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艾青衣感受诗人的心情

一、从艾青佚简感受诗人心境（论文文献综述）

俞思超^[1]（2021）在《汪曾祺书信研究》文中认为

何盼^[2]（2018）在《论1980年代的沈从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历经30年的沉寂,1980年代沈从文像“出土文物”一样被重新挖掘。在1980年代国内兴起的“沈从文热”中,学界开始了对沈从文的重新评估。1980年代作为沈从文研究的重要转折期肩负着“破旧立新”的使命,它不仅治愈了此前沈从文研究的“痼疾”,并且初步奠定了此后沈从文研究的基本格局。当然,1980年代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赋予了这一时期沈从文研究的特殊性,1980年代的“沈从文热”是多种话语力量合力催发而生的,这一时期的沈从文研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对1980年代的沈从文研究进行考察:一,对1920-1980年代的沈从文研究状况进行大致的回顾与梳理。笔者将这一时段的沈从文研究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以前萌芽期的沈从文研究、1950-1970年代停滞期的沈从文研究、1980年代复苏期的沈从文研究;二,对1980年代“沈从文热”兴起的历史背景与原因进行剖析。1980年代中国转型期的社会历史环境是“沈从文热”生发的根本原因,新时期“人性”话语的复苏成为“沈从文热”兴起的契机,1980年代中期“寻根”思潮的兴起为“沈从文热”的持续提供了新的动力,文学观念的审美转向是“沈从文热”持续的根本原因。文学观念的审美转向带来文学史观的嬗变,沈从文在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中被召回至文学史的中心;三,重点考察1980年代代表性学者的沈从文研究。域外学者夏志清的沈从文研究对1980年代国内沈从文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夏志清的沈从文研究是1980年代国内“沈从文热”的前奏,正是夏志清首次在文学史中以专章介绍沈从文给予了国内学者以启发,促进了 1980年代大陆学者对沈从文的重新审视。海外“沈从文研究的第一人”金介甫以历史学的眼光为沈从文研究开辟了新的论说空间,为沈从文研究作出重要贡献。凌宇是沈从文研究的专家学者,也是国内沈从文研究的集大成者,凌宇的沈从文研究贯穿了 1980年代沈从文研究的始终,他的沈从文研究在1980年代的沈从文研究中具有代表性意义。最后,笔者将对1980年代沈从文研究的突破与局限进行总结,并对1990年代以来沈从文研究的新进展做一个大致的梳理。

宫立^[3]（2015）在《“十七年”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的多样化书写 ——以任访秋、钱谷融、唐弢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学界对“十七年”（1949-1966）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的研究,一向注重于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蔡仪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等已经公开出版、并产生一定影响的文学史着。因此,关于它们的研究也相对比较多。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中,还有一些各高校内部流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讲义、教材等值得关注和研究,它们也许未能最终出版,只是一某种草稿、大纲、征求意见稿等各类原初文本与未刊稿存在,例如,任访秋的《中国新文学史讲稿》、钱谷融参与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讲义》、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草稿）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讨论稿以及他个人公开出版的《书话》等,正是属于这类长期被湮没、也未引起学界关注的代表,它们都是“十七年”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和重要参考文献,也在一定程度上开拓“十七”年时期现代文学史编纂的研究空间。从对已有的任访秋、钱谷融、唐弢研究成果的梳理中,可以看出,这三位学人的现代文学史编纂方面的着述和贡献,很有文学史研究价值,亟待深入开掘。本文尝试在对唐弢、任访秋、钱谷融或主编或参与或独自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着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结合他们的不同学术风格,从版本和文本变迁的角度切入,在现代文学史编纂的多样性方面进行探索和研究,为我们理解这一时期的文学史研究、书写的复杂性提供一个新的、可以补充前说的观察和思考,促进对现代文学研究史、学术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任访秋在1944年、1953年、1957年写出了三本不同的现代文学史,并且格外注重对现代文学与近代文学渊源关系的考察与梳理。其所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业已引起学界瞩目,笔者着重对新发现的《中国现代文学论稿》进行进一步的细致梳理。学界对钱谷融的文学史研究的讨论是一个空白。以往关注的焦点都放在《论“文学是人学”》和《<雷雨)人物谈》等几部名作上,几乎很少人注意到他也曾参与编纂过现代文学史。从钱谷融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讲义》中的曹禺专章中可以看出,他虽然无意于建构新的文学史框架,但是在讲义中有意识地把重心放在了作家作品的细读和鉴赏方面,例如,钱谷融在《中国现代文学讲义》曹禺专章中对《雷雨》、《日出》的分析,就为我们提供了从文本细读阐释文学史的范例。而唐弢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出版时间,是在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初,所以过去的研究者一般都把它视之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恢复期的文学史着的代表而进行研究。但是,这部文学史的编纂经历十分坎坷,时间跨度也较大,因此,笔者借助新找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草稿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讨论稿,以及相关的史料,对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过程中所经历的诸多曲折、坎坷进行最大程度的还原,以此分析它所折射出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的艰难历程和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辛苦跋涉。并在对唐弢书话的撰写史作整体描述的基础上,试着将唐弢在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期间公开出版的《书话》的版本变迁作细致梳理,并与内部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讨论稿作一对读,来探讨唐弢书话的别样的文学史意义。可以看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中,唐弢注重第一手资料的搜寻和文学史叙述语言的精炼,任访秋注重对现代文学与近代文学渊源关系的考察与梳理,钱谷融注重从文本细读阐释文学史、注重对作家作品的经典研读、在文学史论述中更关注对文学性的追求。尽管唐弢、任访秋、钱谷融三位学者在“十七年”时期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的探索,在当时文学史研究趋于政治化的大环境中,未必产生多大的影响,但是他们这一时期的文学史编纂实践,对于后来的现代文学史编纂及其研究的发展,不无借鉴意义。

李玮^[4]（2015）在《1949年后沈从文的文学守望 ——以书信研究为核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大师级的作家。而1949年以后,他却放下手中的笔转向文物研究。当代文坛少了他的身影,许多学者和他的文学爱好者无不扼腕叹息。陈思和指出当代文学中存在“潜在写作”的特殊现象,并将沈从文1949年5月30日的一篇日记称为“潜在写作之流的滥觞”,这开启了理解沈从文后半生的另一扇窗。这扇窗后面掩藏的是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对文学孤独的守望。《沈从文全集》中收录了他1949年以后的书信,共计三百五十万多万字。某种程度上讲,这是沈从文以退隐的姿态进行的另一种形式的文学书写。1948到1949年初,外部左翼文化阵营的文人对沈从文进行了“异端”界定和审判,而为了保持个体生存最后的尊严沈从文选择了自杀。被救回之后,他写下了大量类似“狂人呓语”般的书信和日记。它们一方面缓解了沈从文的精神焦虑,另一方面极具文学价值。这是沈从文文学世界崩塌以后,无意间寻找到的延续文学梦的舞台。1950年代初,生存空间的转换让他精神慢慢“回复”。书信中的文学书写从无意地宣泄逐渐转变为有意地留存。四川土改期间他以一颗赤子般的爱国心和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将工作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叙写了新时代环境下,乡村的“常”与“变”。于是,四川之行的家信,就有了类似《湘行散记》的味道。而劳动中他体会到一种独特的有情的“历史观”,这让沈从文有参与历史,创造历史的热情,又有一种现实的紧迫感与责任感。这些真实深刻的感受,给家信增添了丰富的内涵。同时,他尝试写了表现时代新人的短篇小说《老同志》,但它最终夭折。他还经常在家信中谈及文坛现状,对新中国文坛初期的作家作品、文艺政策,不无褒贬。这时他的文学观念与当时文坛的要求呈现一种紧张关系。1950年代中后期,政治的“事功”要求与沈从文坚守的文学“有情”的理想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不可调和。因此,他在向“群”靠拢的过程中表现出反复和犹疑,最终游离于“群”之外。这期间,关于张鼎和烈士的长篇革命历史小说的筹划是他努力“归队”的具体实践,但默默写下的《抽象的抒情》又是他坚守文学独立及主体自由的说明书。1960年代初,沈从文随作协组织的参观团赴江西参观访问时,开始了旧体诗创作。旧体诗是他在书信之外的另一种抒情言志的方式。其中,《文化史诗钞》是他1970-1971年下放五七干校时创作的一组旧体诗,在内容上以诗写史,渗透着诗人深刻的历史反思与文化批判,在文体上以诗代文,独具一格。这组带有历史印迹未发表的诗是沈从文在特殊环境下一种新的文学创作尝试。1970年代末,“沈从文热”的浪潮由国外传到国内,他欣慰个体生命价值回归的同时,清醒地意识到“强权即一切”的新儒术仍在上演,他深深地恐惧浸润封建思想的灵魂。一直以来他想用文学让人理解“我”、认识“人”的理想没有实现。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参与了《边城》由小说到电影剧本的改编。“抒情诗”电影的想象,是沈从文始终不渝的“有情”文学理想的延伸。政治是功利性的阶段性的,而文学却是有情的永恒的。沈从文1949年以后鲜为人知的潜在写作,既有对社会的批判和对未来的美好寄托,也有对文化与文学的严肃思考。这是沈从文整个文学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当时文学与精神现象不可或缺的潜流。它从一个侧面展现出当代文学与时代精神的丰富性与多层次性。

李娜^[5]（2011）在《基于《汉语大词典》的民国词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汉语史诸部门中,词汇史的研究向来是比较薄弱的。吕叔湘曾经说过：“汉语史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应该说是语汇的研究。个别词语的考释,古代和现代学者都做了不少,但是在全部汉语语汇中所占的比例仍然是很微小的。”①而在汉语词汇史的研究中,关注于民国词汇的研究又显得更加稀少了。社会的任何一点细微的变化,都会在词语中被真实地记录和保存下来,词汇就象研究历史的活化石,所以对民国时期词汇的全貌进行细致的考察、描写和分析,不仅对汉语词汇史、汉语语言学的研究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而且,也将为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哲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宝贵的材料。本文以《汉语大词典》为原始语料库,对其中始见书证（主要为新词、新义）为民国作品的词语进行搜集整理,在对这些语料进行全封闭、穷尽式统计、描写的基础上,通过定量分析中反映的数字变化,来表现词汇的消长变化,表现词汇发展的动态过程,从而发现词汇发展演变的规律,对词汇发展进行定性的研究。并借鉴语义场理论的成果,从宏观上将词汇研究置于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中,探索词汇中的系统联系,把握词汇发展的历史动因。我们希望通过这项研究,能够引起研究者们对民国词汇的关注,对词汇史研究的关注。文章整体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章是前言部分,主要是分析当前词汇史研究的现状、民国词汇研究的意义及本论题研究的具体内容和方法。在词汇的研究中,民国词汇的研究始终是十分薄弱的,也许我们还可以说,这是一块尚未被开垦的处女地。历来对这段时期的词汇的研究都仅仅局限在词语的举例、或者是三言两语一笔带过。而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我们又都不能忽视这段历史,忽视在那段动荡的历史之中,词语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所出现的重大的转折与变化。处于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交界期,处于传统思想文化与西方思想文化交融、磨合、争斗的历史时期,对这一时期词汇的发展我们尤其要关注。而传统的词汇研究的那些套路：一般词汇、基本词汇、同义词、反义词、方言词语、外来词等等的分类研究方法,尤其是举例式的方式,我们认为难以对民国时期词汇发展变化的全貌作出比较客观的判定,所以,我们运用语义场的研究方法,将词汇的发展置身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并引用自然科学数量统计的方法,同时大胆的选用《汉语大词典》作为我们的语料库,用数字结论作为我们理论探析的基础和出发点,在一系列数字的基础上,我们对民国词汇的发展展开研究。第二章到第五章是文章的主体部分。在这四章中,前两章都是关于“标志性新词语场”①的,即对民国新词中,那些能够代表或者反映出民国时代独特特色的词语进行了系统的归类与系联。第四、五章是分别进入到词汇内部,即对民国新词语的语法结构、语义关系的研究。第二、三章是系统的从社会角度总结归纳民国时期能够表现民国时代特色的民国时期时代标志词。研究这些具有社会时代标志性特征的新词语,首先要考虑到的就是他们由于同属某一社会领域的新词语,因而相互之间具有极强的系统性和连贯性,将这些词语聚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个反映不同领域的社会特征的“标志性新词语场”。一个词语反映某一社会特征的能力是有限的,而由多个在义域上有联系的词语组成的“词语场”反映相关的社会特征的能力就要大很多很多了,甚至可以说能够相对比较全面的反映某一时代某一社会领域的时代全貌。同样道理,如果某一时代独特的社会时代特征已经形成了,就必然会催生出一批反映和记录这种时代的社会特征的新词语。因此我们就以这些新词语各自所反映的社会领域为内容,以“标志性新词语场”的形式,按照其内部一定的逻辑关系来组织、排列它们。由于篇幅较大,因此分为上、两部分。上半部分即第二章主要是从反映民国政治、军事、法律方面的新词语,反映民国文学艺术方面的新词语,以及反映民国社会风俗的新词语三大角度对民国新词语进行归类的。下部分即第三章主要是探讨几个互相影响的相关领域的新词语,如反映民国工商业、娱乐业的新词语,反映民国教育及出版业、印刷业、造纸业的新词语,反映民国纺织业及服饰的新词语,反映民国科学技术、翻译学、语言学的新词语,反映民国交通、通讯方面的新词语等等。通过将互相影响、链条式影响比较大的产业系联在一起的方式,以一发牵动全身的线索来串连起民国时期的时代特征新词语场。第四章是探讨分析民国新词语的语法结构特点的。我们主要集中在对双音节新词（包括新义词语）中的复合词的语法结构进行的分析研究上。并对每一类语法结构的内部词素的词性的组合情况,及其对应的组合成的复合词的词性的对应关系等进行了系统、细致的分析与探究。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我们力图深入到最深处,力图挖掘出汉语新词的组合规律,以便更好的约束、规范新词新语。第五章是对双音节复合词中的新词的语义关系进行分析与探讨的。语义关系的类型到底有哪些,语义关系是什么,这一点历来有是比较模糊的。我们的研究是集中在对复合词从语法结构的角度出发,探讨每一种语法结构的复合词中,其组合词素之间在意义上的对应关系到底是一种怎样的语义关系,而不是从词义与词素义的对比关系的角度进行的分析。因此这一研究角度也是主要着力于对成词词素义的相互之间的语义上的组合关系的探析。并且,从对这些复合词词素之间的语义关系的类型的归纳总结的基础上,挖掘出各个语法结构的复合词中的强势语义模式。在这两章中,我们运用大量图表的形式,从各个角度对蕴藏在民国新词语的语法结构、语义关系内的各种关系进行数量上的统计与比较,在数字比较的基础上,得出了一系列的结论。论文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创新点一：开拓了民国词汇研究的新的领域。将我们的研究视角深入到词汇研究的薄弱环节。将民国词汇研究这一领域全面的展现出来。在对民国词汇研究中,我们将更好的搭起古代汉语词汇研究到现代汉语词汇研究之间的桥梁,连贯起汉语史的历史。创新点二：“社会以外,无所谓语言”①,只有在社会的真实面貌中,我们才能更好的把握语言词汇的发展脉络。所以,我们运用“标志性新词语场”的概念来组织民国时期新出现的众多词语,将词语置身于其所产生的社会发展的历史中,从而更真实的还原词汇发展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从一组组相关的时代新词语中,我们可以清晰而深刻的触摸到民族文化、历史的发展脉搏,把握时代发展的脉络和进程,感受到民国的时代特色和时代面貌。创新点三：对于语法结构关系的研究,我们的着眼点放在了词语内部词素的词性与成词词性之间关系的研究上。在对六大类语法结构的新词语的内部词素词性及其组合关系的量化描写的基础上,我们运用数字来说话,得出同性词素组合而成的新词的数量远远高于异性词素组合而成的新词的数量,而在异性词素的组合中,也表现出诸多的差异：如在名词性词素、动词性词素、形容词性词素三大主要词性的词素对复合词词性的影响上,呈现出一定的选择性,或者说,也有大小或先后之分；如在构成词素中如果有动词性词素的话,那么基本上组合而成的复合词的词性以动词为多,位于第二位词性选择位置上的是名词性,换句话说就是如果在两个词素中没有动词性词素的话,那么组合而成的复合词的词性又以名词性的数量相对要多于形容词词性的复合词的数量。另外,由于《汉语大词典》自身存在的一些需要修订、完善之处,所以,本文在文后附录中,针对在进行《民国词汇史》研究时所发现的问题,特附“《汉语大词典》书证滞后词语补充（始见书证为民国时期作品的词语）”等内容,希望能够对《汉语大词典》的修订工作有帮助。

陈建军^[6]（2010）在《论废名的学术研究》文中指出废名是一位个性鲜明的作家,也是一位成就突出的学者。其学术研究涉及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哲学、美学、语言学等诸多领域,着述计有一百多万字。长期以来,这些学术成果大多不为世人所知,致使废名几乎成了学术史、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本文除“引言”和“结语”外,共有五章：第一章主要围绕《谈新诗》论述废名的诗学思想。“诗的内容,散文的文字是废名所假定的新诗标准,是他关于新诗本质的想象,也是其整个新诗理论的核心观点。废名的新诗理论有其历史的和现实的根据,是在“对古代诗歌的考察”“对诗坛现状的审视”、“对外来诗歌的参照”、“对新诗创作的体悟”和“对胡适诗论的反拨”等五个维度上建构起来的。不仅第一次从性质上将新诗与旧诗的界限明确区分开来,而且极力彰显了中国现代新诗的自由品格,具有超越性、包容性和普适性,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第二章主要围绕《阿赖耶识论》论述废名的佛学思想。废名的佛学思想是沿袭大乘佛教的路数而来的,与在认识方式上远离了古印度佛教传统的禅宗大不相同。其佛学思想体系主要是由“世界是心”、“世界是有”和“世界是理”等三个命题支撑起来的。废名着论是为了破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但他一开始却以摧毁进化论为目标。他从“质疑生物进化论”、“质疑社会进化论”和“质疑唯科学主义”等三个相关的层面,对进化学说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驳斥。第三章主要围绕《<诗经>讲稿》论述废名的《诗经》研究。废名将《诗经》定性为“古代的人民文艺”,他以文学为立足点,特别注重从生活实际出发,方面把诗看成是对生活的“写实”,另一方而又证之以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写作经验。其讲解诗歌,既参考前代诸家成果,又抱持批判继承的态度,通过辨析,取精用弘,多有自己的独得之见。第四章主要围绕《鲁迅研究》论述废名的鲁迅研究。废名对鲁迅的态度和认识,有一个从追慕到疏离再到景仰的变化过程。在鲁迅研究方面,他提出了许多独到而新颖的观点,如早期鲁迅在思想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狂人日记》不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创作的,阿Q是“城街雇工”的典型等等。他的鲁迅研究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曾引发了一场没有结果的争鸣。第五章主要围绕《杜诗讲稿》等论述废名的杜甫研究。废名研究杜甫既有外部原因,更有内在动因,与其抗战期间避难湖北黄梅近十年的经历密切相关。他运用“新的理论”,对杜甫及其诗歌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发表了许多与众不同的见解,如杜甫思想的特点在于“他不属于哪一家”,前后《出塞》是“中国诗史上第一个写兵写典型的伟大创造”等等。他的杜甫研究在当时也引起了较大反响,不少学者针对其观点提出了反对性意见。共和国时期,废名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其学术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在废名身上,“变”与“不变”又同时存在。不仅学术生产方式、学术自信心未曾改变,而且基本学术风格和某些学术观点也是一以贯之的。全面、系统研究废名的学术思想,其意义主要在于：一是可以真正达到认识废名之“全人”的目的；二是有助于分析、理解废名的文学创作；三是对相应领域的学术研究具有启示作用；四是为《诗经》学史、新诗理论史、鲁迅学史、杜甫学史、现代佛学史等学术史、思想史的书写提供重要参考。同时,以废名为个案来考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学术命运,也是相当有意义的。

叶锦^[7]（2010）在《《艾青全集》集外佚诗佚文143首（篇）略述》文中研究表明1980年前后,笔者由于拟写《艾青传》和《艾青简谱》,曾在上海、北京等地发现了一批艾青的旧作,主要以20世纪30年AI写作于上海监狱的诗歌为主,这些作品大多数都收入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10月出版的诗集《落叶集》中。近几年,在编写《艾青年谱长编》过程中,笔者又先后去各地图书馆、档案馆查

叶锦^[8]（2010）在《《艾青全集》集外佚诗佚文143首（篇）略述》文中研究说明1980年前后,笔者由于拟写《艾青传》和《艾青简谱》,曾在上海、北京等地发现了一批艾青的旧作,主要以20世纪30年AI写作于上海监狱的诗歌为主,这些作品大多数都收入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10月出版的诗集《落叶集》中。近几年,在编写《艾青年谱长编》过程中,笔者又先后去各地图书馆、档案馆查

胡景敏^[9]（2007）在《现代知识者的忧思之旅 ——巴金《随想录》及其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想录》是巴金1978年12月至1986年8月所写随感的结集,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而持续的影响。本文取思想史视角,将《随想录》视为以文学形式出现的思想史文本,梳理和探讨了这一文本内部主体的思想展开过程;文本外部主体自“五四”至文革结束的思想变迁过程。同时揭示出《随想录》文本与新时期思想解放过程的互动关系;分析了这一文本思想辐射效应的形成及其具有的精神实践意义。最后指出《随想录》的思想史意义尚未得到充分释放,它的思想精神内涵仍有与当下思潮演进相链接的可能。《随想录》是论定巴金意义无法回避的重要文本。但过去的《随想录》研究更多是把它作为文学文本,强调其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对《随想录》已有的思想史解读,多为静态的主题学归纳,多入于文本之内的本质叙述,而少出于文本之表的过程考察。因此在《随想录》研究中必须强调它与连带文本的互文性、传播学视野,以及精神实践的研究方法。《随想录》既是巴金个人一生思想和艺术探求的结晶,也可以说是自五四至新时期知识者群体思想历程的交汇点,兼具个人性和公共性。他继承五四观念并做了必要的发展,使之与新启蒙语境相调和。作者与五四以降思想史的关系体现在他的自我结构的形成和现代性话语实践两个方面。他的自我构成深受五四时期自我的意识形态神话影响,抽象自我压抑意识自我,《随想录》虽然回到了自我具体性,但结果是重塑新的抽象（目标）自我。他的革命现代性话语实践是五四知识者现代性言说的必然发展,《随想录》的现代性言说则采取稳健的文化姿态,从热衷历史理性到强调常识理性,并且重视个人性道德实践,希望以公共的伦理建构补激进的现代性实践之失。《随想录》谈艺内容体现的是巴金“非文学”的文学观,偏于强调文学的外在功用,在新时期倡导文学“去政治化”,主张“写作即生活”、追求“无技巧”境界,都是他人生和艺术经验的反映。《随想录》的写作与新时期思想史同步,是新启蒙思潮的一部分。它的批判性言说是主体摆脱奴隶哲学之后,对“十七年”创伤和当前思想文化现实的个人叙述,既有与国家意志相一致的一面,也有与意识形态异端的一面。主体为了有效介入思想史进程,必须保证话题的可说、可写、可传播,由此采取的言说策略影响到文本的质的构成和外部特征。巴金希望自己的言论在公众中传播并产生影响,他的后《随想录》写作、《大公报》的言论环境、他对文本的自我经典化,以及出版发行等都促成了文本在读者中的接受。《随想录》发挥了一个文学文本所可能具有的思想史效应,但是这种效应亦不能估计过高,尤其面对后现代语境,如何释放其文本蕴涵,使之融入民族伦理想像力的重建,仍是不易解决的难题。

周立民^[10]（2008）在《五四之子的世纪之旅——巴金评传》文中研究说明小引在众多的巴金传记中是否有必要再多出这样一本呢?这是动笔之前就摆在我面前的问题。它令我踌躇,但也决定了这本传记的写作起点:它不会是一本凡事必录面面俱到的传记,也不会是粗枝大叶蜻蜓点水的人物介绍,它有所侧重也有所放弃。在这里,我只是对巴金百年人生中的一个侧面表达一点粗浅的理解。

二、从艾青佚简感受诗人心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艾青佚简感受诗人心境（论文提纲范文）

（2）论1980年代的沈从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十七年”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的多样化书写 ——以任访秋、钱谷融、唐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4）1949年后沈从文的文学守望 ——以书信研究为核心（论文提纲范文）

（5）基于《汉语大词典》的民国词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论废名的学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现代知识者的忧思之旅 ——巴金《随想录》及其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从艾青佚简感受诗人心境（论文参考文献）

• [1]汪曾祺书信研究[D]. 俞思超. 东华理工大学, 2021
• [2]论1980年代的沈从文研究[D]. 何盼. 苏州大学, 2018(01)
• [3]“十七年”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的多样化书写 ——以任访秋、钱谷融、唐弢为例[D]. 宫立. 华东师范大学, 2015(07)
• [4]1949年后沈从文的文学守望 ——以书信研究为核心[D]. 李玮. 湖南师范大学, 2015(03)
• [5]基于《汉语大词典》的民国词汇研究[D]. 李娜. 山东大学, 2011(12)
• [6]论废名的学术研究[D]. 陈建军. 武汉大学, 2010(05)
• [7]《艾青全集》集外佚诗佚文143首（篇）略述[J]. 叶锦. 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 2010(01)
• [8]《艾青全集》集外佚诗佚文143首（篇）略述[J]. 叶锦. 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 2010(01)
• [9]现代知识者的忧思之旅 ——巴金《随想录》及其效应研究[D]. 胡景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7(05)
• [10]五四之子的世纪之旅——巴金评传[J]. 周立民. 西部, 20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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