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本理论与西部经济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崔婷婷[1](2021)在《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 ——基于地区和行业层面分析》文中指出长期以来,劳动力和物质资本投入等被认为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随着资源约束加强,劳动力红利不断减弱,中国经济增速出现回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受到挑战,众多学者开始强调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基于此,本文尝试以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为主线,并从技术创新的视角展开研究,对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中国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分别从地区层面和行业层面两个角度,对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传导机制进行较为全面的实证检验,以期为中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和实证支持。在理论分析部分,本文结合人力资本理论、创新理论以及新增长理论等,首先分析了人力资本影响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一方面,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对知识的获取和对技能的理解能力越强,可以更快速的掌握并倾向使用前沿技术。另一方面,人力资本具有的外部性特征,使其可以推动地区或行业整体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进而促进技术创新。其次,分析了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从技术创新过程看,技术创新可以选择垂直技术创新模式和水平技术创新模式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从技术创新扩散角度看,技术创新成果的转移和溢出为落后地区或行业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增长机会。再次,分析了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从直接机制看,人力资本具有生产性特征,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提高生产率。从间接机制看,人力资本可以通过影响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最后,基于Romer(1990)模型并借鉴相关经济学家的研究思路,将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置于同一分析框架,并进一步内生化人力资本,通过理论模型分析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内在传导路径。在实证检验中,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以及通过技术创新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并对异质性问题进行了分析。第二部分通过构建门槛效应模型,检验在人力资本自身和技术创新的门槛作用下,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制。首先,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在地区层面(包括地区整体层面和分区域层面)和行业层面(包括工业行业整体层面和细分行业层面)检验了在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异质性问题。结果表明:在地区整体层面上,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以及在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下,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着。检验结果支持人力资本既可以直接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作用,也可以通过技术创新这一传导路径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作用的分析。分区域层面上,主要对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异质性问题进行检验,东、中、西三大区域中,人力资本的提高同样可以推动本区域的地区经济增长,总效应显着,与地区整体层面的结论一致,其中,人力资本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解释力最强,其次是东部。此外,在东部和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具有显着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并且直接效应均大于间接效应,在中部地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显着的间接效应。工业行业整体层面上,人力资本对工业行业经济增长的总效应显着,说明人力资本的增加可以提高工业行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工业经济增长。在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下,人力资本对工业行业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依然显着。因此,工业行业整体层面的检验结果与地区整体层面的检验结果一致,同样验证了技术创新在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直接效应大于间接效应。细分行业层面上,进一步从人力资本对工业经济增长影响的异质性角度分析发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行业而异,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三类细分行业的中介效应估计结果存在一定差别。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中,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均具有显着的影响,与行业整体层面的结论一致;当引入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后,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在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得到验证,并且直接效应均大于间接效应,但在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中,间接效应不显着。其次,构建门槛效应模型,在地区层面和行业层面两个角度,分别检验了基于人力资本自身和技术创新的门槛作用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当将人力资本设成门槛变量时,地区层面上,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值,且第二门槛区间人力资本的影响系数大于第一门槛区间,说明高水平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强于低水平人力资本,即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着溢出的非线性特征。工业行业层面上,人力资本对工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样存在单一门槛值,且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其对工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增大。说明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本对工业行业的经济增长同样具有显着增强的溢出作用,与地区层面的结论一致。因此,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在未来将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当将技术创新设成门槛变量时,地区层面上,在技术创新的影响下,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但第二门槛区间人力资本影响系数小于第一门槛区间的影响系数,说明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非线性影响,且该影响表现出逐渐削弱的现象,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当地区的技术创新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普通的人力资本已经无法满足地区高质量增长的需要,此时,人力资本结构不能很好的适应地区经济增长目标。另一方面,在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当科技发达到一定程度时,人力资本的积极作用会存在一个最优的区间,超过该区间后,可能存在其他更适宜的可以带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工业行业层面上,在技术创新的影响下,人力资本对工业行业经济增长同样表现出显着的正向作用,与地区层面不同的是,在考察期内,人力资本的影响系数在两个门槛区间内表现为逐渐增加的现象,说明随着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本对工业行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加强,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工业行业的人力资本指标从收入法角度衡量,与地区层面的方法有一定差异,并且收入可能还会受到其他方面的潜在影响,与教育法的衡量结果会产生一定的不同。另一方面,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后期,人力资本在工业企业间的自由流动获得较大空间,当技术创新水平达到一定临界值,人力资本的有效供给可以及时得到补充和提高,从而减少企业所在产业升级造成的经济震荡,因此,在高技术创新水平下,人力资本对工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会增强。根据以上分析研究结论,本文从提高中国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水平这两个方面入手,最终得出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解决经济发展不协调等问题的相关启示。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包括:首先,理论层面上,从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的角度对经济增长问题进行研究,借鉴相关理论文献,将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三者置于同一分析框架并内生化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其次,研究视角层面上,从地区层面、行业层面等多维度检验了人力资本通过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并对异质性影响进行检验;最后,方法层面上,不仅从线性影响进行分析,还研究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对相关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补充。
段莹莹[2](2020)在《我国生育政策变迁背景下女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文中指出2013年,我国“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来应对人口老龄化以及劳动年龄人口规模降低的问题。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对生育政策进行了调整,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作为生育决策承担的主体,女性群体的教育、就业及健康状况等在生育政策发生变化后会受到相当程度的影响,女性人力资本的积累亦会因此受到影响。人力资本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女性人力资本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影响经济增长。本文梳理国内外人力资本理论相关文献发现性别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相对较少。这些研究多为定性研究且大多聚焦于其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较少在生育政策变迁背景下探讨女性人力资本的作用。研究选取生育政策变迁作为切入点对女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分析,为促进性别平等提供理论与实证依据,以期提高女性群体的关注并服务决策。本文梳理了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历程,回顾了女性人力资本的发展历程,厘清了我国生育政策变迁的相关背景。首先,本文将我国生育政策变迁分为管控宽松(1952-1980)和管控严格时期(1981-2015),分别建立VAR模型展开实证分析,发现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师生比之和衡量的女性教育人力资本在管控严格时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同时还发现以女性总体死亡率衡量的健康人力资本,在管控宽松时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其次,本文将管控宽松时期又分为初步探索(1952-1969)和广义计划生育政策两个时期(1970-1979),管控严格时期分为独生子女(1980-2013)以及二孩两个时期(2013至今)。除二孩时期之外,本文对其余三个时期进行最小二乘回归分析,研究发现结论与上文保持一致,这进一步印证了上文VAR分析的结果。最后,本文利用面板数据分析法对管控严格时期终生收入法衡量的女性人力资本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西部地区的女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弹性更大,中部次之,东部弹性最小。本文虽然本文对女性人力资本的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但是仍不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采用线性插值法对缺失年份数据进行处理但不够精确;再比如较少考虑女性人力资本在不同群体间的差别,以期在未来的学习和工作中继续深入分析。
王福颖[3](2020)在《西部高等教育投入的经济影响效应研究》文中提出如今,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中国经济也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由高速增长逐步过渡到高质量发展的时期。针对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现状,国家在一系列的工作报告中都强调了发展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重视教育强国,特别是对高等教育的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双一流”建设进程,以实现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深刻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在一系列教育兴国的政策引领下,中国的经济建设已取得了诸多成就。所以,对于经济发展较为缓慢的西部地区,加快提高高等教育水平显得至关重要。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因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地区的高等教育投入规划与设计,一种科学合理有效的高等教育投入方案对于区域内的高等教育发展发挥着尤为关键的作用。因此,本文对于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投入产生的经济效应进行研究,其研究角度与研究内容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以西部十二省市区高等教育投入对于区域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效应为研究主线。在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理论的基础上,采用文献研究法对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投入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借鉴和总结,运用比较分析法对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投入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现状进行纵向演变分析和横向对比分析。采用实证研究法,设定合理的计量模型,确定计量估计方法,对西部高等教育投入产生的经济影响效应从经济规模效应和经济质量效应两方面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得出的研究结论有:第一,西部高等教育投入中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带来的经济规模效应和经济质量效应差异性较大;第二,西部高等教育人力投入的经济规模效应积极,经济质量效应短期内消极,长期积极;第三,西部高等教育物力投入短期内出现消极的经济规模效应和经济质量效应,但长期经济质量效应积极;第四,西部高等教育财力投入具有正向经济质量效应,且短期大于长期,经济规模效应在短期积极,长期消极。
刘纪蕊[4](2020)在《县域内家庭的教育选择实证研究》文中指出家庭的教育选择是家长依据子女的需要,以实现家庭整体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对现有教育类型、内容及品质等进行的一系列满足个体偏好的资源配置或方案决策行为。在素质教育背景下,学校教育和校外教育是实施全面育人的两大体系,家长作为青少年教育的规划者和决策者,面临在两大教育体系内的各类教育选择问题。虽然,我国推行义务教育“就近入学”政策,但随着城镇化发展和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政策实施,农村教育空间被压缩,农村家庭的“择校”现象逐渐显露,校外教育选择问题也逐渐凸显,亟须给予关注和解决。当前,比较成熟的教育选择理论主要来源于西方国家,而我国关于家庭的教育选择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地区或特殊群体家庭。由于文化环境和经济发展差异,这些研究不能有效指导农村家庭的教育选择。因此,深入调研当前农村家庭的教育选择真实状况,全面分析农村家庭的教育选择相关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研究以“县域内家庭如何进行教育选择并影响学生发展”为核心研究问题,以家庭教育决策相关理论和教育投入产出理论为理论工具,从家庭的学校教育选择(包括:小学类型、中学类型及最高教育类型)和校外教育投入选择(包括:资金投入和时间投入)两个方面,研究了家庭的教育选择现状、特征、影响因素及对学生发展的影响,特别研究了各教育选择间的作用关系。在研究中,主要采用文献研究和调查研究法,以我国东、中、西、东北四地区县域内35所公立小学的1039个家庭(学生、家长)调研数据为基础,以R语言和SPSS作为数据分析工具,采用量化研究为主,质性研究为辅的方法进行研究,具体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家庭的教育选择呈现多元化特征:学校教育选择呈现“取优”、“向城”趋势,校外教育投入选择呈“中等”状态。在学校教育选择方面,对于当前小学生家庭而言,家庭的最高教育类型选择普遍较高,多数家庭的选择为本科及以上,有三分之一的家庭选择已向硕士阶段延伸,有近五分之一的家庭决定让子女接受高职、大专及以下教育;有相当多的家庭对村镇小学有选择需求,未来对县市中学选择需求较大,但仍有相当部分的家庭未来对乡镇中学有较高选择需求。在家庭的校外教育投入选择方面,校外教育资金投入选择和校外教育时间投入选择趋势一致,整体呈“中等”状态。第二,家庭的教育选择主要受学生、家长及家庭特征影响。学校教育选择主要受家长和家庭特征影响,校外教育选择主要受家庭和学生特征影响。从“决策制定和执行能力限制”角度对影响因素的分析来看,“两类限制”对各教育选择的影响略有差异。整体来看,“最高教育类型选择”和“校外教育时间投入选择”受家庭的教育决策制定能力限制影响较大;而“中学类型选择”和“小学类型选择”受家庭的教育决策执行能力限制影响较大;“校外教育资金投入选择”受家庭的教育决策制定和执行能力限制影响相当。第三,各教育选择间作用关系显着。对于小学生家庭而言,在家庭的教育选择系统内,未来最高教育类型选择显着影响未来中学类型选择,未来中学类型选择显着影响当前小学类型选择,当前小学类型选择显着影响校外教育资金、时间投入选择。概言之,“教育选择目的”影响“教育选择手段”,实证了教育选择间的“手段-目的”链关系假设。此外,当前小学类型选择影响未来中学类型选择,当前校外教育资金投入选择影响未来最高教育类型选择。这说明家庭已执行的教育选择,指导或限制未来的部分教育选择。第四,家庭的教育选择对学生不同方面的发展影响各异。最高教育类型选择影响学生学习状态和心理韧性发展,未来中学类型选择影响学生“心理健康”发展,当前小学类型选择影响学生学习状态发展,校外教育时间投入选择影响学生心理韧性和“心理健康”发展,校外教育资金投入选择影响学生同伴关系发展。从分析结果看,最高教育类型选择和校外教育时间投入选择对学生发展影响较大。另外,“教育选择、学生发展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间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说明:校外教育投入选择、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发展作用关系显着,而学校教育类型选择对学生发展作用关系不显着。总体而言,本文在研究框架的构建、实证研究的分析过程中,对于理论视角、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的创新进行了有益探索,丰富了家庭的教育选择理论研究,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扩展抽样范围、扩大样本规模,从更广泛的视角拓展研究主题。
张晓晨[5](2020)在《农村人力资本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村基础设施水平加强,生产条件逐步改善,农产量稳定增加,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显着提高。但是农业发展依然面临诸多问题,突出表现为资源环境硬约束与生产发展矛盾日益凸显、农产品品种品质结构与居民消费快速升级不相适应以及种养结合不紧、循环不畅、市场竞争力不强等。究其原因,主要归咎于我国农业生产技术提升缓慢,生产经营模式较为传统,难以适应农业日益市场化、集约化生产的要求。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强调,要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加强农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毋庸置疑,农村人力资本水平是农业技术能否充分发挥作用的关键因素,唯有人力资本水平稳定提高,才能促进农业生产转型升级,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农村经济稳定增长,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农业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指标,是技术进步对农业经济发展作用的综合反映。因此,深入研究农村人力资本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测度其影响程度,对转变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及提高农村经济效益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乡村振兴战略背景,运用人力资本理论、全要素生产率理论,从人力资本积累途径入手,深入研究农村教育、健康、技能人力资本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首先,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分别阐述教育、健康、技能人力资本要素的内涵与特征;在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人力资本理论、全要素生产率理论为指导,深入剖析农村教育、健康、技能人力资本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理。其次,揭示中国及东中西部农村教育、健康及技能人力资本现状及存在问题;测度2007-2016年中国及东中西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对中国农村人力资本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现状分区域进行比较分析。再次,利用2007-2016年中国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并按照全国及东中西三个区域对农村教育、健康及技能人力资本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并进行区域比较分析。最后,根据前文的研究结论,针对如何提升农村教育、健康、技能人力资本水平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能为地方政府推进农业现代化提供一定的决策支持。基于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论文主要结论如下:(1)理论分析表明农村教育人力资本、健康人力资本、技能人力资本主要通过促进技术进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两方面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2)我国整体农村教育人力资本、健康人力资本、技能人力资本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显着,且教育人力资本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最大。(3)我国不同区域的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具体来看:东部农村地区教育人力资本、技能人力资本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贡献大于中西部地区,但由于人口老龄化等原因,东部农村地区健康人力资本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程度小于中西部地区;而由于中部地区劳动密集型农业企业较多,企业创新性不足,农业转型困难,降低了农民技能培训的积极性,导致技能人力资本水平对中部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显着。进而论文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一是深化教育机制改革,树立科学教育评价导向;二是优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提升农村医疗服务水平;三是完善农民技能培训体系,壮大新型职业农民队伍。本文的可能创新之处在于研究视角新颖。现有农村人力资本方面的研究多侧重于分析其对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民收入的影响,而对于农村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或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探究还较为匮乏。特别是,对于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多停留在理论层面且分析不够完善,实证研究则多局限于某个地域的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本文尝试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从人力资本构成要素,即教育人力资本、健康人力资本、技能人力资本着手,深入系统的剖析农村人力资本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按照全国及东、中、西部区域进行比较分析,丰富相关方面的研究。
戴潇[6](2019)在《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路径依赖理论的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研究通过讨论不同维度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综合导出我国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非线性作用机制。一般认为,劳动力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而由于信息自由传递的边界性、产业结构网络的复杂性以及技术创新的非线性,使得传统理论对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解释力偏弱。另一方面,在我国不同区域非均衡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空间壁垒和信息壁垒,在这些多重效应和历史发展特征的综合作用下,使这些区域的劳动力演化、产业结构升级必然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特征。这些困境使我们并不能在产业结构动态变化中,完全还原劳动力演化是如何平稳嵌入不同区域的产业结构体系之中,甚至不能还原这部分信息与产业结构作用的前因后果。因此,如何驱动劳动力的自增强反馈机制并进一步逐步演化出具有规模扩散效应、人力资本红利效应的收益递增路径,是保证我国顺利实施“供给侧”经济改革、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这需要我们结合现实情况与理论基础,深入探讨我国劳动力演化问题。唯有明晰了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作用机制,才能寻求到避免不良路径依赖的有效措施。本研究需要解决几个关键的问题:一是明确研究对象运行轨迹的非线性特征;二是明确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的多尺度度量问题,并讨论它们之间的作用机制;三是综合导出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动态非线性机制,并导出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之间的最优演化路径。基于此,本研究主要工作分为如下几个部分:第一,通过文献研究,明确了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深入阐述了应用“演化”这一隐喻于劳动力研究的合理性及其度量维度,并结合复杂性科学明确了产业结构升级与劳动力演化的非线性特征。随后,通过分析现有关于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研究,归纳出部分与路径依赖理论相类似的观点,依据路径依赖理论深入讨论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作用机制的科学性。第二,讨论劳动力演化、产业结构的非线性特征。基于复杂性科学视角,本研究认为研究对象以及它们之间的耦合关系均属于非线性的分析范畴,而非线性的重要特征是系统的无序性,但这仅是在文献理论基础上的验证。因此,必须在用理论推演定性的同时,需辅以实证定量验证。唯有如此才能使得后文中所设计一切模型能够保持其所在的讨论框架的统一性。通过相空间重构,我们发现主要研究对象的主要代表性指标的柯尔莫哥洛夫熵非零且不同,表明要素之中存在的功能、关系均发生在不同的度量尺度上,即系统复杂且具有典型的多尺度特征。第三,讨论劳动力演化的不同维度(数量演化与技能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我国劳动力数量演化对产业结构升级是挤出效应;产业结构升级对所有地区的劳动力数量演化均是协同效应。我国整体劳动力技能演化仅在东部地区表现与产业结构升级为双向协同效应,在中部是双向的挤出效应,在西部为劳动力技能演化对产业结构升级是挤出效应,反之是协同效应。正是由于劳动力演化的不同维度实证结果反映出,我国区域发展过程中的非匀质性,使得劳动力数量与技能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第四,讨论不同类型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在不同情景约束下的作用。首先构建了具有时空效应的不同类型劳动力演化路径依赖数理模型,具体探讨了同质型、异质型劳动力演化路径依赖的现实特征。结果显示,目前同质型劳动力演化路径依赖较为平稳,而另两者波动较大,充分体现出我国劳动力演化路径依赖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随后构建了门槛模型,讨论不同类型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无论是我国整体还是我国的不同区域,劳动力演化路径依赖的门槛效应明显。从全国的整体角度而言,同质型、异质型劳动力在其路径依赖程度不高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分地区而言,东部的劳动力演化路径依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正向作用,而对产业机构合理化则是负向作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同质型劳动力演化路径依赖对产业结构升级是正向作用,同时二者的异质型劳动力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也是互为对立面,即中部为促进机制,西部为抑制机制。第五,揭示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非线性作用机制,并导出不同地区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发展的最优路径。东部地区劳动力应以内部环境为路径依赖方向,着重推动异质型劳动力技能演化,加强劳动力对于当下产业结构环境的认同度;中部地区则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以外部影响为主的路径依赖情境下,推动同质型劳动力数量演化,二是改变路径依赖方向,同时推动同质型与异质型劳动力的数量演化;西部地区则必须改变现在的路径依赖方向,以产业结构合理化为目标,提升同质型劳动力的数量演化。本文的创新主要有如下几点:一是,揭示了劳动力演化的不同维度、不同类型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作用机制,实现了多维度的考察,丰富了现有的研究;二是,以路径依赖理论解释地区非均衡发展过程中,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的区域性差异;三是,从生物学角度讨论研究对象之间是协同还是挤出效应;四是,充分考虑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在时间和空间维度的运行轨迹,将时空效应贯穿于整个研究之中,特别是构建了具有时空效应的路径依赖模型。
张丹[7](2019)在《我国西部地区科技投入绩效评价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现如今也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科技全面发展战略也逐渐成为各国的核心竞争力,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发展,然而,在进行科技活动的过程中,科技资源的数量和配置效率决定了科技发展的速度,对一个国家的人民生活和经济发展都有较大的影响。西部地区作为区域科技创新的主要系统之一,其科技投入绩效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因此,对西部地区科技投入绩效进行评价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论文首先分析西部地区的科技投入现状及存在问题,并探析科技投入存在问题的原因。在科研经费投入方面,存在经费投入存在“马太效应”、投入结构类型不合理、经费投入所带来的产出较低等问题。在科技人力资本方面,存在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科研人员的科技创新能力较弱、科研人员分布不均衡等问题。在科技投入绩效评价方面,主要体现在绩效评价指标不合理、绩效评价结果的反馈运用较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不完善三个方面。究其原因,在政策方面主要包括科研政策不完善和科研制度缺乏针对性两方面原因。针对科研经费的管理缺乏可靠的经费预算、科研经费使用监管不到位、经费报销程序复杂滞后;对于人力资本方面的原因是缺乏有效的人力资本补偿、人力资本激励过于刚性、人力资本内部存在歧视;其次,通过科技投入绩效评价指标的构建,对各指标进行灰色关联度分析并进行实证研究,并通过建立超效率DEA模型从科技投入的总过程和分过程两个维度进行科技投入产出效率的测算,并将东、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进行比较分析,再利用泰尔指数对西部地区与东、中地区效率差异进行比较度量和分析,建立Tobit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对西部地区科技投入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最后,在调整科技投入结构、改善科研经费管理、加强科研人员管理、优化科研管理政策、加大科研经费柔性化管理力度五大方面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1)对西部地区投入产出综合效率进行分析可知,效率值高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投入产出效率;(2)西部地区投入产出效率小于东、中部地区投入产出效率;(3)科技投入产出效率区域内差异大于区域间差异,西部地区内部差异大于中、东部地区;(4)西部地区科技投入绩效受到技术进步、投入结构、市场化程度的影响,人力资本质量对科技投入绩效影响不显着。
高聪聪[8](2019)在《西部地区交通、能源与信息基础设施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基础设施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还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需求一直保持强劲的态势。基础设施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经济持续高涨的同时,国家实施的有倾斜的区域发展战略使得地区发展差异逐渐显现,西部地区则一直是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中的“短板”。考察分析不同经济性基础设施建设对西部经济增长的作用程度、作用方向和作用差异,有利于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是针对我国推行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西部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对经济增长作用如何。先是对西部地区交通、能源、信息基础设施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现状与问题进行分析,梳理交通、能源与信息基础设施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然后测度交通、能源与信息基础设施对西部地区的产出效应和门槛效应,明确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基础设施类型;最后厘清经济性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呈现空间特征的原因,建立空间面板模型分析其溢出效应,更加准确的找准西部地区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方向,为探索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完善路径与有效解决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问题提供借鉴和实证依据。根据研究结果发现,西部地区存在交通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低、利用效率低、经济增长滞后等问题;三种基础设施中交通基础设施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能源基础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均存在显着的空间溢出效应,忽略空间因素会高估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针对以上研究结果,提出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应适应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适当加大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信息基础设施适当超前发展,注意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推动西部地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发挥基础设施空间溢出效应等建议。
朱引平[9](2019)在《公平正义视域下西部地区教育精准扶贫的困境及对策》文中研究说明扶贫开发是我国消除贫困,缓解社会矛盾,构建公平正义社会的重要途径。2013年,我国提出精准扶贫战略思想,按照地域、贫困状况存在的差别调整措施,以实现特定地区和特定对象的全面脱贫。但从长远来看,大多数贫困地区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摆脱贫困。教育作为减贫和脱贫的有力手段历来受到政府的高度关注。教育扶贫精准化是解决西部地区贫困问题最主要、最深层次的途径,也是实现西部地区跨越式发展,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突破口。教育精准扶贫关系到每个贫困人口的受教育和发展权利,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基于此,本文以公平正义理论为基础,通过梳理马克思、罗尔斯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理论,分析我国西部地区扶贫现状及教育扶贫理论和政策行动,指出公平正义视角下西部地区教育精准扶贫的困境及成因,由此提出西部地区教育精准扶贫实现公平正义的路径。具体来说,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本文的绪论,阐述了西部地区教育精准扶贫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公平正义和教育扶贫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提出本选题的研究目的、方法、拟解决的问题及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二部分对公平正义和教育精准扶贫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并分析了公平正义和教育精准扶贫的关系,其次是选题的理论基础,阐述了马克思公平正义理论的根源、属性、实现途径和目标,罗尔斯公平正义理论的实质和两个原则,党的历代领导人的公平正义观及其他相关贫困理论。第三部分论述了西部地区教育扶贫在扶贫开发过程中的作用,并对建国以来教育扶贫思想的演变及西部地区教育扶贫政策进行梳理。第四部分分析了西部地区的贫困状况及教育扶贫存在的问题,从学前教育平均入园率、义务教育巩固率、职业教育发展与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论证。第五部分是公平正义视域下西部地区教育精准扶贫的困境及成因。公平正义视域下西部地区教育精准扶贫的困境主要有教育扶贫执行过程存在偏差、教育扶贫资源分配不均、教育扶贫制度设计不足。成因包括:教育扶贫主客体责任缺失、城乡二元结构制约,教育扶贫决策与诉求间的矛盾等。第六部分从教育精准扶贫的价值取向、路径选择和制度保障三个层面进行分析。从公平正义的视角对教育精准扶贫所蕴含的价值进行分析,使精准扶贫理念获得不断发展,并在公平正义的视角下找到科学的实施策略。
杨勇[10](2019)在《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测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用习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一句话说:“中国人民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中国发展的奇迹有目共睹,但发展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人们对发展的反思也从未停止。发展是什么?中国是怎样实现经济发展的?中国的经济发展用什么来测度?中国怎样才能实现更好的经济发展?本文的研究正是基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反思而开展,并在一定的发展理论模型基础上,对发展状态进行较为客观的描述和评价。(1)发展是什么?不同学科对发展的理解和认识不同,但一般而言,发展被认为是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的运动变化过程。发展经济学对发展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过程,从片面强调经济增长到逐渐考虑社会变化、从重视发展的短期效应到注重发展的长期效应、从物质财富的积累到人本身的发展等。基于传统发展理论对发展的认识,李忠民教授提出“发展是可选择性的增多”的新认识,将发展置身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中,中国特色经济发展则是在市场化、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三维空间中的发展。本文正是基于这一创新性认识,从发展经济学视角对发展及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内涵、特征进行较为完整的阐释,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测度与评价指标体系。(2)中国是怎样实现经济发展的?对中国经济发展奇迹原因的解释有多种观点,如一种认识是制度变迁的原因,即改革开放是制度的变革,而制度本身对增长产生积极作用;也有认为是资源与要素禀赋产生的比较优势带来的增长效应,等等。结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本文较为详细的论证了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三维九化”中国经济发展模型,并将其总结为中国特色经济发展,即独具特色的中国发展道路与发展经验,并从发展经济学理论角度分析了市场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如何共同推动可选择性增多的内在机理,从而为正在形成与发展的中国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了完善与补充。(3)中国经济发展用什么来测度?GDP虽然从目前来看不可替代,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测度显然不能仅靠GDP来衡量,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逻辑和模型框架出发,本文构建了一维指数(中国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指数)、二维指数(中国市场化与工业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市场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指数)、三维指数(中国市场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指数)的测度模型,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对整个总体以及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发展进程分别进行了测度。在对指数的分析方面,分别从指数发展演变的时间趋势与特征、指数发展变化的空间相关与分异入手进行了时空分析,从而从总体上对中国特色经济发展进行了描述和评价。(4)中国怎样才能更好的实现发展?发展是可选择性的增多,将人力资本作为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在已有传统计量方法基础上,构建了基于邻接关系、地理距离与经济地理权重矩阵为基础的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人力资本的空间集聚与溢出效应,以及人力资本对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MIU指数)的增长和发展效应,直接与间接效应。在发展是可选性增多的基础上,构建了市场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中国与各地区2000-2015年的中国特色经济发展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1)从一维空间看,无论是市场化、工业化还是城市化的发展均经历过较快发展后面临发展增速的减缓。市场化指数方面,商品化维持较高水平,市场化(狭义)稳定增长,而金融化快速上升;工业化指数方面,工业化(狭义)有所下降,而信息化(知识化)发展迅速,生态化面临挑战;城市化方面,城镇化发展最快,国际化缓慢发展,社会化面临困难。从区域特征看,西部呈现出低低集聚特征,而沿海的高高集聚空间溢出作用发挥有限;不同区域内部也有热点与冷点,如西部的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省等省区,东部的河北、海南等省区。发展的不充分与不平衡表现明显。(2)从二维空间看,市场化与工业化(MI)、工业化与城市化(IU)、市场化与城市化(MU)协调发展指数均呈现上升趋势,但指数增幅和发展速度不一。相对而言,工业化与市场化协调发展水平逐渐上升,市场化与城市化下调发展水平逐渐下降,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但三个指数间的相对差异在逐渐缩小。地区特征呈现出三种状态,北京、天津、上海与江苏为三个指数均高;海南、贵州、云南、青海和新疆三个指数均低;浙江、广东、福建与内蒙古三个指数各不相同,区域发展的空间异质性特征明显,如浙江、广东与福建的市场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而市场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水平较高。ESDA分析结果表明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尤其是西部大部分地区处于低低集聚状态。(3)从三维空间看,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呈现上升趋势,但增速下滑。从四大区域看,东部发展指数最高,东北最低,且差距在增大,东部与中西部的指数差距有倒“U”性特征。空间关系看,无论是基于邻接关系、地理距离,还是经济地理的空间权重矩阵检验的结果表明,各地区间的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具有典型的空间自相关性,局部特征表现为京津冀与长三角的正相关性和西部地区部分省区的负相关性同时存在。泰尔指数的计算结果表明,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绝对收敛,且指数的差异较多来自组内差异。(4)人力资本的增长效应基本形成共识,而基于可选择性增多的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中人力资本的贡献是否显着?基于传统面板模型和空间面板模型的人力资本的发展效应以及空间效应及其分解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的发展效应也较为显着,从空间角度得出的结论是,无论是从邻接关系、地理距离还是经济地理构建的空间权重矩阵测算的人力资本直接效应更为明显,间接效应或溢出效应不显着。相关结果还表明,物质资本对发展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较为显着,产业结构有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不显着,自然资源对发展存在“资源诅咒”。
二、资本理论与西部经济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资本理论与西部经济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 ——基于地区和行业层面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1.2.1 研究内容 |
1.2.2 研究方法 |
1.2.3 本文的技术路线图 |
1.3 可能的创新之处 |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与分类 |
2.1.1 人力资本 |
2.1.2 创新 |
2.1.3 技术效率 |
2.2 文献综述 |
2.2.1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衡量方法研究 |
2.2.2 经济增长问题研究 |
2.2.3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
2.2.4 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关系研究 |
2.2.5 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
2.2.6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
2.3 理论基础 |
2.3.1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
2.3.2 人力资本理论 |
2.3.3 内生增长理论 |
2.3.4 创新系统理论 |
2.4 本章小结 |
3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现状 |
3.1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现状——地区层面 |
3.1.1 地区人力资本发展现状 |
3.1.2 地区技术创新发展现状 |
3.1.3 地区经济增长现状 |
3.2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现状——行业层面 |
3.2.1 工业行业人力资本发展现状 |
3.2.2 工业行业技术创新发展现状 |
3.2.3 工业行业经济增长现状 |
3.3 本章小结 |
4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与理论模型 |
4.1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
4.1.1 人力资本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分析 |
4.1.2 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分析 |
4.1.3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分析 |
4.1.4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小结 |
4.2 多部门内生增长模型 |
4.3 本章小结 |
5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中介效应的检验 |
5.1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地区层面 |
5.1.1 模型构建 |
5.1.2 变量说明与数据处理 |
5.1.3 实证结果与分析——地区整体层面 |
5.1.4 实证结果与分析——分区域层面 |
5.1.5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
5.2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行业层面 |
5.2.1 模型构建 |
5.2.2 变量说明与数据处理 |
5.2.3 实证结果与分析——工业行业整体层面 |
5.2.4 实证结果与分析——细分行业层面 |
5.2.5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
5.3 本章小结 |
6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门槛效应的检验 |
6.1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人力资本门槛效应检验 |
6.1.1 地区层面分析 |
6.1.2 行业层面分析 |
6.1.3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
6.2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技术创新门槛效应检验 |
6.2.1 地区层面分析 |
6.2.2 行业层面分析 |
6.2.3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
6.3 本章小结 |
7 结论、启示与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相关启示 |
7.3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2)我国生育政策变迁背景下女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一、生育政策变迁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女性人力资本产生影响 |
二、生育政策变迁亦可能会造成性别人力资本差异的变化 |
三、生育政策变迁会影响女性对经济社会的参与度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现实意义 |
第三节 研究的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一、研究思路方法 |
二、研究创新点 |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
第二章 研究回顾与综述 |
第一节 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历程 |
一、古典经济学的人力资本思想 |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人力资本理论 |
三、现代人力资本理论 |
四、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 |
第二节 女性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历程 |
一、女性人力资本的理论发展 |
二、女性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三、计量方法 |
第三节 新中国生育政策变迁研究综述 |
一、新中国生育政策不同阶段的划分 |
二、新中国民族地区生育政策研究综述 |
第四节 文献简评 |
一、理论研究部分 |
二、计量方法部分 |
第三章 生育政策变迁背景下女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分析 |
第一节 1952-2015年我国生育政策的演变 |
一、管控宽松时期(1952-1979) |
二、管控严格时期(1980-2015)) |
第二节 生育率变迁与女性人力资本的关系 |
一、生育率变迁会影响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动力 |
二、生育率会影响女性人力资本积累 |
三、生育率变迁会影响女性的劳动报酬 |
第三节 新中国生育政策变迁背景下女性人力资本的演化 |
一、管控宽松时期(1952-1979) |
二、管控严格时期(1980-2015) |
第三节 生育政策变迁背景下女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
一、生育政策变迁背景下女性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
二、生育政策变迁背景下经济增长对女性人力资本的促进途径 |
第四章 生育政策变迁背景下女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
第一节 生育政策变迁背景下我国女性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一、指标选择及数据来源 |
二、VAR模型适应性分析 |
三、VAR模型的构建 |
四、不同政策历史时期(1952-1969;1969-1979;1980-2013) |
第二节 管控严格时期女性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
一、理论与实证模型构建 |
二、数据来源与指标解释 |
三、不同地区女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
第五章 结论与启示 |
第一节 生育政策变迁背景下我国女性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一、管控宽松时期(1952-1979) |
二、管控严格时期(1980-2015) |
三、不同政策时期(1952-1969;1969-1979;1980-2013) |
四、经验与启示 |
第二节 管控严格时期我国女性人力资本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 |
一、西部地区 |
二、中部地区 |
三、东部地区 |
四、经验与启示 |
参考文献 |
附录A 1952-2015年我国女性教育人力资本存量 |
附录B 1952-2015年我国女性死亡率 |
附录C 1985-2015年东、中、西部地区女性人力资本(终生预期收入法) |
附录D 各省固定资本存量计算方法及数据来源 |
一、估算方法 |
二、数据来源 |
附录E 实际GDP的计算方法及数据来源 |
一、实际GDP的计算方法 |
二、数据来源 |
致谢 |
在读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3)西部高等教育投入的经济影响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 |
1.2.1 国外研究动态 |
1.2.2 国内研究动态 |
1.2.3 文献评述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 |
1.5 本文可能的创新点 |
2 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基础 |
2.1 高等教育及投入的定义 |
2.2 经济发展内涵 |
2.3 人力资本理论 |
2.4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
2.5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
2.6 可持续发展理论 |
3 西部高等教育投入及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 |
3.1 西部高等教育投入情况分析 |
3.1.1 西部高等教育人力投入情况 |
3.1.2 西部高等教育物力投入情况 |
3.1.3 西部高等教育财力投入情况 |
3.2 西部高等教育投入的问题分析 |
3.3 西部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
3.3.1 西部经济规模分析 |
3.3.2 西部经济质量分析 |
4 西部高等教育投入的经济影响效应实证分析 |
4.1 模型设定与指标选取 |
4.1.1 模型设定 |
4.1.2 指标选择和数据来源 |
4.2 西部高等教育投入的经济规模效应测算 |
4.2.1 面板数据计量检验 |
4.2.2 基本回归分析 |
4.2.3 动态效应和滞后效应分析 |
4.2.4 经济规模效应测算结果 |
4.3 西部高等教育投入的经济质量效应测算 |
4.3.1 面板数据计量检验 |
4.3.2 基本回归分析 |
4.3.3 动态效应和滞后效应分析 |
4.3.4 经济质量效应测算结果 |
4.4 本章小结 |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
5.1 研究结论 |
5.2 政策建议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4)县域内家庭的教育选择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问题 |
第二节 概念界定 |
一、家庭的教育选择 |
二、家庭的教育投入 |
三、农村教育 |
四、学生发展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一、研究范围 |
二、研究方法 |
三、研究路线 |
四、研究思路 |
五、结构安排 |
第四节 研究意义与可能的创新 |
一、研究意义 |
二、可能的创新 |
第五节 数据介绍 |
一、数据来源 |
二、主要指标选取、变量测量及定义 |
三、样本基本特征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
第一节 文献梳理及述评 |
一、家庭对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选择的理论、政策及相关研究 |
二、家庭对子女最高教育类型选择的相关研究 |
三、家庭对子女校外教育选择和投入的相关研究 |
四、研究述评:家庭的教育选择研究进展、局限及可拓展的研究 |
第二节 理论基础及研究框架 |
一、家庭教育决策相关理论 |
二、教育投入产出理论 |
三、家庭的教育选择研究框架 |
第三章 家庭对子女学校教育的选择 |
第一节 家庭对子女最高教育类型的选择 |
一、家庭对子女最高教育类型选择的现状分析 |
二、家庭对子女最高教育类型选择的特征分析 |
三、影响家庭对子女最高教育类型选择的因素分析 |
四、结论 |
第二节 家庭对子女未来就读中学类型的选择 |
一、家庭对子女未来就读中学类型选择的现状分析 |
二、家庭对子女未来就读中学类型选择的特征分析 |
三、影响家庭对子女未来中学类型选择的因素分析 |
四、结论 |
第三节 家庭对子女当前就读小学类型的选择 |
一、家庭选择小学类型的现状分析 |
二、家庭选择小学类型的特征分析 |
三、影响家庭选择小学类型的因素分析 |
四、家长对选择小学的评价 |
五、结论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家庭对子女校外教育投入的选择 |
第一节 家庭对子女校外教育资金投入的选择 |
一、家庭对子女校外教育资金投入选择的现状分析 |
二、家庭对子女校外教育资金投入选择的特征分析 |
三、影响家庭校外教育资金投入选择的因素分析 |
四、结论 |
第二节 家庭对子女校外教育时间投入的选择 |
一、家庭对子女校外教育时间投入选择的现状分析 |
二、家庭对子女校外教育时间投入选择的特征分析 |
三、影响家庭对子女校外教育时间投入选择的因素分析 |
四、结论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家庭的教育选择对学生发展的影响 |
第一节 家庭的教育选择对学生学习状态发展的影响 |
一、学生学习状态发展的现状分析 |
二、家庭的教育选择对学生学习状态发展的影响分析 |
三、结论 |
第二节 家庭的教育选择对学生同伴关系发展的影响 |
一、学生同伴关系发展的现状分析 |
二、家庭的教育选择对学生同伴关系发展的影响分析 |
三、结论 |
第三节 家庭的教育选择对学生心理韧性发展的影响 |
一、学生心理韧性发展的现状分析 |
二、家庭的教育选择对学生心理韧性发展的影响分析 |
三、结论 |
第四节 家庭的教育选择对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影响 |
一、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现状分析 |
二、家庭的教育选择对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影响分析 |
三、结论 |
第五节 教育选择、学生发展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作用机制 |
一、结构方程模型研究设计 |
二、数据分析结果 |
三、结论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结语 |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
一、家庭的教育选择呈现多元化特征 |
二、家庭的教育选择和学生发展受到学生、家长及家庭特征影响 |
三、家庭的决策制定和执行能力限制对教育选择的影响不同 |
四、家庭各类教育选择之间影响关系显着 |
五、家庭的教育选择对学生发展影响显着 |
第二节 实践启示 |
一、加强优质义务教育在村镇地区的均衡布局 |
二、加强对本科及以上教育的供给,提升家庭的最高教育类型选择 |
三、加强区域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引导西部地区家庭的教育选择 |
四、重视“特定群体”家庭的教育选择需求及学生发展 |
五、加强家长的教育选择能力培养,引导家庭合理规划教育选择 |
第三节 研究不足与研究展望 |
一、研究不足 |
二、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5)农村人力资本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内容 |
第三节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第二章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第一节 相关理论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第三章 农村人力资本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理 |
第一节 人力资本要素内涵 |
第二节 农村人力资本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 |
第四章 农村人力资本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现状分析 |
第一节 农村人力资本现状 |
第二节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测度 |
第五章 农村人力资本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
第一节 研究假设 |
第二节 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
第三节 实证结果及分析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6)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路径依赖理论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作者简历 |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选题目的 |
1.1.3 选题意义 |
1.2 主要研究方法 |
1.3 主要内容与技术路线 |
1.4 创新点 |
第二章 文献综述及理论框架 |
2.1 产业结构升级 |
2.1.1 产业结构 |
2.1.2 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产业结构高级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 |
2.1.3 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因素 |
2.1.4 研究简评 |
2.2 劳动力演化 |
2.2.1 劳动力演化的概念 |
2.2.2 劳动力演化的特点 |
2.2.3 研究简评 |
2.3 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分析 |
2.3.1 基于结构演进的规律论 |
2.3.2 基于新经济地理理论框架 |
2.3.3 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差异性和适配性 |
2.3.4 研究简评 |
2.4 理论框架 |
2.4.1 复杂性科学 |
2.4.2 路径依赖理论:复杂性系统、作用机制、门槛约束 |
2.4.3 进一步讨论 |
2.5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劳动力演化、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特征 |
3.1 系统非线性特征分析的方法选择 |
3.2 相空间重构及变量选取 |
3.2.1 嵌入维数与延迟时间 |
3.2.2 柯尔莫哥洛夫熵(K熵) |
3.2.3 变量选取 |
3.3 实证结果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劳动力演化的不同维度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作用 |
4.1 模型构建 |
4.1.1 理论基础 |
4.1.2 双主体时空协同演化模型 |
4.1.3 参数估计方法 |
4.2 关键指标测度与选取 |
4.2.1 关键指标的测度 |
4.2.2 数据收集与描述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4.3.1 劳动力数量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 |
4.3.2 劳动力技能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不同类型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作用的情景分析 |
5.1 方法的选择 |
5.1.1 面板门槛模型 |
5.1.2 不同类型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面板门槛模型 |
5.2 关键变量测度与描述 |
5.2.1 解释变量 |
5.2.2 被解释变量 |
5.2.3 控制变量 |
5.3 我国不同类型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门槛回归 |
5.3.1 产业结构合理化面板门槛回归结果 |
5.3.2 产业结构高级化面板门槛回归结果 |
5.4 不同类型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门槛回归的区域性差异 |
5.4.1 各区域门槛效应检验 |
5.4.2 各区域面板门槛回归结果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作用机制与路径优化策略 |
6.1 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作用机制 |
6.2 不同区域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作用机制案例分析 |
6.2.1 东部地区 |
6.2.2 中部地区 |
6.2.3 西部地区 |
6.3 路径优化策略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7)我国西部地区科技投入绩效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2.3 研究评述 |
1.3 主要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1.5 论文创新之处 |
2 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 |
2.1.1 “区域”的界定 |
2.1.2 科技投入的内涵 |
2.1.3 科技投入绩效的概念 |
2.1.4 科技投入绩效评价的概念 |
2.2 相关理论 |
2.2.1 人力资本理论 |
2.2.2 非均衡发展理论 |
2.2.3 区域创新理论 |
2.2.4 投入产出理论 |
3 西部地区科技投入及绩效评价存在问题的分析 |
3.1 东中西部地区科技投入产出的现状对比 |
3.1.1 科技投入现状 |
3.1.2 科技产出现状 |
3.2 西部地区科技投入存在的问题 |
3.2.1 科研经费投入不合理 |
3.2.2 科技人力资本利用效率低 |
3.3 西部地区科技投入绩效评价存在的问题 |
3.3.1 绩效评价指标选取不准确 |
3.3.2 绩效评价结果反馈的运用较差 |
3.3.3 绩效评价评价指标体系不完善 |
3.4 原因分析 |
3.4.1 科研管理政策及制度不配套 |
3.4.2 科研经费管理过程不完善 |
3.4.3 人力资本激励效果差 |
3.5 本章小结 |
4 西部地区科技投入绩效评价及区域差异分析 |
4.1 数据来源与体系构建 |
4.1.1 数据来源 |
4.1.2 科技投入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的构建 |
4.1.3 科技投入绩效评价的指标灰色关联度分析 |
4.2 科技投入与产出效率分析 |
4.2.1 超效率DEA模型构建 |
4.2.2 实证分析 |
4.3 科技投入产出效率的区域差异对比研究 |
4.3.1 区域差异度量方法 |
4.3.2 科技投入产出效率区域差异度量与分析 |
4.3.3 科技投入成果产出效率区域差异度量与分析 |
4.3.4 科技投入经济产出效率区域差异度量与分析 |
4.4 西部地区科技投入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 |
4.4.1 指标选取 |
4.4.2 Tobit模型构建 |
4.4.3 模型测算结果 |
4.5 本章小结 |
5 西部地区科技投入绩效水平提升的对策建议 |
5.1 调整科技投入结构 |
5.1.1 提高基础研究支出比例 |
5.1.2 均衡区域科技投入水平 |
5.2 促进科研经费协同管理 |
5.2.1 实现科研经费的协同监管 |
5.2.2 促进科研经费的有效配置 |
5.3 加强科研人员管理 |
5.3.1 提升科研人员素质水平 |
5.3.2 加大科研人员激励力度 |
5.3.3 完善科研人员绩效评价体系 |
5.4 优化科研管理政策 |
5.4.1 完善科研经费管理的相关体制机制 |
5.4.2 完善科研监督制度 |
5.4.3 提高科研管理的信息化水平 |
5.5 加大科研经费柔性化管理力度 |
5.5.1 加强弹性化预算管理 |
5.5.2 丰富科研经费资助模式 |
5.5.3 提高科研经费内部控制的柔性化 |
5.5.4 完善科研经费柔性化决算管理 |
6 结论与展望 |
6.1 结论 |
6.2 研究不足及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8)西部地区交通、能源与信息基础设施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2 基础设施、空间效应概念界定 |
1.3 研究思路、方法及主要创新点 |
第2章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2.1 相关理论 |
2.2 文献综述 |
第3章 西部地区交通、能源、信息基础设施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现状与问题 |
3.1 交通基础设施发展现状与问题 |
3.2 能源基础设施发展现状与问题 |
3.3 信息基础设施发展现状与问题 |
3.4 西部经济增长现状与问题 |
第4章 交通、能源与信息基础设施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分析 |
4.1 交通、能源与信息基础设施发展对本地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 |
4.2 交通、能源与信息基础设施发展对邻近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 |
第5章 西部地区交通、能源与信息基础设施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
5.1 变量描述与数据来源 |
5.2 计量模型设定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第6章 结论与建议 |
6.1 主要结论 |
6.2 对策建议 |
6.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校期间科研情况 |
(9)公平正义视域下西部地区教育精准扶贫的困境及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1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目的、方法与拟解决的问题 |
1.3.1 研究目的 |
1.3.2 研究方法 |
1.3.3 研究拟解决的问题 |
1.4 研究难点与创新之处 |
1.4.1 研究难点 |
1.4.2 创新之处 |
2 核心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2.1 概念界定 |
2.1.1 公平正义 |
2.1.2 教育精准扶贫 |
2.1.3 公平正义与教育精准扶贫 |
2.2 公平正义理论 |
2.2.1 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理论 |
2.2.2 罗尔斯的正义论 |
2.2.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理论 |
2.3 其他相关理论 |
2.3.1 人力资本理论 |
2.3.2 贫困文化理论 |
2.3.3 能力贫困理论 |
3 教育扶贫思想的演变与西部地区教育扶贫政策演进 |
3.1 西部地区教育扶贫在扶贫攻坚中的作用 |
3.1.1 教育扶贫是减贫脱贫的根本途径 |
3.1.2 教育扶贫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手段 |
3.1.3 教育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 |
3.1.4 教育扶贫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有效途径 |
3.2 建国以来教育扶贫思想的演变 |
3.3 西部地区教育扶贫政策演进 |
3.3.1 国家扶贫政策中的教育扶贫内容 |
3.3.2 国家重大教育扶贫政策中的扶贫内容 |
3.3.3 教育领域的不同阶段制定具体的政策 |
3.3.4 教育领域不同阶段实施不同的行动方案 |
4 西部地区教育扶贫的现状 |
4.1 西部地区贫困状况 |
4.2 西部地区教育扶贫现状 |
4.2.1 学前教育平均入园率低 |
4.2.2 义务教育巩固率低 |
4.2.3 高等教育入学率低 |
4.2.4 职业教育基础薄弱 |
4.2.5 乡村教师队伍建设落后 |
5 公平正义视域下西部地区教育精准扶贫的困境与成因 |
5.1 公平正义视域下西部地区教育精准扶贫的困境 |
5.1.1 教育扶贫执行过程存在偏差 |
5.1.2 教育扶贫资源分配不均 |
5.1.3 教育扶贫制度设计不足 |
5.2 公平正义视域下西部地区教育精准扶贫的成因 |
5.2.1 教育扶贫主客体责任的缺失 |
5.2.2 城乡二元结构的制约 |
5.2.3 教育扶贫决策与诉求间的矛盾 |
6 公平正义视域下西部地区教育精准扶贫的对策 |
6.1 公平正义视域下西部地区教育精准扶贫的价值取向 |
6.1.1 以人民为中心是教育精准扶贫的根本价值导向 |
6.1.2 机会平等是实现教育精准扶贫的基本遵循 |
6.1.3 成果共享是实现教育精准扶贫的核心理念 |
6.2 公平正义视域下西部地区教育精准扶贫的路径选择 |
6.2.1 树立教育精准扶贫新理念 |
6.2.2 践行教育扶贫资源配置差别原则 |
6.2.3 鼓励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教育精准扶贫 |
6.3 公平正义视域下西部地区教育精准扶贫的制度保障 |
6.3.1 完善西部地区教育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机制 |
6.3.2 完善西部地区教育扶贫项目精准运行机制 |
6.3.3 完善西部地区教育扶贫精准考核与监督机制 |
7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A 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的目录 |
B 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参与科研项目及得奖情况 |
C 学位论文数据集 |
致谢 |
(10)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测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的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研究思路和论文结构 |
1.3.1 研究思路 |
1.3.2 论文结构 |
1.4 研究工具和研究方法 |
1.4.1 研究工具 |
1.4.2 研究方法 |
1.5 论文创新点 |
第2章 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 |
2.1 经济发展理论 |
2.1.1 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发展理论 |
2.1.2 中国发展经济学理论 |
2.1.3 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 |
2.2 发展测度的实践 |
2.2.1 西方发展指数的测度实践 |
2.2.2 国内发展指数的测度实践 |
2.3 述评 |
2.3.1 对发展的理解 |
2.3.2 对发展测度的认识 |
第3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及其测度分析 |
3.1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理论模型 |
3.1.1 发展与中国特色经济发展 |
3.1.2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理论模型 |
3.2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机制分析 |
3.2.1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三个层次 |
3.2.2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机制体系 |
3.3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测度方法 |
3.3.1 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 |
3.3.2 综合评价方法 |
3.3.3 指数分析方法 |
第4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一维测度:市场化指数 |
4.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4.2 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基本内涵 |
4.3 中国市场化进程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测度方法 |
4.3.1 指标体系的建立和数据的说明 |
4.3.2 测度方法 |
4.4 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测度与评价分析 |
4.4.1 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测度结果 |
4.4.2 中国市场化进程的趋势分析 |
4.4.3 中国市场化进程的阶段划分与特征描述 |
4.5 中国地区市场化进程的测度与评价分析 |
4.5.1 中国地区市场化进程的测度结果 |
4.5.2 中国地区市场化进程的空间特征 |
4.6 小结 |
第5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一维测度:工业化指数 |
5.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5.2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基本内涵 |
5.3 中国工业化进程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测度方法 |
5.3.1 指标体系的建立和数据的说明 |
5.3.2 测度方法 |
5.4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测度与评价分析 |
5.4.1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测度结果 |
5.4.2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趋势分析 |
5.4.3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阶段划分与特征描述 |
5.5 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的测度与评价分析 |
5.5.1 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的测度结果 |
5.5.2 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空间特征 |
5.6 小结 |
第6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一维测度:城市化指数 |
6.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6.2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基本内涵 |
6.3 中国城市化进程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测度方法 |
6.3.1 指标体系建立和数据的说明 |
6.3.2 测度方法 |
6.4 中国城市化指数的测度与评价分析 |
6.4.1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测度结果 |
6.4.2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趋势分析 |
6.4.3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阶段划分与特征描述 |
6.5 中国地区城市化进程的测度与评价分析 |
6.5.1 中国地区城市化进程的测度结果 |
6.5.2 中国地区城市化进程的空间特征 |
6.6 结论和启示 |
第7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二维测度 |
7.1 测度和分析方法 |
7.1.1 指数测度 |
7.1.2 指数的聚类分析 |
7.2 市场化与工业化发展指数测度 |
7.2.1 市场化—工业化发展水平测度评价与分析-全国的视角 |
7.2.2 市场化—工业化发展水平测度评价与分析-地区的视角 |
7.3 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指数测度 |
7.3.1 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水平测度与评价分析-全国的视角 |
7.3.2 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水平测度评价与分析-地区的视角 |
7.4 市场化与城市化发展指数测度 |
7.4.1 市场化—城市化发展水-平测度与评价分析-全国的视角 |
7.4.2 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水平测度评价与分析-地区的视角 |
7.5 小结 |
第8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三维测度 |
8.1 测度和分析方法 |
8.1.1 指数的测度 |
8.1.2 指数的评价与分析方法 |
8.2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的测度结果-基于全国的视角 |
8.2.1 指数的测度结果 |
8.2.2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的时间趋势与阶段划分 |
8.3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的测度结果-基于地区的视角 |
8.3.1 指数的测度结果 |
8.3.2 指数的聚类分析 |
8.3.3 指数的空间分析 |
8.4 指数发展的不平衡分析 |
8.5 小结 |
第9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一个应用分析 |
9.1 问题的提出 |
9.2 文献述评 |
9.3 模型构建、变量与数据 |
9.3.1 计量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 |
9.3.2 变量说明和特征事实 |
9.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9.4.1 模型的选择与分析 |
9.4.2 SDM的偏微分分解 |
9.5 结论与进一步的思考 |
第10章 结论与思考 |
10.1 主要结论 |
10.2 政策建议 |
10.3 研究的局限性和改进的方法 |
10.4 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四、资本理论与西部经济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 ——基于地区和行业层面分析[D]. 崔婷婷.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2]我国生育政策变迁背景下女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D]. 段莹莹. 云南财经大学, 2020(07)
- [3]西部高等教育投入的经济影响效应研究[D]. 王福颖. 兰州交通大学, 2020(01)
- [4]县域内家庭的教育选择实证研究[D]. 刘纪蕊.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2)
- [5]农村人力资本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D]. 张晓晨. 浙江财经大学, 2020(06)
- [6]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路径依赖理论的视角[D]. 戴潇. 中国地质大学, 2019(05)
- [7]我国西部地区科技投入绩效评价研究[D]. 张丹. 西安理工大学, 2019(08)
- [8]西部地区交通、能源与信息基础设施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D]. 高聪聪. 重庆工商大学, 2019(01)
- [9]公平正义视域下西部地区教育精准扶贫的困境及对策[D]. 朱引平. 重庆大学, 2019(01)
- [10]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测度研究[D]. 杨勇. 陕西师范大学, 201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