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理学及其中国学者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马越[1]（2021）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编撰策略与传播机制研究：书籍观念史视域中的李约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李约瑟用毕生的精力从中国古籍中挖掘、整理中国科学技术的伟大成就,打破了欧洲中心论,帮助中国人找回文化自信,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研究李约瑟属于热门老话题,已出版的着作有李约瑟的传记、文集,论文有考察李约瑟的生平及贡献、科学思想及治学方法、“李约瑟”难题、二战时期李约瑟援华工作情况、评论《中国科学技术史》（简称SCC）的价值等。但现有研究在揭示李约瑟融合宗教信仰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后,转向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动因仍停留在表层研究,并未探究李约瑟如何将其宗教活动与政治活动逐步转化为科技史活动。若想理解李约瑟思想变化的轨迹,我们需要回看李约瑟的文本,借助书籍史（History of the book）的研究视角,将他撰写的文本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参与的政治运动联系起来,理解李约瑟意识形态的变化,由此了解李约瑟在冷战时期,从政治舞台走向中国科技史研究是其政治隐喻的表达。书籍史是法国年鉴学派于20世纪60年代开创的全新的学术研究领域。书籍史研究经历了费夫贺、麦肯锡、达恩顿等学者在方法论层面的改进,本文从认识论的层面博采众长,从书籍认识论视域中研究李约瑟如何塑造文本并引导其传播。本文以李约瑟为何进入科学史领域;为何关注中国科学技术史;他如何形成马克思主义科学史观;SCC的编史学方法带来的研究困境、合作难题;SCC的传播影响以及为何遭到西方学者的持续批判五大问题为导线,察看SCC从李约瑟创作到读者反馈的闭合回路,了解李约瑟在作品中隐藏的政治立场、宗教信仰对其学术追求的影响,在尊重、肯定李约瑟具体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剖析西方学者严厉地批评其推论有失严谨的论据,以及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科学史方法的进展。文本是认识作者言行的首要证据,是揭示其主观动机的客观基础,书籍认识论作为一种新兴的方法论工具,能深入认识论的层面,洞察李约瑟投入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成因及多元复杂性。本文通过盘查国内外李约瑟与科学史主题相关的资料后,认为:20世纪30、40年代复杂的科学和政治关系促使李约瑟选择中国科技史研究,SCC既是李约瑟承担政治责任与学术关注的产物,又代表着李约瑟的科学史观及编史学方法。然而,在合作者和读者看来,SCC是1930年代政治科学的产物;李约瑟“科学普世性”的观点同样遭到现代科学史家的批判,他们认为科学史研究应呈现科学知识形成过程的复杂性与整体性,而非普遍性;由批评者构成的阅读圈在持续争论中推动着东亚科学史编史方法不断提升,并带来丰富的研究成果。SCC的编撰策略、国际合作、批判与争论的过程揭示出:SCC既是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参照系,也是这条路上的绊脚石,我们需要用多元的理论分析搭建中国特色科学技术史研究,推进中国科技史事业向全球化时代迈进。尽管科学史的研究方法发生了变化,但李约瑟的人文主义、反狭隘主义、跨文化桥梁的建立以及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持续批判,至今仍有重要意义。在全球化的今天,构建国际学术共同体的最终目标是为了理解不同文明。通过本文对SCC的创作、合作、阅读三个重点环节的考查,证明科学史已成为国际政治角逐场的有力武器,是国家制定文化战略的一个重要参照系。
李艳群[2]（2021）在《城乡融合发展思想及其中国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城乡关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实现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状态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四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实力大幅增强,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国家大力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城乡融合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受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城乡之间发展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农村经济发展缓慢、社会资源向城市倾斜、城乡差距扩大等问题日渐显着,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短板日益凸显,阻碍了城乡融合发展的进程。因此,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中国共产党开始寻求新型城乡关系发展的新路径。党的十九大上,首次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系,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关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提出“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并且强调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把明显缩小居民生活水平和城乡发展差距、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远景目标之一。从我国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中可以看出,城乡关系已经成为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课题。所以,处理好城乡关系,不仅有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任务。新中国的城乡融合发展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思想为基础,结合我国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现实困境,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探索形成的,对于当前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推进具有现实性的指导意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了城乡之间的经济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在结合我国具体实际的情况下,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形成了丰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理论。当我们从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归纳和总结城乡关系思想时,可以发现我国城乡关系思想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城乡兼顾互助思想,到改革开放后的城乡互助发展思想,再到城乡协调发展思想,然后演变为统筹城乡发展思想,直到新时代的城乡融合发展思想,这些城乡关系发展思想一脉相承,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思想在当代中国的进一步创新与发展。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为指导,综合运用了归纳分析法、案例分析法、比较研究法以及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概括和归纳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西方学者城乡关系思想的相关内容,在结合城乡融合发展的相关概念以及我国城乡融合发展思想的基础上,明确了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思想的演变历程,探索了新时代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应用,并分析了我国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提出了相应对策。经过分析可知,我国城乡关系思想的演变历程,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关系的实践进程。通过对我国城乡关系发展思想的历史脉络进行概括和梳理,得出破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必须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以及大力推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等观点,不仅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向前推进,也能够为我国今后城乡发展提供切实可行的理论指导。所以,本文通过对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思想的历史演进及其对我国城乡融合发展思想的实践应用进行研究,为我国制定科学有效的城乡融合发展政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以此来加快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的形成。
孟锴[3]（2021）在《西方“空间批判”论着出版情况及其对我国的学术影响》文中认为自20世纪末以来,随着西方"空间批判"论着在我国的陆续出版,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日益增多,且向多个学科扩散。通过对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书和当当网上书店在售图书进行数据检索分析,分时段、分学科地探究了这个超过二十年的出版过程的具体状况;同时对照国外论着在我国出版的情况,以同样的数据检索方法对近二十年来我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揭示了相关领域译作出版对国内研究的重要影响,从而得出西方"空间批判"论着的出版对我国学界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
沈思芹[4]（2020）在《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尚书》是最古老的儒家核心经典,也是中华文明的源头要籍,其所构建的民族话语和价值体系涵括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全景,成为民族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媒介和载体之一。其所蕴含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哲学等丰富而深邃的中国智慧,不仅有益于当今国人,也是中国奉献给世界的宝贵精神财富。本研究注重西方《尚书》英译的思想路径与汉学思潮的演变,因而参照有关研究,将西方汉学大致划分为:17-18世纪的汉学孕育形成时期、19世纪的西方汉学建立时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的汉学现代化时期以及其后汉学的现当代发展时期四个阶段,以此为《尚书》英译研究的历史语境。主要依据吉迪恩·图里等（Gideon Toury,1995;Tymoczko,1999）的描述性翻译研究理论,采用成中英先生的本体诠释学理论,并结合译者行为理论等现代翻译理论,对西方的《尚书》英译进行考察与分析。综合运用了汉学、翻译学、语言学、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首次对西方《尚书》英译的历史脉络进行全面、系统的描写与研究。论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以1736与1738年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英文版中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对西方汉学早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17-18世纪,随着西方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在中学西传的过程中,欧洲学界出现“中国热”。早期《尚书》英译显示出归化的诠释路径,体现了西方学习、借鉴东方文化的诉求与热忱。译文的三个诠释层次具有以下特点:在语言层次,译文与汉语原文语义存在较大差异,但流畅自然;在理论层次,译者主要预设了基督教神学的观念。由于传教所需,译者在原文中融入了基督教思想,加之语言层次诠释部分失真,最终导致本体真理层次的诠释不足。西方的社会变革与东学西传的历史语境,译者的宗教思想,汉学早期对汉语言文化研究不足等都对这一时期翻译形态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本章还对译者的文化背景和译者行为进行了研究。早期《尚书》英译等典籍翻译为其后汉学研究提供了最初的翻译经验和资料,促进了西方汉学学科的建立。第二章,对西方汉学创建时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分别研究了英国传教士汉学家麦都思和理雅各的《尚书》英译。分析了二者翻译的主要历史语境:19世纪西方进行海外殖民扩张,随着欧洲“中国热”的消散,西方中心主义思潮盛行;一些西方国家建立汉学学科,英国汉学逐渐专业化。麦都思的主要翻译目的即为西人提供传教等在华活动所需中国语言文化知识的工具。麦氏主要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和直译的翻译方法,将《尚书》置于历史学的框架之中进行研究与翻译;理氏英译主要为了消解《尚书》历史纪年的真实性,以消除东西方历史纪年的矛盾对基督教造成的不利影响,并为西方提供获取中国知识的工具。为此,理氏主要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以直译为主,将《尚书》的英译纳入西方历史学、比较宗教学研究,其翻译方法具有儒家诠释学、英国经验主义与早期实证主义等特点。本章还考察、分析了麦都思、理雅各的文化背景及其对《尚书》翻译的影响等。麦氏、理氏《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主要为:在语言层次,译文在意义和形式上均比早期英译更为贴近原文,皆带有注释,理氏注释尤为丰富厚重,而麦氏注释较之理氏更为客观。译本均显示出基督教神学色彩,而理氏英译更为鲜明;在理论层次,麦氏主要预设了历史学理论,肯定了原文的历史真实性;而理氏则主要预设了历史学、比较宗教学的理论与概念。两译本皆表现出对原文的经典价值的消解,理氏甚至对原文上古历史的真实性进行质疑,因此二者皆存在对原文本体真理诠释的较大不足。本章还分析了译者的务实行为、学术思潮等对英译的重要影响,并探讨了有关典籍英译对英国汉学的真正确立与专业化发展的重要作用等。第三章,以英国的欧德、瑞典的高本汉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首先考察了二者英译的历史语境:西方中心主义思潮依然盛行,科学实证主义兴起,西方汉学走向现代化,中国传统经学消解,东方文化衰落。其次考察了译者的文化背景、翻译观和翻译经验等,研究了欧德英译的历史学思想方法、高本汉英译的比较语言学与科学实证主义的思想方法,并分析了二者的翻译目的、策略等。欧德和高氏《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主要为:在语言层次,欧德的英译较为主观化,译文与原文语义差异较大,但流畅易读。高氏译文具有客观科学性,较其他译文有诸多更为准确之处,但在诠释中对历史文化语境的忽略也导致了某些误读;在理论层次,欧德英译主要预设了历史学理论,而高氏则主要预设了语言学理论;在本体真理层次,二者均表现出由于忽视原文的思想文化价值而造成本体论层次的诠释缺陷。本章还分析了两个译本的形成原因及其对西方汉学的影响、译者行为特点等。第四章,以彭马田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研究与描写了当代的西方《尚书》英译。首先分析了翻译的主要历史语境: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崛起与文化复兴,西方对东方文化价值回归的期待,当代汉学研究注重实用性等特点,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等。彭氏翻译显示了西方文学化的思想路径,意在抛开之前厚重的儒学诠释,将原文由一部政史经典打造为一本富于生活气息的古代故事集。彭氏译文的诠释特点主要为:语言层次主要采用了诗歌化的西方文学形式,生动、通俗、流畅,但语义与原文有较大差异。理论层次主要预设了西方文学理论,并否定了之前译者的基督教神学观念的预设,而代之以中国道德哲学等思想观念。译文注重当代社会和读者需求,但语义求真不足,对原文本体真理的诠释存在较大缺陷。彭氏英译形态表现出主要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与译者务实行为的影响。本章还分析了彭氏文化背景、翻译方法和策略等。第五章,基于对西方《尚书》英译的历时性研究,对历史与学理、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文化价值的变化等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此深化对西方《尚书》英译及其发展演变规律的认识。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为:采用了西方汉学的研究新视角;首次对《尚书》英译的历史作系统性的描写与研究;突破了单一研究方法的局限,采用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用了新文献,提出了新观点。如在《尚书》学研究领域首次使用了《中华帝国全志》英文版中的《尚书》英译资料,并使用了 19世纪的英文报刊与英文译者传记等新文献,提出了诸如早期《尚书》英译体现了西方对东方思想文化的仰慕与借鉴,理雅各的英译对《尚书》的上古历史真实性进行了消解,将翻译纳入比较宗教学研究等新观点。并给出了经典的翻译应该注重以对其本体真理进行真实、完整的诠释为目标,并结合现实之需,寻求翻译的最佳方法与合理路径等建议。
汤莹[5]（2020）在《破坏与建设 ——顾颉刚古史学的双重面相》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以来,中国古史学发生了一次结构性转型。这次结构性转型是从打破传统传统古史学的主体结构开始的,此后则逐渐由破坏转向重建。而在这一结构性转型的历程中,顾颉刚主要致力于古史传说的探索、古书真伪的考辨以及古代民族与古代疆域的探讨,不仅率先打破了传统古史学的主体结构,还在此基础上初步重建了近代古史学体系。但长期以来,学术界一般认为顾颉刚的古史学偏重于破坏,而建设不足;而且对其是如何破坏的,所知不详。正是有本于这一认识,本文首先从古史传说研究、古书考辨、古代民族研究以及古代疆域研究等四个方面建构了一个“四位一体”的顾颉刚古史学体系,然后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研究方法,对其古史学的这一双重面相进行了实证性的专题分析与考察,进而以这一具体而微的研究对象,窥视中国古史学向近代转型的复杂面相。古史传说研究是顾颉刚古史学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而“古史层累说”是其最主要的古史研究成果。探本追源,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革命性学说,不仅在于继承了欧阳修、刘恕、崔述、梁玉绳等本土学者的“疑古”研究成果,还在于其汲取了沙畹、夏德等域外汉学家的“疑古”资源。因此,这一集“疑古”之大成的学说问世之后,便彻底颠覆了“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传统上古史系统。不过,这里必须强调的是,顾颉刚在打破这一传统上古史体系之后,并未停滞不前,而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逐渐转向真实上古史的重建。尤其到了抗战全面爆发之后的1938年,顾颉刚讲学云南大学,在之前讲义的基础上编纂了一部《中国上古史讲义》。而该书则以民俗学的眼光,运用“以周秦归周秦”的科学方法,初步重建了真实的中国上古史。此外,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顾颉刚在重建真实上古史之时,并非如部分学者认为的,其已经放弃之前的“疑古”立场,而是依旧不承认“夏王朝的存在”,而且还继续以“古史层累说”对传统上古史进行了考察。由此而言,在中国古史研究上,顾颉刚不仅彻底颠覆了传统的上古史体系,还在此基础上初步建立了真实的上古史体系。古书考辨是顾颉刚从事古史研究的基础,也是其古史学体系的另一核心组成部分。尤为值得关注的是,顾颉刚正是因认识到《尧典》晚出以及该文中的古史事实与《诗经》中的古史观念相冲突,才初步建构了“古史层累说”。此后,为了进一步弄清楚古史真相,其继续对《尧典》的成文年代进行考辨,进而提出了“今本《尧典》成于汉武帝时”之说。而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疑古”学说,不仅在于其受到了晁说之、王柏、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钱玄同等人关于《尧典》看法的启发,更在于其以“史料审定之法”对《尧典》进行了详细的考辨。当然,直到当下,此说尚不能盖棺定论,甚至存在较大的争议,但此法无疑为后之学者继续考辨具体的《尧典》乃至其他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开了无数法门。问题尚不止如此。顾颉刚在考辨“伪书”之后,并非如一般人认为的,主张将之弃而不用,甚至将之销毁,而是建设性地提出了“伪书移置说”,即将“伪书”置于“作伪的时代”,使之成为了解“作伪的时代”的“真书”,从而实现了“伪书”价值的重新估定。而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建设性的学说,除了自觉接受了欧阳修、胡应麟、梁启超、杨鸿烈、钱玄同等人的“移置”观点外,更在于其具备了“历史的眼光”和“平等的眼光”。因此,此说提出之后,深化了人们对“伪书”的认识,进而推动了古书考辨工作的发展。此外,有必要澄清的是,顾颉刚在对“伪书”进行重新估定之时,虽然将一些“伪书”“移前”,将其认定为先秦旧书,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放弃了此前的“疑古”立场。准此而言,在中国古书考辨领域,顾颉刚不仅完全突破了传统考辨的范畴,还进一步开创了近代考辨的新范式。在顾颉刚古史学体系中,与古史研究密不可分的还有古代民族研究。早在顾颉刚在建构“古史层累说”不久之后,其为了完善这一学说,又提出了推翻“非信史”的四个标准,其中第一个标准即是要“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这一标准又可以称之为“中华民族不出于一元论”。当然,最迟自北宋起,欧阳修、洪迈、崔述、刘师培、梁启超、李泰棻等人即相继对传统的“中华民族出于一元论”进行了破坏,但问题在于,这些学者的“疑古”并不彻底,故这一传统之论始终安然无恙。直到顾颉刚以“古史层累说”对这一传统之论及其由来进行了环环相扣的深入分析与考察,才彻底推翻了这一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出于一元论”,并为后之学者建立“民族多源论”提供了基础性条件。不过,打破传统的“民族出于一元论”仅是顾颉刚从事古代民族研究的起点,此后其逐渐由破坏转向建设。尤其到了抗战全面爆发之后的1939年,“出于时代的压迫和环境的引导”,顾颉刚建设性地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而其之所以能够建立这一学说,不仅在于其自觉地从梁启超、孙中山等本土学人的论述中汲取了相应的学术资源,还在于其借用了当时西方的最新民族理论。因此,这一理论提出之后,有效地扞卫了中华民族的统一性,从而增进了中华民族的“团结情绪”。此外,这里还有必要指出的是,顾颉刚在建设“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前后,并非如部分学者认为的,其已经放弃了“民族并非是一元”的“疑古”立场,而是坚持认为“商和周决不是一个民族”,然后以此为前提建设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由此而论,在中国古代民族研究上,顾颉刚不仅推翻了传统民族理论,还以此为前提初步建设了近代民族理论。除古代民族研究外,在顾颉刚古史学体系中占有同样重要位置的是古代疆域研究。早在顾颉刚为了论证“古史层累说”,不仅提出了“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还提出了“打破地域向来一元的观念”。这一标准又可称为“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论”。当然,最迟自南宋以来,洪迈、梁启超、王国维、胡适等人即相继对传统的“中国地域向来一统论”提出了尖锐的质疑,但由于这些学者的质疑并不彻底,故这一传统之论依旧安然如故。直到顾颉刚以“古史层累说”对这一传统之论及其由来进行了抽丝剥茧般的细致考察与分析,才彻底地推翻了这一根深蒂固的“中国地域向来一统论”,并为后之学者建立“古史地域扩张论”提供了基础性条件。问题尚不止如此。顾颉刚此后继续致力于古代疆域研究,并逐渐由积极的破坏转向正面的建设。尤其到了抗战全面爆发之后的1938年,因受这场民族危机的影响,顾颉刚与史念海共同撰写了《中国疆域沿革史》。该书以科学的考证方法对“历代疆域盈亏”的情况进行了系统的“检讨”,从而扞卫了中国大一统疆域的合法性,有效地增强了国人守土有责的疆域意识。此外,这里有必要澄清的是,抗战时期的顾颉刚,并非如部分学者推论的,其已经放弃了“疆域不应是一元”的“疑古”观点,而是依旧认为“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而是由扩张而来,然后以此为前提如实地建设了中国疆域的变迁情况。准此而言,在中国古代疆域研究上,顾颉刚不仅彻底破坏了传统疆域观念,还以此为基础初步建立了近代疆域观念,甚至还建立中国疆域史研究范式。综上所述,在中国古史学的近代转型历程中,顾颉刚无疑扮演了一个中心枢纽的角色,起到了“破坏”与“建设”的双重作用。进而言之,在中国古史学上,顾颉刚不仅是传统古史学的主要终结者,还是近代古史学的初步建立者。
李艳[6]（2020）在《列斐伏尔都市社会理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纵观列斐伏尔的整体理论,核心是紧紧围绕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展开,而空间生产理论是列斐伏尔于20世纪70-80年代将自己的研究范围从日常生活批判拓展到都市化、全球化问题、空间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一部被今人视为权威的皇皇宏论。而列斐伏尔关于都市社会的理论是其空间生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列斐伏尔关于都市社会的理论主要体现于以下两点:一是当今的社会已经步入都市社会,我们应该用都市的眼光而非传统的工业化理论的眼光去对待目前的都市问题;二是阐明自己的立场,即应该立足于日常生活领域在都市社会中进行都市革命。本论文主要由正文和结语两大部分组成,其中正文包括四章:第一章首先论述列斐伏尔研究都市社会的方法论,以兹提供列斐伏尔都市社会研究的理论基础。具体说来,列斐伏尔研究都市社会的方法论有三点值得重视:空间辩证法、拓扑学方法和语言学方法。列斐伏尔的空间辩证法以“空间”为主线具体总体的描述都市社会的产生和发展。空间实践、空间表征和表征的空间是空间辩证法的主要内容。空间辩证法坚持“前进回溯”具体总体的分析方法,对于揭示从农业、工业再到都市社会的发展转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列斐伏尔认为拓扑学作为数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是研究空间的连续性、联系性和界限等特点的学科,而都市社会的研究也注重空间的连续性和联系性的构建。同时拓扑学研究空间图形变化的形变与不变性与都市社会中相关哲学概念的研究具有契合之处。最后,列斐伏尔认为20世纪的语言学转向即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对于我们辩证理解把握都市社会的复杂性具有重要意义。索绪尔语言学的系统性特点以及“语言”对于“言语”的缺场对于处于潜在发展的都市社会的研究具有的理论借鉴价值。第二章主要从都市社会的形成角度阐述列斐伏尔视野下的都市社会形成的动力机制,主要解决都市社会形成的内爆、外爆方式以及农业、商业以及工业的发展对都市社会形成的作用机制问题。都市社会如何产生?都市社会如何进入人们的视野?面对这些问题,列斐伏尔做出了自己独特的阐释。列斐伏尔认为早期农业的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为都市社会的形成奠定了前提性基础,工业化时期,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生产力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是人类迈向都市社会的核心动力。而第三产业在城市化发展的后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第三产业绝大部分属于服务业,在城市化进程中,对于推动城市空间生产要素的聚集与集中发挥着重大作用,成为都市社会发展的后发动力。城市空间内爆在促进都市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主要表现为推动人、物、资本等城市空间生产资料的高度聚集与集中,而这种集中又在新的基础上催生“外爆”,即促进城市外围城镇、郊区、卫星城市的建立,城市由单一中心模式逐渐发展为多中心模式,从而最终推动了都市社会的初步形成。第三章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列斐伏尔视野中都市社会理论的基础建构,主要解决的是都市社会的基本内涵、都市社会的基本要素与都市社会的基本问题。从列斐伏尔讨论的都市社会的基本内涵中,我们能够了解到列斐伏尔所倡导的都市社会是一个完全城市化的社会、都市社会是一个都市问题占据主导的社会、都市社会是一个适宜人类栖居的社会。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人类宣布迈入了工业社会的历史潮流,工业社会是一个盛行资本主义理性的社会,都市社会也不例外,都市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要素在工业社会的基础上迈向了一个崭新的台阶,总体而言都市社会强调差异性。都市社会是一个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社会,寻求空间正义和争夺城市权成为都市社会政治斗争的主要形式,文化要素表现为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转变。同时,列斐伏尔不仅在理论中极力向人们描述都市社会的形成以及都市社会的差异性问题,而且时刻关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发展进程和前进方向。列斐伏尔参与过1868年法国五月风暴运动,列斐伏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思维,从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层面以及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微观层面,提出都市社会的差异性问题、都市社会的城市规划和差异性空间建设以及都市社会的都市革命等问题。第四章主要对列斐伏尔的都市社会理论进行批判性反思,主要解决列斐伏尔都市社会理论的理论贡献、对列斐伏尔都市社会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分析以及对列斐伏尔的都市社会理论于当前我国城镇化建设的现实价值做出具体性阐释。列斐伏尔的都市社会理论总体上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基础上,从空间、城市角度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以及现实境况做出深度批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该理论补充了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空间维度的缺失,在微观领域补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且提供了资本主义全球化城市分析的全新框架。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角度来看,该理论也具有一定的理论限度,主要表现在该理论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的实践性,仅仅只是社会领域改革的乌托邦幻想,并未真正付诸实践。但是列斐伏尔作为都市马克思主义的开创性人物,他提出的一系列观点也具有非常珍贵的理论价值,比如重视栖居空间、日常生活瞬间的营造以及提倡空间正义和城市权等等这些都为当今中国城镇化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朱灏[7]（2020）在《大卫·哈维“次级循环”视角下中国区域营建环境的发展走势与风险防范》文中认为近年来,我国快速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固定资产投资,营建环境规模迅速扩大,引发了社会各界关于“营建环境”扩张风险的讨论。哈维在论述“资本三级循环”理论时指出,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代表的“营建环境”（即次级循环）会在生产性部门（即初级循环）增长乏力的时候出现过度积累,并可能引发宏观金融风险。关于营建环境规模、结构及其潜在风险的讨论大多从供需关系方面展开研究,以政治经济学框架展开的分析中定性分析较多,定量分析较少。本文着力于以哈维的“资本三级循环”理论为视角,对这一命题进行量化分析,对中国营建环境领域的过度积累风险进行实证检验。本文以2002年至2017年间我国31个省级区域的经济数据为样本,在现状分析的基础上,首先对初级循环过度积累导致资本大量流入次级循环这一命题进行检验。结论显示,我国初级循环与次级循环规模呈现同方向变动,哈维指出的资本溢出条件在我国并未成立,这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经济有着本质的不同。但从增速上看,次级循环增速增长时,其增长幅度高于初级循环增速;次级循环增速下降时,其降低幅度低于初级循环增速,进而使次级循环比例上升。这说明从结构这个相对意义上讲,我国可能存在哈维所言的潜在风险。在此基础上,本文使用OLS、固定效应模型对经济增长与国家和金融机构对次级循环与初级循环的结构（结构指数）间的关系进行检验。结论显示,次级循环相对与初级循环规模的扩大对经济增长有负向影响,国家和金融机构力量对结构指数的增长有促进作用。本文利用门槛效应模型对次级循环规模和相对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做进一步检验,结论显示我国营建环境在总量上仍有不足,但在相对初级循环的规模上已经出现了过剩,这是由于营建环境的有效供给不足和生产性部门增长乏力两方面原因造成的。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我国虽然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但在营建环境领域也出现了类似哈维所描述的现象,哈维关于资本过度积累风险的论述对于我国防范和化解结构性风险,避免经济波动有着重要意义。我国应进一步加强对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建设的调控,从实体经济发展、营建环境建设以及金融改革三个方面保障经济平稳运行。
王海荣[8]（2019）在《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文中提出城市作为一个人口聚集性生存的空间存在,其空间本身不再被看成是死亡的、固定的、非辩证的、静止的容器,而是成为一种支配性的、建构性的力量,影响着社会关系、利益结构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变化。它在扩张、更新、重组,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速流动和剧烈变化;它背后有国家/政府的主导、市场的作用、社会力量的参与,各种利益主体围绕空间资源在互相博弈。空间反映着国家与城市中不同社会主体间的权力关系,同时,空间的边界规定着城市与国家的关系;空间是实现城市发展和国家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同时,城市问题愈来愈以空间的形式表现出来;国家要在有界空间范围内促进城市空间发展,服务于国家建设的政治目的,同时,也要解决城市空间问题可能引发的空间社会抗争。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诉诸城市空间治理,防范和化解城市化进程中的风险与危机,协调多元空间利益群体间的矛盾与冲突,维持国家的一体化发展与社会秩序稳定。本文以空间理论和城市政治理论为理论资源,梳理当代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历史变迁,从城市空间治理背后的政治意义和所要面对的城市空间问题两个方面回答为什么要进行城市空间治理,继而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在城市空间生产与治理上的表现和具体化。解释这种体制是如何在推行非均衡空间发展战略的情况下,维持了中国城市经济的增长和城市社会秩序的总体稳定,以及它本身在城市空间生产和治理过程中面临的现实挑战,最后试图提出推进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路径。本研究认为,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和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是当代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逻辑起点。城市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战略空间。对于中国而言,在超大规模的地域范围内,在多元民族、区域、文化、阶层的社会结构中推进现代化进程,空间是国家实现城市发展和国家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国家基于不同历史时期特定的战略需要,有选择性地干预地理空间,介入城市空间生产,促进城市空间治理转型与变迁,进而引发了不同的空间效应和结果。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内容从巩固新生政权、促进经济增长、维持社会秩序稳定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转变,城市空间生产经历了从强调空间控制、空间商品化、突出空间公共性质向空间多重属性全面发展的转变,城市空间治理模式经历了管理型地方政府、经营型地方政府、服务型地方政府向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地方政府的方向转变。空间始终内在于整个国家治理和城市治理过程之中,与国家建设联系在一起,对于维持国家统一、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社会秩序的总体稳定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但是,城市空间治理的内在矛盾也带来了空间难题,城市问题愈来愈以空间的形式表现出来且差异化特征明显。这体现为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各个层面的一种叠加式的城市空间结构问题,而由此引发的空间社会抗争使城市内部面临失序、分裂和碎片化的风险,使国家的合法性和社会整体的稳定性受到严重挑战。现实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凸显了城市治理的空间维度。本研究认为,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和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是中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在城市层面上的体现,也是对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单一制国家决定了它通过城市空间治理既要实现现代国家建设的目标又要解决城市空间问题。从本质上看,中国城市空间治理是党运用国家权力并动用地方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在城市空间生产层面促进国家建设和城市发展,并解决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城市空间问题的过程。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在权力结构维度上,包括党的领导、中央与地方的府际关系以及地方政府与市场和社会关系;在空间生产维度上,包括这种体制对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多重属性的生产。国家与城市中的不同权力主体介入城市空间生产形塑着中国城市空间治理模式。但是,不同治理主体空间生产逻辑之间的冲突和失衡也是引发城市空间问题的根源。党和国家追求对城市空间生产的控制与秩序,以维护政治的合法性;市场参与者通过开发、建设、运营各种生产性和消费性空间,实现资本的增值;城市中的广大市民则试图维护具有使用价值的日常生活空间。城市空间治理体制既是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动力机制又引发了城市空间问题,既是对中国城市空间治理内在逻辑的反映,又构成了城市空间治理的现实挑战。面对城市空间治理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城市空间问题,我们应当从权力结构和空间生产的维度上探索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实践路径。在权力结构维度上,协调和理顺多元空间利益主体间的关系。即,加强党对城市空间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强中央对地方的宏观统筹与引导、加强政府对市场的规范和引导、加强政府对社会的培育与引导。在空间生产维度上,推进城市空间多重属性的全面发展。即,在城市经济空间生产上坚持科学与创新、在城市政治空间生产上注重包容与协商、在城市社会空间生产上秉持公平与共享、在城市文化空间生产上突出特色与传承、在城市生态空间生产上强调绿色与低碳。
边莉娟[9]（2019）在《文明与空间：历史演变与现实逻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类社会存在的空间范围内,人始终是价值的归宿。自从人类产生以来,在不同的空间范畴下,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文明,随着人类交往的深化和空间的扩展,不同类型的文明在多样化的空间中发展和推动着人类生活。始自人猿揖别、茹毛饮血的人类,逐渐跨越地域性、民族性的空间限制共享世界,不同文明在空间的扩展中不断发生冲突和碰撞,在融汇交合中演进着人类文明。每一种文明都有其独特的核心价值,同时文明也意味着进步,包含个人的精神培养和社会的秩序养成,这就是文明的共享价值,每一种文明都是核心价值与共享价值的统一。文明不是固定的、封闭的实体,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空间的变迁而变化。人类文明是在全球性与地方性关系的互动中发展的,同时,世界的发展从来不始于某个文明的推动,而是在不同文明的互动中前进的。人类从孤立的“点”开始,在地球上历经繁衍、迁徙,留下了罕见的早期文明痕迹;进入农耕文明以后,“点线”文明逐渐扩大为大大小小的文明之“面”;依靠地理大发现、新航路的开辟、工业大生产,地区的局限性和狭隘性被打破,人类开始由分散走向联合,步入工业文明。新大陆的发现促生了新的资本力量,由科学技术支撑的产业资本在利益的驱使下扩张到全世界各地,开创了世界历史,也开启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模式。资本主义文明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空间扩展,逐渐渗透并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从早期的野蛮的殖民掠夺、奴隶贩卖、劳动剥削、种族灭绝等资本积累方式,到当今全球化时代相对比较缓和的资本积累方式,资本追求无限利润的目的没有发生改变,不平等的、剥削的私有制根源依旧存在,利益与权力的价值观基础依然持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文明得以产生的基础,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却有着其无法调和的内生矛盾,社会生产扩大化和资产私有、产品过剩和越来越大的无产阶级力量等矛盾始终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不断开发着新的市场获取剩余价值,资本的逐利性势必会造成它所到之处的不平等和贫富分化,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形成不平等不平衡发展的局面,空间剥夺、空间隔离背离了人的价值本性,只求利润不求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人类价值观念的迷失等,为人类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同时,市场和生产的矛盾导致危机的不断发生,这种内在矛盾终究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发生变革。这种变革正是更高级别的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过程,依托其形成和发展的资本主义文明也必将进入更高层次的文明,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文明演进的必然。人类文明必然促进人类发展,而人类发展并不一定体现人类文明,是否能推动整个人类的发展才是人类文明的界定。强而称霸是世界历史曾有的固有形态,近代资本就是这样一路走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于世界前列,本应担当起整个人类文明的推动者,但冲突、战争、暴力等问题的愈演愈烈显然证明其并没有把全人类的文明进步作为其发展的范畴,更不存在与其他国家倡导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核。历史内在规律和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决定了西方资本主义扩张道路的终结。资本具有无限的扩张性,但是这种无限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将引起全球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从而造成人们更加清晰了解资本主义的人性背离,西方资本主义扩张道路必将随着世界历史的进程走向终结。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之未有大变局之中,现代信息革命导致人类在时空维度中的生存状态发生深层次改变,人类社会越发迈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机遇与挑战并存,旧思维、旧理念和旧模式显然不再适用,各国利益的高度追求和交融越来也促进了“共同利益”意识的高度强化。苏联、东欧、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开启了世界多元化进程,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全球化的今天,强国的崛起不再像过去一样出现单一的局面。内生于资本主义文明之中的社会主义文明,是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公有制的世界性文明,尊崇人的价值,强调人的主体地位,符合文明满足人类需要的终极价值。在共产主义文明社会中,人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和劳动的实践者,完全成为劳动文明成果的享受者。中国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在和平中崛起,强国不霸,始终秉承“共享”、“和”、“大同”的思维理念,本着“共同义利观”“共同利益观”“共同责任观”和“共同治理观”的价值旨归,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之中,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明确回答了强起来的中国向何处去,更回答了世界向何处去、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等重大命题,在自身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兼顾他人,切实诠释出文明的真谛。马克思主义理论立足全人类,对整体人类文明进行探索,坚信人类文明有着共同的未来,即各民族之间在大工业生产和普遍交往的基础上,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的发展状况,整体性的世界历史必将形成。同时,各民族国家走向共同未来的道路各不相同,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方法是消除资本积累,消除奴役劳动,取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破除生产财富私人集中化和生产社会化对生产力的桎梏,实现社会主义真正的普遍的文明,真正做到文明成果的创造者正是文明成果的享用者。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立足于文明与空间的历史演变过程和规律,着眼于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和批判,从空间维度阐释人类迈向全面自由发展的文明的演进路径和必然趋势。通过对资本主义文明的优势和弊端的解读,分析出社会主义文明的产生过程和发展趋势,结合全球化的必然趋势,得出人类文明必然要进入共产主义文明结论。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超越“西方中心论”构架,在全球领域追求一种更加恢弘、高远的文明格局,纵然迈向共产主义文明之路挑战不断,但必将成为人类共同发展的主旋律,亦必将载入人类文明的史册。
李强[10]（2019）在《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文中提出中国耶稣会士是明末以耶稣会为代表的天主教进入中国传教后,出现的新型宗教群体,中外学界历来少有关注。本文在中国近现代史的视域内,依据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宗教观,考察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与学术活动,以及他们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及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局限。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导论,介绍本文的选题缘由、相关概念界定、研究现状综述、研究方法和中文及英、法、拉丁文史料来源,以及论文框架、写作思路。第二章突破以往明清天主教史研究专注于着名来华耶稣会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的局限,根据在华天主教的重要时间节点,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整体性地回溯1840年前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初现”和消亡过程,进而揭示他们在来华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基督徒、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天主教会与中国社会之间扮演的中介性角色。第三章考察晚清时期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再现”和发展概况,重点分析该群体发展的历史阶段、内部结构、社会定位以及代际谱系等重要议题,论证了中国耶稣会士所受中西融合的宗教和世俗教育,使其具有了特殊的宗教性与国际性。他们作为天主教与中国社会结合的产物,来自本地社会,服务本地教会,这种本地性是影响他们传教活动和学术活动的关键。第四章着重讨论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首先,与以往“教案”史侧重于民教冲突研究不同,通过黄伯禄、李问渔的个案梳理他们在“调和民教”,实现“民教相安”的活动及由此显示出的政治认同;其次,在近代天主教《圣经》汉译史的视域下,考察中国耶稣会士《圣经》汉译文本的概况,分析他们翻译《圣经》的主体性地位;最后,系统地考察中国耶稣会士“护教”论述对近代中国天主教徒宗教认同、社会认同的塑造。通过以上三个议题探讨了中国耶稣会士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进程中起到的主体性地位。第五章侧重于考察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学术活动。首先,考察他们参与晚清“西学东渐”的学术活动,特别是他们的地理学着作及由此透露出来的民族意识。其次,借助新史料考察黄伯禄与英国汉学家之间的学术交往,讨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与近代“东学西传”之间的关系;最后,着重梳理中国耶稣会士整理和研究本地教会史的着述活动,并分析他们的宗教认同和社会认同。以上研究显示,中国耶稣会士综合了宗教性、世俗性、学术性的多重身份,促成他们参与近代中西文化互动的进程,也促使他们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天主教信众自我身份辨识的塑造。第六章为本文结语部分。首先,在天主教本地化视域下从国际性与本地性、宗教性与世俗性、民族性与时代性、历史性与延续性等四个角度全面把握该群体的整体特性,借此分析他们的历史角色及历史局限性。其次,着重考察他们的文化认同及影响。中国耶稣会士的整体特性及文化认同,是理解他们的中介性角色如何在晚清中国社会尤其是江南地区具体体现的重要因素。总体来看,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的发展,亦是天主教与近代来华殖民力量互相影响的结果。但他们区别于西方传教士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认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基督徒的宗教生活,也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天主教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冲突。尽管如此,他们的历史局限性使得这一群体只能主动或被动地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发挥的社会影响和历史作用也大多限于中国天主教内部。
二、地理学及其中国学者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地理学及其中国学者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科学技术史》编撰策略与传播机制研究：书籍观念史视域中的李约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研究缘起和研究意义 |
| 0.2 学术史回顾 |
| 0.2.1 书籍史的学术发展脉络 |
| 0.2.2 书籍史在中国的研究状况 |
| 0.2.3 科学史与书籍史的有益互动 |
| 0.2.4 国内外对李约瑟及其着述的研究概况 |
| 0.3 研究思路与难点 |
| 0.4 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李约瑟的“文本实践” |
| 1.1 李约瑟的文本和知识的形成 |
| 1.2 李约瑟的文字生涯 |
| 1.2.1 追踪生物化学前沿问题,关注学科史学研究 |
| 1.2.2 密切关注基督教与科学的相互作用 |
| 1.2.3 反思科学目的,为社会主义发声 |
| 1.2.4 初探科学史研究(1950-1960) |
| 1.2.5 深耕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1962-1988)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多重身份的李约瑟 |
| 2.1 两个英格兰,两个李约瑟 |
| 2.1.1 早期教育与实践活动 |
| 2.1.2 社会主义信念的萌芽 |
| 2.2 怀疑论者的转变 |
| 2.2.1 世界观的社会化过程 |
| 2.2.2 1930 年代的经济危机与科学家运动 |
| 2.3 中国,科学主义的解药 |
| 2.3.1 赴华前的工作准备 |
| 2.3.2 援华工作情况 |
| 2.4 “圣保罗”的皈依 |
| 2.4.1 政治活动的“一朵乌云” |
| 2.4.2 李约瑟与剑桥科学史系的交往 |
| 2.4.3 从政治走向科技史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不变的SCC事业与变化的科学史研究 |
| 3.1 李约瑟的科学史观与SCC编史学方法 |
| 3.1.1 李约瑟的科学史观 |
| 3.1.2 SCC的编史学方法 |
| 3.1.3 SCC编撰特色 |
| 3.2 SCC的机遇与挑战 |
| 3.2.1 冷战氛围中SCC的面世 |
| 3.2.2 两种文化的对立与SCC的回应 |
| 3.2.3 李约瑟回应“对抗文化”运动 |
| 3.2.4 SCC事业的扩张 |
| 3.3 全球化背景下SCC的研究困境 |
| 3.3.1 科学知识社会学与科学史的互动 |
| 3.3.2 科学、技术和社会领域活动的繁荣 |
| 3.3.3 李约瑟角色的转变 |
| 3.3.4 无法回答的“李约瑟难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合与分:各自为阵的合作者卷册 |
| 4.1 李约瑟的协助小组 |
| 4.1.1 王铃:理想的协助者 |
| 4.1.2 鲁桂珍:及时的救援者 |
| 4.2 SCC合作者的平衡术 |
| 4.2.1 何丙郁的外交援助 |
| 4.2.2 席文的学术补充 |
| 4.2.3 中国学者的鼎力相助 |
| 4.3 各自为阵:SCC的合作难题 |
| 4.3.1 白馥兰的人类学视角 |
| 4.3.2 “道家的散漫与惊喜” |
| 4.3.3 “多头马拉车”的总结卷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李约瑟范式”的终结与“后李约瑟”时代的降临 |
| 5.1 对李约瑟思想体系的评价 |
| 5.1.1 30 年代学术、政治一体化的反思 |
| 5.1.2 50、60 年代“正统史学派”的科学史研究 |
| 5.1.3 70、80 年代对“科学、技术和社会”的研究 |
| 5.1.4 对“李约瑟难题”的争论 |
| 5.2 对SCC使用的方法论的批判 |
| 5.2.1 跨文化比较法 |
| 5.2.2 知识传播的标准与技术分析 |
| 5.2.3 SCC编史方法再思考 |
| 5.3 中国科学史研究的新大局 |
| 5.3.1 SCC编史方法的重生 |
| 5.3.2 东亚科学史的本土化研究转向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1.书籍认识论是全方位透彻解析李约瑟的最适宜进路 |
| 2.科学家运动为李约瑟撰写SCC提供了原始动力 |
| 3.李约瑟与合作者的分歧源于学术与政治的深度关联 |
| 4.学者批判“李约瑟范式”源于否定其科学史观 |
| 5.文化共同体观念体现了李约瑟遗产的战略价值 |
| 6.科学史升级为东亚国家软实力竞争的博弈领域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城乡融合发展思想及其中国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对国内外研究的评述 |
| 1.4 研究思路、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研究方法 |
| 1.4.4 技术路线 |
| 1.5 创新点 |
| 第2章 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及其理论基础 |
| 2.1 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 |
| 2.2 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城乡关系理论 |
| 2.2.2 西方学者关于城乡关系理论 |
| 2.2.3 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理论与西方学者城乡关系理论的比较 |
| 2.3 小结 |
| 第3章 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思想的演变历程 |
| 3.1 对城乡关系的探索时期:城乡兼顾互助思想 |
| 3.1.1 城乡兼顾,平衡发展 |
| 3.1.2 工农并举,正确处理农、轻、重的比例关系 |
| 3.1.3 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 |
| 3.2 城乡关系发展的深化时期:城乡互动发展思想 |
| 3.2.1 农村改革促进经济发展 |
| 3.2.2 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互动 |
| 3.2.3 发展乡镇企业 |
| 3.3 城乡关系发展的丰富时期:城乡协调发展思想 |
| 3.3.1 高度重视“三农”的发展 |
| 3.3.2 走科教兴农之路 |
| 3.3.3 推进小城镇建设 |
| 3.4 城乡关系发展的统筹时期:统筹城乡发展思想 |
| 3.4.1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
| 3.4.2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
| 3.5 城乡关系的新发展:城乡融合发展思想 |
| 3.5.1 全面深化改革 |
| 3.5.2 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互动发展 |
| 3.5.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
| 3.5.4 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 |
| 3.6 小结 |
| 第4章 城乡融合发展思想的中国实践 |
| 4.1 新时代我国城乡融合发展取得的成就 |
| 4.1.1 城乡产业融合的基础已经具备 |
| 4.1.2 破除城乡二元制度障碍成效显着 |
| 4.1.3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缩小 |
| 4.2 城乡融合发展新模式 |
| 4.2.1 城乡统筹规划模式 |
| 4.2.2 以城促乡发展模式 |
| 4.2.3 乡镇企业主导模式 |
| 4.3 城乡融合发展存在的问题 |
| 4.3.1 城乡资源配置不合理 |
| 4.3.2 城乡产业融合程度较低 |
| 4.3.3 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农村矛盾多发 |
| 4.3.4 城乡间公共设施和服务供给差异明显 |
| 4.4 小结 |
| 第5章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 |
| 5.1 加大改革创新力度 |
| 5.2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
| 5.3 大力推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西方“空间批判”论着出版情况及其对我国的学术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一、“空间批判”论着在我国出版情况分析 |
| （一）出版的时段分析 |
| （二）出版的学科构成分析 |
| 二、西方“空间批判”论着出版对我国相关领域研究的促进作用 |
| （一）我国相关研究成果取得的时段分析 |
| （二）我国相关研究成果的学科构成分析 |
| 三、结语 |
（4）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基本思路、主要内容及研究方法 |
| 四、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耶稣会士的《尚书》翻译 |
| 第一节 文化接触、文化概念的趋同性和文化传播的媒介 |
| 一、17-18世纪东西方的文化接触 |
| 二、东西方文化的趋同性 |
| 三、东西方文化传播的媒介 |
| 第二节 东西方互相认识和探索的主要媒介:东方的经典与西方的《圣经》 |
| 一、西学东渐的主要媒介:西方的《圣经》 |
| 二、中学西传的主要媒介:东方的经典 |
| 第三节 耶稣会士的《尚书》翻译 |
| 一、最早的拉丁文译本 |
| 二、三种法文译本 |
| 三、德文、俄文及英文译本 |
| 第四节 17-18世纪的西方《尚书》英译 |
| 一、《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四、《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 五、《尚书》英译形态的成因与译者行为特点 |
| 第五节 17-18世纪的《尚书》翻译与西方汉学的孕育 |
| 一、加深了西方对东方文化的认知 |
| 二、奠定了中国典籍英译的基础 |
| 三、促进了西方汉学的形成 |
| 小结 |
| 第二章 西方汉学的建立:新教传教士的《尚书》英译 |
| 第一节 东方文化的认识价值实践 |
| 一、西方汉学的建立 |
| 二、英国汉学的专业化 |
| 第二节 麦都思的《尚书》英译 |
| 一、麦都思《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麦都思《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麦都思《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第三节 理雅各的《尚书》英译 |
| 一、理雅各《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理雅各《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理雅各《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第四节 19世纪西方《尚书》英译的特点与成因 |
| 一、麦都思、理雅各《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 二、麦都思、理雅各《尚书》英译形态的成因 |
| 三、麦都思、理雅各《尚书》英译的译者行为特点 |
| 第五节 19世纪的《尚书》英译与西方汉学的建立 |
| 一、麦都思首开《尚书》英文全译之先河 |
| 二、理雅各《尚书》等英译为英国汉学奠定了基础 |
| 小结 |
| 第三章 汉学的现代化:西方《尚书》译解体系的解析和建构 |
| 第一节 东方文化衰落的诸多因素与《尚书》英译 |
| 一、西方中心主义与日本脱亚入欧 |
| 二、中国国内传统经学研究式微 |
| 第二节 欧德的《尚书》英译 |
| 一、欧德《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欧德《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欧德《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第三节 高本汉的《尚书》英译 |
| 一、高本汉《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高本汉《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高本汉《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第四节 20世纪西方《尚书》英译的特点与成因 |
| 一、欧德、高本汉《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 二、欧德、高本汉《尚书》英译的形态成因与译者行为特点 |
| 第五节 20世纪的《尚书》英译与西方汉学的现代化 |
| 一、参与促进了西方汉学的现代化 |
| 二、为汉学现代化发展积累了重要的经验和资料 |
| 小结 |
| 第四章 当代汉学的复兴:《尚书》英译与东方文化价值的再认识和再实践 |
| 第一节 西方呼唤东方文化价值的回归与《尚书》英译 |
| 一、西方早期对中国文化的仰慕与借鉴 |
| 二、西方对东方文化的再认识与《尚书》英译 |
| 第二节 彭马田的《尚书》英译 |
| 一、彭马田的文化背景 |
| 二、彭马田《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彭马田《尚书》英译的方法与策略 |
| 四、彭马田《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 五、彭马田《尚书》英译的形态成因与译者行为特点 |
| 第三节 当代西方《尚书》英译的学术价值与汉学研究的大趋势 |
| 一、当代汉学研究及其发展大趋势 |
| 二、彭马田《尚书》英译的学术价值与当代汉学的发展 |
| 小结 |
| 第五章 西方《尚书》英译研究的思考: 历史与学理、研究方法与文化价值 |
| 第一节 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与学术研究的学理逻辑 |
| 一、西方社会发展之需与《尚书》英译 |
| 二、社会学术思潮与《尚书》英译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的变化与研究对象文化价值的变化 |
| 一、17-18世纪《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 二、19世纪《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 三、20世纪《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 四、当代《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破坏与建设 ——顾颉刚古史学的双重面相（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本文思路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由疑而建: 顾颉刚的古史传说探索 |
| 第一节 集疑古之大成:“古史层累说”的建立及其影响 |
| 一、“辨伪事”与“古史层累说”的形成 |
| 二、本土学者的“疑古”论与“古史层累说”的建立 |
| 三、西方汉学家的“疑古”论与“古史层累说”的建立 |
| 四、“古史层累说”与传统上古史系统的颠覆 |
| 第二节 走向重建之路: 《中国上古史讲义》的编纂与意义 |
| 一、由破坏而建设:《中国上古史讲义》的编纂过程 |
| 二、“以周秦归周秦”: 《中国上古史讲义》的基本特征 |
| 三、《中国上古史讲义》与真实上古史的重建 |
| 小结 在疑古中重建: 真实上古史建设的新路向 |
| 第二章 辨伪求真: 顾颉刚的古书真伪考辨 |
| 第一节 辨去其伪: 古书年代考辨及其影响 |
| 一、“今本《尧典》成于汉武帝时”之说的形成 |
| 二、“今本《尧典》成于汉武帝时”之说的学术渊源 |
| 三、“今本《尧典》成于汉武帝时”之说的建立 |
| 四、“今本《尧典》成于汉武帝时”之说的影响与意义 |
| 第二节 化伪为真: “伪书移置说”的建立与意义 |
| 一、回应批评: “伪书移置说”的提出缘起 |
| 二、本土学者的“伪书”估定与“伪书移置说”的形成 |
| 三、历史的眼光、平等的眼光与“伪书移置说”的建立 |
| 四、“伪书移置说”与“伪书”价值的再估定 |
| 小结 在辨伪中求真: “伪书”移前特例的处理旨趣 |
| 第三章 正源清流: 顾颉刚的古代民族探讨 |
| 第一节 打破一元: “中华民族不出于一元论”及其影响 |
| 一、“中华民族不出于一元论”的提出 |
| 二、“中华民族不出于一元论”的学术渊源 |
| 三、“古史层累说”视域下的“中华民族不出于一元论” |
| 四、“中华民族不出于一元论”的学术影响 |
| 第二节 重塑中华: “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的建立及其意义 |
| 一、从破坏到建设: “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的形成 |
| 二、本土学者的民族论述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建立 |
| 三、西方民族理论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建立 |
| 四、学用兼顾: “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的双重意义 |
| 小结 在打破中重塑: 中华民族一统性的论证方式 |
| 第四章 由分到合: 顾颉刚的古代疆域考察 |
| 第一节 四海不一: “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论”及其影响 |
| 一、“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论”的提出 |
| 二、“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论”的学术渊源 |
| 三、“古史层累说”视域下的“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论” |
| 四、“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论”的学术影响 |
| 第二节 重构禹域: 《中国疆域沿革史》的撰写与影响 |
| 一、《中国疆域沿革史》的撰写过程 |
| 二、《中国疆域沿革史》的基本特征 |
| 三、《中国疆域沿革史》的学术影响 |
| 小结 在破坏中重构: 大一统疆域合法性的论证方式 |
| 结语 |
| 附录: 重排中国历史: 顾颉刚《本国史》的编纂与意义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列斐伏尔都市社会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章 列斐伏尔研究都市社会的方法论 |
| 第一节 研究都市社会的空间辩证法 |
| 一、空间辩证法的概念 |
| 二、空间辩证法研究的特点和优势 |
| 三、空间辩证法基础上都市社会的总体性研究 |
| 第二节 研究都市社会的拓扑学方法 |
| 一、拓扑学简介 |
| 二、拓扑学都市社会研究的特点与优势 |
| 三、拓扑学应用到都市社会研究的可能性 |
| 第三节 研究都市社会的语言学方法 |
| 一、索绪尔语言学的主要内容 |
| 二、索绪尔语言学的哲学意蕴 |
| 三、索绪尔语言学应用到都市社会研究的可能性 |
| 第二章 都市社会形成的动力机制 |
| 第一节 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与都市社会的形成 |
| 一、农业的发展是都市社会形成的动力基础 |
| 二、工业化是人类逐步迈向都市社会的核心动力 |
| 三、第三产业是都市社会发展的后发动力 |
| 第二节 内爆方式——城市空间都市现实聚集与扩张 |
| 一、城市空间资本的聚集与扩张 |
| 二、城市空间信息、符号的聚集与扩张 |
| 三、城市空间产业的聚集与扩张 |
| 第三节 外爆方式——城镇、郊区、卫星城市的建立 |
| 一、城镇的集中建立——都市社会形成的前提条件 |
| 二、郊区的分散建立——都市社会形成的必要条件 |
| 三、卫星城市的建立——都市社会规模的初步形成 |
| 第三章 都市社会的基本内涵、要素与问题 |
| 第一节 都市社会的基本内涵 |
| 一、都市社会是完全城市化的社会 |
| 二、都市社会是都市问题占据主导的社会 |
| 三、都市社会是适宜人类栖居的社会 |
| 第二节 都市社会的基本要素 |
| 一、经济要素——空间、资本与都市经济危机 |
| 二、政治要素——寻求空间正义与争取城市权 |
| 三、文化要素——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转变 |
| 第三节 都市社会的基本问题 |
| 一、时代差异与都市社会的差异性 |
| 二、城市规划与都市差异性空间的建设 |
| 三、都市化与都市革命 |
| 第四章 对列斐伏尔都市社会理论的批判性分析 |
| 第一节 列斐伏尔都市社会理论的贡献 |
| 一、补充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分析维度 |
| 二、使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进入到日常生活领域 |
| 三、提供了资本主义城市分析的全新框架 |
| 第二节 对列斐伏尔都市社会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
| 一、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 |
| 二、使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进入微观领域 |
| 三、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的实践性 |
| 第三节 列斐伏尔都市社会理论对当代中国城镇化建设的启示 |
| 一、城镇空间建设中注重栖居空间的营造 |
| 二、城镇化进程中必须重视空间正义 |
| 三、城镇化进程中要注重回归日常生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取得的成果 |
（7）大卫·哈维“次级循环”视角下中国区域营建环境的发展走势与风险防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危机的导火索 |
| 1.2 研究内容及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技术路线图 |
| 1.2.3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马克思的资本循环理论和危机理论 |
| 2.1.2 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 |
| 2.1.3 大卫哈维“资本三级循环”理论 |
| 2.2 研究进展 |
| 2.2.1 关于经济危机来源的研究 |
| 2.2.2 关于基础设施建设的研究 |
| 2.2.3 关于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研究 |
| 2.2.4 关于哈维和资本三级循环理论的研究 |
| 第3章 中国资本次级循环规模及结构分析 |
| 3.1 资本次级循环规模测度 |
| 3.2 资本次级循环结构测度:结构指数(θ) |
| 3.2.1 全国省级行政区域结构指数的时间演变 |
| 3.2.2 全国省级行政区域结构指数的空间差异 |
| 第4章 中国次级循环存在过度积累吗? |
| 4.1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4.2 次级循环增长是初级循环溢出的结果吗? |
| 4.2.1 模型设计及检验 |
| 4.2.2 结论:中国的次级循环增长并非来自于初级循环溢出 |
| 4.3 次级循环比重过高导致了经济增速放缓吗? |
| 4.3.1 模型设计及检验 |
| 4.3.2 结论:次级循环比例与经济增速负相关 |
| 4.4 营建环境建设规模和结构的门槛检验 |
| 4.4.1 营建环境规模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 |
| 4.4.2 营建环境比重已明显超出其适度比重 |
| 4.5 次级循环过度积累的关键:大卫·哈维的“国家-金融节点” |
| 4.5.1 金融业结构的时空分布 |
| 4.5.2 模型设计及检验 |
| 4.5.3 结论:“国家-金融节点”的调节作用 |
| 第5章 中国次级循环过度积累风险测度 |
| 5.1 数据处理和现状描述 |
| 5.2 实物增长和价格泡沫 |
| 5.3 风险来源 |
| 5.4 结论:结构失调 |
| 第6章 政策建议:营建环境建发展重在使用效率 |
| 6.1 发展实体经济 |
| 6.1.1 推进农业现代化 |
| 6.1.2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
| 6.2 营建环境建设的导向:增加有效供给 |
| 6.3 推进金融改革:防止经济脱实向虚 |
| 6.4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 |
| (二)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一)历史分析方法 |
| (二)比较研究方法 |
| (三)文献分析方法 |
| 五、研究的可能创新与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 |
| (二)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 |
| (一)空间与空间生产 |
| (二)治理与城市治理 |
| (三)中国城市空间治理 |
| 二、理论基础 |
| (一)国家空间理论 |
| (二)城市治理理论 |
| 三、分析框架 |
| (一)城市权力结构维度的三对关系 |
| (二)城市空间生产维度的五重属性 |
| 第二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过程与模式的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1949-1978:巩固新生政权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城市中的“单位中国”: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城市区域中的“中央国家”: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二节 1978-2002:促进经济增长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经营中的城市中国: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竞争中的城市中国: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三节 2002-2012: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城市中的“社会回归”: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城市区域中的“平衡策略”: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四节 2012-2018: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全面深度改革中的城市中国: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城市中国: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三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政治意义与问题对象 |
| 第一节 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政治意义 |
| 一、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 |
| 二、中国国家建设与城市空间治理的逻辑关系 |
| 三、中国城市空间治理转型的特点 |
| 第二节 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问题对象 |
| 一、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 |
| 二、中国城市空间问题的表现形式 |
| 三、中国城市空间问题的特点 |
| 第四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内在逻辑与现实挑战 |
| 第一节 内在逻辑: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的特殊性与优越性 |
| 一、领导核心:城市空间治理中的“中国共产党” |
| 二、集权与分权:城市空间治理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
| 三、有为与有效:城市空间治理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
| 四、主导与自主:城市空间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关系 |
| 第二节 现实挑战:城市空间生产逻辑的冲突与失衡 |
| 一、基于政治建构的权力逻辑:作为控制与秩序的空间 |
| 二、基于资本增值的市场逻辑:作为生产与消费对象的空间 |
| 三、基于生活需要的社会逻辑:作为使用价值的日常生活空间 |
| 第五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实践路径 |
| 第一节 优化城市空间治理结构 |
| 一、全面加强党对城市空间治理工作的领导 |
| 二、优化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
| 三、优化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四、优化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
| 第二节 完善城市空间属性的生产 |
| 一、城市经济空间的生产坚持科学和创新 |
| 二、城市政治空间的生产注重包容与协商 |
| 三、城市社会空间的生产秉承公平与共享 |
| 四、城市文化空间的生产突出特色与传承 |
| 五、城市生态空间的生产强调绿色与低碳 |
| 结语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9）文明与空间：历史演变与现实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外文献研究 |
| 一、空间转向研究 |
| 二、空间正义思想的研究 |
| 三、西方学者对西方空间理论家的研究 |
| 第三节 国内学者对空间理论的研究 |
| 一、对马克思主义空间思想的研究 |
| 二、对空间概念的研究 |
| 三、对大卫·哈维空间理论的研究 |
| 四、对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研究 |
| 五、国内对空间正义的研究 |
| 第四节 对文明的研究 |
| 第五节 对文明和空间的关系研究 |
| 第六节 研究思路和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空间和文明 |
| 第一节 文明概述 |
| 一、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变迁 |
| 二、文明的生成机制 |
| 三、生产力的进步是文明进步的动力 |
| 第二节 空间概论 |
| 一、空间概念的历史嬗变 |
| 二、人的本质:社会性与空间性的统一体 |
| 三、生产力和交往的空间机理 |
| 第三节 文明与空间的历史演变及相互作用 |
| 一、每一个文明都是空间的扩展 |
| 二、全球化的空间扩展引领人类文明走向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
| 三、全球化条件下文明多样性和空间多样性 |
| 四、城市空间——人类文明的空间枢纽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资本主义的文明与空间之维 |
| 第一节 资本主义的空间逻辑 |
| 一、资本主义的空间扩张:世界市场的形成和确立 |
| 二、资本的空间运行逻辑 |
| 第二节 资本主义文明的空间变迁 |
| 一、人类文明生存空间的扩展 |
| 二、政治空间的互动逻辑 |
| 三、物化的精神空间 |
| 四、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空间矛盾的根源 |
| 第三节 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进步 |
| 一、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
| 二、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创立 |
| 三、扩展了人类价值空间 |
| 四、与科学技术发展互为相关 |
| 五、开创世界历史的主体作用 |
| 六、为实现共产主义文明提供了无产阶级主体力量 |
| 第四节 资本主义文明的本质探寻 |
| 一、资本主义文明的虚假幻象批判 |
| 二、资本主义的空间扩展对封建文明的解构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社会主义的文明和空间之维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文明是真正的普遍的文明 |
| 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辨析 |
| 二、社会主义文明是“真正的普遍的”文明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文明的空间生成机制 |
| 一、形成社会主义文明的内在空间原因及其规律 |
| 二、资本空间逻辑对社会主义文明生成的价值空间影响 |
| 三、社会主义文明的空间发展形态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空间生产:社会主义文明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空间替代路径 |
| 一、世界文明转型的呼唤 |
| 二、社会主义的空间生产 |
| 三、社会主义空间生产的文明保障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全球化视域下的文明和空间之维 |
| 第一节 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解析全球化 |
| 一、马克思主义实践时空观 |
| 二、“世界历史”和“世界市场”的时空维度和全球化的关系 |
| 三、全球化背景下的“空间压缩” |
| 四、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全球空间生产 |
| 第二节 全球化的文明意蕴 |
| 一、全球化文明时代的进步 |
| 二、全球化的内在文明要求 |
| 三、全球时代的文明对话 |
| 第三节 全球化的文明挑战 |
| 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 |
| 二、全球化文明时代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挑战 |
| 第四节 全球化中的新型文明 |
| 一、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和新型全球化 |
| 二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人类走向文明共同体的中国智慧 |
|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10）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综述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史料来源 |
| 第五节 论文框架与写作思路 |
| 第二章 老耶稣会的本地化:1840 年前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初现与消亡 |
| 第一节 明末来华耶稣会与中国会士的初现(1580—1644) |
| 一 明末来华耶稣会士与早期中国辅理修士 |
| 二 明末来华耶稣会发展中国会士的主要考量 |
| 第二节 清初来华耶稣会与中国会士的发展(1644—1724) |
| 一 顺治朝传教环境对耶稣会发展中国会士的影响 |
| 二 康熙朝传教环境的变化与中国耶稣会神父的出现 |
| 第三节 “百年禁教”时期的中国耶稣会士(1724—1840) |
| 一 雍乾禁教时期耶稣会发展中国会士举措的变化 |
| 二 耶稣会被“取缔”后的中国耶稣会士群体 |
| 三 “禁教”时期江南地区的中国神职群体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一 作为“西教士”与中国基督徒之间的中介 |
| 二 作为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中介 |
| 三 作为西方天主教会与中国社会之间的中介 |
| 第三章 新耶稣会的本地化: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再现与发展 |
| 第一节 “教权”冲突与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形成 |
| 一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形成的历史背景 |
| 二 准备阶段:1850 年徐汇公学的设立与课程设置 |
| 三 形成阶段:1862 年耶稣会初学院的建立 |
| 第二节 “教务“增长与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发展 |
| 一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阶段性量化分析 |
| 二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内部结构 |
| 第三节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代际谱系与社会定位 |
| 一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代际谱系 |
| 二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社会定位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一 中西宗教与世俗教育的融合塑造 |
| 二 西方天主教会与本地社会的结合产物 |
| 第四章 “华人为教士者”: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 |
| 第一节 “调和民教”: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与“教案”治理 |
| 一 “民教冲突”: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与“教案”发生 |
| 二 “调和民教”:中国耶稣会士的“教案”观——以李问渔为例 |
| 三 “民教相安”:中国耶稣会士与“教案”的解决 |
| 第二节 “华文圣经”:中国耶稣会士与《圣经》翻译 |
| 一 早期来华耶稣会士与《圣经》翻译 |
| 二 近代天主教《圣经》翻译的时代特色 |
| 三 中国耶稣会士《圣经》翻译作品概况 |
| 第三节 “耶儒释老”:中国耶稣会士的宗教对话(护教)着述 |
| 一 中国耶稣会士宗教对话着述概况 |
| 二 “专辟佛老”:黄伯禄宗教对话着述研究 |
| 三 “护教斗士”:李问渔宗教对话着述研究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一 缓和中西冲突与构建新型政教关系 |
| 二 《圣经》汉译与西方天主教信仰的本地化 |
| 三 从基督宗教间冲突到宗教学研究的雏形 |
| 第五章 “学贯夫中西者”: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学术活动 |
| 第一节 “泰西之学”:中国耶稣会士与晚清“西学东渐” |
| 一 李问渔的西学译介 |
| 二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地理学着作 |
| 三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西学东渐”活动之影响 |
| 第二节 “淹贯中西”:中国耶稣会士与晚清“东学西传”——黄伯禄与英国汉学家庄延龄的学术交往 |
| 一 英国汉学家庄延龄与黄伯禄的书信来往 |
| 二 庄延龄中国宗教研究着作与黄伯禄 |
| 三 黄伯禄及其他中国耶稣会士的“汉学”研究着作之价值 |
| 第三节 “光前启后”:中国耶稣会士的本地教会史研究 |
| 一 中国耶稣会士对徐光启历史的整理 |
| 二 中国耶稣会士对许甘第大(Candida Hiu)历史的整理 |
| 三 中国耶稣会士整理本地教会史的本地化意义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一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多重身份 |
| 二 中国天主教徒的自我身份辨识 |
| 第六章 结语:本地化视域下的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 |
| 第一节 本地化视域下反观晚清中国耶稣会士的整体特性 |
| 一 国际性与本地性的统一及差异 |
| 二 宗教性与世俗性的双重结合 |
| 三 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群体本质 |
| 四 历史性与延续性的宗教阶层 |
| 第二节 文化认同:理解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进程中历史主体性地位的关键 |
| 一 在晚清历史语境中缓和天主教信仰价值与中国社会的冲突 |
| 二 塑造天主教信仰符号与中国传统文化表达方式的结合 |
| 三 影响该群体宗教实践和社会生活的文化认同之来源 |
| 表格索引 |
| 图片索引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成果 |
| 致谢 |
四、地理学及其中国学者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科学技术史》编撰策略与传播机制研究：书籍观念史视域中的李约瑟[D]. 马越. 山西大学, 2021(01)
- [2]城乡融合发展思想及其中国实践研究[D]. 李艳群. 山东财经大学, 2021(12)
- [3]西方“空间批判”论着出版情况及其对我国的学术影响[J]. 孟锴. 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2)
- [4]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D]. 沈思芹. 扬州大学, 2020(01)
- [5]破坏与建设 ——顾颉刚古史学的双重面相[D]. 汤莹. 山东大学, 2020(09)
- [6]列斐伏尔都市社会理论研究[D]. 李艳. 西南大学, 2020(01)
- [7]大卫·哈维“次级循环”视角下中国区域营建环境的发展走势与风险防范[D]. 朱灏.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
- [8]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D]. 王海荣. 吉林大学, 2019(02)
- [9]文明与空间：历史演变与现实逻辑[D]. 边莉娟.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9(08)
- [10]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D]. 李强. 上海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