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高银锭品级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崔艺[1](2021)在《大运河江南流域明墓出土服饰纹样研究》文中研究指明
宋春会[2](2021)在《艺术考古视域下明代男袍考析与结构复原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有关服饰方面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类是以传统服饰为载体的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研究,另一类是以少数民族服饰为载体的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研究。传统服饰文化研究以沈从文为代表的老一辈研究学者主要聚集在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体系及断代服饰文化体系的建构,研究的目的在于拓展传统服饰文化研究的宽度。因清代历史遗存服饰较多且是距现代社会较近的一个朝代,学界的研究重点主要放在清代民国以来的传统服饰研究,研究内容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宽度。针对这种现象,目前学界的研究重点有意沿着清代往前推进,加之近年明代出土的一些墓葬及其服饰陆续面世并展出,为从艺术考古的视角进行有关明代服饰研究提供了一些实物支撑。明代服饰中男袍作为其中重要的服饰类别之一,目前学界少有关注和系统化的研究,对其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有助于全面建构明代服饰文化体系,拓展明代服饰的研究深度和广度。本课题的研究内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明代男袍的服饰形制与种类。以明代官方典籍、图像资料、服饰实物为基础,完成有关明代袍服的基础研究工作,主要从封建等级秩序、元蒙遗风、僧道服饰的世俗化三个方面梳理出有关明代男性袍服的服饰类型、使用范围和穿着场合。研究认为明代早期统治者既已建构一套完整的封建等级体系,历经明朝不同时期不断补充完善,官方规制下明代服饰基本延续了明代早期的服饰形制,具有一脉相承的传承性;元蒙遗风袍服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袍服“曳撒”进行分析,提出了曳撒在明代的发展路径及形制变迁,认为明代实际并存断腰袍、褶子衣以及马面式曳撒三种形制,提起明代曳撒不应只知马面式而忽略另外两种形制,透过曳撒探究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服饰文化交流与融合。以道袍、鹤氅、直身、直裰为代表的僧道服饰摆脱既定的穿着人群和范围,走向世俗化之路,成为人人皆可穿的服饰类型。(2)明代男袍的纹样类别与文化内涵。本内容从封建等级秩序出发,将男袍中的服饰图案分为龙纹、赐服纹样、补服纹样以及其他纹样,在图像比较、文献记载、实物分析的综合考证下,分析了明代早期至中晚期龙纹的形制特征及发展演变,并发现明代赐服纹样由早期的笼统模糊至中晚期图案和色彩更加明确,同时补证分析了男袍中补子的缝缀形式、构图结构、等级标识以及越级僭越。除封建等级外,明代男袍中的植物图案多选取具有吉祥寓意的花卉纹、云纹、杂宝纹、吉字纹等,借以表达美好的精神寄托。通过明代袍服纹样的类别及其变化研究,揭示了服饰纹样具有装饰功能的同时,是彰显身份标识和表达内在情感的外化表达。(3)明代男袍的服饰面料与典型工艺。基于有关明代服饰的基础研究,依托现已出土的服饰实物及相关研究基础,从艺术考古的视角对明代男袍的面料种类、典型工艺以及装饰方法进行分析,提出明代袍料的五大主要类型及其面料特性和主要用途,补证了罗织物由繁入简的发展趋势。从织造与装饰技艺出发,发现明代妆花、缂丝工艺中最典型的特征之一是织物中大量使用织金、银线、羽毛、孔雀羽等元素,并于明代中晚期创造了洒线绣、顾绣以及缂丝加绣的装饰方法,建构起有关明代男袍艺术特色的完整体系。(4)明代男袍的服饰结构分析与实物结构复原。明代男袍在中国服装史中具有典型的服饰结构,有很多典型的结构仅为明代所有,例如两侧有侧耳的袍服。通过对袍服结构进行剖析解读,发现明代袍服不管是直身袍还是断腰袍都存在扩大下摆的服饰共性,这一方面是对元蒙遗风的继承,另一方面也有不使内衣外露的礼仪功能。目前有关明代男性袍服的相关研究少有针对明代服饰的复原研究,主要是因为明代墓葬虽出土有较多明代服饰,但少有学者能近距离的观看、测量,且明代服饰距今几百余年,相关考古报告未能全面详近的进行记录,博物馆参观与实物总有一镜之隔,诸多限制条件为明代服饰复原提供难度。本文实施过程中能接触到部分明代服实物饰,可以近距离观看测量,获得明代袍服的一手资料,选择其中两件具有代表性的袍服类型进行结构复原,深感服饰复原的复杂性,提出复原应从现状出发,重在记录与传承。本课题旨在通过艺术考古的研究视角,运用社会学、历史学、艺术学、考古学、设计学等交叉学科的方法,结合理论研究与复原实践,在完成明代男袍基础研究的基础上,就其形制、图案、面料、艺术特色、文化内涵、时代特征等进行研究,建立起有关明代袍服的理论框架和艺术体系。
崔海瑞[3](2020)在《四川地区宋代石室墓图像研究》文中认为宋代墓葬分布广泛,艺术面貌多样。四川地区尤为特殊,主要包括利州路、夔州路、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又称“川峡四路”。宋代石室墓图像皆以石材雕刻而成,除了四神、武士等常见的宗教题材外,以墓主像、侍者、启门、花卉等体现世俗生活的内容为主。艺术手法以圆雕、高浮雕为主,也有一些浅浮雕、线刻等手法。雕刻完毕进行彩绘,具有典型的厚葬特征。从历时角度看,四川地区宋代石室墓图像继承了本土汉代石棺图像的诸多题材,到了北宋时再次复兴,部分内容有所创新。南宋时期达到最为繁盛的阶段,元明时期依然有所表现,可见区域性丧葬传统的巨大韧性。从共时角度看,相较中原北方地区的砖室墓,南方两浙路、江南路、荆湖路的土坑竖穴墓而言,四川地区主要以“同穴异葬”的长方形石室墓为主。墓葬空间宽绰,但防盗性和密闭性相对减弱,更加强调石刻图像的装饰性。四川地区宋代石室墓图像的配置具有明显的艺术规律,主要受到性别、等级与财力的影响。士庶墓葬图像的格套化和程式化特征明显,高级官吏墓葬图像的内容更为丰富、配置灵活多样。安丙家族墓室后龛的图像有明显区别,出现持笏文官、香几瓶花等图像内容,体现了严格的官方礼制。杨粲夫妇墓中的女性文官、胡人献宝、龙椅等图像配置,体现了礼制和僭越综合交错的西南边域图景。泸县六座石室墓中启门者有男女之别,侍者所持器物也有不同,说明宋代礼制文化在士庶阶层中得到遵守,并呈现整体下移的态势。四川地区宋代石室墓图像中,家居场景、世俗生活题材显着增多。审美世俗化、商品化、文人化、复古化的倾向日益扩大。八卦、真文、真武大帝等图像反映了地域性道教信仰仍是主流。《楞严咒》等榜题图像体现了佛禅思想,和地上的大足石窟等图像内涵基本一致。整体而言,在同一座墓葬中虽然以区域性的道教信仰为主,但也融合了儒家、佛家思想,呈现“三教圆融”的趋势。四川地区宋代石室墓图像形成的原因可以分为两方面。内因主要表现为:自汉代以来悠久的石质丧葬传统;丘陵地带充足的石材原料;宋代大足、千佛崖等石窟带的影响,以及系统的石刻技术和人才保证。外因主要表现为:由于南北宋时期四川地区的政治军事格局骤变,宋廷给予了特殊的“八路定差”、“怀远”等政策支持;农业、盐业、茶业等富庶经济的保证;中原北方地区移民文化的渗透等。可见,四川地区宋代石室墓图像的产生,既是区域性文化传统长期浸润的结果,又是宋代墓葬艺术互动、交融的产物。
吴守峰[4](2020)在《李瑞清书法艺术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李瑞清的书法艺术思想,在中国古代书品论的基础上继承并创新,开创了二十世纪中国书法理论中具有重大影响的“金石学派”。其书法远涉周秦,博综汉魏,正草隶篆,诸体皆备,晚年“纳碑入帖”,笔势雄健,气息苍古,是倡导碑帖相容的践行者。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李瑞清在书法实践中的探索给予很多关注,而其作为碑派发展的阶段性代表人物,其书法实践也受到一定的争议。本文在结合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历史、人文等语境基础上,从书法理论、书法史研究和实践修养的综合视角,系统地阐释李瑞清书法艺术思想的理论核心及架构。本文不以书法技术讨论为旨归,而是着重追溯李瑞清艺术思想的渊源,重点探析其书法理论思想的基本艺术观点以及发展递衍的脉络体系。本文共分为七个部分。“绪论”部分梳理一百年来国内外关于李瑞清研究的重要文献与相关问题,本文的研究意义以及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研究重点。第一章梳理临川李氏谱系群体中既有的人文家学,检视家族文脉带给李瑞清知识架构的渊源;根据历史节点构建其书学分期;通过分析碑学思想的文化背景和尊孔复礼思想的历史环境,阐述李瑞清书法艺术思想形成的外界影响。第二章主要阐述李瑞清以“气”为核心的审美格调,通过阐释书法审美的“气味”说,诠释李瑞清书法理论和实践中的“书卷气”的内涵与根源,并结合儒家思想道德观点阐述其“书学先贵立品”的书法艺术理论的思想衍递与传承,以及对其“人正笔正”论的历史解读,品察其正心立身的儒家气度与人格修养,丰满地还原李瑞清在社会体制鼎革后“逸”的风骨与境界及“遗”的气节与格调。第三章是本文的重点,主要研讨李瑞清《玉梅花庵书断》中的三个重要思想依据,论述“以器分派”的形式美问题和它的书学史意义;探讨“求分于石、求篆于金”的发展演变及对后世书风的影响;从全局观的角度研究“胸有全纸、目无全字”的艺术箴规。第四章从语言规律的视角,结合形态结构和风格要素解析李瑞清的书法艺术,通过“似欹反正”、“雄浑”与“古厚”的语言要素,具体论证其书学理论的实践价值与创作特点。第五章分析民国早期,上海学界针对“纳碑入帖”的群体认同现象,并以曾煕、沈曾植二人的观点和建议为例,阐释这一书学主张的历史意义,包括其学术思想对弟子李健、胡小石、吕凤子、张大千等四位学者和艺术家的影响;客观揭示其教育改良的“启智”实践带来的进步性以及对南京大学今天书法风气的学术渍染。结语部分概括李瑞清在书学理论上的主要成就,综合评价其在书法史发展中的学术价值,试图从中国整个书学史的高度对李瑞清书法艺术思想和实践的贡献与局限进行总结。
张文婷[5](2020)在《明代瓦剌朝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朝贡相关制度在中国由来已久,经过长期发展,沿革至明代时,在统治者的运用下达到了巅峰,无论从贡使的规模还是组织管理来看,均为前代所不及,瓦剌与明朝的朝贡关系便是在这一体制下运行的。瓦剌是我国蒙古族的一支,是明代汉文史籍中对卫拉特蒙古诸部的通称。瓦剌与明朝的朝贡关系建立于永乐年间,随后不断发展,于正统、景泰年间达到了高峰。但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瓦剌实力衰落,双方的朝贡往来逐渐减少,近乎中断。瓦剌与明朝朝贡关系的建立与发展是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明朝而言,通过经济上的交流达到对瓦剌的羁縻作用,以便加强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之间的管理和联系,同时换取边防所需的战马。对前来朝贡的瓦剌而言,政治因素不是唯一,经济上的吸引力才是起到决定作用的因素,这种吸引力源于游牧经济对农耕经济的依赖。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瓦剌与明朝朝贡关系的发展客观上加强了中原政权和地方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促进了民族融合。瓦剌朝贡使团出使明朝的基本内容包括瓦剌定期派遣朝贡使臣携带贡物入京,明朝负责接送使臣、负担使臣朝贡期间的食宿,以及对贡物进行回赐,对其首领予以册封、赏赐。此外,明朝制定了一系列礼仪制度,在朝贡的过程中,瓦剌使臣需要遵守规定。
刘春[6](2020)在《《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穿关”研究 ——基于戏剧史、服饰史综合的理论视野》文中指出
刘淑琪[7](2020)在《明代皇帝与殿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殿试作为科举的最高一级,是与皇帝联系最为紧密的环节。作为科举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殿试经历了唐代的草创、宋代的定制与元代的变革,在明代发展到鼎盛阶段。明代殿试的沿革以皇帝加强皇权的政治需求为标尺,表现出鲜明的皇权性。明代殿试在洪武至宣德年间确立并发展,随着对官员出身资格的日益看重,在正统至正德年间稳步巩固,嘉靖以降,为保证皇权在取士上的绝对权威,皇帝对殿试规则进行了变更与强化。在适应不断变化的皇权需求的过程中,明代殿试发展到空前成熟和完备。皇帝是殿试程序顺利运行的关键角色。明代的殿试程序沿袭宋制,包含从殿考至立石题名在内的一系列环节。殿试的主考官由皇帝亲自担任,读卷官与执事官的人选,由皇帝在殿试前几天进行任命,殿考、读卷与分甲、传胪与上表谢恩环节由皇帝亲自主持,其他环节皇帝虽不亲临,但也会提前进行安排。皇帝“亲行之”的特性,使得殿试的每个程序,都具有严格的礼仪规制和运行规则。皇帝亲自主持各项隆重的典礼,表现出了对殿试取士的关照之意。殿试考生多为日后核心政治区高级官员的后备人选,故皇帝对殿试选士尤为看重。为掌握取士权,明代皇帝对殿试的把控,着重体现在殿试的时间地点、策题、读卷及进士恩荣宴方面。从殿试的时间地点来看,明初将殿试的时间设立在会试后的三月初一。由于殿试时皇帝“临轩策试”,而三月初往往朝务繁重,故皇帝为保证可以亲临,经常将殿试时间合理延后。成化二十三年(1487)宪宗为保证殿试如期举办,将日期改为三月十五日,自此,殿试改期的现象大为减少。为彰显对殿试的看重之意,皇帝一直将殿试地点设在皇宫主殿。殿试策题是皇帝与参试举子沟通的渠道。殿试仅考策问一道,为了能够选拔心仪之士,明代皇帝将殿试策题的制题权牢牢掌握。策题有时由皇帝亲拟,有时先由阁臣拟定多个备选,皇帝再从中选定,如对策题内容不满意,皇帝可按照自己的意愿加以修改。策题内容涉及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不同历史时期策题的侧重点不同,它是皇帝政治思虑的反映,具有鲜明的时务性特点。读卷是殿试排名的决定性环节。明初皇帝对国家的把控达到极致,皇权在读卷环节有绝对的威慑力。但随着明代皇权的弱化倾向与内阁地位的提高,皇权在读卷环节的辐射范围受到限制,加之读卷官向皇帝进读试卷的数量有限且由读卷官选定,使得阁臣及读卷官作弊的隐患大大增加。明代皇帝为保障殿试的公平性,保证皇权对殿试结果的绝对影响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阅卷方面,延长了阅卷时间、严密了试卷转送及分甲程序,严格了阅卷规则;在进读数量方面,自明初起,读卷官通常进读三卷,嘉靖八年(1529)世宗增加至六卷,十四年(1535)再次增加至十二卷,至崇祯再次增加,扩大了皇帝的选择范围;为防止读卷官徇私荫子,首创殿试读卷官回避制度;皇帝有时还根据主观意志决定殿试排名,体现了皇权的无条件性。明代皇帝通过加强对殿试读卷的掌控力度,达到了扩张取士权的目的。进士恩荣宴由皇帝亲赐,皇帝虽不亲临,但会指派武勋大臣一员代表皇帝出席,以显示皇帝天威。弘治三年(1490)以前,皇帝任命武勋大臣“侍宴”,自孝宗起,皇帝开始注重强调武勋大臣在宴席中的地位,多次命其“主宴”、“主席”。嘉靖五年(1526)暴发了关于恩荣宴位次的争论,世宗为打压文官势力,支持武臣郭勋的观点,命武勋“中席主宴”,向百官及新科进士强调了皇权的至高无上性。明代还发生过六次皇帝殿试“不御殿”的特例,主要分为皇帝突发疾病、怠政、年迈三种类型,从时间上看,明显集中在正德、嘉靖年间。皇帝殿试“不御殿”与皇帝的性格及施政态度有关。武宗因性格叛逆及其消极的施政态度,对殿试并不重视,连续三次殿试“不御殿”。世宗实际上对殿试非常重视,嘉靖十七年(1538)他在探索新的国家治理模式的过程中故意缺席殿试,但很快就意识到了不妥,此后除嘉靖四十四年(1565)因年迈无法御殿外,再未缺席过殿试。皇帝缺席殿试,不仅会降低殿试的功能性地位,还可能给权臣插手取士的机会,成为建立君臣良性关系的阻碍。明代殿试对皇权政治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进士广阔的仕途前景,不断激励士人参试,使朝廷网罗和控制了源源不断的人才。皇帝亲任主考,将新科进士变为天子门生,淡化了考生与考官之间的恩遇关系,收揽了取士大权。同时,皇帝在一定限度内容许现任大臣子弟登第,达到了笼络朝臣,稳固朝堂的目的。明代殿试就是皇帝维护皇权统治的政治工具。
杨化冰[8](2020)在《安化黑茶的文化生态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茶业的形成,是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在超长历史时期内相互作用的产物。研究安化黑茶即是探索安化黑茶从普通植物物种向茶业发展转化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适应与调适的过程。本文以安化黑茶为研究对象,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借助跨学科的综合分析方法,对安化黑茶的发展脉络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历史梳理。在层次上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安化黑茶在商品化的历史进程中,其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密切关联;二是安化黑茶产业社会功能与社会地位变迁的问题。安化黑茶作为一项重要产业,影响和推动其形成的因素不是纯自然环境,不是纯经济因素,也不是纯政治、文化因素或者某一民族独创的产物。他是当事民族为了本民族全体成员的生存与繁衍,凭借民族文化对当地生态系统进行不断适应、改造与利用的结果。可以说,安化黑茶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茶叶文化生态史。因此,对这一关系的厘清,本文主要分为以下五个部分进行阐述。第一部分是论文的第三章和第四章。安化所处的自然生态系统,如土壤、气候、地理位置等自然生态条件均是最适宜茶树生长的地带之一,这成为安化黑茶产业发展的基本前提。从远古时代到北宋王朝,伴随着梅山文化的形成,大量汉族民众开始定居此地,融入当地文化,并参与到当地民族的茶叶经营。多民族文化的交织、互动以及调适使得安化黑茶的种植、加工制作技艺开始走向成熟,并与市场接轨,开始了商品化进程。第二部分是论文的第五章。这里主要运用文化生态学的相关理论,分析茶政变迁对安化黑茶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唐德宗年间始征茶税,茶叶被纳入国家统一的税赋管理体制。宋代西北边防吃紧,朝廷启动“茶马互市”政策,在西北边疆“以茶易马”,一直延续至清代中期。安化黑茶以其优良的品质和优惠的价格,从以非正规渠道逐步转向正规渠道进入“茶马互市”,并从中获利。明代以降,安化地区被确定为“盐茶开中”政策的主要执行区。清道光以后,为平息太平天国事件,湘军和淮军等地方武装为筹集军饷,转而插手控制茶叶的销售渠道,同时扩大自身的政治影响。清廷被迫放弃“茶引制”,改行“以票代引”。这一举措不仅化解了经费开支浩繁的难题,财政收入的增加,同时也促进了安化黑茶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安化黑茶由此而跻身世界名茶之列。可以说,安化的黑茶产业是在历代封建王朝的盐茶专卖制度体系下发展起来的。安化黑茶从民间普通商品交易,发展成为国家专卖物资,是社会制度和民族文化干预的结果。安化黑茶的身份、地位发生了质的变化,也为成为一项世界级的繁荣产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三部分是论文的第六章。这部分主要探讨安化黑茶的边疆贸易和对外出口贸易。中国西北内陆以及北亚、俄罗斯等地,由于其特殊的自然与生态环境,当地民众形成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计方式。茶叶不仅可以为他们提供所缺的碳水化合物、维生素C等营养成分,还可以作为一种蔬菜的替代品,进而饮茶的生活方式逐渐成为当地民众获取营养物质的重要来源。安化黑茶这一物美价廉的茶品在进入西北民众视野后,很快就被接纳,并广泛传播开来。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安化黑茶产业的快速发展。同时,在应用于政治、经济和文化、宗教等社会交往过程中,黑茶被西北、蒙古乃至俄罗斯的民众赋予了多重文化意义。黑茶已经不单单是一种简单的商品,而是经过异域文化调适过的“文化”产物,具有了一种社会“生命”物质的属性,并且已经完全融入到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不可获缺。第四部分是论文的第七章。这一章运用文化生态学的理论,阐释了安化黑茶产制技艺的形成、发展和演变与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社会环境和气候、地理等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安化黑茶的育种、种植、采摘、制作等技术系统都明显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这同样是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互动调适的产物。第五部分是论文的第八章。这一章通过对当地遗留下来的碑文深入剖析,证明安化黑茶产业在当地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几乎整个社会都是围绕黑茶这一文化事项而展开,充分展示出在茶叶市场建构过程中,由于国家强制力的干预,而促成了各种制度及市场机制的形成,不同利益主体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互动,以及各种权利诉求、利益分配、社会文化资源的交互作用和影响,进而使得规范和约束茶叶种植和买卖的相应茶规也应运而生。以茶规为依托,围绕着茶叶的种植和运销活动,安化这一地方社会也逐渐发展出一整套适应市场需要的运行机制和新秩序。本文的第九章分析和总结了安化茶业社会功能与社会地位变迁的问题。纵观安化黑茶产业在传统社会的发展历程,从远古时期到清朝,安化黑茶从普通的植物物种一跃成为一项世界级的产业,其在社会中所发挥的政治和军事功能一直相伴而生。但是,伴随着国内、国际格局的巨变,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安化黑茶产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国家性质的改变,国家政策的调整,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黑茶产业一直以来所发挥的政治和军事功能逐渐弱化,甚至开始退出历史舞台,从而导致黑茶产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的慢慢衰落,原来的富裕地区出现了贫困现象。暂时的衰败,绝对不能否定茶叶产业上千年的繁荣和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在新时代背景下,茶叶产业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符合当代社会的发展需求,仍然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安化黑茶的复兴,应该换一种思路,将其从旧社会制度的桎梏中脱离出来,置入新的社会制度之中,并赋予其新的文化生态价值和生命力,对其革新而不革命。只有通过这样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反思,才能提出推动安化黑茶产业复兴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举措,推动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同时为类似地区的可持续脱贫提供有效借鉴和路径选择。
李争杰[9](2019)在《明代文官赏赐研究》文中提出明代文官赏赐的进行需要多个机构协同运作完成,吏部负责文官赏赐资格的认定,户部负责赏赐物资的供应,光禄寺和精膳清吏司负责备办各种类型的赐宴和赐食,礼部负责制定赏赐文官时的礼仪,鸿胪寺负责教导文官接受赏赐时的礼仪规范,行人司负责运送赏赐物质至文官手中。明代文官赏赐的类型主要有三种:一是恩惠类赏赐,主要是指皇帝在一些特定的时间、事件或者场合对官员进行的具有明显恩惠性质的赏赐。代表性的有庆典赏赐、节日赏赐、丧葬赏赐、考满赏赐、祭祀赏赐。二是事功赏赐,是指官员通过建功立业获得的赏赐。代表性的有军功赏赐、工程营建赏赐、编修书籍赏赐、经筵日讲赏赐。三是德行赏赐,是指官员因品行优良而获得的赏赐。代表性的是忠行之赏和孝行之赏。明代对文官的赏赐具有突出的特点。首先,明代文官赏赐的内容具有多样性。从赏赐内容上看有名誉赏赐和物质赏赐。名誉赏赐主要包括:赐爵、赐勋、赐加公孤、赐姓名、赐封号。物质赏赐主要包括:货币赏赐、食物赏赐、章服赏赐、宅田赏赐、奴婢赏赐。其次,明代文官赏赐具有明显的偏向性。明代官员赏赐时偏向于对京官的赏赐,轻视对地方官员的赏赐。而在京官中,对于三品以上两京官员及侍读人员,皇帝在赏赐时又会给与格外优待。第三,明代文官赏赐具有明显的时代性。从赏赐频率看,洪武至天顺93年间,年平均赏赐数为11次;成化至嘉靖102年间,年平均赏赐数为19次;隆庆至天启61年间,年平均赏赐数为33次。另外,在赏赐的主体和赏赐行为方面,明代文官赏赐也都具有明显的时代性。明代文官赏赐具有双重作用。赏赐具有增强君臣感情,加强王朝凝聚力;树立道德楷模,营造良好社会风气;改善官员生活,促进国家廉政建设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具有加大财政压力,减弱激励效应;扰乱民众生活,加剧社会危机;败坏官场风气,加剧吏治腐败的消极作用。赏赐实际功能的发挥与政治格局变化、君主的个人选择等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故而在不同时代赏赐发挥的具体效用也不同。
佟远鹏[10](2019)在《明代货币调控政策研究》文中指出14—17世纪是欧亚政治、经济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贸易网络使明朝步入了一个维新时代。明前期,政治、军事等体制是基于实物化的财政体制而建立的。随着实物化财政体系不能满足明廷日益扩大的财政需求,明廷愈加频繁地通过货币调控政策以市场路径调集物资资源,这一转变引致了财政体制逐渐转向货币化。明代货币调控政策是明廷为维系货币体系而进行的体制调整,是明廷在货币乃至财政领域采取的再均衡策略,奠定了财政改革的基础。明前期,在实物为主的财政体系下,明廷选择了官府直接调动物资资源的社会组织方式。宝钞本位货币体制使明廷能够强制调集市场资源,保障了实物支配财政体制的市场基础。明廷不断增加宝钞的发行量和财政支用范畴,使明廷能够集中的物资资源愈发庞大。然而宝钞发行量过多,持续贬值,这使明廷稳定币值的调控政策收效甚微。持续扩张的财政规模使宝钞由稳值货币变为名义货币,财政和市场支付系统的二元分化严重影响了官府对实物资源的支配能力。明中后期,财政体制逐渐走向货币化,货币制度由宝钞本位转向银钱并行。随着明廷逐渐减少宝钞在财政支付系统的流通,财政和市场领域物价分化的趋势得以遏制。财政货币化使明廷直接调集物资资源的能力大幅下降,通过市场调集物资资源的路径愈加重要。明廷通过调整货币在财政领域的流通范畴、修订货币律法、调节货币供应量和平抑物价,使官府发行的铜钱和市场供应的白银间保持相对稳定的比价,进而保障了官府对物资资源的支配能力。明廷采取货币调控政策的根本目的是保持币值的稳定,直接目的是保持物价的稳定。为了满足不断扩张的财政支出,明廷需要在稳定物价的基础上增加货币财政收入,这一过程只有在币值稳定的货币体系下才有实现的可能和意义。从短期角度来看,明代货币调控政策在财政流通领域基本实现了货币币值的相对稳定,增加了货币财政收入。然而在市场流通领域,宝钞贬值的趋势使明廷难以在宝钞本位制下保持物价的稳定,这促使明廷改革货币制度。从长期角度来看,货币制度的变革表明明廷更为关注稳定物价而非稳定币值。这与货币调控政策的根本目的并不冲突,只有在一个稳定的货币体系下,货币在财政和市场支付系统内才能保持币值稳定,而非引致财政和市场流通领域的二元对立,削弱官府的财政能力。明代货币调控政策的路径既包含货币领域,也包含财政领域和法律领域。货币调控的直接方式是调节货币的供应量、币值、比价,间接方式是调节货币行用的财政范畴和比例,修订货币相关律法只是保障货币市场正常运行的辅助手段。从明代米价资料角度来看,明廷常用的货币调控路径是调整货币的支纳范畴和比例,其次则是对货币领域的调控,最后形成律令或条例的调控方式较少。明代货币调控政策具有层级性、季节性和地域性,财政导向的影响较市场导向更大。在层级性方面,明代货币调控政策更关注高层流通层级,以对白银的调控最为频繁。在季节性方面,货币调控政策更为关注征纳税粮的夏秋两季,明前期主要是夏季,中后期虽各季节的货币调控政策分布频次较为平均,但仍以夏秋季节频次最高。在地域性方面,货币调控政策更为关注保障财政税入征解的关键地区,南方漕粮区和大运河沿线区的货币调控分布频次最高,尤以南、北直隶地区的货币调控频次为最。
二、提高银锭品级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提高银锭品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艺术考古视域下明代男袍考析与结构复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课题研究现状 |
1.1.1 国内研究现状 |
1.1.2 国外研究现状 |
1.2 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
1.2.1 研究方法 |
1.2.2 研究框架 |
1.3 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
1.3.1 研究难点 |
1.3.2 研究创新点 |
1.4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4.1 研究目的 |
1.4.2 研究意义 |
1.5 相关概念界定 |
1.5.1 艺术考古学的概念界定 |
1.5.2 男袍的概念界定 |
1.5.3 复制与复原的概念界定 |
1.6 明代男袍发展的时代特征 |
1.6.1 中央集权的政治衰退 |
1.6.2 社会经济的深度发展 |
1.6.3 民间思想的自由活跃 |
第二章 明代男袍的形制与种类 |
2.1 服饰规章袍服 |
2.1.1 帝王至郡王冠服 |
2.1.2 长子至奉国中尉冠服 |
2.1.3 文武官冠服 |
2.1.4 儒士人员冠服 |
2.1.5 士庶阶层冠服 |
2.2 元蒙遗风袍服 |
2.2.1 辫线袍与贴里 |
2.2.2 曳撒 |
2.3 僧道世俗袍服 |
2.3.1 鹤氅 |
2.3.2 道袍 |
2.3.3 直身 |
2.3.4 直裰 |
2.4 内外穿着袍服 |
2.4.1 外袍的服饰特征 |
2.4.2 内袍的服饰特征 |
2.5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明代男袍的服饰纹样类别与文化内涵 |
3.1 身份标识的直观符号图案 |
3.1.1 龙纹 |
3.1.2 赐服动物纹样 |
3.1.3 补服动物纹样 |
3.1.4 其他动物纹样 |
3.2 吉祥寓意的情怀表达图案 |
3.2.1 植物花卉图案 |
3.2.2 云纹 |
3.2.3 杂宝纹 |
3.2.4 吉字纹 |
3.3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明代男袍的服饰面料与典型工艺 |
4.1 袍服面料的种类 |
4.1.1 纻丝 |
4.1.2 纱 |
4.1.3 罗 |
4.1.4 绢 |
4.1.5 绫 |
4.2 织造技艺 |
4.2.1 妆花工艺 |
4.2.2 缂丝工艺 |
4.2.3 织成袍料 |
4.3 装饰工艺 |
4.3.1 刺绣 |
4.3.2 镶绲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明代男袍的服饰结构分析与样本结构复原 |
5.1 明代男袍的服饰结构分析 |
5.1.1 直身袍的下摆形式与结构处理 |
5.1.2 断腰袍的下摆形式与结构处理 |
5.1.3 明代男袍下摆演变的原因分析 |
5.2 明代男袍中的褶裥和分割线 |
5.2.1 褶裥 |
5.2.2 分割线 |
5.3 明代男袍的实物标本分析 |
5.3.1 明四合如意云纹圆领宽袖直身袍样本分析与结构复原 |
5.3.2 明四合如意云纹圆领窄袖直身袍样本分析 |
5.3.3 明净面交领宽袖断腰袍样本分析与结构复原 |
5.3.4 明四合如意云纹交领宽袖直身袍样本分析 |
5.4 明代男袍结构复原分析与思考 |
5.4.1 节物尚用的节俭理念 |
5.4.2 平面结构中的立体空间 |
5.4.3 服饰复原的记录传承 |
5.5 本章小结 |
结论与展望 |
主要结论 |
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A: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附录B:明代男袍实物汇总表 |
附录C:《天水冰山录》藏圆领袍及服饰面料数量汇总 |
附录D:明代赐服汇总 |
附录E:定陵藏罗绢织物袍服汇总表 |
(3)四川地区宋代石室墓图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价值 |
二、概念界定 |
三、文献综述 |
四、方法、思路、创新点 |
第一章 四川地区宋代石室墓图像的渊源与分布 |
第一节 石室墓图像的渊源 |
一、四川地区悠久的石刻丧葬传统 |
二、中原北方地区墓葬图像的影响 |
第二节 石室墓图像的分布 |
一、川南地区 |
二、川东地区 |
三、川北地区 |
四、川西地区 |
小结 |
第二章 四川地区宋代石室墓图像的艺术分析 |
第一节 石室墓图像的分类 |
一、现实生活题材 |
二、神异题材 |
三、其它特殊题材 |
第二节 石室墓图像的造型风格 |
一、严谨的庙堂风格 |
二、含蓄的文人风格 |
三、多样的民俗风格 |
第三节 石室墓图像的制作工艺 |
一、生产地点与取材 |
二、雕刻技法与流程 |
小结 |
第三章 四川地区宋代石室墓的图像程序与墓葬空间 |
第一节 安丙家族墓图像系统中的官方礼制 |
一、安丙家族墓主题图像及随葬器物厘析 |
二、安丙家族墓例图像的比较 |
三、安丙家族墓室图像中的文化现象 |
第二节 泸县宋墓图像系统中的士坤文化 |
一、泸县宋墓图像类型与组合 |
二、墓主性别与图像规律 |
三、墓主身份与图像关系 |
四、泸州在南北宋之间的地位变迁 |
第三节 杨粲夫妇墓图像系统中的边域图景 |
一、杨粲夫妇墓的价值与意义 |
二、杨粲夫妇墓的图像程序 |
三、杨粲夫妇墓石刻图像的文化内涵 |
小结 |
第四章 四川地区宋代石室墓图像中的“川峡模式” |
第一节 “川峡模式”的内容 |
一、石材模式 |
二、配置模式 |
三、性别模式 |
四、等级模式 |
第二节 与其它区域墓葬图像的比较 |
一、图像的区域分布不同 |
二、图像的表现方式不同 |
三、图像内容不同 |
第三节 “川峡模式”的成因 |
一、区域性文化传统 |
二、富庶经济的保障 |
三、政治制度的支持 |
四、移民文化的浸润 |
第四节 “川峡模式”的演变与影响 |
一、图像传统依然延续 |
二、实物随葬的趋势加强 |
三、区域特征相对明显 |
四、对于地上石刻题材的影响 |
小结 |
第五章 四川地区宋代石室墓图像的文化内涵 |
第一节 石室墓图像中的审美旨趣 |
一、世俗化特征明显 |
二、商品化趋势加强 |
三、文人化韵味呈现 |
四、复古化格调再起 |
第二节 石室墓图像中的信仰文化 |
一、道教信仰为主 |
二、儒家礼制普遍 |
三、佛教信仰并行 |
四、“三教圆融”凸显 |
第三节 石室墓图像中的丧葬习俗 |
一、与其它区域葬俗的比较 |
二、寿堂现象盛行 |
三、厚葬习俗明显 |
小结 |
结论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四川地区宋代石室墓统计表 |
附录二: 宋、辽、金伎乐图墓例 |
附录三: 唐代、元代伎乐图墓例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4)李瑞清书法艺术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思想研究相关文献综述 |
二 研究意义与研究方法 |
三 本文研究框架 |
四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第一章 李瑞清书法艺术思想的发展脉络 |
第一节 家世荣光:临川李氏在学界的影响 |
一、李秉绶与岭南画派 |
二、李宗瀚与临川四宝 |
三、李联琇与钟山书院 |
第二节 李瑞清书法艺术思想的发展分期 |
一、书法酣饫期(1867——1895 问学登科) |
二、书法风格形成期(1895——1911 游宦滇宁) |
三、艺术思想的成熟期(1912——1920 鬻书沪上) |
第三节 李瑞清书法艺术思想的来源 |
一、清代碑学兴起的思想背景 |
二、晚清尊孔复礼的人文思潮 |
第二章 李瑞清书法艺术思想以气为核心的审美观 |
第一节 书法审美的“气味”说 |
一、气与味的书法渗透 |
二、书卷气的品格诠释 |
第二节 正心立身的儒家气度 |
一、“品”的格局与操守 |
二、“心正笔正”的人格气脉 |
第三节 “遗”与“逸”的士人气格 |
一、“遗”的气节与格调 |
二、“逸”的风骨与气韵 |
第三章 李瑞清书法艺术思想的三个重要理论阐释 |
第一节 “以器分派”的书学方法论 |
一、“以器分派”的内容解析 |
二、“方”“圆”笔法与形式的体认 |
三、结体韵律与形质研究 |
第二节 “求分于石、求篆于金”的思想内涵 |
一、书法与金石学的关联 |
二、清代金石气的篆分古意 |
三、金石的物性之美 |
第三节 “胸有全纸、目无全字”的整体观照 |
一、章法的全局观 |
二、布白的完形心理 |
第四章 李瑞清书法艺术思想对艺术风格的影响 |
第一节 “欹正得体”的形式之美 |
一、形学有势 |
二、“似欹反正”的结体之妙 |
三、“似欹反正”的语言价值 |
第二节 韵味隽永的风格追求 |
一、李瑞清书法风格的形成要素 |
二、“雄浑”风格的精神诉求 |
三、“古厚”书风的文化自觉 |
第五章 李瑞清书法艺术思想的时代影响与成就 |
第一节 “纳碑入帖”的书学现象 |
一、交游群体的社会图谱 |
二、曾熙的碑帖融合论 |
三、沈曾植“南北会通”的书学观 |
第二节 书法思想的后世传播与影响 |
一、书学亲承:李健 |
二、思想承续:胡小石 |
三、“以书入画”的开新:吕凤子、张大千 |
第三节 启智思想的进步性体现 |
一、中体西用思想下的教育改良实践 |
二、南大文人书风的先导 |
结语 |
一 学术评价 |
二 思想贡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参加重要科研项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5)明代瓦剌朝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1.1 选题目的及意义 |
1.2 研究综述 |
1.3 研究范围及方法 |
第1章 瓦剌与明朝朝贡关系的形成及发展 |
1.1 瓦剌与明朝的早期接触 |
1.2 瓦剌与明朝朝贡关系形成的原因 |
1.3 瓦剌与明朝朝贡关系的发展过程 |
1.3.1 形成阶段(1402年——1435年) |
1.3.2 繁荣阶段(1436年——1464年) |
1.3.3 衰退阶段(1465年——1521年) |
第2章 明代瓦剌朝贡使团的构成及出使任务 |
2.1 使团的构成与规模 |
2.1.1 使团的人员构成 |
2.1.2 使团的规模 |
2.2 使团的出使任务 |
2.2.1 朝贡 |
2.2.2 贸易 |
2.2.3 其他 |
第3章 明朝对瓦剌朝贡使团的管理 |
3.1 贡期、贡道与表文 |
3.1.1 贡期 |
3.1.2 贡道 |
3.1.3 表文 |
3.2 明朝对瓦剌朝贡使团的接待 |
3.2.1 地方官署的接待 |
3.2.2 中央政府的接待 |
3.2.3 陛辞与偕行制度 |
3.3 明朝对瓦剌朝贡使团的封官授职 |
3.3.1 授职缘由 |
3.3.2 授职标准与官职品级 |
第4章 瓦剌使团与朝贡贸易 |
4.1 瓦剌的贡物与明朝的回赐 |
4.1.1 瓦剌的贡物 |
4.1.2 明朝的回赐与给赐 |
4.2 会同馆贸易与沿途贸易 |
4.2.1 会同馆贸易 |
4.2.2 沿途贸易 |
4.3 明朝与瓦剌朝贡贸易的影响 |
4.3.1 积极作用 |
4.3.2 局限性 |
第5章 从统一多民族国家视角认识明朝与瓦剌的朝贡关系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明代瓦磁使团朝贡年表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致谢 |
(7)明代皇帝与殿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二、学术综述 |
三、研究方法 |
四、创新之处 |
第一章 明以前皇帝与殿试的发展 |
一、唐代皇帝与殿试草创 |
二、宋代皇帝与殿试定制 |
三、辽金皇帝对殿试借鉴 |
四、元代皇帝与殿试变革 |
第二章 明代皇帝与殿试之沿革 |
一、洪武至宣德:殿试的确立与发展 |
二、正统至正德:殿试的稳定与巩固 |
三、嘉靖至崇祯:殿试的变更与强化 |
第三章 明代皇帝与殿试的运行 |
一、殿试考官的选任 |
二、皇帝临轩亲策 |
三、读卷与分甲定次 |
四、皇帝主持传胪典礼 |
五、皇帝亲赐恩荣宴 |
六、上表谢恩及后续活动 |
第四章 明代皇帝与殿试的时间和地点 |
一、皇帝与殿试时间 |
二、皇帝与殿试地点 |
第五章 明代皇帝与殿试策题 |
一、殿试策题的制定 |
二、殿试策题的文体 |
三、殿试策题的内容 |
第六章 明代皇帝与殿试读卷 |
一、阅卷规则的严格 |
二、进读数量的变化 |
三、首创殿试读卷官回避制度 |
四、皇帝鼎甲排名的无条件性 |
第七章 明代皇帝与恩荣宴位次争议 |
一、嘉靖以前恩荣宴侍宴之情况 |
二、嘉靖五年恩荣宴位次之争论 |
三、世宗支持武勋“中席主宴”之原因 |
第八章 明代皇帝殿试“不御殿”之特例 |
一、皇帝殿试“不御殿”的类型 |
二、皇帝殿试“不御殿”的原因 |
三、皇帝殿试“不御殿”的影响 |
第九章 明代殿试对皇权政治的意义 |
一、激励士人参试吸纳政治人才 |
二、收揽取士大权淡化恩遇关系 |
三、施恩笼络朝臣维护朝堂稳定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8)安化黑茶的文化生态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起 |
第二节 文化生态学研究理论 |
第三节 安化黑茶研究现状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第五节 研究意义与价值 |
第二章 跨文化语境下的物质流通 |
第一节 早期的物质流通研究 |
第二节 政治经济学派的物质研究 |
第三节 物质流通研究新走向 |
第三章 安化的地理环境与社会文化 |
第一节 自然地理与生态环境 |
第二节 梅山地域与族属 |
第三节 “梅山”历史沿革 |
第四章 安化黑茶的商品化发端 |
第一节 资江水运及货物运输 |
第二节 《茶经》与梅山茶事 |
第三节 商品茶定名 |
第五章 茶政变迁与黑茶贸易的互动关系 |
第一节 君王们的点金术:榷茶与税茶 |
第二节 几经波折:湖茶跻身茶马政 |
第三节 不断拓展疆域的黑茶贸易 |
第四节 传统专卖体制对茶业发展的影响 |
第六章 安化黑茶的贸易拓展 |
第一节 千年前的茶叶商贸活动 |
第二节 黑茶在蒙古的商贸往来 |
第三节 黑茶在新疆的商贸往来 |
第四节 黑茶在俄国的商贸往来 |
第七章 口述史中的“产”与“制” |
第一节 炊烟袅袅:沸腾的雪峰山麓 |
第二节 黑毛茶初制的传统工艺 |
第三节 千两茶:文化范畴的再生产 |
第八章 地方社会中的茶业人和茶事 |
第一节 茶叶流通环节的社会性适应 |
第二节 茶政管理者 |
第三节 中间商 |
第四节 茶叶生产者 |
第九章 安化黑茶与生态扶贫 |
第一节 黑茶产业与生态扶贫 |
第二节 安化黑茶产业面临的的困境 |
第三节 安化黑茶产业发展对策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附录 |
附录一 :安化黑茶制作技艺 |
附录二 :安化地方有关茶的民歌 |
附录三 :茶亭 |
附录四 :民间传说 |
(9)明代文官赏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二、学术评述 |
三、思路方法 |
四、创新之处 |
第一章 明代文官赏赐的管理机构及其运作 |
一、赏赐资格的认定机构——吏部 |
二、赏赐物资的供应机构——户部 |
三、赐宴及赐食的备办机构——光禄寺、精膳清吏司 |
四、赏赐官员礼仪的制定机构——礼部 |
五、赏赐礼仪规范的执行机构——鸿胪寺 |
六、赏赐官员的执行机构——行人司 |
第二章 明代文官赏赐的类型 |
一、恩惠类赏赐 |
(一)庆典赏赐 |
(二)节日赏赐 |
(三)丧葬赏赐 |
(四)考满赏赐 |
(五)祭祀赏赐 |
二、事功赏赐 |
(一)军功赏赐 |
(二)工程营建赏赐 |
(三)编修书籍赏赐 |
(四)经筵日讲赏赐 |
三、德行赏赐 |
(一)忠行之赏 |
(二)孝行之赏 |
第三章 明代文官赏赐的特点 |
一、赏赐内容的多样性 |
二、赏赐的偏向性 |
三、赏赐的时代性 |
第四章 明代文官赏赐的作用 |
一、积极作用 |
(一)增强君臣感情,加强王朝凝聚力 |
(二)树立道德楷模,营造良好社会风气 |
(三)改善官员生活,促进国家廉政建设 |
二、消极作用 |
(一)加大财政压力,减弱激励效应 |
(二)扰乱民众生活,加剧社会危机 |
(三)败坏官场风气,加剧吏治腐败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
(10)明代货币调控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概念界定 |
(一)货币制度变革与调控 |
(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
(三)钞锭与银锭 |
二、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现实意义 |
三、学术回顾 |
(一)明代整体性货币史研究 |
(二)明代货币政策研究 |
(三)明代货币制度研究 |
(四)明代货币类型研究 |
(五)明代商业观研究 |
(六)研究趋势 |
四、理论方法与创新点 |
(一)理论 |
(二)方法 |
(三)创新点 |
第一章 明代多元货币体系 |
一、货币流通形态 |
(一)明代法定通货 |
(二)明代商品货币 |
二、货币管理机构 |
(一)货币发行机构 |
(二)货币收贮机构 |
(三)货币调控机构 |
三、货币流通层级 |
(一)财政与市场支付系统 |
(二)高层与基层流通区域 |
(三)季节性的回流与储备 |
第二章 明代货币调控缘由 |
一、平抑物价 |
(一)平抑物价的政策渊源 |
(二)公私俱困的米粮储备 |
(三)因事而设的货币政策 |
二、平衡收支 |
(一)平衡收支的策略源流 |
(二)收不抵支的财政趋势 |
(三)平衡收支的货币政策 |
三、不经之费 |
(一)定额度支的财政模式 |
(二)内库营收的货币政策 |
第三章 明代货币调控路径 |
一、货币政策 |
(一)调控货币供应量 |
(二)稳定货币的币值 |
(三)调控货币的比价 |
二、财政政策 |
(一)调整货币征收范畴 |
(二)调整货币征纳比例 |
三、法律规范 |
(一)调整货币立法范畴 |
(二)调整货币犯罪量刑 |
第四章 明代货币调控实践 |
一、明代币值的米价指标 |
(一)米价指标的理论 |
(二)米价数据的来源 |
(三)米价检验与修正 |
二、官私支付系统的米价 |
(一)财政支付系统米价 |
(二)市场支付系统米价 |
(三)货币调控的二元性 |
三、地域和季节的米价差 |
(一)地域间米价和货币调控 |
(二)季节性米价与货币调控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四、提高银锭品级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大运河江南流域明墓出土服饰纹样研究[D]. 崔艺. 江南大学, 2021
- [2]艺术考古视域下明代男袍考析与结构复原研究[D]. 宋春会. 江南大学, 2021(01)
- [3]四川地区宋代石室墓图像研究[D]. 崔海瑞. 东南大学, 2020(02)
- [4]李瑞清书法艺术思想研究[D]. 吴守峰. 南京大学, 2020(10)
- [5]明代瓦剌朝贡研究[D]. 张文婷. 新疆大学, 2020(07)
- [6]《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穿关”研究 ——基于戏剧史、服饰史综合的理论视野[D]. 刘春. 东南大学, 2020
- [7]明代皇帝与殿试研究[D]. 刘淑琪. 河南大学, 2020(02)
- [8]安化黑茶的文化生态史研究[D]. 杨化冰. 吉首大学, 2020(02)
- [9]明代文官赏赐研究[D]. 李争杰. 河南大学, 2019(01)
- [10]明代货币调控政策研究[D]. 佟远鹏. 河南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