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非疫区集镇发生血吸虫病流行的调查报告(论文文献综述)
冯静静[1](2021)在《1950年代郑州市急性乙类传染病防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中国成立初期,郑州常年因气候、洪涝灾害、群众生活环境差、医疗设备不足、封建迷信思想等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各种疫病频发。特别是麻疹、白喉、百日咳、猩红热、伤寒、疟疾、乙脑等急性乙类传染病的肆虐,造成大量的人口患疫和死亡,严重阻碍了郑州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新中国的建设。面对疫病丛生的局面,郑州市党和政府积极投身于公共卫生防疫事业中,明确防治疫病的政策法规,健全疫病防治卫生机构,利用各种途径开展防治疫病宣传,实行疫情调查制度和报告制度以及强化隔离治疗、预防接种、环境卫生整治等一系列防治疫病流行的措施,有效地控制了疫病的蔓延。在防治疫病的过程中郑州市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到这一时期卫生防疫运动中来,促使了传染病防治良好社会环境的形成。郑州市在疫病防治过程中政府与社会、民众之间的互动,不仅成功地遏制了传染病的肆虐,改善了郑州城市环境卫生面貌,而且提高了群众对新生政权的拥护,使人民群众认识到国家公共卫生防疫事业的发展是全体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国家的建设需要民众共同参与,为中国共产党新生政权在郑州的巩固奠定了良好的民意基础。本文以1950年代郑州市急性乙类传染病防治为视角,着重论述了政府和民众防治疫病流行所采取的措施,有效地降低了各种疫病的发生率和死亡率。积累了丰富的卫生防疫、改善环境、提高群众卫生防疫观念等宝贵经验,建立起一套卫生防疫体系。为当下党和政府理性而有组织地运用公共权力和社会力量进行防治新冠肺炎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张玲瑜[2](2019)在《建国后昆山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血吸虫病是我国最严重的地方病之一,其危害性极大,被称为“危害六生”,即危害生产、生活、生命、生长、生育、生趣。新中国成立前,受血吸虫肆虐严重的地方,常常出现村毁人亡、田地荒芜的残破景象,给城乡民众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灾难。一直以来,长江流域都是血吸虫病流行的重灾区,长江下游的江浙一带,特别是太湖流域、江苏吴县到浙江嘉兴一带的地区灾害最为突出。位于该区域中心地带的昆山县更是全国水网型血吸虫病流行面积最广、患者最多的县,甚至位列全国十大血吸虫流行最严重县之首。本文试图从昆山所藏的血防资料入手,对建国后昆山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展开分析,以期对卫生的现代化有所讨论。本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主要介绍了血吸虫病在昆山的流行状况,包括流行程度、流行原因以及危害,为第二章的防治工作作原因和原理上的解释。第二章是本文的主体内容,具体讨论昆山在中央与地方的领导下如何开展血防工作,分析血防组织的建立过程,血防宣传与动员的内容和形式,以及消灭钉螺、粪水管理、查病治病与耕牛防治的具体情况。第三章讨论昆山血吸虫病防治的绩效与经验,具体分析血防宣传、灭螺、治疗、粪水管理以及巡回合作防治等血防措施对昆山的影响,具体表现在破除迷信、麻痹思想、改善环境卫生、民众体质的增强与改进社会关系。并且,昆山作为全国较早开展血防的地区,其取得的经验对于全国的血防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结语部分是通过对昆山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探讨,思考中国疾病防治与卫生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昆山血吸虫病的防治虽然取得一定成效,其经验对全国的血防工作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仍与全面消灭血吸虫病及实现昆山卫生现代化的目标存在一定距离。
俞凌欣[3](2019)在《贵池县血吸虫病防治研究(1950-1965)》文中指出血吸虫病在我国主要流行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贵池县位于长江中下游,这里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征特别适宜血吸虫的生长繁殖,以致成为全国十大血吸虫病流行重灾区之一。在苦难深重的旧中国,血吸虫病曾经严重危害贵池疫区群众的身心健康和生产生活,极大阻碍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保障人民生命健康、迅速恢复疫区经济,贵池县按照中央和省委的统一部署,及时成立血防领导组织和专业防治机构,投入人力、财力、物力,积极采取行动,认真开展血防各项工作。一是加强血防政策和血防知识的宣传教育,引导广大群众增强卫生意识,改变陋习,并自觉地投身到消灭血吸虫病斗争中;二是采取“查、治、灭、管、防”等综合防治措施,齐头并进,并结合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开展大规模群众性血防运动。从1950年到1965年,经过十六年艰苦奋斗和不懈探索,贵池县的血防取得了显着成绩。钉螺面积有所缩小,大多数患者都获得有效治疗,疫区社会重新焕发生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这一时期也走过一些弯路,一度出现了很多波折甚至失误。总体上1950-1965年贵池血防经历了一个由兴起、高潮至低潮、恢复的曲折起伏过程,反思和总结其经验与教训,对当前公共卫生和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在群体与疾病反复抗争中隐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元素,贵池血防是全国血防的一个缩影,折射出了愈挫愈勇、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葛军,林丹丹[4](2018)在《江西省血吸虫病的流行与发现探微——纪念毛泽东主席《七律二首·送瘟神》发表60周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江西省曾是中国血吸虫病流行严重的省份之一。血吸虫病在江西省的流行历史久远,曾经对人民身体健康造成极大危害,严重阻碍了流行区社会经济发展。近年来,从医学疾病史的视角来研究血吸虫病的流行与防治受到日益关注。本文通过参阅历史文献,结合现代考证,系统全面地探究了江西省血吸虫病的流行历史和发现过程,为深入开展血吸虫病的历史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参考。
曾文[5](2018)在《洞庭湖区环境治理与保护研究(1949-2016)》文中研究说明数千年来,洞庭湖区以其“北通巫峡,南极潇湘”的优越地理位置,肥沃的土壤与适宜的气候,物阜民丰,赢得“鱼米之乡”美誉。目前,洞庭湖区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和渔业生产基地,在湖南省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人类对洞庭湖区的长期开发活动,在自然与人为因素的双重作用下,近代以来洞庭湖湖泊面积迅速萎缩,生态环境问题日渐突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洞庭湖区的围湖造田、工业化、城镇化过程,环境问题日益恶化,具体表现为:泥沙大量淤积,湖泊面积不断缩小;垸老田低,洪涝灾害频发;钉螺滋生,血吸虫病疫情严重;工业废水、农业污染和生活污染比较严重;生物多样性下降。上述环境问题,严重制约着洞庭湖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洞庭湖区人类社会与所处环境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的角度,探讨洞庭湖区的环境保护,还原从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到形成社会共识的复杂历史过程,对了解现代中国社会如何逐步实现从过度开发到建设生态文明的转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从对政府、民间在洞庭湖区环境治理和保护的纵向研究中总结经验教训,对今天建设环洞庭湖生态经济圈和绿色湖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湖区气候、江湖关系等自然因素和人口增长、农业生产、工业化、城镇化等社会因素均对洞庭湖区的环境变迁发生着深刻影响。气候变化使得农业自然灾害加重、鱼类资源减少、候鸟的栖息环境恶化、鼠害加重、血吸虫病传播加剧,江湖关系变化导致洞庭湖调蓄能力减弱和洪涝威胁加重。社会因素使得人类一直在能动地改变周遭环境,使自然环境适应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求,同时也造成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破坏。从洞庭湖区人类社会与环境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的角度,洞庭湖区环境治理与保护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并整体上形成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环境治理与保护过程。从1949年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这一历史阶段,洞庭湖区的社会经济尚处于以农垦为主的农业经济时期。这段时期洞庭湖区的环境治理围绕水患、疫病、围湖造田而展开。建国之初,面对洞庭湖区年久失修的堤垸、水患威胁以及疫病危害等主要环境问题,党中央把对荆江和洞庭湖的治理作为头等要事来办。自1952年开始,湖南省委集中力量整修洞庭湖。根据江湖关系的现状和实际,采取了荆江分洪工程、湖区堤垸的修复工程和南洞庭湖整修等工程。这一历史时期里,政府主要是向洞庭湖要地要粮,人与湖争地,大规模围湖造田,导致洞庭湖面积急剧减少,“以粮为纲”“向湖中要粮”“几年再造一个县”“农业学大寨”“灭螺与生产并举”等口号盛行,围湖造田、乱围滥垦现象愈演愈烈,严重破坏了洞庭湖区的生态环境。洞庭湖区堤垸化使得湖面不断被堤垸分割包围,增加了修防负担及抗洪难度,并导致枯水季节水资源局部短缺。洞庭湖区的围垦与抗洪,体现着洞庭湖区农业经济时代的历史特征。一个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程度,取决于当地的工业进步和发展程度,工业化、城镇化成为走向富强的必经之路。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到20世纪结束的这一历史阶段,是洞庭湖区开始迅速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的历史时期。这段时期洞庭湖区的环境治理主要围绕新型的工业和城镇污染而展开。1978年改革开放后,洞庭湖区工业发展迅速,形成了以轻型工业为主、轻重结合的的工业发展格局。在众多工业类别中,石化、能源、电力、冶金机械和电子信息等新兴现代工业占据了重要位置,成为湖区经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工业文明在带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时,各种新的社会问题也同步产生,其中最主要的社会问题就是环境问题。20世纪90年代后,洞庭湖区的环境问题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而且变得更加严重,到20世纪末演变成为最突出的社会问题,并逐渐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全球关注的焦点。在这一背景下,政府环保意识开始兴起,环保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环保政策措施与法律法规日益健全,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受到了高度重视。这一时期,《湖南省环境保护条例》《湖南省湘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等环境保护地方性法规日趋完善,省人大开始部署全省环境保护执法检查,主动监督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情况。这一时期,各级政府在环境保护问题上依然停留在以政府为主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层面,而且仍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生态文明意识尚未觉醒。进入21世纪后,洞庭湖区的环境治理与保护事业发生了历史性转折。1998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后,国务院提出将“封山育林,退耕还林;退田还湖,平垸引洪;以工代赈,移民建镇;加固干堤,疏浚河道”作为灾后重建指导原则。湖南省人民政府根据朱镕基2002年6月检查和考察湖南防汛工作时有关恢复洞庭湖往日“浩浩汤汤”景色的指示,拟定了一系列重整洞庭湖的计划,编制规划了“4350工程”,期望通过工程实施使得洞庭湖的湖面面积恢复到1949年前的4350平方公里。这一时期,政府和民间均对洞庭湖区生态日趋恶化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反思,开始达成洞庭湖区环境保护的社会共识。在贯彻国家的生态文明战略的基础上,湖南省确立了建设绿色湖南战略,开始严格实行洞庭湖区环境保护与修复政策,实施了综合治理、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移民建镇、渔民上岸、关闭湖区造纸企业等措施。以2014年4月国务院批准《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并将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列入国家级发展战略重点示范区为标志,洞庭湖区开始迈进生态文明新时代。从鱼米之乡到生态经济区,从强制性制度变迁到形成环境保护的社会共识,构成洞庭湖区环境治理与保护事业发展的历史主线。应当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以整合社会力量、创新管理模式、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依法治湖为重点,构建洞庭湖生态安全管理模式,促进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走进生态文明新时代。
张丽敏[6](2018)在《当代苏州地区血吸虫病的防治(1950-1990)》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血吸虫病是20世纪中国流行范围较广,对社会造成危害较大的地方性传染病之一,其传染的中介载体是水中的钉螺。河网密布的水乡苏州因之而成为血吸虫病的重灾区,并且对当地的人口数量和质量及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威胁与破坏。本文通过梳理苏州地区1950-1990年间血吸虫病防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策略及成效的发展变化,进而分析苏州地区血吸虫病流行严重,血防成效可观的原因何在。以小见大的揭示出中国人民在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建设过程之中,是如何借助社会主义制度在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上发挥作用的。以前所未有的集中权力,达到决策迅速、动员迅速、发动广泛,以全党、全民动员、全社会投入的运动方式开展血防工作,而五十年代苏州血防迅速的取得成效,正反映了这一制度的特性所在。但不可讳言的是,这种以高度集中的行政权力,以运动与大会战的形式开展血防工作,固然有迅速决策、迅速动员、迅速集中,迅速见效的优越性,但也有着如果顶层设计失误,那么迅速决策的错误也会迅速扩大,造成严重损失的缺陷性,苏州血防工作在大跃进与文革中所走过的弯路,恰恰说明了这一点。由于其缺乏科学的论证,则往往无法持久,特别是政府的财力与人力都是有着一定的局限性的,在一个时期内,集中政府所有的资源重点治理某一个领域的突出问题,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成效。但是政府不可能长时期的将所有的资源集中到某一个领域之中,政府在转移工作重点时如果缺乏细致的谋划与部署,就有可能造成这个领域已经取得的工作成效出现反复,甚至倒退。改革开放后,苏州的血防工作扬弃了运动大会战的形式,而采取了现代化、专业化、市场化的若干方法,取得了显着的成效,这也有力的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是有着自我改革、完善、发展的生命力的。
顾维方,李玉尚[7](2017)在《太平天国战争后浙江省开化县的血吸虫病与移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开化县是典型的山丘型血吸虫病疫区,也是浙西山区血吸虫病流行时间最早、最严重的地区。该县钉螺沿境内池淮溪、马金溪、龙山溪、马尪溪四条主要溪流分布,并在各溪流中形成自上而下由点状到线状的扩散趋势。开化县的血吸虫病在太平天国战争以后开始大规模的流行。移民在该县历史上不仅是血吸虫病的受害者,同时也为血吸虫病的流行提供了新宿主,造就了该县长达百余年的血吸虫病流行史。与此前自发、零散的移民活动相比,20世纪50、60年代由政府组织的新安江水库移民大量感染急性血吸虫病是开化县历史上血吸虫病与移民关系的一次集中体现。
万心[8](2017)在《疾病防控与地域社会变迁 ——以建国后余江县血防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民国时期余江县血吸虫病严重流行,给人民群众的生命、生育、生长、生活,生产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血防之前的余江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疫区社会,社会各阶层关系基本处于不良互动状态。这种对瘟疫“不设防”社会生态,为瘟疫流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建国以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余江人民用“开新填旧”等办法,经过消灭血吸虫病和巩固血防成果等几个阶段的努力,不仅在全国率先取得了根除血吸虫病的胜利,而且很好的巩固了血防成果。作为地方社会重大历史事件,血防对余江地域社会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使得当代余江地域社会带有深刻的“血防”烙印。从政治上看,余江地域政治出现了明显的血防化趋势。表现为血防领导机构常规化,保血防“第一面红旗”成为党和地方政府最大的政治任务。领导人对余江血防的高度关注为余江争得了多种政治资源,使余江政治声誉远播国内外。同时,血防改变了余江许多人的政治命运。从经济上看,血防对余江地域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血防为生产提供了健康劳动力,提高了农业生产率,改善了疫区人民的生活。如:诸多血防工程的建设,直接推动了余江农业经济的发展;送瘟神纪念馆的建立,每年都会吸引大量中外游客来此参观学习,促进旅游经济的发展。在思想文化方面,血防引发了余江地域文化急剧变化。随着血防的胜利,原来余江那种病态的地方文化,逐渐向健康文化演变。围绕血防,大量的文化产品不断出现,余江地域文化被打上了浓厚的“血防”色彩。在血防胜利的鼓舞下,余江血防精神得以形成。一个积极向上、争创一流、充满自信的余江形象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血防也给余江的社会关系带来了巨大变化。在血防运动中,党和县人民政府充分发挥了主导作用;医务工作者不顾个人安危,奔赴血防第一线“救死扶伤”;人民群众则积极参与血防,主动配合医务人员开展血防运动。通过血防余江形成了社会各阶层良性互动、密切配合的良好社会关系。而且,血防使余江生态环境得到优化。血防彻底改造了余江钉螺的滋生环境,消除了传染源,优化了余江水环境,使余江卫生环境大为改观。但从余江血防模式在鄱阳湖地区推广的情况看,它只适应山丘型疫区,在湖沼型疫区效果有限,且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因此,湖区血防不能照搬余江模式,必须另辟溪径。总之,血防成为建国以来国家治理余江地域社会的手段,通过血防国家成功地介入余江地域社会,并成功地塑造了余江地域社会的“血防”色彩。
彭庆鸿[9](2017)在《疾病防治与地方文化变迁 ——以余江血防为中心的考察》文中研究指明疾病流行作为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现实,是区域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也是文化变迁的重要因素。血吸虫病被称为“瘟神”,主要流行在我国南方,在建国后成为我国流行病中危害最大的疾病。本人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从地方文化视角开展研究。本文选取江西省“余江血防”为个案,借用“文化模式”、“文化权力”概念、原理,深入探讨疾病防治与文化之关系,以及疾病防治下地方疫区文化的变迁路径。并结合时代背景,窥探这一文化变迁背后的历史深层次内涵。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由于自然条件、人为卫生习惯、社会医疗状况、国家权力缺失等因素,血吸虫病肆虐。严峻的血吸虫病对疫区人民的身体、心理都产生了极大危害,疫区社会成为了一个典型的“病态社会”。“病态”的社会带来文化的“病态”,表现为迷信盛行,社会风尚冷漠自私,社会心理消极麻木,由此也产生了疫区独特的疾病歌谣。第二部分,20世纪50年代,在强大政治推动力下,余江消灭了血吸虫病,改造了社会,也间接的改造了疫区旧文化。表现为文化环境转变,迷信观念的渐除,区域风尚、区域关系的好转,群众心理、精神面貌的转变。余江地方文化出现了“病态”到常态的回归。第三部分,余江血防、意识形态与文化权力。20世纪50年代,国家权力下移,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也下移。此外,疾病防治也是新政权合法性建设的重要途径和手段。疾病隐喻也将血防与政治挂钩,促进了以意识形态为主体的“国家文化”在地方的开发、传播,达到了中共对“文化权力”的掌控,催生了一种富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激情文化”。这种文化是中共“文化权力”控制下的产物,是国家政治权力的延伸。第四部分,社会记忆建构与“血防文化”塑造。余江血防开创了世界血防奇迹,具有历史典型性与文化可塑造性。余江县利用该历史事件,通过意图性纪念物、纪念空间,进行情感调动,记忆唤起;利用国家仪式,确定余江血防纪念日,开展系列纪念活动进行记忆建构;利用新闻报道、血防文学、血防电影、血防戏剧、血防课程、血防实践等形象文化,重构社会记忆。从三个层面去建构血防社会记忆。此外,余江县也加紧“血防文化”精神建构。社会记忆建构与精神建构相结合,形塑了具有余江特色的“血防文化”。第五部分,归纳余江地方文化变迁可以发现:第一,从横向看,其变迁路径经历了由“病态文化”向浓烈意识形态的“激情文化”,再到具有特色的“血防文化”的变迁。这是文化“病态”到常态,“激情”到理性的文化回归、升级过程,是地方文化的新旧交织、新陈代谢、推陈出新的过程。第二,从纵向上看,发生了由国家追求“文化权力”控制,主流文化的一元、主导,到追求地方文化特色、多元的转变,反映出国家权力与地方权力的关系变化。第三,通过对余江“血防文化”塑造的分析,建构“历史事件与地方文化塑造模式”,即如何通过利用地方特色历史事件塑造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文化品牌。
王薇[10](2015)在《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畜牧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上畜牧养殖数量最大的国家,畜牧业也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目前我国动物疫情防控形势越来越严峻复杂。动物疫病防治工作关系国家食物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关系社会和谐稳定,是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职责,是农村农业工作的重要内容。2012年5月2日,《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2012-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发布实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指导全国动物疫病防治工作的综合性规划,是我国动物疫病防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动物疫病防治工作进入了规划引领、科学防治的新阶段。本论文在此背景下,从政府管理的角度出发,依据《规划》的基本理念,研究影响我国动物疫情政府防控能力的基本要素,对于我国制定合理的防控政策、创新防控组织体系建设、防控技术推广以及促进、社会防控资源整合有着很强的迫切性和现实性。本文在公共管理学、危机管理学、农业推广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视角下,综合运用公共危机管理理论、风险理论、脆弱性分析、动物卫生经济学理论以及系统管理理论对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依据《规划》提出的四个能力建设的基本保障,提出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的四大基础要素:法制规范、组织体制、科技支撑和条件保障。分章对此四大基本要素在我国建设的基本概况、存在的基本问题、问题引发的原因、国外的基本经验及做法以及可能的改进方向和做法进行了综合分析,旨在提升我国政府提高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能力。本文通过理论分析、文献探讨和实证昀方法对动物疫情防控能力建设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与结论。首先,改变观念,建立系统化的动物疫情防控法律体系。其中需要改变观念,从动物卫生安全的高度看待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立法;健全动物防疫组织立法,防止动物疫情防控立法碎片化;树立动物疫情风险意识,健全动物卫生风险评估机制。其次,突破限制,建立开放型的动物疫情防控体制框架。需要从专业性出发设立常规性指挥机构;以任务为中心建立复合式组织结构;以政府为中心的多元主体参与共治。再次,创新科技,构建有机性的动物疫情防控科技支撑。需要做到接轨国际标准,加强科技支撑基础条件建设;抓住核心技术,做好科技支撑沟通平台建设;注重社会需求,完善科技支撑能力评价机制;重视技术应用,科学研究与防控实践相结合。最后重视投入,建立稳定性的动物疫情防控条件保障。需要在条件保障上重心前移,加大和稳定动物疫病防控财政支持;建立多元化的动物疫病防控资金分摊机制;对动物疫病防控重点领域进行合理分派;合理安排重大动物疫情应急资金和物资储备。本文借鉴相关研究成果及通过案例的实地调查和大量的统计数据来进行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研究,可能在两方面具有创新:一是基本研究思路的创新性。文章突破单纯的从畜牧兽医学的角度来探讨动物疫情防控问题,而是从人类社会公共管理的角度来考察人类社会的管理行为如何削弱或消减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的发生的风险。二是计量研究方法具有创新性。本项目采用回归分析对现阶段我国动物疫情防控的基本情况进行实证分析,找出目前影响防控能力的关键性要素,对我国短期内的防控政策的制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非疫区集镇发生血吸虫病流行的调查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非疫区集镇发生血吸虫病流行的调查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1)1950年代郑州市急性乙类传染病防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1.国内研究状况 |
2.国外研究状况 |
(三)研究史料与方法 |
1.研究史料 |
2.研究方法 |
(四)研究特色与创新 |
1.研究特色 |
2.创新之处 |
(五)核心概念界定 |
1.时间界定 |
2.区域界定 |
3.急性乙类传染病概念界定 |
一、1950 年代郑州市急性乙类传染病流行概况 |
(一)疫病的流行 |
(二)疫情流行月份与季节特征 |
(三)疫病流行造成的社会危害 |
1.人口疫死 |
2.社会秩序受到影响 |
3.各行各业受到冲击 |
4.社会经济发展受阻 |
二、1950 年代郑州市急性乙类传染病流行的原因 |
(一)郑州市急性乙类传染病流行的自然因素 |
1.气候因素的影响 |
2.洪涝灾害的影响 |
(二)郑州市急性乙类传染病流行的社会因素 |
1.环境卫生条件差 |
2.医疗设备不足 |
3.封建迷信思想 |
三、1950 年代郑州市急性乙类传染病的防治措施 |
(一)政府的防疫措施 |
1.完善疫病防治的政策法规 |
2.建立卫生防疫组织 |
3.开展卫生防疫宣传 |
4.预防接种 |
5.建立疫情报告制度 |
6.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
(二)政府的治疫措施 |
1.调查疫源地 |
2.全面普查,澄清疫情 |
3.交通检疫与隔离 |
4.中西医结合治疗 |
(三)群众防治疫病的措施 |
1.群众积极参与 |
2.驱邪避疫与土法防治 |
四、1950 年代郑州市急性乙类传染病防治的成效与经验 |
(一)疫病防治的成效 |
1.培训了大批医务人员,增加了卫生医疗机构 |
2.改善了市区卫生面貌,提高了群众卫生防疫观念 |
3.降低了疫病的病发率和死亡率 |
4.巩固了新生政权 |
(二)防治疫病获得的经验 |
1.坚持党和政府的重视和领导 |
2.坚持以人为本,走群众路线 |
3.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
(三)防治疫病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
1.少数人对防治疫病缺乏足够的重视 |
2.少数部门之间缺乏协作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2)建国后昆山血吸虫病防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和意义 |
二、研究概述 |
三、资料利用与研究方法 |
四、研究思路、框架及创新处 |
第一章 建国初期昆山血吸虫病的流行 |
一、血吸虫病在中国的发现与流行 |
二、血吸虫病在昆山的流行 |
三、昆山血吸虫病的危害 |
第二章 建国以来昆山血吸虫病的防治 |
一、血防组织的建立 |
二、血防的宣传与动员 |
三、消灭钉螺与粪、水管理 |
四、查病治病与耕牛防治 |
第三章 昆山血吸虫病防治的绩效与经验 |
一、血防宣传与迷信、麻痹思想的破除 |
二、灭螺、“两管”与卫生环境的改善 |
三、血吸虫病治疗与民众体质的增强 |
四、巡回合作防治与社会关系的改进 |
结语 血吸虫病防治与中国卫生现代化 |
参考文献 |
致谢 |
(3)贵池县血吸虫病防治研究(1950-1965)(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方法、思路和创新之处 |
四、相关问题说明 |
第一章 贵池县血吸虫病流行概况 |
第一节 贵池县血吸虫病疫情 |
一、流行范围、螺情及流行区分布 |
二、人群感染率 |
第二节 血吸虫病流行因素 |
一、自然因素 |
二、社会因素 |
第三节 血吸虫病危害性 |
一、危害生命健康 |
二、阻碍人口增长 |
三、人口结构失衡 |
四、危害农业生产 |
五、制约社会经济发展 |
第二章 贵池县血防工作部署 |
第一节 调查摸底到发动群众(1950-1956) |
一、调查摸底 |
二、发动群众 |
第二节 全面防治到“血防大跃进”(1957-1961) |
一、全面防治 |
二、“血防大跃进” |
第三节 补短补差到重点突破(1962-1965) |
一、补短补差 |
二、重点突破 |
第三章 防治措施的实施 |
第一节 预防措施 |
一、宣传教育 |
二、疫情调查 |
三、灭螺工作 |
四、“两管”工作 |
五、个人防护 |
第二节 治疗措施 |
一、患者治疗 |
二、病牛治疗 |
第四章 贵池县血防成果及历史经验 |
第一节 血防成果 |
一、疫情得到控制 |
二、综合效益显现 |
第二节 历史经验 |
一、建立高效的领导机构是血防工作的组织保障 |
二、农业集体化推动了血防工作的开展 |
三、统筹协调有助于血防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
第三节 几点反思 |
一、缺乏经验,存在行动的曲折性 |
二、顾此失彼,存在效果的差异性 |
三、防不胜防,存在疫情的反复性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5)洞庭湖区环境治理与保护研究(1949-2016)(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二、研究动态 |
三、研究方法 |
四、创新与不足 |
五、本文中使用的几个概念的说明 |
第一章 洞庭湖区环境治理的社会背景 |
第一节 1949年前洞庭湖区环境变迁的回顾 |
一、晚清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
二、民国时期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
第二节 自然条件与1949年以来洞庭湖区的环境变迁 |
一、气候与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
二、长江与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
三、四水水系与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
第三节 人类经济活动与1949年以来洞庭湖的环境变迁 |
一、发展战略与洞庭湖环境变迁 |
二、人口与洞庭湖区的环境变迁 |
三、农业生产与洞庭湖区的环境变迁 |
第二章 水患、围湖造田与洞庭湖区环境治理(1949-1978) |
第一节 政府对洞庭湖区的认识、规划和治理 |
第二节 水患危机与洞庭湖环境保护 |
一、洞庭湖区水患危机 |
二、洞庭湖区的水利建设 |
第三节 疫病危机与洞庭湖区环境治理 |
一、洞庭湖区的疫病危害 |
二、疫病防治与环境保护 |
第四节 围湖造田工程与洞庭湖区环境恶化 |
一、持续不断的围湖造田运动 |
二、围湖造田对洞庭湖区环境的破坏 |
第五节 洞庭湖区环境治理的绩效 |
一、洞庭湖环境的局部改善 |
二、洞庭湖区环境存在严重隐患 |
第三章 工业化进程与洞庭湖区环境保护(1979-1999)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与洞庭湖区经济的发展 |
一、洞庭湖区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 |
二、生产责任制实施后农业的大发展 |
三、工农业发展导致的环境危机 |
第二节 环保意识的觉醒与洞庭湖区环保机构的建立 |
一、政府环保意识的觉醒 |
二、洞庭湖区政府环保机构的建立 |
三、政府环保政策与法律的制定与实施 |
四、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的建立 |
第三节 洞庭湖区水污染的治理 |
一、洞庭湖区水污染的源头 |
二、污水的治理 |
第四节 洞庭湖区面积继续缩小与环境保护 |
一、洞庭湖区面积急剧缩小导致的环境问题 |
二、洞庭湖区的环境治理工程 |
第五节 洞庭湖区环境保护绩效 |
一、洞庭湖区治理工程取得一定成效 |
二、环境危机比较严重 |
第四章 生态理念下洞庭湖区的环境保护与修复(2000-2016) |
第一节 新时期洞庭湖区环境危机日趋严峻 |
一、洞庭湖区水土流失严重 |
二、血防压力加大 |
三、水质污染加剧 |
四、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破坏 |
第二节 国家生态文明战略的确立 |
一、洪水频发引发政府对洞庭湖区生态系统的反思 |
二、政府生态文明战略的确立 |
三、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 |
第三节 政府修复洞庭湖区环境的主要措施 |
一、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移民建镇 |
二、造纸企业污染治理工程 |
三、洞庭湖综合治理工程 |
第四节 社会各界与洞庭湖区的环境保护 |
一、社会各界对洞庭湖区生态环境修复的讨论 |
二、社会环保团体的快速增加 |
三、社会各界开展的环保活动 |
第五节 洞庭湖区环境保护的绩效 |
一、洞庭湖区环境恶化的趋势开始得到扭转 |
二、形势依然严峻 |
第五章 评价 |
第一节 从鄱阳湖治理看洞庭湖区的环境保护问题 |
一、鄱阳湖治理的历程与主要经验 |
二、从鄱阳湖治理看洞庭湖环境保护的绩效 |
第二节 1949年以来洞庭湖区环境保护的特点 |
一、政府是洞庭湖区环境保护的主体 |
二、从强制性制度变迁到社会共识的形成 |
第三节 洞庭湖区环境保护的经验与教训 |
一、主要经验 |
二、主要教训 |
结语: 总结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6)当代苏州地区血吸虫病的防治(1950-1990)(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四、创新点与不足 |
第一章 苏州地区血吸虫病的流行情况 |
一、历史记载和流行范围 |
二、血吸虫病流行因素 |
三、血吸虫病的危害 |
第二章 当代苏州地区血防工作的发展历程 |
一、五十年代初期苏州地区的血防工作(1950-1955) |
二、大跃进前后期苏州地区的血防工作(1956-1963) |
三、文革前后期苏州地区的血防工作(1964-1979) |
四、改革开放后苏州地区的血防工作(1980-1990) |
第三章 苏州地区血防成效的原因与制度特征 |
一、经费来源广,血防投入有保障 |
二、人口素质高,公共卫生观念强 |
三、城市化加快,人螺接触减少 |
四、苏州地区血防的制度特征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历 |
(7)太平天国战争后浙江省开化县的血吸虫病与移民(论文提纲范文)
一战争、移民与血吸虫病 |
二太平天国战争后血吸虫病的流行与分布 |
1. 池淮溪流域 |
2. 马金溪流域 |
3. 龙山溪流域 |
4. 马尪溪流域 |
5. 小结 |
三民国时期血吸虫病疫区的扩散与移民 |
1. 马金溪流域的新疫区 |
2. 无螺地区病人的增加 |
四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水库移民与血吸虫病 |
五结论 |
(8)疾病防控与地域社会变迁 ——以建国后余江县血防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 |
二、研究现状述评和本文创新之处 |
三、研究视角:血吸虫病防治与社会变迁 |
四、研究内容和本文框架 |
五、资料来源 |
第一章 民国时期的血吸虫病与余江疫区社会 |
第一节 余江县血吸虫病流行因素及流行史 |
一、余江县的地理环境 |
二、血吸虫病流行的自然环境因素 |
三、血吸虫病流行社会因素 |
四、流行史 |
第二节 血吸虫病流行的危害 |
一、危害生命,毁灭村庄 |
二、影响生育,破坏经济生产 |
三、使生活贫困,造成社区恐慌 |
第三节 余江疫区的社会状况 |
一、政府“缺位” |
二、医疗界无奈 |
三、富裕阶层缺乏义举 |
四、迷信势力趁火打劫 |
五、普通民众的挣扎与绝望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建国后余江血防的社会条件、历程与成就 |
第一节 余江血防模式生成的社会条件 |
一、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需要 |
二、发展农村经济的要求 |
三、中共领导方式的惯性及时代的产物 |
第二节 余江血防历程 |
一、调查摸底 |
二、制定规划 |
三、全面防治 |
四、巩固成果 |
第三节 余江血防的成就 |
一、发明“开新填旧”的灭螺方法 |
二、成为第一个消灭血吸虫病的县 |
三、长期巩固了血防成果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血防与余江地域政治演化 |
第一节 血防成为最大的政治任务 |
一、崇高的政治使命 |
二、各级领导的持续关注 |
三、政府官员深入推进血防工作 |
四、历届党委、政府最大的政治任务 |
第二节 迅速调动各级组织资源 |
一、建立自上而下的防疫系统 |
二、建立高效的血防领导工作机制 |
三、密集出台政令,使血防工作制度化、法制化 |
四、血防领导机构常规化 |
第三节 血防为余江争得了多种政治资源 |
一、余江“血防圣地”声誉远播海内外 |
二、血防改变了余江许多人的政治命运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血防与余江地方经济发展 |
第一节 艰苦奋斗的血防模式 |
一、“勤俭办事”的血防措施 |
二、余江血防的产出大于投入 |
三、条件困难亦能战胜“瘟神” |
第二节 血防与生产相促进 |
一、灭螺与水利建设相结合 |
二、治病救人与农业生产相结合 |
三、灭螺与农业结构调整相结合 |
四、粪管、“三光”与农业积肥相结合 |
第三节 血防促进余江经济发展 |
一、提供大量劳动力 |
二、提高农业生产率,改善经济结构 |
三、推动旅游业繁荣 |
四、促进水利事业发展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血防与余江文化特色形成 |
第一节 从“病态文化”到“健康文化” |
一、解放前余江疫区的“病态文化”表征 |
二、血防胜利后余江“健康文化”出现 |
第二节 血防对余江地域文化的塑造 |
一、中共对余江血防文化的建构 |
二、血防引起余江地域文化转变的原因 |
第三节 余江血防文化的繁荣 |
一、新闻报道宣传和学术论文 |
二、血防文学和史学 |
三、建立纪念馆——血防文化的物质载体 |
四、经常性的血防纪念活动 |
第四节 余江地域文化之魂:血防精神 |
一、余江血防精神的内涵 |
二、余江血防精神对地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血防与余江地域社会关系改善 |
第一节 党和政府:为了群众、依靠群众 |
一、耐心做群众的思想工作 |
二、积极做好群众动员工作 |
三、把血防知识和技术交给群众 |
四、建立群众性的血防队伍 |
第二节 血防人员:救死扶伤、认真履责 |
一、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 |
二、解病人之所难 |
三、吃苦耐劳 |
四、把病人当亲人 |
第三节 人民群众:积极参与、自觉血防 |
一、积极参加治疗,感恩政府 |
二、积极参加灭螺运动 |
三、积极开展“两管”工作 |
四、自觉开展环境改造 |
第四节 良好社会关系的形成 |
一、干部、技术人员与群众三结合 |
二、多部门联合血防 |
三、官民同心,群防群控局面的出现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血防与余江生态环境变化 |
第一节 虫-人-环境构成的“生态环境系统” |
一、血吸虫及其生命周期 |
二、血吸虫的“终宿主”:人或哺乳动物 |
三、血吸虫的“中间宿主”:钉螺 |
四、血吸虫病的传播媒介——疫水 |
第二节 余江血防“环改”特点及其对环境优化 |
一、余江“环改血防”的主要措施 |
二、血防与余江生态环境的优化 |
第三节 余江血防模式的推广及其带来的环境问题 |
一、余江血防模式在鄱阳湖地区的推广 |
二、余江血防模式带来的环境问题 |
三、未来湖沼型疫区血防策略 |
本章小结 |
结语 |
附录1 |
附录2 |
参考文献 |
后记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9)疾病防治与地方文化变迁 ——以余江血防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主要观点与创新 |
四、研究资料与思路 |
五、时空选择与概念界定 |
第一章 建国前余江血吸虫病与“病态文化” |
第一节 建国前,余江血吸虫病的流行 |
第二节 余江血吸虫病造成的危害 |
第三节 血吸虫病催生疫区的病态文化 |
第二章 20世纪50年代余江血防与地方文化改造 |
第一节 消灭血吸虫病与社会文化环境的转变 |
第二节 疾病治疗与社会关系的改造 |
第三节 血防宣传与群众思想的改造 |
第三章 建国后血防、意识形态建设与“激情文化” |
第一节 国家权力下移与地方控制强化 |
第二节 余江血防与与意识形态建设 |
第三节 “激情文化”与国家文化权力 |
第四章 余江社会记忆建构与“血防文化”塑造 |
第一节 地方文化建构的历史题材:余江血防可塑性分析 |
第二节 余江“血防文化”的社会记忆建构 |
第三节 余江“血防文化”的精神建构 |
第四节 余江“血防文化”内涵分析 |
第五章 结语 |
主要参考文献 |
硕士研究生期间相关科研成果 |
致谢 |
(10)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1.2.1 危机防控能力研究 |
1.2.2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的研究 |
1.2.3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研究 |
1.2.4 对已有研究的评述 |
1.3 研究问题与内容 |
1.4 本文研究框架与方法 |
第2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公共危机 |
2.1.2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 |
2.1.3 危机防控能力 |
2.1.4 能力建设及其基础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2.2.1 公共危机管理理论 |
2.2.2 风险管理与脆弱性研究 |
2.2.3 动物卫生经济学 |
2.2.4 系统管理理论 |
第3章 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能力建设基础及其形成 |
3.1 能力基础之一:法制体系建设情况 |
3.2 能力基础之二:管理体制建设情况 |
3.3 能力基础之三:科技研发支持情况 |
3.4 能力基础之四:条件保障建设情况 |
3.5 综合能力形成:应急响应实施情况 |
第4章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法制体系建设 |
4.1 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法制体系建设 |
4.1.1 我国动物卫生法律体系建设概况 |
4.1.2 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应急管理法规建设情况 |
4.2 我国动物疫情应急法制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 |
4.2.1 立法文本及内容自身存在的问题 |
4.2.2 法律文本与实践工作存在脱节 |
4.2.3 应急法律体系的操作性存在欠缺 |
4.3 其他国家动物疫情防疫法律体系建设经验借鉴 |
4.3.1 美国:1+N系统化动物卫生法律体系 |
4.3.2 澳大利亚:风险监控为主的动物疫情防控立法 |
4.3.3 加拿大:体系健全覆盖面广的疫情防控立法 |
4.3.4 欧盟:规范化、人性化的动物卫生立法体系 |
4.4 我国动物疫情防控立法的改进方向 |
4.4.1 健全动物防疫组织立法,防止立法碎片零散 |
4.4.2 树立动物疫情风险意识,健全风险评估机制 |
4.4.3 改变动物疫病防控观念,做好系统规范立法 |
第5章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管理体制建设 |
5.1 构建应急管理组织体系的理论基础 |
5.1.1 应急管理组织结构设计的原则 |
5.1.2 公共危机组织结构的特点 |
5.2 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管理体制建设现状 |
5.3 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管理体制建设的问题及原因 |
5.3.1 动物疫情常态应急机构尚未建立 |
5.3.2 危机管理指挥联动系统尚且缺乏 |
5.3.3 官方组织缺乏与社会力量的整合 |
5.3.4 重大动物疫情区域合作机制缺乏 |
5.4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管理体系的改进 |
5.4.1 专业性、常规性指挥机构的设立 |
5.4.2 以任务为中心建立复式组织结构 |
5.4.3 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相协调 |
第6章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科技支撑体系建设 |
6.1 动物疫病公共危机防控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现状 |
6.1.1 我国动物疫病防控科研机构发展现状 |
6.1.2 我国动物疫情防控科技成果研发情况 |
6.1.3 我国动物疫情防控科技成果运用情况 |
6.2 我国动物疫情防控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的问题 |
6.2.1 防控科技人力资本待遇较低、队伍不稳 |
6.2.2 防控技术研究投资不足、应用水平偏低 |
6.2.3 防控科研项目立项及管理处于无序状态 |
6.2.4 科技成果鉴定评价机制忽视了实践需求 |
6.2.5 科研成果推广缓慢,不能满足社会需求 |
6.3 制约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的主要因素分析 |
6.3.1 缺乏与时俱进的科学劳动价值评价机制 |
6.3.2 缺乏全面、完整、连续的经费资助机制 |
6.3.3 缺乏国家层面统一的科技管理服务平台 |
6.3.4 缺乏科技需求方主导的制度化评价机制 |
6.3.5 缺乏与社会转型相适应的成果转化机制 |
6.4 我国动物疫情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的途径 |
6.4.1 优化薪酬结构,尊重科技人才价值 |
6.4.2 改善投资机制,加强基础条件建设 |
6.4.3 抓住核心技术,做好管理平台建设 |
6.4.4 注重社会需求,完善鉴定评价机制 |
6.4.5 重视技术应用,科研与防控相结合 |
第7章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条件保障建设 |
7.1 我国动物疫病财政支持政策概述 |
7.1.1 我国动物疫病防控财政支持政策的历史演变 |
7.1.2 我国动物疫病防控条件保障基本理念的形成 |
7.2 我国动物疫病财政支持存在的问题 |
7.2.1 财政支持总量尚显不足 |
7.2.2 财政支出结构不够合理 |
7.2.3 财政支持的持续性不够 |
7.3 我国动物疫病财政支持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7.3.1 财政投入理念存在差距 |
7.3.2 财政分摊机制并未健全 |
7.3.3 财政支出方式过于单一 |
7.4 美国和澳大利亚动物疫病防控财政支持的基本经验 |
7.4.1 财政支持总量充足力度较大 |
7.4.2 财政支出结构动态均衡变化 |
7.4.3 多元主体共同平衡分摊费用 |
7.4.4 疫病消灭计划占据较大比重 |
7.5 改进我国动物疫病防控条件保障的建议 |
7.5.1 加大和稳定动物疫病危机防控财政支持 |
7.5.2 建立多元化动物疫病防控资金分摊机制 |
7.5.3 对动物疫病防控重点领域进行合理分派 |
7.5.4 合理安排动物疫情应急资金和物资储备 |
第8章 政府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的应急响应 |
8.1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应急响应的理论框架 |
8.2 Matlab回归分析理论模型 |
8.3 我国动物疫情防控应急响应的实证研究 |
8.4 提升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的应急响应的路径选择 |
第9章 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
9.1 改变观念,建立系统化的动物疫情防控法律体系 |
9.2 突破限制,建立开放型的动物疫情防控体制框架 |
9.3 创新科技,构建有机性的动物疫情防控科技支撑 |
9.4 重视投入,建立稳定性的动物疫情防控条件保障 |
第10章 研究不足与展望 |
10.1 防控能力建设基础的综合性研究 |
10.2 防控能力基础条件的精细化研究 |
10.3 防控能力建设效果的全面性评估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历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四、非疫区集镇发生血吸虫病流行的调查报告(论文参考文献)
- [1]1950年代郑州市急性乙类传染病防治研究[D]. 冯静静. 渤海大学, 2021(02)
- [2]建国后昆山血吸虫病防治研究[D]. 张玲瑜.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4)
- [3]贵池县血吸虫病防治研究(1950-1965)[D]. 俞凌欣. 安徽大学, 2019(07)
- [4]江西省血吸虫病的流行与发现探微——纪念毛泽东主席《七律二首·送瘟神》发表60周年[J]. 葛军,林丹丹. 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 2018(06)
- [5]洞庭湖区环境治理与保护研究(1949-2016)[D]. 曾文. 湖南师范大学, 2018(11)
- [6]当代苏州地区血吸虫病的防治(1950-1990)[D]. 张丽敏. 苏州科技大学, 2018(01)
- [7]太平天国战争后浙江省开化县的血吸虫病与移民[J]. 顾维方,李玉尚.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17(03)
- [8]疾病防控与地域社会变迁 ——以建国后余江县血防为中心[D]. 万心. 上海师范大学, 2017(05)
- [9]疾病防治与地方文化变迁 ——以余江血防为中心的考察[D]. 彭庆鸿. 江西师范大学, 2017(03)
- [10]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研究[D]. 王薇. 湖南农业大学, 201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