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秦商家经营管理思想渊源初探（论文文献综述）
刘畅[1]（2021）在《《扬州画舫录》画舫风物探考》文中认为《扬州画舫录》是清代人李斗撰写的着名笔记文集,在明清两代种类繁多的稗史笔记中,它作为重要的地方文献和珍贵的历史资料,占据着不容忽视的地位。全书共十八卷,注重“以类相从”,在“仿《水经注》之例,分其地而载之”的总的体例安排下,每卷的结构上遵循“以地为经,以人物记事为纬”的组织形式,内中交织着小说、散文、诗歌、戏曲等诸种因素,广涉而有系统地缕叙了清代康乾时期,尤为乾隆全盛时期扬州大量社会现实生活之记载,既是扬州地方的,又是当时主流文化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作为清代中国社会的总体观照,是考据清代社会市井生活设计的重要文献。“画舫”指形制多样、装饰精美,集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水上交通工具和生活游乐场所。清代扬州“画舫”是中国古代民间游船发展的极盛点,并处在自身内涵集中凸显并被赋予新意义的转折点。“画舫”作为贯穿全书的交通工具和引子,出现在《扬州画舫录》的书名和记载风物的方方面面,载着作者李斗、帝王、官商、市民,引导他们游览于扬州的各地名胜,体会城市的风土人情,投射出人们对城市景观、生活方式、社会风俗的态度,体现了清代扬州社会风气的呈现与演进。本文以史学探究为指针,以《扬州画舫录》作为研究的文献原典进行解读,形成三条路径:首先,《扬州画舫录》文献记载本身的描述线,细读和剖析文献中对于清代扬州画舫和相关市井风物的记载;其次,通过文献寻求更多的佐证线,特别是佐证画舫的前缘,说明文献中记载内容的依据所在;最后,通过文献延伸关于文献阐述的意义和价值,包括对清代扬州市井生活、画舫的形式结构、画舫游的兴起对当时生活产生的影响。如是串联起对文献的诠释,以设计学视阈解读画舫背后呈现的清代扬州风物中的社会生活轨迹、思想观念转变、造物设计形态与功能的流变与演进,从而梳理出古代风物设计史线索。以此,观照“画舫”在古代中国设计史进程中,作为解读清代扬州市井风物的角色和意义,以至于《扬州画舫录》成为了明清时期,尤其是乾清时期的扬州风物志。
张雨墨[2]（2021）在《我国古代食品安全法规背后的食品安全问题探究》文中认为食品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它的安全可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然而现代社会中食品安全问题频发,食品添加剂,转基因食品等问题都让人们对食品安全产生了极大的担忧。这样的问题不仅仅出现在现代社会。从远古时期开始,人类就意识到了食品安全的重要性。通过对古籍的研究我们能够知道,自周朝起,食品安全问题就被统治者们重视。从周朝直到明清时期都有针对该问题的法规。本文以朝代为节点分析并总结了古代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规定。通过对法律规定及其他资料的分析找到当时影响较大的食品安全问题。论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是绪论,主要对古代食品安全已有研究进行介绍。分为研究目的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的基本路径和研究方法创新点四个部分。本文第二章总结了古代食品安全法律。从远古时期开始,人类开始有意识的选择无毒食品,保证食品安全。自周朝出现食品安全的规定起,从汉朝到清朝,在成文法中都有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条目。在第三章对古代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进行了分类和总结。这一部分前人总结不足,本文搜集较多资料并将古代食品安全问题分为食品原材料的安全问题,食品生产过程中的问题,食品贩卖过程中的问题三部分。论文的第四章结合已有研究内容及古代的具体情况从科学技术层面、社会层面和政治层面分析古代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古代食品安全问题的产生除了囿于时代和科技的限制外,更多的受社会环境和政治体制的影响。本文的第五章利用已经收集到的资料试图为解决现代食品安全问题提出建议。参考古代处理相似问题的方式,从法律、科技和社会监督三方面进行探讨。现代食品安全问题较古代更加复杂,事件损害严重,而且传播更广,影响更大。本文通过对古代食品安全法规和问题的研究发现现代食品安全法应增强可操作性。科技的发展提供了提高检验力度的条件,配合舆论的监督,对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有所裨益。
杨夏薇[3]（2021）在《宋代铜镜纹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铜镜是古代日用品,在中国古代既用于鉴容,也用于辟邪等场合,因流传两千多年以上,在物质文化史上有重要地位。铜镜的形式相对简单,平板状,多为圆形,偶有方形,间有菱花形、椭圆等形状者,极个别有柄。其正面平或微凸,是实现其基本功能面,其背面有多种多样的纹饰和装饰,成为古代艺术的主要载体。因铜镜的基本功能是鉴容,所以镜面需要光亮、致密,中国古代铸工在长期实践中,发现高锡青铜可达此效果,其材质的锡含量往往在20%以上,甚至有30%者,但高锡青铜镜坚硬质脆,坠落即碎。而镜背面的纹饰或装饰,应当本源于商周青铜礼乐器,并随时代不同而有变化,工艺也如青铜礼乐器一样多种多样,所以,铸工铜镜的制作,同样沿袭青铜礼乐器生产的路径,早期都是以泥范块范法成形的。青铜器的装饰工艺,多移借自青铜容器,包括镶嵌、错、鎏、镀、绘和包金银等,其中镀锡工艺在装饰镜背的基础上,铸工逐步认识到也是处理镜面、使之白亮的加工工艺。随着这种工艺的普及,铜镜合金的锡含量可以不必很高,使其依然保持相当的韧性。中国铜镜可上溯到河西走廊的齐家文化,中原出现最早的是商代,西周只是零星发现,这些具有铜镜形象的器物,究竟是否全部用于鉴容,还不能肯定,至少其中某些是用于装饰。真正作为日用鉴容的铜镜,大概从春秋晚期才开始逐步增多,侯马铸铜做法发现有铸镜模范,反映出铸镜和其他青铜器的铸造工艺甚至装饰纹样一致。经过战国时代的发展,一些特种工艺镜颇为突出,如漆背镜、彩绘镜、双背镜等,表现出高度的工艺技巧。秦汉是青铜镜大大发展阶段,王室和戈地方都会都是青铜镜的重要产地,商品性强故纹样类型多。汉之后的连年动乱对青铜镜生产打击较大,但随着佛教东传和道教的兴起,宗教题材成为铜镜纹样的主要内容。隋唐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多种精美形式、装饰手法多样、纹饰题材丰富的青铜器,表明铜镜生产臻至高峰。唐宋社会的巨变在史学界已有不少研究和讨论,艺术史也有涉及。通观两个时代的青铜镜,差别突出。宋代青铜镜因普通和寻常,往往被忽视,页成为研究较少、留下诸多空白的流域。本文即是针对这一空白而设计的研究,宋代手工业商品化有关,大批量的铜镜以工业化模式生产出来,其纹饰装饰性更强。如表现宋代女性文化的花卉纹镜和凤鸟纹镜,也有人物故事纹镜中展现宋代士人隐逸之情的许由巢父镜、王质观弈镜,还有展现宋代铜镜商品化的商标牌记镜,再有反映与道教、佛教有关的铜镜。宋代铜镜纹饰在艺术上呈现出丰富的装饰化、世俗化表现内容。纹饰的世俗化表现与佛、道教世俗化有关,佛道教义逐渐世俗化,广纳信众,与社会风俗相结合,形成特殊的民间风俗礼仪。铜镜参与了宋人的生活,照容或是民间信仰中用镜祭祀、婚丧喜庆事中都见有铜镜的使用,铜镜纹饰就是反应这些风俗的图像。本文采用图像与空间的讨论方法,将宋代铜镜中的部分纹饰作为单一图像来看,与周围的墓葬壁画、器物形成一个研究场域,应属于墓葬器物研究的一种方法。通过铜镜的功能与图像产生的交互关系,更好的理解宋代铸镜工匠在铜镜装饰上对于纹饰内容、题材的选择,从而进一步探究宋人在物质文化上对铜镜的设计与构思,并探讨纹饰除装饰意义以外的思想内涵,从而进一步展现宋人的造物与装饰思想。
杨小敏[4]（2020）在《宋代药业研究》文中认为药业,即医药行业,在中国古代溯源悠久。传统药业涵盖古人为了防治疾病、延续生命的一系列药物认知、利用以及经营活动。药业研究的对象包括自然及加工药物、经营管理机构、药市及药业文化等内容,其发展不仅与医学、农业、商业联系紧密,更具有独立发展路径。宋代以前,药物发展经历了从民间经验到官方认证的过程。宋代以后,药物利用更多体现在官方主导下的民间传播过程。厘清宋代用药、制药、售药等相关机构之间的联系,是理解古代药业经营管理以及官民用药发展水平的重要基础。通过分析宋代药业的发展历程,既有利于展现传统药业的阶段性演变,也是阐释宋代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重要途径。作为关乎生命的重要行业,古代药业以战国秦汉以来的医药认知体系为基础,逐步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战国秦汉时期为第一阶段,出现了主要满足少数人补益需求的最早用药风潮。不过当时上层社会的用药习惯与百姓应疫需求之间的差距十分明显。魏晋隋唐时期是第二阶段,不仅逐步掀起了古代“医药分家”的序幕,也促使隋唐以后城镇药肆、药市的初步兴起。宋代开启了古代药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构建了政府引导下的药业运行体系,在药物利用、经营管理、药业信仰等方面多有革新。宋代药业的兴盛,为下一阶段明清时期的药材商帮活动奠定了行业发展基础。在药物利用方面,宋代植物药、动物药和矿物药三大类别药物分别在专业栽培、利用观念、功效地位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在植物药种植中,宋代人工栽培药物的种类、技术、规模范围等方面都有新的发展。在动物药利用中,宋代不断稳定并付诸于实践的“辰属”观念,引导人们深入开发利用已经熟知的动物药,而非恣意妄用其他野生品种。在包括动物药在内的药物代用品方面,宋代医药家不是无节制的增加代用品种类,而是采取相对稳定的用药标准,推动成药规范化发展。在矿物药的功效利用中,宋代矿物药被大量引入治疗普通疾病,但在实践中也遭到越来越多医家、士人的质疑。政府一度颁布旨在扼制滥用金石药的禁令,其他植物类药物（如黄耆）的补益地位逐步形成。这些药物资源的利用变化,是宋代药业兴盛的重要基础。在经营管理方面,宋政府重视革新医药机构,形成了内廷用药与外朝制售的有机结合。官方制售机构以翰林医官院、太医局的行政教育职能分化为基础,自上而下逐步影响至基层乡里,有效强化了官药业的市场优势地位。中央及地方官药局各有侧重,而非单一的直属关系。地方药局具有比较自由的发展空间,形成了与中央官药局运行模式不同、相对独立、临时性的地方医疗救助体系。在比较协调的政策环境下,宋代（特别是南宋）商业性市镇普遍兴起,南方民间药肆明显多于北方。许多民间药肆不再与医家直接相关,而是由商人直接经营。药材商品的独立化以及药业主体的多样化发展,成为宋代药业兴盛的突出表现。此外,药品流通过程中度量衡的规范与进步、剂型的商业性变化、药价的持续走高,一并彰显了宋代药业发展的新面貌。在药业信仰方面,宋代儒释道力量在医药活动中相互联系,形成了以佛、道为名,由士人融合构建的行业崇拜雏形。宋代士人通过家宅种药和开辟药园等活动,在社会上形成了认识药物、利用药物的良好环境。他们以理性的批判精神,成为当时传验方药的重要主体。士人对道家祠观和佛家寺院的记载和传颂,既推动了道家先贤及医药人物逐步具备了行业神的崇拜形象,也进一步提高了佛家寺僧医药活动的社会影响。宋代以后各种“药王”的多样化记载,是明清时期医药行业民间崇拜的社会文化基础。就现实意义而言,宋代作为超越古代经济发展平均水平的关键时期,是我们恰当总结古代药业发展经验最具代表性的历史阶段。以药物利用为线索,注重探讨药材商品的经营活动及文化背景,是系统阐释宋代药业发展水平、拓展宋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合理途径和独特视角。传统药业至今关乎民众生活、政府治理、社会秩序等一系列问题。如何综合规划药学史的研究路径、如何理解和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药物的依赖和需求,仍是人们值得不断深思的重要课题。
王岩[5]（2020）在《中日韩《孟子》学研究 ——以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四书”之一,儒学经典《孟子》在中国宋朝、日本江户时代、韩国朝鲜朝都具有重要影响,其仁说、性善说、“不动心”说、仁政说等深刻影响着中日韩三国的社会思潮走向、社会制度建设乃至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中日韩三国大儒均带着经世致用的济世情怀和历史使命感进入了注释《孟子》的领域,以注释儒学经典的方式表达着对天道、人性和社会等问题的看法,引领着时代思潮的走向。其中,尤以朱熹（1130-1200）、伊藤仁斋（1627-1705）和丁若镛（1762-1836）的注释最具代表性。在中国宋朝,在汉学向宋学转移的大势下,朱熹《孟子集注》以赵岐注为底本,上承韩愈、周敦颐、程颐、张载,下采张栻、杨时、范祖禹、吕希哲、尹焞、吕大临、游酢、谢良佐、侯仲良、周孚先等人,荟萃条疏,辨同别异,将经学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对心性之微的探索、宇宙之理的追索,建立起以理学精神为主的新孟子学,影响元明清七百余年的中国历史。并且,伴随着朱子学在汉文化圈的流播,《孟子》在日本及朝鲜均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镰仓时代（1192-1333）末期即已出现汉学与宋学的分野。进入江户时代后,朱子学在幕府支持下获得了官学地位。十八世纪,反朱子学的力量壮大了起来,古学派开创者伊藤仁斋建立起以《论语》《孟子》为核心的古学思想体系,恢复人伦日用的古学之道,开启了儒学日本化进程。作为仁斋思想成熟时期的着作,《孟子古义》既是仁斋古学思想的代表,又是江户时代日本儒学试图摆脱朱子学影响、实现本土化的反映,鲜明体现了儒学在异域文化背景下的变化形态。儒学传入韩国的最早记载是公元640年唐太宗设立崇文馆,新罗、高句丽、百济将子弟送到唐朝学习,关于《孟子》可查证的最早记载是罗末丽初（约为公元十世纪）崔致远（857-?）在《无染和尚碑铭》中的六处征引。而《孟子》的正式接受是在朝鲜朝时期。作为实学派集大成者,茶山丁若镛认为《孟子》所体现的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积极践行的实践精神,最能体现洙泗之学的真谛。茶山倾浸心血注释的《孟子要义》,既继承了朝鲜朝前期儒学的成果,又吸取了西学的内容,成为能够体现性理学、阳明学、北学和西学的思想载体,体现了十九世纪韩国儒学界尝试以儒学世界观来理解西方思想体系的努力。然而,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的《孟子》诠释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建立在其对“道”不同角度的理解之上。朱熹将宇宙起源、万物化生、飞禽动植、山川河流等自然现象融入对“道”的理解,进而为传统儒学中将自然秩序与人伦道德联结起来的“天人一体”思想提供了形而上的宇宙论根据。伊藤仁斋与丁若镛都反对从形而上的“天理”来理解“道”的视角,转而将“道”的视角拉回到人伦日用之间,强调了自然秩序与人伦道德之间的分离,构成了其《孟子》阐释的思想基础。如果说对“道”的理解体现了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人与世界关系的不同理解,那么,对“理”的不同阐释则凸显出朱子学东传日韩之后所引起的种种反映。伊藤仁斋与丁若镛都以条理、腠理、文理之义来重新理解“理”,从而完成了对朱熹“天理”之义的解构。故对“道”、“理”的不同理解构成三家对《孟子》阐释不同的深层原因,但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又并非决然相同,而是存在着若干具体差异。具体来说,朱熹以理气一体宇宙观为基础,以心性之学为核心,视《孟子》为阐释仁义礼智本然之性的儒学经典,进而使儒家在心性之说上超越佛家,巩固了社会价值观引领的地位。仁斋提出一元之气为天道之全体,反对朱熹以“心性”解《孟子》的作法,将《孟子》视为体现仁义之德、王道之要的儒学经典,最终以“仁义之德”表达了对君臣、父子人伦秩序的尊崇。与仁斋相似,丁若镛亦在反对理气一体宇宙观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以“孝弟慈”为核心的人伦之道。然而,丁若镛更为强调“心”的实践意义,认为“天命之性”的贵重当体现于“行事”之间尽己之心的意愿之上。但是,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孟子》主旨的不同把握并非临空蹈虚,而是在对《孟子》具体学说的阐释之中充分展开。《孟子》开篇即提出“仁”字,对“仁”一字之阐释凸显出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孟子》的不同把握。《孟子集注》“仁者,心之德,爱之理”实际上分宇宙界与人生界两个层次来说仁。仁之理为天地生物之心,仁之气是天地温和之气,一“仁”字实际上绾合了理与气,接通了宇宙界与人生界。朱熹以天地之理、阴阳之气来说仁,既继承了孔孟儒学,又将仁字上升至宇宙界,使“仁”具有贯通天人的特色,真正体现了中国儒学特有的精神传统和认识世界的方式。伊藤仁斋从人伦之道的古学观点出发,认为仁只是爱,不是“爱之理”;仁是忠信之爱,是实德,是实实在在的人伦情感;仁不是个人的私情、私爱,而是遍施于他人的公共之爱。而其思想基础则是天道与人道分立、道德法则与自然秩序分离的天人分立思想。可见,对中国儒学中对于天人关系的舍弃,透露出仁斋及德川儒学在吸收中国儒学时所持有的标准:即以是否具有指导社会生活和制度建设的实用性为标尺。这种以实用性选择文化的态度,不仅在江户时代迅速将儒学转化为推动社会兴盛的工具,也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民族能够迅速从传统中转型,吸取西方文化中的有用部分,从而实现经济腾飞和社会转型的文化心理基础。茶山将“仁”看作现实社会中孝弟慈等人伦关系,尤其注意分辨心与仁义礼智之间的差别。茶山认为,仁义礼智与心并非是一段,仁义礼智只是在外之德行,能够真正地实现这一德行的根本在于“心”的权衡抉择,从而突出了“心”自主抉择的重要性,体现了韩国儒学注重实践性的特征。进而,茶山接受利玛窦西学的影响,将“天”理解为人格神意义的上帝,从而在天人关系的把握上区别于朱熹,形成了韩国儒学的特质。经由朱熹之解,性善说既成为《孟子》的核心思想,又成为日韩儒者绕不开的话题。朱熹“性即理”继承了汉儒以“天人宇宙图式”论性的传统,其“理一分殊”性学体系解决了儒家悬而未决的“性与天道”形而上根据的问题;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不离不即的关系,又最终将性善说挽回到人生义上来。仁斋“性好恶说”分离了“性”与仁义礼智大德之间的关系,认为气质之性天然有好仁义的倾向,顺性则可行仁义,顺人情可知性善,甚至将情提高到了“道”的位置,体现了德川儒者重“情”的普遍特点,为教化说、王道说打下了基础。丁若镛“性嗜好说”沿袭先秦儒学“以心见性”的模式,注重从心的好恶判断等直观感受上来认识性,既为心的自主之权留下广阔的空间,又使性善说能从朱熹天理的框架中脱离开来,具有指导人生实践和社会治理的实际意义。要言之,对“性善”的不同理解实根源于三家对天人关系的不同把握。《孟子·公孙丑上·不动心》章因提出了“不动心”、“知言”、“善养吾浩然之气”、“集义”等重要论断历来备受关注,是理解三家《孟子》阐释异同的绝佳样本。朱熹重视“未尝必其不动而自然不动”的圣贤心态以及俯仰无愧怍的浩然之气,集中阐述了“集义”的日用功夫,表现了理学沟通天地正气与人之精神气魄、推崇以“义”为核心的日常践履功夫的品格。仁斋以朱子学为继承和批评的对象,批驳朱熹对“不动心”和“浩然之气”的重视,集中阐发了以“仁义”为核心的思想,表现了古学派不谈性与天道、注重人伦日用之道的实学特色。丁若镛集中阐发了对“心”为神形妙合之主的推崇,“不动心”只是志士仁人在伦理世界的世俗心态,完成了对朱熹所言“天理”与“不动心”关系的分离。仁政是孟子提出的治世理想,为中日韩儒者描摹了一幅理想社会的图景。朱熹认为仁政之大要在于人君一心之间的天理人欲之别,君子尽本性之善,由一心上溯至天理;圣人笃恭而天下平,修一己之德而天下从之。仁斋认为王道说是《孟子》乃至“四书”的主旨,其“生生之德”既继承了朱熹天地生生之意发畅不已的生命观,又将之限定在人世间的范围之内,具有了瞩目于人伦日用之道的古学特色。仁斋认为,仁政之本在于人君能与民偕乐,与天下同情,将“好货”、“好色”等合理情感欲望推己及人,形成了别具特色的“与民偕乐”（“同民之好恶”）之说。丁若镛认为,治国当以用人、理财为要务,合理的田制是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基础,经界之法、井田之制为礼乐兵刑等制度的根本,并重视以天命启迪道心的教化说,尝试为朝鲜朝的变革描绘出现实路径。结言之,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都以儒学经典《孟子》的重新诠释来表达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世界关系的认识,这种经典的学问生产方法奠定了以经书为核心的东亚精神传统、思想传统,维护了儒家精神在东亚文化圈内的主导地位。但是,由于三国对以“天人关系”为主的儒学核心价值理解不同,形成了三国儒学的不同特色,影响到三国的近代化进程。然而,中日韩同属汉文化圈,整体上存在不同于西方的精神传统:即都不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作为社会发展的根基和目标,而是注重群体合作、人际和谐。这既是儒学带给中日韩文化共同的基本要义,也是三国的历史传统和民族文化心理,是三国面临西方文化之时所共同拥有的思想底色,对我们今日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亦具有深刻影响。
蔡颖[6]（2020）在《日本义利思想的管理价值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日本义利思想以中国儒家义利思想为起点,在日本的社会文化影响下不断本土化,最终形成具有日本特色的义利思想。日本义利思想作为日本管理过程中重要的价值判断的依据,对管理决策、管理理念、管理模式等都有深刻的影响。本文通过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对日本义利思想进行总结概括,通过日本义利思想的内容进行按照主题核心进行分类,即以“义利融合”为主题的义利思想包括“以义制利”、“以义生利”、以及“利他”为核心的义利思想,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日本义利思想的三个特质,即思想的继承性与时代性的演进性相统一、思想的移植性和本民族的国民性相统一、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近代化相统一。通过日本义利思想内容及特质的总结概括深入挖掘日本义利思想在管理模式的建设、管理决策的制定、管理理念形成等方面发挥的价值。只有思想根源的研究才能充分发挥管理技术真正的价值,为中国的管理理念、管理模式提供有价值的经验借鉴。
杜可风[7]（2020）在《汉语“V/A+PP”跨层结构的演化趋势与表达功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V/A+PP”作为汉语中一种比较独特的结构,常用度较为高频,用法较为广泛,可以置于结构中的“P”主要有“于、乎、自、以、向、往、在”等,介词最基本的句法特征就是必须介引其后宾语,组成介词短语,介词短语可以充当状语,还可以充当谓词的补语。具体而言,全文主要探讨谓词与后面的介词短语形成跨层结构的演化趋势与表达功用,力求从多角度、多方面考察介词短语“PP”与谓词“V/A”的组合特点与发展结果,印证“V/A+PP”结构内部各要素之间互相牵制,互相约束的关系。关于“V/A+PP”中双音节谓词“V/A”的考察则相对匮乏,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问题为导向,在具体个案的理论解释方面,主要采取共时探究为主,历时考察为辅,语言描写与理论解释、定量统计与定性分析、归纳总结与演绎推理、语法研究与认知语用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强化相关语言现象的描写,综合运用词汇化、语法化、附缀化、主观化、认知语法、韵律句法等相关理论进行整体性探究。关于介词短语处于谓词后充当补语的全面考察,全文除绪论和结语之外,分为上下两编共十二章,其中两章属于宏观总论概括,其余属于微观研究,每个章节解决一个具体问题,条分缕析的梳理语言现象。第一章总体概括“V/A+PP”结构的性质、类别与功用,“V/A”表现为单、双音节谓词,“PP”为介词短语,由“于、乎、自、以、向、往、在”与宾语所组成,宾语一般为体词成分“NP”,少数为指称性谓词成分“VP”。具体描写和分析单、双音节“V/A”对“P”产生不同的影响与作用,探究“P”的性质与功用。第二到六章,从宏观角度分别探究跨层结构“A在”、“（V）自”的附缀化及其叠加式、“V/A乎NP”的演化方式与转化结果、“V双+向/往+NP”的演化趋势与结果、“V往NP”结构发展与演化,通过整体结构的考察,揭示“V/A+PP”结构的特性与种类。第七章阐述结构的演化倾向、发展诱因,主要从“V/A+PP”构造的演化趋势、发展结果及动因与机制出发,阐述整体构造发展演化所产生的多种语法现象。从不同的视角切入,考察“P”进入词内的词汇化特征、成词后的再次演化,前附于谓词而附缀化,附加在双音节谓词或附缀结构之后而零形化,零形化诱导双音节谓词“V/A”及物化等一系列语言现象,谓词与介词短语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第八到十二章,在全面掌握相关研究主题的情况下,注重微观研究,分别选取否定副词“难于”、构式“看在X的份（面/分）上”、形式动词“给以”“予以”、“不外乎”、“仅限于”等不同个案,从多方面、多维度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进而分析它们的性质与类别、动因与机制、演化趋势与发展规律、语义特征与表达功用,重点对那些具有一定典型意义、变化较为显着的语言现象,作出微观的描写与阐述,阐释它们演化的动因与机制,揭示汉语“V/A+PP”结构的演化趋势与发展结果。本文的创新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为汉语研究提供语法规律,充分运用现代网络检索技术,大量挖掘符合本文主题的汉语语料,在语言事实的基础上,详细总结出汉语“V/A+PP”跨层结构发展的语法规律。其次,为词库输入新成员,语言处于不断发展演化的过程中,谓词和介词短语的跨层组合也不例外,“V/A+PP”处于述补结构向述宾结构演化的过程中,“V/A+PP”发生了重新分析,产生一批新词语、新形式,为汉语词汇系统融入新词语,为词典编撰工作提供参考范围,为汉语教学和自动化处理带来便利。最后,为语言理论的验证融入新思路,一方面对汉语“V/A+PP”结构的认识更加深化,尤其是深入了解汉语中大量跨层结构的发展路径,另一方面对词汇化、语法化、词缀化等相关理论的运用更加完善,特别是使用相关语言学理论对一些汉语语法问题进行阐释。总体而言,这方面的研究为汉语跨层词汇化和语法规律的探索打开全新的视角,为揭示人类语言中关于谓词与介词短语的演化趋势提供一定的语言事实和理论基础。
钱成[8]（2019）在《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法国着名学者布岱尔曾指出,“地理环境是最核心的历史知识,也是最深入的内层历史。”（1）对于文化地理而言,每一个地名,实际上都是一个文化符号,标志或隐含着某种地域文化特征。（2）家族文化与地域文化二者之间有着天然的重叠、生成和代表的关系,地域文化必然成为家族文学与艺术研究的重要维度。基于此,研究家族文学和艺术,就不可能绕开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必须要立足于一定时空背景下的地域人文环境中。与明清时期经史、诗文、小说、书画、园林等文艺形态发展相一致,明清戏曲文化的地域性、家族性特征的鲜明度和覆盖面,均远较前代突出。因此,地域文化视阈下群体性曲家的研究,被视为新时期的学术增长点。而从地域性的视野背景中去分析、研究明清时期地域文化,特别是戏曲文化,就必然要以本土文化家族为分析对象,分析其相关戏曲文化活动和文化传承,在此基础上,全面总结地域性文化史、戏曲史的形成与流变。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不可分离。”（3）在中国文化体系中,文化家族是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重要创造者之一,在长期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大多在文学、艺术等方面积淀深厚。同时,家族文化与该家族所在地域的区域文化存在着共生共荣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关系。近年来,在探究区域文化和文学的盛衰嬗递的规律时,许多学者把研究的目光聚焦于该地域的文化家族。因此,关于地域文化和家族文学与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已成为学术界公认新的学术生长点。与此同时,在地域性戏曲文化研究方面,学术界对以诸如北京、苏州、南京、扬州等为对象的地域戏曲史研究,取得了蔚为大观的学术成果,推动了区域性戏曲活动研究的发展和深化。“海陵地区”有着人文蔚焕的历史,其上善若水、兼容并蓄、厚文重教、经世致用、安泰祥和、崇儒尚实的地域文化特征,在苏中地域乃至江淮文化板块、江苏地域文化,以及目前学术界正全力打造的江南文化体系中特色鲜明。自明中期迄于近代,“海陵地区”的戏曲创作、批评与表演始终保持相当的活跃程度,成果丰硕。众所周知,世家望族的兴衰存废,其得以维系的命脉,正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种因素的共同结果,其中地域性文化因素的作用,不容忽视。一方水土育一方人,一方人铸就一方文。一个地域的区域文化还与该地的文化家族具有先天的同构关系。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中,往往有着延续数代的戏曲文化传承与发展。纵观明嘉靖以来的“海陵地区”,先后涌现了总数超过二十,从明中后期一直延续至民国,有着浓郁、鲜明戏曲文化特征的文化家族。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戏曲活动,主要分布于明中后期、清前期、清中期和清末期四个阶段,参与家族可分为地方望族、艺文世家和演艺家族三种类型。其中,最具有明清时代特色和“海陵地域”文化特色的家族戏曲活动,是清前期和中期该地区文化世家中家族文人所进行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影响巨大的戏曲活动。这些家族文人极为重视本家族的艺术文化建设,除热衷于诗文、经史、书画、园林等文化形态外,还致力于戏曲创作、戏曲表演和戏曲批评。特别是在明末清初,因多种因素的促成,他们所置办的戏曲表演团体（家班、家乐）,其规模、数量和表演水平在同时期的全国范围内首屈一指。因对戏曲有着执着的爱好,这些家族文人在戏曲文本创作、理论批评、曲本刊刻、班社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卓有建树。纵观明清海陵文化家族形式多样、成果各异、影响巨大的戏曲文化活动,可见家族文化和戏曲繁盛的发展轨迹,是“海陵地区”地理优势、文化精神驱动力与时代机运共同影响的结果,是地域文化史、家族史和戏曲史上的一种特殊的存在,也诠释了地理元素与家族文化、戏剧审美三者之间协调共存、互相催生、共同繁荣的关系。因此,本文以明嘉靖朝至清宣统朝为时间截取点,以地处长江以北,扬州以东、南通以西、盐城以南的“海陵地区”为空间对象,以阐明什么是“海陵文化圈”与“家族文化”作为研究背景,以该地域内文化家族与戏曲的关系为切入点,以家族戏曲文化传承与发展为分析重点,以点带面,重点突出,在收集、整理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在文化学、人类学、历史学、戏剧学等学科理论指导下,全面深入考察分析明清“海陵地区”具有家族性质,包括戏曲创作与改编、戏曲演出、戏曲批评和戏曲文献刊藏、戏曲教育以及通过戏曲实现的交游等在内的各类戏曲活动,归纳本地区家族戏曲活动的特殊性和规律性,对“海陵地区”文化家族所取得的戏曲文化成就在明清戏曲史和地域文化史的地位给予恰当评价。同时,本文立足于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关系的探讨,论述本地区文化家族的类型、所处时代和地域分布,重点分析其与戏曲的关系;同时选取明清“海陵地区”多个文化家族为个案分析对象,根据现存家谱、家族文人诗文作品和家族文人进行的戏曲创作和改编,家班表演和指导,剧作观演和评阅,曲本刊刻与收藏等戏曲活动。在行文过程中,从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戏曲创作活动及特点、戏曲表演活动及特点、戏曲批评活动及特点三个角度,予以总结和提炼。同时,立足时代与地域背景,在横向、纵向对比分析的基础上,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揭示本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文化繁荣的独特原因所在。此外,本文还以明清戏曲史为经、以地域文化史为纬,概述“海陵文化家族”灿烂辉煌戏曲活动的深远影响。除理论层面的分析外,本文还在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活动的相关史料方面多有发现。如对于海陵文化家族中的宗周、宗臣、宗元鼎家族,陈完、陈尧家族,范增应、范驹、范日觐家族,季寓庸、季振宜、季式祖家族,宫伟镠、宫鸿历、宫敬轩、宫国苞家族,沈默、沈成垣家族,高凤翥、高岱瞻家族,李宗孔家族,徐观政和徐珠家族,陆舜和张幼学、张一侪、张符骧家族,徐信和徐鹤孙家族,夏兰、夏荃和夏嘉谷家族等相关文化家族的戏曲文化活动,前人基本从未提及,或尽管有所涉猎,却存在较多明显错误。针对这一情况,本文对学术界关于泰州俞氏、如皋冒氏、泰兴季氏等文人家班的部分谬误予以辨析;对泰州宫伟镠、泰州俞锦泉、泰州俞梅、泰州宫云翥、泰州宫敬轩、泰州宫国苞、泰州俞国鉴、泰州储梦熊、泰州李宸、泰州夏嘉谷、兴化沈鲸、海安张符骧、兴化顾麟瑞、如皋范驹、如皋徐珠等部分曲家等首次进行深入考证;对部分海陵家族文人如仲振奎、仲振履兄弟等佚失、新见剧作的考证,相关寄寓文人如丁耀亢、孔尚任、张蠡秋在本地区戏曲活动的考证,部分海陵家族文人因戏曲产生的重要交游活动等进行考证等。首次稽考出泰州宫氏、海安张氏、如皋范氏等多个前人未见之文人家班,特别是关于泰州宫氏家族文人剧作《海岳圆传奇》和海安徐氏家族文人剧作《遗臭政绩碑传奇》及作者徐信家世、生平,《秣陵秋传奇》作者徐鹤孙生平与其他着述,以及泰州沈默父子对“海陵本”《桃花扇》的刊刻评阅,泰州高氏家族“三世藏曲、校曲”等方面的相关考证,均为学界新见,有裨于明清戏曲史相关领域的研究。综上所言,就家族文化与文学史、地域文化史和戏曲史而言,本文在以下方面取得了数点管窥之见:如提出对明清时期长江以北的“海陵地区”蔚为大观的文化家族,及其所取得家族文化成就应给予新评价;对该地区文化家族所主导、参与的为数甚多的各类戏曲活动,和所创造的辉煌的戏曲文化应给予新定位;对长期以来湮没无存的家族戏曲文化史料,特别是诸多的文人曲家、曲作和家班家乐,应视作戏曲史研究的新发现,对其价值给予新认识;对借助上述史料新发现,通过横向和纵向比较,力争对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文化活动进行新考证,对泰州和苏中地域文化、对江苏和江南文脉,对明清戏曲史等领域的研究作出新补充。本文主要内容分为绪论、主体和结语部分。绪论部分重点通过历史概念、地域空间和文化特征,从历史学、地理学、文化学、人类学及经济学等角度,对“海陵地区”地域空间的历史演变与地域文化的代表特征进行宏观论述,在此基础上,对本论文所提出的“海陵文化圈”进行内涵与外延的界定。第一章至第五章,主要通过对明清海陵文化家族地域与时代分布、文化类型与特质进行分析后,明确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戏曲文化特征。在此基础上,对该地区文化家族主要的戏曲活动、戏曲对文化家族形成与发展的作用、家族戏曲文化传承之目的等进行针对性的分析,说明文化家族戏曲文化特征的成因与影响。第六章至第十三章,选取明清“海陵地区”迄今尚未见专着或专文考述的13个具有时代和地域代表性的文化家族作为个案分析对象,具体考证和论述这些文化家族在戏曲创作与改编、戏曲表演、戏曲理论、戏曲文献、戏曲教育等方面的贡献。具体分为八章,包括泰州宫氏家族、泰州俞氏家族、泰州沈氏家族、泰州仲氏家族、泰州高氏家族、兴化顾氏家族、海安徐氏家族、兴化宗氏家族、如皋陈氏家族、靖江朱氏家族、如皋徐氏家族、如皋范氏家族等13个有着绵延数代戏曲文化传承的海陵望族的个案研究,侧重于家族文人所进行的戏曲创作和改编、表演或指导、观演和评阅、刊刻与收藏等戏曲活动的深入分析,以期进一步拓宽明清“海陵地区”地域文化研究领域的广度和深度,加深学界对“海陵地区”文化家族在戏曲领域所作贡献的认知。综上所言,本文力求通过对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文化多重关系的考证分析,详细说明本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活动的继承性与发展性、表演性和欣赏性、实践性和理论性、商业性和自娱性、宗族性和祭祀性、学术性和通俗性等方面的相关特征,探究“海陵地区”地域文化对本地区家族和戏曲文化发展的熏陶,以及家族文化和戏曲文化发展对地域文化繁荣的双向促进作用。同时,通过文化家族与戏曲关系的多个拓展性专题研究,进一步说明“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戏曲文化特征,改变传统戏曲史研究只重江南曲艺世家的定势思维,也期补上长期以来研究苏中地域戏曲史只论扬州剧坛,而忽略泰州、南通地区之短板,适应了苏中地域文化圈和“江南文化板块”再构建、再认识的迫切需求,有助于当下对明清家族文化史和戏曲史、泰州和苏中地域文化史、江苏和江南文脉研究等领域的深入。
姬海南[9]（2019）在《明清至民国时期蒲州地区的商业习俗文化研究》文中指出商业习俗作为民俗学尤其是经济民俗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它是人们在长期的商业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的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反映了商人的价值观念、心理态势和行为准则,并对商业行为有着较强的约束力。商业习俗不仅在过去,还是在商品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其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商业习俗实用功能的研究价值愈发凸显,其对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但是目前学术界关于商业习俗的研究仍然存在某些缺陷,比如缺乏高屋建瓴的学术理论指导,未形成一定的研讨气候,研究成果大多是对商业习俗的泛化描写,缺乏对古今商业习俗社会变迁的探讨等等。明清至民国时期蒲州商业的发展为商业习俗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还衍生出了许多与之相关的新的衣、食、住、婚丧、娱乐等习俗,对蒲州当地社会和俗民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研究这一时期蒲州地区的商业习俗有利于我们了解特定地域俗民的物质生产生活实践模式、社会风气和思维方式。有鉴于此,笔者选取明清至民国时期蒲州地区的商业习俗文化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将商业习俗置于特定的历史时空环境中展开相关研究,对明清至民国时期蒲州的商业习俗事象包括广告习俗、交易习俗、行会管理习俗、商业禁忌与祭祀习俗等进行系统描述和梳理,同时对这一时期蒲州商业习俗形成的历史时代背景、发展变迁等展开深入探讨,进而对蒲州商业习俗的文化内涵、时代价值意义进行概况和归纳。在完整的时空坐标中全面审视俗民群体所创造和传承的商业习俗活动,弥补以往研究中对俗民生活和精神关注的缺失。文章通过对蒲州地区相关商业习俗文化的深入描述,致力于建立较为完整的商业习俗文化的研究体系框架,填补相关方面的研究空白,同时极力发掘传统商业习俗文化的合理内核,以期对现代商业经营管理者有所裨益。论文主要由六部分构成。第一章绪论主要交待选题的目的和意义、研究现状、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及难点。第二章主要运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考察蒲州商业兴起和繁荣发展的历史,并对明清至民国时期蒲州商业发展及其习俗的社会变迁进行简要描述和分析。第三章至第五章综合运用民俗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着重探讨蒲州地区的商业经营习俗、交易习俗和行会管理习俗等,进而剖析蒲州商人的精神领域和蒲州商业习俗的内在演化过程。第六章探讨蒲州商业及其习俗对地方社会和俗民生活的影响。最后在文末结语处通过对社会转型时期蒲州商业习俗传承与变异形式的总结和归纳,分析其对当今中国商业发展的时代启示。
郑元凯[10]（2019）在《当代大学生公正观及其教育研究》文中认为公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理念,居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体地位,发挥着主导功能。大学生正处于个人道德水平发展与价值观生成的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公正价值取向逐渐成为道德判断的主要方面。当前,在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影响下,公正观缺失与行为失范等现象在大学生群体中时有发生,成为社会的问题聚焦。然而,大部分高校并未对大学生公正观教育给予足够重视,既缺少理论层面的深入探究,也缺乏实践层面的深度探索。面对这样的现实困境,文章以马克思主义公正观为理论指导,科学借鉴中西方公正思想的精华部分,构建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正观价值体系,提出了大学生公正观教育的基本理论与基本路径,以此回应大学生道德成长过程中的现实困惑,消解社会转型与文化激荡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困境。对当代大学生公正观及其教育进行系统性研究,应坚持学理性、政治性与实践性并重的原则,沿着理论溯源、现状审视、归因分析与实践探索这条逻辑主线层层深入。在理论溯源方面,文章通过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公正观及其中国化创新实践与中西方经典公正思想,从伦理准则、制度标准与道德规范三重维度阐述公正的多重意蕴;在现状审视方面,文章对省内部分高校在校生进行了问卷调查,从公正认知、公正情感、公正意识、公正行为与公正感受五个维度直击大学生公正观的现实状况,聚焦大学生公正观的偏差与大学生公正观教育的现实困境;在归因分析方面,文章通过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环境、高校内部环境以及学生成长环境三个层面的全面审视,深入洞察引发大学生公正观消极表现的问题起源与现实逻辑;在实践探索方面,文章依托价值观引导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厘定了大学生公正观教育的基本原则、目标引导、内容选择与主体职能。大学生公正观教育是一项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系统工程,应当坚持政治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识教育与道德教育相结合以及学校教育、社会教化、家庭教养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围绕深化公正认知、培养公正情感与公正意识、养成公正行为、改进公正评价四个目标有序推进;在公正观教育的核心内容选择上,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公正观为指导,将公正伦理观与社会活动领域的公正观与之有机结合,还必须依托我国具体实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正本质进行阐述。在大学生公正观教育的主体之中,高校应发挥主导作用,充分依托课程、组织、文化、网络、实践、心理等育人平台,不断创新方式方法,提升公正观教育的实效性;政府应当发挥制度保障作用,为大学生公正观教育提供政策支撑;家庭应当发挥亲缘优势,积极转变教养方式、端正家风,凝练家训,为大学生公正观生成持续注入养料。
二、先秦商家经营管理思想渊源初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先秦商家经营管理思想渊源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1）《扬州画舫录》画舫风物探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缘起 |
| 二、研究范畴、对象与相关概念界定 |
| 三、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方法与论述思路 |
| 第一章 《扬州画舫录》文献诠释 |
| 第一节 画舫录记 |
| 一、李斗生平 |
| 二、行旅历程 |
| 三、文心会友 |
| 第二节 历史背景 |
| 一、城池水系 |
| 二、盐商富庶 |
| 三、文化繁荣 |
| 四、天子南巡 |
| 五、社会风尚 |
| 六、方志编修 |
| 第三节 文献述考 |
| 一、版本辑要 |
| 二、版本考订 |
| 三、辑录实例 |
| 四、佐证考辩 |
| 第二章 画舫前缘——画舫陈迹演变探寻 |
| 第一节 “舫”的解字 |
| 一、“水”与“舟”的哲学 |
| 二、“方”“舟”解字 |
| 三、“舫”的象形会意 |
| 第二节 “舫”的由变 |
| 一、从“并木”到“并舟” |
| 二、“双体画舫”的产生 |
| 三、“舫”的内涵转变 |
| 第三节 画舫遗存 |
| 一、实物遗存 |
| 二、图像遗存 |
| 第四节 外籍载录 |
| 一、外籍友人访华游记 |
| 二、中外游船比较 |
| 第三章 扬州画舫——“画舫”的百态生活 |
| 第一节 扬州“舫”源 |
| 一、驳船改造 |
| 二、当地制造 |
| 三、域外引进 |
| 第二节 名号牌匾 |
| 一、画舫雅称 |
| 二、画舫舫扁 |
| 第三节 功能种类 |
| 一、座船与水上交通 |
| 二、御舟与天子南巡 |
| 三、酒船与湖上盛宴 |
| 四、灯船与湖上夜游 |
| 五、花船与扬州花市 |
| 六、歌船与笙歌戏曲 |
| 七、堂客船与清代女性 |
| 八、妓舸与小秦淮风月 |
| 九、龙船与龙船市 |
| 十、买卖船与湖上商业 |
| 十一、书画船 |
| 第四节 画舫形制 |
| 一、画舫之“形” |
| 二、画舫之“饰” |
| 三、画舫之“具” |
| 第五节 画舫游路 |
| 一、城门水关 |
| 二、画舫码头 |
| 三、景点聚集 |
| 第四章 画舫游事——与游人雅趣的互相映照 |
| 第一节 李斗游记 |
| 一、江园七夕夜游 |
| 二、秋思山房水行避暑 |
| 第二节 游事雅趣 |
| 一、画舫礼仪 |
| 二、画舫娱乐 |
| 三、游事服务 |
| 第三节 画舫交游 |
| 一、诗会雅集 |
| 二、湖上交游 |
| 三、湖上叫化 |
| 第四节 画舫泛游 |
| 一、西湖舟游 |
| 二、秦淮画舫 |
| 三、苏州画舫 |
| 第五章 画舫游“兴”——风物风貌的流变兴衰 |
| 第一节 画舫“市” |
| 一、“市”“会”习俗 |
| 二、花市、庙会与朝山进香游 |
| 三、百业竞驰 |
| 第二节 陆上画舫 |
| 一、造园中的“画舫”记载 |
| 二、从舫居到舫屋 |
| 三、别致陆地游 |
| 第三节 奢靡之游 |
| 一、清扬之“奢” |
| 二、上行下效与炫耀性消费 |
| 三、游宴奢靡 |
| 第四节 画舫禁游 |
| 第五节 画舫游衰 |
| 结语 |
| 附件一: 李斗行旅年谱 |
| 附件二: 《扬州画舫录》版本对照表 |
| 附录三: 《扬州画舫录》记载画舫相关内容一览表 |
| 附件四: 佐证文献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2）我国古代食品安全法规背后的食品安全问题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文献存在的不足之处 |
| 三、研究基本路径 |
| (一)研究基本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点 |
| 注释 |
| 第二章 我国古代食品安全的历史渊源及发展 |
| 一、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萌芽 |
| (一)原始时期出现了食物是否能吃的概念 |
| (二)礼与饮食的互相促进与发展 |
| (三)伴随饮食被重视而出现的食品安全观念 |
| 二、我国古代食品安全法规的历史演进 |
| (一)周朝时期的食品安全:市场能卖什么 |
| (二)秦汉时期的食品安全:违规要处罚 |
| (三)唐代的食品安全:皇室与民间法律不同 |
| (四)宋朝的食品安全:出现行会 |
| (五)明清时期的食品安全:出现检疫部门 |
| 注释 |
| 第三章 我国古代食品安全法规呈现出的食品安全问题 |
| 一、食品原材料的安全问题 |
| (一)原材料本身的毒性问题 |
| (二)渔猎方法不规范的问题 |
| (三)果实采摘时效性的问题 |
| 二、食品生产过程中的安全问题 |
| (一)制作方法的问题 |
| (二)储存与运输方式的问题 |
| (三)食禁与食忌的问题 |
| 三、食品贩卖过程中的问题 |
| (一)造假贩假问题 |
| (二)以次充好问题 |
| (三)掺假问题 |
| 注释 |
| 第四章 我国古代食品安全问题原因分析 |
| 一、科学技术层面 |
| (一)食品卫生知识尚未系统化 |
| (二)制作储存技术相对落后 |
| (三)检验检疫技术缺失 |
| 二、社会层面 |
| (一)社会环境重农抑商 |
| (二)官商勾结频发 |
| (三)公众轻视食品安全 |
| 三、政治层面 |
| (一)政府高压垄断 |
| (二)法律制定有漏洞 |
| (三)赋税制度不合理 |
| (四)官员选拔任用及管理不严格 |
| 注释 |
| 第五章 我国古代食品安全问题现代反思 |
| 一、古今食品安全情况对比 |
| (一)古今食品安全的共性问题 |
| (二)现代食品安全的新问题 |
| 二、现代食品安全问题解决对策 |
| (一)适当完善法律 |
| (二)加强检验方法和效率 |
| (三)利用社会舆论进行监督 |
| 注释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3）宋代铜镜纹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价值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宋代铜镜纹饰的发展演变 |
| 第一节 宋代铜镜纹饰考古学分期与特征 |
| 一、考古学研究中宋代铜镜纹饰的分期 |
| 二、考古学研究中宋代铜镜形制的分期 |
| 第二节 宋代铜镜纹饰的特征 |
| 一、宋代铜镜纹饰的题材特征 |
| 二、宋代铜镜纹饰的构图特征 |
| 三、宋代铜镜纹饰的装饰特征 |
| 第二章 花卉纹的图像形式与内容 |
| 第一节 花卉纹 |
| 一、牡丹纹 |
| 二、莲花纹 |
| 三、梅花纹 |
| 第二节 花卉纹的图式结构 |
| 一、缠枝花式结构 |
| 二、折枝花式结构 |
| 三、“小品”式结构 |
| 第三节 花卉纹对宋代花鸟画的模仿 |
| 第三章 凤鸟纹与龙纹的图像形式与内容 |
| 第一节 凤鸟纹 |
| 一、凤鸟纹 |
| 二、凤鸟纹的图式结构 |
| 第二节 龙纹 |
| 一、龙纹的图像形式 |
| 二、龙纹的图像内容 |
| 第四章 人物故事纹的图像形式与内容 |
| 第一节 仙人故事纹 |
| 一、龟鹤仙人纹 |
| 二、仙人斩蛟龙纹 |
| 三、达摩渡江纹 |
| 第二节 历史人物故事纹 |
| 一、许由巢父纹 |
| 二、王质观弈纹 |
| 三、唐明皇游月宫纹 |
| 第三节 民间故事纹 |
| 一、柳毅传书纹 |
| 二、牛郎织女纹 |
| 第四节 世俗生活类纹饰 |
| 一、海舶纹 |
| 二、婴戏纹 |
| 第五章 其他类型纹饰的图像形式与内容 |
| 第一节 几何纹 |
| 一、球路纹与龟背纹的发展演变 |
| 二、球路纹、龟背纹的仿藻井式结构 |
| 三、球路纹、龟背纹镜与建筑纹饰的关系 |
| 第二节 八卦纹 |
| 一、八卦纹的图像形式 |
| 二、八卦纹的符号化演变 |
| 第三节 牌记铭文镜 |
| 一、宋镜“牌记”的发展与形式 |
| 二、牌记铭文的内容 |
| 三、牌记中铸镜城镇的分布情况 |
| 第六章 宋代铜镜纹饰的“图像功能” |
| 第一节 墓葬中铜镜“使用空间”的界定 |
| 一、宋代墓葬中铜镜的使用特殊性 |
| 二、宋代铜镜的“使用空间”界定 |
| 第二节 墓顶挂镜的纹饰功能与意义 |
| 一、墓顶挂镜的基本情况与地域分布 |
| 二、墓顶铜镜纹饰的特殊性 |
| 三、铜镜纹饰与“访仙”隐喻 |
| 第三节 生活空间中铜镜的功能与意义 |
| 一、墓葬中的生活用镜 |
| 二、铜镜与日常生活 |
| 三、铜镜与镜像 |
| 第四节 宗教仪式中铜镜的功能与意义 |
| 一、铜镜纹饰与道教 |
| 二、铜镜纹饰与佛教 |
| 第五节 铜镜纹饰的“图像功能” |
| 一、装饰性 |
| 二、隐喻性 |
| 结语 |
| 附录1 宋代铜镜图录 |
| 附录2 宋代纪年墓出土铜镜表 |
| 参考文献 |
| 一、古代文献 |
| 二、现代文献 |
| 三、图录 |
| 四、考古发掘报告 |
| 五、期刊及硕博士学位论文 |
| 致谢 |
（4）宋代药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主要内容 |
| 四、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五、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宋代以前药业概述 |
| 第一节 秦汉时期的药物利用与流通 |
| 一、战国秦汉时期的药物认识及利用 |
| 二、秦汉时期的药物流通 |
| 第二节 魏晋隋唐时期的医药分家 |
| 一、医药分家的内涵及表现 |
| 二、医药分家与药业兴起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宋代药物的栽培与利用 |
| 第一节 宋代植物药栽培的新发展 |
| 一、栽培品种成倍增多 |
| 二、栽培方法改良更新 |
| 三、专业栽培的规模化发展 |
| 第二节 宋代动物药的选择及利用 |
| 一、动物药与“辰属”观念 |
| 二、常见动物药的利用 |
| 三、药物代用品的新探索 |
| 第三节 宋代矿物药补益功用的弱化 |
| 一、矿物药利用观念的变化 |
| 二、矿物药利用实践的积累 |
| 三、矿物药补益功效的替代——兼论黄耆“补药”地位的形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宋代药业的经营及管理 |
| 第一节 官府机构 |
| 一、皇室用药 |
| 二、药物储藏 |
| 三、官方制售 |
| 第二节 民间药肆 |
| 一、政府管理 |
| 二、地域发展 |
| 第三节 专门药市 |
| 一、形成特点 |
| 二、流通变化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宋代药商与行业发展 |
| 第一节 药商的社会形象 |
| 一、药商的指代名称 |
| 二、药商的行业形象 |
| 第二节 药商的行业活动 |
| 一、“药行”与“药市” |
| 二、药商的行业活动 |
| 第三节 药商的地域环境 |
| 一、北方药材的利用情况——以雄州一带为例 |
| 二、南方药市的区域特点——以长江流域为例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宋代士人与药业文化 |
| 第一节 种药建园 |
| 一、家宅种药 |
| 二、开辟药园 |
| 第二节 传方验方 |
| 一、传方 |
| 二、验方 |
| 第三节 助力佛道 |
| 一、道家祠观 |
| 二、佛家寺院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宋代对外药物贸易 |
| 第一节 宋与辽夏金的药物贸易 |
| 一、与契丹辽国 |
| 二、与党项夏国 |
| 三、与女真金国 |
| 第二节 宋与东南亚诸国的药物贸易 |
| 一、进口药物的种类 |
| 二、进口药物的地区交易 |
| 三、进口药物与岭南瘴疾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宋代药业兴盛的主要特征 |
| 二、宋代药业兴盛的主要原因 |
| 三、宋代以后的药业发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5）中日韩《孟子》学研究 ——以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1.1 中日韩《孟子》学研究背景 |
| 1.1.2 本文特点及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3.1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孟子》主旨之不同把握 |
| 1.3.2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天人关系之不同理解 |
| 第二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之学术特色 |
| 2.1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体现时代之思想 |
| 2.2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孟子》之推崇 |
| 第三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道”之异同及其意义 |
| 3.1 朱熹对“道”之理解 |
| 3.1.1 阴阳之气与自然秩序 |
| 3.1.2 “人之气”与“天地之气” |
| 3.2 伊藤仁斋对“道”之理解 |
| 3.2.1 对朱熹之“道”的批评 |
| 3.2.2 “道”至近至浅 |
| 3.2.3 “道”在人伦之间 |
| 3.3 丁若镛对“道”之理解 |
| 3.3.1 “道”是人伦之道 |
| 3.3.2 “天之主宰为上帝” |
| 3.4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之“道”的意义指向 |
| 3.4.1 朱熹之道贯通天人 |
| 3.4.2 伊藤仁斋人伦之道关注人间 |
| 3.4.3 丁若镛天道尊崇“上帝” |
| 3.4.4 “道”决定三家学问底色 |
| 第四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理”之异同及其意义 |
| 4.1 朱熹对“理”之理解 |
| 4.2 伊藤仁斋对“理”之理解 |
| 4.2.1 对朱熹之“理”的批评 |
| 4.2.2 “一元之气”为天道之全体 |
| 4.3 丁若镛对“理”之理解 |
| 4.4 “理”为三家分歧之根本 |
| 第五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理解之异同及其意义 |
| 5.1 朱熹《孟子集注》的特点 |
| 5.1.1 朱熹对《孟子》作者等问题之理解 |
| 5.1.2 朱熹对《孟子》主旨之把握 |
| 5.2 伊藤仁斋《孟子古义》的特点 |
| 5.2.1 仁斋对《孟子》作者等问题之理解 |
| 5.2.2 仁斋对《孟子集注》之继承与反驳 |
| 5.3 丁若镛《孟子要义》的特点 |
| 5.3.1 丁若镛对《孟子》作者等问题之理解 |
| 5.3.2 丁若镛对《孟子》主旨之把握 |
| 5.4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孟子》诠释之意义 |
| 第六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仁说之异同及其意义 |
| 6.1 朱熹对孟子仁说的理解 |
| 6.2 伊藤仁斋对孟子仁说的理解 |
| 6.2.1 仁只是爱,不是理 |
| 6.2.2 “仁”只在人伦之间 |
| 6.2.3 仁是公共之爱 |
| 6.3 丁若镛对孟子仁说的理解 |
| 6.3.1 仁是“人伦之成德” |
| 6.3.2 仁成于行事之后 |
| 6.4 孟子仁说反映三家思想之异同 |
| 第七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性善说之异同及意义 |
| 7.1 朱熹对孟子性善说的理解 |
| 7.1.1 朱熹“性即理”的理论来源 |
| 7.1.2 朱熹“性即理”的主要内容 |
| 7.1.3 朱熹“性即理”的地位及意义 |
| 7.2 伊藤仁斋对孟子性善说的理解 |
| 7.2.1 伊藤仁斋“性好恶说”的理论来源 |
| 7.2.2 伊藤仁斋“性好恶说”的主要内容 |
| 7.2.3 伊藤仁斋“性好恶说”的意义 |
| 7.3 丁若镛对孟子性善说的理解 |
| 7.3.1 丁若镛“性嗜好说”的理论来源 |
| 7.3.2 丁若镛“性嗜好说”的主要内容 |
| 7.3.3 丁若镛“性嗜好说”的意义 |
| 7.4 孟子性善说全面反映三家学问之异同 |
| 第八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不动心”之异同及其意义 |
| 8.1 朱熹对孟子“不动心”的理解 |
| 8.1.1 “道义”是“不动心”的根本 |
| 8.1.2 “知言”即是“知道” |
| 8.1.3 “浩然之气”是“不动心”之襄助 |
| 8.2 伊藤仁斋对孟子“不动心”的理解 |
| 8.3 丁若镛对孟子“不动心”的理解 |
| 8.4 以孟子“不动心”蠡测三家儒学思想 |
| 第九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仁政说之异同及意义 |
| 9.1 朱熹对孟子仁政说的理解 |
| 9.1.1 不忍人之心与不忍人之政 |
| 9.1.2 一正君心而国定 |
| 9.2 伊藤仁斋对孟子王道说的理解 |
| 9.2.1 “生生之德” |
| 9.2.2 “君为民之父母”与“与民偕乐” |
| 9.2.3 “慈爱为仁”与“仁政”说 |
| 9.2.4 仁斋论教育 |
| 9.3 丁若镛对孟子仁政的理解 |
| 9.3.1 举用贤才与理财丰产 |
| 9.3.2 教化与道心 |
| 9.4 以孟子仁政说管窥三家儒学思想 |
| 结语:中日韩三国《孟子》学研究及其意义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日本义利思想的管理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课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同类课题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
| (一)国内研究趋势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及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四、本文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一)本文的创新点 |
| (二)难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日本义利思想基本内涵及其思想渊源 |
| 第一节 日本义利思想基本内涵 |
| 一、“义”的基本内涵 |
| 二、“利”的基本内涵 |
| 三、义利之辩的实质分析 |
| 第二节 日本义利思想的渊源 |
| 一、中国儒家思想与日本义利思想 |
| 二、日本民族文化与日本义利思想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日本义利思想的逻辑体系与特质 |
| 第一节 日本义利思想的逻辑体系 |
| 一、义利融合到以义制利 |
| 二、义利合一到利即是义 |
| 三、“利他”的核心主旨 |
| 第二节 日本义利思想的基本特质 |
| 一、思想的继承性与时代的演进性相统一 |
| 二、思想的移植性与本民族国民性相统一 |
| 三、儒教伦理与资本主义近代化相统一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日本义利思想的管理价值体现 |
| 第一节 日本义利思想对日本的管理实践价值 |
| 一、“家内和合”组织文化管理的价值基础 |
| 二、“以人为本”人力管理理念的价值依据 |
| 三、质量管理体系日本流行的思想原因 |
| 四、“新成本主义”管理理念的价值根基 |
| 第二节 日本义利思想对中国管理实践的借鉴价值 |
| 一、管理理念建设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培育 |
| 二、管理者组织文化哲学建设的作用发挥 |
| 三、中国式管理理念与管理模式建构的经验借鉴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汉语“V/A+PP”跨层结构的演化趋势与表达功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由与研究对象 |
| 0.1.1 选题缘由 |
| 0.1.2 研究对象 |
| 0.2 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
| 0.2.1 研究现状 |
| 0.2.2 研究意义 |
| 0.3 研究目标与研究方法 |
| 0.3.1 研究目标 |
| 0.3.2 研究方法 |
| 0.4 语料来源与文章体例 |
| 0.4.1 语料来源 |
| 0.4.2 文章体例 |
| 上编“V/A+PP”跨层结构及其演化研究 |
| 第一章 “V/A+PP”构造的性质、类别与功用 |
| 1.1 结构性质与构造特点 |
| 1.1.1 “P”居中 |
| 1.1.2 结构特点 |
| 1.2 介词类别与虚化差异 |
| 1.2.1 介词分类与虚化程度 |
| 1.2.2 词性归类与类别判断 |
| 1.3 内部牵制与性质功用 |
| 1.3.1 谓词音节 |
| 1.3.2 性质与功用 |
| 1.4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从共时角度看“A在”的演化发展与重构 |
| 2.1 语法层次与附缀结构 |
| 2.1.1 内部层次 |
| 2.1.2 附缀结构 |
| 2.2 拷贝构式与构式成分 |
| 2.2.1 结构模式 |
| 2.2.2 成分选择 |
| 2.2.3 语法特征 |
| 2.3 “好在”的再演化与诱因 |
| 2.3.1 情态化 |
| 2.3.2 关联化 |
| 2.3.3 演化成因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汉语“(V)自”的附缀化及其“于”的叠加式 |
| 3.1 构成性质与结构功能 |
| 3.1.1 单音节词 |
| 3.1.2 双音节词 |
| 3.1.3 语义特征 |
| 3.1.4 句法功能 |
| 3.2 词汇化过程及成因 |
| 3.2.1 词汇化过程 |
| 3.2.2 词汇化成因 |
| 3.3 介词叠加与叠加效应 |
| 3.3.1 “V自+于” |
| 3.3.2 “V于+自” |
| 3.3.3 产生诱因与叠加作用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V/A乎 NP”的演化方式与转化结果 |
| 4.1 内部功能与结构转化 |
| 4.1.1 介引功能与宾语扩大 |
| 4.1.2 线性组合与结构转化 |
| 4.2 韵律制约与词汇化等级 |
| 4.2.1 单音节到双音节 |
| 4.2.2 虚化梯度及其词汇化 |
| 4.3 词汇化成因及演化趋势 |
| 4.3.1 演化动因与成词机制 |
| 4.3.2 发展趋势与演化结果 |
| 4.3.3 从附缀化到零形化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V双+向/往+NP”的演化趋势与结果 |
| 5.1 内部结构与宾语类别 |
| 5.1.1 结构方式 |
| 5.1.2 类别性质 |
| 5.1.3 体标记后附 |
| 5.2 结构转变与演化结果 |
| 5.2.1 附缀化与零形化 |
| 5.2.2 及物化历程 |
| 5.3 演化成因与发展缘由 |
| 5.3.1 介词虚化 |
| 5.3.2 音步制约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V+往+NP”的构造特征及“V往”的词汇化 |
| 6.1 成分性质与语义特征 |
| 6.1.1 组成性质与内部构造 |
| 6.1.2 音节形式与语义特征 |
| 6.1.3 宾语变化与范围扩展 |
| 6.2 结构转化与位移变动 |
| 6.2.1 连动而述补 |
| 6.2.2 述补而述宾 |
| 6.2.3 现实位移与虚拟位移 |
| 6.3 词汇化与内部脱落 |
| 6.3.1 成词趋势与时体标记 |
| 6.3.2 成分脱落与音步和谐 |
| 6.3.3 成词动因与脱落结果 |
| 6.4 本章小结 |
| 下编“V/A+PP”跨层结构的再演化研究 |
| 第七章 “V/A+PP”构造的演化趋势、发展结果及动因机制 |
| 7.1 构造发展与演化趋势 |
| 7.1.1 结构特性与演化趋向 |
| 7.1.2 及物化与词根化 |
| 7.1.3 附缀结构与附着叠加 |
| 7.1.4 构式化与关联化 |
| 7.2 演化动因与机制 |
| 7.2.1 跨层结构重组 |
| 7.2.2 韵律音步 |
| 7.2.3 语言表达经济性 |
| 7.2.4 语用需求强化 |
| 7.3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从跨层到副词:“难于”的演化历程与表达功用 |
| 8.1 性质特征与句法分布 |
| 8.1.1 跨层短语“难于” |
| 8.1.2 粘宾动词“难于” |
| 8.1.3 副词性“难于” |
| 8.2 结构演化与表达功能 |
| 8.2.1 行域到知域 |
| 8.2.2 委婉否定 |
| 8.3 词化历程与演化机制 |
| 8.3.1 成词过程 |
| 8.3.2 演化机制 |
| 8.3.3 鉴别标准 |
| 8.4 从述宾到状中 |
| 8.4.1 副词化趋势 |
| 8.4.2 副词化梯度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看在X的份(面/分)上”的构式化及其发展 |
| 9.1 构式特征与构式语义 |
| 9.1.1 内部组件与位置分布 |
| 9.1.2 构式语义与语用功能 |
| 9.2 体标记的鉴定证明 |
| 9.2.1 词性判定 |
| 9.2.2 动介共存 |
| 9.3 词化过程与成词诱因 |
| 9.3.1 跨层结构 |
| 9.3.2 成词诱因 |
| 9.4 本章小结 |
| 第十章 “给以”“予以”的词汇化过程及其动因与机制 |
| 10.1 句法功能与语义特征 |
| 10.1.1 语法特征 |
| 10.1.2 虚化程度 |
| 10.1.3 语义特征 |
| 10.2 宾语的种类特性与指称化 |
| 10.2.1 宾语种类 |
| 10.2.2 指称化宾语 |
| 10.2.3 宾语特性 |
| 10.3 发展历程与演化成因 |
| 10.3.1 演化过程与词义虚化 |
| 10.3.2 结构省缩与配合共现 |
| 10.3.3 配合使用与共现搭配 |
| 10.4 使用语体与表达功效 |
| 10.4.1 使用语体 |
| 10.4.2 表达功效 |
| 10.5 本章小结 |
| 第十一章 “不外乎”的主观评注功能及其发展 |
| 11.1 句法位置与后续成分 |
| 11.1.1 句法位置 |
| 11.1.2 组合倾向 |
| 11.1.3 后续宾语 |
| 11.2 语义特征与情态功能 |
| 11.2.1 语义特点的多样化 |
| 11.2.2 表达功能的情态化 |
| 11.3 发展历程与演化诱因 |
| 11.3.1 词汇化过程 |
| 11.3.2 功能虚化 |
| 11.3.3 演化机制 |
| 11.4 叠加用法 |
| 11.5 本章小结 |
| 第十二章 从“限于”到“仅限”的词汇化与再演化* |
| 12.1 演化过程与成词动因 |
| 12.1.1 固化成词 |
| 12.1.2 成词动因 |
| 12.1.3 动词虚化 |
| 12.2 限定强调与形成原因 |
| 12.2.1 前加限定 |
| 12.2.2 凸显强调 |
| 12.3 表达功用与发展演化 |
| 12.3.1 语用功能 |
| 12.3.2 “于”的零形化 |
| 12.3.3 配合使用 |
| 12.4 本章小结 |
| 结语和余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本论文的提出及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目标与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文献回顾与研究概况——研究综述 |
| 第一章 “海陵地区”的历史演变与文化特征 |
| 第一节 “海陵地区”的历史概念 |
| 第二节 “海陵地区”的地域空间 |
| 第三节 “海陵地区”的地域文化 |
| 第四节 “海陵文化”的戏曲特征 |
| 第二章 明清“海陵地区”的文化家族 |
| 第一节 源远流长的中国家族文化 |
| 第二节 明清“海陵地区”的家族文化 |
| 第三节 明清“海陵地区”的文化家族 |
| 第四节 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艺文传统 |
| 第三章 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戏曲活动 |
| 第一节 海陵文化家族的戏曲创作 |
| 第二节 海陵文化家族的戏曲批评 |
| 第三节 海陵文化家族的戏曲表演 |
| 第四章 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文化繁荣的原因 |
| 第一节 特殊政治因素的影响 |
| 第二节 人文地理环境的影响 |
| 第三节 教育科举文化的影响 |
| 第四节 泰州学派思想的影响 |
| 第五节 家族婚姻关系的影响 |
| 第六节 家族文人交游的影响 |
| 第五章 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活动的影响 |
| 第一节 对戏曲创作的影响 |
| 第二节 对戏曲表演的影响 |
| 第三节 对戏曲传播的影响 |
| 第六章 “望族之首曲乐传”——泰州宫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一节 泰州宫氏世系 |
| 第二节 宫氏家族文人与戏曲 |
| 第三节 宫敬轩与《海岳圆传奇》 |
| 第七章 “俞家声伎甲江南”——泰州俞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一节 俞氏家族世系与民族属性 |
| 第二节 清代泰州俞氏家族文人群 |
| 第三节 俞氏家班的演剧与文人题咏 |
| 第八章 “寒儒子弟作佳剧”——兴化顾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一节 兴化顾氏世系与戏曲家顾麟瑞 |
| 第二节 顾麟瑞的交游与着述 |
| 第三节 顾麟瑞的戏曲创作 |
| 第九章 “兄弟曲家竞风流”——泰州仲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一节 泰州仲氏家族世系与文人群 |
| 第二节 仲振奎生平与戏曲创作 |
| 第三节 仲振履生平与戏曲创作 |
| 第十章 “父子接力刻巨着”——泰州沈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一节 泰州沈氏与“海陵本”《桃花扇》的刊刻 |
| 第二节 沈默的家世与生平 |
| 第三节 沈氏家族文人刊刻评阅《桃花扇》的原因 |
| 第十一章 “三代藏曲留后世”——泰州高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一节 高岱瞻的家世与生平 |
| 第二节 高氏家族的藏曲与校曲 |
| 第三节 高氏家族的三峰园演剧 |
| 第十二章 “叔侄分别谱传奇”——海安徐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一节 海安徐氏世系与徐信、徐昫生平 |
| 第二节 海安徐氏家族文人群 |
| 第三节 徐信与《遗臭碑政绩传奇》 |
| 第四节 徐鹤孙与《秣陵秋传奇》 |
| 第十三章 “海陵世家演氍毹”——其他文化世家与戏曲 |
| 第一节 兴化宗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二节 如皋陈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三节 靖江朱氏家族与戏曲 |
| 第四节 如皋徐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五节 如皋范氏家族与戏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9）明清至民国时期蒲州地区的商业习俗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目的和意义 |
| 1.2 本文的研究时间、区域以及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商业习俗文化的相关研究 |
| 1.3.2 蒲州商业习俗文化的相关研究 |
| 1.4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 |
| 1.5 本文研究的创新之处及难点 |
| 2 明清至民国时期蒲州商业及其习俗的社会变迁 |
| 2.1 蒲州商业兴起和发展的原因 |
| 2.1.1 自然地理环境因素 |
| 2.1.2 社会人文历史因素 |
| 2.2 明清至民国时期蒲州商业的发展概况 |
| 2.2.1 明初—清中叶:蒲州商业的兴盛与发展 |
| 2.2.2 清中叶—20 世纪初:蒲州商业曲折发展,由盛转衰 |
| 2.2.3 “十年省政建设时期”:蒲州商业出现短暂繁荣 |
| 2.2.4 抗日战争时期:蒲州商业全面衰败,退出历史舞台 |
| 2.3 蒲州商业发展及其习俗的社会变迁 |
| 2.4 小结 |
| 3 明清至民国时期蒲州商业的经营习俗 |
| 3.1 蒲州商业广告习俗 |
| 3.2 蒲州商号店铺的经营之道 |
| 3.2.1 知人善任,量才录用 |
| 3.2.2 热情待客,服务周到 |
| 3.2.3 生产销售,经营有方 |
| 3.2.4 号规严格,赏罚分明 |
| 3.3 小结 |
| 4 明清至民国时期蒲州商业的交易习俗 |
| 4.1 集市庙会习俗 |
| 4.2 货币流通习俗 |
| 4.2.1 当铺 |
| 4.2.2 钱庄 |
| 4.2.3 近代银行 |
| 4.3 小结 |
| 5 明清至民国时期蒲州商业的行会管理习俗 |
| 5.1 蒲州传统商业行会组织 |
| 5.1.1 业缘组织:行会与公所 |
| 5.1.2 地缘组织:商帮与会馆 |
| 5.2 由行会向近代商会的过渡 |
| 5.3 蒲州商业行会组织的信仰与禁忌 |
| 5.4 小结 |
| 6 蒲州商业及其习俗对地方社会的影响 |
| 6.1 引起了蒲州人口数量的增长和职业结构的改变 |
| 6.2 引领了社会风尚的变化 |
| 6.2.1 经商之风的盛行 |
| 6.2.2 儒贾之风的盛行 |
| 6.3 促进了地方特色民俗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
| 6.3.1 带来了服饰、饮食、建筑、婚丧等习俗的多样化 |
| 6.3.2 “商路即戏路”:推动了蒲剧的产生与繁荣 |
| 6.4 大力扶持社会公益事业 |
| 6.4.1 推动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 |
| 6.4.2 广泛参与社会慈善活动 |
| 6.4.3 修筑公共基础设施,积极维护地方治安 |
| 6.5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
| 附录B |
| 附录C |
| 附录D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当代大学生公正观及其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有待解决的问题 |
| 第一章 公正观的思想渊源 |
| 第一节 我国传统文化视域下的公正思想 |
| 一、以规范君主执政理念为中心的公正思想 |
| 二、以构建良好社会制度为中心的公正思想 |
| 三、以实现个人高尚品德为中心的公正思想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公正思想 |
| 一、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公正思想的方法论原则 |
| 二、对资本主义形式公正的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公正思想的立论依据 |
| 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公正的价值旨归 |
| 四、公正的社会制度是共产主义的题中之义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公正思想中国化的创新发展 |
| 一、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公正的不懈追求 |
| 二、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推动社会公正的生动实践 |
| 三、新时代历史方位下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公正的创新解读 |
| 第四节 国外学术界具有代表性的公正思想 |
| 一、亚里士多德的“应得”公正论 |
| 二、罗尔斯的制度公正论 |
| 三、现代社群主义者的“共同体”公正论 |
| 四、阿马蒂亚·森的具体公正论 |
| 第二章 公正与公正观的应有之义 |
| 第一节 公正的多重意蕴 |
| 一、公正是一定社会形态下具有正当性的伦理准则 |
| 二、公正是评价社会制度的基本依据 |
| 三、公正是个人美德的具体体现 |
| 第二节 公正观的内涵与呈现 |
| 一、公正观的内涵 |
| 二、公正观的表现形式 |
| 第三节 开展大学生公正观教育的现实意义 |
| 一、大学生公正观教育是一项重大的时代课题 |
| 二、大学生公正观教育是大学生自身成长成才的客观需要 |
| 三、大学生公正观教育能够进一步丰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话语体系 |
| 第三章 当代大学生公正观现状审视 |
| 第一节 当代大学生公正观调查设计 |
| 一、调查问卷设计思路与基本结构 |
| 二、调查对象选取及其基本特征 |
| 三、调查的统计方法 |
| 第二节 当代大学生公正观调查的数据统计 |
| 一、大学生公正认知调查结果统计 |
| 二、大学生公正情感调查结果统计 |
| 三、大学生公正意识调查结果统计 |
| 四、大学生公正行为调查结果统计 |
| 五、大学生公正感受调查结果统计 |
| 第三节 当代大学生公正观的积极表现 |
| 一、大学生公正认知水平总体稳定 |
| 二、大学生普遍具有较强的正义感 |
| 三、大部分大学生针对社会公正问题的立场端正 |
| 四、大部分大学生公正行为表现积极向上 |
| 第四节 当代大学生公正观的问题聚焦 |
| 一、部分大学生对公正的认知有所偏差 |
| 二、部分大学生公正观受到逐利意识的影响 |
| 三、部分大学生的公正意识与公正行为存在情境差异 |
| 四、部分大学生维护社会公正的行为缺乏理性 |
| 五、部分大学生对当前社会公正状况的评价较为偏激 |
| 六、部分大学生对社会公正态度冷漠 |
| 第四章 引发当代大学生公正观偏差的主要诱因 |
| 第一节 引发大学生公正观偏差的经济因素 |
| 一、社会财富分配不均 |
| 二、经济主体行为失范 |
| 三、社会逐利意识增强 |
| 第二节 引发大学生公正观偏差的政治因素 |
| 一、官员违法违纪现象偶有发生 |
| 二、司法监管机制有待完善 |
| 三、公民政治参与度略显不足 |
| 第三节 引发大学生公正观偏差的社会环境因素 |
| 一、生存压力攀升引致心态失衡 |
| 二、社会阶层固化形成身份差异 |
| 三、舆论引导失当激化非理性行为 |
| 第四节 引发大学生公正观偏差的文化因素 |
| 一、传统文化窠臼残存 |
| 二、错误社会思潮侵袭 |
| 三、劣质文化产品供给 |
| 第五节 引发大学生公正观偏差的高校教育因素 |
| 一、大学生公正观教育的定位不清 |
| 二、大学生公正观教育的主体不明 |
| 三、大学生公正观教育的内容陈旧、方法单一 |
| 四、高校自身公正环境缺场 |
| 五、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缺乏人文关怀 |
| 第六节 引发大学生公正观偏差的个体因素 |
| 一、对网络高度依赖致使大学生缺乏理性思考 |
| 二、生活条件大幅改善导致大学生欠缺奋斗精神 |
| 三、家庭环境缺乏公正理念影响大学生公正观初始养成 |
| 第五章 当代大学生公正观教育的原则与目标 |
| 第一节 大学生公正观教育的原则解析 |
| 一、坚持政治性与科学性相统一 |
| 二、坚持理论传授与实践感悟相统一 |
| 三、坚持知识教育与道德教育相统一 |
| 四、坚持学校教育、社会教化、家庭教养相统一 |
| 第二节 大学生公正观教育的目标导引 |
| 一、端正公正认知 |
| 二、培育公正情感与公正意识 |
| 三、养成公正行为 |
| 四、改进公正感受 |
| 第六章 当代大学生公正观教育的内容选择 |
| 第一节 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公正观 |
| 一、把握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 |
| 二、正确理解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 |
| 三、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公正观 |
| 第二节 道德指引:公正伦理观 |
| 一、平等观教育 |
| 二、义利观教育 |
| 三、“应得”观教育 |
| 第三节 国情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正之维 |
| 一、全面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公正所向 |
| 二、准确把握新时代历史方位下对社会公正的理论创新 |
| 第四节 现实延伸:具体场域下的公正观 |
| 一、经济公正观教育 |
| 二、政治公正观教育 |
| 三、法治公正观教育 |
| 四、网络公正观教育 |
| 第七章 当代大学生公正观教育的实践指向 |
| 第一节 搭建大学生公正教育的主要渠道 |
| 一、夯实认知基础,建设大学生公正观教育的课程体系 |
| 二、强化情感认同,推动公正观教育融入大学生日常教育之中 |
| 三、紧贴生活场域,打造大学生公正观教育的网络阵地 |
| 四、倡导知行合一,丰富大学生公正观教育的实践感悟 |
| 五、平复失调心态,加强大学生消极公正观的心理调试 |
| 第二节 丰富大学生公正观教育的方式方法 |
| 一、以知识讲授巩固公正观教育的理论基础 |
| 二、以思想灌输提升公正观教育的话语公信 |
| 三、以隐性教育推动公正观教育的资源整合 |
| 四、以情境构建强化公正观教育的情感体验 |
| 第三节 强化大学生公正观教育的文化附着 |
| 一、打造具有公正价值导向的文化载体 |
| 二、开展具有“仪式感”的主题文化活动 |
| 三、树立公道正派的先进典型 |
| 第四节 优化大学生公正观教育的社会环境 |
| 一、营造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 |
| 二、营造共享共创的民生环境 |
| 三、营造良法善治的法治环境 |
| 四、营造风清气正的文化环境 |
| 第五节 增强大学生公正观教育的家庭熏陶 |
| 一、转变基本教养方式 |
| 二、树立良好家风家训 |
| 三、提升父母教育能力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四、先秦商家经营管理思想渊源初探（论文参考文献）
- [1]《扬州画舫录》画舫风物探考[D]. 刘畅.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1)
- [2]我国古代食品安全法规背后的食品安全问题探究[D]. 张雨墨.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3]宋代铜镜纹饰研究[D]. 杨夏薇.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4]宋代药业研究[D]. 杨小敏. 河北大学, 2020(03)
- [5]中日韩《孟子》学研究 ——以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为中心[D]. 王岩. 山西大学, 2020(12)
- [6]日本义利思想的管理价值研究[D]. 蔡颖. 黑龙江大学, 2020(05)
- [7]汉语“V/A+PP”跨层结构的演化趋势与表达功用研究[D]. 杜可风.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8]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研究[D]. 钱成.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1)
- [9]明清至民国时期蒲州地区的商业习俗文化研究[D]. 姬海南.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6)
- [10]当代大学生公正观及其教育研究[D]. 郑元凯.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