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早期生态

一、论初生态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论文文献综述）

金钰^[1]（2021）在《文化形态与城市区域文学史的建构 ——以民国苏州、南京为中心》文中认为本文择取具有代表性的两座城市——苏州与南京,以苏州通俗作家群体、苏州南社文人群体、南京高校师生群体、南京政学两界的文人群体为核心,从对应的“雅与俗”、“革命与诗意”、“新与旧”、“政与学”这四类颇具悖反性的文学取向入手,围绕文学创作、文学思潮、文学论争、文学批评、文学教育等多维度话题,集中关注文化形态与城市区域文学史建构间的关系。并试图通过对自然地理要素、历史基因、文化选择等共性因子的提炼,进一步回答作为“城市”的区域文学史建构的可能,继而挖掘城市区域文学之于中国现代文学整体发展的特殊意义,为城市区域文学史建构提供一种学理性思考。绪论部分着重阐述了选题涉及的核心概念、论题的研究现状、本文的主要内容与研究价值。第一章从文化形态的历史渊源入手,对苏州、南京的历史文化生成进行概览式梳理。通过归纳绘画、建筑、文学等文艺形式中的苏州,展现一个具体可感的繁华商业都会形象,确证苏州市民文化的主导地位。与此同时,结合政治、商业、教育等多维视野,廓清文化旧都南京的荣辱变迁,进而揭示复合型城市文化的历史缘由。而对两座城市文化形态“存在之由”与“变迁之故”的探析,既有着对现阶段和未来发展的指认和预设,也为深入挖掘两座城市的文学品格奠定基础。因此,本章致力于把握文化形态与城市区域文学间的有机关联,试图在“恒常”的文化基因中,通过“叛离”的文学实践找寻种种“变化”,由此引出“文学社群/文人群体”这一切入视角。第二章重点讨论苏州通俗作家群体与南社文人群体,勾勒民国时期文学苏州的大致轮廓。对于前者来说,“传统旧派精英”与“都市生活先锋”这两种身份的转换为挖掘新都市职业空间开辟了更多可能,预示着特殊时代语境下“雅”与“俗”的位移与嬗变。而同为“非都市精英”的南社群体也努力在“政治”与“文学”间找到实现存在价值之途径,于“革命”与“诗意”的纠缠中达到政治赋权与传统抒情的平衡。在此基础上,本章试图提炼文学苏州的几个关键词,把握文学苏州“戏谑”与“庄严”交织的历史真相,进而探究城市区域文学风貌与自然地理、历史传统等文化形态间的稳定关联。第三章以南京高校师生和政学两界间的文人群体为核心,铺陈民国时期文学南京的宏观面貌。南京高校不仅存在着国学研究会、潜社、如社等传统文人团体,也有着学衡派、国风社等亦新亦旧的文学社群,新旧文学力量间的冲突、对峙、渗透、转化成为该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象。同时,受特殊的行政地位和战时环境影响,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于南京大力展开,并涌现出“报国文学”创作、旧体诗词创作、“新进作家”的反抗创作等种种特殊的文学作品。此外,外籍作家的南京书写与本籍作家的现实主义创作亦十分瞩目,促进了民国时期南京区域文学的全面建构。在梳理的过程中,不难窥见历史文化传统、作家群体的文化选择与南京城市区域文学间的深刻联系。第四章在文学史史实的基础上,对“城市区域文学史的建构何以可能”这一命题进行总结。这一章是本文的重点、也是难点,旨在深入探究区域的文化基因（自然地理要素、历史基因、文化选择）是如何作用于城市区域文学的价值标准、审美取向、艺术风貌等特征的。由此归纳出建构城市区域文学史的研究理路,为其他城市的区域文学史建构提供一种相对可行、可操作的借鉴模式。结语部分既点明了民国时期文学苏州、文学南京的个性品格与独特地位,也试图从文学价值、社会价值等不同层面,探讨建构城市区域文学史的多重意义。附录部分为苏州与南京的文学大事记年表。本选题以民国苏州、南京为中心,严格意义上的时间范畴为1912年—1949年。但由于一些重要文学活动的发生早于民国元年（如南社结社前的队伍酝酿）,故将年表的起始时间进行了前移。并且,该年表主要以苏州、南京的文学社群为主,兼论文学期刊、文学论争与文学思潮,而作家个人的文学创作不在整理范围内。

郭佳音^[2]（2021）在《论李锐小说的先锋性写作》文中提出李锐作为当代文学史上一位思想性较强的作家,以独特的写作姿态,丰富和拓展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样貌。然而,在重视李锐价值的同时,学界对他的研究是较为不足的;特别是近十年来,由于没有新作问世,李锐的评论研究处于一种相对边缘化的态势。过往对李锐作品的探讨,多数集中在叙事、语用、主题等方面,对单一作品的类型化研究较为充分,而相对地缺乏整体性的归纳。事实上,李锐是一位很典型的“观念先行”的作家;以作品的语言和题材等表征对其进行观照,未免将李锐研究或片面化、或复杂化了。当然,这并非是说李锐的艺术表达受制于创作观念,而是他在创作早期即树立了完整的思想框架,并以此确立了自己的小说的价值立场。他对于当代文学中的种种“流行病”持批判和警惕的态度,时刻关注和反思当代中国的文学、文化现象与思潮,并将这种反思纳入自己的创作实践当中。他的创作以“人”的价值为核心,以“方块字”作为深刻表达的载体,通过现实、历史、神话多维度的深入探索,跳出具象的“伤痕”写作,抵达更为广泛的人类的普遍精神困境。本文以“先锋性”作为概括和认知李锐创作观的关键词,通过对他创作观的梳理,旨在理清李锐小说创作的内部逻辑与发展过程,以达到整体性的把握。李锐的小说创作虽然数量不多,但在现实观、历史观、神话观的书写方面都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文学样本,并且在对观念的实践当中,形成了一条明晰的艺术路径。本文的第一章在回顾先锋思潮的背景的基础上,通过对李锐的小说文本、创作谈、思辨式随笔的阅读和分析,发现李锐的思想内涵具有鲜明的先锋性,而文学表达也吸纳了先锋文学在形式上的成功探索;他的小说创作整体晚于先锋文学主潮,呈现出对先锋文学的反思。故而,以“晚到”的先锋对其被遮蔽的先锋性进行概括。对李锐的先锋性的探讨,不但是挖掘李锐创作观的深层精神资源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对新时期以来先锋文学的流向的一重展现,在此基础上,对“永远的先锋”的可能性提出追问。第二章则聚焦李锐的“吕梁山”书写,探讨他的小说创作的现实维度。李锐最为学界所熟知的作品当属《厚土》,而《厚土》也的确奠定了李锐其后三十余年的文学创作的基调。他在《厚土》中,利用吕梁山封闭、逼仄的乡土“空间”与恒久、循环的自然“时间”,搭建起了一个富有“异托邦”意味的“精神乡土”空间。这不但成为他文学想象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成为他艺术情感的稳定载体;虽然作为知青在吕梁山度过的时间只有六年,但是在整个文学创作历程中,他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这片“精神乡土”。不过,他并没有将这片“厚土”视作自己的文学终点,而是将“异托邦”的空间、时间维度逐一打开,眼睁睁地看着它在现代语境中破碎和消亡。在《太平风物——农具系列小说展览》里,李锐以城市对乡土的无情收割与吞没,呈现了乡村伦理、乃至人本价值在当下的失语。第三章进入李锐小说创作中的历史维度,探讨其对历史的独到思索。在《厚土》经验基础上的“吕梁山”书写,被《无风之树》和《万里无云》这两部作品推至顶峰,在民间声音的铺陈当中实现对宏大叙事和精英话语的消解,体现其对人本价值的思索和追寻。《旧址》与《银城故事》这对呼应性很强的长篇小说,往往被视作新历史小说或家族小说,其背后亦透出他对历史话题的把控和野心。李锐通过对家族史的叩问与想象,重拾了被启蒙话语所踏破的民间视野,以历史的“边角料”构筑起对宏大话题的重温与解读。第四章探讨李锐小说中的神话书写。在梳理自鲁迅“故事新编”始的文脉基础上重新认识当代文学中的神话重述,探究在李锐的创作转向神话之后的变化。他过去所触及的现实、历史维度在神话书写中交叉收束,形成了现实、历史、神话的三者同构,共同书写人最真实的生存困境,和最温暖的生命底色,以及在现代性不可阻挡的车轮面前,人的情感与信仰如何走入一片荒芜与悲凉之中。第五章对李锐整个创作中显现出的艺术观念和路径进行回顾与归纳。在表现出强烈的艺术自觉的同时,相较于先锋文学主潮突出的形式实验而言,李锐小说的艺术手法显得较为传统和隐蔽。然而其“众声喧哗”的叙事结构和“一跃而下”的口语狂欢,以及其背后流露出的对人物命运的深切关注,同样构成了李锐小说的艺术价值中不可忽视的部分。在对李锐小说进行更丰满的呈现的基础上,肯定其在中国作家主体性重建方面,所做出的独特而坚定的回答。

王莉娜,侯怡^[3]（2020）在《生态批评:中国学派的形成与发展》文中提出近二十年来,生态批评在中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业已形成了具有中国独特内涵的中国学派。文章对生态批评在中国的发展与勃兴试作讨论,并尝试为其划分出不同的中国学派:生态批评的中国理论建构派、欧美生态批评理论的中国阐释和译介派,以及文学文本阐释派。同时文章还对这三个学派的代表学者及其代表作品、思想内涵进行梳理,并试图为生态批评中国学派未来的发展进行展望。

鲁玉祥^[4]（2020）在《论当代“云南青年诗人群”写作中的乡土情怀》文中研究指明新世纪以来,云南诗坛上相继涌现出了一批代表性的青年诗人,他们作为云南文学版图的新增疆域,不仅以继承者的姿态再度为当代云南的诗歌创作缔造了新的生长点,同时,也成就了一个重要的区域文学现象。回溯这一群体的诗歌写作史,可以发现乡土的地理空间和文化场域作为一个最易获得适身话语权利与文学合法性的源头为他们带来了文学想象的无限可能性。鉴于此,本文以该诗人群体写作中的乡土情怀为重点研究内容,全文共为四个部分。前言从文化地理学的相关理论出发简要概述了云南青年诗人群体的生成。作为云南诗坛上崛起的新一代中坚力量和生力军,该群体的产生绝非偶然性事件,它之所以得以形成,一是与云南特定的地方经验、文化气象、文学资源、地理基因、诗学渊源等综合性因素对它的长期浸润和引导有关。二是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本土性文学刊物对它不遗余力的推介,这些本土性刊物既是该诗群的策源地,也是主要的写作阵地。三是离不开文艺界对它的扶持和宣传,频繁地文学活动以及具有地理学意义的专号、诗选、专着的出版,帮助云南青年诗人实现了群体意识的凝聚,使其得以迅速地成长为一个典型的地域性诗歌群落。第一章着眼于该诗人群体乡土写作中的地方性经验。云南青年诗人的乡土诗歌带有浓烈而鲜明的地方性元素,往往以微缩的地方语言和文化景观为写作的立足点,从而在真实与想象的交织中找寻到了一种游离主流话语的表述模式和别样的美学基调。针对该群体的这一写作特征,本章结合云南青年诗人的文学语境和文化背景,通过具体分析代表性诗人及其作品中所内隐的语言特质和外显的地方文化意识来解读其诗歌创作中蕴含的乡土情怀。第二章借鉴生态学的相关理论知识为切入点探讨了云南青年诗人生态文学生产活动中的乡土情怀,具体围绕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厘清了云南青年诗人乡土生态意识与文学观的生成,二是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基于代表性诗人的创作实绩,详细阐释了其作品所隐含的乡土情结和现代化批判意识。第三章以乡土底层的苦难常态和城市底层的酷烈人生经历两个角度作为释读该群体乡土情怀的基点,对其乡土诗歌中的创作心理、审美趣味、生命体验、民生关怀等进行了详尽的释读。文章通过宏观抓取云南青年诗人创作中的内在逻辑和规律共性,解构出了他们的乡土诗歌创作机制背后复杂的文学动因,不仅加深了研究的纵深度,同时也尽可能清晰、明朗的呈现出了“云南青年诗人群”最新的诗歌创作状态和诗歌水平,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取得的了较为可观的进步。

刘娜^[5]（2020）在《生态批评关键词环境公正及其批评实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环境公正”（environmental justice）也被译为“环境正义”或者是“环境公平”,它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随着西方环境保护运动的深入发展而提出的一个新颖命题。动词“environ（环绕）”起源于中世纪时期,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中的“环境”（environment）归词,指的是某个人、某群体、某物种或者普遍生命形式的周围事物。综合学界已有的理论研究和批评实践,本文将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定义为:生态批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学术立场,它考察具有“自我”的主体与他者在各类环境中,公正地享用环境之利益与风险的分配、参与制定环境政策、在环境分配方案上获得个人和社会认可,以及维持生命发挥作用的能力。他者包括因种族、性别、阶级等因素而相区别的人,甚至其他物种。环境则包括自然环境与人建环境。环境公正对生态批评的大规模影响是比较晚近的事情,这一方面是由于生态批评本身属于比较新兴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是由于早期生态批评关注的中心是荒野、田园等自然场所。1997年美国学者T.V.里德（T.V.Reed）提出环境公正生态批评（environmental justice ecocriticism）这个术语,使得生态批评的环境公正转向从此之后更加明确。环境公正促使生态批评从荒野回到城市,回到人与自然交汇的中间地带,从而使得生态批评不仅具有崇高的生态理想,同时也立足牢固的现实基础。环境公正是对之前生态批评所持生态中心主义取向的反拨,它关注因种族、性别、阶级等因素造成的不公平之环境权益和环境危害,扭转了对弱势群体环境状况的忽视。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为生态批评的自然底色添加了社会因素,注重弱势群体享受的公平正义。伦理关怀对象从边缘人群到非人物种的层层扩大,使它更具现实基础与可操作性,并构成了连接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纽带。环境公正从人与自然一体的整体视角考察问题,为自我言说,为他者赋权。兼顾人文关切、伦理关切与生态关切三个维度。然而,国内外生态批评领域内,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研究稍显不足,未能形成系统性、整体性与综合性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将摆脱研究单一文学文本和单一生态批评家的局限,在历时性上追踪生态批评的历次发展浪潮,在共时性上考察同一时期内生态批评的理论趋向和典型特征,采用文献梳理、比较研究的方法,综合展开理论上的探讨和思辨,力求细致、深入地论述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发展面貌及其对现实环境危机的回应。本文试图全面梳理环境公正的重要文献,在宏观层面上考察生态批评的总体发展进程,在微观层面上聚焦环境公正的演变及其对生态批评的构建作用,以“环境公正”这个关键词为切入点,围绕1、2、4、5这四个数字展开研究:1即1种批评理论“生态批评”,2即生态批评的第2波“环境公正”,4即生态批评的4次转向,5即生态批评的5波浪潮。在综合分析此前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探讨环境公正思想源流与生态批评的历次浪潮,梳理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产生的历史渊源、发生语境与发展过程,厘清环境公正的概念内涵,揭示环境公正在生态批评40多年发展历程中的演变脉络与深化趋势,回答环境公正如何与生态批评相互促进的问题,以提供西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整体图景,凸显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因此,这种系统性、综合性的研究将丰富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研究内容,为构建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中国话语体系提供参考,为我国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全文内容由绪论、正文四章和结语组成。绪论部分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进行概念厘定,综述国内外研究现状,并指出本研究之目的、意义与创新点。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生态批评对环境公正的诉求日益强烈,一部分学者将环境公正引介到生态批评中,从而引发了生态批评的环境公正转向。环境公正不是对之前生态中心生态批评的简单抛弃,而是对生态批评进行修正、深化与拓展,增添了多个视野,是一种推陈出新。第一章对生态批评及其关键词环境公正进行总体论述。本章主要研究生态批评的缘起、定义和任务,生态批评五次浪潮的划分,环境公正思想内涵,以及环境公正的生态整体主义朝向几个方面。具体以国内外学者对生态批评和环境公正的研究成果为依据,梳理、比较、归纳生态批评和环境公正理论体系的构建,综合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对生态批评前两次浪潮的划分和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对生态批评后三次浪潮的划分,分析历次浪潮转向的原因与生态批评与时俱进的环境实践之特色。在此基础上,揭示环境公正对自我/他者、男性/女性,白人/有色人种,富人/穷人,上流阶级/底层阶级,第一世界/第三世界,人/非人等一系列二元对立模式的解构,说明环境公正所具有的学理优势、伦理关怀和可操作性。根据彼得*S.温茨（Peter S.Wenz）的环境公正同心圆理论（Concentric Circle Theory）描绘环境公正的伦理关怀向度,说明环境公正的生态整体主义朝向。本文认为,环境公正按照同心圆模式,以共情（empathy,也被译为“移情”或“同理心”）贯通“自我”与“他者”的鸿沟,由己及彼,把伦理关怀对象扩展到包含其他具有性别、种族、阶级等差异的弱势人群,进而扩展到动物、植物和每个物种。新物质主义对生态批评的影响使得物质的能动性被纳入考察范围,这更为环境公正伦理主体的层层扩大提供了学理依据。当这个同心圆层层扩大到每一个存在物、并将每个存在物都视为主体的时候,环境公正也就达到了它的终极状态,即万物齐一、众生平等的生态公正。虽然这种意义上的生态公正目前有乌托邦之嫌,人类之外的非人类物种在何种意义上能够成为主体依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生态公正作为一种生态理想,是人类为之努力的目标,而环境公正就是具有可行性的实践措施,它使公正不至于成为空谈,是联系现实与理想的桥梁。第二章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发展历程进行详细梳理。本章具体从初露端倪、全面兴起、蓬勃发展、持续深化和前沿问题五个部分,追溯与评议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主要是根据生态批评的五次发展浪潮为线索进行论述与探究,涉及到早期作品中环境公正思想的萌芽,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正式提出,由荒野自然向城市自然的转变,风险社会、慢暴力、跨身体性、行动者网络理论、共情等理论和概念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拓展与深化。这些方面显示出环境公正与生态批评的五次浪潮互相促进又错综复杂的关系。在生态批评诞生之前及第一波的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批评浪潮中,自然书写中蕴含着环境公正诉求;在第二波的环境公正生态批评浪潮中,对于性别、种族和阶级的关注显现出环境公正考量;在第三波的跨文化生态批评浪潮中,环境公正思想添加了跨文化维度,环境公正从地区走向了全球;在第四波的物质生态批评浪潮中,物质的能动性和叙事能力深化了环境公正思想;在第五波的心理与信息生态批评浪潮中,环境叙事涉及的情感理论、心理概念和信息传播策略受到重视,这为环境公正的生态整体倾向走出文本、走向现实提供了更广阔的出路。伦理主体范围的一次次扩大并不是线性发展的简单趋势,其错落交叠的轨迹显示出学者们为构建环境公正话语而付出的努力。第三章研究批评学者基于环境公正生态批评视角对经典文本进行的分析解读与批评实践。本章选取了针对四部经典小说的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实践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概括评析,体现学者们在文本解读中的环境公正立场,并在此基础上应用生态批评相关理论对文本的环境公正分析进行必要的扩展与补足。本章首先关注学者们对《布娃娃瘟疫》的批评,包括物质视角下的患病身体与跨身体性对环境非公正的揭示,以及社会视角下内外殖民与阶层固化对环境非公正的强化;其次,针对小说《死者年鉴》的批评实践,评析暴政迫害中体现出的“生态他者”形象,揭露吸血资本与资源剥削作为环境非公正的原因与表现,生态他者与边界拆解分别作为环境非公正的内在驱动与解决途径;再次,聚焦学者们对《播种者的寓言》之资源短缺进行的环境（非）公正解读,从“改变”主题与墙之隐喻,水之意象与气候公正,以及超级共情与反乌托邦三个部分来进行概括与延伸。最后,审视学者们在分析《食肉之年》时从三个方面表现出的环境公正立场,即霸权挟裹带来的食品公正问题,“肉是信息”连接的毒性身体,以及全球贸易导致的多元贱斥。本章对于上述文本的批评进行分析与补充评论,目的是发掘被忽视或被误读的环境公正思想,揭示和肯定环境公正视角对激发生态思想和生态审美意识的积极作用,并凸显在文学这个想象世界中,环境公正对于拓展伦理关怀范围的积极意义。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对象并非仅是生态文学,但是文学情节相较于现实生活有着更为辽阔的空间,如果只把公正的施与对象界定在人类范围内,未免抹杀了文学世界较于现实世界的优势,当前出于种种现实原因尚且无法考量的伦理在文学的想象世界里反而容易推行,文学的理想性对人类的启蒙、教化作用也正是基于此点。环境公正不仅促进了文学批评与环境伦理学等学科的跨界联合,而且也实现了与生态女性主义、后殖民批评等多个流派的交融。这种跨文化和跨文明的宏大视野很大程度上丰富了生态批评的研究内容,扩展了生态批评的研究空间,并为生态批评的未来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第四章围绕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独特贡献及其中国化途径展开研究。本章指明环境公正生态批评通过环境想象与环境话语参与现实的环境实践,因社会公正与环境伦理的双重叠加而为文学、文化的生态批评研究开拓了新视野,开辟了新领域。此外,本章聚焦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全球在地化发展路径,着眼于它在人类世中的全球视野以及它在中国生态文明时代中的在地立场。如果说,全球在地化是在空间上对批评跨越中西的展望,那么本章结尾部分,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中国化途径进行探索,则在时间上融通古今,观照从中国传统环境公正生态智慧的探析到中国现代环境公正生态文学的呈现。本文在此考察了中西方生命/生物共同体的概念,进而提出一种设想:中国环境公正生态批评需要立足于它同生命共同体思想的契合点,借助生命共同体思想深化自身,并推动生命共同体思想的传播、落实,塑造生态审美意识,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批评话语体系。西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己建构了较为完善而又开放的生态批评理论,具有比较坚实的哲学基础、宽广的学术视野和丰富的学术实践;与之相比,我国目前的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尚未形成足够的学术氛围,理论建构尚处于起步阶段。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和绝对的生态中心主义立场都不具备实施的可行性。因此要结合我国现阶段国情,在新时代生命共同体思想的指导下,更进一步地强调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对于人与万物价值的肯定,确立发展具有反思性和建设性的生态批评体系,并最终将生命共同体思想付诸环保行动来推进绿色发展。理论只有符合国情才能更好地培养生态意识、指导环境实践,发展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研究将推动中西生态话语的深入对话与交流。结语对全文进行归纳,充分肯定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也分析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存有的不足。该部分总结了本文的三个核心观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凭借自身的文学性与实践性参与话语建构;环境公正生态批评成为连接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桥梁;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伦理趋向为实现伦理共同体涵盖生态系统准备了前提条件。同时指出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目前的缺失和不足,认为需要在跨学科借鉴中避免生搬硬套而导致误解,在多元扩展的同时防止边界过于模糊,并且需要完善解构之后的建构问题。最后提倡中国生态批评、文学批评甚至文化批评对西方的环境公正研究进行批判的借鉴,在理论上自主创新,进而结合中国文学资源,努力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批评话语体系,中国生态批评的理论路向。当今时代中,对严峻的生态危机和复杂的环境运动作出回应,是生态批评面临的中心任务。环境公正具有人文关切、伦理关切与生态关切,这使它能从多重维度为生态批评的发展提供思路与动力。环境公正的人文关切在生态中心主义立场的生态批评中添加对“人”的重视,肯定人类群体之间的差异性、多样性并尊重各种群体的价值与权利;环境公正的伦理关切既含有社会公正因素,又涉及生态立场,它审视弱势群体遭受的非公正生存境遇,致力于公正地处理环境利益与环境危害问题,消除因种族、阶级、性别等社会因素导致的物质环境不平等现象;环境公正的生态关切源自生态批评一贯的生态立场,通过探究文化载体中的“环境性”（environmentality）,追求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与美丽,万物的和谐共生与可持续存在。人文关切的以人为本,有利于消除社会非公正,而社会公正与物质环境的叠加则构成伦理关切,环境伦理有助于生态关切的实现并推动生态关切从理论转化为实践,而生态关切对生命共同体的维护又反过来对人文关切与伦理关切有所助益。所以,这三种关切互相联系又互相促进,形成良性循环,通过观照环境来推动生态批评发展,通过绿色理论引发绿色行动实践。环境公正必将有助于生态批评实现人文精神和生态思想的交融,也就是走向生态整体主义。

王晓燕^[6]（2020）在《红色经典《战斗的青春》五个版本修辞重构研究》文中提出红色经典《战斗的青春》自1958年出版,其后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历经作家雪克四次修改,为当代文学史留下五个版本,呈现了数十万字的异文语料,这是珍贵的文献资源。现有研究有很多重要的成果,绪论第一节分类描述了此类研究的价值。但与本文考察对象直接相关的版本研究存在待开发空间:其一,从版本研究的共同要求观察,《战斗的青春》同类研究的版本意识相对匮乏、版本指向比较模糊、版本依据时见错漏。其二,从红色经典版本变动的区别特征观察,《战斗的青春》同类研究相对忽略了政治修辞>艺术修辞的文献事实。本文拟对同类研究的不足做一些尝试性的探讨,以《战斗的青春》五个版本为研究对象,采取线性对比的方式,依次将1958版/1960版、1960版/1961版、1961版/1962版、1962版/1978版进行对比,穷尽性地统计版本变动内容。依据后版相对于前版“重构了什么——怎样重构——为什么重构”的逻辑路径,立足五个版本的精细对勘,将其置于广义修辞学“两个主体（表达者—接受者）、三个层面（话语建构—文本建构—人的精神建构）”的理论框架,考察《战斗的青春》五个版本的修辞重构特点、修辞成因及话语生态。以小说标题“战斗”关联的战争叙事、“青春”关涉的性爱叙事,以及统摄两者的阶级叙事为关注点,聚焦阶级叙事、战争叙事、性爱叙事等不同版本变动主题,参照版本增扩、删减、置换和增删置换的复合形态,分析版本变动篇幅、变动趋势、修改意图等因素。研究发现:增扩主要分布在阶级叙事和战争叙事的修辞重构中,部分分散于性爱叙事的修辞重构;置换和删减在阶级、战争和性爱叙事的重构中分布相对平均;增删置换的复合形态相对集中在战争叙事中正反群像的形象重构以及性爱叙事中的角色位移和修辞重构。研究认为:《战斗的青春》版本修改本质上是特定意识形态规约下对前版本的一种修辞重构,是一个故事的不同讲法,重构了不同的文本呈现形式,隐含着人的存在方式的修辞信息。据此勾勒相应的叙事变动路径,综合语义分析和修辞考察,分析作家个人讲故事的方式和接受群体听故事的审美期待之间的缝隙,比如受接受者的阅读取向影响,不同版本中许凤三姐妹经历了[+牺牲]→[-牺牲]→[+牺牲]的修辞重构,这里有作家主动或被动的自我调适,个人与时代的互动、及其契合主流意识形态和文艺体制的修辞加工,从中挖掘文学想象和政治想象复杂纠葛中的历史文化信息,尝试将无序分布于不同版本的碎片信息转化为有序的再阐释资源。虽然以今天的眼光看,《战斗的青春》不同版本的修辞重构可能有同质性大于异质性的总体倾向,革命的纯粹性可能部分地遮盖人的复杂性,但那是时代需要的精神能量,是影响同时代人并激发后人追溯的红色基因。当年艺术之“我”融会于政治之“我”的文学生产和产品再加工,仍是考察红色经典版本重构待开发的话语场。希望本文区别于现有研究的分析,能够为修辞学—文学研究互相拓展跨界学术生产、构建更为开放的学科形象和学科生态,探索一种可能性。

陶阳^[7]（2019）在《生活濡化与知识演进 ——近代学人的早年学习生活（1880-1911）》文中研究表明清末民初作为近代社会文化转型的一个段落,给今天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本文想要探讨的问题是,在一个新旧交汇的过渡时代中,近代学人早年的学习生活如何影响了个体的学术旨趣和文化实践?对此,本文认为,在这一历史阶段（1880-1911年）内,一些近代学人在早年的文化学习生活中,通过接受生活的多维濡化,进行知识的积累和演进,建构起各自丰富的文化世界。这一过程中,早年学习生活所提供的知识和情感准备,交往行动模式与惯习,文化心理模式,以及具身观念和认知,构成了这一文化世界的内涵。正是这一文化世界促使个体在剧烈的近代社会文化变迁中实现由士子童生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变,或是为近代学人个体把握过渡时代的历史机遇,做出历史文化方面的贡献提供了滋养。本文的第一章至第四章,通过叙述家园空间、学堂交往、物质环境以及身体实践中所发生的学习生活,分别在知识和情感、行动模式、文化心理、具身观念这几个层面上分析、诠释了早年学习生活如何影响了个体为转型时代做出不同方面的文化贡献。从早年学习生活所提供的知识准备来说,旧学新知的积累和演进,对于不同的近代学人所产生的影响,遵循着有所差异的路径和方式。对蒋梦麟而言,其庞杂的知识系统来源,促使他最终走向了一条中西杂糅互补的“多线式”文化复合论之路。不同于中西调和路径,胡适对中学学术传统的解读和改造是一种“单线抽取”式的改造路线。而就柳亚子和顾颉刚来说,早年所浸润的旧学传统给予学人的治学路数以重要的启蒙和发端。家园生活所带来的情感准备、滋养来说,与旧学新知所粘连的家宅生活记忆为年轻的士子们离开故土和家庭,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提供了情感上的积蓄和过渡。在交往行动模式的层面上,早年学堂里的公共交往生活令过渡时代的一代学人习得了公共交往的行为模式和惯习,这种公共生活的交往惯习帮助个体不断地融入都市公共空间,从而完成由传统士绅向现代知识人的身份转变,与此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近代共和社会的都市交往生活空间增添和升华了公共性的理性内涵。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物质-身体之境构成了早年文化学习所依赖的“异质性集合”,通过浸润于其中,早年的近代学人习得了不同的文化心理模式（体现为文化心理模式、审美心理图像、“物我一体”心理图像）,它们激发了文化思想的形成,构成近代学人文艺创作的艺术灵感,亦或是触发关于工业文明的认知和情感冲动。而早年学习生活中的身体实践,则赋予了转型时代的近代学人相互交织的具身观念,这种观念和力的冲突汇聚影响了他们关于身体的文化思考和实践。综上所述,本文运用教育历史叙事的方法,揭示了早年学习生活如何影响了过渡时代的学人所作的文化实践和贡献,为观察近代社会的文化和社会变迁提供了一个微观的视角。

韦容钊^[8]（2019）在《边地崛起的批评重镇 ——《南方文坛》转型及意义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南方文坛》诞生于经济欠发达的广西,创刊初期默默无闻,但从1996年第6期宣布改版以来,便一路高歌猛进,成功崛起,成为“中国文坛的批评重镇”,对中国批评机制的建构与广西文艺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南方文坛》在转型中,本着“人文理想,前沿批评”的理念积极关注当代中国文学创作与文学现象,推介文学新人,建立批评规范,以批评的方式介入当代文学建设,活跃了当代的批评氛围。本文试图从转型的缘由入手,系统梳理转型前《南方文坛》的处境以及转型中所采取的策略,考察其崛起的因果,试图进一步增强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研究对《南方文坛》的关注度,挖掘其对学术生态的塑造,翔实研究资料。全文分为六个部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引论部分主要对《南方文坛》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充分了解学界的关注点、取得的成果以及存在的空白,之后阐述本文的创新点、研究的思路与意义。第一章主要分析《南方文坛》改版的主要原因。首先从社会大语境入手,分析当时文学生产方式的市场化、市场大潮下文学期刊的生存状况与文学批评的断层等原因迫使《南方文坛》转型。可以说《南方文坛》转型是时代的驱使,也是反映文学发展的轨迹。其次以广西文学为代表的八桂文化需要展示的窗口,而学术期刊便是向外界展示的最好舞台。加之改版前,《南方文坛》自身不合理的办刊使刊物越办越窄。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转型是求新求变的生存策略。第二章开始进入刊物内部,探讨编辑、作者与读者对栏目设置、风格形成的影响以及内部呈现出来的时尚性、先锋性和尖锐性。在充满文学热情的编者、才华横溢的作者与有效读者三者之间良好互动下,刊物形成活泼圆融的风格,犀利争鸣的批评文风,兼容并包的批评氛围。相对于第二章,第三章更深入刊物,侧重于刊物崛起的策略。《南方文坛》不仅是当代文学活动的见证者、参与者,同时也是策划者,以举办论坛与评奖的方式主动介入文学现场,建立评奖机制间接规范文学批评创作。同时也主动制造热点,营造品牌,以此打响名号。此外还深入文学发展的过程,以文学史的视角贯穿当下文学发展。第四章分析转型期《南方文坛》的文学史意义,对比分析国内同类刊物《当代作家评论》等,将《南方文坛》放在中国批评机制的场域下考察其地位及其构建的意义以及对广西文学生产的贡献。结语部分总结转型的意义与价值,肯定它在转型过程中所呈现的先锋进取、时尚尖锐风格、对文学批评的贡献以及为学术期刊的发展提供范本,同时简略提出仍然存疑之处。《南方文坛》仍在不断向上发展,未来将会是怎样的一个天地也未可知,因此本对它的研究还未完成,本文也只是对已有的成果与影响进行梳理。

秦智阔^[9]（2019）在《民俗视野下的甘肃新时期小说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俗作为一种人类集体文化意识与小说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对于作家而言,在小说创作过程中会不同程度地受到民俗文化的影响,同时小说与民俗具有内在的同一性,小说以人为主要描写对象,民俗学则是以人的民俗为研究对象。小说这种包含较大社会容量的文学体裁与民俗进行结合便会生发出更为丰富的意蕴。新时期以来,甘肃小说取得了不凡的成就。伴随着西部文学在中国文坛的崛起,甘肃作家的主体意识也不断加强,他们的创作更加着力于本土文化的发掘与生命意识的张扬,并逐渐形成了地域特色明显的作家群落,成为西部文学创作群体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在现代化进程迅速发展的新时期,甘肃的经济文化社会经历着迅速的变化,如何在时代潮流中守护本土文化并弘扬人文精神是甘肃作家共同面对的时代课题。在甘肃新时期小说中,小说文本与民俗实现了较好地结合。本文以民俗学、叙事修辞学为研究方法,从甘肃新时期作家的主体意图出发,在作者民俗书写的艺术呈现中,研究民俗在促进甘肃文学发展的作用和在启蒙话语下的呈现形态,并分析民俗书写的审美特质。首先,在民俗视野中研究甘肃小说需要放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和西部文学的框架下进行。甘肃多元而灿烂的文化资源、甘肃作家在西部文学崛起过程中主体意识的增强和社会中的现代性因素促成了甘肃新时期小说的民俗书写样态。其次甘肃小说中的民俗书写伴随着新启蒙思潮的到来而兴起,新启蒙主义思潮对文学领域内的重要影响便是“人”的重新回归,如果离开了人文精神,民俗书写也会丧失其本质的意义。正是在对中国近代以来启蒙思想继承与发展中,在新时期不断涌动的时代脉搏中,甘肃作家中的民俗书写才迈开坚定的步伐,并在弘扬人道主义和对国民性批判中履行着自己的道义与责任。甘肃作家在对民俗书写的不断探索中也形成了独特的民俗机制。甘肃作家在民俗书写中建构着西部空间,与此同时,在西部民俗文化的浸润下,甘肃小说具有了“西部特征”。西部诗性文化赋予了甘肃小说抒情性,民俗语言文化则使小说张扬着生命的活力。甘肃作家在创作中的艺术思维、情节凝练同样离不开深层的民俗机制导向。

李松,姚纯^[10]（2018）在《交叉的视野与异域的返观:美国华裔学者的鲁迅研究》文中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华裔汉学家成了美国鲁迅研究的主力并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代表性学者有夏氏兄弟、林毓生、李欧梵、王德威等人。这些留学海外的华裔学者,其独特的身份与经历形成了"以中观西"与"以西观中"的交叉视野;在异域对中国文学的返观包含思想的多源性,从而呈现出观点的多元性;身处理论生产大国,在观念上往往得风气之先;在思想相对独立的大学体制中,较少受非学术因素的干预;从学科属性而言,他们的研究既是美国区域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西方文学理论应用于中国文学批评的实践。

二、论初生态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初生态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论文提纲范文）

（1）文化形态与城市区域文学史的建构 ——以民国苏州、南京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2）论李锐小说的先锋性写作（论文提纲范文）

（3）生态批评:中国学派的形成与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4）论当代“云南青年诗人群”写作中的乡土情怀（论文提纲范文）

（5）生态批评关键词环境公正及其批评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红色经典《战斗的青春》五个版本修辞重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生活濡化与知识演进 ——近代学人的早年学习生活（1880-1911）（论文提纲范文）

（8）边地崛起的批评重镇 ——《南方文坛》转型及意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民俗视野下的甘肃新时期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交叉的视野与异域的返观:美国华裔学者的鲁迅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初生态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论文参考文献）

• [1]文化形态与城市区域文学史的建构 ——以民国苏州、南京为中心[D]. 金钰.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论李锐小说的先锋性写作[D]. 郭佳音. 浙江大学, 2021(02)
• [3]生态批评:中国学派的形成与发展[J]. 王莉娜,侯怡.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06)
• [4]论当代“云南青年诗人群”写作中的乡土情怀[D]. 鲁玉祥.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4)
• [5]生态批评关键词环境公正及其批评实践研究[D]. 刘娜. 山东大学, 2020(09)
• [6]红色经典《战斗的青春》五个版本修辞重构研究[D]. 王晓燕.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7]生活濡化与知识演进 ——近代学人的早年学习生活（1880-1911）[D]. 陶阳.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2)
• [8]边地崛起的批评重镇 ——《南方文坛》转型及意义研究[D]. 韦容钊. 南宁师范大学, 2019(01)
• [9]民俗视野下的甘肃新时期小说研究[D]. 秦智阔. 兰州大学, 2019(08)
• [10]交叉的视野与异域的返观:美国华裔学者的鲁迅研究[J]. 李松,姚纯. 长江学术, 2018(03)

标签：文学论文;  先锋文学论文;  中国现代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