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南联大时期陈达对昆明工业和劳工问题的调查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王立[1]（2021）在《燕京、魁阁、清华：那些社会学先贤的心灵驿站——写在中国社会学重建40周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社会学的兴旺,是一代代社会学先贤的追求。一代代社会学先贤的苦苦求索,成就了中国社会学的兴旺。1979年,在中国社会学重建的队伍中,汇集了以"燕京学者-魁阁团队-清华学人"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学先贤。本文沿着这一脉络回顾和审视了那些社会学先贤以民族复兴为己任,以学术研究观照国家命运,寻找爱国救国的道路,伴随中国社会学曲折前行的艰难历程。
武叶秋[2]（2021）在《抗战时期文人笔下的呈贡》文中认为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高校与其他文化机构的内迁,众多的文人齐聚,昆明逐渐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之一。由于战争疏散、居住条件等的影响,寓居昆明的文人又分散于昆明各处,而呈贡就是当时文人集聚得较多的地方,沈从文、冰心、费孝通、李广田、巴金、汪曾祺等都曾在呈贡留下过他们的身影。于是,呈贡便因缘际会地与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联系。呈贡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各种错综复杂的联系,不仅仅表现在作家们在创作中留下了关于呈贡的记忆,呈贡同时也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新的体验,丰富了他们各种创作的可能性。可以说,呈贡已经成为了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与地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个板块。长期以来,研究者对呈贡与现代文学之间的联系却有意无意的疏忽了,重新发现呈贡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在文学地理学的审视中,追寻本土性与现代性交融的呈贡,不但是可行的,也是一项颇有意义的工作。全文主要围绕着呈贡与现代文学的关系,尝试进一步展开抗战时期文人笔下的呈贡书写研究。论文分为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绪论主要介绍选题缘由、选题意义、研究综述和研究方法四部分。正文分为四章:第一章通过搜集整理文献,在前人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展开进一步的思考,整理并分析抗战时期文人与机构迁居呈贡的概况以及文人在呈贡的基本活动。第二章主要对搜集到的相关材料进行细致全面的分析,并将抗战时期文人关于呈贡书写的文献进行梳理和归纳,总结出文人对呈贡形象的书写方向。其中主要的书写方向包含以下几个方面:旖旎的自然风光;呈贡的社会风俗民情;战时文人笔下的呈贡人。第三章主要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分析作家在呈贡的独特生命体验与文学创作的关系,着重研究了呈贡体验对文人创作风格转型的影响,其中以沈从文与冰心为例,研究其在抗战时期创作风格的转型问题。第四章则深入反思战时呈贡书写进入文学领域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本文在梳理文学资料的基础上,尝试理清呈贡与现代文学的关联,以期呈现现代文学发展中的丰富性,但现代文学与呈贡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的复杂,并且这些联系往往是隐秘的,本文只是进行了粗线条的勾勒,以期为后来的研究奠定基础。
念兴昌[3]（2020）在《教育救国:追寻西南联大爱国主义精神》文中研究表明西南联大与全面抗战相始终,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在战火纷飞、亡国灭种的极端苦难中,西南联大不仅弦歌不辍、弦诵不绝,还为抗日战争直接输送了大批军事、科技、翻译等专业人才,为新中国的建设发展培育了一大批栋梁之才。西南联大师生继承和发展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五四精神,坚守刚毅坚卓、团结合作、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品质,把大学当作扞卫国家荣誉与民族精神的第二战场,教书不忘救国,读书为了报国,为民族发展和国家建设保存了文化血脉,坚持科学救国、科学报国,是传承和弘扬爱国奋斗精神的光辉典范。西南联大教育救国的故事为我们开展爱国主义宣传教育提供了丰富生动的历史素材,是云南独有的历史文化资源,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学习和研究。
唐亚男[4]（2020）在《民族学家谷苞学术史初探（1941-1983）》文中研究说明谷苞是我国着名民族学家/社会学家,他为我国西北的民族学、社会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谷苞毕生不辍笔墨,并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学术成果为国家发展建言献策,是后辈民族学者应该学习的榜样。然而学界对谷苞的研究少之又少,这与他的卓越贡献实为不符。本文主要通过对谷苞1941年至1983年学术经历、人生经历的梳理以及对他着述的介绍从而对他的学术思想进行分析研究。谷苞1941年至1944年在费孝通领导的“魁阁”工作,发表了包括《化成镇地方行政》在内的相关文章,这个阶段是谷苞的“民族学”入门时期。1944年9月谷苞离开云南返回兰州,在兰州大学的前身甘肃学院教授民族学/社会学课程,同时在甘肃进行了甘南藏区研究和甘肃汉族农村社会经济调查研究,谷苞在这几年中将在“魁阁”学到的民族学知识内化并开始形成自己的学术风格。1949年谷苞跟随解放军进入新疆,随后他在新疆做了诸多工作。他的调查研究均与国家建设相关,他撰写专业论文之外热衷于新疆少数民族相关知识科普文章的编写,为新疆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本文是谷苞学术史研究的初期成果,在现阶段研究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魁阁经历影响了谷苞一生,魁阁的学术经历使谷苞成为了中国西北地区民族学建设的重要人物,并且走在了在中国民族学南北分派的前列;谷苞是我国应用人类学的早期实践者之一,他的调查让政府对新疆的决策有了实践基础。
张福强[5]（2019）在《吴泽霖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的学科史考察》文中研究说明如何考察个体学者的学术研究,目前来看学界多采取学术思想史和学科史两种方式。前者在于提炼学者思想精华、建构思想体系、凸显学术贡献等;后者把学者的学术活动放置在学科发展的诸议题中,以小见大,呈现学科史的另一种面相。它不仅考察学者思想的“内部”历史,同时也关注学者思想以外的社会约制、文化背景等“外部”历史,是知识形态、活动形态与组织形态的相统一的历史。吴泽霖先生是我国第一代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采用学术思想史方式考察其学术研究固然很有价值,但作为中国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其个人经历始终与学科沉浮密切关联,其研究经历体现了某一时期学科发展的特殊形态,从其学术研究中提炼出的若干特点,也可看做是学科本土化过程中形成的特性。从这个层面上说,通过对吴泽霖先生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的整体性考察,来回应、回答和反思学科史上的一些争议、问题和定论,不仅可能,而且极有意义。吴泽霖先生一生学术研究的跨度很大,按其所撰文本体现出的类型学意义看,以社会学、民族学和博物馆学为主要。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核心议题是社会学中国化或本土化,吴泽霖先生在社会学领域所作的各项探索,放置在这一学科主题下,方能得到更好阐释。他对本土化未有直接论述,但其学术研究中体现的中国意识与中国内涵,却十分丰富,涉及研究问题、方法、理论及学科制度,不仅全面系统,而且次序分明,层层递进。问题的本土化是第一层次,只涉及议题的空间转移;方法本土化中,吴泽霖先生更偏重社会调查,而非社会学调查,且在具体运用中,注重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突破了社会调查方法只强调共时研究的单一面相;理论本土化中,吴泽霖先生对社会控制绝非简单移植,而是结合中国社会中以“礼”为中心的人际关系特点,把社会对人的制裁,扩展到人与社会的互动层面。与其他学者比较而言,陈达、李景汉、杨开道等人,皆属无明确社会学本土化主张,却有实质内容的学者,他们所作的相关研究均可统称为广义的社会学本土化。对此类学者的本土化实践做具体分析,对于学界近来热议的本土化问题,或有裨益。目前中国民族学史研究多以1949年为节点,把前后两个时期作为一种“断裂”关系来处理,此种“断裂”叙事主要表达的是学科建设的一种发展状态,但从个人思想的演变逻辑来看,尚有讨论余地。就吴泽霖先生而言,其西南民族研究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为1938至1949年,属于类型多样化阶段,表现为文化历史的人类学取向和社会问题的社会学取向,二者分别体现在贵州“苗夷”社会和云南“么些”人的田野民族志中,而其后边政研究恰是在田野基础上凝练出的抽象论述,是两种取向的融合;第二时期为1949至1958年,是在马克思主义范式主导下的书写,吴泽霖先生着力找寻婚俗和节俗中的“文化遗存”,并由此出发论证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形态。对两个时期进行比较,虽有范式转换,即是“博厄斯”转向“马克思”之过程,但学者作为学科发展主体,政治变更固能作为“范式”转移的节点,但绝非“断崖”式割裂,而是一个前后绵延,有所承继的过程,在转换之下其实也有思想的延续性存在。具体而言,吴泽霖先生在1949年后,采取巧妙的叙述策略,以一种压抑或隐蔽的方式表达着人类学家的文化本位主义与本地人立场,体现着博厄斯学派的若干特征。吴泽霖先生的种族研究与民族文物的实践,二者看似并无关联,实则首尾相应,都是在“平等”主线观照下的具象研究。“种族歧视论”的科学批判及美国种族问题的一般性阐释,都蕴含着对“平等”理念的追求,而民族文物的实践实则是以“物化”表现的形式来切实推动这一理念,由“愿景”走向“事实”。在理论方面,他对民族博物馆与民族学博物馆的区分,在博物馆遭遇诗学与政治学的双重夹击下,出现一系列表述危机之时,其民族学博物馆思想更加显示出独有的价值与意义。与林惠祥民族文物事业比较而言,二人在文物采集及展示秩序方面有着不同偏向,但对民族文物工作的坚守与热爱,把博物馆置于学科关怀之下的意图,出于一辙。把他们的共同之处放置在更广阔的学科视野中考察,我们发现,在早期的民族学研究中,除“田野民族志”外,还存在一种称之为“田野采集志”的学科表现形式,与田野民族志一样,它表达着学者的理论取舍、学术旨趣及对建构一种新型民族国家的努力。从吴泽霖先生学术研究的整体来看,强调知识应为社会服务的应用性是其重要特点之一。而就民族学、社会学百年发展史而言,应用取向也是学科的特性之一。由此,个人特征与学科特性发生了勾连。强调学术的应用性在吴泽霖先生学术思想中根深蒂固。究其原因,有个人特殊经历赋予的、有学科本身赋予的、有国家困境赋予的,还受根植于深层的文化基因的影响,有着深刻的现实与历史逻辑。与应用性随之而来的是:吴泽霖先生对学科“科学”属性的强调,注重学术为现实服务,把社会问题的发现与社会的改良作为学科使命,借助哈贝马斯认知兴趣的三种分类分析,它属于技术的兴趣类型。个人如此,学科中应用取向的历史成因亦如上述四点;把学科本体拉向“科学”阵营,把学科使命置于现实服务之下,也都与吴泽霖先生若出一轨。就今天呼声渐高的“中国学派”构建而言,应用取向、科学属性等技术的兴趣确实是中国学科本土化的特色之一,值得进一步升华,并继续发扬。但也应该看到,应用取向的兴盛,意味着理解的知识与批判的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也就是学科中人文性的缺失与理论构建的乏力。这是今天“中国学派”构建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今后发展的方向之一。
保跃平[6]（2018）在《学术与时代:西南联大社会学人的学术实践及其当代启示》文中提出西南联大社会学人在特定时空背景下,受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立足地方性社会实情,开展一系列社会调查、学术研究、社会服务等工作,形成了大量本土化的研究成果。其学术实践证明,学术与时代不可分离:一方面,学术发展的进程和局面是由时代塑造的,学术必然要回应它所处的时代;另一方面,知识意义上的时代总是与那个所谓真实的"时代"保持一定距离。"时代中的学术"与"学术中的时代"构成了我们理解学术与时代关系的两条交叉融合的线索。
吕文浩[7]（2018）在《被遮蔽的光彩——李景汉与中国近代人口调查研究》文中指出中国近代人口调查史是研究中国近代人口史的重要基础。民国时期社会学者主持的人口调查,规模大小不一,但调查方法比较严谨,代表着中国人口调查走向近代化的基本趋势。作为中国近代社会调查的奠基人之一,李景汉在社会概况调查的学术架构下先后在定县主持了1928年515户人口调查和1930年5 255户人口调查,从中获取了定县乃至华北农村社会人口状况大量而准确的数据,在此基础上他展开了对华北农村人口问题的极有价值的研究;他还参与了1934年定县人口总调查,并详细地总结了在中国农村调查人口的经验教训。1938至1944年间,李景汉与陈达、戴世光等学者共同主持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在云南的人口调查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作为调查主任和主要设计者之一,他都有外人不容易看到的重要贡献。相对于政府主导的诸多人口调查,社会学者主持的人口调查长期以来在学术界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忽视这条线索将会使我们不能看到中国近代人口调查史的全貌。
蒋冬丽[8]（2018）在《战时国立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研究（1938-1945）》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30年代,社会学传入中国已有三十多年,而这一西方学科需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成为当时社会学人的一种共识。吴文藻在30年代开始其“社会学中国化”的探索,选择以英国功能学派为理论基础,运用社区研究的调查方法,指导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开始了实地调查尝试。七七战火爆发,中国北部和东部的高校纷纷内迁,而大部分学人也因局势的变动,或早或晚地加入迁移浪潮。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吴文藻亦南来昆明,以中英庚款委员会的讲座教授身份到云南大学服务。恰逢省立云南大学改国立的契机,在校长熊庆来和吴文藻共同努力下,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成立。在全面抗战的背景下,校长熊庆来以省立云南大学改国立为契机,谋取云南大学的进一步发展。吴文藻南来昆明,为云南大学与燕京大学的合作提供了契机。云南大学多次与教育部磋商经费,社会学系最终成立。社会学系在吴文藻、陶云逵、费孝通三位系主任的治理下,以“服务地方社会、培养专门人才”为教育目标,逐步形成了基本的社会学科课程体系,形成了注重社会服务、教学与实地研究结合的教学理念,培养了一批专门服务于西南和云南社会学、民族学教育和研究的人才。社会学系从教学和人才培养方面入手,切实进行社会学中国化的探索。云南大学可谓是“社区研究”方法实践的代表之一,从社会调查层面切实推进社会学中国化。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下设的研究室,集合了一批以早期燕京学人和西南联大毕业生为主干的研究员。他们以社区研究为方法,综合运用功能学派的分析方式,并把研究范围从内地农村扩展到内地新工业;而云南独特而丰富的人文资源,也吸引着社会学人对民族地区的调查。社会学研究室中形成自由、平等、开放、合作的研究风气,激发了每一位研究员的潜能。他们以社区研究为起点,关注整个中国社会,进而探讨如何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这一根本性问题。国立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在教学和实地研究方面取得的客观成绩,并进一步推进了社会学中国化的进程。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在当时培养的人才,为战后社会学系逐渐发展成云南大学的特色学科奠定了台基。
杨燕江[9]（2018）在《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研究》文中提出西南联大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条件下,背负救亡图存和延续民族文化命脉的历史使命,开启了在边省云南的“教育长征”,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其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甚至已经跨越了时代、超越了国界。西南联大的成功与其管理模式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西南联大的成功是其管理模式的成功。本文基于原始档案发掘和相关史料梳理的基础上,借鉴管理学和教育学的理论与方法,系统阐释了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的背景（环境）、要素、关系和特征,探讨了其实践效能、当代价值及现实启示。具体而论,在办学实践中形成的西南联大管理模式有其特殊的地理、自然、人文环境。最大的背景和最重要的环境是抗日战争的爆发,日本的侵略和残暴行径激起了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抗战救国激情,坚信了“南渡”的抱负和信念;云南自“重九起义”以来逐渐积淀而成的革命传统和悠久的历史与民族文化对西南联大管理文化产生了特殊影响;云南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对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的运行提供了难得的实践环境。与此同时,以龙云为代表的云南地方政府与国民党中央政府间复杂的关系变动,为其管理模式创造了难得的学术自由空间和较宽松的政治氛围。在组织架构及资源要素上,西南联大管理模式所依寄的组织系统架构包含了最高决策机构常委会和校务委员会、教授会两个参议机构（分权力机构）,职能部门教务处、总务处、训导处三大处和独立设置的会计室,教学机构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师范学院五个学院,还包括各临时专门委员会、研究所等机构。由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常委”及教授群体构成的人力资源、办学经费预算及办学成本所需的财物资源、行政管理时间与校址选择空间形成的时空资源,是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的三大资源要素。为保障顺畅运转西南联大对外须处理好与国民政府教育部、云南地方政府这两对关系,对内则要处理好与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的联合与合作,以此保障内部组织机构间能构建起常委会主持全校校务、校务委员会主掌行政事务、教授会专注学术事宜、三大处分司日常管理与服务、学生自治会致力于维护学生权益的运行机制。深入窥探,西南联大管理模式是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综合体,特别在教职员与学生管理上多有创造。统而观之,西南联大管理模式呈现出在遵循部令与寻求自主间保持张力、决策的集体协商与执行的通力配合、具有稳态结构的内部管理运行系统、机构负责人频繁更替带来管理与学术交互等显着特征。另外,制度、人、文化是穿插于整个管理模式间三个不可或缺的显着因子,自治精神对管理硬化的消解则是其独特本质的最直接体现。总体而言,西南联大管理模式是在抗日战争特殊的环境中,基于西方现代大学管理理念和制度,延续并创新了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管理经验,吸收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历史地形成的。该模式在杰出人才培养、高水平学术研究、服务地方需求和国防需要、传承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均取得了成就。有鉴于此,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的成功实践,对同样处于历史转型期的当今中国大学仍然具有诸多启示:同时对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推进构建现代大学治理模式同样具有现实参考意义。
李春亭[10]（2018）在《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抗日战争加快了云南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步伐。抗战期间,云南医疗卫生机构不断扩充,并逐渐覆盖到边远和民族地区,现代医学教育的发展,公共卫生人才的培养,加之医学院校和卫生人才内迁,医疗卫生人才队伍结构得到一定程度的优化,卫生法规的颁布和实施,不同等级的卫生院有了固定的经费投入,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得到一定保障。防疫是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的首要任务,制度建设和环境卫生则是其主要内容。通过构建省县两级卫生组织体系,提高传染病防治水平,宣传卫生知识,开展空袭救护医疗,为抗战提供医疗卫生方面的支持。国际组织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社会各界捐款捐药、民众积极参与,在战争时期形成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合力。妇幼卫生和学校卫生,取得了难能可贵的进步。卫生政策和法规在实施中,充满了问题和矛盾,经济发展水平低、经费短缺、卫生人才紧缺、政策协调性差、贪污腐化使很多想法无法落到实处,公共卫生建设成效与预期目标相差甚远。当时,国家权力意图借助卫生,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效果并不理想。新式的报纸和期刊,在互动中传播了卫生观念。即使西医借助知识和权力,占据了卫生行政与医疗技术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却无法改变中医在医疗市场中的主体地位。社会上层和知识精英的医疗选择日趋多元,底层民众的健康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14年抗日战争期间,云南公共卫生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绝不是让人满意的。当前边疆民族地区的卫生健康事业,要坚持健康优先原则,改善医疗卫生设施,培养卫生人才,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优化健康教育,重视调查研究。要在健康扶贫中深化“健康中国”建设,不断提高健康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
二、西南联大时期陈达对昆明工业和劳工问题的调查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西南联大时期陈达对昆明工业和劳工问题的调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燕京、魁阁、清华：那些社会学先贤的心灵驿站——写在中国社会学重建40周年（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燕京时期 |
| 三魁阁时期 |
| 1. 云南大学前期（1938年8月至1944年6月） |
| 2. 云南大学后期（1944年7月至1946年8月） |
| 四清华时期 |
| 五重建时期 |
| 六余论 |
（2）抗战时期文人笔下的呈贡（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抗战时期云南文学形象梳理 |
| (二) 抗战时期云南昆明文学形象梳理 |
| (三)抗战时期呈贡文学形象梳理 |
| (四)研究空间及展望 |
| 三、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文本细读法 |
| (三)比较分析法 |
| (四)文学地理学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抗战时期文人与呈贡的缘起 |
| 第一节 战时文人在呈贡的基本情况 |
| 一、文人、机构相聚于呈贡 |
| 二、文人在昆明与呈贡之间的往来 |
| 第二节 战时文人在呈贡的基本活动 |
| 一、琐碎的家居日常 |
| 二、兢兢业业的工作 |
| 三、惬意的田园生活 |
| 四、热闹的乡间沙龙 |
| 第二章 抗战时期文人笔下的呈贡书写 |
| 第一节 旖旎的自然风光 |
| 一、变幻莫测的云霞 |
| 二、生动的山水田野 |
| 三、呈贡的综合景观 |
| 第二节 呈贡的社会风俗民情 |
| 一、传统的民居与服饰 |
| 二、传统节日与特色节日 |
| 三、平静背后的悲惨一面 |
| 第三节 战时文人笔下的呈贡人 |
| 一、淳朴的乡下人 |
| 二、都市的市侩俗人 |
| 第三章 呈贡体验对作家创作的影响 |
| 第一节 从湘西到呈贡:沈从文创作风格的转型 |
| 一、乡下人的身份体验 |
| 二、抽象的精神危机 |
| 三、现实的社会生活 |
| 第二节 在呈贡怀念北平:冰心《默庐试笔》的风格 |
| 一、 “默庐—北平”的空间对峙 |
| 二、生存与信仰的矛盾纠葛 |
| 三、冰心的呈贡体验与《默庐试笔》风格的转换 |
| 第四章 战时呈贡文学书写的意义 |
| 第一节 呈贡为作家提供多方拓展 |
| 一、为文人创作提供素材 |
| 二、为人物提供活动场所 |
| 第二节 现代文学“现代”中的呈贡意义 |
| 一、现代性与本土性的交融 |
| 二、基于本土性对现代性的反思 |
| 三、对作家作品的研究补白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3）教育救国:追寻西南联大爱国主义精神（论文提纲范文）
| 一、西南联大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
| (一)“绝缴移栽桢干质”，西南联大造就了中国教育史上的“文化长征” |
| (二)三校合作无间、相得益彰、团结互助、共克时艰、共赴国难 |
| (三)“中兴业，须人杰”，西南联大大师云集、人才辈出，为抗战建国培育了大批人杰 |
| 二、教书不忘救国，读书为了报国 |
| (一)在艰难困苦中保持弦歌不辍、弦诵不绝 |
| (二)投笔从戎，直接参军抗战，积极参与抗日救国活动 |
| (三)把学校作为支持抗战的第二战场，誓死扞卫国家荣誉与民族精神 |
| (四)积极参与民主革命，支持民主建国 |
| 三、保存知识文明火种，赓续民族文化血脉 |
| (一)延续民族文化生命，为民族发展和国家建设积蓄文化力量 |
| (二)转移社会风气，为地方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
| 四、科学救国，科学报国 |
| (一)坚持科学研究，服务抗战救国，为新中国建设打下坚实科学发展基础 |
| (二)参与边疆治理，为国家发展战略服务 |
| 结语 |
（4）民族学家谷苞学术史初探（1941-198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选题意义 |
| 二、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1939-1944年谷苞的初期学术历程 |
| 第一节 在云南的学习与生活 |
| 第二节 在云南发表的着述 |
| 第二章 1944-1949年谷苞在甘肃的调查工作 |
| 第一节 甘南调查 |
| 第二节 甘肃汉族农村社会的经济调查 |
| 第三章 1949-1953年谷苞在新疆的工作 |
| 第一节 在新疆的初期工作及着作 |
| 第二节 第二次南疆农村社会调查 |
| 第四章 1953-1983年谷苞在新疆的工作 |
| 第一节 1953-1983年工作概况 |
| 第二节 调查类文章 |
| 第三节 关于古代新疆音乐舞蹈与社会的研究 |
| 第四节 与新疆发展有关的着述 |
| 第五节 在理论方面的着述 |
| 第六节 通俗读物编写工作 |
| 结语 |
| 一、魁阁经历影响了谷苞的一生 |
| 二、谷苞是中国应用人类学走在前列的实践者之一 |
| 三、南北学派分异:谷苞,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学者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5）吴泽霖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的学科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三、学科史研究视角 |
| 四、研究目标及方法 |
| 第一章 吴泽霖生平及早期思想来源 |
| 第一节 人生经历 |
| 一、家世与家风 |
| 二、生活与学术 |
| 三、社会与学术交往 |
| 四、职务变动 |
| 第二节 早期思想来源 |
| 一、“五四”科学精神 |
| 二、青年会的社会服务理念 |
| 三、美国早期的社会学理论 |
| 四、博厄斯学派人类学思想 |
| 小结 |
| 第二章 社会学中国化：理论与实践 |
| 第一节 社会学者的社会观 |
| 一、社会的四项基础 |
| 二、社会行为的文化和心理要素 |
| 三、社会的冲突 |
| 第二节 概念本土化的尝试 |
| 一、社会控制与社会约制 |
| 二、孔子的社会思想 |
| 第三节 社会调查的开展 |
| 一、社会调查的两种类型 |
| 二、上海社会救济事业调查 |
| 第四节 中国的社会问题 |
| 一、社会问题的一般认识 |
| 二、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 |
| 三、中国社会问题的出路 |
| 第五节 学科规范化 |
| 一、人才培养 |
| 二、学术组织 |
| 小结 |
| 第三章 分异与趋同：两个时期的西南民族研究 |
| 第一节 西南民族研究的多样类型(1938—1949) |
| 一、社会学转向民族学 |
| 二、文化历史取向——贵州“苗夷”社会 |
| 三、社会问题取向——“么些人”的生活 |
| 四、两种取向的融合——边疆开发论 |
| 第二节 西南民族研究范式的单一化(1949—1958) |
| 一、“旧思想”的改造 |
| 二、婚俗中的“封建性” |
| 三、节俗中的“文化遗存” |
| 第三节 两个时期间的范式转换与学术延续 |
| 一、从“博厄斯”到“马克思” |
| 二、思想内在理路与民族国家建构 |
| 小结 |
| 第四章 平等主线：种族与民族文物事业 |
| 第一节 现代性现象：种族与种族歧视 |
| 一、体质人类学层面的种族 |
| 二、社会学层面的种族歧视 |
| 第二节 海外民族志：美国的种族问题 |
| 一、“种族问题是态度问题” |
| 二、“三圈说”视角的阐释 |
| 第三节 平等的“物化”：民族文物事业 |
| 一、民族文物事业的实践 |
| 二、民族学博物馆的理论 |
| 三、与林惠祥的比较研究 |
| 小结 |
| 结语 应用倾向：基于吴泽霖的学科史考察 |
| 第一节 表现与成因 |
| 第二节 学科科学化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 附录 吴泽霖论着目录 |
（6）学术与时代:西南联大社会学人的学术实践及其当代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一、时代中的学术:西南联大社会学的实证取向与时代面向 |
| 二、学术中的时代:西南联大社会学人的理论自觉与本土化努力 |
| 三、学术与时代的契合:当代社会学的应有之义 |
（7）被遮蔽的光彩——李景汉与中国近代人口调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引言 |
| 一、发愿与起步 |
| 二、初结硕果 |
| 三、定县人口普查总结 |
| 四、参与创造清华国情所的辉煌 |
| 结语 |
（8）战时国立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研究（1938-194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史回顾与本文思路 |
| 三、论文的重难点与写作方法 |
| 四、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草创维艰:从“社会人类学系”到“社会学系” |
| 第一节 云南大学国立化时的规划 |
| 一、熊庆来赴滇与云南大学改“国立” |
| 二、吴文藻南下与设立“社会人类学”的构想 |
| 第二节 社会学系的成立 |
| 一、流产的“社会人类学系” |
| 二、多方运作“社会学系”终成立 |
| 第二章 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的成长 |
| 第一节 吴文藻主系时期奠台基(1939年7月—1940年11月) |
| 一、招揽燕京弟子和早年友人 |
| 二、“社会学”入门初定方向 |
| 第二节 陶云逵代理系主任时期稳向前(1940年11月-1942年7月) |
| 一、“德国学派”与“英国学派”的竞存 |
| 二、重视“社会服务”类的课程设置 |
| 第三节 费孝通主系时期求突破(1942年7月到1945年8月) |
| 一、校际合作 |
| 二、心向“社会人类学”的课程尝试 |
| 三、教研合作 |
| 第三章 近代化语境下的城乡调研 |
| 第一节 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的成立与人事 |
| 一、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的成立 |
| 二、研究室主任与主要成员 |
| 第二节 认识“内地”农村 |
| 一、对“内地”农村的调查规划 |
| 二、调查的展开与成效 |
| 第三节 关注“内地”新工业 |
| 一、史国衡对昆厂劳工的调查 |
| 二、田汝康、游凌霄对女工的关注 |
| 三、关于“乡村工业”之路的讨论 |
| 第四章 中华民族与民族论争 |
| 第一节 社会学系的学术论争:以顾颉刚、费孝通之争为例 |
| 一、顾颉刚、费孝通双方论争 |
| 二、学术与时势 |
| 三、论争对双方的影响 |
| 第二节 社会学研究室对云南民族地区的调查 |
| 一、田汝康对“摆”的研究 |
| 二、许烺光对民家的分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概念界定 |
| (三) 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一) 关于民国及抗战时期内迁高校的研究 |
| (二) 关于以“西南联大”为主体对西南联大本身的研究 |
| (三) 关于西南联大管理的研究 |
| (四) 研究现状评述 |
| 三、研究基本内容与结构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西南联大管理模式之背景论 |
| 第一节 历史渊源:云南的革命传统与三大学的使命粘合 |
| 一、云南省革命和历史文化传统的渲染 |
| 二、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的使命粘合 |
| 第二节 地理环境:办学的地理区位与便利的科研条件 |
| 一、云南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和自然资源的丰富性 |
| 二、战时云南战略地位的增强和文教氛围的提升 |
| 第三节 战事激发:三大学的忍辱内迁与抗战必胜的信念 |
| 一、国民政府对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的战时内迁部署 |
| 二、日军惨无人道轰炸所激起的知识分子抗战到底的决心 |
| 三、北大、清华、南开“南渡”的抱负及发奋图强的信念 |
| 第四节 政治氛围:云南地方与国民政府关系变动形成的管理空间 |
| 一、龙云与蒋介石间复杂关系演变为西南联大管理创造中间地带 |
| 二、云南地方与国民政府相互角力为西南联大管理赢得宽松环境 |
| 小结 |
| 第二章 西南联大管理模式之要素论 |
| 第一节 机构设置——西南联大组织系统构架 |
| 一、西南联大的最高权力机构设置 |
| 二、西南联大的主要职能部门设置 |
| 三、西南联大的教学主体院系设置 |
| 四、西南联大的其他相关机构设置 |
| 第二节 人力资源——“三常委”及教授群体 |
| 一、西南联大管理中“三常委”领导特质 |
| 二、西南联大管理中教授群体特点的分析 |
| 第三节 财物资源——经费预算及办学成本 |
| 一、西南联大的经费预算及主要来源 |
| 二、西南联大的师生规模及维系成本 |
| 三、西南联大的新建校舍及图书仪器 |
| 第四节 时空资源——行政管理时间与校址选择空间 |
| 一、时间资源:西南联大各机构负责人管理时间分析 |
| 二、空间资源:对昆明、蒙自、叙永校址选择的考量 |
| 小结 |
| 第三章 西南联大管理模式之关系论 |
| 第一节 西南联大处理与政府的关系 |
| 一、西南联大与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关系 |
| 二、西南联大与云南地方政府的关系 |
| 第二节 西南联大与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的关系 |
| 一、共同开展教师聘用:混搭式的教师人事编制 |
| 二、共同承担教师薪酬:互助式的教师薪酬发放 |
| 三、共同进行学生培养:本科生研究生分类管理 |
| 第三节 西南联大内部组织机构间的关系 |
| 一、常委会主持全校校务 |
| 二、校务委员会和教授会分掌日常行政和学术事务 |
| 三、教务、总务、训导三大处分司日常管理与服务 |
| 四、学生自治会致力于维护学生权益 |
| 第四节 “学校-教授-学生”三重关系构建 |
| 一、学校与学生的关系:严管与关怀并举 |
| 二、教授与学生的关系:教育和关照并用 |
| 三、学校与教授的关系:救济与支持并行 |
| 第五节 学生学术与社会相关联的制度安排 |
| 一、形式多样的学生实习与就业 |
| 二、以国防需求为导向服务社会 |
| 三、多层次的学生社会调研安排 |
| 四、学生学术及课外活动的规范 |
| 小结 |
| 第四章 西南联大管理模式之特征论 |
| 第一节 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的产生形式 |
| 一、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的继承性 |
| 二、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的创新性 |
| 第二节 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的显着特征 |
| 一、在遵循部令与寻求自主间保持张力 |
| 二、决策的集体协商与执行的通力配合 |
| 三、具有稳态结构的内部管理运行系统 |
| 四、机构负责人管理与学术工作的交互 |
| 第三节 “制度—人—文化”的有机统一 |
| 一、制度设计:规范的精细管理 |
| 二、人的作用:积极的能动因素 |
| 三、文化创设:自由氛围的营造 |
| 第四节 自治精神消解管理的硬化 |
| 一、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过度干预及其负效应 |
| 二、西南联大源自传统维护自治的内生动力 |
| 三、西南联大自治精神保护主动性与创造性 |
| 小结 |
| 第五章 西南联大管理模式之价值论 |
| 第一节 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的效能评价 |
| 一、西南联大的人才培养成效 |
| 二、西南联大的学术研究成效 |
| 三、西南联大的社会服务贡献 |
| 四、西南联大的文化传承创新 |
| 第二节 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的当代价值 |
| 一、在历史的转型中自觉肩负时代使命 |
| 二、在管理中对大学精神的坚守与变革 |
| 三、在大学坚持学术为志业的本真追求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10）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学术与现实价值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 国外医疗史研究概况 |
| (二) 国内医疗史研究概况 |
| (三)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研究概况 |
| 三、概念与论域界定 |
| (一) 公共卫生 |
| (二) 研究的时空断限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资料概况 |
| (二) 研究思路 |
| (三) 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因势而动: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因应 |
| 第一节 近代公共卫生建设的时代背景 |
| 一、自知者“明”:中国人眼里的“不卫生”状况 |
| 二、旁观者“清”:西方人记述的“不卫生”形象 |
| 三、医疗与救国的想象 |
| 第二节 20世纪初至抗战前云南卫生概观 |
| 一、“积弱”的边疆云南 |
| 二、“瘴气”的区域影响 |
| 三、疫病的传统应对 |
| 第三节 近代云南公共卫生事业的开端 |
| 一、清末民初云南医疗卫生的革新 |
| 二、民初至抗战前云南公共卫生的发展 |
| 三、民初至抗战前云南公共卫生的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规模粗具: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的构建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组织体系的形成 |
| 一、卫生行政体系的变革 |
| 二、公共卫生人才的培训 |
| 三、现代医学教育体系的构建 |
| 第二节 地方公共卫生的运作 |
| 一、经费保障 |
| 二、业务开展 |
| 第三节 卫生法规的制定与实施 |
| 一、卫生法规的制定 |
| 二、卫生法规的实施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救死扶伤:疫病防控与空袭救护 |
| 第一节 疫病防控 |
| 一、疫病的流行:抗战时期云南传染病的流布 |
| 二、官方的措施:构建防疫体系 |
| 三、民间的应对:以1942年呈贡县霍乱防治为例 |
| 第二节 空袭救护与毒气防御 |
| 一、空袭救护 |
| 二、毒气防御 |
| 第三节 战时卫生资源的整合 |
| 一、由外而内:国家卫生的在场 |
| 二、人道主义:国际力量的援助 |
| 三、无问西东:社会资源的整合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日新月异:公共卫生服务的深入 |
| 第一节 清洁:公共空间的卫生治理 |
| 一、城市公共空间的更新 |
| 二、基层环境卫生的改善 |
| 第二节 保健:妇婴卫生 |
| 一、新法接生 |
| 二、儿童保健 |
| 第三节 教养:学校卫生 |
| 一、卫生教育 |
| 二、环境卫生 |
| 三、预防传染 |
| 四、健康检查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阐释转化:卫生知识、医疗行为与卫生治理 |
| 第一节 卫生知识的大众化 |
| 一、卫生的动员 |
| 二、卫生知识的灌输 |
| 三、卫生知识的互动 |
| 四、卫生的消费——以报刊医药卫生广告为中心 |
| 第二节 日常疾病及其医疗 |
| 一、昆明及其周边地区的疾病与医疗 |
| 二、边区的疾病与医疗 |
| 三、中西医之争下的医疗选择 |
| 第三节 边疆卫生治理模式的探索:以边疆开发方案为中心 |
| 一、扑灭“瘴疠” |
| 二、改良环境卫生 |
| 三、发展医疗卫生设施 |
| 四、发展社会生产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回顾展望: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成效与启发 |
| 第一节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面临的困难 |
| 一、经济发展滞后 |
| 二、局势动荡 |
| 三、工作经费匮乏 |
| 四、贪污腐化严重 |
| 五、卫生观念滞后 |
| 第二节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成绩 |
| 一、为抗战提供医疗卫生支持 |
| 二、加快了云南公共卫生建设 |
| 三、奠定战后云南医疗卫生发展的基础 |
| 四、促进云南边疆开发建设 |
| 第三节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局限 |
| 一、政策协调性差 |
| 二、制度难以落实 |
| 三、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不充分 |
| 四、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不平衡 |
| 第四节 边疆民族地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启示 |
| 一、坚持健康优先原则 |
| 二、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
| 三、注重政策衔接 |
| 四、培养卫生人才 |
| 五、优化健康教育 |
| 六、深化研究与评估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1 |
| 附录2 |
| 附录3 |
| 附录4 |
| 附录5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西南联大时期陈达对昆明工业和劳工问题的调查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燕京、魁阁、清华：那些社会学先贤的心灵驿站——写在中国社会学重建40周年[J]. 王立. 魁阁, 2021(01)
- [2]抗战时期文人笔下的呈贡[D]. 武叶秋.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3]教育救国:追寻西南联大爱国主义精神[J]. 念兴昌.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0(03)
- [4]民族学家谷苞学术史初探（1941-1983）[D]. 唐亚男. 兰州大学, 2020(01)
- [5]吴泽霖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的学科史考察[D]. 张福强. 中南民族大学, 2019(08)
- [6]学术与时代:西南联大社会学人的学术实践及其当代启示[J]. 保跃平. 江苏高教, 2018(10)
- [7]被遮蔽的光彩——李景汉与中国近代人口调查研究[J]. 吕文浩.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05)
- [8]战时国立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研究（1938-1945）[D]. 蒋冬丽.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9]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研究[D]. 杨燕江. 云南大学, 2018(09)
- [10]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研究[D]. 李春亭. 云南大学, 201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