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者应该学习、推理和使用推理

一、领导者要学理、讲理、用理（论文文献综述）

刁春辉^[1]（2021）在《“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廖平“大统”经学研究》文中提出论文以廖平的经学思想,特别是他的“大统小统”论为研究对象,“大统小统”论是廖平在他的经学三变时期提出的,在四变、五变中进行了理论完善。其定型基本是在他的五变时期。我们的研究集中于他定型期,即四变、五变时期的“大统论”。研究他的大统论试图解决两大主题:第一,廖平大统论中的改良经学与汉宋主流经学形态——郑学和朱子学相比,其在经学基本观念和处理方法上的差异;第二个主题是处理廖平大统论的时代性意义、实用性意义。我们的题目也明白的揭示出这两个主题,“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就是第二个主题,“廖平的经学研究”则是指的第一个主题。廖平作为一个经学家、思想家,不论在中国经学史中,还是在中国思想史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本文着重从几个方面对廖平经学的思想和价值进行了阐扬。首先,作者从廖平的着作中抽绎出他的“大统”制度论,并指出这种制度论实具有“宪制”意涵。廖平虽没有使用这一词语,但他将经学的性质类比为西方法政学,就已经透漏出他对经学“法典”性质的确认。廖平对此“宪制”的内容说明是特别广泛的。可以分为央地制度、中央官制和国际制度三个层面。其中,廖平的疆域论就包含了央地制度和国际制度两个方向的意涵。就央地制度而言,实际上廖平一直在谈的是天下体系中的“畿地”,随着王统、帝统、皇统疆域的逐次扩大,畿地所控制的范围也逐渐扩大,从原来的千里“王畿”变成三千里“帝畿”、六千里“皇畿”,而畿地之内的管理方式并不是松散的封建制,而更像是秦朝以后建立的普遍性的中央集权式郡县制。虽然皇、帝、王、伯被廖平建构成主要是经学的制度体系,但因为廖平信守的“经为百世之书”原则,经学的制度必会在历史中有所呈现,因此从秦朝统一后在全国推行的郡县制开始,实际上就是廖平经学中畿地制度的推行,并且从秦至清,中国所实行的郡县制范围是不断扩展的,这就对应于畿地从王畿到皇畿的转变,特别是清朝后期,通过将东北划省、新疆建省等举动,开始在边疆区域加强完善管理方式,确立了边疆郡县体制,这一体制在后来的共和国时代实际上也得到了继承。清朝在疆域和管理体制上所完成的事业在廖平经学中实际暗示了中国为未来天下“大统”时代的“皇畿”地位。同时,廖平也为郡县制在历史中国的长期施行提供了经学说明,在以往的经学思想史中,长期存在经制“封建”与史制“郡县”无法调和的矛盾,这也让深受经学影响的中国历史经常出现复封建的理论呼吁和现实行动。廖平的经学努力正是试图调和解决这种矛盾。在风雨如晦的年代,廖平依然坚信经学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价值标准和中国制度的治理价值。在国际秩序的制度建设上,经学依然有其丰富的智慧,实际上以中国为中心形成的东亚秩序就是一种“小统”实现,“小统”是“大统”的次级实现,是“大统”的“模范”。世界转入“大统”阶段,意味着新天下时代的到来,也就是整个世界都逐渐卷入到一个关联更加密切同时争斗也更加激烈的关系系统中,这样一个关系系统的初始阶段必然是各行其是的,但这种各自从自身利益出发,相互争夺占领生存资源和精神资源的权力意志的流行最终会让位于具有更高统领性的一体化进程。当然,这个一体化进程不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它首先是几个区域性组织的出现,也就是廖平所讲“帝”统的出现,多个“帝”统下的每一统都既是经济上的一体性化组织,也是政治上次序井然的区域治理性组织,更是在文明上达成了一定程度一致性的文明共同体。因其每个帝统下均有“帝畿”的存在,而“帝畿”就是那个区域内道德、文明的核心地域。但多个帝统的存在也表示这还是一个多核心的多元化“天下”,廖平对此的论述是在“九帝”说和“四帝”说,从“九帝”到“四帝”是这个多元化天下的进一步精简化发展,这也是文化、经济、社会进一步融合发展的结果。但“五帝”说的出现改变了天下格局,“五帝”格局乃是一中四方格局,此格局的出现预示尽管天下仍是多元天下,但普遍化、融合化的一统性思想和现实层面的政治经济综合实体已经出现,未来的大同化趋势不可避免的出现。所以最后会有“皇统”的出现。“皇统”是人学大统的最终实现,其本身也并非不再变化,而是仍有主客易位的“三统”循环,最终达至泰皇之局。第三,廖平从中央官制层面叙述了经典变化:从王统的三公制到帝统的五官制,最后到皇统的六官制,其中的核心经典是《王制》和《周礼》。廖平将《王制》文本次序进行了大幅改动,写就《王制订本》发行,其中的指导性思维是将《王制》中的官政思维凸显出来,通过对《王制》官制的叙述体现出中国政治哲学中养在教先、教为政鹄、民本政治、审慎政治等特点。廖平将《王制》三公设定为王统制度,将《周礼》五官设定为帝统制度,三公到五官的一个变化,体现了从王统到帝统的时代转变,即天下由《春秋》五千里天下变为《尚书》三万里天下,而中国从《春秋》的天下“中国”变为了“大统”时代的众多“中国”中的一员。中国在其中的变化则被广泛描述为从天朝上国成为了属于国际法体系下形式平等的万国之一的民族国家。而实际上,国际法下的国家虽然形式平等,但国家基于经济、军事、文化等的综合实力,自然有强弱大小之分,国际间的互为“夷狄”的状态不可避免,特别是在晚清刚刚接触西方的情况下。因此,廖平在经学官制上的变革有其现实政治上的明确目的,即优化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通过天子、三公五官职能体系的变革,构建天子、三公五官为中心的决策和行政体系,突出政权的公共性质,并且强调这背后所体现的纲常意识,既是建设统一高效的领导体系,也体现这一系统需通盘考虑国家整体利益的价值导向,同时亦强调制度运行的法度意识、责任意识。而其对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的具体职责的分化,则是体现廖平针对时代变化,提升国家能力,强化国家实力,提高人民生活,而其中六工、六府的论述更体现出他重视经济,强调国家工业发展能力的重要性。最后宗伯代司徒的变化则是他面临帝统、王统的时代变化,强调先进性教化先于普遍性教化,力图培养具有政治能力、共享价值追求的士人团体,这才是国家治理能力优化的关键所在。第四,廖平历来被认为是今文学家,但他的经学看法、经学诠释方向都祛除了今古文经学原来共有的历史化特征,也与朱熹为代表的内倾化的经学诠释方向相反对,可以说廖平的经学体系以解决今古问题为导向,但却采用了不同于原有诠释方式的解经方法,同时这一思想体系也涵容了宋学的教化问题,所以可以说廖平的经学思想体系是一综合今古、涵容宋学的综合性经学体系。在近代古今中西的学术激荡中,此一经学体系在总结经学史、认知中国历史、回应时局等各方面都在近代诸经学家的理论中是出类拔萃的。第五,廖平对现代经学的发展也是影响深刻的。现代今文学和古文学都共享着一个历史前提,即他们不再像他们的前辈经师一般,以三代圣王之制确立制度的权威性。古代的经师对于圣王时期的三代夹杂着历史的理性和信仰的元素,而现代经学家比较普遍地没有了对于三代的信仰意识,而这种三代理想信仰原来本是经学的基础,这种基础的消失则要求另一基础的填补。廖平为这一基础的确立提供了经学上的说明,他首先是通过孔子制作六经、古史渺茫击溃了对于三代的理想认识,进而代之以素王立法,从而巩固了经学对孔子的崇仰。古文学者或者在他的经学分类基础上固守原来对于三代的崇信,如老辈的柳诒徵、唐文治等,而对于现代的古文学家,则能够破除对三代制度的绝对信服,转而从历史经验肯定秦汉以后制度的适用性,这同样是基于廖平对三代时期的经学说明。从这一意义上,廖平的经学开启了现代经学制度经世的不同路径的起点。总之,廖平的经学是属于“新天下时代”的经学,他利用经学资源,结合时代感受,定义了时代,也重新定义了经学。他对“天下”的重新论述综合了他的经学认知、时代感知,他认为近代是一个新天下时代——帝统时代,这一个判断,现在依然适用,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他在制度层面全面说明了经学在央地关系、中央官制、国际体系的见解,在经学诠释方面不同于汉宋学术的诠释方向,影响了现代经学的发展。

李冉^[2]（2021）在《朱熹“理”的政治哲学研究 ——以《四书章句集注》为中心的考察》文中认为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刮起政治哲学的热潮,将哲学研究的视野拉回到“政治”这一人的社会活动之重要部分上来。“政治”历来为儒家所重视,“人道政为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以说都是在“为政”。政治哲学是一种规范性哲学,探究的是政治的规范性问题,而规范性与朱熹的“理”具有内涵及价值上的一致性。朱熹作为理学集大成者,其学说体系宏大而精深,涉及领域广泛。他致力于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且从解释学的角度来看,《四书章句集注》便是以解释四书的方式建构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其政治哲学同样也涵摄其中,故以《四书章句集注》为中心对其政治哲学进行考察是有其必要性的。“内圣外王”是儒家政治哲学的核心内涵,即从修身到平天下的一个完整过程,将“内圣”与“外王”视为两种不同的研究领域的分裂视角是无法解释儒家政治哲学的应有之义。朱熹的理学思想亦非是纯粹的道德思辨哲学,他继承并发展了儒家“内圣外王”传统,在一定意义上讲是对儒家传统政治哲学的新型建构。故本文研究重点亦是致力于揭示朱熹的“理”所拥有的“内圣外王”的政治哲学内涵,并以“礼”显现“理”的规范性内涵寻求“内圣”与“外王”的真正互通。本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是对作为政治哲学的理学的“规范性”这一核心特质的分析,即通过点明规范性诉求这一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进而探索朱子之“理”的规范性特质,从而契合政治哲学的特征,找到朱熹“理”的政治哲学研究的必要性。第二部分是讨论朱熹建构规范性思维的方式,即“一本万殊”的具体展开,主要通过分析“理一分殊”这一思维方式,回答规范何以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并将这一思维方式落实在政治生活中,具体表现为“絜矩之道”。第三部分是对“理”的规范性进行学理阐释,主要通过“理欲之争”指出规范性得以实现的人性论前提,探究“理”的规范性不能自然完成的因素,进一步探究“穷理灭欲”在功夫层面对理的规范性的实现,彰显合乎“天理”的价值取向。第四部分探究朱熹理礼互释的思想,实现“理”在知行逻辑中的贯通,即通过朱熹以“理”对“礼”进行形上奠基,以“礼”对“理”进行实践完成,打通规范理性与实践理性,实现“理”的规范性在知行上的贯通。第五部分是对朱熹“理”的政治哲学的现代价值的探究。本文通过发掘朱熹之“理”的规范性特质,对天理观中的政治哲学意蕴进行深入剖析,探究朱熹所想要建立的具有普遍性的政治规矩及具体实践方式。通过发掘朱熹政治哲学的“礼治”色彩,寻求朱熹“内圣”与“外王”的有机结合,进而揭示朱熹“理”的政治哲学中所表达的真实意图与理论特点。这有利于朱熹理学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更有利于儒家传统政治哲学的丰富与发展。

张丁文^[3]（2021）在《宋代程朱学派美育思想研究》文中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美育问题得到了党和国家的日益重视。2019年、2020年,党中央、国务院相继联合印发了《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表达出国家从政策高度上推动美育工作改革的决心与迫切,从而带动了美育问题在理论与实践界都进入了新一轮的研究与创新热潮。本研究聚焦于中国古代传统美育经验与智慧的挖掘,以思想史的探究为主体,考察宋代程朱学派美育思想的发展脉络、基本主张、主要特点及影响启示。本文共分为引言与正文四部分,框架思路与主要内容如下:引言部分介绍了本研究之缘起与问题陈述,指出当前国家对深入美育理论研究、破除美育实践困境、改革美育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笔者结合本专业的学习内容,选取宋代程朱学派美育思想作为研究主题。概念界定部分选取“美育”、“美育思想及礼乐教化传统”、“程朱学派”作为核心概念,分别概述了西方美育思想从近代传入中国到当代新发展的简要历程、梳理了中国传统美育思想的主要观点与演变历程、界定了“程朱学派”的具体范围并概述主要学术观点。文献综述部分选取“中国古代美育思想”、“中国古代儒家美育思想”、“程朱学派美育思想”三个内容逐渐细化与深入到本研究的具体领域,对相关研究范畴进行了文献探讨。最后介绍了本研究之理论与意义、创新与不足以及研究方法,其中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与比较研究法。论文第一部分介绍了本研究主题“程朱学派美育思想”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从经济根源、政治动因与文化支撑三个角度分析了程朱学派美育思想之形成发展的环境土壤。经济部分从科技推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商品与市镇经济的发展的角度对宋代经济生活出现的新变化进行概述;政治部分集中在上层建筑领域,着重强调了重文轻武的文教政策与民族矛盾给宋代政治环境带来的深远影响;文化部分从文化思潮与文教制度的变迁角度出发,指出由政治经济变迁所带来的文士集团的变动从而引发的文化思潮与审美风尚的转变是孕育宋代儒家程朱学派美育思想之演变、成型的直接因素。第二部分介绍了程朱学派美育思想形成发展的演变历程,笔者将之划分为程朱学派美育思想演变历程的奠基期、发展期和成熟期。奠基期主要介绍宋初经学界、文史学界与政治界向传统儒学复归的趋向,具体内容包括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弘扬儒家道统、批评佛老的思想与实践举措以及欧阳修与王安石对礼乐制度的新阐述。发展期介绍了周敦颐开创“无极——太极——人极”的程朱学派美育本体化建构;邵雍“以物观物”的程朱学派美育方法论贡献;张载“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划分对于程朱学派美育的逻辑延展;程颢、程颐“性理一元”思想对程朱学派美育思想的收束;朱熹对程朱学派美育思想理论的总结。第三部分总结了宋代程朱学派美育思想的基本内容,从本体论、目的论、境界论与工夫论四个层面对主要理论成果进行了梳理。本体论部分总结了程朱学派美育思想注重通过理的建构进而向气、性、心延展的天人合一的审美主体与途径;目的论部分介绍了程朱学派美育思想推崇“圣贤气象”的审美人格;境界论分析了“孔颜乐处”的时代内涵;工夫论部分介绍了美育思想中“本体——工夫”这一对范畴由分离走向合一的趋势,并进一步分析其主要影响。此外,本章还介绍了程朱学派美育思想的主要特点,笔者着重归纳了本体哲学、思辨理性与伦理本位三个角度。在第一标题中主要介绍了其哲学思辨特征,第二、三标题基于程朱学派美育与伦理教育深度融合的显着特征分析了二者既深度融合又走向失衡的相互关系。第四部分指出了宋代程朱学派美育思想的历史影响与当代启示。基于历史的语境,考察程朱学派美育的形成发展给传统儒家礼乐教化美育精神以及中国传统美育理论带来的积极与消极两个层面的历史影响。最后,从理论挖掘、政策导向与实践要求三个层面提出了经验启示。从美育理论的角度来看,由传统儒家“美善相济”的美育传统走向当代构建与培养“审美生活”应该是理论研究需要关注的方向;在政策导向上来看,国家推动美育工作改革的基本方向就是注重美育思想与时代精神融合,使美育获得持久的社会生命力;在实际要求上来看,当代美育实践尤其要注重使美育工作落实到受教育者的日常生活经验中来,从育人的高度与起点出发实现美的发掘与创造。论文结语部分回顾了本研究的核心问题与主要结论。笔者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宋代程朱学派的理论体系中美育思想形成发展的过程与线索、内容与特点、影响与启示。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包括:第一,程朱学派美育思想受到了理学形成发展的影响,具有本体论哲学、伦理功能性与思辨理性的特征;第二,程朱理学美育思想与伦理思想既互相补充、融合又互相分离、排斥;第三,程朱理学美育思想对原始儒家礼乐教化传统产生了深刻影响。最后,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育理论体系的发展建设提出了个人思考,指出立基于历史思考去探索与构建新时代美育的精神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李思远^[4]（2021）在《黄干理学思想研究》文中提出南宋后期,朱熹的门人与后学在朱熹理学思想基础上,推动了理学新的发展,即将朱熹的理学思想、学术主张综合发展为朱子学。而在此过程中,受朱子临终寄命的门下高徒黄干,承担和发挥了重要作用。黄干不仅是朱熹理学的继承人,也是朱熹门人后学团体的领导者。他向上继承了朱熹的理学思想,向下开启和主导了朱熹学术思想的传承和发展历程。因此通过对黄干理学思想的讨论,不只有助于后人加深对黄干个人理学思想内容及其发展历程的了解,同时能为认识朱子学的历史演变情形,提供更为全面、多元的观察视角。就黄干理学主张内核而言,道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构成了他理学思想的基础。具体来说,黄干站在现实中气（物）的角度上,提出了“理气不离”的道体论。黄干这里所言道体是指现实的事物,又现实中的事物必定带有理,而理就是道,因此他认为现实事物就是道的实现、体现。但在他的“道体论”论中,道体与体用又有所区别,道即是理,理居体的部分,而道体则是合体用而言。综而言之,黄干的道体论是从事物角度上看待道器关系,而具体的器、事物是有限而短暂的,虽然他们的实现过程中带有理的规定,但这并不能穷尽理的规定,因而具有了变化的可能。此外,道体在时间中表现为运动发展的,其现实性则来源于阴阳二气的交错运动变化。详细来说,黄干认为五行之气分别由阴阳终始而生,而在生成事物的成质过程中,五行又与未分化的阴阳之气相互作用,最终使成质的五行在性质上发生变化。进一步而言,黄干的道体造化说不仅认为造化是事物合乎道的运动,更是为了说明造化是以道为目的的运动。另外,黄干还讨论了人在道体中的地位。他认为在道体运动中,人起到了裁成辅相的作用,是包含在道体自然运动内部的自觉活动。在他看来,正是在人的参与作用下,道体运动趋向于道且并行而不相悖,万物亦并行而不相害,事物之间的关系因此而协调融洽,万物也都能够得到发展的方向。就黄干整个理学思想体系而言,他是以道体论为理论框架,而其他心性论、工夫论、社会政治观等内容则可以看作是人实现其道体意义的不同阶段。具体来说,黄干在心性论方面强调了“心性不二”的实然状态。这里他延续了朱熹性即理的观点,并指出人禀赋了清正之气,才具有虚灵知觉的心作为认识能力。而虚灵知觉的心与性、与气质、与事物的结合,就产生了心中的具体意识。此外,性必定由人之心的虚灵知觉来反映,才能产生出合乎道德的意识,因此心与性并非两物。性虽然一定由心的虚灵知觉加以反映,但是心的虚灵知觉并不一定反映性的内容。心的虚灵知觉还会对气禀之杂、人欲之私进行反映,产生不合乎道德的意识,影响着人们的行为。黄干指出,人心、道心的区别就在于意识的对象究竟是人的形气之私,还是先天禀赋的天理之正。而人虽然不能先天地认识道的内容,但却可以先天地认识道的体段,因此人具有扩展知识、发展道心的天赋能力。黄干在心性论的基础上,还整合理学各家的为学修养方法,提出了自己的工夫论。他认为工夫的直接目的在于成德而存心。而所谓德就是心中所认识到的理,是性理在意识中的实现,德一旦出现在心中,就要持存不放失,这就是成德存心之说。此外,黄干认为存心工夫既要寡欲,即减少内心对外在事物的需求,还要将致知、持敬工夫包含在自身内部,以维持主体合乎道德的意识状态。在存心之外,黄干还借用理学忠恕的观点,提出了工夫要由内转外,由个人转向社会的观点。道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是黄干理学思想的理论基础,在此之外黄干还有社会政治观念等思想主张,其基本内在逻辑是基由于道体论中包含着推动事物有序发展的基本理想,而心性、工夫都是这一理想实现的途径。故而他的社会政治观念和学术发展观,亦是其理学思想的一部分,而非黄干理学思想在政治、社会和学术方面的应用。黄干认为道体运行的方向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而人的心性与工夫又为此方向实现提供了基础,即人的社会政治活动实际上是道体发展的一环。现实中政治与社会活动的目的与道体运行的方向一致,即使民物各得其所,因此他以治理作为政治的目标,以民生为治理的重点。从具体举措建议来看,黄干从理学思想出发,提出了均气同体作为改善社会关系、加强朝廷与民间联结的基本原则,并主张朝廷官府担负起改善民生的职责。此外,有鉴于当时的政治情况,黄干又提出“上下之情相通”的政治原则,以改善官府的治理能力。最终,黄干认为治之兴废存乎其人,提出从根本上改变政治的途径仍在于培育人才。综而言之,黄干的理学思想对朱子学的历史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即在当时便起到了维系朱熹门人团体思想统一的重要作用。具体来说,通过他的理学讲解和学术辩论,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朱熹门人思想上的分歧。而后为将朱熹的理学思想稳定规范地传于后世,黄干还参与了理学书籍的编订,并整理了朱熹的生平,写作《朱子行状》,以及通过《圣贤传授道统总叙说》确立了朱熹在道统中的地位,为后学提供了激励和效仿的对象。在朱子后的理学发展史上,经过与饶鲁、何基等人思想比较,可以发现黄干理学思想中具体观念没有被后学全盘接受,即黄干的后学在哲学思想上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但黄干自身对政治社会问题、学术问题、道统问题的重视,使受其影响的后学亦将思想重心转移到关注这些现实的社会、文化和政治问题上来。黄干是朱熹理学思想在南宋后期转变,并发生实际社会作用的关键人物。他的理学思想在道体论中展开,而道体论本质上是对朱熹理学理气论的继承和变化,因此黄干的理学思想在内容上没有走出朱熹理学的范围。但黄干改变了朱子后学对朱熹理学思想发展的方向,引导后人走出了对理气关系的论辩,固定了朱熹理学义理的涵义,并将其运用于政治社会问题,促使朱熹理学发生现实的社会作用。

王硕^[5]（2020）在《《程氏易传》“感应”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感应"思想在中国文化中是十分普遍的,中国文学、中国医学、中国哲学都体现了"感应"思想。研究"感应"思想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是中国文献浩如烟海,难以全部把握,必须选取一个视角,本文选取的视角就是《程氏易传》。从另一方面看,"感应"思想也是研究《程氏易传》的视角,并且这个视角罕用于研究《程氏易传》。学者们基本上无一例外地以"理""气""心""性""诚""敬"作为研究二程思想的视角,而本文以"感应"研究《程氏易传》,也可算作一种创新。第一,我们应当研究《程氏易传》"感应"思想的渊源,这又涉及《易经》本身的思想,以及历代注释《周易》的思想,并且从汉易到宋易有个大体的趋势:许多儒者把注意力从象数转向义理,程颐承接了这一大趋势。第二,《程氏易传》本身是体现了"感应"思想的,在此书中,"感应"思想与"成卦之由"、《上下篇义》、"生化万物"密切相关。第三,"感应"思想与程氏哲学体系中其他核心观念之间可以建立联系,并且,在对比中能够更好地理解各个观念的意义,所以应当研究"感应"与"理""气""心""性""诚""敬"之间的关系。由此引申出一个更有深度的问题:为何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哲学家的二程没有把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观念——感应,充分发挥开?原因一是程氏所承接的易学传统是"义理转向"的传统;二是程氏"斥佛老",而"感应"与"缘起"一样是前主体性思维;三是程氏有意识地与"气学"相区分。最终导致"感应"这一观念未能挤入程氏理学体系的核心。由此我们找到了一个反思二程哲学的新视角。

黄赫^[6]（2019）在《小学校长专业发展的生命史个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2010-2020）为起点,我国呼唤教育家型校长出现,鼓励教育家办学。而在教育实践中,真正能够引领基础教育发展的校长却寥寥无几。究其原因,校长专业发展受哪些因素影响,又该如何促进校长专业发展?对此,我们知之甚少。是以,研究以彭小虎校长为个案,以校长专业发展影响因素为主题,通过探究一位优秀校长的生命成长史,挖掘影响其专业发展的因素。依此,尝试提出促进校长专业发展的建议。研究采用生命史研究取向,旨在透过叙说,将个体曾经经历与正在经历的事召唤至眼前,提供叙说者意义的理解。所确定的研究对象是北京海嘉国际双语学校贵阳校区彭小虎校长。彭小虎校长是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后,担任过幼儿园教师、中小学教师、小学校长,曾任南京晓庄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是一位集教育理论与实践于一身的学者型校长。通过生命史深度访谈,深入学校进行教育日常观察,再现彭校长专业发展的生命故事及其意义建构,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主题分类,以此构成文章的主体。研究的主体部分围绕彭小虎校长的求学经历、生活教育课程理念的诞生、办学中困境与反思,呈现影响彭小虎校长专业发展的重要事件与重要他人。在此基础上,对影响校长专业发展的因素进行分析,从内外两方面进行解读。进而,在分析影响因素的基础上,从校长任用制（专业发展起点）、校长自身（专业发展主体）、外部系统（专业发展保障）三方面,提出促进校长专业发展的建议。

顾萍^[7]（2016）在《儒学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和灵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指明了方向——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必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中汲取营养。儒学在中华文明历程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其价值观念更是影响到传统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必须传承儒学价值观的精华,推进中华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转化。儒学价值观是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的官方价值信仰,深深地影响了传统中国的国家构建、社会组织和个人生活,渗透到中国人举止言行的方方面面,并且外传日本等国家,形成了中华文明圈。然而,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信仰体系遭遇前所未有的质疑。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以来,再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激进地反传统,儒学价值观被视为落后腐朽的代名词。到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总体发展,儒学价值观的合理因素再次得到重视。儒学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通相契,又有诸多差异。儒学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主要体现在民本观与人本观、知行观与实践观、和为贵与和谐理念等内在联系之中。双方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不同的社会基础与时代性、理论基础与思想本质、核心价值旨趣与理想等方面。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中,对汲取儒学核心价值观的精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科学探索,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之路。在“建设”的重点内容上,提出深入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爱、民本、诚信、公正、和合、大同”思想义理,努力探索其在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再中国化视野下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一,从传统仁爱观到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继承了传统仁爱观中亲亲友善、忠恕之道、民胞物与等思想精髓,摒弃了其狭隘性和不平等性,强调内在自律的基础上增强外在他律的约束,增强双向互动互利性。其二,从传统民本观到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中含有非民主的民本思想,儒家民本观与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的融通之处体现在民众是国家之本、民意是政权之基、民情是治国之纲。它们的区别体现在时代基础不同、权力主体不同、目标取向不同、治国方式不同。其三,从传统诚信观到社会主义诚信价值观。社会主义诚信价值观继承了儒家诚信观中立身之本、处世之道、兴业之宝和立国之基等合理内核,同时,它丰富了儒家人际诚信,赋予契约诚信的理念;弘扬自律诚信,补充他律诚信;重视现代诚信观的宣传和诚信意识的培养。其四,从传统公正观到社会主义公正价值观。传统公正观是人们各守其位的社会规范准则,是合乎公利的道义,是治理天下的道德标准,包含了弘扬社会正气和弘扬社会尚公重义精神的优秀基因。社会主义公正价值观要求人们在增强义务观念的基础上保障公民个体平等地位上合法权益的公平,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公正。其五,从传统和合观到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传统和合观包含天人和合、人际和合、人自身的身心和合、群际和合等思想精华。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注重人内心的和谐发展,注重经济建设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的和谐,注重人与人的和谐,注重促进国际和谐。其六,从传统大同思想到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传统大同思想具有无私有制与财产公有、无阶级压迫与无剥削、人人团结且互助友爱等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在实践中坚持物质财富丰富的均平,在理论上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发展中符合中国社会自身历史发展特点的现实基础上实现社会理想,它体现了对大同思想的超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传承儒学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原则是坚持历史思维与创新思维的统一、坚持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传承儒学价值观的实践路径主要包括国家制度战略、国民教育平台、传播宣传引导、社会示范效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传承儒学价值观的方法有历史镜鉴法、转换滋养法、对接开新法和功能实现法。

娄义鹏^[8]（2016）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以苗族、侗族、布依族为例》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少数民族地区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逐渐成为民族法学、法社会学、诉讼法学、人类学、法理学等学科关注和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我国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并出台了《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贵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每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传统的风俗习惯,各民族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也各具特色。如何合理的构建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纠纷解决机制,化解民族地区的各种社会矛盾纠纷,促进贵州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时至今日,中国的成就已经令世界瞩目,贵州要在2020年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贵州少数民族地区面临着必须进入经济快速发展的特殊时期,这个过程也是国家法与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机制之间产生冲突与互补的过程。在当前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怎样将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机制与国家法在“文化多元”和“法律多元”之间进行多元互补、避免冲突,将法治的本土资源纳入国家整体现代化的社会秩序治理中,成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贵州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中人口最多的三个少数民族,苗族、侗族、布依族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在现代社会的法治价值进行系统性研究,结合中央的精神,对构建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提出有价值的对策,以立法建议的方式为贵州省人大草拟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草案建议稿,从而为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法治建设的完善尽绵薄之力。本文将从法理学的角度,对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机制的法理特征及在现代社会的法治价值与功能进行规律性总结。然后在实证调研的基础上,对苗族、侗族、布依族传统纠纷解决机制的历史形成、发展演变、在现代社会的变迁、与国家法的冲突与互补等方面进行阐述,努力探究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机制与国家法及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互补与互动。以此为基础,提出构建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多元纠纷解决体系需要配套立法的具体范围和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具体方案。以期对贵州的民族法制建设有所裨益。本文研究的意义在于为贵州民族地区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构建了具体方案,通过成果转化为贵州构建少数民族地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提供参照,同时为全国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提供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参考,同时为系统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的纠纷解决机制提供宽视野研究的范例,为丰富纠纷解决理论贡献微薄的力量。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运用了历史分析法、文献分析法、多学科综合分析法、统计分析法等多种研究方法。本文的内容是按照以下三个部分来展开研究的。第一部分（第一章）：以法理学的理论分析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机制的起源、特性、成因、价值、与国家法的冲突与互补。用文化多元的视角去看待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机制与国家法的关系,具体分析了国家法与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机制之间分属不同的文化传统,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机制通过现代的村规民约的形式找到与国家法融合的途径。以民族理论结合纠纷解决理论具体地分析了少数民族地区纠纷解决的现实状况,民族地区的纠纷具有解纷的依据多元、纠纷类型多元、解纷的主体多元的特征。深入的论述了民族地区纠纷解决中的规范适用问题,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机制在很多方面为国家法提供补充。分析了运用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变通权问题,可以通过互补变通的方式将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机制中优良的部分吸收进国家法中,让其具有一般适用性。具体的分析了国家法与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机制冲突的原因与冲突关系及冲突的具体表现形式。具体地分析了国家法与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机制在民族地区纠纷中的优势与不足,分析了二者互补的优势并提出了二者的互补路径选择。第二部分（第二、三、四章）：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以统计学的方法,以贵州三个民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人口最多的三个少数民族,苗族、侗族、布依族为代表,对三个民族传统纠纷解决机制的历史沿革及演变,具体内容及在现代社会变迁,在现代社会纠纷解决中的优势与不足,在具体纠纷解决实践中与国家法的冲突与互补,以及纠纷解决主体多元联合解纷的现实状况,并将其与国家法的具体冲突与互补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法人类学的研究表明,每一个社会中的人类群体都有自己群体的“类法律”这种“类法律”就是该群体的秩序维护规制,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机制就是这样的“类法律”,这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表现方式,这些“类法律”是如何产生,并在少数民族繁衍过程中是如何延续变迁的,在现代社会的作用及未来发展的方向,走向多元互补纠纷解决道路是最终的选择。第三部分（第五章）：本部分在前面两部分的基础上对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纠纷解决机制的现代法治措施进行研究,分析了少数民族地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内涵与外延,分析了构建少数民族地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成因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构建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需要配套立法的具体范围,与具体的变通的内容。提出了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机制与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及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之问互补的措施。最后,拟写了构建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草案建议稿。建议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出台,《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少数民族地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决定（草案建议稿）》。总之,本文力求在对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机制进行一般规律的总结的前提下,以三个自治州少数民族地区的纠纷解决的现实需要为基础,提出了构建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以求为贵州民族地区的民族法制建设提供蓝本,并为全国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纠纷解决提供参考。

魏强^[9]（2013）在《社会管理中的思想疏导研究》文中指出社会管理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管理活动。科学的社会管理既要通过公正的利益分配平衡各方的利益关系,又要通过思想的疏通和导引增进建设性的社会共识,两者相互助益、相互渗透、不可或缺。随着社会转型期各种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已经发生复杂变化,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多样化的利益诉求和显性化的利益矛盾。这些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多数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同程度的反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并将长期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乃至社会生活的主题。而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往往会通过人们的思想观念反映出来,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往往会引起思想观念的新情况、新矛盾和新问题。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离不开思想疏导工作。因此,非常有必要及时、系统、深入地研究社会管理中的思想疏导这个十分重要而又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前沿课题。社会管理中的思想疏导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管理中思想疏导的理论为指导,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为指向,以提升思想疏导能力为指引,总体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循序回答“为什么要研究社会管理中的思想疏导”、“社会管理中思想疏导的本质是什么”、“社会管理中思想疏导的理论资源包括哪些”、“社会管理中思想疏导的目标是什么”、“社会管理中的思想疏导包括哪些内容”、“社会管理中思想疏导的运行机制是什么”,以及“社会管理中如何有效实施思想疏导”等基本理论问题,以促进社会管理中思想疏导的理论创新和机制建构。于此,论文主要从以下六个方面开展社会管理中思想疏导的研究：第一部分重点回答研究社会管理中思想疏导的重大价值。当前,如何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大量激烈程度不同的人民内部矛盾,如何解决人民内部的思想认识问题,是亟待需要研究分析的重大现实问题,是迫切寻需要找到答案的时代课题。论文提出,充分探索和系统研究社会管理中的思想疏导,既是适应社会深刻变革的紧迫需要,又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呼唤,还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课题,更是共产党正确开展群众工作的必然要求。第二部分探讨揭示社会管理中思想疏导的内涵与本质。论文指出,社会管理中的思想疏导是通过民主的方式让人们充分表达各种思想意见和利益诉求,以便人们通过讨论、交流和沟通,分清思想是非,消除思想疑虑,提高思想认识,形成思想共识,进而妥善处理社会矛盾,协调、维护和实现社会主体利益的活动,强调社会管理中思想疏导的本质是社会管理的价值引导活动,是利益关系的思想协调和社会秩序的精神建构,并认为社会管理中思想疏导的基本特点是政治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宣泄性与导向性的统一、预见性与防范性的统一、经常性与应急性的统一。第三部分梳理总结社会管理中思想疏导的理论资源。论文指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管理中思想疏导的理论主要包括民主方法解决思想认识问题的理论、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理论、思想疏导提高人民群众觉悟的理论、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相一致的理论、社会管理和思想疏导相统一的理论,中国古代关于社会管理中思想疏导的思想智慧包括“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决之使导,宣之使言”、“小决使导,闻而药之”等,西方国家关于社会管理中思想疏导的理论主要包括社会安全阀理论、说服改变态度理论、社会舆论控制理论和社会有机团结理论等。第四部分主要阐述社会管理中思想疏导的目标与内容。只有明晰社会管理中思想疏导的核心目标,分析社会管理中思想疏导的主要内容,才能比较全面深入地认识社会管理中思想疏导这项特殊的实践活动。社会管理中思想疏导的目标是递进的目标体系,是思想政治工作目标在社会管理领域的展开和体现。论文指出,社会管理中思想疏导的目标是理顺情绪、协调利益、维护秩序、凝心聚力、促进和谐。社会管理中思想疏导的目标统摄着社会管理中思想疏导的内容,不同于非社会管理中的思想疏导,社会管理中思想疏导的主要内容包括社会管理中的心理调适、情感沟通、价值整合、舆论引导和共识凝聚。第五部分积极探索社会管理中思想疏导的运行机制。研究社会管理中的思想疏导,核心内容是把握社会管理中思想疏导的内在关联要素及其运作逻辑。论文指出,社会管理中思想疏导的内在运作逻辑涉及系列的具体机制,主要包括：诉求表达机制、分析研判机制、沟通引导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和评估反馈机制。要形成正确的思想认识和达成有效的社会管理,思想疏导的各个机制须是相互配合、层层递进。因此,需要深入全面地研究社会管理中思想疏导的运行机制,更加清楚地认识社会管理中思想疏导的运作过程,提高社会管理中思想疏导的程序性、操作性和规范性,并根据思想疏导运行的实际效果对思想疏导活动及时作出有效调整。第六部分主要研究社会管理中思想疏导的有效实施。研究社会管理中的思想疏导,最终是为着指导社会管理实务工作,有效实施思想疏导。当前,社会管理领域,思想疏导能力欠缺或者能力不足情况还普遍存在,要加强和改善社会管理,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势必要促使社会管理中思想疏导的有效实施。这就需要加强思想疏导的力量整合,注重思想疏导的虚实结合,贯彻思想疏导的群众路线,倡导相互批评的优良作风,优化思想疏导的方法组合。

胡慧莲^[10]（2013）在《罗光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台湾新士林哲学”是20世纪“新士林哲学”在我国传播与发展的代表，它是台湾学术界一个重要而又特别的学术流派。它以天主教信仰为精神取向，以士林哲学为底蕴与构架，力图融合天主教信仰、士林哲学与中国文化于一体，以达到为信仰开新，为中国文化开出路的双重目的。罗光是台湾新士林哲学学派的真正创立者，其《士林哲学》出版标志着这一学派的成立。罗光是天主教的主教。作为主教，他一生的使命就是将福音传扬开（福音化）。时代也赋予了他特殊使命，就是将天主教本土化，他是通过士林哲学与中国哲学的融合完成这一使命的。当然要完成这一使命必须面对中国最现实的问题，即如何由传统向现代转化，也就是现代性问题。于是福音化、本土化、现代性便成了罗光一生的思考，正是这样的使命酝酿了他的“生命哲学”体系。本文追溯他“生命哲学”体系的建构过程，从其教会史研究中探究了他的问题域；从神学、士林哲学和中国哲学三个角度阐释了其思想来源；然后剖析了其生命哲学体系的建构过程和内容；最后总结罗光的思想特色，并用他的使命来审视他的生命哲学体系，以此来揭示其思想的价值和意义。

二、领导者要学理、讲理、用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领导者要学理、讲理、用理（论文提纲范文）

（1）“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廖平“大统”经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朱熹“理”的政治哲学研究 ——以《四书章句集注》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3）宋代程朱学派美育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黄干理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小学校长专业发展的生命史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儒学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以苗族、侗族、布依族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社会管理中的思想疏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罗光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领导者要学理、讲理、用理（论文参考文献）

• [1]“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廖平“大统”经学研究[D]. 刁春辉. 山东大学, 2021(11)
• [2]朱熹“理”的政治哲学研究 ——以《四书章句集注》为中心的考察[D]. 李冉. 东北师范大学, 2021
• [3]宋代程朱学派美育思想研究[D]. 张丁文. 东北师范大学, 2021
• [4]黄干理学思想研究[D]. 李思远. 西北大学, 2021(12)
• [5]《程氏易传》“感应”思想研究[J]. 王硕. 当代儒学, 2020(02)
• [6]小学校长专业发展的生命史个案研究[D]. 黄赫. 新疆师范大学, 2019(05)
• [7]儒学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研究[D]. 顾萍. 东南大学, 2016(12)
• [8]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以苗族、侗族、布依族为例[D]. 娄义鹏. 中央民族大学, 2016(08)
• [9]社会管理中的思想疏导研究[D]. 魏强. 武汉大学, 2013(07)
• [10]罗光思想研究[D]. 胡慧莲. 黑龙江大学, 2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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