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复苏中的东南亚汽车业

一、经济复苏期的东南亚汽车业（论文文献综述）

董在东^[1]（2016）在《次贷危机后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最新发展研究》文中提出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是仅次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大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的重创影响至今。这一危机不仅带来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转型,也引发了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学界的反思。自危机爆发至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哲学界的各流派纷纷对危机的成因、后果进行探讨研究。本文以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构架,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后西方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对危机的深层解读与评析,包括危机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应对经济危机政策的经济伦理取向及其论争,并通过系统回顾经典马克思主义、近代与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关于危机伦理观、公平效率伦理观以及资本主义前途命运观等经济伦理观念,对比和评析了危机后西方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关于引发危机的外因——自由放任抑或国家干预、内因——效率优先抑或公平优先的伦理思想,继而揭示出西方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对危机后果——资本主义前途命运的评析与判断。西方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在针对危机救市政策、对危机成因的解读以及对危机后果的论争中,其经济伦理思想产生新的发展,呈现出三个基本特征：第一、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分别在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中失灵,两大主流经济学派在其主阵地陷入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同时两大学派有部分观点出现了融合的趋势。第二、西方经济学说的新发展由强调市场效率优先转向重视社会分配不平等及机会不均等的经济伦理问题。第三、资本主义体制结构性危机显现,其前途和命运遭到怀疑,但是各派经济学说的经济伦理思想本质仍然以对资本主义的维护和改良为目的。在此次危机中,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的经济模式以及赤字福利的国家模式均已失灵。诚如斯蒂格利茨所说,“我们已经在另一条路上走得太远,在这条路上,我们构建的社会,物质主义战胜了道德承诺,在这个社会中,我们取得的快速增长并不是环境可持续和社会可持续的”。面对危机后亟待重建的国家经济,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束手无策,支持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伦理观念受到冲击和质疑。可以说,此次危机既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也是一场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危机。在这场危机中产生的新的经济伦理思想和观点既代表了西方经济伦理的最新发展,又为我国社会避免和化解经济危机提供了宝贵的启迪和借鉴。

王洪星^[2]（2015）在《我国汽车民营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汽车产业是具有高资本技术密集性、高产业集中度、产业关联性强等特征的产业,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综合经济实力。它的发展水平和创新能力已成为所在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反映了一个国家工业化水平、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提高民营产业创新能力将是中国汽车产业在未来很长时期内的首要任务,只有真正实现核心技术内部化,才能提高汽车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才能使中国本土汽车品牌立于世界之林。为了使民营汽车企业能够在世界汽车品牌中立于不败之地,研究民营汽车企业的创新能力是首要的,本文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一方面对我国民营汽车产业创新能力展开特定研究,另一方面,运用了实证分析方法来分析民营汽车产业创新能力现状,并借鉴了国外和其他性质汽车产业创新能力提升经验,丰富了汽车产业创新能力的研究方法和内容。同时,本文对于提升民营汽车产业核心竞争力,促进民营汽车产业乃至我国汽车产业发展都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本文将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构建适用于汽车企业技术能力评价的指标体系,通过系统深入的比较研究,明确汽车民营企业优势与劣势所在,进而分析影响比较结果的主要因素,并最终提出民营企业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的对策建议。

王倩,刘晛^[3]（2015）在《我国经济周期对投资策略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通过构建MS（3）-ARCH（3）模型,对2003年1月—2014年3月间的上证指数以及五大上市公司的对数收益率进行分析,比较投资者对整个资本市场以及在农业、工业、房地产业、金融服务业和新兴产业的投资状况,系统研究我国经济周期对投资策略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上证指数和所选各行业的蓝筹股对数收益率在低迷期、稳定期和不稳定期的特征表现大致相同,相对于新兴产业来说,状态转换不频繁,受经济周期影响不大,但不同行业之间略有差异;所选新兴产业股票在低迷期及不稳定期对数收益率为负,状态转换非常频繁,说明新兴产业领域的投资情绪不稳定,容易受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

何仕^[4]（2014）在《当代中国大学生就业的经济学研究 ——以福建省高校毕业生就业为例》文中提出当代中国,研究大学生就业问题,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就业经济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就业理论为指导,揭示就业经济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内在联系,立足于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现实需要,以经济学之“药”疗治中国大学生就业之“疾”。就业是民生工程。我国大学生就业制度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统包统配”、改革开放初期“抽成调剂、分级安排”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由一定范围的“双向选择”向“双向选择、自主择业”制度转变。高等教育从“精英”阶段向“大众化”阶段发展,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凸显,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考察分析当代大学生的就业现状,并以厦门大学、福建农林大学、福建工程学院、漳州职业技术学院和闽南理工学院等不同办学层次高校的毕业生就业进行的实证分析,认为大学生就业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一是毕业生供求形势日趋严峻：方面,高校连年大幅扩招,毕业生人数急剧增加；另一方面,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国际金融危机等导致毕业生市场需求动力不足。二是毕业生结构性就业矛盾日益凸显：毕业生扎推一二线城市、国企、大企业就业,同时高校毕业生类型不同,就业率差异明显等。三是多数毕业生的就业期望难以实现。梦想与现实存在差距,跳槽频繁。四是“被就业”现象时有发生,就业统计掺杂水分。同时,出现了“北漂”、“蚁族”、“啃老族”以及“海待”“零薪就业”、“公务员热”等特殊就业现象。就业问题归根到底是经济问题。从经济学角度剖析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突出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经济转型,拉动就业乏力。转方式、调结构、经济增速放缓等诱发结构性就业矛盾,加剧就业困难。二是高等教育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资源配置跟不上跨越式发展步伐、人才培养模式的趋同性、专业结构改革滞后等,导致人才培养结构失衡。三是就业体制与制度存在的问题。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制度分割、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导致毕业生择业流动困难和就业歧视。四是就业市场存在的问题：劳动力市场“多峰叠加”,市场就业信息不对称等,影响毕业生就业。针对当前大学生就业的现状和就业难的原因,比较借鉴日本、印度、英国等国大学生就业实践的经验与教训,提出了破解大学生就业难的经济学思考：一是稳定经济发展,拉动就业需求；二是实施创新驱动,增强就业发展动力；三是发展绿色就业,拓宽就业市场；四是着力扶持创业,创业带动就业；五是适应经济发展,深化高教改革。

俞岚^[5]（2014）在《奥巴马政府的缅甸政策》文中认为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后开启了新一轮全球外交部署。为了进一步巩固美国和美国的亚洲盟友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和掌控能力,新任美国政府必须拉拢更多的国家组织进入这一阵营。缅甸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庞大的市场潜力和改革意向,成功进入美国外交视线。奥巴马政府上台以后,放缓了对缅甸的制裁,采取务实接触政策,通过交流和交涉促进缅甸政治民主化、抑制缅甸少数民族武装冲突和穆斯林与佛教徒冲突；通过援助帮助缅甸进行经济、军事、文化建设。奥巴马政府的这一政策调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将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而作进一步调整,对亚太地区国家,尤其中国将产生巨大冲击。

杨红丽^[6]（2014）在《FDI技术溢出 ——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文中研究指明在贸易国际化、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外商直接投资无疑扮演着最令人瞩目的角色。理论上,外商直接投资不仅仅会给东道国企业带去资金,跨国公司本身所携带的技术知识、管理经验和人力资本也会扩散到东道国企业中,促进东道国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因而,上世纪90年代开始,FDI的技术溢出（Knowledge Spillovers）就成为了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但是,有关FDI技术溢出的研究却一直存在着众多的争议（Gorg and Greenaway,2004）,而且至今仍然悬而未决!中国顺应国际化、全球化的潮流,在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尝试着引进外商直接投资。2002年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进一步放宽了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甚至制定很多优惠政策鼓励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终成为世界上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那么,在这一场“市场换技术”的角逐中,中国是否成功了呢?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全球最大的出口贸易国、全球第三大经济体。这些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似乎表明改革开放带来的外商直接投资确实为中国经济的起飞创造了条件,带来了技术进步。但是,对中国FDI技术溢出的学术研究却和以往其他国家的研究一样令人费解!首先,对FDI水平溢出效应（Horizontal Spillovers）的研究发现：在不同国家外商直接投资对同行业本土企业的技术溢出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FDI的水平溢出也可能完全不一样。比如,对中国FDI水平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发现,早期外商直接投资给同行业本土企业带来的主要是负的外部性,但是后来这种外部性又转变成正的。对于FDI水平溢出效应中存在的这种矛盾,以往的理论解释是：在早期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土企业产生的主要是竞争效应,竞争效应导致本土企业在与跨国公司竞争时丧失了大量的市场份额,从而导致生产率下降甚至直接被市场淘汰。竞争效应理论可以解释中国早期FDI水平技术溢出为负的原因,但是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后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又会对同行业本土企业产生一个显着为正的技术溢出效应。我们的研究发现,这是因为以往的理论研究忽略了一种非常重要的FDI水平溢出机制。这种溢出效应需要借助于垂直产业链来发挥作用,当外资企业向上游供应商购买中间品的时候,会促进上游供应商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当上游供应商给外资同行业的本土企业也提供中间配套的时候,又会将技术溢出到外资企业同行业的本土企业。这种FDI水平溢出效应与以往所有溢出效应都不一样,具有其独特和明显的传导机制,我们称之为——迂回效应（Roundabout Effects）。由于迂回效应需要借助于共同上游供应商的传递,因此,它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将随着外资本地配套水平的提高而增强。这就能够很好的解释,为什么中国的FDI水平溢出效应会从最初的显着为负转为显着为正。从短期上来看,中国丧失了市场,但是从长期来看我们换来了技术,中国实行“市场换技术”的政策是有成效的,而要让这个政策行之有效的关键在于提高外资的本地配套。因此,文中提出的FDI迂回效应不仅仅是对现有理论的重要补充,也是对现有实证研究的重新认识,同时又提供了丰富的政策含义。其次,有关FDI垂直溢出效应（Vertical Spillovers）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证上的冲突更是一目了然。理论上,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会增加上游中间品的需求,从而促进上游本土供应商生产率的提高,或者通过技术交流和合作等方式提高上游本土企业的技术进步；当外资企业给本土企业提供廉价优质的中间品时,又会促进下游本土企业的生产率。因而,理论上外商直接投资的垂直溢出效应是正的。但是,使用不同国家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时却发现FDI垂直溢出效应经常是不显着,甚至是显着为负的。以往的研究都是从间接影响因素入手来解释这种冲突,但是间接影响因素只能解释FDI垂直溢出的强弱,显着不显着,却仍然无法解释为什么FDI垂直溢出会出现负的情况。我们的研究认为,Rodriguez-Clare （1996）提出FDI垂直溢出效应的理论机制时,假定上游中间品供应商是完全垄断的,而下游最终品厂商是完全竞争的,在这种既定的假设前提下,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最终品市场以后必然给本土上游中间品供应商带来正的外部性。但是现实经济中,不同行业之间的纵向市场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当外资企业在产业链中拥有买方垄断或者卖方垄断的时候,就有可能对其上下游行业产生负的外部性,这能很好的解释为什么FDI垂直溢出效应的实证检验经常是负的。文中还借助产业链位置与纵向市场结构之间的关系对我们提出的FDI垂直溢出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处于产业链末端的企业,其下游行业比较少,容易受到下游外资的买方垄断,因而受到的后向溢出更小甚至为负。这个实证结果能够很好的解释为什么在中国FDI垂直溢出在早期是负的,后来变成了正的。其原因就是,早期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主要是产业链的末端生产最终产品,本土企业受到的后向溢出很小甚至为负,后来外商直接投资开始逐渐向产业链的上游移动,本土企业受到的后向溢出逐渐变大,最终从负转为正。因此,东道国如果要让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充分发挥垂直溢出效应,促进其相关产业的技术升级,关键在于放开资本限制,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引进外资。发展中国家通过引进外资,实行“市场换技术”的道路是否可行?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对以上问题进行了研究和分析,我们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传导机制复杂而多样,有正也有负,能否让外商直接投资的正外部性发挥主导力量,这取决于东道国政府的认识和政策。若要让外商直接投资发挥其水平溢出的最大效用,那么需要提高外资企业的本地配套水平,让外资企业的技术通过迂回的效应传导给本土企业；若要让外商直接投资发挥其垂直溢出的最大效用,则需要放松产业限制,让外商直接投资不仅仅停留在产业链末端。

尚爻^[7]（2012）在《日本企业经营理念的历史考察 ——以家训·家宪·社训为中心》文中指出经营理念作为企业文化最直观、最核心的文化载体从根本上指导着企业的经营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企业的发展与进步。而家训家宪、社是社训作为日本企业的特殊产物，其从诞生到成熟的传承过程以及与经营理念、企业文化的密切关系颇具代表性。以家训、家宪、社训为中心对日本企业经营理念展开历史考察，有助于把握日本企业的历史进程及其发展状况、了解经营理念的传承系谱与时代特征、理解当代日本企业的理念构建、完善我国企业的伦理道德建设。本文以家训家宪、社是社训为切入点，运用跨学科研究法、文本分析法、宏观统筹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历史学角度对日本企业经营理念的历史脉络、基本内容、时代特征、影响作用加以系统化研究。分别以近世（以江户期为主）、近代（从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战后（战后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代（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今）四个时间带为主轴，尝试以商家家训、财阀家宪、企业社是、社训为中心，系统考察日本企业经营理念的历史，最后从经营理念探微日本企业的长寿之道，以期对尚处于发展中的中国企业有所借鉴与启示。笔者在吸收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选题立意到研究内容与方法都做出了一定的尝试，并提出了相关的见解。首先，通过解读日本近世商家直至当代企业的家训、家宪、社训，从历史学角度考察日本企业经营理念的发展与变化，解析日本企业文化的内涵，总结出对应于各个时代的“家内伦理型—家族主义型—集团主义型—社会责任型”这一经营理念的发展系谱。其次，归纳出日本企业经营理念的四大特征，即家族文化的影响深远、传承责任意识的深化、传统文化与现代精神的契合、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此外，在历史考察的基础之上，对日本企业经营理念做出了较为客观的历史评价，并阐释了自己的一些认识与思考。

戴翔^[8]（2012）在《危机冲击与全球贸易波动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发端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实体经济领域掀起强烈冲击波进而导致经济衰退: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全球实际GDP同比增长率为-1.98%,是自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受其影响,2009年全球贸易流量也大幅受挫,衰退幅度竟高达23%之多。而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2010年全球实际GDP同比增长3.94%,与此同时,全球贸易流量也实现了 20.98%的同比增长。显然,相对于经济波动而言,全球贸易波动有些"过度",更为重要的是,计算结果显示,1990至2009年期间,全球出口贸易收入弹性长期均值为2.63,而本轮危机冲击期间2009年全球出口贸易收入弹性值却高达11.62,即危机冲击期间贸易调整显然超出了长期均衡贸易收入弹性水平。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全球经济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赖格局,作为经济全球化重要内容之一的国际贸易,其大幅波动必然对各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具体到中国而言,目前已经成为出口名列全球第一、进口名列全球第二的开放度很高的国家,对外贸易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仍然扮有重要角色。因此,对于危机冲击下全球贸易"过度"震荡的作用机制进行研究,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贸易波动的本质特征及其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含义,并进而采取有效的应对之策,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不可否认,在危机冲击和经济波动期间,影响贸易波动的传统因素,例如需求疲软、生产开工不足、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仅从传统影响因素的角度或者这些因素简单叠加的角度,是无法准确解释全球贸易"过度"震荡的。实际上,贸易的基础是分工,因此,研究和看待贸易波动问题,除了要对传统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外,还必须深入到国际分工层面。通过对近20年来历次危机冲击下全球贸易波动的特征进行经验比较分析后发现,每次危机冲击下,贸易波动都存在过度波动现象,并且随着时间的演进,过度波动现象愈发明显。对贸易收入弹性值的分析进一步表明,其总体呈上升趋势,而危机冲击下的贸易收入弹性值较之于经济增长常态水平表现更高,或者出现负值。单从这一点来看,用贸易增长历来高于经济增长的事实也是很难准确解释和理解危机冲击下全球贸易过度波动现象的。经验比较的分析结果初步预示了分工演进对危机冲击下贸易波动的可能影响。对此,文章以国际生产分割为切入点,对危机冲击下全球贸易过度波动的机制进行理论探讨。研究表明,在生产分割的国际分工演进下,全球价值链得以不断延长和分解,中间需求环节越来越多,危机冲击下中间贸易品的存货调整效应,会透过全球价值链上的顺次中间需求产生不断的"放大"效应,辅之实体经济部门和虚拟经济部门的相互作用,最终结果必然表现为全球贸易的过度波动。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并纳入能够反映中间贸易品存货调整和国际生产分割专业化指数的替代变量,回归结果证实了上述理论假说的正确性。对本轮危机冲击下中国进、出口贸易波动的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与全球贸易的过度波动具有表现形式和根本原因上的高度一致性,这一点无论是从中国贸易波动的总量特征来看,还是从进出口贸易波动的国别特征以及进出口贸易波动的产品类别特征来看,都是如此。对危机冲击下中国经济增长波动的贸易冲击效应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进出口贸易的大幅震荡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中国经济增长波动,但是其解释力并不高,或者说,危机冲击下中国经济增长波动的贸易冲击效应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对本轮危机冲击下全球贸易过度波动机制的研究,充分揭示了当前国际分工的演进已经使得各国经济之间相互依赖性增强,或者说,当代经济全球化红利不仅来源于贸易利益,也来源于国家间"协同生产"的收益,国家间的分工与贸易已从"互利性"向利益上的相互"依存性"转变。为此,倡导投资和贸易自由化,对于尽可能地缓解危机冲击下贸易波动,促进各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是必由之路。危机冲击后,经济全球化仍是大势所趋,也给中国带来了重要战略机遇,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不动摇、加快推进国内价值链构建、推进市场多元化发展、推动贸易自由区建设、拓展国际市场空间等,不仅有助于应对危机冲击,缓解可能的贸易波动幅度,而且也是进一步发挥对外贸易在中国经济发展中重要作用的必然选择。

程晓^[9]（2011）在《京津冀都市圈产业分工合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文摘要：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在我国,京津冀都市圈作为三大都市圈之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个增长极。加快京津冀都市圈区域经济的分工与合作已经成为紧迫的课题。京津冀都市圈的规划从04年就已经开始进行了,但至今仍没有一个确定的执行刚要,这和京津冀三地错综复杂的工业基础不无关系。北京和天津这两大核心城市的发展定位知道近几年来才有一个清晰的轮廓。在清晰的合作思路形成之前,北京和天津的发展仍然不能较好的发挥区域发展中的聚集效应和扩散的效应,河北省也享受不到两个核心城市所带来的辐射的作用,在成为两大中心城市的菜篮子和米篮子的同时,得不到相应的产业所需的回报,这就严重的打击了河北省参加到整个区域发展中的热情。此外河北省在产业的发展中也有自己的想法,但是碍于经济规模远小于两大核心城市的原因,河北省产业发展的需求仍然得不到满足,这些原’因导致了经济及都市圈合作发展中的一些了问题。本研究以京津冀都市圈中的产业的分工与合作（主要是二次产业）为切入点探讨都市圈内的产业的发展问题,在对国内外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的理论进行总结和借鉴的基础上,结合京津冀都市圈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其区域分工合作进行探讨。本研究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课题主要研究内容本文前言部分说明论文研究的背景、目的及意义、国内外的研究综述、论文的创新点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京津冀都市圈产业分工合作现状研究第三部分在基于现状研究指出问题。第四部分：介绍了纽约都市圈、日本东京都市圈及长三角都市圈的产业发展。并且总结了这些地区产业合作的成功经验。第五部分：京津冀产业合作与分工的基本思路与政策建议

凌金珍^[10]（2010）在《国际视野下安徽应对金融危机的策略研究》文中认为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后,对全球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皆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经济不可能独善其身,中国经济增长将明显放缓。安徽省作为中部地区的一个后发展省份,与沿海地区的一些发达省份相比,其经济发展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要小,但也遇到了较大的困难和压力。如何从这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中成功突围,化危为机,是摆在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政府面前最急迫也最棘手的问题,事关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兴衰和政治稳定。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纷纷展开自救行动,不断创新,积极探索,亮点不断,盲点也不少。中国虽然不是危机的起源地,但却是危机的受害者。安徽作为全国一盘棋中的一个“棋子”,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安徽经济也不能幸免。在此情况下,鉴于金融危机传导途中的时差,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先行施救,其危机拯救策略值得中国包括安徽借鉴,以少走弯路,多出成效。安徽作为一个中部大省,虽然经济外向度不高,但是由于经济发展的一些内在特征使得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为了有效化解金融危机对安徽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安徽的应对举措不仅要立足于本省的经济运行实际,还要跟紧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更要借鉴发达国家的危机拯救和经济发展经验,这对促进安徽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鉴于此,选择国际视野下安徽应对金融危机的策略作为研究主体,运用相关的经济学理论,借助宏微观分析相结合、理论与数据分析相结合以及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首先从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出发,深入揭示国际金融危机的形成机理与传导路径,总结并阐述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及世界各国应对危机的政策措施。其次,结合安徽省的经济发展特点,着重分析国际金融危机对安徽经济影响的传导路径、具体表现以及安徽应对危机所采取的政策措施。最后,深入剖析安徽经济透过危机显现出来的问题,即产业结构不够优化、企业素质总体不高以及受沿海地区经济影响较大,并揭示出产生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然后运用比较分析法,从安徽应对金融危机举措的效果、特色以及凸显的问题三个方面,对安徽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进行评价。再结合安徽省在“非常时期”所采取的政策措施遗留的影响,根据经济运行中实际存在的问题,针对性地提出安徽在后危机时代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主要对策。

二、经济复苏期的东南亚汽车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经济复苏期的东南亚汽车业（论文提纲范文）

（1）次贷危机后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最新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我国汽车民营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我国经济周期对投资策略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当代中国大学生就业的经济学研究 ——以福建省高校毕业生就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5）奥巴马政府的缅甸政策（论文提纲范文）

（6）FDI技术溢出 ——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7）日本企业经营理念的历史考察 ——以家训·家宪·社训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8）危机冲击与全球贸易波动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京津冀都市圈产业分工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国际视野下安徽应对金融危机的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经济复苏期的东南亚汽车业（论文参考文献）

• [1]次贷危机后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最新发展研究[D]. 董在东. 武汉大学, 2016(01)
• [2]我国汽车民营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比较研究[D]. 王洪星.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5(02)
• [3]我国经济周期对投资策略的影响研究[J]. 王倩,刘晛.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5(03)
• [4]当代中国大学生就业的经济学研究 ——以福建省高校毕业生就业为例[D]. 何仕. 福建师范大学, 2014(03)
• [5]奥巴马政府的缅甸政策[D]. 俞岚. 华东师范大学, 2014(02)
• [6]FDI技术溢出 ——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D]. 杨红丽. 复旦大学, 2014(12)
• [7]日本企业经营理念的历史考察 ——以家训·家宪·社训为中心[D]. 尚爻. 南开大学, 2012(07)
• [8]危机冲击与全球贸易波动机制研究[D]. 戴翔. 南京大学, 2012(07)
• [9]京津冀都市圈产业分工合作研究[D]. 程晓. 天津财经大学, 2011(10)
• [10]国际视野下安徽应对金融危机的策略研究[D]. 凌金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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