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才+资本 另一种“马太效应”（论文文献综述）
李海舰,杜爽[1]（2021）在《推进共同富裕若干问题探析》文中提出共同富裕是全民富裕、全面富裕、渐进富裕、共建富裕,推进共同富裕等不得、急不得。推进共同富裕要构建协调配套的三大分配体系,辩证认识五大关系,包括增量与存量、显性与隐性、总量与结构、均值与方差、可量化与不可量化的关系。推进共同富裕要立足十大政策取向:既在缩小收入差距上做文章,更在缩小财富差距上做文章;既在缩小显性差距上做文章,更在缩小隐性差距上做文章;既在缩小私人产品差距上做文章,更在缩小公共产品差距上做文章;既在补齐短板上做文章,更在筑高底板上做文章;既在物质富裕上做文章,更在精神富裕上做文章;既在"分好蛋糕"上做文章,更在"做大蛋糕"上做文章;既在动态国内比较上做文章,更在动态国际比较上做文章;既在共同富裕上做文章,更在部分先富上做文章;既在共同富裕上做文章,更在阶层流动上做文章;既在共同富裕上做文章,更在共同幸福上做文章。推进共同富裕要重点辨析五大理论问题:收入财富差距与市场化程度的关系、收入财富差距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关系、收入财富差距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穷人与富人的关系、共同富裕的求解范围。
蔡小静[2]（2021）在《科学基金的资助效益研究 ——基于科研合作的中介效应》文中研究表明基础研究是科技发展的根基和动力。作为政府资助基础研究的重要主体,科学基金在支持基础研究发展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科学基金的资助效益备受利益相关者的广泛关注,由此催生了一系列评价方法和实践。已有评价多关注直接产出成果的数量,未能全面反映科学基金资助对研究者能力的提升作用。根据科技人力资本理论,科研合作不仅体现了研究者获取社会网络资源的能力,也体现研究者整合和利用隐性知识的能力。在现有关注科学基金资助对科研合作影响的研究中,鲜有研究将科研合作特征的变化与研究者能力提升挂钩。据此,本研究将从科研合作的视角探讨科学基金的资助效益,旨在深化对资助效益的理解,优化资助效益评估体系,为改进项目和人才评估提供决策参考。本研究以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SFC）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SF）资助的研究者为对象,基于其项目和论文数据,采用文献计量法和统计分析法,从合作规模和国际合作程度两个维度,分析科学基金资助对科研合作的影响、科研合作与研究绩效的关系,以及科研合作在科学基金资助与研究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科学基金有助于扩大研究者的合作范围,丰富研究资源。伴随着资助项目的开展,美国研究者的国际合作程度普遍提高,而中国研究者则无显着变化。就论文层面而言,合作规模与研究影响力呈正相关,国际合作有助于提高研究影响力。部分学科领域中,研究者的论文生产力随合作规模的扩大而提高,但引用影响大多无显着变化;国际合作程度与研究者的论文生产力和影响力无关或负相关。此外,科学基金资助引起研究者的平均合作规模扩大或国际合作程度提高,进而提升研究绩效,表明科研合作在科学基金资助和研究绩效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即科学基金资助通过科研合作对研究绩效产生间接影响。本研究就如何提升科学基金资助效益、提高资助效益评估的全面性和科学性提出如下建议:1)鼓励并支持优质且高效的科研合作,增设以促进合作交流为目的的研究基金项目;2)改进项目和人才评价方式,结合研究者所处学术阶段和研究能力开展评估;3)通过加大资助力度、设立专项合作项目、优化评价机制等方式助力青年研究人员成长。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包括:1)从科研合作的视角考察了科学基金资助对研究绩效的间接影响;2)丰富科学基金资助效益评估的潜在维度,提高评估的全面性和科学性;3)填补了以往研究中关于“科学基金—科研合作—研究绩效”关系论证的空白。
郑凯[3]（2021）在《“锡克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市场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是整个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史上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从20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进行的一系列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与改革实践,都是在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不断演变而成的各种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模式,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发展进程具有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和现实启示意义。在上世纪所有东欧国家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模式中,“锡克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具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理论价值,而且在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改革历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1968年春,在捷克斯洛伐克兴起的“布拉格之春”经济改革实践运动,是由当时担任捷共中央经济改革委员会主席的奥塔·锡克设计的“社会主义计划性市场经济理论”作为理论指导和实践方案,通过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来实行国民经济的宏观收入分配计划,希望改变国内经济萎靡、停滞不前的消极状态,试图彻底挣脱僵化的苏联模式中沉重的形式主义枷锁和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体制牢笼,为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发展探寻另一条适合本国实际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然而,由于理论本身的局限和客观条件的制约,以及国内外局势的不稳定等因素,这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极具影响力和突破性的经济改革实践,最终被苏联政府联合其他华约国家的军事武装力量彻底镇压和扼杀了,不得不以失败告终。尽管“布拉格之春”的失败已成历史,但是“锡克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中蕴含的先进性思想和突破性进步也是不可抹去的事实。尤其是锡克主张的在市场机制基础上制定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宏观收入分配计划,以及他着重强调的企业自主管理的独立性等核心内容,相比“兰格模式”和其他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模式,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和研究价值。实际上,究其根本原因来说,“锡克模式”的历史局限除了理论本身的不足之外,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仍然无法彻底摆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的两极世界格局下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各种束缚,即使仅仅是在经济领域的改革措施,都会由于苏联政府当局的极度敏感将其扭曲为政治变革的倾向,在这种政治高压下实现经济改革的创新突破几乎为不可能,只能更加放大和凸显出“锡克模式”潜在的乌托邦性质和理想主义色彩。本文通过对“锡克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系统研究,并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进程,试图为新时代下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进方向和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远景目标所面临的改革发展难题,提供一些值得借鉴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启发。具体来看,全文一共包含六个章节的内容。第1章是绪论部分,简要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研究方法和思路、创新之处与不足。其中,着重从宏观角度介绍了国内外专家和学者对“锡克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现状,因为大量阅读相关文献和着作,对研究对象进行全面而系统的论述来说是尤为关键的必要前提。第2章主要回顾了“锡克模式”形成的历史背景与思想渊源。在阐述“锡克模式”产生的历史背景时,首先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状况作了简要概述,然后指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失败是促使国内经济亟需改革的主要原因,由此引出捷共进行“布拉格之春”经济改革运动的必要性和前因后果。在追溯“锡克模式”的思想渊源时,主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价格理论、再生产理论和按劳分配理论,以及“兰格模式”中以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社会主义中央计划模拟竞争市场和按劳分配为主体与社会分红相结合的收入分配制度等内容进行详细分析。第3章则重点论述“锡克模式”的主要内容及本质特征。其中,主要内容包括:从生产和投资的信息化与利益化、反对垄断利润的剥削和制定自由竞争的价格三个方面论述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市场机制;从宏观平衡与微观平衡的区别、生产的可靠性预测和分配的约束性计划三个方面具体分析国民经济的宏观分配计划;从主要表现在生产和投资的决策权以及经营利润的支配权阐述社会主义企业的独立性。而本质特征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利益矛盾需要市场机制调节;计划、市场与工人自治相结合的“第三条道路”。第4章是通过对比分析的方法,辨析“兰格模式”与“锡克模式”之间的共性与不同,并进一步阐释“锡克模式”相对于“兰格模式”来说具备的进步与完善之处。其中,共性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以公有制为前提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源的有效配置;改革措施的制定均涉及市场机制的作用问题。而不同之处则体现在:中央计划职能范畴的认识、市场价格形成的看法以及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作用范畴的观点上的不同。通过对比之后发现,“锡克模式”是对“兰格模式”的进一步发展与超越,主要体现在锡克不仅提倡“资本中立化”的劳动联合体和主张宏观分配计划下的市场机制,还主张应消除国家的绝对垄断来确保制定自由竞争的市场价格。第5章是客观地评析“锡克模式”所体现出的理论价值、时代进步性和历史局限性。首先,“锡克模式”的理论价值主要包括: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传统观点具有重要突破;为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与道路。其次,“锡克模式”的时代进步意义在于:有利于革除苏联僵化模式的弊端;有助于摆脱经济危机的阴影;有益于实现激进式改革向渐进式改革的平稳过渡。第三,“锡克模式”的历史局限性则表现在:苏联模式主导下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与政治高压;忽略了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与商品经济的实质关系;经济改革运动的发起条件和时机尚未成熟。第6章的内容意在总结“锡克模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发展的重要启示。首先,应注重权衡中央计划管理和市场机制作用的优势与弊端。不仅要严厉抵制政府权力绝对化、集中化和垄断化的腐败现象,进一步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还要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其次,实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和开拓合作共赢的发展格局。必须加快建设更高标准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坚持和平与发展前提下的世界经济一体化,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发展的独特优势。第三,科学认识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要正确看待公平与效率之间矛盾统一的辩证关系,并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在共享发展理念的视角下完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
郭岚一[4]（2021）在《互联网企业价值评估方法应用研究 ——以美团为例》文中提出诞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互联网经历了多年的发展,现如今已经成为了国家经济与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截至2020年12月,中国网民数量就已高达9.89亿,网络普及率高达70.4%,是当之无愧的互联网大国。自2012年“互联网+”概念的出现,到2015年李克强总理确定了“互联网+”行动计划,我国互联网行业稳步驶进了快车道。作为我国新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互联网行业成为了金融市场中投资者竞相投资的热点之一,金融市场对互联网企业的动态发展同样是格外的关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许多互联网企业选择并购重组,亦或是历经多轮融资上市,随之而来的如何为互联网企业合理估值就成了迫切且重要的问题,这引起了大量学者的关注。由于互联网企业盈利不稳定、可比公司少、轻资产甚至是表外资产多等独特性,导致运用传统方法对其进行价值评估时并不适当,而用户是互联网企业最重要的资源,其价值体现在用户创造的网络效应中。梅特卡夫定律揭示了互联网企业价值与用户数量的平方呈正比,曾李青定律提出节点之间的距离也会影响互联网企业的价值,在此基础上国泰君安证券研究部提出了V=K×P×N2/R2这一互联网企业定性估值公式,因此本文的研究内容将更多地考虑一些非财务因素对互联网企业价值的影响,以梅特卡夫定律为基础结合互联网企业自身特点与估值难点,改进原有估值模型,合理量化相关参数,提高原有模型的适用性与可操作性,最终对互联网企业进行合理的价值评估。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从用户数量、单位用户成本等角度入手考虑互联价值评估这一问题,同时选择以新经济企业的代表美团作为研究案例,美团是生活服务类电商平台,这类企业在互联网企业价值评估中涉及较少。本文分析研究后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对于互联网企业价值评估这一问题而言,梅特卡夫定律具有一定的优越性。财务状况差或是不稳定、未来发展难以预计且缺乏可比公司是当下我国大多互联网企业的特性,因此从用户规模等新角度出发对互联网企业估值就十分必要;二是评估互联网企业价值时财务因素与非财务因素缺一不可。虽然互联网企业价值受非财务因素影响较大,但财务因素同样不容忽略,本文在构建估值模型中引入了单位用户获取成本这一指标,来衡量企业是否有潜力形成规模化经济,是否存在过度“烧钱”导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三是提升企业价值的根本路径在于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互联网企业要想扩大用户规模、保持用户粘性不能仅依赖于优惠折扣等营销方式,更要从根本上提升自身的产品质量服务水平,提高用户满意度增强自身的竞争力。
顾典[5]（2021）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中国生态经济的影响研究 ——基于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视角的比较分析》文中指出目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处于至关重要的阶段,传统的高投入、高增长的模式作用在逐渐弱化。自2015年起中国开始倡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任务十分明确。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粗放发展方式已经较难适应今后的发展需要,一方面这种生产方式已经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影响,另一方面这种生产方式再难对经济发展形成先前那么显着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状态、生态效率或者生态福利绩效的提高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也是很多学者研究的方向。他们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态效率或者生态福利绩效提高的动力机制已经进行了一些比较深刻的研究,同时选择某个产业对生态效率或者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本文旨在进一步验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分别存在什么影响,并且比较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这两个视角进行研究时有什么异同。本文探寻产业结构与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同时也针对这两组对象之间的间接影响进行专门研究和定量分析。本文的重要创新点;首次提出了产业结构的绿色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得到了绿色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绿色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本文共分八个章节,按逻辑顺序逐步展开。第一章为导论,按四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介绍了研究的背景,包括对当前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的分析,从而引出了生态发展和产业结构等有关的概念。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提高与我们强调的五大发展理念里的协调发展是统一的,也是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定要经历的过程;第二部分陈述了选题意义,选题正确是文章有价值的前提;第三部分、第四部分说明了该文的研究技术路线以及研究内容。导论这一章提纲挈领地讲述了本论文存在的价值,以及主体部分将按照什么样的思路开展研究。第二章是文献综述,本章阐述了以下概念及其之间的关系: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产业结构对生态效率或生态福利绩效的直接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福利绩效或生态效率之间的间接影响。在通常的研究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一般包括两个方面,它是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合在一起的整体性的概念。生态效率的概念来源于可持续发展,西方最早开始对生态效率进行研究,国内的研究发展也十分迅速。生态福利绩效源于福利的概念,诸大建首次在国内提出了生态福利绩效的概念,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可持续发展。研究成果见仁见智,总体来讲趋于更加科学与全面。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原本是不同的研究范畴,对它们的研究看似诞生于两个不同的阶段,但实际上它们之间又存在内在联系。在社会经济发展历程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都是我们努力追求的发展方向。为此发现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或者直接影响机制,以及它们之间的间接影响并加以运用,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所以本文在综述部分通过对前人研究的分析,试图找到一个合理的研究方向。第三章是经典理论及相关理论分析。本章分两大部分,首先分析了产业结构、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的经典理论,然后对本文要研究的问题进行有关理论分析。产业结构经典理论部分介绍了克拉克、库茨涅兹、霍夫曼、钱纳里等人的观点及研究成果。生态效率经典理论部分介绍了鲍尔丁、科斯坦萨等人的观点及研究成果。生态福利绩效理论部分介绍了Daly、诸大建等中外学者的观点。这些经典理论一直是经济学的闪光点,启发了许多后来的学者,为相关的经济学领域研究指明了方向。以这些经典理论为基础,计算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指标就有了理论依据。而且本章后面的相关理论分析与这些经典理论一脉相承。这些理论分析针对的是解决产业结构状态与生态效率的对应关系,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乃至他们之间的间接影响的剖析。本章为全文的理论打下基础,从而保证文章的出发点在理论上是正确的、有意义的。第四章围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状态）、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进行了测度,并且对生态经济的两个指标视角下的脱钩和收敛性进行了分析。通过比较分析发现,干春晖[1]倡导的泰尔指数是计算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较好的方法,而刘伟[2]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也是较好的计算方式。本文利用DEA多阶段方法对生态效率进行了测度。本人借鉴诸大建[3]的方法对生态福利绩效进行了测度。中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存在梯度现象,产业结构高级化东部地区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最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测度数据来源包括《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等。生态效率、生态福利视角下的脱钩结果不一样,但都是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破坏脱钩的衡量方法。虽然我国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但通过收敛性分析告诉我们,只要努力生态经济向更高水平迈进是可以实现的。第五章内容是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生态效率对应关系的实证分析[4],以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直接影响的实证分析。本章在第四章的基础上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态效率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二者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同时排除了内生性。为了提高生态效率,在全国范围、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需要采取的措施不尽相同。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比较显着的差异。生态效率具有明显的一阶滞后效应,不同的地区控制变量影响的显着性存在差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效率存在空间影响。同时本章还实证分析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的直接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生态化的内在需要和导向,所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生态福利绩效就不难理解。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不一样,生态福利绩效也相应地处于不同的趋势。一般来讲,在工业化进程中如果生态福利绩效还没有跨过拐点,那么生态福利绩效还将继续下行。当生态福利绩效跨过了这个拐点,生态福利绩效就将重拾升势,真正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发展、生态福利绩效的良性循环。在此章处于第五章和第七章之间,是本文主干承上启下的部分。通过stata分析,本章发现产业结构状态与生态效率有显着的对应关系,所以可以通过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适当的调整,为生态效率提升创造有利条件。本文还发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有显着的影响作用。本章内容也为第七章探索清洁能源、循环经济等间接影响机制奠定了基础。第六章是间接影响的实证分析。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对电子信息技术、金融产业发展、清洁能源利用有促进作用,从而间接促进生态效率提高。相比较这些产业,在国内清洁能源相关的经济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几乎是空白。在研究过程中,本文作者借鉴与分析了他人选取的控制变量,发现虽然个别指标也较有代表性,但总体来看还是不够宏观与全面。所以本文尽量挑选最权威、最能涵盖清洁能源整体效果的数据,在实证后得出结论:清洁能源与产业结构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且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对于生态效率的提高具有显着的影响作用。清洁能源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我们可以通过促进清洁能源的发展来提升影响机制的作用。本章还利用倍差法对清洁能源的影响机制进行了验证,验证结果与前文分析结论一致。此外本章另外一部分是验证了清洁能源、循环经济、经济增长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福利绩效之间具有显着的间接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整体来讲促进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耗中占比提升,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生产效率、资源配置效率提升。而这些间接影响效应的提升进而又促进了生态福利绩效的进一步改善[5]。同时,本章还针对清洁能源、循环经济这两种因素进行了门槛效应分析和、DID分析,通过分析可以知道,二者可以互不干扰、因地施策。第七章是国际经验分析。本章旨在从他国找到可供学习借鉴的经验,对几个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分析,指出他们的成功及不足之处。本文还对美国休斯顿和德国鲁尔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案例进行了深度分析,这两个案例对中国来讲极具现实意义。中国的中西部等地区正在经历痛苦的转型过程。美国和德国这两个地区的成功转型对中国现阶段的转型与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和指导价值。第八章是本文结论的总结。本文重点做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梳理了相关文献和理论,二是计算了生态福利绩效、生态效率、产业结构的状态指标（含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三是定量测算了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对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四是对前人没有专门研究的领域清洁能源进行了定量分析。作为政策咨询,本文认为中西部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均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在中西部地区可以加强清洁能源的基础设施建设,并加强对新兴产业的扶持培养。在东部地区需要对落后产能进行淘汰和输出,从而进一步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本文还呼吁加大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拓展循环经济,提高循环经济的规模效应,从而使得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更加协调快速的优化发展。
黄晋生[6]（2021）在《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绩效评价研究》文中提出发展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在我国取得脱贫攻坚全面胜利的现阶段,扶贫工作的重点由消除收入贫困为核心的绝对贫困转向治理以多维贫困为特征的相对贫困问题。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之一,教育在治理相对贫困的过程中具有长期性作用,党中央与国务院也多次下文对教育扶贫的积极意义做出肯定。进入后脱贫时代,科学评价过去一段时期教育扶贫的政策绩效对后续的政策调整意义重大,也是深度挖掘教育扶贫之功能价值的现实要求。本文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经济学、管理学与教育学等多学科视角出发,结合新疆特殊区情,从效果、效率、公平性与满意度四个方面对新疆深度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政策绩效进行评价。基于新疆经济社会发展与脱贫攻坚的现实背景,本文提出了研究教育扶贫政策绩效评价的理论及现实意义,梳理了国内外相关研究,阐明了主要研究目标、研究思路、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进一步对能力贫困理论、贫困代际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与“3E”绩效评价理论系统梳理,并对贫困、教育扶贫、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绩效等核心概念进行界定,为研究框架的构建奠定理论基础。在研究内容的主体部分,首先对新疆教育扶贫政策的实施现状进行概述,系统阐释了新疆的基本发展概况与贫困特征、扶贫政策的演进历程;进一步通过对教育扶贫的价值、绩效评价原则与评价指标内在关联的辨析,确定研究内容的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从家庭与县域层面对新疆深度贫困地区的多维贫困水平进行测度,从静态与动态双重视角呈现新疆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的现实表征及区域差异。其次,基于“3E+S”绩效评价准则,围绕效果、效率、公平性与满意度四个方面对教育扶贫政策绩效综合评价,一是从人力资本的基本价值论断出发,基于资源投入视角,利用面板数据模型、系统GMM模型与分位数回归对教育扶贫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分析,讨论政策效果的动态约束与边际收益特征,客观呈现教育扶贫政策对新疆深度贫困地区脱贫的影响效应。二是从资源稀缺性视角出发,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分析教育扶贫政策的效率问题,通过控制其他扶贫政策对地区脱贫的影响效应,实现对教育扶贫政策效率水平净值的测算,从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角度为政策效率变化寻求合理的解释机制。三是基于差异测度理念分析新疆教育扶贫政策的公平性问题,利用泰尔指数分析方法,构建以资源投入为基准,多维贫困水平为权重依据的测算公式,从南北疆及地州市层面讨论教育扶贫政策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公平性问题,根据县域资源供给规模与贫困水平的匹配程度,判断政策资源配置的公平与否,围绕政策目标的基本要义,对公平与效率的政策选择进行理论分析。四是从精准扶贫的基本内涵出发,构建包括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与精准考核四要素的教育扶贫政策满意度评价模型,基于新疆深度贫困地区11616户家庭调研数据,验证满意度评价模型的有效性,从多维贫困视角出发,分析不同贫困程度家庭对教育扶贫政策的满意度情况。最后,根据实证分析得出研究结论,提出政策优化建议与不足之处。通过研究主要得到以下结论:第一,新疆的温饱问题已经全面解决,但是多维贫困问题并未根除。第二,从多年以来教育投入与脱贫进度的动态关系来看,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的脱贫成效显着,并且表现出稳定性与长期性、短期效益与动态约束并存的特征,在前期综合扶贫效果偏弱的情况下,当期的教育投入表现出更加积极的扶贫效应,充分发挥了其在阻贫、抑贫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全疆层面的教育扶贫政策效果服从边际收益递减的经济规律,随着综合扶贫效果的提升,教育扶贫的积极作用呈现出先增后减趋势。这一现象普遍存在于北疆的贫困县,而在经济基础条件较弱的南疆地区,教育扶贫政策不仅在静态层面显着促进了地方脱贫,还表现出明显的动态减贫效应,教育减贫的积极作用呈现出边际收益递增的特征。第三,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的政策效率呈现出减弱趋势与区域差异并存的特征。规模效率不足是导致总体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而高效的组织管理体制抑制了效率衰退,即意味着地方政府在扭转效率衰退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需要从更加长远的角度审视教育扶贫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人才供给及拔出穷根方面的积极作用。第四,新疆深度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政策实现了总体公平,存在明显的拐点特征,教育扶贫资源总体上在向多维贫困程度更深的地区倾斜。相对于全疆的贫困县而言,教育资源在区域内部的配置差异是导致扶贫政策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区域间差异的持续扩大也制约着政策公平性的提升;这一现象在南北疆与地州层面的表现形式具有相似性;相对于财力资源与物力资源,师资力量在贫困县及地区间的分配更加公平。第五,新疆深度贫困地区的居民对教育扶贫政策有着较高的满意度评价,这一现象在不同贫困程度的家庭中普遍存在,地区间及不同健康状态的群体对政策满意度评价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整体上来看,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的推行有着坚实的群众基础,符合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
赵永斌[7]（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指出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王殿武[8]（2020）在《绿色信贷对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经济效应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经济经历了四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成就的背后是严峻的资源与环境问题。2013年,严重的雾霾触动了每一个人的神经,改善生态环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经济发展质量迫在眉睫。2015年末,中国对世界做出了关于碳排放“总量”与“强度”的承诺。“总量”方面,中国到2030年碳排放总量达到峰值;“强度”方面,单位GDP二氧化碳的排放量,2030年比2005年下降60%～65%。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是科学发展,而处理好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又是重中之重。十九大报告更是明确将“污染防治”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更指出“必须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现代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信贷资金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信贷支撑和引导实体经济的发展。面对行政手段无法有效应对世界经济发展造成的环境恶化、全球变暖等生态问题,2002年,赤道原则（the Equator Principles,EPs）问世,绿色信贷由此诞生。“十三五”规划中指明,建立绿色金融体系、发展绿色信贷是“十三五”时期着重推进的关键领域。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与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本文将全局基准技术与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相结合,并基于全局基准技术的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构建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考虑能源消费清洁化结构的同时,将非期望产出中引入二氧化碳排放量,并分解得到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收敛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省际绿色低碳技术进步并不存在收敛现象,反而是显着发散的,即我国各地区间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差距是逐渐拉大的。这一发现与国内学者有关收敛性的研究结果大都不同,也不契合技术进步后发优势理论,为学者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绿色低碳技术进步打开了窗口。第二,构建了绿色信贷对绿色低碳技术进步影响的理论模型,理论分析绿色信贷对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通过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绿色信贷对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各省份的绿色信贷水平与绿色低碳技术进步之间呈现显着的“U型”关系,即绿色信贷水平低时会抑制绿色低碳技术进步,随着绿色信贷水平的提高,超过一定数值后会促进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绿色信贷水平低时的抑制作用,是由于绿色信贷的投向不仅仅限于特定产业方向与环保标准,更重要的是绿色信贷从资金源头对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了绿色约束,这使得绿色信贷发展初期,抑制了各省份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提高。这意味着,虽然中国大部分省份的绿色信贷水平处于抑制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阶段,但中国应以更大的力度推广实行绿色信贷政策,进一步提升绿色信贷水平,建立健全绿色金融体系,以实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第三,构建两部门模型,演绎绿色信贷与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空间关联效应。进一步通过空间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了绿色信贷与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空间关联效应。空间杜宾双向效应模型的结果表明:绿色信贷的回归系数显着为负,这说明绿色信贷并未有效提升各地区的绿色低碳技术进步水平,同时,绿色信贷的空间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也显着为负,表明这种抑制作用对周围地区产生了“不好”的示范效应。这种结果出现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绿色信贷发展水平较低,发展绿色信贷初期会给经济带来的阵痛;另一方面是由中国金融市场效率低下的国情决定的。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空间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着为负,表明某一地区的绿色低碳技术进步并未形成良好的技术外溢,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他地区的绿色低碳技术进步水平,本文认为这是由于“马太效应”,即出现了“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现象。在当前以绿色低碳可持续为发展目标的导向下,绿色低碳技术进步水平高的地区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政策的引导,会将其周边地区优秀的相关行业、人才吸引过来,造成其周边地区发展绿色低碳技术进步能力的下降。另一方面,绿色低碳技术进步水平高的地区,由于政策导向等因素,一般会存在将一些绿色低碳技术进步水平较低的行业进行地区转移,而转移的地点往往是周边的地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周边地区的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发展。第四,通过理论分析阐述了研发资本、人力资本、环境规制在技术进步路径选择上存在一定的门限特征。然后通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系统考察了绿色信贷对中国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影响是否存在基于科学知识与技术的创造、吸收、转化能力因素的门槛效应。不论门槛变量是研发资本、人力资本,还是环境规制,不论是在门槛变量低于门槛值时,还是在门槛变量高于门槛值时,结果都表明绿色信贷对绿色低碳技术进步存在显着的抑制作用。存在这种效应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绿色信贷发展的水平较低,不足以充分发挥以绿色信贷为主体的绿色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与引导。绿色信贷对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经济效应的门限特征,表明想要充分发挥绿色信贷对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作用,需各地区根据自身经济资源禀赋做出合适的决策。
汤发庚[9]（2020）在《马太效应的测度方法研究 ——基于科技、教育和经济三个领域》文中研究指明近现代以来,经过党和人民的不懈探索,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复兴之路迈入了新时代,国力相比于历史任何时期都更为强盛。但横向比较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世界舞台上似乎一直维续着“强国恒强,弱国恒弱”的局面。事实上过去的2000多年历史长河里,中国有1800多年是世界领先的,而近200年来西方强国领先世界只是整个历史进程中的插曲。经过党和人民的不懈奋斗,中国又再次站上了世界的舞台中央,实现了和平崛起,突破了西方所谓的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困境。较多相关的研究表明,马太效应存在于诸多领域,并且小到家族个人大到国家地区均存在一定程度的马太效应特征。虽然马太效应提出至今已有五十余载,学术界对其的研究经历了定性分析到定量研究的发展阶段,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马太效应研究理论,但是至今为止未能形成科学有效的测度方法。对此,本文系统的总结分析了马太效应的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探讨了马太效应的产生机制和双向作用,深入分析了基尼系数、离散系数以及泰尔指数等传统测算数值离散性指标的计算原理,论证了诸如此类指标对于测度马太效应的局限性。提出了一些学术观点:一是度量数据分布离散性的指标不能识别数据分布结构的变化,究其原因是其特定的数学表达式结构而导致的;二是马太效应概念存在双重涵义,第一重为空间上的数据分布离散性,第二重为时间上的格局状态的延续性;三是马太效应是阶段性特征,并非恒定不变。由此尝试对马太效应进行解构,在空间维度上选取了离散系数作为空间维度特征的测度指标,在时间维度上构建了序位波动系数（Ranking Fluctuation Coefficient,RFC）,再基于过程能力指数（Process Capability Index,CPK）的数学结构创建了马太系数（Matthew Coefficient,MC）,并进一步重构了马太指数（Matthew Index,MI）。基于新方法,结合传统的基尼系数、泰尔指数以及赫芬达尔一赫希曼指数方法,分别对2000-2016年中国31个省级地区科技、教育以及经济三个领域的上述指标进行了测算,分析了各方法对于测度马太效应的表现情况以及各领域间的马太效应发展态势。结果表明:（1）科技、经济和教育三领域均存在一定程度的马太效应;（2）其中科技领域的马太效应现象最强,其后依次为经济领域和教育领域;（3）同时三个领域整体呈现出马太效应逐年减弱的演化趋势,且三个领域之间两两的发展态势趋同性较高。
张泽君[10]（2020）在《我国优秀运动员地域分布特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竞技体育（athletic sports）作为体育事业发展的基础要素之一,即是追求运动成绩最优化,也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人体能力、不断突破和创造出优异的竞赛成绩,更是实现《奥运争光计划》、展现国家竞技实力和对外宣传的核心路径。国家进步的体现先决于竞技体育的发展,而竞技体育的发展则取决于各竞技项目人才资源的合理开发与配置。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在“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转变过程中,竞技体育优秀运动员成为摘金夺银、取得佳绩,以及提升我国竞技实力在国际地位的关键要素。而奥运会和冬奥会作为集规模最大、竞技水平最高、最具代表性的一项国际性的综合体育赛事,成为检验及展现我国优秀运动员竞技水平的平台。然而,纵观当前国内竞技体育的实际发展境况,在竞技项目布局、优秀运动员方面存在“两极分化”的显着失衡性时空分布格局。对此,基于上述现实背景,本研究尝试从地理学、经济学、人口学等学科相关理论基础出发,系统阐述与揭示出我国各竞技项群优秀运动员的地域分布特征、动力因素以及形成机制,这对我国优秀运动员地域分布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发现中国竞技体育人才流动与分布的地理学归因、革新区域间优秀运动员和项目发展的筛选与划分方法、优秀运动员的“跨界跨项选材”与“异地竞训”等相关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通过运用文献资料法、数理统计法、逻辑分析法、对比分析法以及地理信息系统Arc-GIS技术等研究方法,对2012年伦敦奥运会、2014年索契冬奥会、2016年里约奥运会、2018年平昌冬奥会中参赛的832名优秀运动员的成长地为研究对象进行地学归因分析,研究结论如下:1.我国优秀运动员的地域分布与中国人口分布特征高度吻合,并符合人口分界线“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分布的基本规律,在东部沿海、中部、西部地区中各项群优秀运动员呈现“两极分化”、“东密西疏”的显着性失衡分布势态;其中胡焕庸线右侧黑、辽、鲁、京、苏、沪、闽等沿海省、直辖市为高簇值集聚分布区域;线左侧的藏、宁、青、甘、新等省、自治区为低簇值分布区域。2.我国优秀运动员的时空分布恰似一把蓄势待发的“弓箭”,其中华东、华中、华南地区的城市群构成一把“弓”形;以新疆为起点,经甘肃、宁夏、陕西至上海;以西藏为起点,经四川、重庆至上海的连线构成西北内陆→东部沿海的“两支箭”;自东部沿海向西北内陆地区呈现出“点状扩充、团状分布”的格局;各项群运动员多数集中在胡焕庸线右侧经济较发达、环境舒适、人口基数大的沿海城市群,其中东北、华东地区沿海城市分布集聚度明显高于西南、西北地区,整体空间分布自东向西人口数量跨幅较大,具体表现出“沿海地区>中部地区>西北地区”梯度分布的显着差异性特征。3.空间因素是制约运动员成才、流动与分布的主导要素,具体包括空间内的自然地理要素、经济基础要素、历史文化要素、人力资本要素,以及由体育产业、基建设施、个人职业发展等构成的社会环境要素。其中省域间各异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文化要素支配着竞技项目类型布局;而区域经济水平、人力资源储备量强弱程度,以及个人心理动机直接决定了运动员流动及分布格局。同时,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运动员分布规律呈正相关性,并随经济发展格局呈“T”字形特征,并将环渤海湾、长三角、珠三角及老东北工业经济区的城市作为辐射源的中心引擎,按照海拔的高低顺序实现“高密度城市群向邻近省市流动”或“低密度城市群向高密度省市靠拢”的双向互动的辐射性流动。4.我国优秀运动员时空分布特征的形成遵循了经济、社会、人口等学科领域中运用较广泛的“马太效应机制、梯度推移理论、中心辐射效应、非衡效应模式”的理论基础。并通过运用其发展规律,有效阐释、厘清省域空间内各项群优秀运动员的成才、流动、分布与“人口—资源—环境—文化”组构的地理学归因与互动逻理性关系。根据上述结论,笔者提出如下建议:1.建议各级地方充分利用其自身的区位自然地理与社会环境的有力资源,在确定优势、潜优势和弱势项目的基础上,优先发展拔尖的优势项目、着重开展潜优势竞技项目和优秀体育人才的培育来权衡各区域内竞技体育的整体竞技实力,尽可能缩小各区域竞技体育人才的失衡性分布。2.建议尝试打破传统常规选材的认知观,充分利用区位互补优势,依托竞技项目结构属性和人才体格特征,健全“跨界跨项”选材、培育的指标系统与政策制定。3.建议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在竞技体育训练经费、场地（馆）设施建设、教练员与运动员薪资补贴等方面的投入力度与金额比重;建立相邻地区竞技体育协同发展的联动机制,并通过“点-线-面”的辐射效应和扩充模式,提升竞技实力和优秀运动员的培育、储备与输送。4.建议我国科研工作者在后续体育学科领域的相关研究过程中加强创新研究方法的选择和运用。注重借鉴、引入和融合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提供一种新的理论视角,拓宽与创新在竞技实力格局、竞技项目分布、运动员成才与流动机制等方面的研究思路,推进对体育学科相关领域的研究;建构符合我国优秀运动员“成才—流动—分布”的系统体系,改善各地区竞技实力与竞技人才的均衡性,推动竞技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与此同时,建议今后研究者选用大样本量的对象进行分析与论证,以此来提升更具翔实性研究结果的说服力和实证数据的参考性价值。
二、人才+资本 另一种“马太效应”（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人才+资本 另一种“马太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1）推进共同富裕若干问题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推进共同富裕的内涵阐释 |
| （一）共同富裕是全民富裕 |
| （二）共同富裕是全面富裕 |
| （三）共同富裕是渐进富裕 |
| （四）共同富裕是共建富裕 |
| 二、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安排 |
| （一）推进共同富裕等不得 |
| （二）推进共同富裕急不得 |
| 三、推进共同富裕的分配体系 |
| （一）初次分配是根本 |
| 1.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
| 2. 正确处理劳动回报和资本回报的关系 |
| 3. 正确处理劳动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关系 |
| 4. 充分激发知识、技术、管理等创新要素活力 |
| 5. 充分激活数据要素潜能 |
| （二）再分配是关键 |
| 1. 税收调节 |
| 2. 公共产品 |
| 3. 社会救助 |
| 4. 转移支付 |
| 5. 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反腐败 |
| （三）三次分配是补充 |
| 四、推进共同富裕的关系认识 |
| （一）增量与存量的关系 |
| （二）显性与隐性的关系 |
| （三）总量与结构的关系 |
| （四）均值与方差的关系 |
| （五）可量化与不可量化的关系 |
| 五、推进共同富裕的政策取向 |
| （一）既在缩小收入差距上做文章，更在缩小财富差距上做文章 |
| （二）既在缩小显性差距上做文章，更在缩小隐性差距上做文章 |
| （三）既在缩小私人产品差距上做文章，更在缩小公共产品差距上做文章 |
| （四）既在补齐短板上做文章，更在筑高底板上做文章 |
| （五）既在物质富裕上做文章，更在精神富裕上做文章 |
| （六）既在“分好蛋糕”上做文章，更在“做大蛋糕”上做文章 |
| （七）既在动态国内比较上做文章，更在动态国际比较上做文章 |
| （八）既在共同富裕上做文章，更在部分先富上做文章 |
| （九）既在共同富裕上做文章，更在阶层流动上做文章 |
| （十）既在共同富裕上做文章，更在共同幸福上做文章 |
| 六、推进共同富裕的理论辨析 |
| （一）收入差距过大是市场化过度还是市场化不足造成的？ |
| （二）科学技术越是发达，收入财富差距是呈扩大趋势还是缩小趋势？ |
| （三）社会越是向前发展，收入财富差距是呈扩大趋势还是缩小趋势？ |
| （四）富人越多，穷人变得更穷了还是变得更富了？ |
| （五）既然基尼系数存在一个合理区间，收入财富差距是否也应存在一个合理区间？合理区间多大？ |
（2）科学基金的资助效益研究 ——基于科研合作的中介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s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政府研发经费推动科技事业蓬勃发展 |
| 1.1.2 优化资助效益评估回应利益相关者关切 |
| 1.1.3 从科研合作视角评估科学基金的资助效益 |
| 1.2 概念界定 |
| 1.2.1 科学基金 |
| 1.2.2 科研合作 |
| 1.2.3 研究绩效与资助效益 |
| 1.3 研究问题与假设 |
| 1.3.1 科学基金与科研合作 |
| 1.3.2 科研合作与研究绩效 |
| 1.3.3 科研合作的中介作用 |
| 1.4 研究意义 |
| 1.4.1 理论意义 |
| 1.4.2 实践意义 |
| 1.5 研究设计 |
| 1.5.1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5.2 研究内容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科技人力资本理论 |
| 2.1.2 资源论与知识论 |
| 2.1.3 交易成本理论 |
| 2.2 资助概况研究 |
| 2.2.1 类型分布 |
| 2.2.2 学科分布差异 |
| 2.2.3 国家(地区)差异 |
| 2.3 资助效益研究 |
| 2.3.1 产出数量 |
| 2.3.2 引用影响 |
| 2.3.3 科研合作 |
| 2.3.4 其他研究 |
| 2.4 科研合作研究 |
| 2.4.1 合作概况 |
| 2.4.2 合作原因和影响因素 |
| 2.4.3 合作效果 |
| 2.5 文献述评 |
| 3 数据与方法 |
| 3.1 数据来源 |
| 3.1.1 项目数据 |
| 3.1.2 产出数据 |
| 3.1.3 对照组数据 |
| 3.2 相关变量定义 |
| 3.2.1 科学基金 |
| 3.2.2 科研合作 |
| 3.2.3 研究绩效 |
| 3.2.4 其他变量 |
| 3.3 研究方法 |
| 3.3.1 文献计量法 |
| 3.3.2 统计分析法 |
| 3.4 数据概况 |
| 3.4.1 研究者分布 |
| 3.4.2 项目分布 |
| 3.4.3 论文产出 |
| 3.4.4 科研合作 |
| 3.5 本章小结 |
| 4 科学基金与科研合作 |
| 4.1 科学基金与合作规模 |
| 4.1.1 资助前后的合作规模 |
| 4.1.2 资助与否与合作规模 |
| 4.1.3 资助经费与合作规模 |
| 4.2 科学基金与国际合作 |
| 4.2.1 资助前后的国际合作程度 |
| 4.2.2 资助与否与国际合作程度 |
| 4.2.3 资助经费与国际合作程度 |
| 4.3 本章小结 |
| 5 科研合作与研究绩效 |
| 5.1 论文层面 |
| 5.2 项目层面 |
| 5.2.1 论文数量 |
| 5.2.2 引用影响 |
| 5.3 研究者层面 |
| 5.3.1 论文数量 |
| 5.3.2 引用影响 |
| 5.4 本章小结 |
| 6 科研合作的中介作用 |
| 6.1 科学基金的效益概况 |
| 6.1.1 资助前后的研究绩效 |
| 6.1.2 资助经费与研究绩效 |
| 6.2 项目层面 |
| 6.2.1 基于所有论文的分析 |
| 6.2.2 基于“代表性成果”的检验 |
| 6.3 研究者层面 |
| 6.4 本章小结 |
| 7 结果与讨论 |
| 7.1 基金资助与合作规模 |
| 7.2 中美国际合作的差异性 |
| 7.3 科研合作与研究绩效 |
| 7.3.1 科研合作的引用优势 |
| 7.3.2 早期合作规模可预测更高生产力 |
| 7.3.3 研究者能力与绩效 |
| 7.4 科学基金对研究绩效的影响机制 |
| 7.5 资助效益因研究者及维度而异 |
| 7.5.1 资助效益因研究者而异 |
| 7.5.2 资助效益的体现形式不一 |
| 7.6 “代表性成果”的优势 |
| 8 结论、建议及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1.1 科学基金有助于扩大合作规模,对国际合作程度的影响因国家而异 |
| 8.1.2 科研合作对研究绩效具有部分预测性 |
| 8.1.3 科研合作在科学基金与研究绩效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
| 8.2 研究建议 |
| 8.2.1 鼓励并支持优质且高效的合作 |
| 8.2.2 改进科技项目和人才评价方式 |
| 8.2.3 多方面助力青年研究人员成长 |
| 8.3 研究创新点 |
| 8.4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表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主要科研成果 |
| 一、基本信息 |
| 二、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3）“锡克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锡克模式”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思想渊源 |
| 2.1 “锡克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 |
| 2.1.1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状况 |
| 2.1.2 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失败促使国内经济亟需改革 |
| 2.1.3 “布拉格之春”经济改革运动的前因后果 |
| 2.2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影响 |
| 2.2.1 价格理论 |
| 2.2.2 再生产理论 |
| 2.2.3 按劳分配理论 |
| 2.3 “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借鉴 |
| 2.3.1 以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发展模式 |
| 2.3.2 社会主义中央计划模拟竞争市场的经济模式 |
| 2.3.3 按劳分配为主体与社会分红相结合的收入分配制度 |
| 第3章 “锡克模式”的主要内容及本质特征 |
| 3.1 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市场机制 |
| 3.1.1 生产和投资的信息化与利益化 |
| 3.1.2 反对垄断利润的剥削 |
| 3.1.3 制定自由竞争的价格 |
| 3.2 国民经济的宏观分配计划 |
| 3.2.1 宏观平衡与微观平衡的区别 |
| 3.2.2 生产的可靠性预测 |
| 3.2.3 分配的约束性计划 |
| 3.3 社会主义企业的独立性 |
| 3.3.1 生产和投资的决策权 |
| 3.3.2 经营利润的支配权 |
| 3.4 “锡克模式”的本质特征 |
| 3.4.1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利益矛盾需要市场机制调节 |
| 3.4.2 计划、市场与工人自治相结合的“第三条道路” |
| 第4章 “锡克模式”与“兰格模式”的对比分析 |
| 4.1 “锡克模式”与“兰格模式”的共性 |
| 4.1.1 以公有制为前提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
| 4.1.2 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源的有效配置 |
| 4.1.3 改革措施的制定均涉及市场机制的作用问题 |
| 4.2 “锡克模式”与“兰格模式”的不同 |
| 4.2.1 中央计划职能范畴的认识不同 |
| 4.2.2 市场价格形成的看法不同 |
| 4.2.3 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作用范畴的观点不同 |
| 4.3 “锡克模式”是对“兰格模式”的进一步发展与超越 |
| 4.3.1 提倡“资本中立化”的劳动联合体 |
| 4.3.2 主张宏观分配计划下的市场机制 |
| 4.3.3 制定自由竞争的市场价格应消除国家的绝对垄断 |
| 第5章 “锡克模式”的思想评析 |
| 5.1 “锡克模式”的理论价值 |
| 5.1.1 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 |
| 5.1.2 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传统观点具有重要突破 |
| 5.1.3 为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与道路 |
| 5.2 “锡克模式”的时代进步性 |
| 5.2.1 有利于革除苏联僵化模式的弊端 |
| 5.2.2 有助于摆脱经济危机的阴影 |
| 5.2.3 有益于实现激进式改革向渐进式改革的平稳过渡 |
| 5.3 “锡克模式”的历史局限性 |
| 5.3.1 苏联模式主导下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与政治高压 |
| 5.3.2 忽略了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与商品经济的实质关系 |
| 5.3.3 经济改革运动的发起条件和时机尚未成熟 |
| 第6章 “锡克模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启示 |
| 6.1 注重权衡中央计划管理和市场机制作用的优势与弊端 |
| 6.1.1 严厉抵制政府权力的绝对化、集中化和垄断化 |
| 6.1.2 进一步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 |
| 6.1.3 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
| 6.2 实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和开拓合作共赢的发展格局 |
| 6.2.1 加快建设更高标准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
| 6.2.2 坚持和平与发展前提下的世界经济一体化 |
| 6.2.3 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发展的独特优势 |
| 6.3 科学认识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
| 6.3.1 正确看待公平与效率之间矛盾统一的辩证关系 |
| 6.3.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共同富裕的目标 |
| 6.3.3 在共享发展理念的视角下完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4）互联网企业价值评估方法应用研究 ——以美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一)案例研究法 |
| (二)规范性研究法 |
| 第三节 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及文献回顾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新经济 |
| 二、互联网企业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回顾 |
| 一、企业价值评估理论 |
| (一)资本预算理论 |
| (二)资本结构理论 |
| 二、互联网企业价值评估理论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传统企业估值方法的研究 |
| (一)收益法 |
| (二)市场法 |
| (三)成本法 |
| 二、关于互联网企业估值方法的研究 |
| (一)修正估值模型 |
| (二)期权估值方法 |
| (三)非财务因素估值方法 |
| 三、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互联网企业概况及价值评估方法分析 |
| 第一节 互联网企业概述 |
| 一、互联网行业发展现状 |
| 二、互联网企业的盈利模式及价值来源 |
| (一)互联网企业的盈利模式分析 |
| (二)互联网企业价值来源分析 |
| 三、互联网企业的特点 |
| (一)马太效应 |
| (二)网络效应 |
| (三)规模经济显着 |
| (四)轻资产、无形资产占比大 |
| (五)技术变更迅速 |
| 第二节 互联网企业价值评估方法分析 |
| 一、互联网企业价值评估难点 |
| (一)非财务因素难以衡量 |
| (二)企业发展难以预测,未来风险较高 |
| (三)可比公司少 |
| (四)生命周期的不确定性 |
| 二、企业价值评估常用方法及其局限性分析 |
| (一)收益法 |
| (二)市场法 |
| (三)成本法 |
| (四)实物期权法 |
| 第四章 基于梅特卡夫法则的互联网企业估值模型的改进 |
| 第一节 梅特卡夫法则相关理论 |
| 一、梅特卡夫法则 |
| 二、围绕梅特卡夫法则的争议 |
| 第二节 基于梅特卡夫法则原有相关估值模型及其局限性 |
| 一、DEVA估值模型 |
| 二、国泰君安估值公式 |
| 第三节 基于梅特卡夫法则互联网企业估值模型的改进 |
| 一、模型改进的主要思路 |
| (一)网络规模的分析与修正 |
| (二)用户数量的分析与定义 |
| (三)确定企业价值与用户规模之间的关系 |
| (四)变现因子与溢价率系数的分析与确定 |
| (五)节点间距离的分析与替换 |
| 二、估值模型的确定及其特点、适用性分析 |
| 第五章 美团案例分析 |
| 第一节 案例介绍 |
| 一、美团公司情况简介 |
| 二、美团商业模式分析 |
| (一)到店、餐饮外卖业务 |
| (二)酒店旅游业务 |
| (三)新业务及其他 |
| 三、美团财报分析 |
| 四、案例适用性分析 |
| 第二节 估值模型的应用 |
| 一、传统估值模型的应用 |
| (一)收益法 |
| (二)市场法 |
| 二、梅特卡夫估值模型的应用 |
| (一)基本参数的确定 |
| (二)应用估值模型计算企业价值 |
| 第三节 美团案例研究结论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启示与不足 |
| 一、研究启示 |
| (一)互联网企业价值的高低不止取决于用户规模的大小 |
| (二)分析企业商业模式,合理确定网络规模与相关参数 |
| (三)评估互联网企业价值时,财务因素与非财务因素缺一不可 |
| (四)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是企业价值提升的根本 |
| 二、研究不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中国生态经济的影响研究 ——基于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视角的比较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选题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第四节 研究框架与研究内容 |
| 第五节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产业经济理论研究综述 |
| 一、产业结构合理化 |
| 二、产业结构高级化 |
| 三、结构主义发展理论 |
| 四、区域经济学的理论 |
| 五、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
| 第二节 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理论研究综述 |
| 一、生态效率 |
| 二、生态福利绩效 |
| 三、其他生态有关理论 |
| 第三节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经济影响的研究综述 |
| 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经济耦合机制的研究综述 |
| 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经济间接影响的研究综述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分析与公式模型构建 |
| 第一节 产业结构、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发展规律的理论分析 |
| 一、产业结构的发展规律 |
| 二、生态效率的发展规律 |
| 三、生态福利绩效的发展规律 |
| 第二节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经济直接影响和耦合的机理分析 |
| 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效率直接影响和耦合的机理分析 |
| 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直接影响和耦合的机理分析 |
| 第三节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经济间接影响的机理分析 |
| 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效率间接影响的机理分析 |
| 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间接影响的机理分析 |
| 第四节 理论模型构建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核心变量测度及生态经济指标的脱钩收敛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一、方法的选择 |
| 二、测度的过程和结果 |
| 三、产业结构测度结果分析 |
| 第二节 中国生态效率 |
| 一、方法的选择 |
| 二、测度的过程和结果 |
| 三、测度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中国生态福利绩效 |
| 一、方法选择 |
| 二、测度的过程和结果 |
| 三、结果分析 |
| 第四节 脱钩分析 |
| 一、生态效率脱钩分析 |
| 二、生态福利绩效脱钩分析 |
| 第五节 收敛性分析 |
| 一、生态效率收敛性分析 |
| 二、生态福利绩效收敛性分析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中国生态经济的直接影响分析 |
| 第一节 耦合及解耦分析 |
| 一、耦合分析 |
| 二、解耦分析 |
| 第二节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
| 一、变量和数据说明 |
| 二、模型的设立 |
| 第三节 基本效应的实证分析 |
| 一、单位根检验 |
| 二、变量处理及实证分析 |
| 第四节 空间效应的实证分析 |
| 第五节 稳健性检验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中国生态经济的间接影响分析 |
| 第一节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效率的间接影响分析 |
| 一、清洁能源的间接影响分析 |
| 二、第二产业比重的间接影响分析 |
| 三、互联网的间接影响分析 |
| 四、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分析 |
| 第二节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的间接影响分析 |
| 一、清洁能源的间接影响分析 |
| 二、循环经济的间接影响分析 |
| 三、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分析 |
| 四、城镇化的间接影响分析 |
| 第三节 生态效率视角清洁能源的门槛效应研究及DID分析 |
| 一、清洁能源生态效率门槛效应研究 |
| 二、DID分析 |
| 第四节 生态福利绩效视角清洁能源、循环经济的门槛效应研究及DID分析 |
| 一、门槛效应研究 |
| 二、DID分析 |
| 第五节 稳健性检验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经济影响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
| 第一节 如何判断产业结构、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优劣 |
| 第二节 某些国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分析 |
| 一、美国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分析 |
| 二、德法英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分析 |
| 三、日本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分析 |
| 第三节 国际案例分析及启示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建议 |
| 第一节 本文主要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相关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后续研究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简历 |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6）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绩效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贫困治理任务的调整 |
| 1.1.2 教育发展的脱贫动能 |
| 1.1.3 绩效评价的现实要求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4 研究目标、思路与内容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思路 |
| 1.4.3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核心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贫困 |
| 2.1.2 教育扶贫 |
| 2.1.3 深度贫困地区 |
| 2.1.4 教育扶贫政策绩效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能力贫困理论 |
| 2.2.2 贫困代际理论 |
| 2.2.3 人力资本理论 |
| 2.2.4 “3E”绩效评价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教育扶贫政策绩效评价内涵及贫困现状 |
| 3.1 新疆发展概况与贫困特征 |
| 3.1.1 新疆自然生态环境的基本概况 |
| 3.1.2 新疆经济社会环境的基本概况 |
| 3.1.3 新疆人口文化环境的基本概况 |
| 3.1.4 新疆教育扶贫政策的基本概况 |
| 3.2 新疆扶贫开发的历史演进 |
| 3.2.1 计划经济模式下的救济扶贫阶段 |
| 3.2.2 改革开放体制变革下的开发扶贫 |
| 3.2.3 经济高速增长下的“八七”扶贫 |
| 3.2.4 新世纪扶贫开发纲要阶段 |
| 3.2.5 新时代精准扶贫开发阶段 |
| 3.3 绩效评价的理论内涵 |
| 3.3.1 教育扶贫的价值分析 |
| 3.3.2 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原则 |
| 3.3.3 绩效评价指标的逻辑关系 |
| 3.4 新疆贫困问题现状调查分析 |
| 3.4.1 研究思路 |
| 3.4.2 家庭贫困现状调查分析 |
| 3.4.3 县域贫困现状调查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的效果评价 |
| 4.1 研究假设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研究思路 |
| 4.2.2 研究方法 |
| 4.2.3 变量及数据说明 |
| 4.3 实证分析过程 |
| 4.3.1 描述统计与平稳性检验 |
| 4.3.2 静态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
| 4.3.3 动态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
| 4.3.4 分位数回归估计结果 |
| 4.3.5 分地区回归估计结果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的效率评价 |
| 5.1 研究设计 |
| 5.1.1 研究思路 |
| 5.1.2 研究方法 |
| 5.1.3 变量及数据说明 |
| 5.2 静态效率评价结果 |
| 5.2.1 静态效率的时序变化 |
| 5.2.2 静态效率的县域比较 |
| 5.2.3 规模报酬阶段的县域分布 |
| 5.3 动态效率评价结果 |
| 5.3.1 动态效率的时序变化 |
| 5.3.2 动态效率的县域比较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的公平性评价 |
| 6.1 研究设计 |
| 6.1.1 研究思路 |
| 6.1.2 研究方法 |
| 6.1.3 指标选取 |
| 6.2 公平性测度结果 |
| 6.2.1 新疆教育扶贫政策总体差异及分解 |
| 6.2.2 县域教育扶贫资源供给类型分析 |
| 6.3 公平性演变特征及原因分析 |
| 6.4 公平与效率的政策选择辨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的满意度评价 |
| 7.1 评价模型的理论分析 |
| 7.2 研究设计 |
| 7.2.1 研究步骤与方法 |
| 7.2.2 问卷信息及数据来源 |
| 7.3 信效度检验 |
| 7.3.1 探索性因素分析 |
| 7.3.2 验证性因素分析 |
| 7.3.3 模型恒等性检验 |
| 7.4 教育扶贫政策满意度测度结果 |
| 7.4.1 政策满意度评价的基本情况 |
| 7.4.2 不同贫困程度家庭的政策满意度 |
| 7.4.3 政策满意度评价的差异性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建议与不足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优化建议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8.3.1 研究不足 |
| 8.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作者简介 |
| 导师评阅表 |
（7）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8）绿色信贷对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4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2 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研究综述 |
| 2.3 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综述 |
| 2.4 技术进步、绿色技术进步偏向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
| 2.5 对已有研究成果的综合评述 |
| 第3章 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测度与收敛性研究 |
| 3.1 绿色低碳技术进步收敛性的理论分析 |
| 3.2 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测度理论 |
| 3.3 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测度与收敛性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绿色信贷对绿色低碳技术进步影响的总体检验 |
| 4.1 绿色信贷对绿色低碳技术进步影响的理论基础 |
| 4.2 绿色信贷对绿色低碳技术进步影响的模型设定 |
| 4.3 绿色信贷对绿色低碳技术进步影响的实证结果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绿色信贷与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空间关联效应研究 |
| 5.1 绿色信贷与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空间传导理论 |
| 5.2 空间计量分析模型的构建 |
| 5.3 绿色信贷与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空间关联效应的实证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绿色信贷对绿色低碳技术进步非线性影响机制研究 |
| 6.1 绿色信贷对绿色低碳技术进步非线性影响机制的理论分析 |
| 6.2 模型设定与估计 |
| 6.3 绿色信贷对绿色低碳技术进步门限效应的实证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马太效应的测度方法研究 ——基于科技、教育和经济三个领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马太效应的研究综述 |
| 1.2.2 马太效应的产生机制 |
| 1.2.3 马太效应的论证方法 |
| 1.3 问题的提出 |
| 1.4 研究的内容 |
| 1.5 论文结构与技术路线图 |
| 1.5.1 论文结构 |
| 1.5.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现有马太效应的研究方法与效果评述 |
| 2.1 现有马太效应的研究方法 |
| 2.1.1 计量回归模型法 |
| 2.1.2 Markov链模型法 |
| 2.1.3 统计指标模型法 |
| 2.2 传统指标方法的分析评述 |
| 2.2.1 两极分化的测度方法 |
| 2.2.2 状态相关性的测度方法 |
| 第3章 马太效应的概念界定与效应解构 |
| 3.1 马太效应的概念界定 |
| 3.1.1 概念的命名由来 |
| 3.1.2 概念的多重涵义 |
| 3.2 马太效应的效应解构 |
| 3.2.1 空间分布特征两极分化:数据离散性 |
| 3.2.2 时间延续特征积累优势:状态稳定性 |
| 3.3 马太效应与反马太效应 |
| 3.3.1 相对概念存在的逻辑思考 |
| 3.3.2 两个极端现象的统计分析 |
| 第4章 马太效应强度的测度方法研究 |
| 4.1 空间维度上分布非均衡程度的测度 |
| 4.2 时间维度上状态延续性程度的测度 |
| 4.3 马太系数与马太指数的构建 |
| 第5章 中国区域科技、教育与经济三个领域马太效应对比 |
| 5.1 数据说明与分布状况 |
| 5.1.1 数据说明 |
| 5.1.2 分布状况 |
| 5.2 中国区域科技、教育与经济三个领域的马太效应强度测度 |
| 5.2.1 马太系数与马太指数 |
| 5.2.2 马太效应演化趋势 |
| 5.3 传统方法与新方法对比分析 |
| 5.3.1 泰尔指数、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和基尼系数 |
| 5.3.2 测算结果及对比分析 |
| 5.4 实证结果 |
| 5.4.1 三领域的马太效应情况 |
| 5.4.2 新方法与传统方法特点 |
| 5.5 创新之处 |
| 5.5.1 方法创新 |
| 5.5.2 视角创新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相关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相关建议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
| 附录B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10）我国优秀运动员地域分布特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的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假设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空间分异”的概述 |
| 2.1.2 “胡焕庸线”的概述 |
| 2.2 相关研究综述 |
| 2.2.1 关于人口地理学空间分布的相关研究 |
| 2.2.2 关于竞技体育区域发展及战略的研究 |
| 2.2.3 关于竞技体育项目区域分布特征研究 |
| 2.2.4 关于竞技体育人才时空分布特征研究 |
| 2.2.5 文献述评 |
| 第3章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3.1 研究对象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文献资料法 |
| 3.2.2 数理统计法 |
| 3.2.3 对比分析法 |
| 3.2.4 Arc-GIS技术 |
| 3.2.5 逻辑分析法 |
| 第4章 研究结果与分析 |
| 4.1 我国优秀运动员地域分布现况分析 |
| 4.1.1 优秀运动员数量的整体空间分布现况 |
| 4.1.2 各类竞技体育项群人才的整体空间分布现况 |
| 4.2 我国优秀运动员的地域分布特征分析 |
| 4.2.1 地域板块优秀人才的分布特征 |
| 4.2.2 格斗竞技类运动项群人才分布特征 |
| 4.2.3 身体接触性竞技类运动项群人才分布特征 |
| 4.2.4 隔网竞技类运动项群人才分布特征 |
| 4.2.5 同时竞技类运动项群人才分布特征 |
| 4.2.6 次第竞技类运动项群人才分布特征 |
| 4.3 我国优秀运动员地域分布的动力因素分析 |
| 4.3.1 自然地理环境因素 |
| 4.3.2 区域经济水平因素 |
| 4.3.3 地域传统文化因素 |
| 4.3.4 人力资本贮备因素 |
| 4.3.5 其它社会环境因素 |
| 4.4 我国优秀运动员地域分布的形成机制分析 |
| 4.4.1 “马太效应”机制 |
| 4.4.2 “梯度推移”理论 |
| 4.4.3 “中心辐射”效应 |
| 4.4.4 “非衡效应”模式 |
| 第5章 结论与建议 |
| 5.1 结论 |
| 5.2 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四、人才+资本 另一种“马太效应”（论文参考文献）
- [1]推进共同富裕若干问题探析[J]. 李海舰,杜爽. 改革, 2021(12)
- [2]科学基金的资助效益研究 ——基于科研合作的中介效应[D]. 蔡小静. 浙江大学, 2021(01)
- [3]“锡克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D]. 郑凯. 吉林大学, 2021(01)
- [4]互联网企业价值评估方法应用研究 ——以美团为例[D]. 郭岚一.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
- [5]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中国生态经济的影响研究 ——基于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视角的比较分析[D]. 顾典.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6]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绩效评价研究[D]. 黄晋生. 石河子大学, 2021(01)
- [7]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8]绿色信贷对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经济效应研究[D]. 王殿武. 吉林大学, 2020(03)
- [9]马太效应的测度方法研究 ——基于科技、教育和经济三个领域[D]. 汤发庚. 南昌大学, 2020(01)
- [10]我国优秀运动员地域分布特征研究[D]. 张泽君.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