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转变观念 面向市场 依靠科技 搞好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论文文献综述）
吕慧娜[1]（2020）在《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文中指出“二战”后,各国都处于国内经济恢复与发展、国际上经济赶超竞赛的时代背景,面对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景象,各国普遍开展了以对特殊落后区域的重点开发以及对国土资源的综合性开发为主要形式的国家区域援助,在国际上形成了由国家（政府）对区域市场“失灵”进行干预的援助浪潮。国内,伴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和推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缩小区域差距的关键环节,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在改变欠发达地区贫穷落后面貌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随着援助实践的逐步开展,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甚至存在的必要性都饱受质疑。在此背景下,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价值和当代品性值得我们重新反思。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作为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益倾斜性配置的主要路径,在缩小区域差距方面仍具有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本身存在诸多局限,主要表现在:援助对象识别缺乏明确的标准、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因制度缺陷而大打折扣、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不完善等方面。为此,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制度上的完善,成为当下该制度突破发展困境的有力举措。域外主要国家在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援助时,多采用“立法先行”的调控模式,通过法律制度的规定性和强制性,保证了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的强制性,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通过法律制度保障国家区域援助的长效供给是正确的选择,这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完善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启迪。当前学界提出对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加强法制保障的着述并不鲜见,但令人遗憾的是,当前关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建设的研究,要么仅停留在观点提出层面,要么止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文化和伦理等高度,呈现出模糊化的研究态势。至今尚未有从经济法独有的研究视角,将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或观念,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设计,搭建起国家区域援助法律制度框架,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法治化提供制度理论支撑。本选题之创作初衷即源于经济学提出国家区域援助急需法制保障,而法学研究却并未跟进的现状。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揭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并通过法学视角为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援助方式选择和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提供些许制度理论上的参考与借鉴,并期望成果能够引起国家区域援助相关部门的关注与重视。本文除了引言与结语之外,共包括七章,内容分别为:第一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和制度要素。首先,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区域”、“援助”、“区域援助”、“国家区域援助”等进行界定。关于“区域”,区域经济学、区域地理学、区域政治学、区域社会学等学科都进行了大量的先期研究,但并未对区域的概念形成共识。法学学科中法理学、行政法和经济法等部门法对区域的界定,也是各家之言,范畴不一。为此,笔者对不同学科关于“区域”的界定进行了梳理,在借鉴各学科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将“区域”界定为“一国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关于“援助”,笔者对脱胎于国际层面发达国家或地区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提供发展援助的援助理念进行了追溯,在此基础上,将“援助”界定为资源从一个国家或地区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愿转移,且这里的“资源”泛指一切能转化为生产利益的资料、资金、能源、服务、工作人员、知识或其他资产。关于“区域援助”,范围涉及到国际、国内两个视角和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而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涉及的“区域援助”主要是中观层面,即一国范围内中央政府或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分别称为“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综上,可以将“国家区域援助”界定为一国中央政府通过直接投入或政策推动的方式对其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进行的资源转移。为了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一步展开研究,笔者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要素进行了解构,并将援助前期需要明确的援助对象、援助过程中需要选择的援助方式和援助结束后需要进行的绩效评估和结果应用作为重要的制度要素,为后文研究奠定基础。第二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本章主要讨论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首先,明确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产生主要源于国家职能的演进。国家从最初的安全保障职能到后来的经济调节职能的演进,使其从以往的“守夜人”角色转变为国家宏观经济的管理者和微观经济的调节者。而随着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加剧,使国家又肩负起“中观经济的协调者”的重任,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即是这一职责的内容之一。一般而言,国家区域援助义务是指将国家所负有的援助欠发达区域的职责进行义务化规定的一种强制性规范。从逻辑根源上看,国家所负有的对各区域进行平等保护的职责要求,正是国家对先天资源禀赋条件恶劣的欠发达区域具有区域援助义务的内在根源;对历史上作出过“特殊牺牲”的区域进行成本的延期支付或补偿,是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产生的历史根源。其次,将发展权引入区域领域,使欠发达地区获得与发达地区同样的区域发展权利。区域能否作为发展权的主体,建立在区域是否具有法律主体地位的基础之上。本文认为,区域具有法律主体地位,能够成为发展权的主体,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传统的主体制度无法有效应对区域问题;法律主体发展史表明,赋予“区域”以法律主体地位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和制度空间;从法律主体意志要素、能力要素和道德要素方面分析,“区域”与法律主体要素相契合;“区域”作为区域政策等制度供给的概念主体已经普遍化,且区域合作协议显示了“区域”作为契约主体全面符合法律主体资格标准,同时,区域环保公益诉讼反向肯定了区域的法律主体地位,可见,区域主体性得到实践佐证,也是实践所需;从价值分析角度来看,赋予区域主体地位是为了区域市场秩序,实现区域正义;等等。综上,区域利益作为法律调整的对象是时代的产物,区域主体也是对法律主体扩张理论和“非法人团体或其他组织”等当代社会崭新的第三类主体类型出现的有力佐证,区域作为法律主体具有正当性法律基础。由此,发展权主体由“人”向“区域”的扩展,使得发展权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革。从内容上来看,区域发展权应包含一系列权利,包括获得信息权、参与权、融资权、获得援助权、获得法律救济权等;同时,区域发展权应以培育和提升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为主要内容。从权利实现上看,区域发展权需要宪法保障,笔者建议在第四条之前增加一条针对“区域”的宪法保护规定,明确提出保护区域发展权,并将保护的对象区域进行列举;区域发展权实现须进行结构性分配,对于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造血式”援助能帮助其实现自我发展,对于其他不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输血式”援助仍具有现实意义。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有利于实质正义的实现。正义理论经历了从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的转变,在区域层面表现为“区域正义”。针对区域市场出现的“非正义”现象,对区域结构中的弱质主体进行法律制度上的区别对待,进而使弱质主体获取与强质主体对等的发展权利,此种实质正义的实现就是“区域正义”。要实现“区域正义”就必须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利倾斜”,而国家区域援助就是“权利倾斜”配置的有效路径。总之,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与区域发展权构成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权义架构”,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法律视域的研究和架构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同时,国家区域援助对“区域正义”的追求,充分体现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治意义和实践价值。第三章——“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本章主要讨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立法现状、政策规范及存在的法律问题。首先,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经历了从萌芽到正式形成,再到推动立法的发展过程。自建国伊始,我国区域发展层面就存在“援助”萌芽;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标志着我国以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体系正式形成;世纪之交以来,我国陆续实施战略性扶贫、“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极大地扩张了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内容,同时,由国家层面推动的区域援助立法工作也使得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逐渐走向制度化、法律化。其次,我国目前并没有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专门立法,援助理念大多散落在各部门法法律的个别条款之中。通过对我国成文法和政策法规的梳理,笔者发现,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较多问题:国家区域援助前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国家区域援助过程中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国家区域援助后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性的强制性缺失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存在的必要性、时代意义和当代品性深受诟病。本文主要针对这三个方面,从法学视角进行制度分析,以期重塑国家区域援助的制度价值。第四章——“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本章主要讨论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立法规定、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目标和原则,以及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首先,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区域援助立法中都明确了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达到标准的才有权接受援助。其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是国土规划中的区域规划层面。在国土空间规划方面,我国现行的主要法规政策包括《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和《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等,根据这些政策要求,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进行科学识别必须建立在“多规合一”、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要求基础之上,对现行有效的国土空间规划内容进行整合,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等相衔接。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重要内容,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专项规划,具体内容包括援助对象的识别及对应的识别标准。笔者在综合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历程和早期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过去存在且延续至今的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边境地区、贫穷地区和实际发展中出现困难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划定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并拟构了各援助对象识别的地域单元标准和识别标准,建议通过“基本法+单行法”的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立法规定。在与现行立法的衔接方面,区域规划相关的现行立法被统一囊括进国土空间规划中,与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相关的立法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相关专项规划,并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法的组成部分。第五章——“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各类型援助对象区域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和区域金融支持制度。首先,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根据域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分类以及我国针对不同区域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所采用的援助方式,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由直接援助和间接援助构成的援助方式体系,本文主要研究以财政援助、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为主构成的直接援助方式。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性地构建了我国未来国家区域援助援助方式组合适用体系,以期发挥各项援助方式及相关制度的“合力”。其次,区域财政援助制度。根据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存在的立法质量不高、制度安排与制度目标自相矛盾、转移支付结构在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有限、缺乏细化的用途限制、缺乏统筹安排和项目衔接调整等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完善建议:加强对国家区域财政援助的立法规定,并对现存的转移支付项目进行整合和清理,同时重视转移支付程序的立法工作;税收返还应放弃“基数法”,改采特定税种税收返还法;结构上应提高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加强转移支付资金的细化规定,包括资金所占项目的比例、援助资金与区域发展所需资金和其他来源资金的关系、资金的拨付时间、使用限制等方面;转移支付项目设置注重统筹协调安排,增设“转移支付调整费”用于转移支付项目的衔接和协调成本支出;等等。再次,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与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相辅相成,部分财政援助需要依靠区域税收优惠措施来实现,二者在进行国家区域援助中联系紧密,组合适用,不可分割。在借鉴美国、日本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经验的基础上,笔者对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存在的问题,诸如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多集中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变相减免税、税制结构不合理、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定不明确等,提出了以下完善建议:通过立法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税收优惠制度的规范,进一步清理、整合混乱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赋予欠发达地区一定的税收优惠调节权;逐步增加直接税在税收体系中的比重;进一步明确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则等。最后,区域金融支持制度。我国在区域金融支持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为区域金融支持法律制度供给不足;银行金融机构本身制度性原因诱发“资金外流”;统一的货币政策工具引致不同的地域意义;政策性金融“政策性”功能缺位等。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完善建议:通过完善《中国人民银行法》、在区域援助基本法或单行法中规定倾斜性区域金融支持条款,加强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法律供给;通过对“总行——大区分行——中心支行——支行”一元四级的央行组织制度在职权与职责方面进行改良,在金融机构设置与职能安排上实现区域金融支持;实施区域差异化金融,对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再贷款、利率等进行差异化安排;通过设置政策性和市场性双目标、设立区域政策性银行等路径,对政策性银行的“政策性”功能进行补强。第六章——“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主体内容及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首先,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从法制思维角度而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法律制度是对国家区域援助行为“监管的监管”;从理论依据角度而言,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同时,区域财政援助绩效评估作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核心构成,存在很多问题,进而引发了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绩效评估的制度思考。其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成。在对国家区域援助事前、事中和事后“全生命周期”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对评估主体、评估周期、评估指标、评估结果等“结构性构成”进行细化,搭建起以时间维度和内容维度为框架的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制度,保障了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有效性及结果的合理性。再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无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进行援助无效责任追究,并通过“资格减等”对援助主体能否获得国家在援助制度中设置的各项优惠资格及优惠的级别进行降级减等,通过“回转”实现援助力量的保存,从而把积极的鼓励促进和消极的限制禁止相结合,通过奖励和惩罚实现对区域援助行为的指引和调控;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有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通过动力机制、补偿机制、风险防范机制、激励与约束机制等,有序推进相关援助对象区域退出国家区域援助,以减轻国家财政压力。第七章——“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及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首先,域外各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考察。各国区域援助普遍“立法先行”,法律体系呈现出以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为核心、以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为实施细则的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特点,对我国进行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其次,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立法应是由多层级、多位阶立法和政策等不同法律形式构成的一套法律体系,具体包括:以法律形式为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以政策、规划等形式为内容的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第一,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制定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应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同时要重视地方参与和社会参与,满足对现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进行宏观梳理和指导的立法要求。内容方面,统筹国家各级政府及其各部门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涉及到援助理念、援助原则、援助对象、援助方式和绩效评估及应用的一般性规定。第二,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在单行法体系方面,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结果,我国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老少边穷地区援助单行法和困难地区援助单行法,具体包括革命老区援助单行法、少数民族地区援助单行法、边境地区援助单行法、穷困地区援助单行法、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援助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主要方式,我国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主要包括区域财政援助单行法、区域税收优惠单行法和区域金融支持单行法。在单行法形式方面,鉴于我国当下的法制环境和区域法治实践,笔者认为以法规政策为主要形式具有正当性和可行性。在单行法层级和制定主体方面,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所涉及的援助对象区域与我国行政管理层级相对应,存在国家、省、市、县、镇（乡）5个层级,因此,国土空间规划、区域规划等也应在层级上分为5个层级,针对不同层级空间区域规划进行援助的单行法也相应分为5个层级,而不同层级单行法的制定主体也分别由国土资源部法规司（跨省级）、国土资源部在省级的派出机构与省级立法部门（省级且国土资源部在该省设立派出机构）、国土资源部指定人员与援助对象区域所在行政层级立法部门（省级及以下各层级且国土资源部未在该行政层级设立派出机构）承担;如果涉及到区域援助的特定援助方式,则由该援助方式所涉主管部门参与到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的起草工作中来。在单行法内容方面,要进一步细化对象识别的标准,明确特定区域援助中适用的援助方式,并对区域财政援助、区域税收优惠、区域金融支持等主要援助方式进行特殊规定。在单行法的实施与监管方面,要加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进一步编制详细规划,充分利用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并维持稳定性。
张小梨[2]（2020）在《区域职业教育现代化研究 ——基于深圳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百余年来的追求与梦想,也是今天我们汲汲以求的奋斗目标和时代主题。职业教育现代化作为国家整体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地位与作用十分重大。党的十九大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50年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的重大战略部署。中国现代化走了一条不寻常的具有中国鲜明特色的道路,中国教育现代化裹挟在社会整体现代化浪潮中瞄准“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书写出浓墨重彩的篇章。职业教育因在教育整体系统中与经济社会直接而又紧密的关系,其现代化历程更具丰富、多彩与艰难,职业教育现代化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时代课题。研究职业教育现代化,有多种视角,多种核心议题,但是基于中国幅员广阔、发展模式与发展道路的复杂性,区域职业教育现代化无疑是透视现代化发展的的重要观察点。可以说,没有区域的率先职业教育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全国的职业教育现代化。我国区域职业教育的现代化,深圳因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已然成为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辉煌成就的缩影和体现,对深圳这一研究对象的选择无疑最具典型性和可借鉴性。改革开放40多年来,深圳肩负着时代的使命,深圳的教育现代化任重道远,一个原本典型的农村教育在深圳实现现代化伟大历程中走了一条怎样的发展道路?作为教育现代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职业教育现代化又经历了怎样的一种变迁?本文在分析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城市特点,包括发展的动力、发展的速度、模式等发展道路、特色的基础上,以区域发展理论和现代化理论为分析的理论基础框架,综合运用历史的、调查的、比较的等研究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首先,“现代化”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从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中,职业教育的作用和定位十分特殊。将深圳职业教育现代历程置于中国社会背景下分析,本研究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政策、发展历程和区域化发展,研究分析职业教育在政策规范治理下的应然状态,分析当前我国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发展阶段水平和我国职业现代化区域化建设路径,从而为区域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实证研究提供支撑和依据。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还重点对深圳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历程做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总结概括出深圳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回答了职业教育现代化与深圳经济社会的关系问题。即从与区域经济社会同步发展到适度超前发展、科学发展、自主发展、跨越发展再到国际化、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其次,经过40多年的探索,深圳作为经济特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在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探索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模式,本研究将之概括为:工学结合的“宝安模式”;职普衔接的“中职电大直通车”模式;协同治理的“职教集团”模式;产学研用的“校企合作”模式。第三,论文从人的现代化、现代职业教育制度的建立、服务区域发展的能力以及信息化、国际化等方面描绘了深圳职业教育现代化的目标,尤其重要的是揭示出这些目标实现的路径,如通过深圳城市精神的形成促进人的现代化;通过制度的创新建设现代职业教育制度;通过产教深入融合全面提升职业教育服务区域发展能力;通过学习借鉴促进职业教育师资队伍的现代化、职业教育的信息化和国际化等。最后,论文在结语部分总结概括出深圳职业教育现代化的特征、经验以及所存在的问题。
龚贤[3]（2019）在《绿色发展视阈下云南省产业结构升级研究》文中认为产业结构升级能够通过产业调整,把有限的要素资源从生产效率较低的产业部门投向生产效率较高的产业部门,以此促进各产业协调发展,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从世界产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看,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与地区资源禀赋与耗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与高污染以及劳动者收入差距的增大等各种社会问题相伴相生。因此,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成为学术界普遍关心和政府亟需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世界环卫组织高度重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并强调要通过新兴资源的开发和有效利用、提高现有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污染排放等方法来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绿色升级、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我国政府更是把“绿色发展”问题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一起,形成了“五位一体”战略发展格局,强调要坚持绿色富国、绿色惠民,不断调整优化空间格局和产业结构,以绿色发展和低碳生态的生产生活方式,推动美丽中国建设。改革开放40年来,集资源富集区、水系源头区、生态屏障区、文化特色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等特征于一体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长期依赖于自然资源禀赋,资源型产业的发展对生态承载力构成了挑战、对生态环境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破坏,经济发展水平长期滞后于生态环境保护。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战略背景下,产业结构升级已成为突破经济发展瓶颈的重要路径和必然选择。本文以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云南省作为研究对象,按照“发现和提出问题-分析解决问题-找准对策建议”的研究思路,对绿色发展视阈下云南省产业结构升级问题进行理论和实践研究。具体来讲,首先,梳理了国内外有关绿色发展、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的文献资料,厘清和界定了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绿色发展的相关概念,并对国内外有关绿色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构建了绿色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逻辑分析框架。其次,对云南省的绿色资源禀赋条件和产业结构现状进行了系统整理,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和类型,在此基础上,基于绿色发展视角,从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能力、生态环境保护与友好发展能力等三对关系上,对云南省产业结构升级水平进行了综合性评价。分析表明,云南省产业结构升级存在着人口、资源与生态环境的空间分布不协调,生态功能退化、环境问题突出,产业结构区域布局不优,产业竞争力不强,民族文化与旅游开发协调度不高等现实问题。最后,在对绿色发展视阈下云南省产业结构升级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升级的成功经验,提出云南省产业结构绿色升级的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是对传统优势产业的“绿色化”升级,比如:发展高原特色生态农业、倡导低碳绿色工业、发展民族特色生态文化旅游业等;二是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推动产业结构绿色升级,比如:发展现代生物产业、康养产业、新一代通信技术产业、先进装备制造业等。此外,应从政策保障、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引领、民族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等方面支持产业结构绿色升级。
侯彦良[4]（2018）在《煤炭型城市锁定效应的产生机理及解锁路径研究》文中指出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由于工业化大规模推进和经济快速发展的要求,导致对资源高强度的开发,一大批依托资源禀赋的资源型城市相继兴起,资源型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己成为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显着特点。这些城市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和国家战略安全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经过数十年甚至百年的高强度资源开发以后,由于粗放的增长模式,发展观念滞后,市场化机制不够完善和资源相关的财税制度建设不足等诸多原因,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一大批资源型城市的资源开采业相继进入成熟期和衰退期,可被开采的资源日趋衰竭、开采成本不断上升,支柱产业逐渐衰退,再加上资源型产品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和竞争环境的恶化,资源型城市生产难以继续,负担日益加重,财政日益陷入困境,出现了经济增长缓慢、下岗失业人员增多、生态环境恶化、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社会矛盾突出等一系列区域性和结构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资源城市陷入锁定效应,已经严重影响到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进而影响到区域经济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本文以煤炭型资源城市为研究对象,探索资源型城市锁定效应产生机理、锁定突破影响因素以及城市解锁路径。文章在对资源型城市概念、衡量尺度和分类进行界定的基础上,主要分析煤炭型城市的锁定效应。首先,分析了煤炭型城市的发展现状及锁定特征,在此基础上对煤炭型城市锁定效应产生机理进行探究,总结了煤炭型城市锁定突破的关键影响因素,对城市锁定的突破路径进行了理论分析。然后,文章基于前文理论分析的基础对煤炭型城市解锁能力进行实证分析,包括解锁能力的综合评价以及解锁能力的影响因素分析,并对实证结果进行了各项统计检验。接下来,文章根据煤炭型城市的锁定特征、产生机理以及影响因素,对城市解锁路径进行设计,主要是从功能锁定、技术锁定、产业锁定以及制度锁定四个方面进行。最后文章以山西省为例,对山西省煤炭型城市锁定突破进行案例分析。本文构建了有关煤炭型城市锁定效应的产生机理,系统地提出了煤炭型城市锁定效应突破的路径设计,从学理上揭示了煤炭型城市锁定效应的形成、规避和解锁三大机制,对煤炭型城市锁定突破的重要问题做出了理论解释。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和创新性工作总结如下:（1）煤炭型城市锁定特征研究。根据煤炭型城市发展现状以及面临的问题,提炼了煤炭型城市锁定特征,包括城市功能锁定、城市技术锁定、城市产业结构锁定以及城市制度锁定。研究发现,煤炭型城市以煤炭资源开采和加工为主导产业的发展模式使得城市功能逐步趋向于为煤矿产业“服务”,形成了单一且不健全的城市功能现状;煤炭型城市科研经费显着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加之传统技术一旦投入使用,通过持续获得收益逐步占领市场并占据主导地位,限制新技术的实施和推广,城市陷入技术锁定状态;在煤炭型城市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占据了很大比重,第一、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这种“一头沉”式的产业结构受多种条件制约,接续产业发展缓慢,致使城市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后劲不足;另外,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价格失衡等问题使煤炭型城市一直处于不利地位,陷入畸形发展的轨道。（2）煤炭型城市锁定效应产生机理分析。主要从资源、技术、产业、人力和制度五个方面进行剖析,研究发现,路径依赖是煤炭型城市陷入锁定状态的根本原因,基于自然资源禀赋驱动、传统企业带动所形成的资源型城市通常具有路径依赖特性,认为煤炭型城市由于路径依赖特性最终陷入锁定效应的发展路径,最终煤炭型城市会陷入这样一种恶性循环之中:路径依赖—寻求惯例—惯性—加剧锁定。（3）煤炭型城市锁定突破的影响因素分析。通过对影响锁定突破的因素进行归纳和分析,认为影响因素主要包括:资源因素、政府因素、人力资本因素、技术因素以及经济外向度。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2010-2014年25个煤炭型城市的综合解锁能力进行测算,发现大部分城市突破锁定能力较低,且城市之间解锁能力差异较大;另外,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影响因素对城市解锁能力的具体作用,发现技术投入、政府因素以及人力资本对城市解锁能力的影响最为显着,经济外向度的影响比较小。（4）煤炭型城市解锁路径设计。煤炭型城市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从功能、技术、产业以及制度方面解锁,其中,城市功能解锁是方向和动机,技术解锁是支撑和手段,产业解锁是驱动和目标,制度解锁是干预和保障,通过路径选择推进城市转型的进程,实现煤炭型城市经济、社会、能源与环境系统协调发展。（5）煤炭型城市锁定突破案例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山西省10个煤炭型城市的解锁能力进行综合评价,并提出具体解锁路径。该论文有图21幅,表17个,参考文献157篇。
赵永宏[5]（2017）在《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研究 ——以平顶山市为例》文中研究说明资源型城市以其先天的资源禀赋优势而出现,伴随着资源的开采和加工也会经过一个产生、发展、壮大和衰退的过程。我国资源型城市众多,建国后至今几十年的采掘,已经有很多资源型城市走过了发展的鼎盛时期,资源接近枯竭,处于衰落阶段。储量仍较丰富的资源型城市也由于种种原因而困难重重,经济发展面临困境,尤其是在当今出现的经济“新常态”形势下,资源型城市的整体发展势头普遍低于一般的城市。我国进入了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刚刚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为了实现下一步的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奠定坚实的基础,就需要努力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发展是全社会的任务,也对资源型城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整体处于落后的状态下,要实现转型发展,赶上或超过其它地区,资源型城市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资源型城市要实现经济转型,首先要克服经济结构单一、环境破坏严重、生产方式粗放、科技发展水平低等共性的问题,其次要结合自身的特点,因地制宜,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要转变观念,在比较优势选择上改变依赖以外生的自然禀赋为主的优势为以创新为主的内生优势,要着力培养新的产业,依托产业集聚的优势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转变依赖外生比较优势的观念并非完全抛弃已有的自然禀赋优势,一方面要在原有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进行产业的升级,发展行业内高端产品,另一方面要在原有资金、技术和科技积累的基础上寻求新的主导型产业,利用内生条件培养新的经济增长途径,或者是发挥外生条件,引进与原有比较优势关联度不大的新的行业和产业。资源型企业在资源型城市中占有重要地位,资源型企业的转型对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意义重大。文章结合典型的资源型城市平顶山的实际,对资源型企业平煤神马集团的经济转型进行了探讨,认为平煤神马集团应该以绿色低碳和创新为主,一方面将资源的优势进一步发挥,发展高端资源性产品,另一方面要深化改革,积极转型,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核心竞争力打造的方法上,主要依据钻石模型和GEM模型,结合企业的特点全方位推进。通常,钻石模型的使用范围被界定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相对完整的较大系统内,在这个范围内分析国家的竞争力或者是某一产业（或行业）的整体竞争力。这里考虑到企业集团,尤其是资源型企业的特点,试图将资源型企业集团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来考虑,使用钻石模型建立企业集团的核心竞争力。同样的,GEM模型主要用于分析企业集群的整体竞争力。那么,基于资源型企业系统的完整性,同样可以将其作为一个完整的考察对象,结合GEM模型所要求的外界因素,运用该原理分析企业集团如何来打造其核心竞争力。资源型企业的发展源自于所在的资源型城市,必然有为所在的城市承担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责任和义务。资源型企业在规划和建立具有竞争力的下属企业时,首先要考虑将这些企业落户在当地,而不是投资于其它地方。只有这样,才可以回馈原生地,解决大量从事采掘业的职工的就业和生活问题,促进社会稳定。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地方政府责无旁贷。查阅平顶山市1982年以来的政府工作报告,可以发现市政府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推动科技进步、寻求上级政策支持、为企业筹资融资和推.进产业集聚区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努力。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动力除了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外,还来自于利益驱使,多层级的政府之间由于利益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博弈关系。资源型城市既有上级政府的约束和指导,也有下级政府的抗争和接受,还有同级政府之间发展经济的相互竞争。多层次的博弈关系使得资源型城市要以寻求上级政府的支持为主,必要时要和上级政府进行抗争,同时还要取得下级政府的认同和接受,以便于政策的贯彻实施。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博弈最佳的结果是采取合作的态度,最终达到的目的是要寻求在与同级政府发展经济的竞争中胜出。资源型城市的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时要有一定的具体可行的方法。例如,平顶山市,根据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数据分析经济增长的历程,可以发现经济增长主要的来源是“投资”,经济增长结构中“消费”难以带动经济增长,而“出口”所占的份额相对更小,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与全国的平均水平相差甚远。因此,平顶山市下一步经济增长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形势下着重“补短板”,借助“一带一路”的机遇提高出口产品质量,扩大国际市场的占有率。产业集聚区是资源型城市实现经济转型的可行道路之一,在产业集聚区促生产业的聚集,发挥集聚效应,能够带动经济增长,增强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进步,实现绿色低碳、创新发展。鉴于资源型城市生命周期的规律,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在产业集聚区的规划上和实施过程中,要防止产业的单一化、低端化和负外部效应,要注重产业的互补性、已有技术和基础设施利用的高效性,以“多核共生可替代”的发展模式促进产业集聚区的可持续发展。文章通过数理模型的推断和论证,通过充分的相关理论支持,论述了“多核共生可替代”的产业集聚区发展模式的可行性。总之,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要结合实际,谋划全局,长期坚持。资源依然丰富的资源型城市可以继续深入挖掘其自然禀赋的潜能,将这一比较优势发挥到最大,同时要未雨绸缪,为经济转型做好积极的物质、技术和人力准备,积极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资源已经枯竭或接近枯竭的资源型城市要立即着手新兴产业的培育。无论资源优势存在与否,资源型城市都要转变观念,以发展内生优势为努力方向,深化改革,坚持绿色低碳、创新发展,以建立“多核共生可替代”的产业集聚区为基础,实现向创新型城市、智慧城市的转型。
徐莉[6]（2017）在《基于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可持续变革研究 ——以中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改革试点（2010-2015）为例》文中认为教育2030提出“全面整合的可持续变革方式”的新主张,并强调没有这种变革方式的出现,全球的改革事业都将因此受阻。变革路径的逻辑重构,已成为当今人类社会的重大命题,也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命题。在这个深层意义框架内,理论指导对成功实践变得空前重要。那么,这个新变革方式的核心是什么?其对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意义又是什么?本研究认为,此两个问题都非现存理论所能解决,需要跳出现有框架来探索和审视。然而,这种新理论意识却并没有真正地被感知到,教育改革的现状仍在边角思想的传统框架内徘徊。研究发现,终身教育体系构建需要整体重新设计,而非在既有框架下能改造而成的,硬把两个体系进行拼接的结果,不是把事情搞得更糟,就是毫无意义。而这种路径却仍在被不断地重复着,由此使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步履维艰。基于研究问题,本文以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为指导,以中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改革试点为案例,着眼于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尝试了以新方法和新视角,系统探讨了变革的内在机理及规律,并最终形成了系统的可持续变革理论框架。全文沿着理论—实证—理论的线索展开:首先,构建了以突破性变革为起点的问题前提及新概念框架。针对终身教育与变革理论研究中概念使用的混乱问题,尝试将概念对象从单个变为图式块进行研究,为本文新理论体系提供了概念框架,并有效解决了相关概念混乱的现实难题;其次,着力对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及其变革系统机制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为案例研究及理论构建提供了逻辑框架和分析工具;进而,为确保研究的可靠性,采用罗伯特·K·殷创立的案例实证研究法,对中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改革试点案例进行了系统严谨的研究。研究经过历时两年多的田野调查,收集了七种来源数据,包括遍及全国的50余人（共计300多小时）的关键人物访谈和4个学习型城市1600份调查问卷及其他类重要资料。获得了理论构建的重要数据资料。并取得可作为研究工具共享使用的附带性成果:一份案例实证研究设计,一个终身教育改革试点研究数据库;最后,在理论研究与案例抽象基础上形成可持续变革理论体系。并据此设计了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改革新路径方案（见图7-8）,以及中国教育改革的对策建议和改革生态诊断案例。本研究的结论,关于可持续变革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理论框架:由“外边界框架”“思想体系”“可持续适应性内构件”三部分构成。外边界框架（见图7-2）,根据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原理得出。框架界定了完整的理论视界,主要部分包括:变革目标体系、变革实施体系和人的要素三个方面,以及整体变革生态的形成和可持续性能的生成。该框架将有助于确保变革理论研究及实践操作的完整无残损性;思想体系（见表7-1）,来源于对案例实证研究结论的抽象。体系构成于五个关键要件,即分别从时代、社会、事物自身、以及事物的质变标志、质变的深、广度五个视角上抽取观察事物发展阶段的关键信号。这些信号可帮助人们准确判断变革对象的发展阶段,以便决定选择适宜的变革策略。此5个关键信号构成系统,被视为使变革具有可持续性的关键系统,可为科学构建变革中的关键和首要的目标问题,减少变革失误提供科学支持。可持续适应性内构件（见图2-4,图2-5）,是由“适时、适度、连续”三个核心要素构成的可持续变革系统内模型,其作用是,从根本上说明可持续变革机制的来源,揭示出实现变革有效而可持续的内在机理。此模型源自于对复杂适应系统变革机制的探索,是可持续变革理论最深层的本质内核。其核心思想是,变革策略和变革干预强度的选择,要与变革对象在发展不同阶段上的特点相适应。是“整合的”“包容的”“可永续的”变革系统理想状态模型。第二,形成了 3个配套的理论操作工具:（1）可持续变革等级量表（表7-4）。本量表可在三个方面为选择变革路径提供支持:一是根据“方向、张力、节奏、内涵、广度”几个关键要素间关系的规律,识别事物发展阶段;二是根据事物发展的阶段,选择适宜的变革策略;三是根据变革策略确定改革内容,并由此确定变革在制度体系、组织结构、文化价值等几个方面实现变革的任务目标;（2）变革策略整合模型（图7-4）。整合已有变革理论中孤立使用的不同变革模型而形成的变革类型选择参照表;（3）可持续变革三层任务操作框架（图7-5）。可持续变革实施过程路线图,是一份有助于改善变革质量的操作性工具。该工具可为克服变革实施的随意性提供设计规范和原则。本研究提出的可持续变革理论的中心思想是,生态、适应及可持续性,即有节律有张力并且节律张力合理的连续可持续性的变革过程。研究的主要突破:一是使变革系统自身成为了与时代相适应的可持续适应性系统;二是为推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开辟了新道路;三是在现有维持型变革基础上,使变革类型得到了扩展和完整。事物的发展总是按照两个相对的方向运行而不断循环往复的,传统变革理论关注的是保持事物已确定状态下的稳定问题,本研究关注了另一个方向上的问题,即发展与突破的问题,亦即如何推动某种新质事物产生的问题。
吴越菲[7]（2017）在《谁能够成为市民？ ——农业转移人口选择性市民化研究》文中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双重意义上改变着社会的群体构成,并由此带动深刻的社会转型。然而,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其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在于在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同时需要应对农业转移人口经济活动上的“去农业化”（deagrarianization）、社会身份上的“去农民化”（depeasantization）以及地理分布上的“去乡村化”（deruralization）,而这三个进程又通常是相互交错和紧密相关的。中国正经历着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中国语境中的“农民问题”更为迫切地需要重新表达为:如何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存留和多重社会分化机制的影响中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释放、转移、社会流动以及融入现代文明的问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洞察经济社会结构变迁以及身份体系变化的重要现象,其显然不是“农民”向“市民”转变的简单发生,而是被模式化运作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集中在城市权利、城市市场、城市社会三重维度上向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开放。然而,权利的封闭取向、市场的开放取向以及社会的团结取向三者间的内在勾连与张力,引致了城市多重边界向农业转移人口开放的选择性。可以看到,城市边界的开放既是效率与增长的来源,同样也是不平等的生产空间。在新型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模式的变革是否导致了新的不平等形式的出现?当一体化社会形成主导的社会想象,流动与不平等之间的复杂关联显然需要被重新思考。对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而言,一个开放而具有选择性的时代正在来临。它突破了以中央政府中心化运作的“农转非”模式,政府、市场、社会等多重力量参与到“谁能够成为市民”的筛选中来。本文对市民化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内部的流动分化（mobile differentiation）和流动不平等（mobile inequalities）问题开展了系统分析,关注于哪些农业转移人口在跨越乡-城边界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充分的社会流动性,而哪些则没有?本研究试图以“选择性”作为切入点,从结构与行动的视角对三类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行了比较分析,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不同类型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市民化过程中如何受到结构性力量的选择性影响,其在行动上又具有怎样不同的“选择性”表现。笔者基于对进城农民工、城郊失地农民以及居村农民三种市民化类型的考察,系统展现了“结构性力量”与“主体性力量”所共同形塑的一种“选择机制”及其带来的市民化差异图景。前者涉及到结构性力量运作下的市民化规则以及结构化的资源-机会分配方式。后者则关注到农业转移人口主体的能动行动,也即农业转移人口对于资源-机会的获取和利用,以及对于规则的体察、认知和改变。落脚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选择性”问题,旨在对农业转移人口社会流动的内在分化作出一种机制性的解释。“选择性市民化”所要处理的中心议题是“谁可以进来”和“我要不要进去”之间的相遇、碰撞与张力。在关系主义视角中,结构与能动一体两面地互动,构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双面叙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日益凸显的高流动性以及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的现实撬动了一系列户籍制度改革,其基本线索是由中心化运作的封闭型市民化转向地方化运作的开放型招募。本研究在对市民化进行类型分析的基础上,围绕“谁能够成为市民”,集中回答以下一系列问题:（1）为什么在逐步迈向开放社会的过程中,制度变革表现出双重面貌——既朝向开放的目标,又朝向紧缩的目标?国家治理转型中的制度选择如何为不同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创造了差异化的条件?（制度如何选择）（2）为什么在逐步迈向开放社会的过程中,市场没有自动地趋向于要素的自由流动,而在很大程度上是边界锁闭的?经济转型中的市场选择如何为不同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创造了差异化的条件?（市场如何选择）（3）为什么在逐步迈向开放社会的过程中,地方性社会边界锁闭难以被打破而社会的包容性难以形成?社会转型中的社会选择如何为不同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创造了差异化条件?（社会如何选择）（4）农业转移人口的主体选择:在结构性力量生成的规则与资源-机会结构条件下,农业转移人口为什么产生了差异化的市民化意愿和表现?行动者如何因社会特征和意愿的不同而差异化地理解规则、获得资源和机会?（行动者如何选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市民化”议题源自于对终结人口流动、实现人口迁移的现实努力,流动性常常被负面地理解。因此出现了在政策上去压制流动性,在学术研究上聚焦于去除因不完全城市化而带来的流动性。而在这个认识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如何差异化地获得社会流动性却被忽略了。正因如此,本研究希望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重新回到对流动性本身的讨论上来,通过一个以结构性力量和主体性力量构成的“选择性”的线索,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内在分化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
刘宜政[8]（2017）在《我国煤炭产业蜕变与转型关系研究》文中提出长期以来,煤炭产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和能源结构的重大调整,经济步入新常态,煤炭产业也步入度危脱困、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成为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并已上升为我国资源储备安全和经济发展稳定的国家统筹战略。为此,深入探究煤炭产业转型内在规律,找寻煤炭产业蜕变与转型深层次关联,为煤炭产业转型提供科学依据,已成为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本文针对当前煤炭产业的发展状况及转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煤炭产业蜕变理论为基础,煤炭产业转型为核心,煤炭产业蜕变与转型关系为纽带,通过运用多学科理论与手段,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经济与技术相结合,实测数据分析与计算机模拟仿真相结合,运用BP神经网络、交叉弹性分析、自然断点分级等方法,研究并创建煤炭产业蜕变程度测度指标体系,构建煤炭产业蜕变程度测度模型,划分煤炭产业蜕变转型阶段,研究分析煤炭产业蜕变与转型关系机制,摸清煤炭产业蜕变与转型的内部规律和脉络,探索基于煤炭产业蜕变不同阶段的煤炭产业转型方式,为煤炭产业当前发展面临的问题提供科学理论的支撑,进而引导煤炭产业选择科学的转型时机和方向,促进煤炭产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本文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及观点:（1）煤炭产业蜕变是煤炭产业发展演化过程中存在的内部规律,其贯穿煤炭产业生命周期的全过程,当一个蜕变周期完成后,产业又开始新的蜕变周期。产业蜕变是动态的,它是整个煤炭产业的全部变化过程中不同时期、不同方位、不同层面、不同领域变化的内在动因;产业转型是静态的,是产业形态上的变化,是煤炭产业蜕变的形态和结果。正是由于无数次煤炭产业的蜕变的集合促成煤炭产业形态的变化,其转型是依据蜕变程度、蜕变进展的状况、蜕变所处的阶段而进行的。（2）基于煤炭产业蜕变程度测度模型,测算得出中国煤炭产业于2000～2015年间:2000年煤炭产业蜕变程度为1.2442最低值,2011年煤炭产业蜕变程度为4.4261最高值。通过最终煤炭产业蜕变程度测算结果可将我国煤炭产业蜕变划分为五个阶段:蓄势准备阶段2000～2002年（蜕变程度值:1.2442～1.2614）、缓慢导入—转型酝酿阶段2003～2007年（蜕变程度值:1.5435～2.0625）、高速蜕变—初期转型阶段2008～2011年（蜕变程度值:2.6357～4.4261）、中速蜕变—高速转型阶段2012～2015年（蜕变程度值:4.1835～2.6447）、低速蜕变—转型后期阶段2016～2020年。（3）我国煤炭产业当前所处的蜕变转型阶段是低速蜕变—转型后期阶段,该阶段的产业蜕变特征是:新兴产业发展逐渐成熟,煤炭产业在能源领域的占比逐步降低,趋于合理,产业形成煤与非煤并重的局面,进而走向产业转型的良性发展轨道。我国煤炭产业蜕变的未来发展趋势是:当步入2021年后“十四五”规划发展时期,煤炭产业蜕变程度将趋于最低值,形成以非煤产业为主,煤炭产业为辅的发展格局;煤炭供需产销平衡,稳定红利,产业转型步入多元化发展的健康之路,煤炭产业蜕变转型完成,开始步入新一轮的产业蜕变周期。（4）基于对煤炭产业蜕变与转型的关系机制研究,得出煤炭产业蜕变是煤炭产业转型的主要依据,其对于煤炭产业转型具有指导功能,煤炭产业根据产业蜕变的领域及方向而进行转型。在某个阶段产业转型不可能与产业蜕变保持同步,出现超前或滞后是必然的,但这种超前与滞后又影响到产业蜕变,会发生推动或阻止产业蜕变的进程,煤炭产业转型对煤炭产业蜕变具有辅助功能。煤炭产业蜕变与转型之间存在量变与质变、微观与宏观、原因与结果、现象与本质的深层次关系。（5）根据兖州矿区煤炭产业蜕变程度测度模型测算结果得出,兖州矿区自2015年至今正处于煤炭产业蜕变的中速蜕变—高速转型阶段,此阶段兖矿集团以全面推动矿区结构转型、产业升级为主线,以科技创新为动力,由传统产业向现代新兴产业转型,煤炭产品由产业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升级,煤炭劳动密集型向新兴产业密集型转移,逐步形成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协同发展的新型产业体系。兖州矿区即将步入“煤与非煤并重”、大力发展非煤产业的低速蜕变—转型后期阶段。
方松林[9]（2016）在《陕甘宁能源富集地区绿色宜居社区营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陕甘宁能源富集地区地处北方生态脆弱区,该区域是我国北方典型的生态环境脆弱带和水土流失严重地带,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是其面临的主要问题。由于当地能源资源的富集和大量开采以及当地人群在资源开发过程中生态环保意识的落后,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大量生产耕地被毁坏,耕地面积受淹、土地盐渍化、农田荒芜,原有农业生态系统完全被破坏,而且损坏了地面村庄等众多建筑物,严重威胁着当地人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本论文通过陕甘宁能源富集地区绿色宜居社区的研究,期望达到有效降低资源过度开采对城乡区域环境破坏和污染的效果,进一步提高社区人居环境质量。本文侧重于探讨在该地区能源矿产资源开采过程中,结合当地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业、特色产业的发展,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步骤的对当地社区进行适宜的绿色产业扶持,是实施“以工补农”的有效措施,从而建立起良好的社区人居环境。本论文深入分析了陕甘宁能源富集地区绿色宜居社区营建的五类基本要素,系统归纳总结了陕甘宁能源富集地区绿色宜居社区的营建原则与对策以及营建模式,同时在制度层面上进行了一定的设计和创新,希望能够丰富能源富集地区绿色社区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为我国其它能源富集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有意义的借鉴。论文研究的创新之处概括如下:（1）采用了新的研究视角。针对当前国内社区研究中过于注重微观层面分析、注重技术层面研究的缺陷与不足,尝试从系统观、人本观和社会观的整体综合视角对陕甘宁能源富集地区绿色宜居社区营建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特别是因地制宜的从该地区自然环境要素、经济技术要素、产业结构要素、社会文化要素和制度政策要素等方面进行全面分析,探究绿色宜居社区营建的问题。本文认为,绿色宜居社区营建研究不能仅仅局限在社区生态环境问题上,而是应当积极拓展思路,充分结合现代城市规划学科的特点,从整体系统的观点出发,揭示出区域人居环境发展的整体脉络与阶段特征;其次,对于绿色宜居社区的营建不仅仅依靠技术就能解决,它还涉及到地区的社会、经济、产业、文化、制度等多方面的内容,因此本文更多的通过社会学角度探讨陕甘宁能源富集地区绿色宜居社区的营建。（2）在研究层面上,综合探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的营建研究,进一步将多学科进行有机融合,结合陕甘宁能源富集地区的环境特点和产业特点,提出了陕甘宁能源富集地区绿色宜居社区营建的三类主要模式,拓展了能源富集地区绿色宜居社区营建的研究思路。在研究方法上,强调理论学习与案例分析相结合,强调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3）在制度创新上,本文提出通过制度创新实现陕甘宁能源富集地区包容性增长的路径选择。破解陕甘宁能源富集地区经济难题要用好能源矿产资源开发收益,促进地区绿色产业多样化发展;破解陕甘宁能源富集地区生态环境难题要建立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的多中心生态治理模式,通过专门的生态环境治理委员会来组织地区生态环境治理。能源矿产资源开发企业是当地生态环境补偿和修复的主体,要建立社区居民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监督、考评机制,生态环境治理的制度保障包括:全面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完善政府规制体系,促进能源矿产资源开发企业开展地区生态环境的补偿与修复,完善社区居民参与地区生态环境治理的制度保障。
谢忠强[10]（2014）在《反哺与责任：解放以来上海支援全国研究 ——以人力、财物和技术设备的输出为中心》文中提出上海是全国的上海，开埠以来上海与全国的经济联动关系就十分紧密。解放后，随着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建立，在国家对于全国经济发展调控不断加强的历史语境下，上海与全国的经济联动关系更加密切。上海的发展离不开全国的支援，而上海在得到全国支援的同时也为全国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历史贡献。建国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当中，上海虽未被当做国家投资的重点地区，但由于具有雄厚的工业技术力量，上海还是担负起了支援全国建设的历史任务。在建国后的头十年里，全国以工业化建设为重点。上海市为了支援全国的经济建设，充分动员本市资源，在人员、技术设备等方面对这一时期国家的治淮工程、内地工业建设、一五计划重点工程建设、内地文化教育事业等进行了有力的支援。上海支援全国的历史，自“全国一盘棋”的发展方针确立之后，在从大跃进开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的二十年时间里面更是进一步展开。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上海支援全国”作为概念的体制语境消失，但随着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不断加快，“上海支援全国”的精神不但得到了很好的延续，而且还呈现出了新的时代特征。解放以来上海支援全国的历史过程在推动全国发展的同时也进一步升华了上海自身的城市精神。正文共设五章及结语六个部分。第一章，主要在回顾上海历史地位演变的同时，以解放后上海与全国的联动关系为切入点，在“全国支援上海”和“上海支援全国”两个方向相互印证的基础上，为后面几章内容的展开提供历史背景和内在逻辑的铺垫；第二章，主要对1949年至1958年间上海支援全国的开展情况进行考证和分析；第三章，主要对1958年至1978年间上海支援全国的情况进行梳理和研究；第四章，则选取支援福建省为例，进行上海支援全国的个案研究；第五章，主要对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对全国的支援情况进行探讨；结语部分，主要对全文进行总结与概括的基础上，对解放后上海支援全国的历史进行宏观的评价和分析。通过研究，本文在前人成果启发的基础上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对解放后上海支援全国的研究有所推进：1、在对相关概念的考证方面有所推进；2、在对上海支援全国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上更注重保持其完整性；3、在进一步补充和挖掘史料的基础上对上海支援全国的相关史实的考证和梳理上力求更加丰富和全面。
二、转变观念 面向市场 依靠科技 搞好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转变观念 面向市场 依靠科技 搞好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与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 |
| 第一节 区域的范畴界定 |
| 一、区域的语义分析 |
| 二、不同学科中区域的内涵剖析 |
| 三、本文语境下区域的涵义与边界 |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的内涵与限定 |
| 一、援助的内涵 |
| 二、区域援助的界定与体系 |
| 三、国家区域援助的概念与体系 |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要素 |
| 一、援助对象 |
| 二、援助方式 |
| 三、援助绩效评估 |
| 第二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 |
| 第一节 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 |
| 一、国家职能的演进 |
| 二、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逻辑根源 |
| 第二节 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 |
| 一、发展权的变革 |
| 二、区域作为发展权的权利主体 |
| 三、区域发展权的内容与实现 |
| 第三节 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 |
| 一、实质正义的内容 |
| 二、实质正义在区域层面的实现 |
| 第三章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 |
| 第一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 |
| 一、萌芽阶段:国家区域援助的模糊概念及实践 |
| 二、正式形成:以“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为标志 |
| 三、推动立法:以《西部开发促进法》为例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立法现状与政策梳理 |
| 一、成文法层面 |
| 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层面 |
| 第三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的法律问题 |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 |
| 二、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 |
| 三、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强制性缺失 |
| 第四章 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 |
| 第一节 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及相关制度概况 |
| 一、美国 |
| 二、日本 |
| 三、欧盟 |
| 四、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特点及经验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基石 |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 |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目标 |
| 三、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原则 |
| 第三节 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 |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的识别 |
| 二、明确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 |
| 三、以法律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明确规定 |
| 第五章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 |
| 一、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 |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设计 |
| 第二节 区域财政援助制度 |
| 一、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域外考察 |
| 二、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建议 |
| 第三节 区域税收优惠制度 |
| 一、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域外规定 |
| 二、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建议 |
| 第四节 区域金融支持制度 |
| 一、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域外考察 |
| 二、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完善 |
| 第六章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与应用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 |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法制思维 |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理论依据 |
| 三、核心:国家区域援助财政支出绩效评估 |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建 |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全生命周期” |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结构性构成” |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 |
| 一、国家区域援助无效责任法律制度 |
| 二、国家区域援助退出法律制度 |
| 第七章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 |
| 一、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概况介绍 |
| 二、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内容与特点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 |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构建 |
| 二、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创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2）区域职业教育现代化研究 ——基于深圳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提出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相关研究现状梳理 |
| 二、国外相关研究现状梳理 |
| 三、国内外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解析 |
| 一、职业教育及其特征 |
| 二、职业教育现代化及其特性 |
| 三、深圳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方法与实施方案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实施方案 |
| 第二章 区域职业教育现代化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区域发展理论与职业教育 |
| 一、区域发展理论及深圳“国际性城市”的探索 |
| 二、职业教育与区域发展的关系 |
| 第二节 现代化与教育现代化理论 |
| 一、现代化的理论与深圳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
| 二、教育现代化的内涵 |
| 第三节 区域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分析框架 |
| 一、宏观层面:体制机制的建设 |
| 二、中观层面:职教文化的建构 |
| 三、微观方面:产教融合的深化 |
| 第三章 国家整体视野中的职业教育现代化历程 |
| 第一节 我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主要阶段 |
| 一、调整结构扩张式发展阶段(1978 年至1990 年) |
| 二、调整规模稳健式发展阶段(1991 年至1999 年) |
| 三、转型改革内涵式发展阶段(2000 年至2009 年) |
| 四、创新驱动质量提升发展阶段(2010 年至今) |
| 第二节 我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突出特点 |
| 一、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基本要素逐步形成 |
| 二、职业教育规模和结构更加合理 |
| 三、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的能力显着增强 |
| 四、职业教育法制机制建设取得长足发展 |
| 第三节 我国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区域化发展 |
| 一、职业教育现代化以区域经济社会现代化为基础 |
| 二、职业教育现代化以区域职业教育信息化为推进手段 |
| 三、职业教育现代化以区域职业教育本土性为特色亮点 |
| 第四章 区域视野中的深圳职业教育现代化历程 |
| 第一节 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探索 |
| 一、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适度超前 |
| 二、职业教育与市场需求协同发展 |
| 三、社会需求催生职业培训、技能培训 |
| 第二节 职业教育现代化的体系构建 |
| 一、构建职业教育现代化结构体系 |
| 二、构建职业教育现代化的质量体系 |
| 三、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历程的特点 |
| 第三节 职业教育现代化品牌的打造 |
| 一、打造职业教育的“深圳质量” |
| 二、打造深圳高等职业教育品牌 |
| 三、打造面向市场的成人教育品牌 |
| 第四节 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形成 |
| 一、职业教育国际化在借鉴、创新、超越中实现 |
| 二、职业教育法治化建设在特区立法优势中体现 |
| 三、职业教育区域化发展在开放性发展中凸显 |
| 第五章 深圳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模式分析 |
| 第一节 多层次推进工学结合的“宝安模式” |
| 一、产业发展情况 |
| 二、“宝安模式”内容 |
| 三、“宝安模式”成效 |
| 第二节 职普衔接的“中职电大直通车”模式 |
| 一、职业教育基本情况 |
| 二、“中职电大直通车”内容 |
| 三、“中职电大直通车”成效 |
| 第三节 协同治理的“职教集团”模式 |
| 一、“职教集团”背景 |
| 二、“职教集团”特点 |
| 三、“职教集团”成效 |
| 第四节 产学研用的“校企合作”模式 |
| 一、“校企合作”现状 |
| 二、“校企合作”内容 |
| 三、“校企合作”成效 |
| 第六章 深圳职业教育现代化的目标及实现路径 |
| 第一节 以城市精神促进人的现代化 |
| 一、深圳城市精神的内涵 |
| 二、强化思想引领的价值 |
| 三、强化道德规范的作用 |
| 四、职业素养人才的培养 |
| 第二节 以制度创新推动现代职业教育制度的建立 |
| 一、完善职业教育法律制度 |
| 二、完善职业教育布局和专业结构 |
| 三、完善地方职业教育管理体制 |
| 四、完善校地合作办学机制 |
| 第三节 以产教深度融合全面提升服务区域发展能力 |
| 一、强化产教的深度融合力度 |
| 二、加大产教合作的制度建设 |
| 三、推动职业教育集群化发展 |
| 四、促进职教集团全面发展 |
| 第四节 以学习借鉴促进职业教育现代化、信息化、国际化 |
| 一、深化职业教育师资队伍现代化建设 |
| 二、加速推进职业教育的信息化 |
| 三、全面推进职业教育国际化建设 |
| 结语:深圳职业教育现代化的特征、经验与问题 |
| 一、深圳职业教育现代化的特征 |
| 二、深圳职业教育现代化的经验 |
| 三、深圳职业教育现代化深入推进存在的问题 |
| 四、后续工作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3）绿色发展视阈下云南省产业结构升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研究的范围界定及基本概况 |
| 1.2.2 绿色发展的内涵 |
| 1.2.3 产业结构的内涵 |
| 1.2.4 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1.5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绿色发展理论 |
| 2.1.2 产业结构理论 |
| 2.1.3 产业结构升级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绿色发展相关理论研究 |
| 2.2.2 产业结构升级相关问题研究 |
| 2.2.3 云南省绿色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问题研究 |
| 2.3 简要述评 |
| 2.3.1 绿色发展问题研究述评 |
| 2.3.2 产业结构升级问题研究述评 |
| 第3章 绿色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理论探讨 |
| 3.1 绿色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 |
| 3.1.1 产业结构升级是绿色发展的手段和路径 |
| 3.1.2 绿色发展是产业结构升级的最终目标 |
| 3.2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
| 3.2.1 生态环境保护倒逼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
| 3.2.2 自然资源禀赋与要素投入促进经济增长 |
| 3.3 绿色发展视阈下产业结构升级的概念、分析框架 |
| 3.3.1 概念 |
| 3.3.2 分析框架 |
| 第4章 云南省绿色发展与产业结构的现状特征 |
| 4.1 云南省绿色发展的现状分析 |
| 4.1.1 云南省能源生产与消费的基本态势 |
| 4.1.2 云南省资源利用效率情况分析 |
| 4.1.3 云南省污染物排放情况分析 |
| 4.1.4 云南省生态环境修复水平分析 |
| 4.2 云南省产业结构现状分析 |
| 4.2.1 云南省三次产业的历史演变及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分析 |
| 4.2.2 云南省第一产业现状分析 |
| 4.2.3 云南省第二产业现状分析 |
| 4.2.4 云南省第三产业现状分析 |
| 第5章 绿色发展视阈下云南省产业结构升级能力评价 |
| 5.1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评价的基本问题 |
| 5.1.1 产业结构升级规律 |
| 5.1.2 产业结构升级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
| 5.1.3 产业结构评价模式 |
| 5.2 产业结构绿色升级能力分析 |
| 5.2.1 影响产业结构绿色升级的主要因素 |
| 5.2.2 产业结构绿色升级能力的评价指标选取原则 |
| 5.2.3 绿色发展下产业结构升级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
| 5.3 绿色发展视阈下云南省产业结构升级能力分析 |
| 5.3.1 经济增长与持续发展能力分析 |
| 5.3.2 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能力分析 |
| 5.3.3 生态环境保护与友好发展能力分析 |
| 5.4 绿色发展视角下云南省产业结构升级的整体评价 |
| 5.4.1 评价指标权重赋值 |
| 5.4.2 指标阈值标准判定 |
| 5.4.3 评价结果 |
| 第6章 绿色发展视阈下云南省产业结构升级存在的问题 |
| 6.1 云南省产业结构绿色升级过程中的“硬伤” |
| 6.1.1 人口、资源与环境的空间分布不够协调 |
| 6.1.2 生态功能退化、环境问题突出 |
| 6.1.3 交通建设速度加快,但制约瓶颈依然突出 |
| 6.2 云南省产业结构绿色升级过程中的“软肋” |
| 6.2.1 民族地区产业发展政策还存在制度上的缺失 |
| 6.2.2 产业结构布局不优、产业竞争力不强 |
| 6.2.3 产业聚焦能力较弱,区域经济发展受资源条件限制差异较大 |
| 6.2.4 民族旅游业开发与民族文化之间没有达到协调发展的效果 |
| 第7章 绿色发展视阈下云南省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选择 |
| 7.1 绿色发展视阈下云南省产业结构升级的发展定位 |
| 7.1.1 指导思想 |
| 7.1.2 实施原则 |
| 7.1.3 目标要求 |
| 7.1.4 总体布局 |
| 7.2 云南省传统优势产业“绿色化”升级研究 |
| 7.2.1 绿色农业升级:发展高原特色生态农业 |
| 7.2.2 绿色工业升级:发展低碳绿色工业 |
| 7.2.3 绿色旅游业升级:发展民族生态文化旅游业 |
| 7.3 云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绿色升级研究 |
| 7.3.1 指导思想 |
| 7.3.2 发展原则 |
| 7.3.3 重点任务 |
| 7.3.4 云南省战略性新兴绿色产业发展的案例研究 |
| 7.4 云南省产业结构绿色升级的路径选择 |
| 7.4.1 以技术革新、产业空间拓展促进传统优势产业绿色升级 |
| 7.4.2 以创新驱动、绿色低碳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
| 第8章 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对策建议 |
| 8.2.1 加强顶层制度设计,建立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绿色升级的政策保障体系 |
| 8.2.2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筑牢产业结构绿色升级的屏障 |
| 8.2.3 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区域产业发展竞争力 |
| 8.2.4 加强能源资源技术创新,提高产业绿色化升级水平 |
| 8.2.5 加强民族文化与旅游资源融合,构建文化与旅游一体发展的新格局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及参与的课题研究 |
| 1、发表的学术论文 |
| 2、参与的课题研究 |
| 致谢 |
（4）煤炭型城市锁定效应的产生机理及解锁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基本概念界定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6 本章小结 |
| 2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2 文献综述 |
| 2.3 本章小结 |
| 3 煤炭型城市的发展现状及锁定特征 |
| 3.1 煤炭型城市的空间分布 |
| 3.2 煤炭型城市发展现状 |
| 3.3 煤炭型城市发展的锁定特征 |
| 3.4 本章小结 |
| 4 煤炭型城市锁定效应产生机理与突破路径 |
| 4.1 煤炭型城市锁定效应产生机理 |
| 4.2 煤炭型城市锁定突破的影响因素 |
| 4.3 煤炭型城市锁定突破的博弈分析 |
| 4.4 煤炭型城市锁定突破的路径分析 |
| 4.5 煤炭型城市解锁目标设定 |
| 4.6 本章小结 |
| 5 煤炭型城市解锁能力的实证分析 |
| 5.1 煤炭型城市解锁能力综合评价 |
| 5.2 煤炭型城市解锁能力影响因素分析 |
| 5.3 锁定效应阻碍煤炭型城市经济转型 |
| 5.4 本章小结 |
| 6 煤炭型城市解锁路径设计 |
| 6.1 功能锁定的解锁路径设计 |
| 6.2 技术锁定的解锁路径设计 |
| 6.3 产业锁定的解锁路径设计 |
| 6.4 制度锁定的解锁路径设计 |
| 6.5 本章小结 |
| 7 煤炭型城市锁定突破案例分析——以山西为例 |
| 7.1 山西省煤炭型城市发展现状 |
| 7.2 解锁能力综合评价 |
| 7.3 解锁路径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主要创新点 |
| 8.4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5）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研究 ——以平顶山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资源型城市的相关概念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五、文章结构和观点 |
| 第一章 比较优势理论与产业聚集理论 |
| 第一节 比较优势理论 |
| 一、比较优势理论的主要内容 |
| 二、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 |
| 第二节 产业聚集理论 |
| 一、产业聚集理论历史沿革 |
| 二、产业聚集的定义及相关概念 |
| 第三节 比较优势理论与产业聚集理论的关系 |
| 一、比较优势与产业聚集高度相关 |
| 二、产业聚集是比较优势发展的结果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比较优势理论在资源型城市转型中的应用 |
| 第一节 资源型城市的比较优势 |
| 一、资源型城市的比较优势和劣势 |
| 二、如何发挥资源型城市的比较优势 |
| 第二节 资源诅咒与比较优势陷阱 |
| 一、资源诅咒 |
| 二、比较优势陷阱 |
| 三、解决问题的途径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产业集聚形成的过程是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过程 |
| 第一节 产业集聚的原因及发展对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影响 |
| 一、产业集聚的原因对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影响 |
| 二、产业集聚发展过程对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影响 |
| 第二节 产业集聚的动力机制 |
| 一、动力机制 |
| 二、产业集聚的升级和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平顶山市支柱企业平煤神马集团及其经济转型 |
| 第一节 企业集团 |
| 一、企业集团的出现及其问题 |
| 二、企业集团的核心竞争力建设 |
| 第二节 平煤神马集团的基本状况 |
| 一、平煤神马集团的组建 |
| 二、以煤为基础的比较优势 |
| 三、避免落入比较优势陷阱 |
| 第三节 平煤神马集团的转型 |
| 一、持续深化改革 |
| 二、承担经济与社会责任 |
| 三、以科学方式打造核心竞争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平顶山市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 |
| 第一节 政府的职能 |
| 一、政府的一般职能 |
| 二、政府的经济职能 |
| 第二节 政府间的博弈 |
| 一、博弈理论 |
| 二、下级政府与上级政府的博弈 |
| 三、同级政府之间的博弈 |
| 第三节 平顶山市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措施 |
| 一、摆脱资源依赖是发展的新起点 |
| 二、拉动经济增长的方法 |
| 三、平顶山经济增长的成就及原因 |
| 第四节 政府推动经济方式的转型 |
| 一、理性认识经济的现状 |
| 二、推动经济转型的措施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发展多核共生可替代的产业集聚 |
| 第一节 产业集聚的核心带动机制 |
| 一、产业集聚由重要的核心起聚集作用 |
| 二、多核形成的机制 |
| 三、多核共生可替代的产业集聚模式的支持理论 |
| 第二节 平顶山产业的多核布局 |
| 一、国家主导的产业布局 |
| 二、地方政府推动的产业布局 |
| 第三节 平顶山的产业集聚区 |
| 一、平顶山市产业集聚区总体情况 |
| 二、平顶山煤炭产业集聚区衰落的案例 |
| 三、产业集聚区的发展方向 |
| 本章小结 |
|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着作(含译着) |
| 二、中文期刊文章 |
| 三、政府文件 |
| 四、英文资料 |
| 附录 区域产业中心形成与区域产业转型的模型推导 |
| 图表索引 |
| 一、表 |
| 二、图 |
| 致谢 |
（6）基于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可持续变革研究 ——以中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改革试点（2010-2015）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一) 选题经过:对识别一个真问题的警醒和追求 |
| (二) 选题反思:是否为一个真问题及研究的可行性 |
| 二、研究问题及研究目标 |
| (一) 研究问题及研究目标的总体思考 |
| (二) 研究问题和研究目标的具体呈现 |
| 三、研究意义及研究创新 |
| (一) 研究意义 |
| (二) 研究创新 |
| 四、研究综述 |
| (一) 有关终身教育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二) 有关变革理论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 研究综述小结 |
| 五、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可持续变革研究面临的基本问题 |
| 一、可持续变革研究的问题阐释 |
| (一) “变革我们的世界”和“如何变革我们的世界” |
| (二) 变革规律及“可持续变革”的思考框架 |
| 二、可持续变革研究面临的基本问题 |
| (一) 研究的起点和目标方向问题 |
| (二) 研究的基本概念问题 |
| 三、本研究基本问题的尝试性解释框架 |
| (一) 关于起点和方向问题的解释框架 |
| (二) 关于基本概念问题的解释框架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及可持续变革研究框架建构 |
| 一、探索人类社会复杂系统奥秘的工具:CAS |
| (一)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CAS)阐释 |
| (二)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CAS)的适切性 |
| 二、基于复杂适应系统(CAS)的变革机制初探 |
| (一) 变革机制的宏观视域:人类社会复杂适应系统分析 |
| (二) 变革机制的中观探察:变革真相与理想道路寻求 |
| (三) 变革机制的深层探源:理想变革的适应性内模型及其含义 |
| 三、复杂适应系统(CAS)变革机制下研究框架建构 |
| (一) 本文案例: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改革界定 |
| (二) 研究空间:逻辑与实证之间的往返穿梭 |
| (三) 研究框架:多视角分析框架的组合尝试 |
| 第三章 以中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改革试点为案例的研究设计 |
| 一、案例意义:独具解剖和研究价值的典型实例 |
| (一) 大力推进的时代价值 |
| (二) 走出困境的研究价值 |
| 二、案例的研究目标及分析单位 |
| (一) 研究目标 |
| (二) 拟解决的问题及分析单位 |
| 三、案例的观察框架 |
| (一) 确保足够视域度的双维度观察思路 |
| (二) 变革的行动维度:启动—实施—成果 |
| (三) 变革的目标维度:理想目标—政策目标—实践目标 |
| (四) 双维度组合的案例观察框架构成 |
| 四、案例的数据收集与数据分析 |
| (一) 数据收集:全面完整可靠多来源 |
| (二) 数据分析:数据因子—数据单元—数据链—数据库 |
| (三) 数据库建构 |
| 五、信效度及伦理问题 |
| (一) 信效度 |
| (二) 伦理遵循 |
| 第四章 社会惯常视角的案例研究结果呈现 |
| 一、试点启动:目标和规模 |
| (一) 理想目标——国家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再推进 |
| (二) 政策目标——新世纪中国迈向终身教育的规划纲要及实施 |
| (三) 实践目标学校教育?高等教育?终身教育? |
| (四) 一场空前规模的教育改革 |
| 二、试点实施:项目背景及行动策略 |
| (一) 学习型城市建设项目 |
| (二) 开放大学建设项目 |
| 三、试点结果:成效及制度化情况 |
| (一) 学习型城市建设——向世界亮出一张靓丽的名片 |
| (二) 开放大学建设——新历史起点上升起的一颗新星 |
| (三) 不能不提的部分特别的改革者队伍 |
| (四) 制度化成果——标志性文件及机构变化 |
| 第五章 局内人视角的案例评估与反思 |
| 一、经验启示:愈是基础性改变,愈能解决整体性问题 |
| (一) 试点案例改革成功推进的主要经验 |
| (二) 打散重组战略转型带来的革命性变化 |
| (三) 试点案例战略转型经验的重要启示 |
| 二、教训反观:愈是局部上的困境,愈在折射着全局性后果 |
| (一) 试点过程遇到的问题及困境 |
| (二) 问题困境所致的阻滞性变革难题 |
| (三) 试点案例问题及困境的深刻警示 |
| 三、试点结果的评估与反思:终身教育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
| (一) 挤在方格子里的变革图景 |
| (二) 试点结果并非为全局性问题的答案 |
| (三) 冷静审视局部性改革成效 |
| 第六章 研究者视角案例改革路径的探察与审思 |
| 一、研究者视角试点案例改革模式的探寻 |
| (一) 试点运行的改革系统环境 |
| (二) 试点运行的改革内生空间 |
| (三) 试点改革模式的形成及影响过程评估 |
| 二、试点改革路径的审视与反思:与解决终身教育问题南辕北辙 |
| (一) 并非为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改革的适切路线 |
| (二) 单一维持型模式的方向错误与不可持续性 |
| 三、中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改革试点案例的理论启迪 |
| (一) 对一项好的改革之关键要素的理论启示 |
| (二) 案例研究结果与理论假设的模型匹配 |
| 第七章 可持续变革理论构建及终身教育建设改革路径重构 |
| 一、可持续变革理论的系统构建 |
| (一) 名称来历及本研究的新定义 |
| (二) 理论构建的前提及关键所在 |
| (三) 可持续变革理论体系的整体构成 |
| (四) 可持续变革的理论属性及优越性 |
| 二、范型:可持续变革理论下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改革路径重构 |
| (一) 五要件内涵与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目标的识别与建构 |
| (二) 可持续变革等级量表与终身教育体系构建路径选择 |
| (三) 三层任务操作框架与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改革的方案设计 |
| 结论 |
| 一、研究回望 |
| 二、研究结果及主要贡献 |
| (一) 变革理论的系统探索 |
| (二) 方法论的新尝试 |
| 三、研究局限及研究展望 |
| (一) 研究局限 |
| (二) 研究展望 |
| 四、中国教育改革及试点案例的对策与建议 |
| (一) 对教育改革进行系统诊断和修复 |
| (二) 终身教育体系构建重新审视再出发 |
| 附: 可持续变革视域下的中国教育改革生态诊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中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改革试点研究访谈提纲 |
| 附录2: 关键人物访谈信息一览表(局内人与局外人) |
| 附录3: 中国学习型城市建设进展情况调查问卷(一) |
| 附录4: 中国学习型城市建设进展情况调查问卷(二) |
| 附录5: 关键文件一览 |
| 附录6: 读博期间主要科研成果及获奖 |
| 致谢 |
（7）谁能够成为市民？ ——农业转移人口选择性市民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问题意识 开放社会中的流动差异与流动不平等 |
| (三) 研究意义 |
| 二、理解乡-城流动性:文献回顾与市民化研究的再出发 |
| (一) 国外市民化的相关研究 |
| (二) 国内市民化的相关研究 |
| (三) 对已有研究的评价及反思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 农业转移人口 |
| (二) 市民化 |
| (三) 选择性市民化 |
| 四、理论视角与研究设计 |
| (一) 理论视角 |
| (二) 研究框架 |
| (三)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从封闭到开放:选择性市民化的历史嬗变 |
| 一、重释“市民”:现代化语境中的激进建构 |
| (一) “农民”与“市民”的身份分化 |
| (二) 被优势化的“市民”和“城市” |
| (三) 被问题化的“农民”和“农村” |
| 二、封闭型选择:中心化运作的市民化进程(1949-1999) |
| (一) 建国恢复时期农业人口的低速转移(1949-1957年) |
| (二) 国家工业化时期农业人口的不稳定转移(1958-1977年) |
| (三) 经济转型初期农业人口的快速转移(1978-1999) |
| 三、开放型选择:地方化运作的市民化进程(2000年以来) |
| (一) 地方化的市民身份 |
| (二) 地方边界的选择性开放 |
| (三) 选择性招募与新身份序列的地方再造 |
| 第三章 当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基本类型 |
| 一、离土离乡?多重转型背景下的市民化选择 |
| (一) 农业转型、土地流转与生计分化 |
| (二) 经济转型与乡-城人口流动 |
| (三) 个体化转型与依附关系变更 |
| 二、农业转移人口的类型划分 |
| (一) 回到事实陈述:市民化的内在多元 |
| (二) 市民化类型划分的基本维度与依据 |
| (三) 弥合“结构”与“行动”的类型重构 |
| 三、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与市民化进程 |
| (一) 异地导入模式——进城农民工市民化 |
| (二) 城市开发模式——失地农民市民化 |
| (三) 就地转移模式——居村农民市民化 |
| 第四章 进城农民工的选择性市民化 |
| 一、“农民进城”:结构化的资源差异与机会不均 |
| (一) 制度选择下的权利资源分配 |
| (二) 市场选择下的经济机会获得 |
| (三) 社会选择下的城市融入机会 |
| 二、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表现及其主体选择 |
| (一) 进城农民工的基本群体特征 |
| (二) 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表现 |
| (三) 进城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与选择偏好 |
| 三、进城农民工市民化的分化与社会后果 |
| (一) 不稳定阶层的出现 |
| (二)市民化的组合限制 |
| (三) 漂浮悬置的市民化 |
| 第五章 城郊失地农民的选择性市民化 |
| 一、“农民上楼”:结构化的资源差异与机会不均 |
| (一) 制度选择下的土地征收 |
| (二) 市场选择下的“区位饭” |
| (三) 社会选择下的集体退出 |
| 二、城郊失地农民的市民化表现及其主体选择 |
| (一) 城郊失地农民的基本群体特征 |
| (二) 城郊失地农民的市民化表现 |
| (三) 城郊失地农民的市民化意愿与选择偏好 |
| 三、城郊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分化与社会后果一 |
| (一) 强势力量催生的城市底层 |
| (二) 经济个体化与权利集体化的碰撞 |
| (三) 被剥夺感与衰退的政策信任 |
| 第六章 居村农民的选择性市民化 |
| 一、“农民再造”:结构化的资源差异与机会不均一 |
| (一) 制度选择下的农村城镇化 |
| (二) 市场选择下的农村工业化 |
| (三) 社会选择下的村落大转型 |
| 二、居村农民的市民化表现及其主体选择 |
| (一) 居村农民的基本群体特征 |
| (二) 居村农民的市民化表现 |
| (三) 居村农民的市民化意愿与选择偏好 |
| 三、居村农民市民化的分化与社会后果 |
| (一) 农村社会分化与新社会阶级的产生 |
| (二) 被抑阻的市民化:规模与效率难题 |
| (三) 乡村性溃败与“新乡村性”出现的并存 |
| 第七章 谁能够成为市民?比较视野中的市民化及其未来 |
| 一、不同类型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分化 |
| (一) 多重选择下社会流动的群体差异 |
| (二) 社会流动性获得的群体比较 |
| 二、不同类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选择性 |
| (一) 进城农民工市民化的选择性特征 |
| (二) 城郊失地农民市民化的选择性特征 |
| (三) 居村农民市民化的选择性特征 |
| 三、不同类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及未来走向 |
| (一)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差异影响 |
| (二)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差异走向 |
| 第八章 总结与讨论 |
| 一、本研究的主要结论 |
| (一) 选择性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
| (二) 市民化进程中的流动分化与流动不平等 |
| (三) 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 二、回应复杂的乡-城流动性:对市民化的若干反思 |
| (一)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国际经验 |
| (二)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理论反思 |
| (三) “市民化”的持续争议 |
| 三、未尽的探索 |
| (一) 市民化的系统观 |
| (二) 市民化是唯一的发展叙事吗? |
| (三) 本研究的不足与后续研究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实地调查的村/社区名称及基本情况 |
| 附录三: 访谈大纲 |
| 博士期间的论文发表 |
| 后记 |
（8）我国煤炭产业蜕变与转型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煤炭产业转型现状 |
| 1.1.3 问题提出 |
| 1.1.4 研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的现状 |
| 1.3.1 产业转型理论研究现状 |
| 1.3.2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研究现状 |
| 1.3.3 产业蜕变理论研究现状 |
| 1.3.4 测度理论研究现状 |
| 1.3.5 其他相关理论研究现状 |
| 1.3.6 研究现状评述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1.5.2 研究的方法 |
| 1.5.3 研究过程及主要工作量 |
| 1.5.4 研究技术路线图 |
| 1.6 论文的创新点 |
| 1.7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产业蜕变基本原理 |
| 2.1 产业蜕变含义 |
| 2.1.1 产业蜕变起源 |
| 2.1.2 产业蜕变发展 |
| 2.1.3 产业蜕变界定 |
| 2.1.4 产业蜕变特点 |
| 2.2 产业蜕变关系 |
| 2.2.1 产业与产业之间的蜕变关系 |
| 2.2.2 产业与企业之间的蜕变关系 |
| 2.2.3 产业与产品之间的蜕变关系 |
| 2.3 产业蜕变传递机制 |
| 2.3.1 影响产业蜕变的因素 |
| 2.3.2 产业蜕变途径 |
| 2.3.3 产业蜕变效应 |
| 2.3.4 产业蜕变传递机理 |
| 2.4 产业蜕变运行机制 |
| 2.4.1 产业蜕变方式 |
| 2.4.2 产业蜕变结果 |
| 2.4.3 产业蜕变运行机理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煤炭产业多元化发展特征研究 |
| 3.1 我国煤炭资源概况 |
| 3.1.1 煤炭资源自然属性 |
| 3.1.2 煤炭资源经济属性 |
| 3.1.3 我国煤炭资源储量及分布 |
| 3.1.4 我国煤炭资源种类及质量 |
| 3.2 我国煤炭产业特点 |
| 3.2.1 煤炭产业生产特点 |
| 3.2.2 煤炭产业发展特点 |
| 3.2.3 煤炭产业多元化发展特点 |
| 3.3 煤炭产业多元化发展状况 |
| 3.3.1 煤炭产业多元化发展现状 |
| 3.3.2 煤炭产业多元化发展成就 |
| 3.3.3 煤炭产业多元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3.3.4 煤炭产业多元化发展趋势 |
| 3.4 煤炭产业多元化发展方式与蜕变转型关系 |
| 3.4.1 煤炭产业多元化发展方式 |
| 3.4.2 煤炭产业多元化发展与蜕变转型关系 |
| 3.5 煤炭产业多元化发展机制 |
| 3.5.1 煤与非煤协同发展原理 |
| 3.5.2 基地转型与主业转移互动原理 |
| 3.5.3 关联与非关联互动原理 |
| 3.5.4 多级产业共建原理 |
| 3.5.5 动脉与静脉产业耦合原理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煤炭产业蜕变程度测度与蜕变阶段划分 |
| 4.1 煤炭产业蜕变程度测度指标体系 |
| 4.1.1 指标选取原则 |
| 4.1.2 体系设计思路 |
| 4.1.3 指标归结 |
| 4.1.4 条件假设与指标筛选 |
| 4.1.5 指标层级划分 |
| 4.1.6 指标含义及计算公式 |
| 4.1.7 数据获取与整理 |
| 4.2 BP神经网络基本原理及标准学习算法 |
| 4.2.1 BP神经网络基本原理 |
| 4.2.2 BP神经网络的标准学习算法 |
| 4.3 基于MATLAB7.6的BP神经网络煤炭产业蜕变程度测度模型 |
| 4.3.1 测度模型构建 |
| 4.3.2 测度模型运行 |
| 4.3.3 测度模型结果 |
| 4.4 煤炭产业蜕变阶段划分 |
| 4.4.1 煤炭产业蜕变阶段划分方法 |
| 4.4.2 煤炭产业蜕变阶段 |
| 4.5 煤炭产业蜕变阶段特征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煤炭产业蜕变与产业转型关系 |
| 5.1 煤炭产业蜕变与产业转型的发展规律 |
| 5.1.1 生命演化规律 |
| 5.1.2 可持续发展规律 |
| 5.1.3 科技革命规律 |
| 5.1.4 动静态转化规律 |
| 5.2 煤炭产业蜕变与产业转型的运作机制 |
| 5.2.1 煤炭产业蜕变与转型原则 |
| 5.2.2 煤炭产业蜕变与转型特点 |
| 5.2.3 煤炭产业蜕变与转型形式 |
| 5.2.4 煤炭产业蜕变与转型趋势 |
| 5.2.5 煤炭产业蜕变与转型结果 |
| 5.3 煤炭产业蜕变与产业转型的作用机制 |
| 5.3.1 煤炭产业蜕变与转型的功能关系 |
| 5.3.2 煤炭产业蜕变与转型的互动关系 |
| 5.4 煤炭产业蜕变与产业转型的关联机制 |
| 5.4.1 量变与质变关系机理 |
| 5.4.2 微观与宏观关系机理 |
| 5.4.3 原因与结果关系机理 |
| 5.4.4 现象与本质关系机理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蜕变阶段的煤炭产业转型方式研究 |
| 6.1 煤炭产业转型方式 |
| 6.1.1 煤炭产业的转型途径 |
| 6.1.2 煤炭产业的转型领域 |
| 6.2 煤炭产业转型方式在蜕变阶段的分布规律 |
| 6.3 基于不同蜕变阶段的煤炭产业转型模式 |
| 6.3.1 基于蜕变的转型方式 |
| 6.3.2 基于蜕变阶段不同转型模式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兖州矿区基于蜕变的转型对策 |
| 7.1 兖州矿区基本概况 |
| 7.1.1 兖州矿区简介 |
| 7.1.2 兖州矿区转型现状 |
| 7.2 兖州矿区蜕变程度测度 |
| 7.2.1 兖矿数据获取与整理 |
| 7.2.2 网络构建及训练数据的准备 |
| 7.2.3 评价结果 |
| 7.3 兖州矿区蜕变阶段划分与特征分析 |
| 7.4 兖州矿区蜕变—转型对策 |
| 7.5 兖州矿区转型趋势与展望 |
| 7.6 兖州矿区转型建议与目标 |
| 7.6.1 科技创新方面 |
| 7.6.2 节能环保方面 |
| 7.6.3 人才培养方面 |
| 7.6.4 信息化建设方面 |
| 7.6.5 资本运作方面 |
| 7.7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附录B 攻读博士期间获得的奖励与荣誉 |
| 附录C 需要说明的其他内容 |
（9）陕甘宁能源富集地区绿色宜居社区营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论文涉及的几个概念 |
| 1.2.1 “陕甘宁”的概念界定 |
| 1.2.2 “能源富集地区”的概念 |
| 1.2.3 “社区与绿色宜居社区”的概念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3 既往学术研究的不足之处 |
| 1.4 研究方法及框架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论文组织结构图 |
| 1.5 论文的主要内容与创新点 |
| 1.5.1 论文的主要内容 |
| 1.5.2 论文的创新点 |
| 1.6 本章小结 |
| 2 我国能源富集地区人居环境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 恢复生态学理论 |
| 2.1.1 恢复生态学的定义 |
| 2.1.2 恢复生态学的特征 |
| 2.1.3 能源富集地区生态恢复 |
| 2.2 人居环境理论 |
| 2.2.1 人居环境释义 |
| 2.2.2 人居环境的构成 |
| 2.2.3 人居环境的原则 |
| 2.2.4 区域人居环境 |
| 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3.1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
| 2.3.2 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
| 2.3.3 能源富集地区可持续发展研究 |
| 2.4 循环经济理论 |
| 2.4.1 循环经济的定义 |
| 2.4.2 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 |
| 2.4.3 循环经济模式下能源富集地区发展途径 |
| 2.5 本章小结 |
| 3 国内外绿色生态社区建设经验借鉴 |
| 3.1 国外绿色生态社区营建经验 |
| 3.1.1 英国豪其顿绿色生态社区项目 |
| 3.1.2 瑞典马尔默市西港BO01绿色生态社区项目 |
| 3.1.3 阿联酋马斯达尔生态社区项目 |
| 3.2 国内绿色生态社区营建经验 |
| 3.2.1 唐山曹妃甸绿色生态社区 |
| 3.2.2 北京北璐春绿色生态社区 |
| 3.3 绿色生态社区发展趋势 |
| 3.3.1 因地制宜的营建绿色生态社区 |
| 3.3.2 全面系统的营建绿色生态社区 |
| 3.3.3 大众参与营建绿色生态社区 |
| 3.4 本章小结 |
| 4 陕甘宁能源富集地区人居环境历史演变与现存问题 |
| 4.1 陕甘宁能源富集地区的地理位置与区域范围 |
| 4.2 陕甘宁能源富集地区人居环境历史演变 |
| 4.2.1 先秦时期 |
| 4.2.2 秦汉时期 |
| 4.2.3 隋唐时期 |
| 4.2.4 明清时期 |
| 4.2.5 20世纪90年代以来 |
| 4.3 陕甘宁能源富集地区现存的问题 |
| 4.3.1 乡村社区缺乏因地制宜的规划 |
| 4.3.2 能源矿产资源开发对乡村社区的影响 |
| 4.3.3 产业结构单一化,发展方式粗放 |
| 4.3.4 水资源极度缺乏 |
| 4.3.5 水土流失严重 |
| 4.3.6 环境污染问题突出 |
| 4.3.7 基础设施不全 |
| 4.3.8 思想观念滞后 |
| 4.3.9 社会发展综合支撑能力弱 |
| 4.3.10 可持续发展能力低 |
| 4.4 本章小结 |
| 5 陕甘宁能源富集地区绿色宜居社区营建的基本要素分析 |
| 5.1 自然环境要素 |
| 5.1.1 地质地貌要素 |
| 5.1.2 气候水文要素 |
| 5.1.3 植被要素 |
| 5.1.4 土壤要素 |
| 5.2 经济技术要素 |
| 5.2.1 绿色经济的生计方式 |
| 5.2.2 绿色经济的居住方式 |
| 5.2.3 低技术手段营建策略 |
| 5.2.4 地域适宜性技术 |
| 5.3 产业结构要素 |
| 5.3.1 生态农业产业 |
| 5.3.2 生态工业产业 |
| 5.3.3 生态旅游产业 |
| 5.4 社会文化要素 |
| 5.4.1 “天人合一”的生态观 |
| 5.4.2 民俗风俗习惯 |
| 5.4.3 庭院文化影响 |
| 5.5 制度政策要素 |
| 5.5.1 组织保障 |
| 5.5.2 制度支撑 |
| 5.5.3 体制保障 |
| 5.5.4 公众参与 |
| 5.6 本章小结 |
| 6 陕甘宁能源富集地区绿色宜居社区营建原则与对策研究 |
| 6.1 营建原则 |
| 6.1.1 整体性原则 |
| 6.1.2 以人为本原则 |
| 6.1.3 生态可持续发展原则 |
| 6.1.4 公平与共享参与原则 |
| 6.2 营建对策 |
| 6.2.1 宏观层面 |
| 6.2.2 中观层面 |
| 6.2.3 微观层面 |
| 6.3 本章小结 |
| 7 陕甘宁能源富集地区绿色宜居社区营建模式研究 |
| 7.1 生态农业社区模式 |
| 7.1.1 生态农业的概念 |
| 7.1.2 生态农业社区模式营建构想 |
| 7.1.3 宜君县太安镇马场生态农业社区营建 |
| 7.2 生态旅游社区模式 |
| 7.2.1 生态旅游的概念 |
| 7.2.2 庆阳地区资源环境及经济发展概况 |
| 7.2.3 生态窑居度假社区模式营建构想 |
| 7.2.4 庆阳石化厂主题工业旅游型社区营建 |
| 7.3 特色产业社区模式 |
| 7.3.1 特色产业的概念 |
| 7.3.2 特色产业社区案例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8 陕甘宁能源富集地区绿色宜居社区营建的制度创新研究 |
| 8.1 能源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生态补偿制度建设 |
| 8.1.1 能源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生态补偿机制 |
| 8.1.2 生态补偿的基本原则 |
| 8.1.3 生态补偿形式的设计 |
| 8.1.4 生态补偿基金制度建设 |
| 8.2 社区生态环境统筹协调监督机制建构 |
| 8.2.1 社区生态环境建设统筹协调 |
| 8.2.2 社区生态与环境保护监督机制建设 |
| 8.2.3 社区生态与环境保护监督的大众参与度 |
| 8.3 社区生态环境监测与监控体系建构 |
| 8.3.1 社区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建构 |
| 8.3.2 社区生态环境监控体系建构 |
| 8.3.3 社区生态环境监测行政与措施建构 |
| 8.4 构建政府主导型的社区生态环境管理模式 |
| 8.4.1 制定社区生态环境保护战略规划 |
| 8.4.2 社区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法律化 |
| 8.4.3 积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
| 8.5 建立切实可行的大众参与机制 |
| 8.5.1 观念性参与 |
| 8.5.2 组织性参与 |
| 8.5.3 法规性参与 |
| 8.6 经济活动的社区居民参与和收益共享:破解陕甘宁能源富集地区经济难题 |
| 8.6.1 破解陕甘宁能源富集地区经济难题的路径 |
| 8.6.2 破解陕甘宁能源富集地区经济难题的制度保障 |
| 8.7 社区居民参与多中心合作治理:破解陕甘宁能源富集地区生态环境难题 |
| 8.7.1 建立社区居民广泛参与的生态环境多中心合作治理模式 |
| 8.7.2 破解陕甘宁能源富集地区生态环境治理难题的制度保障 |
| 8.8 本章小结 |
| 9 结论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1.1 结论一 |
| 9.1.2 结论二 |
| 9.1.3 结论三 |
| 9.1.4 结论四 |
| 9.1.5 结论五 |
| 9.2 需要进一步加强的工作 |
| 9.2.1 建议一 |
| 9.2.2 建议二 |
| 9.2.3 建议三 |
| 9.2.4 建议四 |
| 后记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目录 |
| 附录 陕甘宁能源富集地区社区现状及居民需求抽样调查表 |
| 博士在读期间研究成果 |
（10）反哺与责任：解放以来上海支援全国研究 ——以人力、财物和技术设备的输出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导言 |
| 一、 研究意义 |
| 二、 相关概念及题意的说明 |
| 三、 研究现状 |
| 四、 研究框架及内容的设定与说明 |
| 五、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几点推进（创新之处） |
| 六、 研究方法 |
| 七、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
| 第一章 上海与全国经济联动关系的历史概况 |
| 第一节 上海发展及其历史地位的演变 |
| 第二节 解放以来全国支援上海的发展过程 |
| 第三节 解放以来上海支援全国的发展历程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上海支援全国的初步开展（1949——1958） |
| 第一节 支援治淮：“开国治水”中的上海力量 |
| 第二节 20 世纪 50 年代上海工厂内迁 |
| 第三节 “一五时期”上海支援国家重点工程建设 |
| 第四节 支援内地高等教育事业——以上海交通大学西迁为例 |
| 第五节 20 世纪 50 年代上海支援全国文化事业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上海支援全国的进一步开展（1958——1978） |
| 第一节 上海与“全国一盘棋”方针 |
| 第二节 20 世纪六十年代上海知识青年支援新疆农业建设 |
| 第三节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市支援全国三线建设 |
| 第四节 上海支援 1976 年唐山大地震抗震救灾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支援福建：上海支援全国的个案研究 |
| 第一节 1949 年上海组建南下服务团 |
| 第二节 上海对福建工业建设的协作与支援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后上海支援全国的延续和发展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上海支援全国”历史语境的变迁 |
| 第二节 内联协作与对口支援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后全国防疫和救灾中的上海力量——以防治“非典”和“5·12”地震救灾为中心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部分 |
| 附录一：上海支援全国大事年表 |
| 附录二：市委整顿金融业工作委员会动员上海金融业职工 2000 人参加西北区行工作总结报告(节选) |
| 附录三：上海支援广西的迁厂工作总结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出版的专着及发表的论文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参加或主持的科研项目 |
| 后记 |
四、转变观念 面向市场 依靠科技 搞好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D]. 吕慧娜.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2]区域职业教育现代化研究 ——基于深圳考察[D]. 张小梨. 天津大学, 2020(01)
- [3]绿色发展视阈下云南省产业结构升级研究[D]. 龚贤. 西南民族大学, 2019(03)
- [4]煤炭型城市锁定效应的产生机理及解锁路径研究[D]. 侯彦良. 中国矿业大学, 2018(01)
- [5]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研究 ——以平顶山市为例[D]. 赵永宏.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6]基于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可持续变革研究 ——以中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改革试点（2010-2015）为例[D]. 徐莉. 华中师范大学, 2017(12)
- [7]谁能够成为市民？ ——农业转移人口选择性市民化研究[D]. 吴越菲.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5)
- [8]我国煤炭产业蜕变与转型关系研究[D]. 刘宜政. 昆明理工大学, 2017(05)
- [9]陕甘宁能源富集地区绿色宜居社区营建研究[D]. 方松林.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6(05)
- [10]反哺与责任：解放以来上海支援全国研究 ——以人力、财物和技术设备的输出为中心[D]. 谢忠强. 上海大学, 201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