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家经贸委主任李荣融在全国经贸工作会议上宣布 二○○二年经贸工作八项主要任务(论文文献综述)
武菲[1](2019)在《三峡工程决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三峡工程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举世瞩目。同时,它也是一项颇具争议的特殊的工程。从1918年孙中山首次提出开发三峡水力的设想,到1992年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兴建三峡工程议案,三峡工程经历了漫长坎坷的决策过程。本文将以三峡工程的决策为切入点,以时间为主线,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节点,系统梳理三峡工程决策的历史过程,探讨三峡工程上马曲折的历程背后的原因,厘清关于三峡工程的争论焦点所在,揭示中共做出工程决策的历史背景,并最终总结出三峡工程决策带给我们的经验与启示。论文主要运用文献研究法,利用大量未公开的档案资料、亲历者的回忆录、回忆文章,以及文献汇编等资料,呈现三峡工程决策的全过程。同时,尽可能全面地展现工程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双方的观点,归纳其争论分歧的焦点所在。论文由绪论、正文五章和结语构成,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是民国时期开发三峡水力资源的初步设想与勘测(1918—1948)。主要论述孙中山首次提出的开发三峡水力资源的设想和恽震等人开展的对三峡水力资源的首次勘测、设计工作,以及国民政府开发三峡进行的一些早期工作。第二章是三峡工程的早期方案制定(1949—1977)。论述在这一时期三峡工程方案制定的过程,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对三峡工程的指示和决策,制定三峡工程方案的经过,关于三峡工程的最早争论,以及作为三峡工程实战准备的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开工建设。第三章是三峡工程的深入研究论证(1978—1988)。这一章主要论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三峡工程的重新上马和重新开展论证工作的过程,以及这一时期关于三峡工程的争论。第四章是三峡工程的兴建决策(1989—1992)。这一章论述三峡工程在经历一系列争论后重新进入中央决策进程的经过,以及最终交付全国人大表决通过的过程。第五章是三峡工程的建设实施(1993—2009)。这一章主要论述三峡工程准备阶段进行的工作和工程建设期的决策及机构设置,以及三峡移民政策。最后是结语。总结三峡工程的决策历程留给我们的经验启示,并尝试针对决策中的不足之处提出进一步的优化措施。
钟远明[2](2017)在《抗战胜利后四年间粤省铁路经营与建设问题研究》文中认为抗战胜利后四年间内战成为主调,在内战背景下国统区铁路的经营与建设问题是战后中国经济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粤省铁路作为国统区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营建设过程成为战后动荡四年间中国铁路的典型缩影与真实写照,且极具特色。该省铁路历经自清末至抗战全面爆发前后近40年的发展,在国家政权力量的主导下,从孤悬岭南到融入全国铁路系统,奠定其经营与建设的基本格局与重要基础;而战后四年则是衔接粤省铁路经营建设在抗战以前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重要过渡转型阶段。此阶段开启的首要步骤是国民政府从日军手中接收粤省铁路各路段,恢复原有经营,在此基础上重启粤省铁路营运,但过程未如人意,对之后的经营建设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此阶段开启的另一个关键步骤是国民政府重建对粤省铁路的统一管理,推动该省铁路各路段进一步整合;而铁路管理新模式的引入亦是战后中国铁路管理一次全新的探索与尝试,并产生持续的影响。由于战争的贻害,国内外局势复杂,粤省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丕变以及粤省铁路自身基础状况限制等,粤省铁路在战后四年间的经营建设肩负“恢复战前标准”沉重任务之余还需致力于“推动建设”。尽管各项日常经营事务——机务、工务、财务、行车、警务以及客货运输等取得一定的进步,但总体情况不容乐观,基础极为脆弱,与抗战前水平仍相去甚远。此外,在新的政治经济环境下,美国积极参与战后中国铁路建设,美援也成为粤省铁路建设得以启动的重要资金依赖;而在引入利用美援的憧憬下,广东军政当局喊出“复兴华南”的号召,锐意以粤省铁路为中心展开一系列建设项目,与粤汉区铁路管理局合作开展多项具有重要价值与长远意义的铁路工程,然而这些铁路工程在混乱的时局中始终未能完工,对广东地方经济建设推动作用有限,难以满足当地发展的需求。随着国民党在广东的统治行将崩溃,粤省铁路经营亦陷入空前困境;在人民政府正确政策方针以及原铁路职工的促成下,粤省铁路在新旧政权更迭过程中实现较为平稳的过渡,民国路政在广东得以转换新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铁路事业的一部分。
杨荣国[3](2017)在《“一带一路”公共外交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进入21世纪,在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主题的新时代,面对复苏乏力的全球经济形势、纷繁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局面,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精神更显重要和珍贵。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一带一路”倡议是在古代丝绸之路基础上创造性形成的、全方位推进中国与欧亚非各国各领域务实合作的一种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新型多边跨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其致力于欧亚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欧亚非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欧亚非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实现欧亚非各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时代潮流,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一带一路”倡议是党中央根据全球形势变化和我国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我国首次在国际社会提出的宏大区域合作倡议,是我国实施新一轮扩大开放的重要举措,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一带一路”倡议一经提出便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强烈反响,并获得了相关国家及国际组织的积极支持和参与。但不容忽视的是,目前国际社会和“一带一路”域内外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仍存在诸多疑虑和误解,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也始终夹杂着质疑和反对的声音,这将严重制约和影响“一带一路”建设的进程和成效。可以说,疑虑与不信任已成为“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最大挑战,而如何获得广泛的国际认同与深厚的社会民意基础将成为“一带一路”倡议成败的关键。面对国际社会和“一带一路”域内外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疑虑、误解和责难,公共外交作为一种改变国际公众心目中一国国家形象定位、培养国际公众对一国的好感、对该国国家利益的理解以及对其政策的支持的外交努力,应该发挥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推动作用。因此,有必要调动国内各类政府行为体与非政府行为体围绕“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开展和实施以传播丝路文化、传递丝路友谊、讲好丝路故事、弘扬丝路精神为内涵的“一带一路”公共外交,通过多种手段和途径向“一带一路”域内外国家公众全面、准确、鲜活地展示、宣介和传播“一带一路”倡议,以增进“一带一路”域内外国家公众对“一带一路”倡议及中国的理解、信任和支持,为“一带一路”建设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氛围与外部环境、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和民意基础以及赢得更多的参与者、建设者和支持者。本文在吸收借鉴中西方公共外交理论、结合中西方公共外交实践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外交学、传播学、公共关系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理论、观点和方法,提出了涵盖理论分析、历史分析、概念界定、环境评估、战略规划、路径选择等环节构成的“一带一路”公共外交分析框架,对“一带一路”公共外交这一新命题进行了探索性研究。论文除导论和结语之外,共分为六章。第一章集中阐释了公共外交的基本理论,从基本概念、特点功能、发展历程与发展动力等方面对公共外交的相关概念范畴以及兴起发展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并从理论维度、理论范式、构成要素与运行等方面对公共外交的理论体系进行了梳理和归纳;第二章主要概述了中国公共外交的理论与实践以及“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提出背景和战略意义,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公共外交理论与实践概述与展望的基础上,提出围绕“一带一路”建设向“一带一路”域内外国家公众开展和实施“一带一路”公共外交对于营造“一带一路”良好国际舆论环境、夯实“一带一路”社会民意基础、应对和缓解中国崛起困境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第三章主要从主体对象、战略内涵、目标任务、核心理念等方面对“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相关概念范畴进行了界定和说明;第四章主要从现实基础、挑战障碍和影响因素三方面对“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实施环境进行了分析和评估,明确开展和实施“一带一路”公共外交所拥有的资源与优势以及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第五章主要结合“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目标任务、实施对象、实施环境对“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战略规划进行了探讨,包括明确“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体制架构、确定“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策略安排、选择“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开展形式、制定“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效果评估体系;第六章主要探寻了“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实践路径,包括构建“一带一路”公共外交话语体系、丰富“一带一路”公共外交公关模式、拓展“一带一路”公共外交交流领域、推进“一带一路”公共外交政策布局、加强“一带一路”公共外交机制建设。
谢忠强[4](2014)在《反哺与责任:解放以来上海支援全国研究 ——以人力、财物和技术设备的输出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上海是全国的上海,开埠以来上海与全国的经济联动关系就十分紧密。解放后,随着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建立,在国家对于全国经济发展调控不断加强的历史语境下,上海与全国的经济联动关系更加密切。上海的发展离不开全国的支援,而上海在得到全国支援的同时也为全国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历史贡献。建国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当中,上海虽未被当做国家投资的重点地区,但由于具有雄厚的工业技术力量,上海还是担负起了支援全国建设的历史任务。在建国后的头十年里,全国以工业化建设为重点。上海市为了支援全国的经济建设,充分动员本市资源,在人员、技术设备等方面对这一时期国家的治淮工程、内地工业建设、一五计划重点工程建设、内地文化教育事业等进行了有力的支援。上海支援全国的历史,自“全国一盘棋”的发展方针确立之后,在从大跃进开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的二十年时间里面更是进一步展开。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上海支援全国”作为概念的体制语境消失,但随着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不断加快,“上海支援全国”的精神不但得到了很好的延续,而且还呈现出了新的时代特征。解放以来上海支援全国的历史过程在推动全国发展的同时也进一步升华了上海自身的城市精神。正文共设五章及结语六个部分。第一章,主要在回顾上海历史地位演变的同时,以解放后上海与全国的联动关系为切入点,在“全国支援上海”和“上海支援全国”两个方向相互印证的基础上,为后面几章内容的展开提供历史背景和内在逻辑的铺垫;第二章,主要对1949年至1958年间上海支援全国的开展情况进行考证和分析;第三章,主要对1958年至1978年间上海支援全国的情况进行梳理和研究;第四章,则选取支援福建省为例,进行上海支援全国的个案研究;第五章,主要对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对全国的支援情况进行探讨;结语部分,主要对全文进行总结与概括的基础上,对解放后上海支援全国的历史进行宏观的评价和分析。通过研究,本文在前人成果启发的基础上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对解放后上海支援全国的研究有所推进:1、在对相关概念的考证方面有所推进;2、在对上海支援全国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上更注重保持其完整性;3、在进一步补充和挖掘史料的基础上对上海支援全国的相关史实的考证和梳理上力求更加丰富和全面。
吕晓华[5](2012)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资产监管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文中研究指明做强国有企业,管好国有资产,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是伴随着人民共和国成长的永恒主题。建国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有资产的监管工作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精髓,吸收和扬弃西方产权理论的合理内核,借鉴和完善国外国有资产监管实践的先进经验,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零散到系统,日臻完善,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资产监管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资产监管理论,以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为指导,以西方国家现代企业理论为借鉴,以公有制经济为经济基础,以政企分开、政资分离、两权分施、监管分置为基本原则,以基础监督管理、规划发展管理、组织人事管理为基本内容,以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服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为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资产监管理论起步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展于党的十四大,在国务院国资委成立后日趋成熟,历经了政企合一实物形态监管国营企业期(理论起步期,1978-1992年)、政企分开实物形态监管国有企业期(理论发展期,1993-2002年)、政资分离价值形态监管国有资本期(理论成型期,2003-2007年)和监管分离价值形态监管国有股权期(理论完善期,2008年至今)四个阶段而系统成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资产监管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亦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发展历程,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三次“权能分离”(第一次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第二次是资本所有权主体与资本行使权主体分离、第三次是终极所有权与出资人产权分离)理论的具体实践与拓展。本文以时间为轴线,以理论发展的背景分析、理论内容探讨、理论效果分析为框架架构,系统分析各个不同时期我国国有资产监管理论的指导思想、监管目的、监管体制、监管方式、监管内容和监管效果。文章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对论文研究背景、研究目标、价值定位、基本内容、逻辑结构、研究范围、研究重点、技术路线和研究方法等进行了全方面概述,为本文确定了研究的指南。第二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资产监管理论渊源分析。阐述国有资产及国有资产监管的概念内涵,并对国有资产监管的相关理论进行概述。通过全面介绍国有资产监管的相关理论,为后面的论述做好理论铺垫。第三部分是国有资产监管理论起步——政企合一的实物形态监管国营企业阶段。从1978年到1992年,这一时期国有资产管理政企合一,以行政手段为主,呈现行政化、多头化、实物化、单一化的监管特征。第四部分是国有资产监管理论发展——政企分开的实物形态监管国有企业阶段。考察论证了从1993年到2002年期间国有资产监管领域的重大进展、理论创新、存在的问题与不足等。第五部分是国有资产监管理论成型——政资分开的价值形态监管国有资本阶段。从2003年到2007年,这一时期国有资产监管逐步进入了系统化、经济化、价值化、复合化的科学发展阶段。第六部分是国有资产监管理论完善——监管分离的价值形态监管国有股权阶段。从2008年至今,国有资产监管初步建立了产权多元化、分配市场化、人员职业化、资产集中化、资源资本化的科学监管体系。第七部分是结语。主要是对整个监管理论进行了总体概述,分析了国有企业的定位、“国进民退”、股权激励、职工权益保护等几个现实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国有资产监管的若干设想。本文可能的创新有三点。1.研究视角上的创新。从经济制度变迁的角度探讨国有资产监管理论及其发展史;从发展史角度将国有资产监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日常工作系统梳理成理论;以一个工作实践者的角度,从国有资产监管工作存在的问题及现实工作需要出发,对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进行实证性研究,对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指导下的国有资产监管理论进行探讨,尝试将理论研究与工作实践有机融合。2.研究内容上的创新。一是将国有资产监管理论的内容系统归纳为基础监督管理、发展规划管理和组织人事管理三大组成部分,并且以历史的发展为线索对这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二是将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权能分离理论归纳为“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资本所有权主体与资本行使权主体分离”、“终极所有权与出资人产权分离”等三次“权能分离”理论。三是阐述以党的十六大提出国资管理新体制和国务院国资委成立为时间节点,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资产监管理论划分为实物形态监管和价值形态监管两个历史阶段,从而为国有资产监管从管实物资产、管企业等实物形态的经营者管理模式,发展为管产权、管股权等价值形态的出资人管理模式提供理论依据。3.研究理念上的创新。提出“国有资本”监管理念,阐述现阶段国有资产监管应为国有资本监管,国有资产监管部门要政企分开,只行使出资人职责,以国有资产价值形态——国有股权监管为核心,对国有资产实行产权管理。本文可能的贡献有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全面分析论证,对国有资产监管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关系充分阐述的基础上,实证性地论述了现阶段我国必须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加强国有资产监管。通过阐述国有资产监管的内容和目标,国有资产监管遇到的新问题,以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分析国有资产监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充分论证了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支柱。现阶段我国的国情特征决定了必须坚持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必须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加强国有资产监管。二是通过综合比较考察,对国外国有资产监管的典型案例进行详细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国有资产监管可资借鉴之处。以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为例,对其国有资产监管的典型模式和成功经验做法进行全面深入和细致具体的考察研究,结合这些国家国有资产监管的政策措施,总结其对我国国有资产监管的借鉴意义,阐述应当从我国实际出发,坚持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健全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实行分类分级分层管理,规范法人治理结构,扩大企业自主权,加强国有资产监管。三是积极开拓思维,在对国有资产监管形成发展理论和实践进行充分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强我国国有资产监管的具体对策建议。不仅从指导思想、监管目标、监管原则等方面,明确了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系的制度保障,而且从具体监管方式方面,提出了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措施和手段。
赵小平[6](2012)在《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 ——以法治科技观为视角》文中认为论文选取“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为题,以科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科技观为线索,遵循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研究思路,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探索了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从萌芽到确立的艰难历程,并借助科技事件,进一步揭示了不同时期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状况。论文具体分六章展开分析:第一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发展渊源(1921-1949)。根据地时期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是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摇篮。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与法治观指引下,根据地科技科技法制促进了科技文化建设。萌芽于根据地时期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成立后得以初步确立并促进了科技事业的发展,但这种“阶级性”与“功利性”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日后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中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消极影响。第二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初步创建(1949-1957)。“阶级性”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成立后初步确立,在法治科技观影响下,科技法制建设从科研机构与社团、科技奖励、科技人员的培养与管理、国际科技合作等方面展开,科技文化在科技法制的框架内建设发展。中国科学院的组建、留学生归国潮、技术革新运动以及“156项”工程的实施等科技事件揭示出法治科技观指引下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共同促进了共和国科技事业向前发展。第三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曲折发展(1957-1966)。在强调“阶级性”的重人治、轻法治科技观影响下,科技法制建设从总体上经历了停滞、削弱及走下坡路的过程,科技界反右、科技大跃进以及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科技事件反映了“重人治、轻法治”科技观影响下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在曲折中发展。正是有了科学精神的回归与中共中央即时纠偏,才能取得成功合成牛胰岛素等标志性科技成就,从而迎来共和国第一个科技发展的黄金期。第四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畸形发展(1966-1976)。“人治+群治”科技观影响下,毛泽东《最高指示》被视为科研领域人们行为与判断是非的准则。科技法制建设几近空白,科技事业遭受严重摧残。对相对论的批判与蜗牛事件是文革时期批判资产阶级学说、批判洋奴哲学的典型,揭示出“人治+群治”科技观影响下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畸形发展,共和国同世界本来缩小的科技差距又拉大了。第五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恢复发展(1976-1993)。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不仅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也推动了科技领域“人治”观念向“法治”观念的革新。摒弃“阶级性”的法治化科技观在这一时期逐步确立,以《科技进步法》为龙头的科技法制体系到1993年已初步形成。伴随着科技法制的恢复发展,科研机构与社团相继恢复建立,科技人员与科学的地位获得了极大提高,共和国迎来了科技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期。陈梦猇事件、韩琨事件以及曹时中事件反映出法治化科技观引导下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恢复发展进程;南极科学考察站的建立,使共和国获得南极事务的决策权,标志着共和国的极地考察事业进入一个新阶段,预示着共和国的国际科技合作走向世界。第六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谐调发展(1993-)。自1993年《科技进步法》实施以来,第三代与第四代领导人高度重视新时期的科技法制建设。“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在1999年以宪法形式确立,共和国终于从人治走上了法治的轨道。从此,共和国科技法制建设进入以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主要内容、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科技为奋斗目标的新阶段。伴随着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法治科技观的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法制体系在2010年基本形成,科技文化在建设健全的科技法制框架内谐调发展,共和国迎来科技发展的第三个黄金期。三桩科普文章官司反映了科技人员在自觉履行科技共同体的社会责任,揭示出中国科技界的社会分层状况与科学精神的部分缺失。“汉芯”事件的披露与处理显示出全社会尤其是科技共同体的科技法律意识在不断提高,促进了科研诚信法制建设,也反映出科技评价法律机制亟待改进;《科普法》中“伪科学”一词的存废之争事件,引起了全社会对科学精神的关注。这几起科技事件折射出“功利性”法治科技观的消极影响,启示我们应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和谐法治科技观。结论:萌芽于根据地时期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经历了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确立过程,以法治科技观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科技文化是科技法制建设的重要思想基础,而科技法制则是科技文化健康发展的制度保障。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的历程启示我们:必须坚决摒弃“阶级性”的法治科技观,逐步摒弃“功利性”的法治科技观,构建一种新型的和谐法治科技观。
顾坚[7](2012)在《中阿关系中的双边认知(1949-2009)》文中提出本文题为“中阿关系中的双边认知”,旨在从认知层面较为系统和深入地考察1949-2009这60年间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中国与阿拉伯的关系源远流长,历史上的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曾是连接双方的纽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阿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经过60年的发展,中阿关系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达到了新高度。学术界对于中阿关系给予了持续的关注,但目前的探讨和研究或是停留在历史层面,更多是对史实的还原与再现;或是聚焦于现实问题,致力于对中阿关系中的热点加以评论、跟踪和展望,对双方关系的深度考察和探讨还显得薄弱。本文的着力点在于将认知学运用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尝试运用认知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中国—阿拉伯的双向认知,以及对双边关系的影响。论文首先从认知心理学的范畴,对认知的概念、表现、层次、影响因素加以辨析,指出认知是感觉输入的变换、减少、解释、贮存和恢复的全部过程,并尝试将其运用于对国际关系的研究中。论文认为,在国际关系领域,根据认知主体的不同,认知可以分为政府层次、精英层次和民间层次。论文结合案例,分析中阿认知各个层次的特点,指出不同层次之间的互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中阿之间的双向认知,进而影响到外交政策的制定和相互关系的展开。论文认为,国际关系领域中的认知,根据其领域又可划分为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不同的层面。不同时期不同层面的不同定位,以及不同层面之间的相互作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对对方的认知,进而影响到对对方的政策,以及相互关系的展开。论文认为,在心理学层面影响认知的主要因素包括:成熟、物理环境、社会环境和自我调节的平衡过程等,这些因素作用于中阿相互认知,主要体现在:信仰体系(意识形态)、国内政治与国际格局等三个层面。论文以中阿关系的历史演变为基本线索,以搜集的中文、阿文和英文文献为基本依托,以不同时期的典型案例为实证研究的对象,将1949-2009这60年间的中阿关系区分为1949-1978(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中国改革开放前)、1978-2001(中国改革开放-“9·11”事件)、2001-2009(“9·11”事件以来)等三个时期;分别从政府、精英、民间三个视角,政治、经济、文化、安全四个层面,以及信仰体系、国内政治和国际格局三个角度,对中阿双向认知的内容、特点及其作用进行了较为系统而深入的考察。本文的研究结论包括:①中阿认知在层次上的特点为:改革开放以前,政府层次占主导地位,精英层次主要体现为领袖人物和外交官的影响力,民众参与中阿认知还有所不足;改革开放后,民间层次的地位上升,出现了以学者为核心的精英群体;“9·11”事件后,中阿认知呈现出政府主导、精英引导和民众参与的特征;②中阿认知在层面上随着各个时期重心不同,经历了从“政权合法性”向“国家利益为中心”向“国际共同利益攸关体”的演变;③在影响因素上,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意识形态在中阿认知中占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内因素的地位提升,“9·11”事件后,反恐战争引发的国际格局的转型在中阿认知中占据了主要地位。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信息中心课题组,张苏平,齐援军[8](2007)在《2006年中国宏观经济大事辑要(下)》文中指出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信息中心课题组[9](2004)在《2003年中国宏观经济大事辑要(上)》文中指出
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10](2003)在《2002年宏观经济大事辑要》文中研究说明 1月1日 我国信守入世承诺下调关税 从2002年1月1日起,我国海关关税总水平由15.3%下降到12%左右。在7000多个税目中,有5300多个税目的关税不同程度降低,降幅面达75%。降低关税后,工业品的平均税率为11.6%;农产品为15.8%;水产品为14.3%。我国还将按照承诺继续分步降低关税税率,
二、国家经贸委主任李荣融在全国经贸工作会议上宣布 二○○二年经贸工作八项主要任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家经贸委主任李荣融在全国经贸工作会议上宣布 二○○二年经贸工作八项主要任务(论文提纲范文)
(1)三峡工程决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的缘起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
四、论文的创新之处与难点 |
第一章 民国时期开发三峡水力资源的初步设想与勘测(1918—1948) |
第一节 国人的三峡设想与首次勘测 |
一、孙中山首次提出开发三峡水力资源设想 |
二、首次勘测三峡水力资源 |
第二节 美国人的三峡开发计划与夭折 |
一、潘绥计划 |
二、萨凡奇计划 |
三、三峡工程的前期准备工作 |
四、萨凡奇计划的中止 |
第二章 三峡工程的早期方案制定(1949—1977) |
第一节 毛泽东描绘三峡蓝图 |
一、水利是工农业生产的中心环节 |
二、“毕其功于一役” |
三、中苏合作开展查勘 |
第二节 林李之争与三峡决策 |
一、最初的争论 |
二、南宁会议上的“御前争论” |
三、周恩来查勘三峡与成都会议 |
第三节 三峡工程第一次筹建热潮 |
一、“积极准备充分可靠”:三峡科研大协作 |
二、200米蓄水位的初步设计工作 |
三、“有利无弊” |
第四节 三峡工程的实战准备——葛洲坝水利枢纽的兴建 |
一、葛洲坝水利枢纽的提出 |
二、建设中的波折 |
第三章 三峡工程的深入研究论证(1978—1988) |
第一节 重提三峡工程 |
一、坝址选择 |
二、纷争再起 |
三、邓小平的三峡之行 |
第二节 三峡工程第二次筹建热潮 |
一、三峡工程加速上马与“翻两番”战略目标 |
二、审查通过150米蓄水位方案 |
三、用改革的办法建设三峡 |
第三节 关于工程近期能否上马的争论 |
一、蓄水位之争 |
二、党内外的争论 |
第四节 三峡工程的重新论证 |
一、开展重新论证 |
二、论证中的论争 |
第四章 三峡工程的兴建决策(1989—1992) |
第一节 三峡工程重新进入决策进程 |
一、历史的插曲:围绕《长江长江——三峡工程论争》一书的争论 |
二、江泽民视察长江 |
三、“水利是国民经济的命脉” |
四、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 |
五、审查通过175 米蓄水位方案 |
第二节 表决定案 |
一、三峡宣传热 |
二、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三峡工程议案 |
第五章 三峡工程的建设实施(1993—2009) |
第一节 施工准备阶段 |
一、开展前期准备工作与施工 |
二、三峡工程正式开工 |
第二节 工程建设期 |
一、一期工程建设 |
二、二期工程建设 |
三、三期工程建设 |
第三节 三峡移民政策 |
一、实施优惠政策 |
二、外迁移民安置 |
结语 |
主要参考文献 |
后记 |
(2)抗战胜利后四年间粤省铁路经营与建设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选题意义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第一章 抗战以前粤省铁路从分治到整合的进程 |
第一节 粤省铁路分治的形成 |
一、美国方面关于省三支线的兴筑及其困境 |
二、商办铁路公司对粤汉铁路广东段的修筑与经营 |
三、英国势力笼罩下广九铁路的兴筑与经营 |
第二节 抗战爆发前粤省铁路的整合 |
一、省内整合:政治介入粤省铁路内部事务 |
二、融入全国铁路系统:四大铁路管理局(工程局)合并 |
第三节 抗战爆发前后粤汉广九两路接轨 |
一、接轨问题的起源 |
二、中央、地方与英国关于接轨问题的立场与纠缠 |
三、两路接轨促成“香港通道” |
第四节 小结 |
第二章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粤省铁路经营的恢复与统一管理的重建 |
第一节 粤省境内粤汉、广九等路段的接收与营运初步恢复 |
一、陆军第二方面军铁路接收事宜 |
二、交通部驻粤人员的铁路接管 |
三、粤省境内粤汉、广九等路段交通营运的恢复 |
第二节 海南岛铁路之接收与初期经营 |
一、日军对海南岛铁路的营建概况 |
二、海南岛铁路接收乱局 |
三、海南岛铁路接收初期之经营及困难 |
第三节 粤省铁路统一管理的重建 |
一、粤汉区铁路管理局之建立 |
二、粤汉区铁路管理局在粤组织机构 |
第四节 小结 |
第三章 抗战胜利后粤省铁路的日常经营 |
第一节 粤省铁路营运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援助 |
第二节 粤省铁路经营中的主要事务 |
一、机务 |
二、工务 |
三、财务 |
四、行车 |
五、警务 |
第三节 客货运输状况及其进步与不足 |
第四节 小结 |
第四章 抗战胜利后粤省铁路新工程与广东地方建设 |
第一节 美援、“复兴华南”计划与粤汉区铁路 |
一、打造华南“美式铁路典范” |
二、以铁路带动“复兴华南”计划 |
三、“美援”的落差 |
第二节 开发海南岛:海南环岛铁路之建设及窘境 |
一、海南环岛铁路建设基础与建筑计划 |
二、开展海南环岛铁路计划中的困难 |
三、环岛铁路计划的搁置与地方民众的反应 |
第三节 连通粤汉干线与广三段:建设广州西南大桥 |
一、工程缘起 |
二、战后路局、省府与市府合作筹筑西南大桥 |
三、工程计划与中辍 |
第四节 运输煤炭以济广东:狗牙洞支线建设 |
一、缺煤的广东 |
二、粤湘边境、粤北煤矿的早期开发与狗牙洞支线雏形 |
三、支线工程开展与相关概算 |
四、推进支线工程的现实困难 |
第五节 小结 |
第五章 民国路政在广东的转换 |
第一节 粤省铁路深陷经营困境 |
一、财政极度困难 |
二、粤省铁路工潮迭起 |
三、路局高层离心离德 |
四、粤汉区铁路管理局南迁广州 |
第二节 广州机厂等设备人员迁台 |
第三节 人民政府对粤省铁路的接管与改造 |
一、接管前夕之情形 |
二、粤省铁路的接管与改造过程 |
三、粤省铁路交通恢复与营运展望 |
第四节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致谢 |
(3)“一带一路”公共外交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二、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三、研究思路与逻辑框架 |
四、研究重点与创新思考 |
五、主要研究方法 |
第一章 公共外交及其基本理论 |
第一节 公共外交的兴起与发展 |
一、公共外交的概念界定及其辨析 |
二、公共外交的基本特点与功能 |
三、公共外交的发展历程与动力 |
第二节 公共外交的理论体系 |
一、公共外交的理论维度 |
二、公共外交的理论范式 |
三、公共外交的构成要素与运行 |
第二章 “一带一路”倡议与公共外交 |
第一节 中国公共外交的理论与实践 |
一、新中国成立后寻求国际承认的公共外交 |
二、改革开放后服务经济建设的公共外交 |
三、冷战结束后强调和平发展的公共外交 |
四、中国公共外交的发展:理念与方略 |
第二节 “一带一路”倡议与公共外交 |
一、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背景 |
二、 “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内涵 |
三、国际社会对 “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反应 |
四、中国实施 “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战略意义 |
第三章 “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概念界定 |
第一节 “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主体对象 |
一、主体选择:政府与非政府行为体 |
二、对象确定:域内外国家公众 |
第二节 “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战略内涵 |
一、传播丝路文化 |
二、传递丝路友谊 |
三、讲好丝路故事 |
四、弘扬丝路精神 |
第三节 “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目标任务 |
一、短期目标:消除疑虑误解、提升 “一带一路”认同 |
二、中期目标:夯实社会民意基础、增进各国战略互信 |
三、长期目标:强化共同体意识、化解中国崛起困境 |
第四节 “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核心理念 |
一、和平合作、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理念 |
二、开放包容、互鉴互融的文明共同体理念 |
三、复兴发展、互存互荣的命运共同体理念 |
第四章 “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实施环境 |
第一节 实施 “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现实基础 |
一、理论基础:中国外交思想与理论的创新与丰富 |
二、实践基础:中国公共外交工作的拓展与深化 |
三、资源基础:硬实力与软实力资源的潜能与优势 |
四、经验借鉴:国外公共外交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
第二节 实施 “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挑战障碍 |
一、中国崛起的结构性矛盾 |
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偏见 |
三、国际舆论的歪曲与抹黑 |
四、域内外大国的干涉与影响 |
五、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的挑战 |
六、国民素质与外交素养偏低 |
第三节 实施 “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影响因素 |
一、国内支撑体系的有效性 |
二、文化与文明间的融合度 |
三、域内外国家的政治社会环境 |
四、国家间关系与地区地缘形势 |
第五章 “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战略规划 |
第一节 “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体制架构 |
一、机构设置与定位 |
二、隶属关系与层级 |
三、权责分配与分工 |
四、组织运行与管理 |
第二节 “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策略安排 |
一、主题形象策略 |
二、信息传播策略 |
三、公关营销策略 |
四、人文交流策略 |
五、危机管控策略 |
第三节 “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形式选择 |
一、媒体网络公共外交 |
二、文化宗教公共外交 |
三、跨国企业公共外交 |
四、对外援助公共外交 |
五、华人华侨公共外交 |
第四节 “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效果评估 |
一、效果评估的理论依据 |
二、效果评估的方法技术 |
三、效果评估的指标体系 |
四、效果评估的过程控制 |
第六章 “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实践路径 |
第一节 构建 “一带一路”公共外交话语体系 |
一、 “一带一路”国际话语战略 |
二、 “一带一路”国际话语创新 |
三、 “一带一路”国际话语传播 |
四、 “一带一路”意见领袖培养 |
第二节 丰富 “一带一路”公共外交公关模式 |
一、政府公关:政府主导下的公关外交 |
二、游说外交:政府与民间合作的公关外交 |
三、委托外交:非政府部门的公关外交 |
四、战略沟通:项目运作下的公关外交 |
第三节 拓展 “一带一路”公共外交交流领域 |
一、教育学术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
二、科技医卫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
三、文化艺术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
四、体育旅游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
第四节 推进 “一带一路”公共外交政策布局 |
一、针对域内大国公众的公共外交 |
二、针对域外大国公众的公共外交 |
三、针对域内中小国家公众的公共外交 |
四、针对域外中小国家公众的公共外交 |
第五节 加强 “一带一路”公共外交机制建设 |
一、高层磋商机制 |
二、交流对话机制 |
三、整合引导机制 |
四、人才培养机制 |
五、投入保障机制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4)反哺与责任:解放以来上海支援全国研究 ——以人力、财物和技术设备的输出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导言 |
一、 研究意义 |
二、 相关概念及题意的说明 |
三、 研究现状 |
四、 研究框架及内容的设定与说明 |
五、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几点推进(创新之处) |
六、 研究方法 |
七、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
第一章 上海与全国经济联动关系的历史概况 |
第一节 上海发展及其历史地位的演变 |
第二节 解放以来全国支援上海的发展过程 |
第三节 解放以来上海支援全国的发展历程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上海支援全国的初步开展(1949——1958) |
第一节 支援治淮:“开国治水”中的上海力量 |
第二节 20 世纪 50 年代上海工厂内迁 |
第三节 “一五时期”上海支援国家重点工程建设 |
第四节 支援内地高等教育事业——以上海交通大学西迁为例 |
第五节 20 世纪 50 年代上海支援全国文化事业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上海支援全国的进一步开展(1958——1978) |
第一节 上海与“全国一盘棋”方针 |
第二节 20 世纪六十年代上海知识青年支援新疆农业建设 |
第三节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市支援全国三线建设 |
第四节 上海支援 1976 年唐山大地震抗震救灾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支援福建:上海支援全国的个案研究 |
第一节 1949 年上海组建南下服务团 |
第二节 上海对福建工业建设的协作与支援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改革开放后上海支援全国的延续和发展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上海支援全国”历史语境的变迁 |
第二节 内联协作与对口支援 |
第三节 改革开放后全国防疫和救灾中的上海力量——以防治“非典”和“5·12”地震救灾为中心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部分 |
附录一:上海支援全国大事年表 |
附录二:市委整顿金融业工作委员会动员上海金融业职工 2000 人参加西北区行工作总结报告(节选) |
附录三:上海支援广西的迁厂工作总结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出版的专着及发表的论文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参加或主持的科研项目 |
后记 |
(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资产监管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论文的创新要点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综述 |
1.2.1 关于国有经济监管的研究 |
1.2.2 关于国有企业监管的研究 |
1.2.3 关于国有资产监管的研究 |
1.3 研究思路和结构安排 |
1.3.1 研究范围 |
1.3.2 研究目标和价值定位 |
1.3.3 研究内容和逻辑结构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方法 |
1.4.2 技术路线 |
1.5 研究难点、需完善的内容及可能的创新与贡献 |
1.5.1 本文研究的难点及需进一步完善的内容 |
1.5.2 本文可能的创新点 |
1.5.3 本文可能的贡献 |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资产监管理论渊源及借鉴 |
2.1 国有资产及国有资产监管概念内涵 |
2.1.1 财产、资产与资本 |
2.1.2 国有财产、国有资产与国有资本 |
2.1.3 产权、所有权与所有制 |
2.2 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 |
2.2.1 马克思、恩格斯所有制理论 |
2.2.2 列宁、斯大林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 |
2.2.3 中国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 |
2.3 西方国家现代企业管理理论 |
2.3.1 西方现代产权理论 |
2.3.2 委托-代理理论 |
2.4 国外国有资产监管实践及其启迪 |
2.4.1 国外国有资产监管及其特点 |
2.4.2 国外国有资产监管工作对我国的启示 |
3 政企合一的实物形态监管国营企业阶段(1978-1992) |
3.1 理论背景分析 |
3.1.1 启动改革的时代背景 |
3.1.2 企业扩权的政策背景 |
3.1.3 业界初探的学术背景 |
3.2 理论内容分析 |
3.2.1 指导思想 |
3.2.2 监管目的 |
3.2.3 监管体制 |
3.2.4 监管方式 |
3.2.5 监管内容 |
3.3 实践效果分析 |
3.3.1 监管结果 |
3.3.2 问题分析 |
4 政企分开的实物形态监管国有企业阶段(1993-2002) |
4.1 理论背景分析 |
4.1.1 推动改革的时代背景 |
4.1.2 搞活企业的政策背景 |
4.1.3 百家争鸣的学术背景 |
4.2 理论内容分析 |
4.2.1 指导思想 |
4.2.2 监管目的 |
4.2.3 监管体制 |
4.2.4 监管方式 |
4.2.5 监管内容 |
4.3 实践效果分析 |
4.3.1 监管结果 |
4.3.2 问题分析 |
5 政资分开的价值形态监管国有资产阶段(2003-2007) |
5.1 理论背景分析 |
5.1.1 全面改革的时代背景 |
5.1.2 做强国企的政策背景 |
5.1.3 百家齐鸣的学术背景 |
5.2 论内容分析 |
5.2.1 指导思想 |
5.2.2 监管目的 |
5.2.3 监管体制 |
5.2.4 监管方式 |
5.2.5 监管内容 |
5.3 实践效果分析 |
5.3.1 监管结果 |
5.3.2 问题分析 |
6 监管分离的价值形态监管国有股权阶段(2008- ) |
6.1 理论背景分析 |
6.1.1 复杂多变的时代背景 |
6.1.2 做优国资的政策背景 |
6.1.3 兼收并蓄的学术背景 |
6.2 理论内容分析 |
6.2.1 指导思想 |
6.2.2 监管目的 |
6.2.3 监管体制 |
6.2.4 监管方式 |
6.2.5 监管内容 |
6.3 实践效果分析 |
6.3.1 监管结果 |
6.3.2 问题分析 |
7 结语:关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资产监管理论与实践的建议 |
7.1 理论概述 |
7.2 问题探讨 |
7.2.1 关于国有企业的定位问题 |
7.2.2 关于“国进民退”问题 |
7.2.3 关于国有企业股权激励问题 |
7.2.4 关于国企改革中职工权益保护问题 |
7.3 对策建议 |
7.3.1 坚持一个指导思想 |
7.3.2 坚持两项监管原则 |
7.3.3 完善三种监管方式 |
7.3.4 实现四个监管目标 |
参考文献 |
攻博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目录 |
(6)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 ——以法治科技观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一) 选题缘起 |
(二) 研究意义 |
二 相关概念的界定 |
(一) 科技法制 |
(二) 科技文化 |
(三) 法治科技观 |
三 研究现状与问题 |
(一) 研究现状 |
(二) 研究存在的问题 |
四 研究思路与内容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三) 研究内容 |
五 研究重点难点、创新及不足之处 |
(一) 研究重点难点 |
(二) 研究创新之处 |
(三) 研究不足之处 |
第一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发展渊源(1921-1949) |
1.1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科技观与法治观 |
1.1.1 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 |
1.1.2 马克思主义的法治观 |
1.2 根据地科技法制建设 |
1.2.1 宪法性文件对科技的规定 |
1.2.2 优待科技人才的政策法令 |
1.2.3 奖励发明与技术改进的规章 |
1.2.4 发展农林牧业的规章 |
1.3 根据地科技法制促进了科技文化建设 |
1.3.1 吸引和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 |
1.3.2 组建科研机构和科学社团 |
1.3.3 边区的科技奖励活动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初步创建(1949-1957) |
2.1 法治科技观的初步确立 |
2.1.1 第一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 |
2.1.2 政策性文件的有关论述 |
2.1.3 科技共同体的关注 |
2.1.4 “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 |
2.2 科技法制的初创 |
2.2.1 《共同纲领》与《五四宪法》对科技的规定 |
2.2.2 科研机构与社团的规章 |
2.2.3 科技人员的法规规章 |
2.2.4 科技奖励的法规规章 |
2.2.5 特定科技领域的法规规章 |
2.2.6 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国际协定 |
2.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2.3.1 科技建制规章的彰显:中国科学院的组建 |
2.3.2 科技强国的召唤:留学生归国潮 |
2.3.3 科技奖励规章的凸显:技术革新运动 |
2.3.4 国际科技合作的先河:“156项工程”的实施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曲折发展(1957-1966) |
3.1 重人治、轻法治的科技观 |
3.1.1 第一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 |
3.1.2 未经法律程序的“科技宪法” |
3.2 科技法制的曲折发展 |
3.2.1 科研开发的法规规章与政策性文件 |
3.2.2 科技人员的法规规章与政策性文件 |
3.2.3 科技成果的法规规章 |
3.2.4 特定科技领域的法规规章 |
3.2.5 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国际协定 |
3.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3.3.1 阶级性科技观的初显:科技界的“反右”运动 |
3.3.2 科学精神的缺失:科技大跃进 |
3.3.3 科学精神的回归:人工合成牛胰岛素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畸形发展(1966-1976) |
4.1 “人治+群治”的科技观 |
4.1.1 《五·七指示》:开门办科研 |
4.1.2 《七·二一指示》:从工农中选拔科技人才 |
4.2 几近空白的科技法制建设 |
4.2.1 《七五宪法》取消了公民的科研自由权 |
4.2.2 《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 |
4.2.3 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国际协定 |
4.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4.3.1 批判资产阶级学说:对相对论的批判 |
4.3.2 批判洋奴哲学:蜗牛事件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恢复发展(1976-1993) |
5.1 科技观的法治化 |
5.1.1 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 |
5.1.2 科技共同体的关注 |
5.1.3 科技体制改革走上了法治化路径 |
5.2 科技法制体系的初步形成 |
5.2.1 科技基本法 |
5.2.2 科技研究开发法 |
5.2.3 科技成果法 |
5.2.4 特定科技领域的专门法 |
5.2.5 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法 |
5.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5.3.1 人治科技观的余毒:陈梦猇事件 |
5.3.2 法治化科技观的初步觉醒:韩琨事件 |
5.3.3 法治化科技观的再次觉醒:曹时中事件 |
5.3.4 南极事务决策权的取得:南极科学考察站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谐调发展(1993-) |
6.1 法治科技观的确立 |
6.1.1 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 |
6.1.2 政策性文件的有关论述 |
6.1.3 科技共同体的关注 |
6.2 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法制体系 |
6.2.1 科技基本法 |
6.2.2 科技研究开发法 |
6.2.3 科技成果法 |
6.2.4 特定科技领域的专门法 |
6.2.5 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法 |
6.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6.3.1 科技共同体的社会责任:科普文章官司 |
6.3.2 科研诚信的缺失:“汉芯”事件 |
6.3.3 科学精神的弘扬:《科普法》中“伪科学”一词的存废之争 |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7)中阿关系中的双边认知(1949-2009)(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选题价值 |
一 理论价值 |
二 现实意义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一 中阿认知研究概述 |
二 中阿认知研究评析 |
三 发展良性认知的方式 |
四 认知的跨学科性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一 历史文献研究法 |
二 案例研究法 |
三 整体和部分相结合研究的方法 |
四 借鉴认知心理学研究的方法(会聚性证明法) |
第四节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第五节 论文架构 |
小结 |
第一章 国际关系中的认知 |
第一节 认知的概念 |
第二节 认知的对象——从个体到国际行为体 |
第三节 认知的内涵与外延 |
一 认知的内涵 |
二 认知的外延 |
第四节 认知的研究凭据 |
第五节 认知的研究层次 |
第六节 认知的影响因素 |
第七节 认知心理学在国际关系认知中的应用 |
小结 |
第二章 中阿关系中的认知 |
第一节 中阿认知的概念 |
第二节 中阿认知的研究凭据 |
一 文本 |
二 媒体 |
第三节 中阿认知的层次 |
一 政府层次 |
二 精英层次 |
三 民间层次 |
第四节 中阿认知的影响因素 |
一 信仰体系 |
二 国内政治 |
三 国际格局 |
小结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前的中阿认知(1949-1978) |
第一节 历史背景 |
第二节 中阿认知的表现 |
一 政治层面的中阿认知 |
二 安全层面的中阿认知 |
三 经济层面的中阿认知 |
四 文化层面的中阿认知 |
第三节 典型案例 |
一 中国对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态度 |
二 中国对前四次中东战争的态度(1948-1973) |
三 1971 年中国重返联合国与阿拉伯世界 |
第四节 本时期中阿认知的特点 |
一 层次—政府主导 |
二 层面—政权合法性 |
三 影响因素—信仰体系占主导 |
小结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后的中阿双边认知(1978-2001) |
第一节 历史背景 |
第二节 中阿双方诉求的变化 |
第三节 本阶段中阿认知的表现 |
一 政治层面的中阿认知 |
二 安全层面的中阿认知 |
三 经济层面的中阿认知 |
四 文化层面的中阿认知 |
第四节 典型案例 |
一 1983 年穆巴拉克访华 |
二 1993 年李岚清的海湾之行 |
第五节 本阶段中阿认知的特点 |
一 民间、精英层次的上升 |
二 层面—国家利益型认知 |
三 认知影响因素—国内政治 |
小结 |
第五章 “9·11”以来的中阿认知(2001-2009) |
第一节 历史背景 |
一 “文明冲突论” |
二 “9·11”事件和美国反恐战争 |
第二节 本阶段的中阿认知 |
一 政治认知的新特点 |
二 安全认知的新特点 |
三 经济认知的新特点 |
四 文化认知的新特点 |
第三节 典型案例 |
一 中国对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的态度 |
二 中国海军索马里海域护航(2008-2009) |
三 阿卜杜拉国王访华—中沙能源共同利益 |
第四节 本阶段认知的特点 |
一 中阿认知层次的互动 |
二 “利益攸关体”认知 |
三 本阶段认知影响因素的变化—国际格局的“催化剂”作用 |
小结 |
结论 |
(一)认知在中阿关系中的应用 |
(二)中阿认知在层次上的特点 |
(三)中阿认知不同时期的重心演变 |
(四)中阿认知不同时期的影响因素 |
(五)研究心得 |
附:中阿首脑互访记录 |
参考文献 |
一、 中文文献 |
(一)档案文献: |
(二)专着类: |
(三)论文类: |
二、 英文文献 |
三、 阿拉伯文文献 |
四、国家经贸委主任李荣融在全国经贸工作会议上宣布 二○○二年经贸工作八项主要任务(论文参考文献)
- [1]三峡工程决策研究[D]. 武菲.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2]抗战胜利后四年间粤省铁路经营与建设问题研究[D]. 钟远明. 武汉大学, 2017(06)
- [3]“一带一路”公共外交战略研究[D]. 杨荣国. 兰州大学, 2017(01)
- [4]反哺与责任:解放以来上海支援全国研究 ——以人力、财物和技术设备的输出为中心[D]. 谢忠强. 上海大学, 2014(02)
- [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资产监管理论的形成与发展[D]. 吕晓华. 武汉大学, 2012(05)
- [6]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 ——以法治科技观为视角[D]. 赵小平. 山西大学, 2012(01)
- [7]中阿关系中的双边认知(1949-2009)[D]. 顾坚.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2(01)
- [8]2006年中国宏观经济大事辑要(下)[J].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信息中心课题组,张苏平,齐援军. 经济研究参考, 2007(33)
- [9]2003年中国宏观经济大事辑要(上)[J].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信息中心课题组. 经济研究参考, 2004(33)
- [10]2002年宏观经济大事辑要[J]. 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 经济研究参考, 200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