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创作的心理分析

一、《史记》创作的心理学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刘娟^[1]（2021）在《幼儿安全教育绘本设计的现状及改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绘本是由图画与文字相互配合或只有连贯的图画表现故事内容的一类书籍。安全教育题材绘本是为了帮助幼儿保持身体、心理安全而设计的以幼儿的安全教育为主题的一类绘本,内容主要是关于幼儿在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的各种危险及预防与保护措施。然而,当前我国的安全教育题材绘本在设计方面与国外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我国亟需借鉴国外优秀安全教育题材绘本的创作技巧,不断地提高本国安全教育题材绘本的设计水平。论文聚焦于从3-6岁幼儿的角度出发研究国内安全教育题材绘本的设计现状。探讨的主要问题是当前国内原创安全教育题材绘本在设计方面存在的问题有哪些以及如何改进。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论文首先梳理了有关幼儿绘本设计的理论基础,幼儿绘本的特点、构成要素、教育功能,影响幼儿绘本设计的因素,以期为后面探讨安全教育题材绘本设计的策略打下理论基础。接着,运用问卷调查了解安全教育题材绘本在幼儿家庭、幼儿园的应用情况。运用实地调研与网络调研,了解国内原创安全教育题材绘本的市场现状,并挑选出八本当前在市场上销量排名靠前的优秀绘本,用于文本分析。在此基础上,将分好类的四本国外的优秀安全教育题材绘本与对应的国内四本绘本做对比,分析并总结出国内的安全教育题材绘本在设计方面存在的不足之处。最后,结合调查发现的问题,提出有针对性地改进国内原创安全教育题材绘本设计的相关建议。实证调查研究发现,当前我国原创安全教育题材绘本的设计确实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有:封面缺乏精心设计;情感苍白,说教严重;图画与文字配合生硬;板式设计不合理;读者年龄划分不明确;缺乏创新与本土特色这几个方面。据此,论文建议,从封面、封底和环衬的设计上来看,要求精心设计标题和图画、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有针对性地设计;从图画与文字的设计上来看,要求图文合奏、根据不同年龄设计图画和文字、准确运用与合理搭配色彩、增加互动性、故事情节富有情感与趣味、规范安全教育内容的程度与范围;从开本与形状的设计上来看,要求依据幼儿的发展特征以及绘本的主题设计开本大小、在形状方面创新突破;从装订方式的设计上来看,注重装订的实用性、确保装订的安全性;从材料的设计上来看,选用耐用、安全的材料,充分利用触敏材料、电子材料、有气味的材料;从创新与本土化方面来看,图画具有国风意蕴、内容具有广泛性与针对性。

张潇^[2]（2020）在《《聊斋志异》侠女形象研究》文中指出蒲松龄以志怪之笔细致描画时代风情,塑造多种多样、立体可感的人物形象,其中以侠女形象尤为突出。“侠”脱胎于历史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成为一种精神象征。“侠”精神即以“义”作为根本行动准则,无论是国家大义亦或是民间道义,体现遇强挺身而出、逢弱舍己助人的原则,外化为若干基本行为特征,如嫉恶如仇、锄强扶弱、轻财好义、受恩勿忘等。侠女即是秉持侠义精神,牺牲自身利益维护“义”的女子,其产生与发展反映了不同时代特征及文人风貌与审美要求。《聊斋志异》侠女多通过物质帮助、解除危难、延续子嗣等方式,帮助寒士群体发财致富,实际反映作者自我人生倒影,进而纾解孤愤,肯定自我价值,成为作者自救与救世的工具。她们多仙姿玉貌、遇强挺身而出、逢弱舍己助人,依据行侠目的可分为四大类型:报恩型、复仇型、锄强型、扶弱型。《聊斋志异》中不同类别的侠女呈现不同特点,具体体现在报恩侠女婚嫁报恩,成就美满;复仇侠女独立复仇,敢爱敢恨;锄强侠女肖像塑造单薄,除恶力度减弱;扶弱侠女重视扶贫,扶贫对象较固定。与前代侠女形象相比,其行侠方式、行侠目的、行侠结局既有一脉相承之处,又呈现出若干差别,具体表现在以柔弱外貌及性格描写凸显女性特征;以情感触发而行侠仗义,丰富侠女的情感世界;行为趋向世俗,反映封建伦理束缚等方面,总体呈现女性化、世俗化、伦理化、情感化倾向。《聊斋志异》侠女形象与之前侠女形象相比产生的新变,自有其形成原因。清初时代背景的风云变化、淄川地域文化的熏陶滋养、神道设教的宗教观及清初学术思潮转变的影响、蒲松龄的成长经历、读者层面的接受反馈等方面多样杂糅,共同构成侠女新变原因。

罗原^[3]（2019）在《两宋辽金绘画中的宋与周边民族交往研究》文中指出10-13世纪是中国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迅速并交流频繁的时期,该时期的各民族交往一直是学者们关注与研究的焦点。古代民族的交往除了被记录于历史文献中,也会反映在当时的绘画作品中,形成图像的历史。近年来,涌现出不少运用图像资料探讨该时期民族交往问题的着作,但这些研究更多的还是将这些图像用于佐证观点、引出问题,而并非从图像的细节出发,运用文献资料探寻图像背后的历史逻辑,并最终回归对图像的解释。本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绪论梳理了研究现状,明确了相关概念、研究范围、可行性、创新点。指出本文试图综合运用图像学、民族学、历史学等多学科方法论,勾勒出作品背后的民族交往历史。正文又分三个章节,以宋辽金绘画中与民族交往息息相关的图像资料为分析对象,通过分析“文姬归汉”题材在绘画作品中象征意义发生变化的原因、辽墓壁画中汉族人物形象出现频率与时间的联系、《五马图》中宋对茶马贸易对象的选择、辽墓壁画中“茶叶”元素出现时间的变化、金代岩山寺壁画茶饮图出现时间与金代禁茶令的关系、金代绘画中的“竹”现象、辽金番马画对南宋绘画中“倦马”形象的影响等内容,论证了中国10-13世纪的部分绘画的确记录和反映了宋与周边民族的交往。进一步指出,部分两宋辽金绘画象征意义、具体细节、新旧元素的改变,不仅是受宋与周边民族文化交往的影响,还受民族间政治交往、经济交往的影响,这些图像现象反映了宋与周边民族交往的阶段性特征和阶段性变化。两宋辽金绘画中的民族交往信息还论证了中国画的辉煌成就是各个民族共同铸就的,该时期的多元化发展和民族交往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前期铺垫。本文以两宋辽金的绘画为经,以宋与周边民族交往为纬,从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分析中国10-13世纪部分绘画中所反映出的宋与周边民族交往历史。

冯俊^[4]（2019）在《英美《离骚》翻译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英美《离骚》的翻译和研究已有长达百余年的历史。目前为止,国内外学界只对部分《离骚》译本、个别汉学家的《离骚》问题研究或者阶段性翻译史、研究史有所涉及,针对《离骚》在英美整体性的翻译史和研究史的研究仍属空白,因此很有必要进行系统研究和深入的学术探讨。本论文以《离骚》在英、美国家的英译史和研究史为对象,在文化研究视域下,探讨其历时发展脉络,以期对中西文化交流的策略、模式、特点、规律有所呈现,并尝试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英美《离骚》翻译史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至今主要有十二个译本（其中八个全译本,四个节译本）。本论文从文化研究视角梳理、分析、揭示十二个译本在形式、内容以及译者抒情化改写三个方面的纵向演变历程。其中对“形式不可译”的可译性探索和“内容陌生化”的消弭演变,是一种宏观层面的中西文化的交流;译者的改写则交织了译者个体的心理和时代之需求,是微观层面下译者和译本的互动。英美《离骚》学术研究史的历史性分析也是在一个中西视域融合的过程中进行的。十九世纪英国汉学家对《离骚》的误读和建构,体现了中西融合初始阶段汉学家研究视野的局限性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复杂情感;二十世纪的英美《离骚》研究则是在西方理论视角下的问题研究,既有在中国传统儒家诗教诠释路径解构后,《离骚》巫文化研究建构的蔚然大观,也有在荣格心理学、存在主义和平行比较文学研究路径下,对中西文化互识、互补的铺垫,还有西方学者在其学术传统“前见”影响下,对《离骚》在个人主义内涵和语言学领域的现代性建构;二十一世纪的一些当代英美汉学家,更多是在《离骚》研究路径和内容诠释上深化了中西融合之势态。具体而言,用西方文学批评诸多方法,分析《离骚》象征内涵的传统文化底色,并且延伸了极具现代性的读者心理学内涵和异化主题;在继承汉学研究的巫文化传统基础上,整合、论证和拓展了历代国内外学者的巫文化研究成果,融合中国传统的文史哲整体治学路径,结合并改造西方学术界的新方法和新理论来梳理历代《离骚》研究史。总之,英美《离骚》翻译史的三条脉络都呈现出对源语言文化即中国传统文化的逐步接近、吸收和深入了解的纵向发展特点。这也体现了在文化研究视角下,外部的综合国力对文化内部“软实力”的一种直接深远的作用力。同时,英美的《离骚》学术史,展示出中西文化互动中从误读、建构到深入融合的过程。

马英达^[5]（2019）在《中国与欧洲经典童话中“生母缺失”现象比较研究》文中认为在许多经典的童话故事中,大多讲述的是“主人公如何克服苦难独自成长”,对于母亲的描写不会占用过多的笔墨,母亲不是不知所踪就是已故,这种在东方和欧洲的童话故事中所出现的现象,笔者将其归纳为“生母缺失”,主要衍生形态包括:父母双亡、生母死于分娩、养母和邪恶的继母的存在、单身父亲独自抚养孩子。在中国与欧洲童话中取代生母角色的往往是恶毒的继母,而欧洲童话中的恶毒继母也有可能是一名邪恶的女巫。本文第一章试图分析中国与欧洲经典童话故事中的“生母缺失”现象背后所包含的原因,“生母缺失”现象既有社会历史原因也与童话故事的结构、童话故事创作心理机制有关。从社会历史角度来看,女性常常因为分娩而死亡,丈夫在妻子去世后再娶继母。继母与继子女本身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的继母与继子女之间如何相处体现的是道德问题,继母与继子女的冲突实际反映的是道德与血缘的冲突。从童话故事的结构来看,“生母缺失”能使童话情节简化,更容易突出典型人物。从童话故事的创作心理机制来看,创作童话中的某个典型人物总会下意识受到某种原型形象影响,十六、十七世纪的“猎巫狂潮”运动造成了大众对于女巫的集体意识,影响到了童话中对女巫形象的创作。本文第二章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对经典中欧童话文本进行分析。《蛇郎君》与《美女与野兽》里母亲的缺失加深了小女儿与父亲之间的感情,因此二位小女儿才要代父受难,自愿嫁给蛇郎君与野兽。在童话《灰姑娘》与《叶限》中,慈爱的亲生母亲离世后,父亲迎娶了暴虐的继母,继母总是迫害灰姑娘与叶限,但故事的最后邪恶的继母受到了惩罚,灰姑娘和叶限成为了王子与国王的如意新娘。童话故事《羽衣人》与《天鹅女》反映出古代夺婚和外婚制的特点,很少涉及到父母的存在,因为当时的婚姻不需要父母的同意。本文第三章在分析中国与欧洲经典童话故事中的“生母缺失”现象的普遍性中探察到人类相同的历史文化根源,具体体现为母系社会中妻子具有很高的地位,万物有灵思想、死人复活以及原始仪式。这些共同构成了中欧经典童话故事中“生母缺失”现象的文化人类学意义。经典童话永远不会过时,中欧“生母缺失”现象的原因、文本分析、故事结构以及文化人类学阐释使我们看到经典童话“生母缺失”现象的现代价值,有助于打破我们对于继母是恶人的思维定势以及在处理母子关系时摆脱在心理上对母亲的依赖,独立面对生活。

谢九生^[6]（2018）在《中国古代“艺术列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中国的二十四史中出现了“艺术列传”。然而,在以往对中国古代艺术的研究过程中这些“艺术列传”常常被排除在研究的范围之外。事实上在对《晋书》、《北史》、《周书》和《隋书》等四史中的“艺术列传”进行梳理之后发现其中记录了许多有关天文、阴阳、术数、医药等被归类于方术、方技（伎）的人物、实录或传说。但是,其中也记载了大约有十七位基本符合今天所说的书法、音乐、建筑和工艺等艺术人员的相关史事。也就是说一方面在古代“艺术列传”之中今天所说的书法、绘画、建筑、工艺和音乐等子门类艺术与方术、方技（伎）处于比较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显示出古代“艺术”主要是由今天所说的书法、绘画、建筑、工艺、音乐等艺术与方术、方技（伎）所构成的一个比较广义的范畴。而中国古代“艺术”演变的特殊性,也即是体现出的宏观性、综合性和跨学科性的特点。因此,第一,对于“艺术列传”的研究也应该是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在“艺术列传”中也记载了有关今天所说的书法、绘画、建筑、工艺和音乐等子门类艺术。第二,由“艺术列传”中的书法、绘画、建筑、工艺和音乐等艺术与方术、方技（伎）被归为古代“艺术”一类可知,对于传统书法、绘画、建筑、工艺和音乐等艺术的研究也许不能忽视对于古代方术、方技（伎）的研究,因为方术、方技（伎）在古代也是“艺术”的子门类之一。通过研究正史之“艺术列传”的内涵特征、流变过程和形态,以及“艺术列传”与术艺、六艺、五术、道术和玄学等的关系,可知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古代“艺术”包括古代方术、方技（伎）,并且方术、方技（伎）与今天所说的书法、绘画、建筑、工艺、音乐等子门类艺术已经开始逐渐分化,但是又还不是很彻底,同时通过“艺术列传”也可以窥探魏晋南北朝时期传统书法、绘画和音乐等艺术理论的演变特点。另一方面,通过深入探讨古代“艺术列传”与巫术、方术、方技（伎）的关系,从而认为,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古代“艺术”之中仍然存在着各个子门类艺术的中间或过渡的形态,尤其是在古代方术、方技（伎）与传统书法、绘画和音乐等子门类艺术之间。第二,古代“艺术列传”中记载的方术、方技（伎）的内容包含有古代科学技术的成分,也就是说“艺术列传”与古代科技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或者说传统书法、绘画、建筑、工艺和音乐等艺术与古代科技之间一直都是有着紧密的联系,既使到了今天,书法、绘画和音乐等各种子门类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关系也是紧密的。第三,就古代“艺术列传”中记载的书法、音乐等艺术与方术、方技（伎）的中间形态的分析,可以发现古代“艺术”中的各个子门类艺术与方术、方技（伎）有着相似的发展起源,并在长期的衍化过程中保持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关系以及在古代“艺士”之中呈现出的“身兼多艺”的特性。古代“艺术列传”与正史列传中的“艺术”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正史“艺术列传”和正史列传之中“佞幸（恩幸、幸臣）列传”、“文苑（文学、文艺）列传”、“儒林（儒学）列传”和“隐逸列传”等类传的关系能够以正史列传的角度探究古代“艺术”文人衍化的过程与演变特征。而且,古代“艺术列传”中记载的人物大都是方士和术士、文士、艺士和隐士等等。另外由于着史者也往往可能都是文士或文人以及历代统治阶级在古代“艺术”的演变过程中往往掌握着话语权。因此,“艺术列传”与着史者、皇族之间也存在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艺术列传”中记载的古代书法、绘画和音乐等人员与“艺事”也体现出“艺术列传”对于古代艺术研究的重要性,第一,正史“艺术列传”中记载的造物艺术,可能是先秦时期以《考工记》为代表的古代造物艺术发展的继承与延续。第二,对于正史“艺术列传”中记载的书法、绘画、建筑、工艺和音乐等艺术人士的研究有利于探究中国传统书法、绘画和音乐等艺术的起源、发轫和演嬗的规律与特性。另一方面也说明“艺术列传”可能是古代正史之中最早的有关古代艺术学的相关史料。而以古代校雠学、目录学的视角可知古代“艺术”的概念与范围往往是包括方术、方技（伎）的。并以中国艺术学的角度,得出古代“艺术列传”在中国古代艺术学与艺术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价值与对于中国古代艺术理论与艺术史的现代意义。同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的现代衍化过程中所需要面对的问题也提示出古代“艺术列传”的研究的文化意义。也就是说古代“艺术列传”可能是基于今天所说的艺术学理论有关古代艺术学的珍贵史料,不仅能够以正史与“中国特质”的角度来探赜古代“艺术”的起源、发轫与演嬗的规律与特点,而且在古代艺术学和艺术史学研究的“中国方式”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地位与价值,以及在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中强调“中国精神”和“中国路径”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陈雅芬^[7]（2018）在《传承与变革 ——民国时期传记文学理论转型研究》文中认为传记文学这种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特殊文体,从古至今一直散发着它的艺术魅力,带给读者独特的审美享受。然而与传记文学作品相比,传记文学理论的发展却一直滞后于传记的创作实践。从民国时期开始,传记文学理论冲破长久以来历史的羁绊,大步迈入文学殿堂,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从整个传记文学理论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民国时期的传记文学理论发展无疑位于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然而传记文学理论在民国时期发生这样巨大的转变却很少被学者注意到,所以本文试图从民国时期传记文学理论的转型入手,结合时代背景梳理传记文学理论发展概况,着重探讨传记文学理论转型的特征及原因。本文在尽可能全方位地搜集民国时期传记文学理论相关资料的基础上,首先梳理了从民国初至新中国成立这个期间传记文学理论三个阶段的发展概况。接着探讨民国的历史背景给传记文学理论转型带来的影响:新文化运动浪潮给传记文学理论开启了转型的大门;西方传记文学给传统传记理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与启迪;报纸、杂志等新兴媒介也为传记文学理论发展提供了广阔的交流平台。第三部分着重论述民国时期传记文学理论转型的三个特征:传记文学属性从“历史”到“文学”的跨越,创作中纪实求真与虚构想象的结合,传记文学的史学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并重。民国时期的传记文学理论明确了传记文学的“文学”属性,让想象虚构与追求真实在传记文学创作中和谐共处,强调运用文学创作技巧也使得民国时期的传记文学不仅具有传统的历史价值,更具有独特的审美趣味。结语主要分析了民国时期传记文学理论转型的意义。

吴慧鋆^[8]（2018）在《近代楚辞学研究》文中指出近代楚辞学主要以道光至五四前后的楚辞学者、专着、专论为研究对象,属于断代史、专题史研究。本论题以近代着述为纲,以学者、论点为纬,以近代学术思潮的发展演变为背景,采用文本研读和文献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勾勒近代楚辞学的研究内容、方法及成因,分析其总体特色、成就地位与历史局限,考察近代楚辞研究对楚辞学史的推动与影响。为叙述方便,将近代楚辞着述分为七类,每类先概述总貌,后选取代表性学者进行个案研究。名物训诂、史实考证类楚辞着述体现了乾嘉汉学的余绪。此类着述坚守传统朴学的治学宗旨与研究方法,着力于名物训诂、校雠文字与楚辞作品的内部、外部考证。俞樾《读楚辞》《楚辞人名考》用因声求义、通古释今、因形求义等方法训诂并考证楚辞人名。孙诒让《札迻》卷十二《楚辞王逸注》用寻文究义、引证古籍法等训诂字词,分析楚辞异文。王树枏《离骚注》广引书证,训诂楚辞名物、进行字词阐释。审定音韵、考释方言类楚辞着述一方面延续古音理论,另一方面开辟了新的研究方法与视角,主要包括直接注音、分析韵式、考察方言等。朱骏声《离骚赋补注》运用古音理论对《离骚》注音与句式归纳,对双声叠韵等连绵词进行补说。徐昂《楚辞音》研究间隔协韵、声韵隔协、声韵远协等3种韵式。李翘《屈宋方言考》从方言角度阐释楚辞音义,溯及方言源流,体现鲜明的时代特色。分别段落、阐释义理类楚辞着述从篇章结构入手,注重把握作品微意与诗人情感。颜锡名《屈骚求志》分《离骚》为五大节三十一小节,把握楚辞结构,考订楚辞篇目次第,用“以意逆志”法突出屈原的忠君之情与强邦之才。傅熊湘《离骚章义》分《离骚》为九章二十二节,驳斥以其他学说附会楚辞的做法,力求“纲举目张、词旨明豁”。毕大琛《离骚九歌释》将《离骚》分为十四节,通过创作背景与创作主旨的分析,探求屈子之志。黄恩彤《离骚分段约说》分全文为十七段,分析“求女”意象与次数,“宓妃”、“退修初服”所代表的意象。诗话、词话中的楚辞评论重在发掘楚辞的“慷慨悲歌”之气与艺术特质,主要包括《楚辞》与《诗经》的关系、文体辨析、艺术手法、文学影响等。方东树《昭昧詹言》探索楚辞产生的文化历史原因,将其纳入儒家诗教范畴。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以“沉郁说”提倡“词为尊体”,以诗骚为标准评判历代词作。刘熙载《艺概》辨析楚辞文体,分析语言、句式、结构、意境等方面的特色。“公羊”学派影响下的楚辞着述体现了“经世”与“疑古”思潮,虽有纠枉过正之弊,却是近代楚辞研究方法变革的前奏。曹耀湘《读骚论世》考订屈子生平与创作顺序,用“知人论世”法分析《天问》创作主旨,大量比附历史史实。王闿运《楚辞释》以“六经注我”法解读楚辞创作背景、创作主旨,突出屈原的政治作用,寄予自己的军事政治理想。廖平用“六变”理论附会楚辞,渗透尊经尊孔之论,否定屈原对楚辞作品的归属权。综合融通类着述既有以汉学为主要内容的训诂考据,又有以宋学为特征的义理阐发,亦涉及关乎文学理论的品评分析。郭焯莹的《读骚大例》提出“意由声音证入”等读骚六例,涵盖考证、训诂、音韵、校勘、义理、语法等。马其昶《屈赋微》博采众长,既注音训诂,又对楚国史实进行比附。郑知同《楚辞考辨》对楚辞相关内容的考证兼及对楚辞艺术手法的辨析,在训诂与文学评论之间寻求汇通。西学东渐背景下的楚辞着述以开放心态接受西学,把现代因素融入本民族文化传统,体现楚辞研究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学术转型。梁启超考证作品篇目与编纂过程,分析楚辞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考察屈原思想渊源与主要行历,肯定屈原“独立不迁”的斗争精神。王国维进一步发展梁启超、节的“文分南北”论,将屈原的斗争精神概括为“欧穆亚”精神,用二重证据法考证《天问》中的相关人名与史实。刘师培确立“宗骚”的文学研究视角,援引西方文学地理论阐释楚辞,立足传统考订楚辞异文。综上,近代楚辞学历经继承传统、全面总结,革故鼎新、求新求变,援引西学、别开瑰境3个阶段,实现了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的真正革新,完成了楚辞学由古代向现代的转型,在楚辞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李春玲^[9]（2017）在《美国汉学界《聊斋志异》研究述论》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末,美国的《聊斋志异》研究引入多样化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跨学科研究是美国汉学界《聊斋志异》研究最鲜明的特色。在美国汉学向中国学转变的背景下,广泛运用其他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进行跨学科的《聊斋志异》研究具有其必然性。美国汉学界对《聊斋》的文献研究以白亚仁为代表,他系统考察了《聊斋志异》的故事源流、创作历程和文本传播情况,提出《聊斋》创作分为三个阶段的设想,在国内外产生广泛的影响。随着西方社会运动的兴盛,《聊斋志异》中的性别和身份开始受到关注。蔡九迪归纳了《聊斋》中的性别错位现象,梳理中国文学传统对性别错位现象态度的演变,其研究具有典范意义;白亚仁大胆提出婴宁“伪装”自己企图建立合法人类身份的看法,发展了国内对婴宁的看法;康笑菲揭示了作为民间敬拜对象的狐仙对人类身份的渴望;蒋兴珍认为蒲松龄通过创作《聊斋》寻求身份认同,以缓解现实危机给他带来的焦虑。美国汉学家还积极地借助其他跨学科理论推进《聊斋》研究的深广度。杨瑞另辟蹊径,运用西方心理学解析《聊斋志异》,颇具心理分析的独特性;蔡九迪引入中医“癖”的概念考察《石清虚》,在万物皆有情理论的启发下,剔抉出石头对邢云飞之“癖”;康笑菲从民俗学视角出发,结合狐仙信仰解读《聊斋》故事,提出一些颇有见地的观点;史景迁则大胆尝试在史学研究中运用《聊斋》材料。这些研究各具特色与优长,共同构成美国汉学界《聊斋志异》研究的广阔图景。跨学科研究视角拓展了《聊斋》研究领域,使美国的《聊斋志异》研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然而跨学科研究手段的使用不当,也会使《聊斋》研究陷入模式化、偏离主题、理论密集、理解困难等误区。

付希亮^[10]（2016）在《论《中国文学史》教材加强作家人格分析的必要性》文中提出人格（personality）是一人的内在动力系统及其外在表现。文学作品是作家内在人格的外在显现。在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文学史》教学中,作家与作品本应同等重要。但是当今通行的教材只简单介绍作家的生平、思想,完全忽略作家人格分析。学生从教材中只能得到浮光掠影的印象和简单的知识总结,根本不了解作家的性格特点,对作家无感觉、无趣味,从而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为使学生深入理解文学理论原理,提高学生对文学作品的感悟力,完善学生人格,《中国文学史》教材有必要加入作家人格分析内容。

二、《史记》创作的心理学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史记》创作的心理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幼儿安全教育绘本设计的现状及改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聊斋志异》侠女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两宋辽金绘画中的宋与周边民族交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英美《离骚》翻译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与欧洲经典童话中“生母缺失”现象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古代“艺术列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传承与变革 ——民国时期传记文学理论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近代楚辞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美国汉学界《聊斋志异》研究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10）论《中国文学史》教材加强作家人格分析的必要性（论文提纲范文）

四、《史记》创作的心理学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幼儿安全教育绘本设计的现状及改进研究[D]. 刘娟.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2]《聊斋志异》侠女形象研究[D]. 张潇. 燕山大学, 2020(01)
• [3]两宋辽金绘画中的宋与周边民族交往研究[D]. 罗原. 西南民族大学, 2019(03)
• [4]英美《离骚》翻译和研究[D]. 冯俊. 湖南大学, 2019(01)
• [5]中国与欧洲经典童话中“生母缺失”现象比较研究[D]. 马英达. 辽宁大学, 2019(01)
• [6]中国古代“艺术列传”研究[D]. 谢九生. 东南大学, 2018(05)
• [7]传承与变革 ——民国时期传记文学理论转型研究[D]. 陈雅芬. 杭州师范大学, 2018(01)
• [8]近代楚辞学研究[D]. 吴慧鋆. 苏州大学, 2018(12)
• [9]美国汉学界《聊斋志异》研究述论[D]. 李春玲. 武汉大学, 2017(07)
• [10]论《中国文学史》教材加强作家人格分析的必要性[J]. 付希亮. 前沿, 20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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