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来自玻尔哲学的启示——“天地生人”系列讲座(18)(论文文献综述)
刘怡[1](2021)在《先秦儒家动物观探究》文中指出动物观是一扇窗口,通过这扇窗口,可以了解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目前学术界对先秦时期动物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动物学史、动物文化史以及动物伦理学等方面,但有关先秦儒家动物观的内容、特征、实质等尚缺乏系统性研究。先秦儒家动物观旨在探索先秦儒家如何认识动物以及如何处理人与动物的关系问题,不仅要把握人类对动物的基本认识,而且要探索动物在人类社会生活、政治、经济、道德、信仰等领域的作用和地位,考察动物与人类的互动关系。先秦儒家对动物的认识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即动物的起源和动物的特征。先秦儒家从天地化育的宇宙论模式、动物的生殖以及化生现象等角度考察了动物的起源。动物与人类共享同样的起源方式和生殖模式,两者共存于统一的宇宙体系当中。动物与人一样,都是天地化育的产物,都是由血气构成的“血气之属”,都是有血有肉、有知觉、有情感、有语言的生命体。但动物和人类有本质区别,这主要表现在动物是无仁无义、无社群组织、无劳动创造能力的生命体,只能依靠本能而生活,而人类独具有理性与道德的能力,能够建立有人伦秩序的国家与社会。先秦儒家所论人禽之辨一方面肯定了动物与人类在生物特征方面的共通之处,另一方面确立起两者在道德领域内的差异,这深刻影响到两者的地位和关系。动物与人类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社会生活、道德世界和信仰世界中。在两者的生活联系方面,动物能够广泛运用于饮食、衣物饰品、商品贸易、运输畜力、礼物交换、祭祀牺牲等活动中,是保障人类社会秩序的基本物质条件。动物管理是合理使用动物的重要条件。从孔子的正名思想到《周礼》动物职官体系的设置,动物管理逐渐纳入到人类社会制度体系中,使动物管理与人类社会管理相得益彰。在具体的治理方式上,先秦儒家主张人类对动物的管理应当遵循礼制的约束和道德的要求,这与西方动物福利论可能产生某种共鸣。在动物的法律地位方面,先秦儒家并没有赋予动物独立的法律地位,但相关的法律条文规定了人类对动物的职责和义务。人兽冲突实质上是礼法分歧,是一项政治管理问题。人类也是动物的保护者。先秦儒家注重从利益需求、王道政治、礼仪规范、仁义道德等方面提出保护动物的思想。动物的合理使用、有序管理、妥善保护,是先秦儒家王道政治的重要表现,也是圣王明君实现国泰民安的展现。动物与人类在道德方面有密切关联,这主要表现在动物的道德形象、道德地位及其道德教化等方面。在道德形象方面,禽兽是无仁无义的象征,但某些动物却可以因其生活习性、情感特征而升华成为仁禽义兽,由此具有了特殊的文化寓意和道德含义。这种变化为动物敞开了道德领域的大门。在道德地位方面,先秦儒家尽物之性、仁民爱物的思想强调人们应当关爱动物,一方面扩展了道德的视野,使动物成为了儒家扩充仁心、提升道德修养的重要角色,另一方面又确立起人与动物的道德阶梯。仁民爱物与西方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敬畏生命的哲学不同,实是一种拓展式的伦理,本质上仍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先秦儒家认为圣王明君不仅应当关爱动物,而且能够以仁爱道德驯化动物。儒家的乐教理论能够实现百兽共舞、游鱼倾听的场景,不仅能有效遏制动物的残暴之心,而且能实现人类与动物的和谐相处。表面上看,这是对动物兽性的遏制,实质上反映出儒家仁义道德的教化作用。动物还能够进入人类的信仰体系中,这主要集中在动物神灵、动物献祭与动物占卜等方面。动物神灵是人类神灵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儒家拒斥精怪,排除淫祀,将动物神灵集中在农业动物神与灵禽瑞兽的范围内,表达出对农业的关注和对人文道德的重视。先秦儒家坚持动物献祭的仪式,同时悬置人神关系,在献祭对象、祭品样式、献祭仪式等方面进行了变革,动物牺牲由沟通神灵的媒介演变成象征礼仪秩序的符号。动物与占卜的关系主要涉及到龟甲占卜、占梦术、占星术等。先秦儒家批判了占卜的神秘成份,但继承了占卜的思维方式,经此转化,动物由沟通人神的工具转变为天道的承载者。先秦儒家虽然深受原始巫术的影响,但更强调人文的信仰,倡导神道设教。动物在先秦儒家政治、经济、道德、宗教等领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构建儒家思想体系的重要元素。先秦儒家动物观基本确定了儒家动物观的面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确定了中国古代动物观的基本状况。通过动物而思,我们不仅可以透视先秦儒家的思想体系,而且能够深入理解先秦儒家对人与动物伦理关系的思考。
朱芬[2](2021)在《科学家人文精神及其价值研究》文中指出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在造就人类社会发展与福化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背离问题。面对科技发展的双重效应,科技哲学领域研究者们从不同视角进行了溯源和追问。对科学活动主体的人文精神反思亦成为其中重要一环。以萨顿、斯诺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就深刻意识到,科学危机的本质在于陷入工具理性的陷阱,消除其社会根源的现实出路在于给科学一种“向善”的导引和约束。而这一点不可能由科学自身来完成,需要充分发挥科学家人文精神的作用和功能。研究科学家人文精神及其价值,有助于揭示科学的人文蕴含和人性意义,增强研究者对人文学科的价值认同,加深和促进包括科研人员在内的普通大众对科学“增进人类福祉”这一崇高使命的理解。另一方面,尽管我国已发展成为科技大国,但国家和人民对于有家国情怀、有温度、顶天立地的科学家的需求没有变化。特别是在当下,随着科技向善、人是目的等主流价值观在各种组织的兴起,科学家人文精神研究更是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与使命。研究综合运用文献分析、内容分析、社会网络分析、语义网络分析、扎根理论、对比分析等质性和量化手段,以420位杰出科学家传记和127位中国当代青年科技精英的访谈为分析素材,基于科学家内部视角窥探和提炼了科学家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及其对于科研创新活动的积极作用,力图揭示科学家科学活动的丰盈影响因素,打破公众对科学家单一的刻板印象,为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提供多元路径参考。具体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简要分析了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通过呈现和描述当前中国科学家整体的精神面貌及国内大力倡导和弘扬科学家精神的时代背景,指出研究科学家人文精神及其价值既是一种时代需求,也有其现实必要性。其次,对与研究相关的一些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和辨析,并基于国际上代表性学术观点,将科学家人文精神界定为认识层面的人文学科素养、态度层面的科学道德良知和价值层面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第三,对杰出科学家人文精神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杰出科学家人文精神主要表现在深厚的人文艺术修养、纯粹的求知和探索动机以及促进人类福祉的普世情怀。同时研究还分析了人文精神在拓宽认知边界、启迪灵性思维、净化创造心境以及唤醒道德良知等方面的积极影响。第四,在文化和时代语境的双重考量下,进一步挖掘当代中国青年科技精英人文精神的内涵和意义。研究发现,当代中国青年科技精英人文精神主要体现为报国为民的家国情怀、信实不欺的诚信态度、执着不懈的求索精神、团结合作的协同精神以及兼济天下的奉献意识;并进一步从动力推进、道德约束、境界提升和价值导引四个方面探析了其内在机制。第五,重新思考了科学家人文精神的内涵和价值。基于两次实证分析结果,研究从科学活动主体的人性、科学社会功能中的人性、科学文化传统中的人性三个方面论证了“科学家人文精神本质是一种人性关切”的基本观点,并深入分析了其在丰富科学家文化精神追求、推动科技创新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无用”之用。同时,基于科学家人文精神作用受到客观条件制约以及人文与科学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的差异,分析了科学家人文精神促进科技创新的有限性。并探讨了大科学时代的科学家应当如何在追求科学进步和促进人类福祉之间保持平衡和张力。最后,通过辩证分析涵养中国科学家人文精神的现实环境,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和建议。研究的创新在于通过综合实证分析和理论思辨方法,从具体微观的科学实践活动中提炼并剖析了科学家人文精神的内涵及价值。研究的核心结论是:科学家人文精神本质是一种人性关切,在丰盈科学家文化精神追求的同时,帮助科学家跳出旧有范式制约、辩证把握科学的本质规定,从而引导和启发科学家从负责任角度为人类活动提出睿智而中肯的建议。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深远的影响,它使科学家在更高的层次上思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这种上位思考也直接关系着科学发现与创造的能力。同时研究也指出应恰如其分地认识科学家人文精神影响的有限性。只有充分认识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在促进人类福祉上的相通性和一致性,真正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才能促进科技与社会的实质进步与发展。
包海波[3](2021)在《蒙古国社会转型中的萨满教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立足宗教人类学萨满教研究的理论视角,对蒙古国社会转型中的萨满教进行了综合性考察。通过对乌兰巴托市蒙古包区萨满教职业群体的社会生活及其信仰观念、领神出道、降神治疗、建立合作组织等信仰实践的立体呈现,探究了蒙古国当代社会转型中传统萨满教信仰的复兴、传承与调适过程。论文是一部关于萨满教当代转型发展的海外民族志研究,对于认识和分析传统信仰文化的当代适应问题具有理论启示。在现实层面,关注邻国包括宗教政策、宗教发展现状和趋势的研究对维护中国的社会稳定、文化安全以及和平崛起均有深远意义。20世纪90年代,蒙古国推行了民主改革。激进式社会转型危机和放任型宗教自由化政策背景下,萨满教信仰在城市环境中得到了迅速复兴。本文在介绍了蒙古国萨满教复兴的社会文化和政策环境的前提下,首先详细梳理了萨满教与藏传佛教的交融历史,交代了变迁中的萨满教世界观及核心神灵信仰体系。其次,笔者结合案例细致描述了城市蒙古区萨满候选人从“患病者”到“萨满治疗师”的出道过程。再次,介绍了萨满教职业群体基于蒙古国民众的疾病认知,试图以“祖先智慧”、“山水神灵性”和“腾格里气力”等信仰观念应对个人、群体及国家面临的全球化与现代化引发的新型社会问题的各类仪式活动。最后,揭示了蒙古国当代萨满教失范化和无序性复兴发展的综合特点,讨论了城市萨满教团体所采取的规范化措施及其相应功能。论文主要观点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萨满教信仰在蒙古国的复兴与民主改革后出现的社会危机以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有着密切联系。随着改革中传统生计方式遭到彻底改变,牧民不断迁移至乌兰巴托城市边缘的蒙古包区,导致城市中爆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面对城市生存环境中的不确定性、易变性和无序性,产生焦虑和不安感的人们开始将“危机”归咎于被遗忘的祖先和被抛弃的故乡诸神之惩罚。与此同时,与民主和自由思想一齐兴盛起来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下,蒙古国不少民众将国力强弱、民族认同感的聚散与萨满教信仰的兴衰相结合,呼吁对原生性信仰给予应有的关注和扶持。另外,面对以基督教为代表的外来宗教在青年人中的迅速传播,一些藏传佛教信徒以及民族主义者因担心蒙古国民特质及文化风貌的西化而强调复兴蒙古传统信仰形态,为萨满教的复兴创造了机遇。第二、经济贫困和身患疾病是萨满领神出道以及民众信仰萨满教的最主要因素。首先,萨满教信仰观念和治疗仪式,使得一部分身患疾病、生活不顺者将自己苦难的现实生活与天命、山水神和祖灵“戏谑”等神圣概念联系在一起。通过成为萨满,他们不仅可以获得“治愈”,更拥有了神圣资本来平衡世俗生活。其次,萨满教治疗仪式结合了超自然信仰、巫术逻辑和蒙医疗法。萨满的治疗实践为信众不明原因的疼痛、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激发矛盾的反常状况提供了较为有效的解释和疏解途径。最后,在社会意识形态层面,广大民众将当代蒙古国的国际地位低下、经济落后以及道德崩塌等社会“病痛”归因于对传统生计方式的抛弃和对祖先信仰习俗的遗忘。在宗教社会实践中,萨满教职业群体宣扬保护生态平衡,强调祖先记忆和民族独立,以应对全球化和社会转型所造成的社会失范。第三、随着萨满人数持续激增、萨满教治疗仪式的不断多样化,蒙古国萨满教的当代复兴和发展呈现出了混乱、无序的征兆。为了应对混乱局面,草根萨满和学者型萨满联合起来,建立萨满教团体,对各类萨满进行教学、考核和认证等工作。众多萨满教团体以萨满师徒的裙带关系为组织基础,缺乏相互协调,故而并未起到规范萨满教发展的社会作用。现阶段,这些萨满教团体逐渐发展成萨满共修和具有商业化运营性质的仪式展演平台。这些现象加剧了当代蒙古国萨满教整体发展的无序性,从而造成其社会文化功用难以提升、局限于服务底层民众的性质。
王秀芳[4](2021)在《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从莫尔、圣西门、傅里叶,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社会主义的发展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的巨大飞跃,但是从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到苏东剧变的发生,也充分表征了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纵观社会主义走过的五百年历程,其中不乏思想家、政治家为此所提出的真知灼见,但是以科学家视角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管理的理论却少之又少。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是钱学森创立的,关于中国应该如何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推动21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观点和主张。这一学说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系统工程和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为方法支撑,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以促进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协调发展和高效管理为重点所进行的理论探索,是钱学森晚年学术思想的精华。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是一个内容极其广泛的理论学说,本论文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指导下,以《钱学森书信》及其补编(15卷)以及《钱学森文集》(6卷)等为主要文本依据,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等多种方法,从广泛分散在书信、文集、讲话中提取钱学森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管理的观点,在全面展现这一宝贵精神财富的真实面貌基础上,对这一理论进行概括总结、演绎分析。钱学森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规划主张始终围绕着三个问题进行:如何实现现代科学技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问题;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建设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内部各系统互相服务的问题。世界社会形态和三次社会革命观点,不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学说,深刻揭示了中国与世界发展的不同步问题,并以此为出发点,钱学森对于21世纪中国如何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管理进行了深入探索。四大领域九大建设主张对于新时代五位一体建设、教育发展和国防建设,尤其是对于创建健康中国、绿色中国、科技强国、教育强国等有重要启示与借鉴价值。社会工程和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的倡导,对于推进信息革命背景下国家治理体系从任务能力型到系统效能型转变有重要意义。虽然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不是尽善尽美的理论学说,但至少为当今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一种思路、一种方法、一种路径,而且经过实践的检验,其中的诸多理论学说已经得到了认可并被付诸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之中,虽说其中的有些观点、理论尚存在争议,但依然不能掩盖这一思想所散发的光芒。
姜剑[5](2020)在《英国来华传教士高葆真的文化传播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潮流中,西方传教士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一方面,他们是西学东渐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他们在传播基督教的同时,也自然承担着向西方世界介绍和报道中国文化的重任,也即学界所称的“东学西渐”。他们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展现和传递彼此的文化信息和成果,由此拉近了东西方认知距离,为促进彼此的文化交流担当着重要的桥梁作用。高葆真是众多新教来华传教士中的一员,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也许他不像马礼逊、理雅各和傅兰雅等人那样是闪耀的明星,但至少他用自己的文字记述留下了他所独有的扎实脚印,并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这脚印和声音也许不够清晰和响亮,但正如许许多多来华传教士一样,他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传播活动不可能也不应当被忽视和磨灭,相反非常值得去挖掘和书写,因为他们是担当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主力军。首先,通过高葆真的英文小说《中国桃胡项链》(A String of Chinese Peach-Stones,1895)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中国民俗文化西传的贡献。《中国桃胡项链》是一部用英文创作、讲述中国故事的作品。此书通过小说的传播方式收集整理了华中民俗文化素材,包括民间故事与传说、习俗生活、信仰生活和艺术生活,以小说情节为线索向西方读者展现相关的民俗现象、神话或民间故事及文化符号,使异质文化中陌生而遥远的中国印象在他的生动语言中变得鲜活而真切。借助传播学理论,我们试图从传播方式、传播内容和传播策略等方面论述这部特殊小说对中国民俗文化西传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同时他的这部饱含中国文化元素的作品无疑对中国文化的海外译介和传播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用和模式。其次,通过高葆真的西文着述本文试图关注他眼中的晚清中国印象。通过游记《漫游华中》(Rambles in Central China,1896)高葆真展现他的华中印象,向西方读者描述这片土地上的人文生态:文人与迷信、官员与府衙、弑婴现象、妇女与教育以及鲜活生动的商业街;通过《中国概观》(China under the Searchlight,1901)高氏从人口众多、团结稳固、祖先崇拜、官僚制度和文学艺术等角度介绍和阐释他眼中的晚清中国;通过他在重要西文刊物上发表的西文文章论述他眼中的中国经典文化:从中国古典小说中分析和认识中国人的宗教观和道德观,从中国古代经典中去追寻上古时代人们对上帝的信仰,从基督教的视角去认识和理解中国民间信仰,包括祖先崇拜和风水学等。再次,高葆真的中文出版活动是他传教生涯中的重要一页,这里他同着名的传教士出版活动家李提摩太产生交集,他主编的《大同报》是广学会继《万国公报》后又一重要的传教士中文刊物。本文从《大同报》介绍传播西学的角度论述它对晚清近代化的贡献和影响。《大同报》(1904-1917)是广学会继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创办的《万国公报》后又一份没有传教性质的中文综合性报纸。笔者从传播西方科学、教育、政治、社会思想等方面论述这份中文报纸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对中国社会改革所做出的努力和影响,并试图探讨它在近代中国报刊发展史上与《万国公报》相比默默无闻的缘由。最后,高葆真通过他的译述活动将西方近代科学及社会文化思想编译成中文,进一步促进近代西学东传。通过他的三部主要英文译着:《欧化篇》、《欧洲近世智力进步录》和《泰西奇效医术谭》,本文阐述了这些译述活动无论是在论述和总结西方历史和成就方面或是在相关领域传播重要的或最新成果与理念方面,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从尘封在历史角落里的故纸堆中发黄的资料档案中,我们试图追溯和勾勒百年前这位英国来华传教士的生活轨迹和传播活动,他在这方土地上与中国文化和经典思想产生不可避免的触碰和交流的火花,化作他的文字阐释作品和思想译述作品,这些作品和文字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应拥有一席之地和作用。他和他的传播活动和作品代表了一批还没有被发掘、发现的默默无闻的来华传教士及他们所作出的各自贡献,只因为不够显耀,他们也许在历史的故纸堆中正慢慢隐去,而逐渐被人们遗忘。随之而去的是那个时代众多他者视角的历史记忆,以及他们与中国文化交流与碰撞的思想火花。
李晓宁[6](2020)在《交流与认同:北京市丰台区方庄小区居民关系的民俗学研究》文中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近郊兴建了大量的高层商品楼小区,众多居民从内城迁往城郊的商品楼住宅区。这些新兴城市社区是居民交流关系生成的重要文化空间,本文以北京的方庄小区为个案,采用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的方法,收集生动的个人叙事,主要从日常交流实践的视角探究社区居民的居住关系。地处南二环与南三环之间的方庄小区是北京市政府于1984年正式批准开发建设的高层集合住宅小区。1992年全部完工的方庄是当时北京市规模最大的住宅区,也是北京市最早对个人和外籍人士销售商品房的住宅区。它所代表的是在各个城市周边开始发生的城市居民与郊区农民集聚于同一社区的新型居住关系。方庄小区是由原地的农民、个人置业者、带有企业和单位分配住房政策性质的集团购房者所共同组成,这种居住关系的生成,意味着全体居民将要经历一个社区认同与文化融合的公共文化实践的过程。居民的共同体意识并不是像原来所在村落那样成为一种绝对的需要,不同的年龄群体或者性别群体会根据不同的需求构成各自的日常交流方式。在社区公共生活秩序的建构中,不同的交往行为具有不同的意义。本文设置了几个基本问题来进行研究:家庭生活需求的满足中居民的日常交流实践,个人娱乐需求满足中居民的日常交流实践,服务性的社区公益活动的参与和社区认同,基于社区生活的文艺创作对于社区认同的作用。从家庭层面来看,家庭的日常生活虽然不依赖但也不能完全离开居住社区。从个人层面来看,拥有不同的业余爱好与修养背景的居民结成形式多样的趣缘群体。参与个人喜爱的兴趣团体成为个人融入社区的重要方式。此外,社区新型居住关系的建构离不开居民自觉自愿进入公共领域从事公益活动,做出各种实际的奉献。居民自发创作关于社区生活的文艺作品包含居民的真实感受与想象,这些文艺作品激发了人们关于社区的想象,从而增进了对社区的认同。城市社区居民进行着形式多样的日常交流实践,这些交流既满足着家庭生活的需求,也满足着个人娱乐休闲的需要。居民在社区公益活动参与中获得个人成就感与社区认同感,活动参与促进了人们之间的交流。社区生活催生人们的文艺创作,这些包含真实与想象的创作促进对社区共同体的想象,从而达成认同。不管个人生活还是家庭生活都无法脱离社区,基于不同需求的交流实践构成对社区共同体的认同。虽然方庄小区具有特殊性,居民构成关系呈现多元特征,因其成立时间较早,人们经历了比较充分的社区公共生活秩序以及文化建构的过程,积累了丰富经验,值得我们去研究。我们注意到家庭在社区日常交流中的重要作用,也注意到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在未来城市社区的发展过程中,民俗学以城市居民小区为单元进行研究是可靠且具有操作性的一种方法。从文化交往的意义,关注居民如何积极建立互动合作和相互服务的关系,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传统的居住关系在蜕变为一种新型居住关系过程中,仍然保留了传统生活文化的核心价值和基本精神。如何通过交流实现认同是本文的核心问题,将个案置于整个中国城市发展中,民俗学应该关心人们的文化需求以及他们如何创造自己满意的生活,他们不断提出新需求从而建立了当前灵活多样的合作形式与日常生活交流方式。
刘丽丽[7](2020)在《中日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教育志愿行动是以促进不特定人群在知识建构、品德修养、人格形成、心理健康等方面获得成长的志愿行动,自愿性、非营利性和教育性是教育志愿行动的本质特征。教育志愿行动的思想支撑是志愿精神,志愿精神是人类公共精神的汇聚,是公民的理想道德人格,是人类在反思现代性问题后所追求的价值。大力推动教育志愿行动能够促进志愿精神扎根社会生活,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我国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不仅有效缓解了教育资源供需矛盾,为弱势儿童群体提供个性化支援方案,还对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培育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大学生教育志愿者的高尚行为能够引导社会成员积极参与公共生活,追求有道德的生活和完满生活。本研究以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为研究对象,以人本主义激励理论为理论基础,采取中日比较的视角,重点剖析两国在激励机制方面的优势与不足,探索完善我国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的路径。激励机制是激励赖以运转的一切方法、手段、环节等制度安排的总称,是用一系列理性化的制度来反映激励主体与激励客体间相互作用的方式,主要包括激励空间维度、激励时间维度和激励逻辑维度三个维度。按照上述三个维度分析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的激励机制,具体包括动员方式、法制环境、价值认同、动机管理、运行手段、评估反馈、保障奖励,这构成了本研究分析中日两国优势、不足及提出策略的基本框架。采用文本分析与实证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梳理了中日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的思想源流、实践演进历程、法制建设情况及政策措施实施情况。采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在中日两国选取12所大学收集样本,共收集问卷样本442份,访谈样本176份,作品样本201份,撰写参与观察日志3万余字。研究发现,中日两国在建构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方面各有千秋,批判性地吸取日本经验有利于不断完善我国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政府自上而下推动、动机培育兼顾个人与集体、统筹调配物资是我国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的优势,应该继续坚持。另一方面,政府主导过强、法制环境有待完善、自我价值认同困难、大学生志愿组织专业化不足、评估反馈不畅及保障不够充分是我国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日本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动机模糊现象突出、组织架构不健全及监管有余评估不足。本研究在分析双方存在问题及成因的基础上,提出了简政放权激活民间志愿组织活力等完善我国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的策略。高明的激励策略应能够促使志愿者不断追求“超越自我”,让志愿行动成为人生价值与意义的载体,与自我融合,成为个体存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李小刚[8](2020)在《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文中研究表明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1888-1953)是20世纪美国首屈一指的表现主义戏剧巨匠、民族戏剧的奠基人和世界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作为一名多产的剧作家,他在近40年的戏剧创作生涯中,撰写了50余部剧作、大量的戏剧理论和诗歌作品,一生荣获四次普利策戏剧奖,并于1936年荣膺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获此殊荣的美国剧作家。他与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1915-2005)、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1911-1983)一起被誉为20世纪美国最优秀的三大剧作家;评论界称他们三人“共同将美国戏剧的重要性扩展到本国以外的天地,同时也为世界各地的当代剧作家提供了戏剧成就的标准。”[1]奥尼尔对于中国戏剧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他直接推动了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转型;20世纪30年代他对中国戏剧的影响集中体现为对洪深和曹禺两位大师戏剧创作的影响,80年代则主要表现为对中国“探索派”剧作家和导演的影响。因此,在当前中西跨文化戏剧交流语境下,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接受、影响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是极为必要的。本文试图从比较文学接受理论视角出发,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方法,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演出和影响的状况进行系统梳理和概括,重点探讨奥尼尔的《早餐之前》《天边外》《安娜·克里斯蒂》《榆树下的欲望》《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以及《琼斯皇》《毛猿》《奇异的插曲》《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等表现主义剧作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以完整勾勒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升降起伏的接受轨迹曲线,展现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接受、影响的全景式图景。全文分为五章,分别阐述奥尼尔其人其作、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演出等接受情况,以及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产生的巨大影响。第一章从比较文学流传学的角度研究“放送者”奥尼尔及其戏剧创作历程。奥尼尔作为表现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由于其爱尔兰裔美国人的身份,无法真正融入美国社会文化当中,永远是一个游走于美国社会边缘的“他者”、忧郁的悲剧作家;他的戏剧创作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在创作中他充分吸收古代先贤哲思的营养,继承前辈的文学遗产和戏剧传统,在戏剧创作实践中充分运用表现主义戏剧手段来挖掘、表现人物心灵深处的思想、情绪和意念,凸显出人物内心世界表现上的巨大张力。第二章从译介学角度出发,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进行研究。奥尼尔戏剧的中国译介主要划分为四个阶段:20年代译介的序幕、30年代的第一次译介热潮及蓬勃发展阶段、40至70年代译介的低谷期、新时期以来奥剧译介第二次高潮及多元发展阶段。同时,本文对奥尼尔同一源语剧作、风格迥异的中译版本进行比照,以考察译者们所采用的殊异的翻译策略;阐明两次“奥尼尔热”期间,翻译界对于奥剧的翻译是以戏剧文学而非舞台演出为导向,其宗旨是仅将翻译的戏剧文本当作文学作品来赏读,而非当作剧场文本进行舞台演出。第三章主要阐述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的研究情况,主要对奥剧研究形式的接受状况进行梳理总结。从历时角度考察,相似的是在30年代和80年代的两次“奥尼尔热”期间,掀起了两次奥尼尔研究热潮;从共时角度考察,1980年代以来,随着“二度西潮”的兴起和国内、国际尤金·奥尼尔学界的交流与融合日趋频仍,奥尼尔戏剧研究逐步趋于精细化、纵深化、专题化和数据化;研究视角更加宽广,研究方法日趋丰富多元,并且呈现出向跨学科、跨文化视角转变的态势。学界从多角度、运用多方法对奥尼尔及其剧作进行深度开掘和现代阐发,标志着中国的奥尼尔戏剧研究进入一个更为宽广的领域。第四章集中阐释奥剧在中国的搬演情况,主要从演出概况、导演构思及舞台呈现三个维度出发,重点考察新时期以来奥剧如《榆树下的欲望》和《安娜·克里斯蒂》的话剧改编演出和戏曲移植性改编演出概况;同时观照奥尼尔其它经典剧作《早餐之前》《天边外》近年来在中国的演出情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奥尼尔及其剧作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和舞台接受状况。第五章深入探讨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奥剧的译介、研究和舞台搬演呈现出的是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整体接受状况,那么在此接受的基础上,奥尼尔戏剧必然会对中国戏剧尤其是对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转型产生深远的影响。80年代是中国戏剧现代性转型再度勃兴的关键期,这一时期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具体体现为对“探索派”剧作家李龙云和李杰戏剧创作的影响,尤为集中地体现在李龙云的《荒原与人》和李杰的《古塔街》对奥尼尔表现主义戏剧手段的创造性援用和创新性发展之上。
教育部[9](2020)在《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文中研究表明教材[2020]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中小学课程体系,我部组织对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进行了修订。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以及思想政治、语文、
李丹[10](2020)在《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易经》与《圣经》会通研究》文中认为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来华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在16世纪西方文化充满血腥的初期全球扩张中,唯一的例外,是与中国文化的和平接触。在这一文化交流中,起到重要主导作用的,是在宗教改革之际刚成立的一支天主教修会——耶稣会。许多在中西文化交通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均来自这支充满活力与创新精神的修会,如利玛窦、罗明坚、汤若望等。在这次长达200年的文化交流中,大量中国文化经典被翻译至欧洲,大量传教士潜心研习中国文化并传授给其他传教士,由此引发了欧洲的汉学热,也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欧洲汉学研究。《易经》作为五经之首,自然是耶稣会士们诠释的重点。他们力图从天主教义理的角度对《易经》进行诠释,并以此将中国历史纳入天主教领域中。绪论部分主要回顾了有关耶稣会士易学研究的成果。国外的传教士汉学研究偏重历史性研究,主要聚焦传教士个人来华传教经历和其宗教生涯,研究兴趣点多在于天主教在华发展的历程,而较少对某位传教士具体思想的研究。国内的研究内容丰富,包括传教士来华后的天文、数学、历法、历史研究等,成果最为丰硕的是耶儒互动领域,传教士与儒学的互动一直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但是,目前对耶稣会士易学的独立研究仍然比较匮乏,对此主题的论述多夹杂在耶儒互动的论文或着作中,无法窥得总体全貌。本论文正文共五章,旨在阐释明清时期耶稣会士所采取的文化适应传教政策及在此政策指导下的《易经》与《圣经》会通实践。主要包括耶稣会士对《易经》的译介、从天主教角度出发将象数和卦爻辞与《圣经》会通,以及对某些易理范畴进行宗教性的诠释,以证明中西文化同源于天主真道,《易经》与《圣经》同为天主给予世人的神圣启示。第一章着重阐释耶稣会成立的历史背景及其传教特点。历史上,耶稣会最为引人注目同时也引起最多争议的,是在传教区实行的文化适应政策。耶稣会士在世界各个地区以此宗旨推行传教活动,根据当地文化特色调整策略。这一政策在中国的成效最为突出,打破了多年来天主教难以跨入中国的困境。本章梳理了自利玛窦、罗明坚入华至其传教活动被禁止的近200年间,适应政策的发展与调整。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本文将耶稣会在华适应政策区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利玛窦时期以“四书”为重的适应阶段,到全面研究学习中国文字、文化、社会生活的全面适应阶段,再到索隐派耶稣会士来华后聚焦《易经》的文化适应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发展推进,缘于中国社会的变迁、中国知识分子对天主教认识的深入、罗马教会对耶稣会文化适应政策的讨论几个方面,更有“中国礼仪之争”这一历史事件的推动。适应政策的整个发展过程,是耶稣会士对《易经》的了解和研学不断深入的过程,且展示了《易经》如何从一开始在这次交流中附于《圣经》、为《圣经》作注,到后期成为与《圣经》同源的天启之书。第二章梳理了传教士围绕《易经》所产生的各种争议,以及耶稣会士对《易经》的翻译和传播。罗马教廷和其他修会的传教士一直对耶稣会的文化适应政策有所微词,认为其为了迎合中国文化,在天主教教义上做出了过多的让步。面对《易经》这一可以进行多种诠释的文本,耶稣会士欢欣鼓舞,认为可以从中挖掘出上帝的神启,而罗马教廷方面某些传教士认为这是一种可怕的误读并加以拒绝。为了说服罗马方面和其他修会,耶稣会士们不断学习、翻译、介绍《易经》,为《易经》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做了大量早期工作。法国耶稣会士雷孝思于1736年所译拉丁语《易经》尘封多年后于1834年整理出版,成为西方世界第一个完整的《易经》译本。此译本虽为拉丁语,但对后世颇具影响。1876年英国传教士麦丽芝翻译出版第一本英语《易经》,理雅各则于1882年出版了西方世界最具影响力的英语版《易经》。第三章主要介绍了耶稣会士如何从象、数和卦爻辞这三个方面对《易经》和《圣经》进行会通。因早期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人对《易经》并未进行非常深入的研究,这一部分内容主要集中在耶稣会士中的索隐派,如白晋、马若瑟、傅圣泽等人的研究。第一节考耶稣会士以易数会通《圣经》的内容。在基督宗教认知体系中,数字与上帝真理存在联系,耶稣会士遵循此传统,以易数解读上帝给予中国古人的启示。同时,康熙帝为证明“西学中源”,鼓励耶稣会士对易数的研究。在这两者的推动下,索隐派对易数的研究包括了具体的数字,如“三”“一”,也包括图书之学,如河图、洛书,是一种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虽有牵强偏颇之处,但也为传统易学开拓出新思路。第二节考耶稣会士以易象会通《圣经》的内容。耶稣会士发现易象可以无限外延至伦理、哲理领域的特点,将其与《圣经》中的教义理念、故事人物进行会通。同时,因为《圣经》本身所具有的隐喻、象征这一传统,使得以易象会通极为合理。此节主要阐释耶稣会士以汉字之“象”发掘《圣经》之意,如白晋以汉字之“象”塑造伏羲为先知,马若瑟以汉字六书解读《易经》文本、挖掘经文真理。第三节考耶稣会士对具体卦爻辞的会通式解读。卦爻辞因其语言简洁、寓意丰富,给予耶稣会士极大的诠释空间。他们以《圣经》文本为据,将卦与圣经中的事件或人物一一对应。如白晋将《乾》诠释为圣子耶稣的一生经历,《坤》为人类受恶魔诱惑堕落历程。另外,《谦》卦因与基督宗教中谦德有所对应,耶稣会士对其多加以阐述,以期证明《易》中之《谦》乃天主给予中国古人的神圣教化。此种诠释虽有牵强附会之处,却也增加了中西文化的互通性。第四章选取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易理范畴,综合考察了耶稣会士对其所做的诠释和与《圣经》会通的方式。其中,“上帝”和“太极”都涉及宇宙生成观,是耶稣会士推进传教工作的关键。只有将中国传统经典中的这两个观念进行了圆融的解释,才能使中国人信服上帝创世之说,才能使中国人信服上帝。另一个“圣人”范畴,则给了耶稣会士很大的空间将其诠释为耶稣救世主或弥赛亚,并以此说明上帝的光芒早就曾照耀到中国。第一节考“上帝”之说。基督宗教至高神在中国的名称,曾有多种选择,如“天主”“大父母”“上帝”,“上帝”为利玛窦所定,引起争议最大,影响最为深远。耶稣会士以《易经》文本为据,以证明古经籍中“上帝”即为基督宗教至高神,中国古人早已得知天主真义。第二节考耶稣会士“太极”观念。耶稣会士对太极的认识有所分歧,利玛窦等人否认太极的宇宙生成意义,以证明基督宗教之神是唯一创造者;索隐派耶稣会士认为太极与天主属性同一,太极即天主,其诠释也不再局限于文本,而扩展到以图、以数、以神秘主义进行诠释。两种观点的分歧源于对中国经籍和中国文化的不同态度。利玛窦认为天主教可“补儒”,因此寻找相同点而剔除不同点;索隐派则认为天主教与中国文化同源,为中西的不同呈现形式,因此太极这一重要且具有本原性的概念必不与天主教义理冲突,而只需探寻其同源性。第三节考耶稣会士的“圣人”观。此处也有两种相异观点。利玛窦等耶稣会士认为中国本无圣人,古籍中圣人之举动皆为耶稣之行为。但此种诠释难以应对古经中内容丰富多变之圣人涵义。另有耶稣会士就此情况,提出中国古经中圣人应为基督宗教先知。以《易传》中圣人行为为例,开启民智、教化世人,实为天主在人间传播真理的代理人,此种解释将伏羲、神农等纳入先知之列,使中国古史与《圣经》所录历史同步,再一次证明中西同源。第五章对耶稣会士的文化适应政策和此政策对《易经》与《圣经》的会通研究所产生的影响、其价值取向进行了反思和评价。第一节论述耶稣会士的会通性易学研究在中国本土儒士中所引起的反响。对于皈依天主教的儒士来说,他们基本认同耶稣会士的会通性诠释,对“上帝”“太极”等基本范畴的理解与耶稣会士保持基本一致。但由于其中国文人的身份,他们能敏锐地发现耶稣会士诠释中牵强不当之处,他们从自身儒学背景出发,对传教士的诠释进行了再诠释,更加丰富了会通的内容和深度,使被西方传教士异化了的中国传统概念部分回归本位。对于反教儒士来说,耶稣会士的诠释不仅是对中华文化的完全误读,也是对中国统治政权的威胁,其目的是破灭儒家思想,他们在自已的反教着作中对耶稣会士的诠释内容一一进行驳斥,所反映的是中国文化思维惯性与思维定势对士人生存样态的制约。第二节考耶稣会士《易经》研究在欧洲的回响。虽然在礼仪之争时期,对《易经》的研究和评价是罗马教廷斥责耶稣会士的主要原因,但是若干年后,耶稣会士的研究得到了教廷的承认,并认为是对《圣经》内容的丰富与扩充。从学术角度来说,耶稣会士的易学研究推动了西方对中国经典的了解和认识,特别是索隐派的易学研究,使欧洲汉学真正踏上了正确的途径。他们对于《易经》与《圣经》会通的努力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这一争议反过来又引起了后世学者的兴趣,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更为理性的西方易学研究和更为严谨的《易经》译本。不可不提的是莱布尼茨的二进制与白晋的易数研究,这在东西方已广为人知。另外,莱布尼茨对于“普遍语言”的追求也在索隐派的易学研究中找到了灵感。第三节是对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的总体反思与评价。由于《易经》与《圣经》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认知系统,若想将两者会通,耶稣会士难免要采取一些策略,如初期只认同古经古儒,而排斥宋儒注疏。以往学者往往将这一策略视为对中国文化的误读。但若考察耶稣会士在华近二百年的互通研究,会发现其研究策略和研究主体的变化与调整。从利玛窦时期以天主之学为主体,到索隐派于中国古籍和汉字中寻找天主痕迹,这一会通从起初的宗教诠释转为汉学研究。但是由于中西文化存在鲜明且不可调和的差异之处,如耶稣会士所设想的全然互通必不可能,其所做的努力虽有不合理之处,但由于其具有较为一致的目标,即相信并努力寻求中国古典中一神宗教的证明,且其会通与解读具有延续性,可达到其他个别诠释所不能达到的状态,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并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盛况。
二、来自玻尔哲学的启示——“天地生人”系列讲座(18)(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来自玻尔哲学的启示——“天地生人”系列讲座(18)(论文提纲范文)
(1)先秦儒家动物观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原因 |
二、研究意义 |
三、相关概念辨析 |
(一)动物 |
(二)动物观 |
四、研究综述 |
(一)动物学史的研究 |
(二)动物文化史的研究 |
(三)动物伦理学的研究 |
(四)总体评价 |
五、研究思路 |
六、研究方法 |
第一章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起源 |
第一节 天地化育万物 |
第二节 动物的生殖现象 |
第三节 动物的化生现象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基本特征 |
第一节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生物特征 |
一、“血气”的解说 |
二、“血气之属”的生理特征 |
三、“血气之属”的心理特征 |
第二节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社会特征 |
一、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类道德属性之别 |
二、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类社会结构之别 |
三、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类劳动能力之别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的生活联系 |
第一节 先秦儒家对动物的利用 |
一、先秦儒家利用动物的基本情况 |
二、先秦儒家利用动物的基本理由 |
三、先秦儒家利用动物的主要困境 |
第二节 先秦儒家对动物的管理 |
一、动物职官与儒家制度规范 |
二、驯养动物与儒家统治艺术 |
三、人兽冲突与儒家礼法之争 |
四、动物管理与儒家政治理念 |
第三节 先秦儒家对动物的保护 |
一、儒家动物保护的主要措施 |
二、动物保护与儒家社会蓝图 |
三、儒家动物保护的生态意义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的道德关系 |
第一节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道德形象 |
一、人类的禽兽化与禽兽的仁义形象 |
二、仁禽义兽与凶禽猛兽 |
第二节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道德地位 |
一、动物道德地位的依据 |
二、儒家动物伦理的发展历程 |
三、仁民爱物的等差秩序 |
四、仁民爱物的伦理困境 |
第三节 先秦儒家论“德化动物” |
一、恩及禽兽与德化鸟兽 |
二、百兽共舞与儒家乐教 |
三、万舞翼翼与墨子“非乐” |
四、沉鱼落雁与道家天籁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的信仰联系 |
第一节 动物神灵与儒家信仰体系的建构 |
一、山川精怪 |
二、灵禽瑞兽 |
三、农业动物神 |
四、人兽变形 |
第二节 动物献祭与儒家祭祀礼仪的转向 |
一、动物献祭的传统 |
二、动物祭品的道德化 |
三、动物献祭仪式的变革 |
第三节 动物占卜与儒家天命观念的转型 |
一、龟甲占卜 |
二、动物与占梦术 |
三、动物与占星术 |
第四节 动物与神道设教 |
本章小结 |
结论 |
一、先秦儒家动物观的主要内容 |
二、先秦儒家动物观的主要特征 |
三、先秦儒家动物观的主要意义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2)科学家人文精神及其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1.1 科学与人文的结合是科技发展的必然趋势 |
1.1.2 人文精神关乎科学家科学活动的价值向度 |
1.1.3 当代中国急需塑造科学人才的人文精神 |
1.2 研究现状及评述 |
1.2.1 杰出科学家人文精神的研究 |
1.2.2人文浸润与科学成就的相关性分析 |
1.2.3 人文精神助力科学活动的机理探索 |
1.2.4 缺乏结合科学实践的微观实证研究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3.1 丰富对科学家人文精神的学理性认识 |
1.3.2 更深层次理解和推进科技与社会发展 |
1.4 研究方法、技术路径与创新之处 |
1.4.1 研究方法 |
1.4.2 技术路径 |
1.4.3 创新之处 |
第2章 科学家人文精神的概念厘清与理论基础 |
2.1 概念辨析 |
2.1.1 科学家与杰出科学家 |
2.1.2 人文与人文精神 |
2.1.3 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 |
2.2 代表性观点 |
2.2.1 科学家的人文学养 |
2.2.2 科学家的道德良知 |
2.2.3 科学家的人类关怀 |
2.3 理论基础 |
2.3.1 马克思主义: 人论 |
2.3.2 萨顿: 科学人文主义 |
2.3.3 劳斯: 科学是一种文化 |
第3章 杰出科学家人文精神的实证分析 |
3.1 基于传记内容的杰出科学家人文精神探索 |
3.1.1 杰出科学家的选定 |
3.1.2 以学术评传和自传为研究素材 |
3.1.3 研究范式的考量 |
3.1.4 内容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 |
3.1.5 数据处理 |
3.2 杰出科学家人文精神主要表现的研究结果 |
3.2.1 深厚的人文艺术素养 |
3.2.2 纯粹的求知探索动机 |
3.2.3 增进人类福祉的宇宙情怀 |
3.3 杰出科学家人文精神影响的研究结果 |
3.3.1 拓宽认知疆域 |
3.3.2 启迪灵性思维 |
3.3.3 激发创造动能 |
3.3.4 引领价值追求 |
3.4 讨论: 人文艺术熏陶让科学家更优秀? |
第4章 当代中国青年科技精英人文精神的实证分析 |
4.1 基于访谈文本的当代中国青年科技精英人文精神探析 |
4.1.1 青年科技精英的选取 |
4.1.2 以Wiley人物专访为分析文本 |
4.1.3 扎根理论为研究方法 |
4.1.4 数据处理 |
4.2 中国当代青年科技精英人文精神内涵的研究结果 |
4.2.1 报国为民的家国情怀 |
4.2.2 信实不欺的诚信态度 |
4.2.3 坚持不懈的探索精神 |
4.2.4 跨界互动的协作精神 |
4.2.5 兼济天下的奉献意识 |
4.3 中国当代青年科技精英人文精神影响的研究结果 |
4.3.1 动力推进 |
4.3.2 道德约束 |
4.3.3 境界提升 |
4.3.4 价值引导 |
4.4 讨论 |
4.4.1 中国人文的“为道”与西方人文的“为学” |
4.4.2 科学家镜像评价与真实自我之间的反差 |
第5章 科学家人文精神的审思 |
5.1 科学家人文精神本质是一种人性关切 |
5.1.1 科学活动主体的人性 |
5.1.2 科学社会职能中的人性 |
5.1.3 科学文化传统中的人性 |
5.1.4 出发点与落脚点:人 |
5.2 科学家人文精神的价值分析 |
5.2.1 让科学家“高出”自己 |
5.2.2 增进科学活动的上位思考和德性考量 |
5.2.3 为科技创新提供价值引领和精神支撑 |
5.2.4 推动人类持续发展和文明进步 |
5.3 科学家人文精神积极作用的有限性 |
5.3.1 科学家人文精神价值的发挥受到历史与境的影响 |
5.3.2 认识论差异决定了人文精神对科学创造作用的有限性 |
5.3.3 方法论差异决定了人文精神对科学创造作用的有限性 |
5.4 为学还是为道?当代科学家应当具备怎样的人文精神? |
5.4.1 当代科学发展的新特征——步入大科学时代 |
5.4.2 大科学时代凸显科学家社会责任与伦理道德 |
5.4.3 大科学时代科学家还需要“为科学而科学”吗? |
5.4.4 追求科学卓越和促进人类福祉在大科学时代不可偏废 |
第6章 科学家人文精神培育提升的现实环境及对策建议 |
6.1 有利环境 |
6.1.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 |
6.1.2 科学家精神得到大力弘扬 |
6.2 制约因素 |
6.2.1 工具理性的蔓延张扬 |
6.2.2 重理轻文的教育格局 |
6.2.3 科技体制的内在缺陷 |
6.2.4 科学家人性形象传播不足 |
6.3 培育途径 |
6.3.1 注重好奇心和求知欲的早期引导和激发 |
6.3.2 重视科学后备人才伦理道德的贯通式培育 |
6.3.3 变革教育模式中科学与人文的过度对立 |
6.3.4 塑造科学家形象时坚持以人为本 |
6.4 提升对策 |
6.4.1 鼓励科学家的人文艺术浸润 |
6.4.2 增强科学家科研的内在探索动机 |
6.4.3 重视良好学术生态的营造与建设 |
6.4.4 加大国家层面的呼吁与弘扬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7.1 主要结论 |
7.2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 |
(3)蒙古国社会转型中的萨满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选题缘由与问题意识 |
一、选题缘由 |
二、问题意识 |
三、选题意义 |
第二节 基本概念与先行研究 |
一、民族学人类学的萨满教研究 |
二、国内萨满教研究历程与特点 |
三、聚焦蒙古国的萨满教研究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论文框架 |
一、民族志的研究方法 |
二、田野工作介绍 |
三、论文结构与内容 |
第二章 社会转型中萨满教复兴的文化政策环境 |
第一节 蒙古国社会转型 |
一、蒙古国生态人文概况 |
二、社会转型与民众生计变迁 |
三、从乡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 |
第二节 蒙古国城市生境 |
一、亦城亦乡的蒙古包区居住环境 |
二、蒙古包区的居民及其生活状况 |
三、困境中居民对宗教解禁的呼吁 |
第三节 蒙古国宗教政策与宗教复兴现状 |
一、当代蒙古国宗教政策法规 |
二、传统与非传统宗教发展现状 |
三、蒙古国的宗教格局与萨满教复兴 |
第三章 萨满教观念体系的变迁与调适 |
第一节 蒙古萨满教发展史 |
一、大蒙古国至元朝时期的萨满分层 |
二、明清时期的萨满教衰落与萨满分类 |
三、蒙古人民共和国宗教肃清时期的“佛博一体” |
四、宗教解禁后蒙古国边区的萨满教遗存 |
第二节 萨满教世界观的调适 |
一、对三界宇宙观的新型解释 |
二、灵性自然观的代际传承 |
三、城市居民的灵魂观 |
第三节 萨满教核心神灵信仰的传承 |
一、不断丰富的腾格里信仰 |
二、山神、水神与山水神 |
三、驱使萨满领神的翁滚祖灵 |
第四章 萨满领神出道的过程及其调适策略 |
第一节 作为神圣资本的萨满病 |
一、萨满病与加入式梦境 |
二、萨满师徒关系的缔结 |
三、唤醒萨满特性与入迷的康复治疗 |
第二节 体现圣俗身份转换的萨满服饰和法器 |
一、萨满神服及其象征意涵 |
二、脱魂与附体的工具:口弦琴和单面鼓 |
三、进攻与防护的法器:神杖、铜镜及其他 |
第三节 确立正统萨满身份的领神出道全过程 |
一、确立萨满身份的初次公开领神 |
二、获得社会认可的祭祀山水神仪式 |
三、巩固萨满身份和强化族人信仰的祭灶仪式 |
第五章 萨满教治疗仪式类型及其功能调适 |
第一节 地方性疾病认知 |
一、大众疾病观 |
二、医院条件与治疗缺陷 |
三、萨满教的病因论 |
第二节 平衡个体身心的祛污净化仪式 |
一、亲历净化仪式 |
二、治疗躯体性污染的仪式 |
三、治疗心性污染的仪式 |
第三节 调节个体与他者关系的治疗仪式 |
一、缓解家庭矛盾的治疗仪式 |
二、了结邻里恩怨的萨满教仪式 |
三、破除萨满诅咒的降神仪式 |
第四节 重塑人与自然关系的禳灾祈福仪式 |
一、向自然神祈福的祭祀圣湖仪式 |
二、禳解新冠疫情的血祭大地仪式 |
三、为国祈福的不儿罕山祭天仪式 |
第六章 应对与调适失范状态的萨满教社团 |
第一节 当代萨满教复兴发展的失范状态 |
一、萨满教传承的失范性 |
二、萨满教仪式与治疗实践的无序性 |
三、萨满牵线“病人”的随意性 |
第二节 萨满教社团及其创立 |
一、萨满教组织的创立流程及发展现状 |
二、学者与草根萨满合作创办的“灶火中心” |
三、统合萨满教组织的联合会及其创新型社会角色 |
第三节 萨满教组织领导人物的互动与博弈 |
一、共推的“典型”:国家大萨满边巴道尔吉 |
二、萨满之父:奥德格日乐 |
三、共谋与博弈的领导关系 |
第四节 规范萨满教复兴发展的团体性活动 |
一、对萨满的教学、考核与认证 |
二、组织恢复萨满教传统祭祀与祈福的习俗 |
三、推动多元社会文化活动的萨满教组织 |
结论 |
一、蒙古国社会转型中的萨满教传承与调适 |
二、萨满教当代复兴与若干宗教社会问题 |
三、蒙古国萨满教研究的学术启示 |
参考文献 |
西里尔体及畏兀儿体蒙古文字母的拉丁转写表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后记 |
(4)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 |
四、研究方法、意义、不足 |
第一章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发展轨迹 |
第一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形成的历史逻辑 |
一、资本主义的入侵催生了近代国家观念和科技救国思潮的产生 |
二、二十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复杂多变 |
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实践 |
第二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形成的思想渊源与影响因素 |
一、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形成的思想渊源 |
二、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形成的影响因素 |
第三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形成过程 |
一、萌生阶段(1930-1955):在救国思想主导下,初步接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努力掌握专业知识 |
二、发展阶段(1956-1981):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系统工程思想逐步成熟 |
三、成熟阶段(1982-1996):在邓小平理论的影响下,开始用社会工程思想思考社会主义建设问题 |
四、完善阶段(1997-2009):在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影响下,以“钱学森之问”为标志继续思考国家重点领域的发展问题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钱学森关于时代发展特征的分析 |
第一节 对时代发展特征的把握分析(一):“科学技术”视角 |
一、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不断发展 |
二、当今世界科技发展呈现“大科学”发展态势 |
三、把握产业革命才能推动社会不断发展 |
第二节 时代发展特征的把握分析(二):“世界社会形态”视角 |
一、世界社会形态是世界历史发展到信息革命时代的阶段性特征 |
二、信息化、差异化、资本化是时代发展的重要趋势 |
三、钱学森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解读 |
第三节 对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和重大任务的认识 |
一、第一次社会革命奠定了当前中国发展的制度优势、思想优势 |
二、第二次社会革命亟需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协调发展的问题 |
三、主动为第三次社会革命作准备 |
第四节 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战略对策 |
一、 “时代差”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任务是极其艰巨的 |
二、科技立国重要性日益凸显 |
三、用系统视角分析时代问题 |
第五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总体内容 |
一、基本理念与创新主张 |
二、方法支撑和具体运用 |
三、主要框架及基本内容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钱学森关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理论探索 |
第一节 钱学森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创新探索 |
一、瞄准新兴产业革命推动国家产业不断升级 |
二、加强三大经济学研究助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
三、运用系统工程提高经济管理水平 |
四、创造性地提出人民体质建设主张 |
第二节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一):大力开展“科技经济建设” |
一、科技是21 世纪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核心 |
二、发挥社会主义国家优势大力推进科技经济建设 |
三、建设主动型“宏观控、微观放”的科技经济管理体制 |
四、依靠伦理、管理、法理规约科技经济行为 |
第三节 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二):重视发展“人民体质建设” |
一、从整体的角度规划人民体质建设 |
二、深入研究人体科学 |
三、推进医学改革 |
四、关心重视老龄人口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钱学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探索 |
第一节 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创新探索 |
一、钱学森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及必要性 |
二、钱学森论精神文明建设的必要性 |
三、研究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的学问 |
第二节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思想建设是“主观表现” |
一、思想指导: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 |
二、 理论研究:思维科学、系统科学、社会科学加行为科学是关键 |
三、技术手段:思想政治社会工程 |
第三节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客观表现” |
一、 “中国文化是强大的国力” |
二、传统文化的扬弃主张 |
三、建设21 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 |
四、21 世纪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张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钱学森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理论探索 |
第一节 钱学森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创新探索 |
一、较早进行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理论研究 |
二、利用各种机会,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主张 |
三、主张建立行政科学理论体系 |
第二节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一):政体建设 |
一、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看法与主张 |
二、行政机构必须因时因事进行调整 |
三、建立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行政工作体系 |
四、总体设计部:现代国家智库建设的雏形 |
五、中央科学技术委员会:加强科学技术的综合管理 |
第三节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二):法律建设 |
一、法治以实现对社会和国家的最佳治理为目的 |
二、构建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系统工程 |
三、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法治系统工程 |
第四节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三):民主制度建设 |
一、为完善基本民主制度献计献策 |
二、探索落实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路径 |
三、开展人民政协学研究助力协商民主 |
第五节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四):党的建设 |
一、钱学森对加强党员队伍建设的建议和主张 |
二、钱学森关于领导科学及领导干部的培养主张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钱学森关于地理建设的理论探索 |
第一节 钱学森提出地理建设的过程及基本主张 |
一、钱学森提出地理建设的过程 |
二、地理建设的主要内涵 |
三、地理建设的理论依据 |
第二节 基础设施建设:国土工程 |
一、把交通建设作为地理建设之本 |
二、在“尊重”和“创造”基础上开展水利建设 |
三、发展沙产业、林产业、草产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产业 |
四、加快现代城市建设 |
五、推进重点地区发展 |
第三节 地理建设(二):生态环境保护 |
一、国家再生资源委员会:规划资源回收利用 |
二、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
三、灾害学研究:科学防治自然灾害 |
四、城市学研究:山水城市发展主张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钱学森关于教育、科技、外交、国防发展的理论探索 |
第一节 加快教育事业发展 |
一、教育是第一位的大事 |
二、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 |
三、进行全面的教育改革 |
四、开展大成智慧教育 |
第二节 推动科学技术发展 |
一、党要不断提升科技领导力 |
二、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 |
三、面向群众开展科普宣传 |
第三节 积极践行和平外交政策 |
一、平等是外交的基础 |
二、坚持独立自主原则 |
三、贯彻世界范围内的群众路线 |
四、大力维护国家安全 |
第四节 推进国防与军队现代化建设 |
一、认真研究21世纪国防建设重点问题 |
二、加强战略战术运用确保打赢现代战争 |
三、顺应国际军事变革推进军队现代化建设 |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总体评价与当代价值 |
第一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贡献 |
一、以系统理论创新分析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发展问题 |
二、深入阐明了科学技术推动国家进步发展的作用机理 |
三、为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中的难点和热点献计献策 |
四、解读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的某些重要论断和观点 |
五、提出并尝试破解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发展问题 |
第二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特点 |
一、科学家的理想性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 |
二、技术方法的科学性与具体场景的适用性 |
三、学理上的逻辑性与实践中的有限性 |
第三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评价 |
一、性质上:它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
二、阶段性:它是还不成熟、不完善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
三、实践上: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
第四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教育启示 |
一、树立求真求实态度,认真研究国家发展中的各类问题 |
二、汲取人物思想智慧,助力推动思政教育创新发展 |
三、注重资源开发利用,挖掘展现先进群体精神风貌 |
四、贯彻立德树人方针,实现高等教育道德性与知识性逻辑的统一 |
五、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强化科学家队伍的国家观教育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5)英国来华传教士高葆真的文化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缘起和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三、研究思路与框架 |
四、研究价值 |
第一章 来华经历 |
第一节 传教背景 |
第二节 简要生平 |
小结 |
第二章 中国桃胡与民俗传播 |
第一节 中国故事 |
第二节 中国文化符号 |
第三节 民俗记录 |
第四节 传播策略 |
小结 |
第三章 晚清中国印象 |
第一节 近看华中 |
第二节 概观中国 |
第三节 对话中国经典文化 |
小结 |
第四章 《大同报》与西学传播 |
第一节 中国近代报刊 |
第二节 广学会与《万国公报》 |
第三节 高葆真与《大同报》 |
第四节 面对变革,他们的声音 |
第五节 同时期本土报刊《大公报》 |
第六节 《大同报》历史地位 |
小结 |
第五章 译述活动和西学东渐 |
第一节 《欧化篇》 |
第二节 《欧洲近世智力进步录》 |
第三节 《泰西奇效医术谭》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6)交流与认同:北京市丰台区方庄小区居民关系的民俗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三、研究方法 |
四、论文的结构 |
五、资料的来源 |
六、创新点 |
第一章 北京城郊不同的居住关系 |
第一节 北京内城居住关系 |
一、北京城市空间格局 |
二、胡同里的四合院和大杂院 |
三、邻里之间的生活互助 |
四、邻里之间的信仰结社 |
第二节 近郊菜农村落 |
一、近郊农村 |
二、作为生产共同体的村落:蔬菜种植 |
三、作为生活共同体的村落 |
第三节 北京住宅:从平房到高楼 |
小结 |
第二章 从蒲黄榆到方庄小区 |
第一节 搬迁上楼:村落共同体的解体 |
第二节 北京首个商品楼住宅区 |
一、方庄地区的建立 |
二、方庄地区的居民组成 |
三、空间资本化与城市居住空间的高楼化 |
小结 |
第三章 小区中家庭之间的交流 |
第一节 以舞为媒:“越跳越熟,越跳越亲” |
一、舞队之中 |
二、舞场之外 |
第二节 共享养娃与家长社交:“快乐小陶子”公益绘本读书会 |
一、扎根社区的亲子阅读 |
二、社区之内的居民交流实践 |
三、走出社区的儿童集体活动 |
小结 |
第四章 休闲模式与社区认同 |
第一节 方庄民间艺术馆 |
一、从地下群租房到方庄民间艺术馆 |
二、串珠手工艺术班 |
第二节 美娘合唱团 |
第三节 书画协会 |
一、“这是我的另一个家” |
二、以书画结友 |
第四节 围圈踢毽 |
一、作为传统体育运动的踢毽 |
二、结伴踢毽 |
第五节 社区邻里节 |
小结 |
第五章 作为公共服务的社区参与 |
第一节 寻找地方历史、手绘方庄地图 |
一、寻找“蒲黄榆”的由来 |
二、手绘方庄地图 |
第二节 “十姐妹”志愿环保服务队 |
第三节 治安巡逻队 |
第四节 八老议政团 |
第五节 “掌上四合院” |
一、掌上四合院 |
二、从网络社群到面对面交流 |
小结 |
第六章 社区的想象与建构 |
第一节 作为心理认同的集体想象 |
第二节 “想象的共同体”:社区生成的重要方式 |
一、社区小报《方庄生活》 |
二、网络互动 |
三、参与和旁观:个人叙事的社区活动 |
第三节 社区的真实与想象:围绕社区生活的文艺创作 |
一、文字书写:现代社区的重要认同方式 |
二、观看与记录:方庄的光影记录 |
三、歌唱“我们的社区” |
四、画中“方庄” |
小结 |
结语 |
附录 |
主要参考文献 |
后记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中日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的提出 |
(一)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突出 |
(二)弱势儿童群体亟待支援 |
(三)大学生承担着弘扬志愿精神的重任 |
(四)日本志愿行动激励机制比较完善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意义 |
三、文献综述 |
(一)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二)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四、相关概念界定 |
(一)志愿行动 |
(二)志愿者 |
(三)志愿组织 |
(四)志愿精神 |
(五)教育志愿行动 |
(六)激励机制 |
五、研究方法 |
(一)文献法 |
(二)观察法 |
(三)调查法 |
(四)教育统计法 |
六、理论基础 |
(一)国内外激励理论发展脉络 |
(二)人本主义激励理论对本研究的指导 |
(三)本研究分析框架的建构 |
七、创新点与不足 |
第一章 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的价值意蕴 |
一、教育志愿行动的价值基础 |
(一)实意生活的德性关照 |
(二)公共生活的行动范式 |
(三)完满生活的追求 |
二、教育志愿行动的价值特征 |
(一)育人与自助的双重成长 |
(二)自我与客观世界的和谐统一 |
(三)对同质化的积极扬弃 |
三、教育志愿行动的当代意义 |
(一)促进社会和谐 |
(二)助推教育现代化 |
(三)重塑中国青年形象 |
第二章 中日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的历史演进 |
一、古代教育志愿行动的思想孕育与实践历程 |
(一)教育志愿行动的思想渊源 |
(二)教育志愿行动的古代实践 |
二、近代教育志愿行动的兴起 |
(一)近代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 |
(二)日本近代公益组织萌芽 |
三、现代教育志愿行动勃发历程 |
(一)中国萌发公营教育志愿行动 |
(二)日本民间教育公益组织兴起 |
四、21世纪教育志愿行动的发展特征 |
(一)中国教育志愿行动逐步规范化 |
(二)日本教育志愿行动逐步法制化、专业化和国际化 |
第三章 中日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现状 |
一、调查设计 |
(一)调查思路 |
(二)调查工具 |
(三)调查样本 |
(四)调查实施过程 |
二、中国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现状分析 |
(一)政府自上而下动员 |
(二)地方性法规是建设法治环境的主力 |
(三)志愿者普遍认同教育志愿行动的价值 |
(四)动机管理兼顾个人与集体 |
(五)依赖组织开展活动 |
(六)评估反馈依赖组织自律 |
(七)保障奖励以统筹调配为主 |
三、日本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现状分析 |
(一)官民协作优化公共治理资源 |
(二)法制环境比较完善 |
(三)志愿者普遍认同教育志愿行动的价值 |
(四)以教育常需培育动机 |
(五)组织化程度较高 |
(六)组织反馈坚持长周期、多轮次 |
(七)保障奖励重视组织运营 |
第四章 中日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 |
一、中国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 |
(一)政府主导过强导致民间志愿组织缺乏活力 |
(二)法制环境有待完善 |
(三)自我价值认同困难 |
(四)大学生志愿组织专业化不足 |
(五)评估反馈不畅 |
(六)保障不够充足 |
二、日本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 |
(一)动机模糊现象突出 |
(二)组织架构不健全 |
(三)监管有余评估不足 |
三、中日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存在的共性问题 |
(一)宣传不足 |
(二)筹资能力弱 |
第五章 中日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
一、中国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问题的成因 |
(一)管控与激励失调 |
(二)志愿者教育推进艰难 |
(三)志愿组织成长缓慢 |
(四)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
二、日本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问题的成因 |
(一)日本人的“娇宠”心理 |
(二)被动式发展模式 |
(三)管控宽松导致监管评估不足 |
三、造成中日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共性问题的成因 |
(一)公民心理尚未成熟 |
(二)中国的“业余性”与日本的“过依赖” |
第六章 完善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策略的思考 |
一、中日经验的相互借鉴 |
(一)中国经验对日本的借鉴意义 |
(二)日本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
二、建构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原则的思考 |
(一)立足本土文化背景 |
(二)以满足需要为核心 |
(三)尊重个体差异 |
(四)尊重人的完整发展 |
三、完善我国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的路径 |
(一)简政放权激发民间志愿组织活力 |
(二)深度优化法制环境 |
(三)激发志愿责任担当 |
(四)大力培育大学生志愿组织 |
(五)评估反馈倾听多方声音 |
(六)资税双管齐下保障物资供应 |
(七)营造崇尚互助精神的舆论氛围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中国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参与状况调查问卷 |
附录二 中国大学生教育志愿者访谈提纲 |
附录三 日本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参与状况调查问卷 |
附录四 日本大学生教育志愿者访谈提纲 |
附录五 中国访谈样本一览表 |
附录六 日本访谈样本一览表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8)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三、选题意义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时空的超越者——尤金·奥尼尔及其戏剧创作 |
第一节 奥尼尔其人其作 |
一、美国戏剧之父的斑斓人生 |
(一)不幸的幸运儿 |
(二)严肃剧作家奥尼尔 |
二、奥尼尔的戏剧创作历程 |
(一)早期具有自然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悲剧(1913-1920) |
(二)中期探索性的表现主义悲剧(1920-1933) |
(三)后期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悲剧(1939-1943) |
第二节 奥尼尔的传承与创新 |
一、对西方传统与现代精神文化成果的汲取与传承 |
(一)对西方非理性哲学的接受 |
(二)对西方小说、诗歌等文学样式的学习借鉴 |
(三)对西方传统与现代戏剧创作经验的传承与吸收 |
二、在戏剧思想、艺术方面的创新与开拓 |
(一)对现代人精神与心理的表现 |
(二)在戏剧艺术上的实验与探索 |
第二章 尤金·奥尼尔戏剧的中国译介 |
第一节 译介及其文学性与舞台性之争 |
第二节 奥尼尔戏剧译介的中国之旅 |
一、肇始期及第一次译介高潮 |
(一)序幕(20年代):春雷乍现、蓄势待发 |
(二)第一次译介热潮(30年代):借势而起、蓬勃发展 |
二、低谷期(20世纪40–70年代) |
(一)缺席期(40年代):战争年代、译者缺位 |
(二)停滞期(“十七年”间及“文革”时期):译源受批、译介空白 |
三、第二次译介高潮及回落阶段(新时期至今) |
(一)第二次译介浪潮(80年代):译介集中、硕果迭出 |
(二)奥剧译介的回落阶段(90年代至今):文集问世、译介赓续 |
第三节 风格迥异、各有千秋的中译版本 |
一、“译”随境变:《天边外》四大译本 |
(一)四大译本的不同特色 |
(二)不同译本译者之情感倾向 |
(三)风格迥异的创造性叛逆 |
(四)对文化缺省现象的处理 |
二、“译”无止境:《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七大译本 |
(一)七大译本的不同特色 |
(二)不同译本译者之情感倾向 |
(三)异彩纷呈的创造性叛逆 |
(四)对文化缺省现象的处理 |
三、“译”彩纷呈:《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三大译本 |
(一)三大译本的不同特色 |
(二)不同译本译者之情感倾向 |
(三)各有千秋的创造性叛逆 |
(四)对文化缺省现象的处理 |
第三章 尤金·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研究 |
第一节 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历时研究 |
一、发轫期及第一次研究热潮 |
(一)发轫期(20年代):蹒跚起步、简要评介 |
(二)第一次研究热潮(30年代):翻译助力、争锋激烈 |
二、低谷期(20世纪40–70年代) |
(一)沉寂期(40年代):偏离主流、遭受冷遇 |
(二)空白期(“十七年”间和“文革”时期):无人问津、研究停滞 |
三、第二次研究热潮及多元发展阶段(新时期至今) |
(一)1978—1990年:思想解放、研究复兴 |
(二)1991—2020年:视角多元、研究深化 |
(三)关于奥尼尔戏剧的博士论文研究 |
第二节 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共时研究 |
一、近四十年国内研究整体情况 |
二、近四十年国内研究热点 |
(一)作家作品研究 |
(二)创作特点及美学风格研究 |
(三)与其他剧作家的比较研究 |
(四)社会思想和宗教主张研究 |
(五)跨文化、跨学科视角下的研究 |
三、近四十年国内研究流变 |
(一)永恒的经典、永远的热点 |
(二)永不过时的研究话题 |
(三)永远在路上的奥剧研究 |
第四章 尤金·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搬演 |
第一节 永无止境的《榆树下的欲望》 |
一、同株异葩、并蒂绚烂:《榆树下的欲望》话剧改编演出 |
(一)写实与写意的融合:沈亮版《榆树下的欲望》 |
(二)欲望的激情宣誓:任鸣版《榆树下的欲望》 |
二、一剧两戏、“戏”说欲望:《榆树下的欲望》戏曲移植搬演 |
(一)川剧移植搬演:徐棻的《欲海狂潮》 |
(二)曲剧移植搬演:孟华的《榆树孤宅》 |
第二节 一胞“两娣”的《安娜·克里斯蒂》 |
一、中西合璧的戏剧盛宴:乔治·怀特版《安娣》 |
二、甬剧《安娣》遇见奥尼尔:《安娜·克里斯蒂》之甬剧移植搬演 |
第三节 其它经典剧作在中国的演出 |
一、斯坦尼模式之奥剧呈现:张彤版《早餐之前》 |
二、奥尼尔的中国风景:王斑版《天边外》 |
第五章 尤金·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 |
第一节 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整体性影响 |
一、奥尼尔的影响与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转型 |
二、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 |
第二节 奥尼尔与李龙云 |
一、李龙云的奥尼尔接受之因 |
二、奥尼尔对李龙云的影响 |
(一)表现主义式氛围 |
(二)自然象征的运用 |
(三)强烈的内心独白 |
(四)梦幻化的效应 |
(五)爱欲的悲剧性 |
三、李龙云戏剧创作对奥尼尔的超越及独创 |
(一)悲剧的历史性深度 |
(二)对希望的坚持 |
(三)抒情性与诗性 |
第三节 奥尼尔与李杰 |
一、李杰的奥尼尔接受之因 |
二、奥尼尔对李杰的影响 |
(一)物象的象征性 |
(二)梦幻性段落 |
(三)内心独白的介入 |
(四)生命的悲剧性 |
三、李杰戏剧创作对奥尼尔的超越及独创 |
(一)悲剧的历史性深度 |
(二)多角色命运 |
(三)物象的文化象征性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A 奥尼尔生平年表 |
附录 B 奥尼尔剧作年表 |
附录 C 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演出资料汇编(1929—2019) |
附录 D 中国奥尼尔学术研讨会资料汇编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10)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易经》与《圣经》会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 |
二、现有研究成果及其不足 |
三、本研究的创新性及其不足 |
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第一章 耶稣会在华传教历程与文化适应政策 |
第一节 天主教入华传教历程 |
一、第一次接触: 大秦景教 |
二、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的困境 |
第二节 耶稣会的诞生与传教基调 |
一、耶稣会的诞生 |
二、耶稣会的文化适应精神 |
第三节 耶稣会在中国的文化适应政策 |
一、利玛窦时期的文化适应策略 |
二、由礼仪之争引起的转向: 全面适应阶段 |
三、白晋聚焦《易经》的文化适应策略 |
第二章 耶稣会士与《易经》的相遇 |
第一节 耶稣会士对《易经》的介绍 |
一、初入华耶稣会士对《易经》的介绍 |
二、《中国哲学家孔子》中的《易经》形象 |
三、索隐派耶稣会士对《易经》的介绍 |
第二节 耶稣会士对《易经》的翻译 |
一、索隐派译《易经》 |
二、西方世界第一个《易经》全译本 |
第三章 耶稣会士以象数、卦爻辞与《圣经》的会通 |
第一节 耶稣会士以“数”会通 |
一、易学中的“数” |
二、耶稣会士以“数”会通的原因 |
三、耶稣会士以“数”会通的具体内容 |
第二节 耶稣会士以“象”会通 |
一、易学中的“象” |
二、耶稣会士以“象”会通的原因 |
三、以汉字之“象”会通 |
第三节 耶稣会士以卦爻辞会通 |
一、以卦爻辞对《圣经》故事进行会通 |
二、以卦爻辞对天主教义进行会通: 以谦德为例 |
第四章 耶稣会士以基本易理范畴与《圣经》的会通 |
第一节 耶稣会士诠释“上帝” |
一、中国古经籍中的“上帝” |
二、从“天主”到“上帝” |
三、“术语之争”与“上帝” |
四、索隐派耶稣会士与“上帝” |
第二节 耶稣会士诠释“太极” |
一、“太极”的宇宙生成意义 |
二、“太极”非“天主” |
三、“太极”即“天主” |
四、论耶稣会士“太极”观诠释取向 |
第三节 耶稣会士诠释“圣人” |
一、中国传统“圣人”形象 |
二、“圣人”为耶稣 |
三、“圣人”为弥赛亚 |
四、论耶稣会士“圣人”观诠释取向 |
第五章 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的影响与反思 |
第一节 中国儒士对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的回应 |
一、护教儒士的回应 |
二、反教儒士的回应 |
第二节 耶稣会士《易经》研究在欧洲的回响 |
一、罗马教会对耶稣会士研《易》的反映 |
二、莱布尼茨的“二进制”与《易经》 |
三、耶稣会士与西方汉学的兴起 |
第三节 对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的回顾与反思 |
一、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的主体选择 |
二、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研究的文化困境 |
三、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研究的价值 |
主要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来自玻尔哲学的启示——“天地生人”系列讲座(18)(论文参考文献)
- [1]先秦儒家动物观探究[D]. 刘怡. 西北大学, 2021(12)
- [2]科学家人文精神及其价值研究[D]. 朱芬.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21(09)
- [3]蒙古国社会转型中的萨满教研究[D]. 包海波. 兰州大学, 2021(09)
- [4]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研究[D]. 王秀芳. 兰州大学, 2021(09)
- [5]英国来华传教士高葆真的文化传播研究[D]. 姜剑. 浙江大学, 2020(08)
- [6]交流与认同:北京市丰台区方庄小区居民关系的民俗学研究[D]. 李晓宁. 山东大学, 2020(07)
- [7]中日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比较研究[D]. 刘丽丽.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3)
- [8]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D]. 李小刚.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9]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J]. 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2020(06)
- [10]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易经》与《圣经》会通研究[D]. 李丹. 山东大学,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