子制度抑或儒者理想——现代今文家谈中国制度 |
| 三、中国制度的历史辩护——现代古文家谈中国制度 |
| 四、现代经学的经世之路与中国的制度选择 |
| 第二节 廖平经学与传统学术发展的可能性 |
| 一、复兴中的中国 |
| 二、廖平经学“大统论”的当代可能性 |
| 总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从“四民皆工”到“工人阶级”——“劳工神圣”观念的形成与语义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 “劳工”何以神圣 |
| 劳动：“异化”还是“神圣” |
| “工人阶级”的语义建构 |
（5）民本主义与法治精神的融合 ——黄宗羲政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意义 |
| 1.1.1 黄宗羲其人 |
| 1.1.2 选题依据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状况 |
| 1.2.2 国外研究状况 |
| 1.2.3 对国内外研究状况的评价 |
| 1.3 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 1.3.1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2 论文框架结构 |
| 2 黄宗羲政治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与理论渊源 |
| 2.1 黄宗羲政治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
| 2.1.1 明末清初鼎革易代 |
| 2.1.2 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及缓慢发展 |
| 2.1.3 传统思想文化的嬗变与启蒙思潮的兴起 |
| 2.2 黄宗羲政治思想的理论渊源 |
| 2.2.1 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与民本主义 |
| 2.2.2 方孝孺的民本思想与对君主专制的批判 |
| 2.2.3 王阳明心学之主体性思想 |
| 3 黄宗羲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 |
| 3.1 专制君主对人民权利的侵夺 |
| 3.1.1 君权之起源及其正当性 |
| 3.1.2 君权背离之批判 |
| 3.2 专制君主对官制合理性的破坏 |
| 3.2.1 专制君主对相权的侵夺 |
| 3.2.2 胥吏与宦官之弊端 |
| 3.3 专制政体对知识分子与思想学术的压迫与阻滞 |
| 3.3.1 专制政体以“君臣大义”对知识分子进行压迫 |
| 3.3.2 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和思想学术的压抑与阻滞 |
| 4 黄宗羲民本主义与法治精神相结合的政治改革构想 |
| 4.1 以法治制约君权 |
| 4.1.1 专制之法乃“非法之法” |
| 4.1.2 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
| 4.2 学校双重行政职能之构建 |
| 4.2.1 使学校参与立法 |
| 4.2.2 以学校制约行政权力 |
| 4.3 改革科举制度以选贤任能 |
| 4.3.1 对科举制度的历史审视 |
| 4.3.2 选贤任能的“取士八法” |
| 4.4 改革军事制度以加强区域自治及富国强兵 |
| 4.4.1 设置方镇以抵御夷狄及制衡皇权 |
| 4.4.2 改革兵役制度以富国强兵 |
| 4.5 以制度保障民众生存与受教育之权益 |
| 4.5.1 民众生存权益之保障 |
| 4.5.2 民众教化方式之变革 |
| 5 对黄宗羲政治思想的评价 |
| 5.1 黄宗羲政治思想的理论价值 |
| 5.1.1 对传统君臣伦理观之超越 |
| 5.1.2 对政权合法性的诉求和对君主权力再分配的改革构想 |
| 5.1.3 民本的极致与民主的萌芽 |
| 5.1.4 对家国天下之再认识 |
| 5.2 黄宗羲政治思想的理论局限 |
| 5.2.1 阶级局限 |
| 5.2.2 唯心史观 |
| 5.2.3 历史与时代的局限 |
| 6 黄宗羲政治思想的历史影响与现实启示 |
| 6.1 黄宗羲政治思想的历史影响 |
| 6.1.1 清末经世派与早期维新派改革的理论依据 |
| 6.1.2 维新派倡导民权的原动力 |
| 6.1.3 资产阶级革命派民主革命的思想武器 |
| 6.2 黄宗羲政治思想的现实启示 |
| 6.2.1 保障民生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
| 6.2.2 “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与当代法治、德治建设 |
| 6.2.3 坚持文化自信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
| 7 结论、创新点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创新点 |
| 7.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6）从晚清到五四:群己徘徊中的个人主义（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个人的发现———传统公私观的演变 |
| (一) 传统君民伦理的松动 |
| (二) 群己关系下的个人 |
| 二、个人的萌动———启蒙前夜的反叛 |
| 三、个人的崛起———现代人格的建构 |
| 余论 |
（7）“别筹革命之方”——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入及论争（论文提纲范文）
| 一、“别筹革命之方”的提出 |
| 二、“别筹革命之方”的内涵 |
| (一) 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深化了同盟会的民族革命纲领, 赋予了其反抗帝国主义的内容 |
| (二) 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批判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 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虚伪性的一面 |
| (三) 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批判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深化了中国同盟会社会革命的内涵 |
| 三、“别筹革命之方”的学理依据 |
| 四、结 语 |
（8）近代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传播和认知（论文提纲范文）
| 一、翻译马克思主义着作, 部分阐释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 |
| (一) 隐含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形态思想。 |
| (二) 展示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的某些重要论点。 |
| 二、梳理社会主义历史脉络, 分析基本主张 |
| 三、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特征的认知和演绎 |
| 四、对“各尽所能, 各取所需”原则的认识 |
| 五、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评析 |
（9）严复的政治学译着及其学术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 一、“物理”与“政理”:严复对西学学术体系的认知 |
| 二、《社会通诠》 |
| 三、《政治讲义》 |
| 四、两种译本的影响及其学术意义 |
（10）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早期译介与传播（1900-1908）（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CONTENTS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逻辑框架与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早期译介与传播的国内背景和国外条件 |
| 一、国内背景：甲午战争的失败和变法维新运动的兴起 |
| (一) 甲午战争的失败与民族危机的加深 |
| (二) 变法维新运动的兴起与留日热潮的形成 |
| 二、国外条件：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 |
| (一) 明治维新时期社会主义思想在日本的传播 |
| (二) 甲午战争后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 |
| 第二章 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早期译介与传播的历史演进 |
| 一、前期(1900-1904)留日学生的译介活动和社会主义译着的出版与传播 |
| (一) 留日学生以刊物为载体的译介与传播 |
| (二) 1902-1903年出版的社会主义译着 |
| (三) 早期出版的社会主义译着的传播与影响考略 |
| 二、中期(1905-1906)革命派以《民报》为载体的社会主义译介与传播 |
| (一) 革命派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译介与传播 |
| (二) 革命派对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译介与传播 |
| (三) 革命派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学说的比较译介与传播 |
| 三、后期(1907-1908)无政府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学说的译介与传播 |
| (一) “天义报派”的“社会主义讲习”与研究 |
| (二) “天义报派”对马克思学说的译介与传播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早期译介与传播语境下形成的社会主义观 |
| 一、梁启超的“国家社会主义”观 |
| (一) 社会主义“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 |
| (二) 社会主义精神“吾中国固夙有之” |
| (三) 社会主义的实行“各国各时代种种不同” |
| 二、孙中山的“民生”社会主义观 |
| (一) 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
| (二) 民生是历史的重心 |
| (三) 师马克思之意,不用马克思之法 |
| 三、刘师培的“无政府”社会主义观 |
| (一) 社会主义与无政府共产主义“不殊” |
| (二) 社会主义“必达无政府主义之一境” |
| (三) 无政府主义“当以平等为归” |
| 第四章 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早期译介与传播的历史作用和局限 |
| 一、早期译介与传播肇始了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
| (一) 译介者以中国传统文化阐释社会主义学说 |
| (二) 接受者对社会主义学说进行中国化再阐释 |
| 二、早期译介与传播输入了一整套社会主义术语 |
| (一) 日本人借助汉字创造新词翻译西方概念 |
| (二) 留日学生通过翻译输入中国一整套社会主义术语 |
| 三、早期译介与传播表征了语言的时代化 |
| (一) 文言文在中国的传承及其在20世纪初的地位 |
| (二) 早期译本的文言化表征了语言的时代化 |
| 四、早期译介与传播的历史局限 |
| (一) 早期译介者大多不信仰社会主义 |
| (二) 早期译介主要以日本社会主义者的着作为原本 |
| (三) 早期译介与传播表现出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混乱 |
| 第五章 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早期译介与传播对马克思主义当代传播的启示 |
| 一、传播主体要实现由政治热情向笃信力行的转变 |
| 二、传播方式要实现由单一性向多样性的转变 |
| 三、传播内容要实现由驳杂向精而管用的转变 |
| 四、传播话语要实现由古雅向通俗易懂的转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闻及答辩情况表 |
四、论刘师培的“大道为公之世”（论文参考文献）
- [1]江声《尚书集注音疏》训诂方法研究[J]. 万茹. 江苏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01)
- [2]论章太炎与刘师培的平等观——“齐物”与“均力”之比较[J]. 吴蕊寒.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6)
- [3]“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廖平“大统”经学研究[D]. 刁春辉. 山东大学, 2021(11)
- [4]从“四民皆工”到“工人阶级”——“劳工神圣”观念的形成与语义嬗变[J]. 李双,杨联芬. 探索与争鸣, 2019(12)
- [5]民本主义与法治精神的融合 ——黄宗羲政治思想研究[D]. 陈沫. 大连理工大学, 2019(01)
- [6]从晚清到五四:群己徘徊中的个人主义[J]. 邹志鹏. 党政干部学刊, 2019(05)
- [7]“别筹革命之方”——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入及论争[J]. 鲁法芹.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2019(01)
- [8]近代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传播和认知[J]. 林妙珊. 红广角, 2017(Z1)
- [9]严复的政治学译着及其学术意义[J]. 孙宏云.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05)
- [10]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早期译介与传播（1900-1908）[D]. 孙建昌. 山东大学, 2014(04)
标签：刘师培论文; 黄宗羲论文;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