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语境下“审美文化”概念的嬗变

一、西方文化语境中“审美文化”概念的演变（论文文献综述）

高洁^[1]（2021）在《基于文化视角的中西文化遗产管理比较研究》文中提出从文化的视角出发,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比了中西方文化遗产管理的异同,对中西方各自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文化遗产管理进行了梳理。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比中西方遗产管理的异同,通过比较来更好的认识自身,并探索可以借鉴的经验;二是将文化理论和跨文化理论应用在文化遗产管理的各个层面,尝试分析遗产所体现的文化价值以及传统文化对遗产管理的深层影响。中西文化遗产管理的比较可以分为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横向比较分为静态对比和动态对比,即中西方管理体系的静态对比和遗产管理中出现的跨文化交流;纵向对比即对比中西方遗产管理的发展阶段。遗产管理的横向比较从主体——利益相关者、客体一—文化遗产和介体——管理体制三个部分展开。西方是个宽泛的概念,从遗产管理的实践角度来看,这里的西方主要指西方的文化源头一—欧洲。在研究中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比较研究、跨文化研究和案例研究等方法。论文共分七章。第一章是中西遗产管理发展阶段的比较,即纵向比较。欧洲的保护思想演变主要围绕“修复”一词展开,不同的修复原则和手段反映了每个时代人们对遗产价值的不同理解。保护中的“价值理性”关注“为何保护”,而“工具理性”关注“如何保护”,这两者构成了对立又统一的整体。中国的遗产保护与管理同样面临这个问题,价值由谁决定?西方成熟的保护理念是否具有本土适应性?要解决这些问题都必须从根源入手,既要了解遗产的传统文化价值,也要了解遗产对当代人的价值。案例部分以西班牙世界遗产为例,西班牙的遗产保护与管理因社会制度等原因曾落后于英美意等国,也曾经历过因保护理念变化而造成破坏的问题。在文化遗产的丰富性、独特性和多元化上与中国具有相似性,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中国的遗产保护开始较晚,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大众旅游的兴起,以及申报世界遗产所带来的巨大效益的影响,遗产保护与管理的理论也迅速发展起来。我国的遗产保护理论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理论的影响和制约,还需探索真正适合于中国的遗产发展之路。第二章是中西传统文化差异在建筑遗产中的体现。本章以建筑遗产为例,说明了不同材质与风格的建筑遗产所反映出的文化特征和核心价值。西方建筑以石材为主,风格雄壮威严;中国建筑以木材为主,显得纤细灵动,遗产建筑本体的差异性体现出中西传统文化的不同精神内核。中西管理思想也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本身就是治国安邦的理论,可以被称作“管理型思想”。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儒家文化不断糅合其他文化特质,成为多个朝代管理大一统帝国的有效手段,这些管理思想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西方的管理思想起初是“见物不见人”的,没有将人的价值作为管理的目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也开始将管理中的人看作是复杂的个体,更接近儒家思想中所倡导的“以人为本”。到了现代这个紧密相连的全球化时代,中西文化的差异性日益显着。不同民族的文化可以拿来比较,但不存在统一的价值体系,文化不会向着同一个方向进化,只会在各自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性并存是发展的趋势,文化交流与互补必定会对世界的发展有所助益。第三章是中西文化遗产管理体制比较。管理体制是遗产管理中的介体,连接起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遗产。在中国遗产事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遗产地过度商业化、真实性受损、文化认同缺失、利益相关者的矛盾以及对世界遗产的过度利用等。这些问题的出现都与遗产管理体制密切相关,因此体制问题一直是国内学者研究的焦点。我国的遗产管理体制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多种管理经营模式应运而生,但总体上还是以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为主。同时,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目标仍是发展的主要目标,由此导致了保护与利用之间的矛盾。在遗产价值认知方面,管理者和民众的遗产保护意识尚需培养。在管理模式、资金来源、保护和管理的多元化参与等方面可以借鉴西方的经验。遗产管理和旅游管理关系密切,相互交融,由于遗产也可以被看作是资源,如何合理利用遗产资源,避免空置和过度利用两个极端,是每个遗产地都要平衡的问题。第四章是中西文化遗产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比较研究。利益相关者是遗产管理中的主体,包括管理者、保护者、经营者、社区居民、遗产旅游者、非政府组织、社会大众等。管理者与保护者有时是一体的,有时是多个主体,在我国政府是遗产管理责任的主要承担着者,但也不应忽视保护专家的作用。遗产经营者与遗产地居民是一对具有互动关系的主体,二者利益关系的平衡与否直接影响到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遗产旅游者是受到各方关注的群体,中西方遗产旅游者在看待遗产价值和审美文化方面都存在差异,特别是在对真实性的追求上差异更为显着。如何平衡旅游业发展与遗产保护的关系也是中西方学者研究的焦点问题,遗产地旅游活动中的各种关系都是围绕旅游者展开的,管理者、经营者和参与到景区经营中的社区居民往往会以旅游者的需求为目标。但遗产景区有其特殊性,它还担负着发展社会文化的任务,如果完全迎合大众游客的需求,遗产景区难以发挥它的全部功能。提升旅游的文化和精神层次,是现代文化和遗产旅游的发展方向。遗产地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是动态变化的,只有找到这些关系之间的平衡才能做到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第五、六、七章为案例研究。第五章比较了遗产活化和遗产数字化管理的中西理论与实践。“活化”是指对遗产的物质层面和价值层面所体现的文化加以“诠释—融合—重构”的过程。遗产的数字化既是主动迎合了时代的发展,也是为了应对社会的改变而必须做出的选择。由于信息时代和互联网的发展,我国与西方在数字化方面的发展齐头并进,并在应用领域超越了西方。故宫在遗产活化和数字化方面做出了许多创新性的实践,收获了正向的社会反馈,这些经验也被其他文化机构所借鉴,对推广和传承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西方研究关注的焦点是数字化、新媒体和社交网络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讨论了技术发展与文化变革的关系。一些学者对数字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快速发展抱有谨慎的态度,反对技术决定论,认为工具应当为人的目的服务。遗产活化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其基本方式都是要对传统文化有了深入了解之后,解码“文化基因”,然后与现代生活方式相连接,给人以怀旧的体验或对文化的共鸣。第六章讨论了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比较了西班牙的圣地亚哥古城与曲阜。这两处遗产都是各自国家的文化圣地,如何解决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是它们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世代生活在历史城镇中的居民是那里的主人,历史城镇也是最能体现利益相关者关系的遗产,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其中的关键问题。曲阜和圣地亚哥古城同属于“文化圣地”,历史城镇常见的商业化倾向可能会削弱其神圣性和文化价值,也可能会出现“创造性破坏”的情况。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基于文化的解决方案,除了要注重物质遗产的保护,还要重视遗产的价值和文化符号,关注遗产地的地格和历史文化背景。同时,保护传统和现代发展之间需要找到平衡,要考虑到住房、人口、就业、商业、环境、社区融合与文化认同等因素。未来曲阜的发展还要理清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找到阻碍发展的症结,从而将更好的阐释和发扬儒家文化。第七章比较了两条文化线路遗产,分别是丝绸之路和朝圣之路。文化线路遗产是世界文化遗产中较新的一类,它突破了过去以点状为主的类型特征,在空间上做了延伸。同时也扩展了文化遗产的内涵和外延,避免了文化脉络的割裂,丰富了遗产参观者的活动内容与体验。这类遗产具有流动性和跨文化交流的特征,在管理上更是涉及到跨国的遗产管理,可以借鉴国际管理的经验。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多地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旅游经济的表现优于宏观经济发展,旅游业在这些国家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更为突出,旅游减贫、带动就业等作用需进一步引导、扶持和彰显,文化旅游能够对丝绸之路的复兴发挥重要作用。创新点在于:首先,在研究视角方面,从文化的视角对遗产管理进行研究,是一个比较新的切入点。文化遗产不是无本之木,它的存在本身就代表了文化的传承,因此也要用延续的眼光去看待遗产,把文化遗产放置在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去理解和管理。其次,在研究思路与内容上,对比了两个空间——中国与西方,梳理了两个方向——横向与纵向,分析了三个组成部分——遗产管理的主体、客体和介体。在案例部分探讨了三类具有遗产管理领域代表性和前沿性的文化遗产。第三,在研究方法上,采取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融合了历史学、文化比较学、国际管理学、旅游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管理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文化,运用了文化与跨文化的理论,讨论了中西差异和经验借鉴,也探索了我国文化遗产的国际化之路。文化遗产是由一代又一代人选择保存下来的,文化遗产的价值既取决于历史,也取决于当代和未来。目前我国文化遗产事业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遗产除经济价值之外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通过了解西方遗产的发展道路和经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自身,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理念,更要从本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文化遗产事业可以促进社会文化的良性发展,进而使我国的文化遗产“走出去”,推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宁亚群^[2]（2021）在《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比较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分别是中西方最具代表性的两大舞蹈形态。从审美文化学的视角对两者进行比较研究,对于更加精准地把握中西方舞蹈艺术各具特色的审美特征,并由此更加深入地认识中西方之间有同有异的审美文化禀性,以进一步促进全球化语境下的中西方化对话与交流,无疑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从概念内涵来讲,中国古典舞分为“历史形态”与“当代形态”两种存在形态。“历史形态”的中国古典舞主要指中国古代传统舞蹈,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未能保存下来。“当代形态”的中国古典舞则特指新中国成立以后,由舞蹈家在综合提取戏曲舞蹈、汉唐舞蹈、敦煌舞蹈、甚至少数民族古典舞蹈等样式的基础上所建构的舞种,其建构力求与“历史形态”的中国古典舞在审美理想、内涵意蕴上达到较高的统一性,迄今形成了“身韵古典舞”“汉唐古典舞”“敦煌古典舞”“昆舞”“梨园舞蹈”“唐乐舞”六大类型,本论文重点采用早期形成的“身韵古典舞”“汉唐古典舞”“敦煌古典舞”三个类型以作阐述。西方芭蕾舞发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在法国宫廷的努力下开始朝着一门独立的舞蹈种类发展。后传播至俄罗斯、丹麦等其它欧洲国家,至今已发展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全球性舞种。经过“早期芭蕾”“浪漫芭蕾”“古典芭蕾”“现代芭蕾”几个时期的发展,最终形成统一名为“西方芭蕾舞”的欧洲代表性古典舞种。西方芭蕾舞于欧洲多个国家兴盛发展,并因其训练的科学性,而广泛应用于全球各个国家专业舞蹈艺术院校与团体的基础训练中。就此前的学术研究来讲,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舞蹈的艺术性、技术性层面,间或有舞蹈美学、舞蹈文化等探究。但针对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在审美文化层面的比较研究,则未见直接相关的成果。鉴于这一问题,本文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对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进行艺术本体与审美文化层面的系统比较,以期更为科学地认识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为东、西方舞蹈艺术之间的互鉴与交流提供思路。本文将从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之生成路径、传播接受、审美蕴涵、演变趋势四个基本方面,对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进行比较研究。导论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将对研究对象与选题缘由进行阐述。本文认为,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分别是中西方最具代表性两大舞蹈形态。通过对两个舞种的比较研究,可以实现舞蹈本体、审美文化、对话交流三个层面的价值。第二部分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分析,第三部分对论文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进行陈述。在研究思路上,对研究的具体内容进行有逻辑、有层次的展开,在研究方法上,鉴于本文选题的学科交叉性与综合性,本文在综合运用论文撰写通用研究方法的同时,借鉴比较美学、比较艺术学中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方法,从丰富庞杂的舞蹈现象中探寻关于两个古典舞种的相同性与差异性。第一章是对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的比较性概述。第一节对两个舞种的概念进行界定。第二节进一步规范两者的范畴,其范畴的界定是通过解决围绕两个舞种而分别产生的三个争议确定的,结论为:对中国古典舞而言,其范畴涵盖“历史形态”与“当代形态”两类;现存舞蹈影像资料的部分作品具有“古典性”;因社会制度变化而产生的对相同母题的不同解读是合理的。对西方芭蕾舞而言,确定其第三个时期名称为“古典芭蕾”,将“浪漫芭蕾”“古典芭蕾”同视为西方芭蕾舞发展史上的代表性时期,对西方芭蕾舞与现代舞之于西方审美文化的代表性进行判断。第三节对两者的发展脉落作简单扼要的梳理和解读。第二章将比较两个古典舞种的三次转变,这三次转变既与美学层面“美”和“善”的分离密切相关,又与历史发展过程中两者艺术地位的确立紧密关联,艺术地位的确立既带来了艺术本体之“古典性”的生成,同时带给作为审美主体的人类关于艺术诗性的沉思。第三章通过传播方式与艺术接受两个层面,进一步比较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变化:传播媒介与传播生态的变化带给两个古典舞种传播方式更多未知的可能,而作为舞蹈传播的另一方——艺术接受,则在舞蹈受众的变化中,引发本文对于舞蹈传播是否会终结以及传播中心之转移的思考。第四章比较两大舞蹈艺术的审美蕴涵。第一节从舞蹈本体层面分析: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在典型化、节奏化、造型化三个方面都具备对和谐的追求,两者分别以“拧”“倾”“圆”“曲”与“开”“绷”“直”“立”为外化特征,这是两个古典舞种肢体美学的研究起点;第二节着力对两个舞种“乐”“舞”天然不可分割的关联进行分析,并阐述中国古典音乐之五声调式与西方芭蕾舞之大小调式如何在和声之“和”的基础上,分别与各自所属的古典舞种形成了真正意义上视、听完备的效果。此外,本节还对两个古典舞种的服饰与舞台美术进行简要分析。本章通过对两个古典舞种舞蹈本体、音乐、服饰与舞台美术之技术层面的分析,引入对审美特征与审美理想的阐释。第五章比较研究现代语境中两大舞蹈的演变路径。第一节通过对“古典”是否在中西方社会“退场”这一历史现实的分析,对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之“灵韵”的保留样态及演变趋势进行判断,得出两个古典舞种之“虚灵妙合”与“庄肃雅正”的不同灵韵特征。第二节从“诗缘情”与Ballet词义溯源入手,分别对两个舞种在抒情与叙事方面的偏重程度作持续性的预测。第三节对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的机遇与挑战作出分析判断。结语部分简要回顾、总结了前五章的内容,并在确证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同异相间之基本状况的前提下进行了两重延展:其一,跳出舞蹈本体,在更为宏阔的视阈中探索这种异同状况所生成的文化缘由;其二,回到舞蹈本体,针对两个古典舞种的自身状况给出三项答解和说明。

高慧芳^[3]（2021）在《马歇尔·麦克卢汉媒介诗学研究》文中指出作为世界知名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出过“媒介即信息”、“媒介是人的延伸”等媒介思想。这些思想警句先后被归纳为“老三论”、“新十论”,甚至还被提炼为“三十八条”。然而,这种归纳式理解无法对麦克卢汉思想做出清晰的界定。再加上,由于麦克卢汉本人不注重理论系统的建构,这使得他的思想只能以一种松散的结构而存在。对此,有学者提出,麦克卢汉思想早己超出常见的学科分类,而是由多学科综合而成的思想场域。通过仔细甄别,学者们从这种场域中发现了近二十种思想。其中既有震人发聩的洞见,又有众多令人费解的谜团。这种独特的思想场域不仅极易造成他人的理解障碍,也容易给人留下“技术决定论”的刻板印象。然而,随着国际学者们不断挖掘其中的人文主义传统,麦克卢汉思想才逐渐被重新定义为一种技术人文主义。若要追本溯源,这种理解方式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对麦克卢汉的第一次研究热潮。其中,有学者强调剑桥批评传统对麦克卢汉思想的重要性。然后,在90年代的第二次研究热潮中,有学者通过分析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逐渐形成一种关于现代性/后现代性的文化批评。直至,在本世纪的第三次研究热潮中,“三学科”（语法、辩证法、修辞术）与剑桥批评传统、现代主义文学共同构成一种用来理解麦克卢汉思想的诗学基础,并从中形成一种新的理解方式。相较于其他理解方式仅抓住麦克卢汉思想的一鳞半爪,这种新方式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试图通过观察媒介与艺术之间的关系,来发现思想场域的整体特征。近年来,这种新方式不仅清晰地揭示出麦克卢汉思想场域的延伸方式,还从中发现了一种原创性诗学。相较于国际学界,尽管国内学界已经形成“媒介麦克卢汉”和“美学麦克卢汉”两种理解方式,但由于两种方式之间的理论对话不足,所以未能有效地实现思想的整合。为了解决这种理论困境,国内学术界需要通过一种新方式,来重新理解麦克卢汉思想。再加上,随着当下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移动互联网不断造成媒介文化的崛起,促使“读图时代”的到来。那么,文学将会如何存在于媒介文化之中?这一问题是当下文艺理论研究必须解决的难题。这一难题不仅是麦克卢汉思想从文学批评拓展到文化批评的主要原因,还始终贯穿在他的思想场域之中,成为一种关键性构成要素。为了更深入地挖掘麦克卢汉思想遗产,以便推动国内文艺理论研究,本文选择以媒介与艺术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并试图从媒介诗学的角度来重新理解麦克卢汉思想。因此,文中首先剖析媒介诗学的历时性发展与共时性结构,而后立足于该诗学的整体特征,进行必要的理论反思。鉴于麦克卢汉媒介诗学跨越文学批评、文化批评、媒介生态研究三个领域,本文通过以下五章内容来进行相关阐释。第一章致力于梳理媒介诗学的形成与发展,并交代发展中的三次转向。而后,从第二章至第四章分别探讨了媒介诗学的文学批评观、文化批评观、媒介生态研究,以便揭示出媒介诗学的三个主要面向。最后,第五章通过综合媒介诗学的整体特征和比较,进行相关理论反思。各章的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介绍了麦克卢汉媒介诗学的形成与发展。本章回顾麦克卢汉的学术道路。他两次求学于剑桥大学英文系,并先后在美国与加拿大从事英文教学,后又进入媒介文化研究。由此,借助生态隐喻,他不仅提出媒介定律,还完成关于媒介的形而上学思考。在研究中,他整合多种学科思想,并通过动态观察西方文化历史,从中形成一种跨学科的开放性研究。这种研究始终围绕媒介与艺术的关系,并试图从西方文化历史中发现媒介的效应,以此来理解媒介。然而,在理解过程中,媒介的内涵不断被拓展。它不仅包括文学语言与传播媒介,还被用来指代所有人工创造物,从而成为一种“泛媒介”理念。随着“泛媒介”的出现,媒介诗学不但从文学批评转向文化批评,还从文化批评进入媒介生态研究。第二章剖析了麦克卢汉媒介诗学的文学批评观。受剑桥批评传统和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媒介诗学将历史批评与审美批评相结合,并形成一种融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于一体的文学批评。一方面,这种文学批评以利维斯文化诗学和瑞恰兹实用批评为基础,并将“三学科”的历史视为文学文本的文化背景。它将西方文学整合为一个统一的传统,再按照“三学科”的内部关系来划分这种文学传统的不同历史时期。它揭示出,“三学科”的历史不仅催生出语法学家与辩证法家的对立,还孕育出西方文化中诗歌语言和科学语言的分化。这种分化导致西方现代文化中出现“文化与文明之争”,并造成个体感受力的分离。另一方面,受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这种文学批评通过关于意象的批评,来理解诗歌的审美特征,将诗歌的群体意象命名为“风景”。然后,根据审美效应的差异,这种批评划分出“外部风景”与“内部风景”两种类别,揭示出自浪漫主义诗歌以来,诗歌审美特征已经从“外部风景”转向“内部风景”。由此,这种文学批评既完成了对文学历史的分期,又通过诗歌意象的批评,将文学文本的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合二为一,并以此来实现剑桥批评传统的基本目标。第三章着重探讨了麦克卢汉媒介诗学的文化批评观。出于对文学与文化语境的综合考量,媒介诗学聚焦于语言与传播媒介的同一性,构建出一种基于“泛媒介”的文化批评。随着工业技术的急剧发展,现代传播媒介逐步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并催生出大量流行文化,从而导致文学的边缘化。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文化语境,媒介诗学以搁置判断为前提,并通过理解媒介,来观察文化语境的变化。一方面,既然语言与传播媒介都可以实现人类经验的转换,那么二者便可被统称为“泛媒介”。尽管“泛媒介”的具体形态有所不同,但都可以通过经验转换来延伸人体官能,并共同构成一种“类概念”。由此,媒介诗学便依据这种“类概念”,将各种媒介整合为一种关于“泛媒介”的延伸过程。基于延伸方式和媒介效应的不同,媒介诗学识别出不同的模式。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理解“泛媒介”的效应,媒介诗学不仅将媒介与艺术视为两种并行文本,还将二者整合为一种复合文化文本。首先,这种文本通过媒介与艺术的界面,形成一种马赛克结构。其次,再借助各种界面的对比,这种复合文化文本被划分为三种主要类型,即口语文化文本、机械文化文本、电子文化文本。进而,通过对这些文化文本的批评,三种文化文本的审美特征依次被隐喻为“前欧几里德声觉空间”、“欧几里德空间”、“后欧几里德声觉空间”,并由此构建出一种涉及技术、艺术与文化的空间隐喻。最后,通过这种空间隐喻,媒介诗学不仅预测出“地球村”的到来,还以它来隐喻电子文化文本。因此说,媒介诗学形成一种以“泛媒介”和复合文化文本为基础的文化批评。第四章重点分析麦克卢汉媒介诗学的媒介生态研究。借助生态隐喻,媒介诗学不仅将环境与反环视为一种媒介生态,还从二者的生态演变过程中发现媒介定律,从而形成一种可以用来研究所有人工创造物的诗学思想。首先,受生态意识的影响,媒介诗学将媒介隐喻为环境,将艺术隐喻为反环境。因此,媒介文化便被视为媒介生态。新媒介作为新环境,可以将旧环境转变为反环境;艺术作为反环境,通过“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将新环境中的人类经验加工为反环境。环境与反环境之间不仅构成一种生态关系,还可以通过生态演变来推动文化的发展。其次,这种生态演变又被视为“原型”与“陈词”之间的转换过程。新媒介不仅是新环境,还是文化的新陈词;艺术则是关于新环境的旧陈词。二者共同促进文化“原型”的转变。再次,新陈词与旧陈词均源自人类诗性创造,并共同遵循提升、过时、再现、逆转的共时性结构。这种结构被命名为媒介定律,从而将“泛媒介”进一步拓展为所有人工创造物。最后,基于媒介词源学的理解,这种意义上的“泛媒介”又被视为源自人类诗性创造的语词,并以人体为词源,遵循媒介定律的语法规则。由此,各种人工创造物便可以构成一种关于人类诗性创造的“泛文本”,而人类文化历史便成为一种持续的言语。因此说,通过生态隐喻,媒介诗学不仅进一步拓展了“泛媒介”,还创造出一种关于“泛文本”的诗学思想。第五章侧重于对媒介诗学的比较与理论综合。为了便于从整体上思考媒介诗学,本章通过将它与其它相关思想进行比较来对其整体特征进行理论综合。首先,本章依次选取诺思罗普·弗莱的原型批评、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研究、罗伯特·洛根的媒介生态研究,将之分别与媒介诗学的文学批评观、文化批评观、媒介生态研究进行对比。而后,本文提炼出媒介诗学的双重结构。其中不仅区分出它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之间的关系,还揭示出马赛克结构与“泛文本”之间的关系。其次,为了阐明媒介诗学的理论成果,本章不仅分析了环境与反环境的发现过程,还解释了媒介定律的提出过程,从而揭示出该诗学如何实现诗学观念的拓展。再次,立足于媒介诗学的理论成果,本章将它界定为一种承上启下的诗学思想。这种诗学源自剑桥批评传统,又开创媒介生态研究。基于上述理论定位,本章既肯定了媒介诗学的理论超越与拓展,又指出它备受争议之处。结语部分总结本文的主要发现和尚需完善之处。鉴于这种麦克卢汉媒介诗学的综合性和拓展性,本文提出六种主要发现。这些发现不仅可以启发当下的文艺理论研究,也可以促进媒介文化研究。与此同时,相对于该媒介诗学的多元化特征,本文依然存在很多尚需完善之处。

马艳秋^[4]（2020）在《论帕沙·查特吉的后殖民理论及其美学向度》文中提出本论文是对印度底层研究的代表理论家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后殖民理论进行的系统研究。作为底层研究这一领域中享有盛誉的学者,帕沙·查特吉始终致力于在东西方文化比较视域下研究印度当代的政治及文化体制,他的观点架构隐含批判的对象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经济侵入,抵制这一侵入并建构自身的话语体系是他理论的出发点、立足点和最终目标。查特吉十分注重对后殖民国家在政治文化领域的“去殖民化”,将现代政治的研究深入地扎根于第三世界后殖民的历史语境中,运用庶民研究的批评策略对当代西方中心主义进行了批评和解构,其理论具有明显的文化政治批判性。诚如菲利普·霍尔登所说:“查特吉为我们阐明了,理论如何能够动摇并且彻底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框架。如果我们乐意去挑战一些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假设,那么这种理论恰恰开启了新的可能性”。在当下全球化语境中,民族主义政治发展的日益复杂化和各民族国家对共同体意识的不断强化是民族主义研究备受关注的主要原因。在查特吉的后殖民理论研究中,民族主义无疑是最重要的。正是在深入研究殖民地民族主义的过程中,查特吉将其后殖民理论的批判锋芒指向了西方的文化本质论,通过分析殖民地精英民族主义话语与启蒙理性的复杂纠葛,他意识到了本土精英对殖民意识的承袭和内化。也是在这一意义上,查特吉认为,只有将底层对两种精英主义——殖民主义精英主义和民族主义精英主义的反抗纳入到去殖民化的历史向度中,才有可能实现印度的去殖民化和后殖民时代的自由发展。论文的写作主要沿着两条主线进行:一条是精英民族主义话语对殖民主义话语的抵制,另一条是底层实践对殖民话语和精英话语的双重拆解。在历史层面上,查特吉深刻揭示了印度民族历史中充斥着的各种精英话语及其对底层群体革命力量的歪曲和压制,继而对精英民族主义历史中有问题的底层声音进行了重新书写。在现实层面上,查特吉充分肯定了底层的反抗力量在政治与文化领域对保有民族特性的印度发展;对冲破新式殖民主义的封锁所做出的努力和建树。

刘木森^[5]（2020）在《中国“现代陶艺”的审美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美国西海岸发生了影响世界的“奥蒂斯陶艺革命”,一种“新陶艺”理念从此诞生。20世纪80年代初,在日益活跃开放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背景下,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新陶艺”思潮伴随着西方现代艺术大潮涌入中国,刺激了中国陶艺的“现代性”探索。“新陶艺”进入我国以后,我国学界习惯称其为“中国‘现代陶艺’”。虽然它与西方的“新陶艺”理念一脉相承,在陶艺的形态、创作手法、内涵等方面基本相通,但在文化与审美等方面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同时又与中国“传统陶瓷艺术”在审美形态、审美特质等方面迥然有异。本论文即以中国现代陶艺的审美问题为研究对象,从审美角度切入并采用历史与逻辑、个案分析与理论阐释、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试图对中国现代陶艺的产生与发展、审美重构、审美特质以及未来发展的前景和趋势等问题做出系统而深入的审视和探究。在概念厘定的基础上梳理中国“现代陶艺”的产生与发展。中国“现代陶艺”是一种以陶瓷材料为创作媒介,以个性化手法表现人的个性、情感、观念、心理、意识以及审美等理念的艺术形式。它所挖掘的不只是客观世界,更是人的内心世界和社会意识。在美日现代陶艺的冲击下和自身创新变革的需求中,中国“现代陶艺”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兴起于70年代。20世纪末进入发展阶段,起初主要表现为对西方陶艺的吸纳和借鉴。进入发展阶段后,主要表现为对中国文化元素的挖掘和彰显,将深厚的中国文化与现代陶艺结合,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陶艺审美文化。从审美重构入手分析中国“现代陶艺”的形态特征。“解构”是西方陶艺的理论支撑基础,中国“现代陶艺”同样表现为对已有传统陶瓷艺术的“分解”“打碎”和“重构”。中国“现代陶艺”打破了统治传统陶瓷艺术千百年来形成的材料观、造型观、装饰观、烧成观、审美观等,不再强调完美无缺的造型和精美的纹饰,而是追求理念上的解放和形式上的创新,消解了传统陶瓷艺术的种种范式。因此,“重构性”成为中国现代陶艺的基本特征。深入探讨中国“现代陶艺”的审美特质。在理念特质方面,传统陶瓷艺术注重技术审美,而中国现代陶艺则注重观念表达,这完成了从技术至上到观念至上的华丽转身;在创作特质方面,“现代陶艺”摒弃了批量生产的创作方式,更注重个性化表现;在语言特质方面,不再强化它的规范严谨,而是表现为得意忘言,“抽象性”成为现代陶艺艺术语言的首要特征;在情感特质方面,摆脱了实用主义的束缚,更注重陶艺家心灵宣泄的情感表达,“象为心声”成为陶艺家情感表达的写照;在材质特质方面,表现为超越泥性,追求多种极限表达方式;在美感特质方面,表现为偶然天成,呈现出“残缺美”“含蓄美”“模糊美”等特殊的美学特色。中西“现代陶艺”的审美比较突出了中国现代陶艺的审美特征。西方现代陶艺主要得益于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艺术的推波助澜,而中国现代陶艺面临着西方化与本土化、传统与现代的二元难题。虽然在“器”的反叛、“手工”的重生、“范式”的突破、“陌生化”的美学追求等方面存在着共通性,但中西现代陶艺发生发展的语境不同,西方陶艺的陌生化探索更为极端,例如“怪怖艺术”的另类美学追求、“实验性”激发的形式探索等,中国现代陶艺更趋向于强化中国符号、文化印记,表现为对重塑本土风格,引领民族文化需求的历史使命的担当。中国“现代陶艺”的发展趋势与理论构建为其未来发展寻求突破。一是“现代陶艺”的发展趋势,包括陶艺装置的方兴未艾、环境陶艺的风生水起、实验陶艺的新探索和科技介入的新融合。二是尝试建立现代陶艺审美批评的基本理论框架。针对现代陶艺审美批评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着重讨论了现代陶艺的审美批评方法、审美批评意识和主题选择。现代陶艺更加关注当下社会生活状态,其理论建构必将推动中国“现代陶艺”的人文担当和指向。三是首次提出陶艺的“烧成美学”“陶艺生态学”等概念。现代陶艺的烧成出现了科技含量高、多元烧制、体验式烧制等态势,同时也存在对返璞归真烧制效果的追求。不同的烧制方法呈现出不同美学效果,如柴烧的素朴之美、坑烧的原始之魅、熏烧的水墨之美、乐烧的体验之乐、复烧的凝重之美、窑变的异象之美等。经过研究,本文提出了两个须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一是“一体创作观”,即从配泥、配釉、制模到制作、烧制等所有工艺环节由一人完成,以实现以陶艺家为主体的原创性创作与审美的统一。二是民族文化的回归,切实坚守民族文化之根,用好中国元素,强化现代陶艺的中国特色。总之,现代陶艺这种泥与火的艺术承载了现代人的生命体验和文化思考,必将在现代转化的道路上越走越光明,越走越宽广。

刘大勇^[6]（2020）在《全国美展油画作品的“中国经验”研究（1949-201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会（以下简称全国美展）,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举国体制下各美术门类佳作汇聚的平台,它是迄今为止持续举办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国家级美术活动之一。70年的风雨历程,全国美展已逐渐发展成为现当代中国美术创作的风向标、晴雨表与加油站。油画作为全国美展的一个重要画种,其发展脉络也同时体现出新中国主流美术形态的变化。对全国美展油画作品的“中国经验”进行梳理与总结,于中国油画体系建构而言具有特殊意义。基于这样的认识与思考,加之笔者近年来着重从事油画这一艺术门类的研究工作,故而希望能从“中国经验”的角度来探究全国美展油画作品的内在发展规律及其所具有的独特价值魅力。具体而言,本论文整体结构将分为三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为本文的第一章,通过对新中国全国美展发展道路的整体回顾,对全国美展及其油画创作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行梳理,并将国家艺术体制、社会文化变迁与油画主题观念等多方面因素结合起来进行论析,旨在为全国美展油画作品的“中国经验”提供总结的历史依据。第二部分为本文的第二、三、四章,结合全国美展油画作品的创作实践,分别对油画作品的题材选择、形式表现以及审美表达三个方面所呈现出来的艺术活动参与者的思考与独特文化观念进行分析,并结合中西方艺术传统的观念及理论,逐步阐述以全国美展油画作品为主要视阈的“中国经验”的形成动因及理论内涵。第三部分为本文的第五章,通过前文的梳理与阐述所得出全国美展油画作品的“中国经验”还需要通过比较的视野来凸显其独特性。本章运用中西比较与国内比较两种视野对全国美展油画作品的“中国经验”进行整体性的审视,在时间、空间和观念价值的多维度比较发现“中国经验”的独特性,并予以辨析和确证。通过比较发现全国美展油画作品的“中国经验”所反映出的当前美术界的现象,在中国美术创作与生态机制层面发现一些亟待解决和完善的问题,同时提出建设性的解决办法与实施举措。第四部分为本文的第六章,通过前文对全国美展油画作品“中国经验”详细而具体的论证,进一步阐述全国美展油画作品所具有的多样价值,同时对蕴含在全国美展油画作品当中的“中国经验”的形成与发展寻找到更深层次的文化动因,并对当下中国美术创作和文化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提供一定的可资利用的理论依据及有益经验。综上所述,在国际社会复杂变革的文化语境中,如何明确中国的“文化身份”、弘扬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构建核心价值体系、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方向一直以来都是学界积极探讨与亟待解决的问题。以视觉艺术形式塑造“中国形象”,传达“中国精神”,成为近些年中国美术界持续思考与实践的方向。在当今文化多元化的时代,不同文化艺术间的频繁交流与互渗已然是不争的事实。美术创作如何展现中华文化的魅力、把握时代精神、坚守民族底色是中国美术发展的前进方向与核心目标。“中国经验”与油画艺术创作以何种方式进行结合并发展,油画作品中的“中国经验”以何种走向在其中形成显性表现,成为未来中国油画艺术个性化发展中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

海晓龙^[7]（2020）在《笔痕心迹 ——中国油画“笔迹”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中国油画笔迹为研究对象,采用“笔迹”这一更为宽泛、更具包容性,同时也更具中国文化特质的概念来替换舶来的“笔触”概念,以求更为贴切、具体、全面地阐释中国油画艺术的语言特征及其文化价值。文中使用的“中国油画”概念主要是地理位置与研究范畴的指称。当下,对中国油画自身问题的研究更具针对性、可行性、现实性与紧迫性。源于历史传承、语言的表达习惯,以及概念本身在不同语境中的延展性等因素,本文并不执着于“笔触”与“笔迹”概念在使用上的严格区别,而旨在通过油画“笔迹”这一线索,更为确切地阐释中国油画发展历程中独特的艺术语言探索及其背后的精神实质。对于油画笔迹,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认知:第一层,是其自然属性,即油画笔迹再现客观物象的工具属性,这是从笔迹的物质层面的理解;第二层,是符号学层面的理解,即笔迹符号所承载的普遍精神意味,如:粗犷、细腻、温柔、狂野、率性等情感表达,其在画面中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第三层,是关于油画笔迹的社会文化层面的阐释,旨在破译油画笔迹背后的深层文化密码,这是从社会学的观点来揭示哲学、民族、历史、社会等因素对其产生的深远影响,也就是从更加宏观的视域来探讨油画笔迹传达出怎样的文化信息与时代精神,以及是怎样的文化土壤孕育了该油画笔迹语言特质的生成。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几千年来,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强烈的文化认同。“笔”内含中国文化特质;“迹”折射出中国传统哲学观念。中国油画在“笔迹”语言上的探索与实践,正是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的艺术创新。鉴于此,本论文并不局限在中国油画笔迹语言技术层面的研究,而是更加侧重于以艺术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去揭示中国油画笔迹得以发展的深层原因,以及其内在的精神价值与文化意义。论文通过对油画笔迹的概念阐释、文化解析、艺术特征、历史嬗变、表达方式、书写性特征、精神指向、发展动因、现存问题、未来展望等方面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进而揭示:中国油画笔迹既是画家心灵的印记,亦是中国文化、中国精神的印记。本论文共分以下七个部分:绪论部分包括问题的提出、论文的创新点、研究问题、研究方法、研究意义与价值以及对相关文献的综述。第一章,中国油画笔迹的概念阐释及其艺术特征。通过对油画“笔触”与“笔迹”概念的比较,指出“笔触”概念在能指范畴上的局限及二者在文化内涵层面的差异。这里“油画笔迹”与“油画笔触”概念的微差,既带来所指范围的拓展,又内含中国油画自身评价体系建构的自觉。油画笔迹的艺术特征也伴随着工具材料的不断拓展及艺术观念的演变,而在外部形态变化与内在精神指向上日渐丰富与多元。可塑性、丰富性、多样性、综合性、精神性也正是油画笔迹语言的总体艺术特征。第二章,中国油画笔迹语言的发展演变。本章将中国油画笔迹语言的发展分为:误读与初显、探索与融会、自信与彰显三个不同发展阶段,对中国油画笔迹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梳理。艺术家选择何种艺术语言都与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相关联,油画笔迹的发展演变亦不能离开社会历史而孤立存在。本章以纵向历史发展为轴,通过历史话题、语言探索、艺术家个案分析,来研究中国油画笔迹的历史嬗变与精神实质,寻找并揭示中国油画笔迹发展进程中耐人深味的文化渊源与社会根基。第三章,中国油画笔迹的表达方式、艺术特征及精神呈现。本章首先对油画笔迹的不同表达方式进行了论述:从写实油画、写意油画、表现性油画笔迹的表达,再到抽象油画笔迹的彰显,论证了油画笔迹在不同风格作品中均有其独特的价值与意义。其次,通过对中西油画笔迹的横向比较研究,论证中国油画笔迹的艺术特征——书写性。中国油画笔迹的“书写性”已成为实现油画“民族风格”“中国风”“民族化”“本土化”“中国精神”的具体路径与操作方法之一。最后对油画笔迹语言与精神指向的契合进行了论证,并进一步指出:油画笔迹不仅是艺术家个体的情感表达与碎片化的现象,更是在笔迹语言中呈现出强烈的中国文化精神,并形成普遍性的群体艺术共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提出:“笔迹心印”——油画笔迹既是画家心灵的印记,亦是中国文化、中国精神的印记。第四章,中国油画笔迹语言发展动因深层考析。本章重点从哲学与艺术社会学的角度对中国油画笔迹语言发展动因做以本质性的探究。首先,从文化基因——中国哲学思想及笔墨传统入手,分析中国哲学思想、中国笔墨对中国油画发展的深层影响。其次,分析跨界实践现象与“出位之思”理论对油画笔迹发展的助推作用。“出位之思”,指的是一种表达媒介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也试图综合另一种媒介的表达优势或美学效果。中国画笔墨与油画笔触绝不是二元对立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异质同类的融合更加有利于彼此的共存与发展。最后,论述“第三空间”理论与文化自信的新时代这一大的文化语境为中国油画笔迹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世界正朝着文化多元化的趋势发展,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提出“第三空间”理论,认为“第三空间”是一种灵活多变的空间呈现策略,超越了传统的二元论认知空间的可能性。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当下,国内外大的文化语境为中国油画笔迹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第五章,中国油画笔迹现存问题的思考。本章分为两个部分,即笔迹语言的误区与应对策略,以及科技时代中国油画笔迹发展的新格局。在笔迹语言上“模仿他人”与“重复自己”是当前中国油画笔迹语言所面临的突出问题,本文就此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设性意见。在科技与技艺的博弈层面,重点论述了在装置、影像、行为、观念等艺术形式多元化发展的今天,油画笔迹语言的运用更加强化了人的“在场”,彰显了人性的力量。同时,本文提倡在科技与技艺的博弈中应形成相互借鉴、相互促进、互动共生的新格局。结语部分对中国油画“笔迹”研究的学术价值、现实意义等问题进行了总括。进一步指出:中国油画笔迹是艺术家心性与情感的图像输出,是中国文化的印记,是油画的中国表达方式,亦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具体体现。

鞠斐^[8]（2020）在《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工业化与现代性设计研究》文中指出在西方先进的纺织生产方式尚未进入上海地区之前,上海正处于农业社会手工业生产的大环境中。鸦片战争之后,《南京条约》签订,上海设立租界,机制纺织商品和动力机器纺织工厂始进入上海。此后随着上海地区工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机制纺织品与新式服装逐渐成为新的生产、生活文化的标志,随后引起社会个体价值观的变化,进而连带的引发了社会生产和生活系统的变革。在中国租界时期史上的百年之间,上海纺织服装设计在经历了西方科技本土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向现代化设计的前进方向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客观条件和人的主观能动性都成为设计现代化的推动力量。围绕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设计现状与产业背景等上海纺织、服装现代设计发展成因中最关键的基础条件,通过对这一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工业化发展和现代设计行为的研究,还原了工业生产条件下纺织、服装的产销业态和设计价值,进一步揭示了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设计的演变规律、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并探索其对上海市民的生活方式、纺织、服装生产的工业化和上海城市现代化的影响、促进和提升的具体作用,以及从设计学的角度分析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设计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对上海地区消费文化变迁的影响。作为中国租界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城市之一,上海汇聚了20世纪初中国最活跃、最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与艺术因素,涌现出各个行业的标志性成果,聚集了大量的艺术与设计人才,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具有现代意味的设计机构。中国早期的现代纺织、服装设计便是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之下,伴随着初期民族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而迅速地涌现与成长,形成了与早期纺织轻工产品相辅相成的现代设计产业萌芽,本土的现代纺织、服装设计正是在这样的关系中悄然地、坎坷地成长起来,既从西方现代设计发展过程中提取经验,也从本土传统资源中汲取了能量,形成了独特的发展路径。

邱丹^[9]（2020）在《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文中研究说明先锋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景观,它是新时期语境下西方文化刺激与文学审美现代性诉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先锋小说通过对宏大话语与叙事成规的颠覆,创造了全新的小说观念、叙述手法及语言体验,为小说本体的回归创造了可能。这场带有审美哗变色彩的叙事美学变革,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意义非凡。而传统文学资源作为先锋小说变革的重要参照体系,其脉流也会潜移默化地渗透在先锋叙事中,并参与着先锋话语的建构。可以说,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不仅仅有反叛,同样包蕴着继承与转化。本论文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先锋派作家的先锋小说为研究对象,结合中国先锋小说特质,阐明传统与传统文学相关理论,深入探究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反叛与继承的艺术呈现,挖掘先锋与传统、反叛与继承之间的辩证关系,进一步探寻中国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资源转化过程中存在的价值与不足。这也是新世纪对先锋小说的再思考,对先锋小说处理中西方文学资源关系的再思考,以期发掘共通性的学理性特征,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提供参考。首先,论文结合中西方的文化语境,阐释西方先锋派与中国先锋派的差异,并明确中国先锋派文学的发生、发展与特质。中国先锋派文学发生在文学断裂之后,经由了从舶来到消融本土的整合,作为带有现实焦虑的形式变革,它不像西方先锋派文学那样激进、深刻,更倾向于“文学本体论”意义上的文学变革。在中国先锋小说发展的浪潮中,“先锋”的释义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对先锋作家与先锋小说进行整体剥离与指认,对于先锋小说相关问题的阐述与论证,至关重要。其次,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超越是通过对传统文学观念、主题话语、叙事策略等方面的多重变革实现的。由于“传统”本身的复杂性及其内部的变奏异调,就需要对“传统”“传统文学”“文学传统”等概念进行有力地阐释与辨析,并把握传统文学的主题、故事、形象及时间等叙述内容与叙事层面所呈现的美学特征,探寻文学与现实、作家与现实、文学内容与形式、文学社会功能等方面所体现的传统文学观念,为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做好铺垫。再次,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继承与转化,呈现了从不自觉借鉴到自觉汲取的发展线索。将先锋小说整体性作为考量时,不能忽略传统文学资源从“潜在”资源转向“显在”资源的原因,这是由传统文学本身、先锋文学本身、语境变革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个过程也体现先锋作家在中西方文学资源转化过程中,对资源突围与认知方面所进行的调整与变化。正是由于传统文学中叙事传统在题材类型与叙事技艺上的精妙之处,抒情传统在情感抒发与诗词意象运用上的独到特色,才使得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从叙述内容到叙事方略的继承与转化成为可能。另外,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叙述内容与叙事方略等方面的择取与拓新,呈现了传统与现代、西方与本土融合的审美特点。先锋小说在反叛传统文学的过程中,对传统文学中一些经典的题材类型、文学母题、精湛的叙事手法还是有所保留、有所继承、有所转化。先锋小说呈现了对侠义公案、才子佳人、武侠江湖、历史家族等题材类型的吸纳与超越;对“命运”“神秘”“地域”等传统母题的延揽与新构;还呈现了对“故事套故事”“旧瓶新酒”“借笔墨拈出”“以虚构补充”“故事新编”等故事处理方式的延续与新变;对传奇人物、传奇情节及异端境界等传奇叙事手法的吸纳与转化。同时,由于语言的相对稳定性、文化母语的潜在记忆与惯性作用、传统文学语言的艺术魅力等因素,先锋小说在自然景物类词汇、意象类词汇词义、诗词歌赋、诗性语言等方面也呈现了对传统文学语言的汲取与新变。最后,在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资源反叛与继承的总体向度上,对先锋小说资源转化中遇到的问题与突围的策略进行了问题求解性的探索,阐明传统与先锋之间带有悖论性的复杂关系,并进一步辩诘反叛与继承之间的辩证关系。先锋小说的创作路径,也引发了文学创作应该如何看待“传统”,如何看待“中西方文学资源”,如何处理多种创作资源、多种创作手法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思考。先锋小说在创作实践中充分体现了多种美学力量碰撞所产生的审美张力,它在对传统文学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过程中,也展现了对传统文化资源的体认与反思,其所生成的文学价值、文化价值、审美缺憾无疑对当下乃至未来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启示。传统文学资源庞大、多元、驳杂,有很多“生机”可待挖掘。虽然先锋小说深受西方文学影响,但传统作为血液中不可抗拒的因子,也在无形之中影响着先锋小说的创作。反过来,丰饶的传统也在先锋小说的创造性转化中得以赓续、绵延。未来文学的方向,不仅要放眼世界,也要彰显民族文学的文化气韵,在超越中确立民族身份与文化认同。唯有这样,中国文学才能在接收新知与转化传统中不断延续、不断生长。

张若麟^[10]（2020）在《橄榄的丝路旅行及其审美意义的生成》文中研究说明“一带一路”大语境下的“丝路审美文化”可以从多元视角进行探究,研究沿“丝绸之路”而来的外来物种的实际是进行一个物种从异国到中国的“物的传记”研究。橄榄,原产于小亚细亚半岛地区,后沿丝路进入中国,同时在中国本土也有种植的一种特殊植物。橄榄离开原产地传入希腊后,在希腊神话中成为典型的植物崇拜对象,《圣经》又赋予了橄榄传统的宗教意义。在地中海一带和沿丝绸之路的传播过程中这种植物又不断地被赋予新的文化含义,在进入中国后,与中国本土语境中的橄榄文化“碰撞”“交流”后,熔铸生成了全新的文化含义和社会生命。经过历史变迁,今天中国语境中的橄榄普遍指向的审美含义早已发生变化,经过审美意义的重组扬弃,传统意义上橄榄的文化意象被遮蔽,基于对“西方”文化更快的接纳与吸收而保留下了“西方”色彩浓厚的橄榄意象。本文选取橄榄这种较为特殊的物质作为丝路“多元系统”中的个体进行的“物的传记”式的书写,将橄榄作为“文化意象”进行探索,力图梳理完成橄榄在交流过程中被赋予的全部审美含义,并尝试分析这种审美意义发生变异、文化意象重新生成的原因,进而深耕这种意象的传播与变迁背后的内涵,并试图为今后丝绸之路上物种的跨文化研究尤其是物种文化意象的交流衍变方面的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可参照方法论。

二、西方文化语境中“审美文化”概念的演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西方文化语境中“审美文化”概念的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文化视角的中西文化遗产管理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马歇尔·麦克卢汉媒介诗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论帕沙·查特吉的后殖民理论及其美学向度（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现代陶艺”的审美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全国美展油画作品的“中国经验”研究（1949-2019）（论文提纲范文）

（7）笔痕心迹 ——中国油画“笔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工业化与现代性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论文提纲范文）

（10）橄榄的丝路旅行及其审美意义的生成（论文提纲范文）

四、西方文化语境中“审美文化”概念的演变（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文化视角的中西文化遗产管理比较研究[D]. 高洁. 山东大学, 2021(11)
• [2]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比较研究[D]. 宁亚群. 山东大学, 2021(10)
• [3]马歇尔·麦克卢汉媒介诗学研究[D]. 高慧芳. 山东大学, 2021(11)
• [4]论帕沙·查特吉的后殖民理论及其美学向度[D]. 马艳秋.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3)
• [5]中国“现代陶艺”的审美问题研究[D]. 刘木森. 山东大学, 2020(01)
• [6]全国美展油画作品的“中国经验”研究（1949-2019）[D]. 刘大勇.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7]笔痕心迹 ——中国油画“笔迹”研究[D]. 海晓龙.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8]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工业化与现代性设计研究[D]. 鞠斐. 南京艺术学院, 2020(01)
• [9]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D]. 邱丹. 辽宁大学, 2020(01)
• [10]橄榄的丝路旅行及其审美意义的生成[D]. 张若麟. 兰州大学, 2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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