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农村统计进行县级综合抽样调查改革的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祝洪章[1]（2021）在《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研究》文中提出农村土地流转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问题,具有鲜明效率维度的价值追求和经济属性。立足中国特殊国情、农情,耕地流转问题不单纯是经济效率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在自发演化力量和有意识构建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具有自身特定的演进规律。我国现行耕地“三权分置”改革就是考虑到耕地流转的多重属性,通过权利分层方式,兼顾耕地社会属性、意识形态属性和经济属性。这是理解当下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问题的前提,是耕地经营权流转的制度环境。主流经济学推崇的简约理论模型的研究范式在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研究上存在明显的缺陷。本文结合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理论研究方法,从历史演进规律、制度逻辑的宏观视角,顺推制约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的制度环境因素;从制度目标、制度机制的应然预设与流转运行和流转制度经济影响绩效实然状态的差异,逆推权利结构设计和流转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最终,针对问题成因提出优化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的对策建议。本文分析了建国至今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历程和演化规律,提出农地产权制度存在制度价值复合化取向,呈现渐进、路径依赖式演化模式,具有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相结合,服务于国家城乡关系的国家意志等发展演进规律。“三权分置”改革以农户分化发展的社会现实为背景,遵循了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演进的历史规律,依托多重制度逻辑框架,将“系统观念、底线思维”作为多重逻辑兼容的指引,通过“地权细分”为多重逻辑兼容共存提供载体,通过“走廊调控”方式为多重制度逻辑兼容提供机制,通过增量改革和绩效提升为多重逻辑兼容共存提供动力。经营权流转制度是以经济绩效为主导逻辑的农地产权交易制度,相关的政策制定和立法近年取得较大发展。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目标主要是优化耕地资源配置、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同时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保障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实现以上预设功能,国家通过激励机制、约束机制、稳定机制三种制度机制综合推进流转改革。激励机制包括鼓励主体分流、客体强权赋权和完善流转交易市场体系等;约束机制包括设立农地集体所有的制度红线、流转用途红线、农民权利保护红线等;稳定机制包括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加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等。本文在系统梳理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规模、流转主体、流转方式、流转合约、流转价格、流转效力等发展状况的基础上,从宏观时空角度,运用LMDI法分析了耕地经营权流转的主要影响因素;从微观农户行为角度,基于农户流转规模决策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流转决策行为的主要因素和农户耕地福利保障效应、农户耕地禀赋效应以及农户政策感知、预期与反馈效应等对流转决策的影响。对照流转制度功能目标定位,本文分别分析了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耕地配置绩效、生产效率绩效、粮食安全保障绩效。研究发现,虽然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耕地配置效率,但面积和地块细碎化和耕地撂荒等问题依然存在;耕地流转制度提升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但对流转双方、全国区域间影响存在较强的异质性;现有耕地流转制度对流转“非农化”“非粮化”抑制效果不佳,经济发达地区的流转“非农化”明显,非粮食主产区流转“非粮化”明显,粮食主产区也存在流转“非粮化”趋势。依循“制度环境-制度逻辑-制度功能-制度机制-制度绩效”分析脉络,本文得出了我国城乡融合发展进程和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进程的渐进性约束了流转制度绩效发挥的结论;根据“产权结构-行为激励与约束-制度绩效”分析脉络,本文得出了耕地“三权”赋权方案不确定性、立法内容与技术缺陷影响了流转制度绩效发挥的结论;根据“制度交易成本”分析,本文得出了农户政策认知弱、流转交易平台建设滞后、交易监管薄弱、交易信息化程度低等因素增加了制度交易成本,造成流转制度绩效损失的结论。针对制度环境,本文提出耕地经营权流转应与农业非农转移、城市及乡村非农产业吸纳能力、农业技术进步水平及农业社会化服务等相适应发展,加快协同配套进程推进。针对赋权环节,本文建议应捋顺三权关系,采取“所有权-承包权（成员权）-经营权（用益物权）”的赋权路径,完善立法以减轻经营权非经济属性功能负荷;针对流转制度运行,本文提出从规模化思路、政策指导、主体培育、市场体系建设等方面持续降低经营权流转制度交易成本,提高流转制度效能。
黄润青[2]（2020）在《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文中指出长期以来,学术界更侧重于集体化时期的乡村被“国家化”的一面,直到1980年代的农村改革之后,相关研究虽再次确立乡村的主体地位,但是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和发展策略却被或多或少有所忽略。当以乡村为研究视角时,可以发现国家对乡村的主导并不能完全取代乡村的主体意识,也抹杀不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相反,国家权力的下沉,造就了乡村社会强势的公共权力。山东朱村的半个世纪发展历程和社会变迁表明,乡村社会有其独特的生存规则、价值取向,及其对国家权力的集体应对方式。国家与乡村的“二元对立”的解释模式,一定程度上矮化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和主体意识。1949年以来,朱村的核心问题是人口增长和人地失衡,朱村要面临其带来的资源短缺、家庭贫困、人际关系紧张等一系列问题。1960年代朱村的出生率高于全省平均值,人口暴增,加之水利工程占地,使得朱村的人地冲突问题更为严重。人口的增长与家庭的核心化致使家庭的劳动力比重减少,从而使家庭个体的经济收入和抗风险能力降低。公共资源的紧缺与家庭负担的增大,使朱村村民更加依赖于通过国家建构的集体权力。集体对资产、农产品的支配权,成为乡村公共权力的支点和集体行动的基础。一方面,乡村的组织化、单位化,缩小了村民生活、生产的距离,从而给乡村社会留下了自我管理的空间;另一方面,人地关系的失衡、资源的短缺,也迫使朱村不断地在国家经济体制框架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借以维系生存和寻求发展。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是依靠国家在乡村建立的党政组织基础上实现的。干部是乡村公共权威的直接代表,同时又区别于国家代理人、乡村保护者。干部个人的家庭背景、出身、经历等因素,成为其行为选择的重要原因。朱村在抗战时期即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政权,1949年之后的干部群体基本是革命时期中共党员、干部群体的延续。朱村作为人口众多的主姓村庄,更能体现出国家权力运作和内生的社会关系网络交叠、博弈的复杂性。在乡村与国家博弈和双向渗透的过程中,乡村社会内生的家族、血缘关系对乡村政治产生重要影响,朱村新任干部的血缘关系网络愈加清晰。乡村社会存在多层次、多维度的利益主体,村民以“己”为出发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和“私人的道德”。“公”与“私”的界限是集体管理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国家主导下的制度建设、内生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个体的理性行为选择共同维系着乡村社会秩序。朱村人口众多,其秩序的维系依赖于制度和规则,这既是国家意志在乡村社会的体现,也符合乡村社会生存逻辑。而且,在绝大多数村民不具备向村外发展的能力时,村民维护其自身利益的同时必然会对管理者进行监督,相比于国家的权力制约,乡村社会内部的制约往往更具常规和有效。集体化时期分配制度的“平均主义”,并不是导致生产效率的低下的全部因素,以工分制为基础的分配制度也不能囊括乡村贫困的原因。集体化时期普遍贫穷的状态使乡村社会依靠生存伦理和互惠原则,并将分配制度推向“平均主义”方向。但是,所谓的“平均主义”是以家庭劳动力再生产作为“道义经济”契约的担保。集体化制度的问题并不在于集体经营效率的低下,而在于人口与制度的悖论使乡村无法突破人地冲突的困局,从而导致“过密化”生产愈发严重。作为生产单位的乡村,是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内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人多地少的困境,朱村的首要目标是生存,其次是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并不能完整覆盖农业生产的全过程,乡村社会利用其受限的自主权和可掌控的“边缘地带”,围绕着“生存”和“发展”不断努力,其中既包括以“反行为”方式呈现的生产劳动和生活需求,也包括朱村在农业生产规划、劳动力分配、农业机械化发展和集体权利的维护等方面所呈现出的经济理性和自主意识。为解决生产“内卷化”的问题,朱村规划集体副业、林业的生产,鼓励村民从事建筑、运输等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朱村种植业集体经营的单位面积产出不低于自留地。“集体”并不仅仅是国家权力下延在乡村社会的代表,同时是作为乡村社会利益的角色代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因为土地资源的紧缺,朱村的劳动力逐渐走向市场。与此同时,朱村利用集体化时期的公共积累发展村办企业,农民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公共权力削减,村民的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距离拉大,集体行为的逻辑也慢慢失去其根基。转型期内乡村社会的地方性规则和市场化的发展使乡村管理者具备了利益交换的可能。村民选择向外发展,从而在乡村的公共事务上主动退让。乡村社会中既涵盖个人逻辑、集体逻辑和国家逻辑之间的冲突和博弈,也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契合和渗透。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并不限于农民的“反行为”。朱村的历史变迁表明,无论是集体化时期还是改革时期,国家权力不能替代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朱敏[3]（2020）在《新时期国家扶贫政策减贫效应研究 ——以三峡库区为例》文中提出贫困问题是关乎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性难题。如何消除贫困一直是世界各国家共同关心的问题。消除绝对贫困是实现我国共享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措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已吹响了消灭绝对贫困的冲锋号,旨在帮助农村贫困人口（贫困地区）通过发展摆脱贫困。2011年12月6日,国务院扶贫办正式发布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纲要》指出,我国的扶贫进入了巩固温饱成果,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新阶段,并以此制定了我国新时期扶贫政策。我国新时期扶贫政策是,到2020年底,要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基本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的实现。贫困地区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扭转地区发展扩大的趋势。关注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三峡库区是我国深度贫困地区,它横跨秦巴山区和武陵山区两大贫困片区,自然条件恶劣,生产方式相对落后,生活水平不高。新时期国家扶贫政策逐年加大了对三峡库区这些深度贫困地区的扶持强度,旨在使这些地区在2020年底以前脱贫。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将致力于科学回答如下问题:（1）如何构建国家扶贫政策减贫效应评估的分析框架?（2）如何构建新时期国家扶贫政策变量的测度指标?（3）新时期国家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究竟如何?（4）新时期国家扶贫政策对三峡库区贫困县的减贫效应是否显着?（5）国家移民政策对三峡库区贫困县的减贫效应如何?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将采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以新时期国家扶贫政策减贫效应和三峡库区移民政策为分析主线,从理论探索和实证检验双重角度进行验证。以三峡库区其中的25个县为研究对象,基于三峡库区798份贫困移民户的调查问卷,以及相关年鉴和公报的统计数据,采用文献分析、文本挖掘、描述性统计分析、多重插补、回归分析、调查问卷等研究方法,旨在回答新时期国家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如何的问题,为我国扶贫政策评估提供分析框架和决策参考。具体来说,本文将围绕以下八个方面的研究内容进行展开:第一,构建了国家扶贫政策减贫效应评估的分析框架。基于反贫困的相关理论、政策评估理论和政策工具理论,以新时期国家扶贫政策的特点着手,构建了国家扶贫政策减贫效应评估的分析框架。第二,构建了新时期国家扶贫政策变量测度指标。本文在传统的政策测量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加入了通过文本挖掘的政策测量,并创新性地通过客观赋权整合了这两种政策测度值,构建了新时期国家扶贫政策变量测度指标。该指标用于新时期国家扶贫政策的分析测度。第三,实证研究了新时期国家扶贫政策减贫的长期效应。采用工具变量面板回归模型,运用本文已建立的新时期国家扶贫政策变量测度指标,对我国新时期扶贫政策的长期效应进行了研究。同时考虑扶贫措施对减贫的影响,得出了扶贫政策减贫的长期效应,并提出可持续的减贫策略。第四,实证分析了新时期国家扶贫政策减贫的短期效应。首先运用数据驱动,得出了扶贫政策短期效应产生的时间;其次采用断点回归模型,运用本文已建立的新时期国家扶贫政策变量测度指标,对我国新时期扶贫政策的短期效应进行了研究;最后得出了扶贫政策减贫的短期效应,并提出了短期内快速减贫的措施。第五,开展了新时期国家扶贫政策减贫年际效应的实证研究。采用广义综合控制模型,分析了我国新时期扶贫政策减贫的年际效应,以揭示新时期国家扶贫政策的阶段性变化特征,并提出了相应的减贫策略。第六,实证研究了新时期国家扶贫政策减贫的分县效应。采用变系数回归模型,运用本文已建立的新时期国家扶贫政策变量测度指标,对我国新时期扶贫政策减贫的分县效应进行研究。同时,考虑扶贫措施对减贫效应的影响,得出了扶贫政策减贫的分县效应,以揭示新时期国家扶贫政策分县变化趋势,并提出针对不同贫困县的减贫策略。第七,开展了我国移民政策减贫效应的实证研究。运用三峡库区贫困县贫困移民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新时期专项扶贫政策—移民政策对贫困移民的减贫效应,同时考虑了扶贫措施对减贫的影响。第八,结合前面七章的分析内容,从三峡库区贫困县整体和分县角度提出了提高扶贫政策减贫效果的政策建议。通过上述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本文得出如下研究结论:（1）新时期国家扶贫政策减贫的整体效应显着;（2）新时期国家扶贫政策减贫的分县效应明显;（3）新时期国家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呈现出阶段性差异;（4）从长期效应看,贫困地区粮食产量、物流业、基础设施和医疗对减贫的效应显着;（5）从短期效应看,贫困地区的粮食产量和旅游业对减贫的效应显着;（6）对比非贫困地区,贫困地区的农业生产总值、粮食产量、油料产量和教育投入均对减贫具有显着的正效应;（7）从三峡库区各贫困县的分析结果来看,扶贫措施对各贫困县的减贫效应存在差异;（8）国家移民政策对减贫具有显着的正效应。本文的创新点在于:（1）引入广义综合控制法开展新时期国家扶贫政策减贫的年际效应研究广义综合控制法是实验计量经济学中,因果推断的研究方法之一,也是因果推断前沿研究方法。本文首次引入广义综合控制法开展新时期国家扶贫政策减贫年际效应的研究。该研究拓展了扶贫政策评估的内容,增加了能够研究扶贫政策每年效应,弥补了目前扶贫政策仅能研究阶段性效应的不足。为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每年监控政策执行情况,及时补充和调整政策内容。（2）构建了新时期国家扶贫政策变量的测度指标本文在传统的政策强度测量基础上,创新性地加入了文本挖掘的政策强度值,并创新性地通过客观赋权整合了这两种政策强度,构建了新时期国家扶贫政策变量的测度指标。该扶贫政策变量的测度融合了传统的政策测量,又客观地度量了扶贫政策文本中的政策强度,并且采用客观赋权方法,构建了新时期国家扶贫政策变量的测度指标体系。该测度指标体系弥补了现有研究简单用0、1变量衡量政策的不足,提高了扶贫政策效应研究的精度。（3）构建了国家扶贫政策减贫效应评估的分析框架本文从新时期国家扶贫政策的特点入手,结合反贫困理论、政策评估理论和政策工具理论,构建了国家扶贫政策减贫效应评估的分析框架。该分析框架有两个特点:第一,以政策评估理论为基础,提出了扶贫政策评估应考虑过程评估、整体—个体评估。具体来说,从整体角度评估扶贫政策减贫效应,即:扶贫政策实施初期、每年和长期减贫效应,旨在监测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效果与政策目标是否存在偏差,并探究扶贫政策阶段性变化特征。从个体角度研究扶贫政策减贫的分县效应。第二,以反贫困理论为基础,结合新时期扶贫政策的特点,整合研究了国家扶贫政策和扶贫措施的减贫,并且研究了新时期国家扶贫政策中专项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4）从政策评估的过程和对象多维度对新时期国家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开展了研究本文从新的角度研究扶贫政策减贫效应,把政策评估理论纳入扶贫政策减贫效应评估,从政策评估过程和政策评估对象的视角,实证研究了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改变了扶贫政策评估缺乏系统研究的问题。具体来说,从政策评估的过程角度,研究扶贫政策实施初期、每年和长期减贫效应,即:短期效应、年际效应和长期效应。从政策评估对象的角度关注政策实施整体效果（包括:长期效应、短期效应和年际效应）和个体效果（即:分县效应）。
王通[4]（2019）在《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表现、成因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在地理空间结构（人口流动）和社会阶层结构（阶层流动）中的位置变化。从社会整体来看,社会流动是阶层结构优化的重要形式;从成员个体来看,社会流动是社会成员改善阶层状况或改变阶层类型的关键机制。兼具公共和个人双重属性的社会流动构成社会发展的基本面之一,是解读政治生活的关键视角。根据FJH假设的基本原理,社会流动模式是由社会的分工结构和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在“两化叠加”（现代化和后现代化两个历史阶段近乎于嵌套在一起的时代特征）的时代背景下,描述和解释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流动的特征和规律具有理论和实践等双重价值。对于社会阶层关系的解读,马克思主义阶级范式和韦伯主义阶级范式是两种不同的理论逻辑。具体到社会流动分析,前者以阶层类型转变为聚焦,侧重于解读社会成员在城乡结构和产业结构等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变化,是一种结构性社会流动逻辑;后者偏重于阶层状况的升降变化,是对社会成员在高低有序的地位体系中位置变化的分析,是一种指标性社会流动逻辑。在社会转型期,结构性社会流动逻辑更适合形成对中国社会基本面变迁的有效解读。从历史变迁来看,中国的结构性社会流动模式经历了限制性阶段、区别性阶段和赋能性阶段等转变。这一历史进程是制度性阻滞作用不断弱化,而制度性支持作用日渐显示,同时,社会成员的个人能动作用日益强化的变化过程;并且,呈现出社会流动路径的多元化和社会流动机会的非农化等发展趋势。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是指中国社会流动的基本特征和内在规律。其中,社会转型是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形成的基础性因素;城乡关系变迁是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成因的基本线索;乡城社会流动为主要形式是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典型表现。这种特殊性具体表现为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三个层次。在宏观层面,从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梳理和对比来看,中国社会流动突显社会转型和政府主导等发展性特征,同时,城乡关系变迁和能动作用强化是社会流动模式变迁的重要线索。在中观层面,从社会成员在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中的流动来看,人口流动与阶层流动的含义重合、结构性社会流动与指标性社会流动的结果重合以及乡城社会流动与城城社会流动的时代重合等是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的重要特征。在微观层面,乡城社会流动作为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的主流形式,可以分为联根式社会流动、脱嵌式社会流动和发展式社会流动等三种结果;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5）相关数据来看,三种乡城社会流动形式的比重分为为45.15%、39.87%和11.54%（其他形式占比为3.43%）。这构成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本涵义。形成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础性成因在于中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成员从农村向城市迁移,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等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的伴生性现象。但是,农村人口基数大以及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上述转型过程的长期性;发展性城乡二元结构和制度性城乡二元结构并存增加了上述转型过程的复杂性;地区间产业布局差异以及公共服务水平梯度格局使得人口流动具备了阶层流动的属性。这构成中国社会流动格局的结构性成因。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释放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潜力;伴随社会流动,农村社会流动人口由“进城诉求”向“融城需求”转变,产生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需求。在中国社会流动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城市社会的人口容量和流动机会等现实制约并没有降低中国社会流动的规模,以非正规就业等形式进行流动成为中国流动人口的能动性选择。在具体的社会流动过程中,贫富差距扩大以及社会资本差距等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流动能力产生了实质性影响。但是,贫富差距的相对合理水平以及信任文化的可塑属性等则为社会成员的能动精神提供了作用空间。然而,基础教育资源的城乡配置差距弱化了农村社会成员获得优质流动机会的能力,这对政府强化社会公平职能提出了实质需求。对当前的社会流动格局进行综合归纳是学术研究的基本任务。对此,部分媒体和学者偏向于进行阶层固化的解读,并使得阶层固化成为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热门标签”。作为对当前社会流动问题的集中揭露,这一命题具有一定价值,但也存在夸大社会风险或放大社会问题的偏向,同时,具有理论和事实等双重缺陷。这启示我们对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进行更加准确和全面的概括。以社会流动成本变迁作为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综合概括具有可行性和合理性。因为,伴随户籍制度等政治经济改革进程,社会成员跨越制度阻隔的成本降低;服务型政府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等为社会流动增加了权利保障,同时也增加了政府及其他主体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单位体制改革和高等教育扩招等降低了传统流动路径的实际效能,这意味着社会流动群体个人成本的增加。从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视角看,保障畅通且公平的社会流动机制需要政府、社会和个人等多元主体共同分担社会流动成本。这成为流动社会治理的题中之义。政府职能转变是中国社会流动机制变迁的重要线索。比如,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以及政府与个人关系等政府职能范围的变迁产生了社会流动机会和流动路径效能等方面的变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优化流动社会的治理机制也应该以政府职能转变为着力主线:从政府职能体系维度强化社会职能和优化职责体系;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维度确立政府边界和建设有为政府;从城乡关系变迁维度突出政府责任和推进城乡融合。
郎杰燕[5]（2019）在《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文中研究说明制度作为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贯穿于政治学发展的始终。农村医疗保险制度作为农村社会保障的主体性制度,其改革、发展与完善不仅能够分散农民疾病风险、降低农民医疗负担、增进农民健康福祉,而且有利于缓解社会利益矛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升国家政权合法性。可见,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在体现其社会性的同时也显现出很强的政治性。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从建国之初的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到如今城乡一体化整合期的“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走过一条“跌宕起伏”的制度变迁之路。时至今日,仍存在管理经办体制不顺畅、筹资结构不合理、待遇支付制度不健全、监督控费机制不完善、医疗费用过快增长等诸多问题,给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国家能力和政府信任带来巨大挑战。诚然,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复杂变迁一直以来备受学界关注,形成了经济、制度、社会、文化、政治等不同的研究路径。但是,对于由宏观管理、筹资、待遇支付三项核心要素制度构成,关系医疗保险和医疗服务“两个市场”,关涉国家、政府、社会团体及农民个人等多元利益,并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具有高度耦合性的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而言,单一角度的分析难免有失偏颇,难以揭示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真实过程”与内在逻辑。综合“结构”、“行动”与“历史”要素全面解释制度变迁的历史制度主义为理解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复杂变迁提供了一个广阔视角,以期探寻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深层逻辑,为未来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指明方向、提供路径。为此,本文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关于依据历史发展关键节点划分制度变迁阶段的方法,将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历程划分为建国初期（1949-1957）、人民公社时期（1958-1977）、改革开放初期（1978-2001）、新世纪初期（2002-2008）、城乡一体化加速期（2009-今）五个阶段。通过全面、系统梳理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演变历程,总结归纳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总体特征,并着重探寻其变迁的内在逻辑。由此得出以下三个主要结论:其一,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具有复杂变迁历程与多元变迁特征。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经历了“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制度断裂——‘初级社会保险型’医疗保险——‘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五次重大变迁。并且,每次大的制度变迁阶段下均有制度创新、制度扩散、制度完善等连续的、有所差异的制度变迁过程。同时形成分层分序的变迁路径,诱致性与强制性并行、内源性与外源性交揉、渐进性与突变式共存、合意性与意外性同在的多样化变迁方式,以及利弊相随的制度变迁绩效。其二,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遵循“环境·主体·时间”三重复合式逻辑。制度环境通过粘嵌耦合机制对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产生结构性影响,即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结构中的宏观管理、筹资和待遇支付制度分别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高度粘嵌,推动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结构性变迁。行动主体通过价值偏好与利益博弈机制对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产生自主性影响,即建国初期农民的共同行动,人民公社时期国家的整体性动员,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医疗机构、农民等多元主体的非合作博弈,新世纪初多元主体的合作博弈以及城乡一体化加速期人社与卫生两个主管部门之间的管理权争夺,推动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自主性变迁。另外,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在近百年变迁历史中形成对“国家主导”、“自愿合作”以及“二元保障”路径的强劲依赖,并且还受到诸多偶然性事件以及关键节点等时间要素的深刻影响。其三,未来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应在优化制度环境、规范各行动主体行为、突破路径依赖、把握关键节点的基础上向着更加公平、健康、高效、可持续方向发展。
周晗[6]（2018）在《河北省产业扶贫减贫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从2004年我国开始发展产业扶贫到2014年“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我国的产业扶贫经历了从贫困区域瞄准到贫困农户瞄准的转变。从2004年到2016年,河北省累计解决了692.9万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减贫成效的取得与产业扶贫政策的实施密不可分。本文运用贫困和反贫困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公共产品理论,对河北省产业扶贫的减贫效应进行了现状、理论和实证分析,归纳了河北省产业扶贫的经验和问题,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有助于提高产业扶贫减贫效应的路径。在产业扶贫现状方面,本文使用《河北农村统计年鉴》和贫困户家庭情况的调研数据,分析了河北省贫困片区和贫困户的多维贫困现状、产业扶贫资源禀赋和布局、扶贫政策、资金投入和经济组织发展状况,揭示了贫困户的贫困不仅表现在收入低下,同时表现在教育、住房、健康和社会保障等多个维度的现实。从理论角度分析了产业扶贫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产业扶贫传导机制包括直接和间接机制,其中直接机制包括流转土地、订单农业、入股分红和雇用工人的机制,间接机制包括增长效应机制和涓滴效应机制。从实证分析角度,分别使用明瑟方程和GMM模型对产业扶贫的直接和间接减贫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在产业扶贫的直接减贫效应方面,通过农业产业项目和农村二三产业项目的投入产出分析,得出了农业产业项目的直接减贫效应高于农村二三产业项目,但是农业产业项目的总投资收益率低于农村二三产业项目的结论,找到了产业扶贫直接减贫效应的影响因素;在产业扶贫的间接减贫效应方面,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产业扶贫的间接减贫效应显着主要是因为产业扶贫的“增长效应”显着,产业扶贫的“涓滴效应”不显着是我国产业扶贫从区域瞄准转向贫困户瞄准的重要原因。根据现状分析、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了河北省产业扶贫中值得借鉴和推广的经验,制约减贫效应提高的问题,归纳总结了提高河北省产业扶贫减贫效应的途径,主要包括建立综合性产业扶贫治理机制,有针对性地推广产业扶贫模式和提高贫困人口参与程度等。
路雅文[7]（2019）在《中国乡—城人口迁移的驱动机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国家实行赶超战略的大背景下,城镇和乡村日渐割裂和分化,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逐渐形成。改革开放至今,轰轰烈烈、规模空前的人口大迁移在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的同时,相应地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想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准确把握乡城迁移人口的本质。研究建立起包含宏观维度和微观维度的、多层次的乡城人口迁移驱动机理结构体系。首先,分别从宏观维度和微观维度解析中国乡城人口迁移的时空演化形态。其次,对中国乡城人口迁移驱动因素分成三部分进行探讨:乡城迁移人口迁出行为的决定因素、乡城人口迁移流向的决定因素以及社会关系对于乡城迁移行为的驱动作用。其中,前两部分从宏观维度展开研究,后一部分从微观维度进行补充分析,最终形成较为完整的乡城人口迁移驱动因素结构体系。宏观层面,采用全国人口普查的大数据,解析乡城人口迁移时空演化规律,建立模型和指标体系分析由乡到城的迁移人口迁出行为的影响因素,利用加入空间相关性的0D模型分析省际乡城迁移人口流向的影响因素。微观层面,选取中部人口净迁出大省中典型人口流出大市中的两个行政村,收集两村38年以来完整的迁移数据,进行圈层结构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SNA）。此外,通过QAP回归分析验证社会关系对于乡城人口迁移行为和流向的作用。通过研究,得到以下结论:第一,乡城人口迁移效率分析表明,乡城人口迁移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省份人口再分配的有效机制。全国31个省市地区中拥有较高城镇迁入率的地区在空间上逐渐形成“V”型分布,即东南沿海地区和西南、西北的省份,而拥有较高乡村迁出率的地区在空间上逐渐形成“O”型,即相互接邻的中部省份,这种“V”型和“O”型的空间形态随着时间推移在不断强化。第二,乡城人口流动迁移圈层结构分析表明,根据农村人口走出乡村的程度,由乡到城的流动迁移人口群体可划分为为四个层级,四个层级间存在互动,这种互动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既有渐进式的、跃迁式的,还存在反复,且这些互动在空间层面上均有体现。在不考虑举家落户可能性时,大部分农村迁移人口倾向于选择迁入中心城市,而在进行举家落户或定居时会选择“降级”定居,即举家定居城镇的行政级别比之前单独外出谋生的城镇级别低一级或多级,乡城流动人口存在较多选择中心城市作为谋生城市、选择小城镇作为定居城市的情况。第三,对乡城人口迁移的迁出驱动因素分析发现,在城乡关系的第一阶段（1978-2003年）乡城人口迁移更多是一种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释放,在解除人口流动的政策压制后人口流动回归到自然变动状态的反弹。在城乡关系的第二阶段（2003-2016年）,城镇经济水平与就业因素与乡城人口迁移规模显着正相关。且城镇的“拉力”对于农村人口从乡到城迁移比农村的“推力”作用更强。此外,社会保障和基础教育的相关因素呈显着负相关。第四,对乡城人口迁移的迁出驱动因素分析发现,距离因素对于省际乡城人口迁移流向产生显着的负向作用;迁出地的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越高、农业人口数量越大、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越低的地区,其农村人口向外迁移的“推力”就越大;迁入地的产值水平、就业机会、公共服务水平和自然气候条件对于省际乡城人口迁移的流向具有显着的正向作用,且随着时间推进,迁入地整体的社会文明程度开始对农村人口跨省迁移的流向产生显着正向作用,并且迁入地生活环境类因素对于乡城人口跨省迁移流向的正向影响越来越大,意味着农村迁移人口在选择目的地时越来越注重生活质量的改善。第五,社会关系和亲属关系均明显地影响着农村人口迁移的流向,选择跨省迁移的农村人口相较于省内迁移的群体来说表现出更多对于强联系的依赖。乡城人口迁移已经形成以先行者为引领、以核心家庭为单位、以亲属关系为纽带的“链式”带动,扩大化的家庭迁移的趋势成型。
宋淑敏[8]（2015）在《浅议新形势下如何做好农村统计工作》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形势下的农村统计工作,既面临着发展机遇,又面临着严峻挑战。完善新形势下的农村统计工作,必须扎实地开展宣传教育工作,牢固树立数据质量第一理念,建立健全完善的科学高效的农村统计调查体系,主动地升级和提高适时的统计信息服务水平,不懈地建设和巩固稳定的统计调查分析。
刘世荣[9]（2015）在《试论做好农村统计工作对县级经济发展的影响》文中认为统计工作是反映当前国民经济运行发展的重要基础工作,而农村统计工作作为经济统计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客观的将农村经济统计资料进行反映,并且对了解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本现状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县级经济发展中,农村统计工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加强对农村统计工作的认识与了解,对其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探究与分析,对提高县级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杨金龙[10]（2014）在《浅议农村统计制度方法改革》文中研究表明当前农村统计制度方法已不能适应农村社会经济的变化,面临着调查对象变化使统计数据难以收集、基层统计基础薄弱、统计数据质量亟待提高等问题,本文从充分利用部门统计和对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农村规模经营主体进行全面统计这两方面出发,提出加强统计执法检查、全面调查和抽样调查相结合、加强数据评估、合理设置报表等建议。
二、对农村统计进行县级综合抽样调查改革的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农村统计进行县级综合抽样调查改革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述评 |
| (一)关于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研究述评 |
| (二)关于我国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的研究述评 |
| (三)关于家庭承包耕地经营权及流转的研究述评 |
| (四)关于农地制度绩效的研究述评 |
| 四、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 |
| 本章小结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耕地 |
| 二、耕地经营权及耕地经营权流转 |
| 三、制度及制度绩效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制度经济学理论 |
| 二、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 |
| 三、多重制度逻辑理论 |
| 四、小农经济与规模经济理论 |
| 五、土地用益物权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发展历程与“三权分置”改革制度逻辑 |
| 第一节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发展历程与演进特征 |
| 一、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发展历程 |
| 二、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演进特征 |
| 第二节 “三权分置”改革的多重制度逻辑 |
| 一、以“系统观念、底线思维”为制度逻辑兼容提供指引 |
| 二、通过“地权细分”为制度逻辑兼容提供载体 |
| 三、以“走廊调控”方式为制度逻辑兼容提供机制 |
| 四、以“增量改革”和“绩效提升”为制度逻辑兼容提供动力 |
| 五、“三条底线”与“放活经营权”的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功能定位与运行机制 |
| 第一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立法现状 |
| 一、《农村土地承包法》关于土地经营权流转的相关规定 |
| 二、《民法典》物权编关于土地经营权及流转的相关规定 |
| 三、《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办法》关于经营权流转内容的相关规定 |
| 第二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功能定位 |
| 一、耕地配置优化功能 |
| 二、生产效率优化功能 |
| 三、粮食安全保障功能 |
| 第三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运行机制 |
| 一、流转激励机制 |
| 二、流转约束机制 |
| 三、流转稳定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现状与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现状 |
| 一、流转规模方面 |
| 二、流转主体方面 |
| 三、流转方式方面 |
| 四、流转合约方面 |
| 五、流转价格方面 |
| 六、流转效力方面 |
| 第二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 |
| 一、LMDI法模型设计 |
| 二、变量解释 |
| 三、数据来源 |
| 四、结果与分析 |
| 第三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的微观决策与影响因素 |
| 一、农户耕地流转规模决策模型 |
| 二、农户耕地福利保障效应 |
| 三、农户耕地禀赋效应 |
| 四、农户政策感知、预期与反馈效应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绩效评价 |
| 第一节 耕地配置方面的绩效评价 |
| 一、耕地经营权流转对“撂荒”的影响 |
| 二、耕地经营权流转与规模种植 |
| 第二节 生产效率方面的绩效评价 |
| 一、研究方法与模型设计 |
| 二、变量与数据 |
| 三、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粮食安全保障方面的绩效评价 |
| 一、耕地经营权流转对“非农化”的影响 |
| 二、耕地经营权流转对“非粮化”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制约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的根源分析 |
| 第一节 制度环境发展进展约束 |
| 一、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约束 |
| 二、小农户与农业现代化衔接程度约束 |
| 第二节 三权赋权方案解读的不确定性 |
| 一、“所有权-承包经营权-经营权(不动产租赁权)”赋权方案 |
| 二、“所有权-承包经营权(用益物权)-经营权(用益物权)”赋权方案 |
| 第三节 立法内容与立法技术缺陷 |
| 一、现行法律对承包权的性质、内容没有明确规定 |
| 二、涉及经营权性质的部分表述容易引发歧义 |
| 三、法条对承包权受让与经营权受让的身份未区分 |
| 第四节 流转制度实施环节交易费用高 |
| 一、农户对流转制度认知度差 |
| 二、耕地流转市场交易平台建设滞后 |
| 三、耕地流转外部监管缺失 |
| 四、耕地经营权流转交易规范性差 |
| 五、耕地经营权流转交易信息化水平低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提升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持续引导农村人口有序转移 |
| 一、引导务农人口的城镇化转移 |
| 二、引导务农人口的农村非农产业转移 |
| 三、推进转移人口的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
| 第二节 推进生产规模化与服务规模化双轮驱动协调 |
| 一、推进流转规模化与服务规模化的互补与转化 |
| 二、科学设计流转规模化与服务规模化的优序与组合 |
| 第三节 采用“所有权-承包权(成员权)-经营权(用益物权)”的赋权方案 |
| 一、“所有权-承包权(成员权)-经营权(用益物权)”赋权方案架构 |
| 二、所有权-承包权(成员权)-经营权(用益物权)赋权方案优势 |
| 三、逐步实现承包权对承包经营权的替代 |
| 四、明确承包权成员权性质与内容 |
| 第四节 加强立法平等保护耕地经营权 |
| 一、明确经营权“分段”式用益物权权利期限细分模式 |
| 二、修改完善现有经营权权属性质法条内容 |
| 第五节 加强耕地经营权流转政策分类指导 |
| 一、根据城乡融合差异重点对规模化路径进行分类指导 |
| 二、根据农业现代化模式差异重点对适度规模标准进行分类指导 |
| 三、根据粮食安全功能差异重点对流转租金、租期进行分类指导 |
| 第六节 加快耕地流转市场体系建设 |
| 一、建立完善耕地流转公开交易平台 |
| 二、加强流转合同管理 |
| 三、优化耕地经营权流转抵押担保等配套服务 |
| 四、加强承包地流转及流转用途的监督管理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表附录 |
| 图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2）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综述 |
| 三、研究框架 |
| 四、资料概述 |
| 第一章 朱村早期的自然生态和社会历史 |
| 第一节 村落形成与对外联系 |
| 一、傍水而居的生态地理 |
| 二、自然灾害与宗族迁居 |
| 三、经济地理空间 |
| 四、婚姻圈与社会交往 |
| 第二节 文化背景与社会变革 |
| 一、科举传统与文化教育 |
| 二、中共党组织的建立 |
| 三、土改与朱村权力结构 |
| 小结 |
| 第二章 集体化与朱村的人口家庭变迁 |
| 第一节 人地冲突与调整 |
| 一、人口增长与人地失衡 |
| 二、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影响 |
| 三、人地冲突与人口外迁 |
| 第二节 人口增长与家庭制度的变迁 |
| 一、家庭规模变化 |
| 二、核心家庭趋向 |
| 三、家庭周期与经济负担 |
| 第三节 家庭困境及其应对 |
| 一、合作化前的家庭经济 |
| 二、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化 |
| 三、人民公社时期的家庭收入 |
| 四、灾荒与家庭经济生活 |
| 小结 |
| 第三章 集体财产与家庭经济 |
| 第一节 集体财产与家庭财产 |
| 一、合作社与生产资料的集体化 |
| 二、“大跃进”与资产的“再集体化” |
| 三、核算单位变更与资产下放 |
| 四、农村改革与资产分配 |
| 第二节 超支借款与家庭经济 |
| 一、集体化与超支欠款 |
| 二、借款与经济依赖 |
| 三、欠款问题的解决 |
| 小结 |
| 第四章 国家、乡村与公共权力 |
| 第一节 组织与管理者 |
| 一、乡村社会的组织结构 |
| 二、主要干部的新陈代谢 |
| 三、家族关系的强化 |
| 第二节 制度建设与权力制约 |
| 一、“四清”与财务整顿 |
| 二、整党与队伍净化 |
| 三、民主理财与政治、经济路线的监督 |
| 四、双向表达与“向下”的权力 |
| 第三节 公共权力与乡村秩序 |
| 一、“看青”与社会管理空间 |
| 二、多维利益与“公”“私”界限 |
| 三、围绕公共食堂的利益冲突 |
| 小结 |
| 第五章 经济变迁中的乡村理性 |
| 第一节 农业种植的有限自主 |
| 一、生产计划中的国家与乡村 |
| 二、计划中的“反行为”视角 |
| 三、种植结构的人为因素 |
| 第二节 劳动力分配 |
| 一、合作化与劳动定额 |
| 二、劳动报酬与“退社”风波 |
| 三、公社时期的劳动管理 |
| 四、集体经济与联产承包 |
| 第三节 劳动力、机械化与集体经营 |
| 一、集体经营与密集型生产 |
| 二、六七十年代的机械化发展 |
| 三、剩余劳动力与副业生产 |
| 第四节 土地、水利与作为共同体的乡村 |
| 一、土地登记与地权集中 |
| 二、水利占地与林业发展 |
| 三、维权与共同行动 |
| 小结 |
| 结语: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
| 一、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 |
| 二、集体行为的经济理性 |
| 附录 |
| 附录一 《庭训琐言》 |
| 附录二 常胜社部分社员土地股金登记表(1955年) |
| 附录三 金星社固定财产投资表(1955年) |
| 附录四 朱村固定财产统计表(1975年) |
| 附录五 部分朱村人口迁出表(1940-1963年) |
| 附录六 部分家庭土地、住宅情况表(1952年) |
| 附录七 部分家庭户口统计表(1958年) |
| 附录八 阶级家庭阶级成分统计表(1966年) |
| 附录九 部分家庭土地收入表(1953年) |
| 附录十 朱村劳动致富登记表(部分)(1983年) |
| 附录十一 小麦、地瓜劳动定额分类表 |
| 附录十二 朱村主要粮食作物面积表(集体经营)(1958—1977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新时期国家扶贫政策减贫效应研究 ——以三峡库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贫困 |
| 1.2.2 贫困标准(标准线) |
| 1.2.3 新时期 |
| 1.2.4 三峡库区 |
| 1.2.5 三峡库区贫困致因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扶贫政策的有关研究 |
| 1.3.2 减贫途径的研究 |
| 1.3.3 三峡库区贫困县脱贫的相关研究 |
| 1.3.4 扶贫政策因果推断的研究方法 |
| 1.3.5 政策文本挖掘 |
| 1.3.6 文献述评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国家扶贫政策减贫效应评估分析框架的构建 |
| 2.1 新时期国家扶贫政策的特点 |
| 2.1.1 中国政府的扶贫政策 |
| 2.1.2 国家对三峡库区贫困县的具体发展规划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与扶贫政策有关的理论 |
| 2.2.2 与扶贫措施有关的理论 |
| 2.2.3 与移民专项扶贫政策有关的理论 |
| 2.2.4 政策评估理论 |
| 2.2.5 政策工具理论 |
| 2.3 本研究分析框架的构建 |
| 2.4 研究假设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新时期国家扶贫政策变量的测度指标构建 |
| 3.1 新时期国家扶贫政策变量的测度指标构建过程 |
| 3.1.1 扶贫政策文本中获取扶贫政策的强度 |
| 3.1.2 扶贫政策文件发布的部门级别和文件类型获取扶贫政策强度 |
| 3.2 熵值法对两个维度的扶贫政策强度客观赋权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新时期国家扶贫政策减贫的长期效应 |
| 4.1 扶贫政策减贫的长期效应评估模型 |
| 4.1.1 长面板回归 |
| 4.1.2 扶贫政策减贫的长期效应评估模型构建 |
| 4.2 数据与变量选取 |
| 4.3 新时期国家扶贫政策减贫长期效应的实证检验 |
| 4.3.1 长面板回归 |
| 4.3.2 工具变量回归 |
| 4.3.3 加入扶贫政策变量测度指标之后的扶贫政策减贫的长期效应 |
| 4.4 研究结论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时期国家扶贫政策减贫的短期效应 |
| 5.1 扶贫政策减贫的短期效应评估模型 |
| 5.1.1 断点回归 |
| 5.1.2 扶贫政策减贫的短期效应评估模型构建 |
| 5.2 数据与变量选取 |
| 5.3 新时期国家扶贫政策出现短期效应时间 |
| 5.3.1 从图形上确定新时期国家扶贫政策效应 |
| 5.3.2 新时期国家扶贫政策实施之初出现效应的时间 |
| 5.4 新时期国家扶贫政策减贫的短期效应 |
| 5.4.1 断点回归的实证结果 |
| 5.4.2 断点回归的估计值对带宽依赖性检验 |
| 5.4.3 协变量连续性检验 |
| 5.4.4 伪断点检验 |
| 5.4.5 加入扶贫政策变量测度指标之后的新时期扶贫政策短期效应 |
| 5.5 扶贫政策减贫短期效应下扶贫措施的减贫效应 |
| 5.6 研究结论 |
| 5.7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新时期国家扶贫政策减贫的年际效应 |
| 6.1 扶贫政策减贫的年际效应评估模型 |
| 6.1.1 广义综合控制法在减贫中的应用 |
| 6.1.2 扶贫政策减贫的年际效应评估模型的构建 |
| 6.2 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
| 6.2.1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
| 6.2.2 数据处理 |
| 6.3 新时期国家扶贫政策减贫年际效应的实证检验 |
| 6.3.1 可视化数据 |
| 6.3.2 年际效应的实证检验结果 |
| 6.3.3 新时期扶贫政策减贫年际效应的验证 |
| 6.3.4 扶贫政策实施初期地区异质性检验 |
| 6.4 新时期国家扶贫政策减贫效应的年际变化 |
| 6.4.1 三峡库区各贫困县扶贫政策减贫年际效应的实证检验 |
| 6.4.2 三峡库区贫困县的扶贫政策减贫的年际分布特征 |
| 6.5 研究结论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新时期国家扶贫政策减贫的分县效应 |
| 7.1 变系数模型与分县效应评估模型构建 |
| 7.1.1 变系数模型在减贫研究中的应用 |
| 7.1.2 分县效应评估模型构建 |
| 7.2 分县减贫效应的实证检验 |
| 7.2.1 运用分县效应评估模型前的检验 |
| 7.2.2 扶贫政策减贫分县效应的实证结果 |
| 7.3 分析结果 |
| 7.3.1 新时期国家扶贫政策减贫的分县效应结果 |
| 7.3.2 扶贫措施减贫的分县效应结果 |
| 7.4 研究结论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国家专项扶贫政策对减贫效应的影响 |
| 8.1 研究背景 |
| 8.2 研究假设 |
| 8.3 研究设计与抽样调查 |
| 8.3.1 研究设计 |
| 8.3.2 抽样调查 |
| 8.4 国家专项扶贫政策对减贫影响的实证检验 |
| 8.4.1 国家专项扶贫政策对减贫效应影响的实证结果 |
| 8.4.2 减贫效应与移民政策内容、扶贫措施之间的影响关系 |
| 8.5 研究结论 |
| 8.6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局限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4）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表现、成因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及选题价值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的价值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 二、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
| 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
| 第三节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 一、理论基础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框架 |
| 一、章节结构 |
| 二、技术路线 |
| 三、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相关概念与基本涵义 |
| 第一节 概念梳理与辨析 |
| 一、阶级与阶层 |
| 二、社会阶层与社会分层 |
| 三、社会流动:结构性社会流动与指标性社会流动 |
| 第二节 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本涵义 |
| 一、中英文研究成果的总体概况及具体比较 |
| 二、对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涵义的初步总结 |
| 第二章 新中国社会流动的历史变迁 |
| 第一节 从二元阻隔到有序推进的政策变迁 |
| 一、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的限制性社会流动阶段(1949-1984) |
| 二、经济体制转轨背景下的区别性社会流动阶段(1984-2003) |
| 三、政府职能转变背景下的赋能性社会流动阶段(2003至今) |
| 第二节 制度作用变迁与能动机制强化并存的演变规律 |
| 一、制度因素:作用机制变迁与新生制度问题 |
| 二、能动机制:多元选择与非农趋势 |
| 第三章 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的基本格局 |
| 第一节 当前社会流动的总体概况 |
| 一、当前结构性社会流动的基本现状 |
| 二、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本特征 |
| 第二节 当前社会流动的基本类型 |
| 一、形成背景:从身份到契约的历史演变 |
| 二、基本类型:联根式流动、脱嵌式流动与发展式流动 |
| 第四章 中国当前社会流动格局的基本成因 |
| 第一节 当前社会流动格局的动力机制 |
| 一、社会流动特殊性的结构性动力成因 |
| 二、社会流动特殊性的能动性动力成因 |
| 第二节 当前社会流动格局的制约机制 |
| 一、先赋性差距:经济收入差距与社会资本差距 |
| 二、后致性差距:基础教育资源的城乡配置不均 |
| 第五章 对于阶层固化命题的反思 |
| 第一节 阶层固化命题的问题指向与理论来源 |
| 一、阶层固化命题的问题指向 |
| 二、阶层固化命题的理论来源 |
| 第二节 对于阶层固化命题事实维度的反思 |
| 一、贫富差距现状:纵向对比与横向比较 |
| 二、教育机制影响:农村的社会基本面变迁 |
| 三、对阶层固化命题基于事实维度反思的总结 |
| 第三节 对于阶层固化命题的逻辑反思 |
| 一、问题研判的片面性:形而上,而非辩证性 |
| 二、现实所指的含混性:局部问题,抑或全局特征 |
| 三、分析单位的混淆性:阶层分化,还是社会流动 |
| 四、对阶层固化命题基于逻辑维度反思的总结 |
| 第六章 对于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综合概括 |
| 第一节 以社会流动成本变迁为理论总结的原因 |
| 一、社会转型: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结构性致因 |
| 二、制度变迁: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生态性致因 |
| 第二节 社会流动成本的含义及构成 |
| 一、基本涵义 |
| 二、基本内容 |
| 三、主体构成 |
| 第三节 当前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表现、问题及诉求 |
| 一、基本表现 |
| 二、现实问题 |
| 三、基本诉求 |
| 第七章 优化流动社会治理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政府职能体系维度:强化社会职能,优化职责体系 |
| 一、政府职能重心转移:突出公共服务,强化社会职能 |
| 二、政府间纵向关系调整:治理重心下移,优化职责配置 |
| 三、政府间横向关系补缺:强化府际合作,构建伙伴关系 |
| 第二节 国家与社会关系维度:确立政府边界,建设“有为政府” |
| 一、政府与市场关系:维护公平竞争,消除流动障碍 |
| 二、政府与社会关系:发挥政府主导,推动多元治理 |
| 三、政府与个人关系:明确责任边界,激励能动精神 |
| 第三节 城乡关系变迁维度:突出政府责任,推进城乡融合 |
| 一、城市维度: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增加社会流动容量 |
| 二、城乡结合部:强化社会治理能力,推动管理机制变迁 |
| 三、农村维度: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寻求内生增长动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一.个人简历 |
| 二.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5）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价值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关于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 |
| (二)关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研究 |
| (三)已有研究评述 |
| 三、核心概念界定与相关阐释 |
| (一)制度及制度变迁 |
| (二)医疗保险制度及农村医疗保险制度 |
| (三)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 |
| 四、研究视角与分析框架 |
| (一)研究视角:历史制度主义 |
| (二)分析框架:环境·主体·时间与制度变迁 |
| 五、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六、总体思路与结构安排 |
| (一)总体思路 |
| (二)结构安排 |
| 第1章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基本历程 |
| 1.1 建国初期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 |
| 1.1.1 制度生成:米山联合保健站建立 |
| 1.1.2 制度扩散: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推广 |
| 1.2 人民公社时期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 |
| 1.2.1 制度创新:稷山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建立 |
| 1.2.2 制度扩散: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大力推广 |
| 1.2.3 制度衰退:国民经济调整下暂时性式微 |
| 1.2.4 制度高潮:“六·二六”指示下走向“顶峰” |
| 1.3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断裂 |
| 1.3.1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雪崩式”解体 |
| 1.3.2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首次恢复重建失败 |
| 1.3.3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再度恢复重建无果 |
| 1.4 新世纪初期“初级社会保险型”医疗保险 |
| 1.4.1 制度创新:新农合政策出台 |
| 1.4.2 制度试验:新农合试点启动 |
| 1.4.3 制度扩散:试点扩大与“全覆盖” |
| 1.5 城乡一体化加速期“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 |
| 1.5.1 制度创新:地方自发探索城乡医保制度整合 |
| 1.5.2 制度扩散:中央顶层政策倡导性整合 |
| 1.5.3 制度完善:中央和地方上下联动式整合 |
| 小结 |
| 第2章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总体特征 |
| 2.1 分层分序: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路径 |
| 2.1.1 分层变迁:三项核心要素制度的相对独立性 |
| 2.1.2 分序变迁:三项核心要素制度的相互关联性 |
| 2.2 多样并存: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方式 |
| 2.2.1 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并行 |
| 2.2.2 内源性制度变迁与外源性制度变迁交揉 |
| 2.2.3 渐进性制度变迁与突变式制度变迁共存 |
| 2.2.4 合意性制度变迁与意外性制度变迁同在 |
| 2.3 利弊相随: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绩效 |
| 2.3.1 农村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制度绩效 |
| 2.3.2 “集体福利型”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绩效 |
| 2.3.3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断裂式”变迁绩效 |
| 2.3.4 “初级社会保险型”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绩效 |
| 2.3.5 农村“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绩效 |
| 小结 |
| 第3章 结构性变迁:制度环境与农村医疗保险 |
| 3.1 制度环境与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 |
| 3.1.1 粘嵌耦合:制度环境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机制 |
| 3.1.2 农村医疗保险与制度环境的嵌入关系 |
| 3.2 政治嵌入性:政治环境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 |
| 3.2.1 国家缺位与“俱乐部式”管理 |
| 3.2.2 “全能主义”与官僚化管理 |
| 3.2.3 行政分权与管理主体缺失 |
| 3.2.4 民生政治与政府垄断性管理 |
| 3.2.5 政府治理变革与社会化管理 |
| 3.3 经济嵌入性:经济环境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 |
| 3.3.1 合作经济与农民自愿集资 |
| 3.3.2 封闭性集体经济与强制性筹资 |
| 3.3.3 经济性分权与医疗保险筹资不力 |
| 3.3.4 经济发展奇迹与财政主导型筹资 |
| 3.3.5 分配格局调整与社会化筹资 |
| 3.4 社会嵌入性:社会环境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 |
| 3.4.1 社会弥散与低水平医疗保健 |
| 3.4.2 “总体性社会”与集体医疗福利 |
| 3.4.3 社会转型与医疗自费 |
| 3.4.4 社会权利诉求与初级医疗保险待遇 |
| 3.4.5 社会公正与统一医疗保险待遇 |
| 小结 |
| 第4章 自主性变迁:行动主体与农村医疗保险 |
| 4.1 偏好与博弈:行动主体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机制 |
| 4.1.1 价值偏好:单一行动主体与制度变迁 |
| 4.1.2 利益博弈:多元行动主体与制度变迁 |
| 4.2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中的行动主体及其利益诉求 |
| 4.2.1 国家/政府的利益诉求 |
| 4.2.2 医疗机构的利益诉求 |
| 4.2.3 农民的利益诉求 |
| 4.3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中的利益博弈 |
| 4.3.1 农民的共同行动与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 |
| 4.3.2 国家的整体性动员与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 |
| 4.3.3 多元主体的非合作博弈与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断裂 |
| 4.3.4 多元主体的合作博弈与“初级社会保险型”农村医保 |
| 4.3.5 管理权之争与“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 |
| 小结 |
| 第5章 历史性变迁:时间中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 |
| 5.1 路径依赖、偶然事件、关键节点与制度变迁 |
| 5.1.1 自我强化: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 |
| 5.1.2 意外结果:偶然事件与制度变迁 |
| 5.1.3 “遗产”的产生与再生产:关键节点与制度变迁 |
| 5.2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 |
| 5.2.1 “国家主导”路径的依赖 |
| 5.2.2 “自愿合作”路径的依赖 |
| 5.2.3 “二元保障”路径的依赖 |
| 5.3 偶然事件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 |
| 5.4 关键节点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 |
| 小结 |
| 第6章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三重逻辑与未来改革 |
| 6.1 “环境·主体·时间”三重复合式制度变迁逻辑 |
| 6.2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目标及原则 |
| 6.2.1 共享、健康与幸福:制度改革目标 |
| 6.2.2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原则 |
| 6.3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策略选择 |
| 6.3.1 优化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环境 |
| 6.3.2 规范各行动主体行为 |
| 6.3.3 突破路径依赖 |
| 6.3.4 注重关键节点 |
| 小结 |
| 结论与讨论 |
| 一、主要结论 |
| 二、进一步讨论 |
| (一)研究不足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河北省产业扶贫减贫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多维贫困 |
| 1.2.2 产业扶贫模式 |
| 1.2.3 不同产业的减贫效应 |
| 1.2.4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创新点 |
| 2 相关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贫困 |
| 2.1.2 产业扶贫 |
| 2.1.3 减贫效应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贫困理论 |
| 2.2.2 反贫困理论 |
| 2.2.3 交易成本理论 |
| 2.2.4 公共产品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 河北省产业扶贫现状分析 |
| 3.1 河北省多维贫困现状分析 |
| 3.1.1 河北省贫困片区多维贫困现状 |
| 3.1.2 河北省贫困人口多维贫困现状 |
| 3.2 河北省贫困片区资源禀赋和扶贫主导产业布局 |
| 3.2.1 燕山片区资源禀赋和扶贫主导产业布局 |
| 3.2.2 太行山片区资源禀赋和扶贫主导产业布局 |
| 3.2.3 坝上地区资源禀赋和扶贫主导产业布局 |
| 3.2.4 黑龙港流域资源禀赋和扶贫主导产业布局 |
| 3.3 河北省产业扶贫政策调整 |
| 3.3.1 扶持产业类型逐渐增加 |
| 3.3.2 政策瞄准目标逐步精准 |
| 3.3.3 贫困线标准有所提高 |
| 3.4 河北省产业扶贫资金投入 |
| 3.4.1 河北省财政扶贫资金投入 |
| 3.4.2 河北省工商资本投入 |
| 3.4.3 河北省贫困户自筹资金投入 |
| 3.5 河北省产业扶贫经济组织发展 |
| 3.5.1 河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 |
| 3.5.2 河北省扶贫龙头企业发展 |
| 3.5.3 河北省农村股份合作制经济发展 |
| 3.6 本章小结 |
| 4 产业扶贫的传导机制 |
| 4.1 产业扶贫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 |
| 4.1.1 政府和贫困人口之间的关系 |
| 4.1.2 产业扶贫经济组织和贫困人口之间的关系 |
| 4.1.3 政府和产业扶贫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 |
| 4.2 产业扶贫的直接机制分析 |
| 4.2.1 流转土地的作用机制 |
| 4.2.2 订单农业的作用机制 |
| 4.2.3 入股分红的作用机制 |
| 4.2.4 雇用工人的作用机制 |
| 4.3 产业扶贫的间接机制分析 |
| 4.3.1 增长效应作用机制 |
| 4.3.2 涓滴效应作用机制 |
| 4.4 本章小结 |
| 5 河北省产业扶贫减贫效应的实证分析 |
| 5.1 河北省产业扶贫的直接减贫效应 |
| 5.1.1 数据来源 |
| 5.1.2 产业扶贫项目的直接减贫效应 |
| 5.1.3 产业扶贫项目的直接减贫效应比较 |
| 5.1.4 产业扶贫直接减贫效应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2 河北省产业扶贫的间接减贫效应 |
| 5.2.1 计量模型的选择 |
| 5.2.2 数据来源 |
| 5.2.3 产业扶贫的间接减贫效应检验 |
| 5.2.4 间接减贫效应结果的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6 河北省产业扶贫的经验与问题 |
| 6.1 河北省产业扶贫的经验 |
| 6.1.1 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
| 6.1.2 完善和创新产业扶贫模式 |
| 6.1.3 因地制宜选择扶贫主导产业 |
| 6.2 河北省产业扶贫存在的问题 |
| 6.2.1 产业扶贫工作统筹协调难度大 |
| 6.2.2 产业扶贫利益联结机制不完善 |
| 6.2.3 居于主导地位的政府缺乏约束 |
| 6.2.4 贫困户的产业扶贫参与度不高 |
| 6.3 本章小结 |
| 7 提高河北省产业扶贫减贫效应的路径 |
| 7.1 建立综合性产业扶贫治理机制 |
| 7.1.1 完善产业扶贫长效机制 |
| 7.1.2 加强部门统筹协调机制 |
| 7.1.3 健全产业扶贫支撑机制 |
| 7.2 有针对性地推广产业扶贫模式 |
| 7.2.1 河北省典型产业扶贫模式 |
| 7.2.2 不同产业扶贫模式的特点 |
| 7.2.3 不同产业扶贫模式的适用性分析 |
| 7.3 提高贫困人口的参与程度 |
| 7.3.1 加强贫困人口人力资本投资 |
| 7.3.2 针对贫困人口特点实施扶贫项目 |
| 7.3.3 发挥贫困人口在项目决策中的作用 |
| 7.4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附录A |
| 附录B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7）中国乡—城人口迁移的驱动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相关研究综述 |
| 1.3 研究范围的界定 |
| 1.4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5 创新性说明 |
| 第二章 中国城乡关系与乡城人口迁移的阶段特征 |
| 2.1 城乡关系的理论基础 |
| 2.2 中国城乡关系演变第一阶段及乡城人口迁移的特征 |
| 2.3 中国城乡关系演变第二阶段及乡城人口迁移的特征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乡城人口迁移的时空演化规律 |
| 3.1 中国乡城人口迁移的总体特征 |
| 3.2 省际乡城人口迁移的时空特征 |
| 3.3 中国乡城迁移人口的群体特征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乡城人口迁移的圈层结构模型 |
| 4.1 乡城人口迁移圈层结构的理论基础 |
| 4.2 数据来源 |
| 4.3 样本基本特征 |
| 4.4 基于新的分类方法的乡城人口流动迁移圈层结构 |
| 4.5 四个层级的互动路径 |
| 4.6 圈层结构空间互动的现实表现 |
| 4.7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乡城人口迁移的迁出驱动因素 |
| 5.1 乡城人口迁出驱动因素的理论基础 |
| 5.2 乡城人口迁出驱动因素的研究设计 |
| 5.3 乡城人口迁出驱动因素的估计结果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乡城人口迁移的迁入驱动因素 |
| 6.1 省际乡城人口迁移网络自相关检验 |
| 6.2 乡城人口迁入驱动因素的研究设计 |
| 6.3 乡城人口迁入驱动因素的估计结果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社会关系对乡城人口迁移的驱动作用 |
| 7.1 理论基础 |
| 7.2 迁移人口社会关系网络构建与指标方法 |
| 7.3 整体网视角下农村人口迁移特征 |
| 7.4 农村人口迁移地选择与其社会关系的相关性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相关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8）浅议新形势下如何做好农村统计工作（论文提纲范文）
| 一、农村统计工作的重要性 |
| 二、基层农村统计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 统计工作薄弱, 队伍不稳定 |
| (二) 统计网络不健全, 统计指标不统一 |
| 三、改善农村统计工作局面的主要方法 |
| (一) 科学地健全和完善高效的农村统计调查体系 |
| (二) 主动地升级和提高适时的统计信息服务水平 |
| (三) 不懈地建设和巩固稳定的统计调查分析队伍 |
（9）试论做好农村统计工作对县级经济发展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一、农村统计工作对县级经济的影响 |
| (一) 农村统计工作是了解县级经济运行机制的重要参考 |
| (二) 农村统计工作是创新县级经济发展体制的途径 |
| (三) 农村统计工作是补充县级统计工作的有效手段 |
| 二、现阶段农村经济统计工作中所出现的不足 |
| (一) 缺乏科学、合理的认识 |
| (二) 农村统计工作人员缺乏责任心 |
| (三) 测算方式不统一, 数据质量不高 |
| (四) 农村统计工作缺乏经费 |
| 三、提高农村统计工作, 促进县级经济发展的对策 |
| (一) 加强对农村统计工作的认识 |
| (二) 积极强化农村统计队伍建设 |
| (三) 加强对农村统计工作的支持 |
| 四、结语 |
（10）浅议农村统计制度方法改革（论文提纲范文）
| 一、现行农村统计制度方法面临的问题 |
| 1. 调查对象变化使统计数据难以收集。 |
| 2. 统计数据准确性亟待提高。 |
| 3. 基层统计力量薄弱, 难以适应统计需要。 |
| 4. 数据源出多头, 影响统计公信力。 |
| 5. 部分统计指标难以统计和取数。 |
| 二、对农村统计制度方法改革的思考与建议 |
| 1. 充分利用部门统计, 加强统计执法检查。 |
| 2. 采取全面调查、抽样调查相结合的调查方法。 |
| 3. 局队数据互相验证, 加强评估与衔接。 |
| 4. 合理设计报表, 精减统计指标。 |
四、对农村统计进行县级综合抽样调查改革的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研究[D]. 祝洪章.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2]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D]. 黄润青. 山东大学, 2020(09)
- [3]新时期国家扶贫政策减贫效应研究 ——以三峡库区为例[D]. 朱敏. 中国地质大学, 2020(03)
- [4]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表现、成因及对策研究[D]. 王通. 南开大学, 2019(05)
- [5]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D]. 郎杰燕. 山西大学, 2019(01)
- [6]河北省产业扶贫减贫效应研究[D]. 周晗. 河北农业大学, 2018(01)
- [7]中国乡—城人口迁移的驱动机理研究[D]. 路雅文. 中国农业大学, 2019(02)
- [8]浅议新形势下如何做好农村统计工作[J]. 宋淑敏. 统计与管理, 2015(07)
- [9]试论做好农村统计工作对县级经济发展的影响[J]. 刘世荣. 财会学习, 2015(08)
- [10]浅议农村统计制度方法改革[J]. 杨金龙. 统计科学与实践, 201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