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村税费改革后的基层财政困境与对策（论文文献综述）
刘庆[1]（2021）在《新时期乡镇财政改革研究》文中提出
严宏[2]（2021）在《我国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研究》文中提出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和战略性产业。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就必须首先保障城乡居民享受基本的均等化公共服务。而公共服务供给的数量和质量通过改变社会经济的福利状态,进而影响到国民经济发展条件和收入的高低。然而,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需一直处于不平衡状态。不同地区间,尤其是城乡间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已经成为日益突出的矛盾。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仍处于不平衡的状态,并且这种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等状况,随着“三农”问题的凸显,已经成为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农村公共品供给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础,对于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重要要求和贯彻乡村振兴战略、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公共服务便是国民收入分配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分配是国民收入的均等化分配的重要方面,能够增进社会经济福利,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保障农村居民生存权,享受基本的均等化公共服务,尊重农村公共品需求的表达权是尊重农民民主权利的重要内容,更是“三农”问题的重要方面。西南地区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均等化方面与东部、中部地区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并且这种差距仍在扩大。鉴于西南地区所处的地理、政治、文化、生态地位的特殊性,这种差距的扩大会随着一些不确定、不和谐因素的出现会越发的凸显,会给社会稳定带来更多的问题。首先,西南地区作为我国少数民族重要聚集区主要涵盖四川省、西藏、云南省、贵州省、重庆市五个省市区民族自治区。该地区主要为农村地区,是我国重要的能源矿产基地和生态保障区,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边疆稳定、生态环境保护作出了巨大贡献。其次,西南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聚集较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也是欠发达地区,相对于东部仍然比较落后;西南地区包括了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四省藏区多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此外,我国构建了“两屏三带”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其中黄土高原-川滇生态屏障就在西南地区。近些年来,由于受特定区位、自然条件、历史和社会环境等因素的限制,与东部地区相比,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滞后,公共品供给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公共品供给失衡问题已成为亟需解决的突出问题。本研究针对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数量和质量不足,供给区域失衡,有限的资金渠道限制供给,单一的供给模式无法有效实现村民的需求表达等现状,立足西南地区,开展了如下研究:一是导论与基础分析。本部分围绕选题的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以及研究方法进行了详细阐述,并依据公共品理论、公共品供给主体理论、农村公共品供给理论、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理论对本研究的农村公共品概念、研究范畴,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进行了界定,并将农村公共品划分为生活服务型公共品、生产保障型公共品、发展促进型公共品三类。二是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理论逻辑提出与现实基础的研判。本部分基于西南地区农村生活服务型、农业生产保障型及发展促进型三类农村公共品供给现状考察、投资效率和结构效率评价基础上,提出发展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的逻辑起点、开展理论论证,剖析现实基础,提出构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机制。三是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的现状和投资效率分析。本部分在以往公共品供给研究文献分析基础上,立足西南地区,通过对农村公共品进行准确分类基础上,开展生活服务型公共品、生产保障型公共品、发展促进型公共品的投资效率和结构效率评价基础上,深入探究不同类型农村公共品效率提升研究。四是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案例分析。本部分主要通过西南地区“珙县农村修路”、“万春镇L村路灯维修”、“成都农贷通”三个案例,开展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模式及绩效评价研究。五是国外农村公共品供给经验借鉴。本部分通过对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的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经验进行总结,比较了不同国家间的共性与差异。提出对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经验借鉴。六是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的配套制度设计。本部分从明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创新制度设计引导非营利组织和个人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激励机制、强化农民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及优化激励机制设计,加强农村公共产品质量监管,开展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配套制度设计分析。基于上述分析,形成如下研究结论:一是当前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存在农村公共品供给总量不足且低质量、农村公共品供给结构失衡且模式单一、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低、农村公共品供给区域间失衡、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错位等突出问题,并进一步梳理其成因,包括:农村公共品需求日益增长且出现多元化态势、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不健全、农村公共品供给过程监管不足、农村公共品供给单向决策限制、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权责划分不明确。二是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投资技术效率水平呈现出梯度变化特征,即从高到低依次是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各地区对农村公共品自身资源利用有效程度的差异和资金投入的差距相对较大。具体来看,重庆市和四川省的综合技术效率和规模技术效率较高;西南地区的农村公共品投资的投入和产出效果存在差异。三是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投资结构效率呈现梯度变化特征,即从高到低依次是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区域间在农村公共品资源配置和投资结构上的差距显着,但总体上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投资结构效率逐渐改善。四是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得较为显着的成效,较大的改善了农村公共品的供给状况,满足了农民多元化公共品需求的表达,极大地调动了农村公共品受益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农民的满意度评价较高,但存在诸多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方面。五是依据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的农村公共品供给经验的概括总结,本文从明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创新制度设计引导非营利组织和个人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激励机制、强化农民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及优化激励机制设计,加强农村公共产品质量监管开展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配套制度设计分析。
王博[3]（2020）在《制度能力、合作水平与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研究 ——基于黄河灌区的实证分析》文中认为农田灌溉系统是农业生产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是整个农村经济社会实现振兴的重要保障,其运行效率直接关系着国家粮食安全和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然而,实际上多数农业灌溉区的灌溉系统并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功能,造成这一农业生产困境的主要原因归于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的失灵。由于农田灌溉系统所具有的准公共物品属性与农户生产经营私人性之间的冲突,造成农田灌溉系统设施建设和管护等供给无效及偷水和抢水等灌溉用水无序问题是农田灌溉系统治理失灵的主要表现,也是阻碍其功能发挥的症结所在。面对这一农村公共事务治理无效事实,很难有一套科学理论体系对其做出有力解释。作为一种惠顾者所有、民主管理并受益的非营利性村庄经济合作组织,农田灌溉系统在农户相互关联的自组织管理模式下,其治理必然受到村庄制度能力和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因素的影响。村庄制度能力可以为农田灌溉事务提供一种适合的治理舞台,使不同农户主体能够有效协作,达到灌溉资源整合目的,而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可以演化出趋于降低组织内部人际间冲突的自发灌溉秩序,为农田灌溉系统运行提供一种融洽的组织环境。因此,将村庄制度能力和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概念引入灌溉系统治理研究框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研究基于村庄制度能力和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水平双重视角。依据公共事务治理理论、集体行动理论、公共池塘资源理论和制度能力理论等多维理论体系,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系统综述的基础上,利用黄河灌溉农业生产区的内蒙古、宁夏、甘肃、陕西、河南和山东6省（自治区）1042份农户家庭微观调查数据,剖析了黄河灌溉农业生产区的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现状及问题;构建了村庄制度能力与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水平的表征指标体系,使用因子分析法测度和解析了村庄制度能力与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水平指数。进一步,使用双栏模型（Double-hurdle model）、跨层次线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s）和分位数回归（Quantile Regression）等多种数理模型和计量方法探究了村庄制度能力和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水平两大关键因子对农田灌溉系统设施供给、灌溉用水秩序和综合治理绩效的影响机理,并结合实证研究结论指出农田灌溉系统治理改进的优化路径。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农田灌溉系统治理主要包括农田灌溉系统设施供给和农田灌溉用水秩序两方面,分别表征了农田灌溉资源系统供给和资源占用维度的治理情况。数据资料分析结果表明,在黄河灌溉农业生产区,有55%的农户对其所在村组的农田灌溉系统设施供给满意,有72%的农户认为村组中大部分农户会遵守村组的农田灌溉用水秩序,说明黄河灌溉农业生产区的农田灌溉系统供给效果一般,用水秩序良好,黄河灌溉农业生产区在农田灌溉系统治理方面仍然存在很大改进空间。（2）村庄制度能力体系包括了知识资源、关系资源和动员能力三个层次。在知识资源层次,农户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难相互帮助程度最高,说明在以互帮互助为传统美德的农村社会,村民之间互帮互助是村庄制度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关系资源层次,农户对村干部的信任最高,说明相比较于关系性资源中的其他因素,农户对村干部的信任是村委会或农民用水者协会管理村庄农田灌溉事务自我品牌建设的关键。在动员能力层次,村庄管理组织联户促进集体行动的能力最高,说明农户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能力是村庄动员能力的主要组成部分。（3）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是由农户对村委会或农民用水者协会组织召开的有关会议响应程度和农户相互之间在农田灌溉过程中的协调程度两方面构成。在农户对村委会或农民用水者协会组织召开的有关会议响应方面,农户积极参加村委会或农民用水者协会组织召开的相关会议程度最高,说明农户与村委会或农民用水者协会之间的纵向合作形式主要是通过会议决策方式展开。在农田灌溉过程中农户相互之间的协调程度方面,农户与其他成员保持一致保障集体行动成功最高,说明农户相互之间的合作水平主要体现在能否团结一致实现共同目标。（4）村庄制度能力与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水平对农田灌溉系统供给影响显着。村庄空间领域内的知识资源、关系资源和动员能力层次的制度能力因素对农户参与农田灌溉系统供给的意愿和程度有显着促进作用,村庄空间领域内的制度能力越强,农户参与村庄农田灌溉系统供给的意愿越强,投资或投工村庄农田灌溉系统设施建设和管护的程度越大。农田灌溉组织内部纵向和横向合作水平对农户参与农田灌溉系统供给有促进作用,农田灌溉组织内部的合作水平越高,农户参与村庄农田灌溉系统供给的意愿越强,投资和投工村庄农田灌溉系统设施建设和管护的程度越大。制度能力与合作水平除了单方面影响农户参与农田灌溉系统供给外,还存在交互效应,二者的交互项对农户参与村庄农田灌溉系统供给的意愿和程度均有显着作用。（5）村庄制度能力与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水平对农田灌溉用水秩序影响显着。村庄制度能力是通过作用于农户的灌溉行为并进一步影响农田灌溉用水秩序,农户灌溉中的偷水行为减少、用水纠纷降低和用水满意程度提高是制度能力作用于农田灌溉用水秩序的重要媒介。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水平是影响制度能力促进农户产生积极灌溉行为的重要因素,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水平正向调节制度能力与农户用水行为和村庄灌溉秩序之间的关系。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水平越高,越容易促进制度能力对农户灌溉行为的引导与规范。村庄制度能力通过正向影响农户灌溉行为而保障农田灌溉系统用水秩序的维持,是解释农田灌溉用水秩序自组织管理何以有效的一条关键路径。（6）村庄制度能力与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水平对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有显着正向作用。村庄空间领域内的制度能力与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之间具有密切联系,表征村庄制度能力的知识资源、关系资源和动员能力层次因素与农田灌溉系统供给维度绩效、秩序维度绩效和综合治理绩效之间存在显着正向关系,村庄空间领域内的制度能力越强,村庄农田灌溉系统供给维度绩效、秩序维度绩效和综合治理绩效越高。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因素对农田灌溉系统供给维度绩效、秩序维度绩效和综合治理绩效具有正向影响效应。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水平在村庄制度能力与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农田灌溉组织内部的合作水平正向调节村庄制度能力与农田灌溉系统供给维度绩效的关系,农田灌溉组织内部的合作水平也正向调节村庄制度能力与农田灌溉系统秩序维度绩效的关系。
郜清攀[4]（2019）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推动农民群体的公共服务需求不断升级。而当前中国农村地区相对落后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却愈益无法满足农民群体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要。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作为农业农村进一步发展的战略目标的同时,也为当前农村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事业提出了一系列新目标、新要求,使人们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认识水平上升至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乡镇政府处于国家与农村社会交互作用的关键节点,是连接政府与农民的中枢和纽带。乡镇政府作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组织者、协调者和践行者,不仅负责各项具体农村公共服务政策的贯彻落实,而且决定着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发展方向和总体水平。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转变乡镇政府职能,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服务型乡镇政府,对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农村基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乃至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现阶段,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服务内容结构性失衡、服务供需脱节以及服务效能滞后,成为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实现农业农村全面振兴的制约因素。鉴于此,本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实证研究、比较研究等研究方法,从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意义出发,以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要素条件与其内部结构和外显结构之间的互动机理为依据,系统分析了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现状及能力不足表现的考察,从不同视角探析了造成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的原因。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内外加强基层政府改革的实践经验,以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加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的目标要求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为指导,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本文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引言,主要对选题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等进行了阐释。第二部分为论文的主体部分,由五章内容构成。第一章,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理论成果,详细考察了政府、乡镇政府、公共服务、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等概念。基于乡村振兴的概念、内涵与基本要求,全面考察了新时代新矛盾背景下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历史渊源、现实依据、时代背景及其意义。并从市场失灵理论和政府失灵理论、公共产品提供和生产分离理论、服务型政府理论以及治理和善治理论等多个角度阐释了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从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以及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需要三个方面系统阐释了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第二章,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的分析。基于“要素构成—内部结构—外显结构”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从内部结构和外显结构两个维度系统考察了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结构,通过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要素条件的检视,深入透析了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要素条件与其内部结构和外显结构之间的互动机理。在此基础上,以乡村振兴战略的相关目标和理念为指导,从静态（结果）和动态（过程）两个维度设计了一套用以测量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状况的评价指标体系。第三章,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运用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基层群众的服务需求、满意度和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三个方面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在不同服务领域的具体表现进行系统考察。立足于实证分析的成果,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总量和质量不足、供给结构失衡等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基于当前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的困境,从政府职能定位、财权与事权关系、考评机制、供给方式、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系统阐释了造成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的深层次原因。第四章,对国内外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改革实践与经验启示的分析。基于比较研究的视角,结合国内外不同地区的实践,详细探讨了国内一些乡镇政府在公共服务集约化、市场化、民主化、信息化等多个方面的改革实践,以部分西方发达国家为例,从政府向市场放权、政府之间放权、政府向社会放权三个维度,系统考察了西方发达国家在公共服务市场化、分权化、社会化改革等领域的实践创新。在此基础上,系统梳理了上述实践在政府组织机构改革、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政府间权责划分以及社会组织培养等方面对现阶段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启示。第五章,以乡村振兴战略的若干发展理念为指导,明确加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目标要求和基本原则,进而从乡镇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财政管理体制、人才队伍建设、服务供给机制、服务供给模式等多个层面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提出针对性措施。第三部分是结论部分,从整体上对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进行了概况、总结及展望。本文的主要结论有:第一,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可分为内部结构和外显结构。内部结构是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本身所凭借的权力资源、财力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等要素。外显结构表现为两个方面:从服务结果来看,包括乡镇政府的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社会保障服务能力、文化教育服务能力、生态环境服务能力、基础设施服务能力和公共安全服务能力。从服务过程来看,包括乡镇政府的民意聚合与甄别能力、资源获取与配置能力、公共决策和执行能力、监督问责与评估能力、民意诉求回应能力。第二,影响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要素条件包括体制性要素、制度性要素、主体性要素、策略性要素四个方面。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形成就是通过乡镇政府的体制性要素、制度性要素、主体性要素以及策略性要素的有机结合和共同作用,将政府潜在的权力资源、财力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等各种资源转化为政府各种外显公共服务能力的过程。第三,通过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现状的分析可知:从服务内容来看,首先,医疗卫生条件、养老保障服务、公共卫生安全以及污水治理属于基层群众最关心同时也是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表现较差的领域;其次,道路交通、基础教育、合作医疗保险属于基层群众比较关心,同时也是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表现较强的领域;再次,在水电气供给、社会治安、生产安全、贫困救助、农田水利、垃圾处理、自然灾害防治等领域,基层群众的需求不显着,但乡镇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表现良好;最后,在法律援助、失业救济、公共文化、环境绿化等领域,基层群众的需求不显着,同时乡镇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表现较差。从服务过程来看,乡镇政府在民意聚合与甄别、公共决策与执行、监督问责与评估、对民意诉求的回应等方面的能力表现尽管较为平衡,但普遍偏低,在资源获取与配置方面的能力存在明显不足。第四,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具体表现在:一是公共服务供给总量和规模不足,二是服务内容存在着结构性失衡,三是乡镇政府对公共服务职能的认识模糊清晰,四是服务供给脱离农村基层社会的实际需要,五是乡镇政府应对基层群众服务需求升级的能力不足。究其原因,制约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体制性因素包括乡镇政府发展定位不明确、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制度性因素主要表现为绩效考核与评估机制不健全;主体性因素主要是指乡镇政府服务人员的结构不合理以及整体素质和能力的欠缺;策略性因素主要表现为乡镇政府垄断公共服务供给,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单一。第五,针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路径,应当以建设服务型乡镇政府、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为目标要求,以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促进城乡统筹融合发展为基本原则,逐步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具体而言,一是推进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二是完善以服务为导向的乡镇财政管理体制,三是加强乡镇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四是建立群众广泛参与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五是探索多元主体协同的服务供给模式。
田野[5]（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的工程逻辑研究 ——基于权力运行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国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这一成就的根基在乡村,我们党领导亿万人民群众开展四十年的乡村治理过程为我们国家整体的现代化进程打下了重要基础,并且乡村发展也成为我国未来的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对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乡村治理过程进行反思,可以使我们更加明晰这段历史进程的发展变迁,可以使我们更加客观、理性、科学的对待乡村治理问题,从而为我们未来的乡村建设提供思路。本研究通过扣住权力的运作过程来回顾与梳理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乡村治理进程,通过构建“蓝图—施工—修缮”的工程框架来分析“中央—地方—农村”的权力运行过程,分阶段梳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治理进程。从1978年到1990年,这一阶段是我国乡村治理工程的初兴时期。从蓝图看,我们建立起了“乡政村治”的乡村治理新格局,这一格局奠定了改革开放40年乡村治理的基本蓝图。从施工看,这一时期的治理任务有征收税费、计划生育工作和管理农村公共事务等,施工者主要由乡镇政府、村干部和普通村民构成,施工过程就体现在这几大主体之间权力的相互作用。从问题反馈与修缮来看,在施工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农业发展问题、两委矛盾问题、乡村矛盾问题、干群矛盾问题、宗族问题和乡村伦理危机问题。从1990年到2002年,这一阶段是我国乡村治理工程的困境时期。从蓝图看,中央政府在1990年组织召开了全国村级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旨在通过加强村级组织建设,来解决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这一会议规划了 90年代乡村治理工程的蓝图。从施工看,这一阶段的治理任务依然是征收税费、完成计划生育指标和管理农村公共事务,此外,农村土地管理和农村维稳工作成为乡村治理新的也是突出的任务。这一阶段的施工者依然是乡镇政府、村干部与普通村民,在村干部群体中,“两委合一、交叉任职”的现象越来越明显。从问题反馈与修缮来看,尽管这一阶段村级组织建设不断完善,但是乡村治理却矛盾频出,“三农”问题逐渐引起中央和社会的关注,学者将之概括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从2002年到2012年,这一阶段是我国乡村治理工程的调整时期。从蓝图看,中央政府在新世纪伊始就进行了农业税费改革并最终取消了农业税,同时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活动,这一调整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新的蓝图。从施工看,土地管理、维稳和管理农村公共事务依然是这一阶段的重要任务,此外,申请和实施项目、开展扶贫工作的重要性越来越强。这一阶段的施工者除了乡镇政府、村干部和普通村民外,县级政府和帮扶人员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从问题反馈与修缮来看,在项目制下,存在资源不合理使用和资源俘获问题;在农业发展上,依然存在政策滞后问题,并且还面临严峻的耕地面积下降的问题;农村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乡村伦理危机进一步演进。从2012年到2018年,这一阶段是我国乡村治理工程的加速时期。从蓝图看,十八大后,我们国家开始了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深入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进程,在政策理论与实践经验积累过程中,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上对乡村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当前和今后的乡村建设规划了宏伟蓝图。从施工看,土地管理、精准扶贫、环境治理和管理农村公共事务是这一阶段的重要任务,施工者除了县乡政府、村干部和普通村民外,帮扶人员数量在增加,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从问题反馈与修缮来看,这一时期农业发展存在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的双重矛盾,农业现代化水平依然较低,在我国经济发展放缓的大形势下,农民增收也开始放缓。基层干部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存在普遍的形式主义问题,驻村工作队也面临资源能力有限、乡村排斥等帮扶困境,村级组织建设面临了一系列的新问题,生态与社会问题依然困扰着乡村发展。四十年来,乡村地区不仅为国家整体的现代化进程贡献了巨大的资金、人力资源和土地资源,同时乡村地区本身的现代化进程,包括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也成为我国整体的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得这种成就,与我们在设计乡村治理蓝图上坚持中央政策与地方经验、工业与农业、区域与整体发展、城市与乡村几个方面的互相协调,在施工上不断加强制度建设、组织建设,加强对乡村地区的财政支持,发动体制内外人力资源对乡村发展进行帮扶,在问题反馈与修缮上不断加强对施工过程的审查与考核,为施工者畅通反馈渠道,坚持“小修小补”与“大刀阔斧”并行等等分不开。当然,在这些方面也还存在诸多问题,在未来的乡村治理过程中,我们需要继续从蓝图、施工、修缮几个方面不断进行完善。
阳斌[6]（2019）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已成为党、国家和社会的共识,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微观组成部分,其精神内涵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保持共性。乡村治理在治理价值上强调多元、合作、参与、法治、规范等多维追求,在治理目标上追求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意味着对传统的、行政主导的一元式权威治理模式进行变革,主张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建立一个多元主体协商、合作、互补的治理体系,这一体系不仅包含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府等核心公共权威组织,也包含事实上参与乡村治理过程的内生或外来的村民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市场组织、民间权威及广大人民群众等主体与力量,实现不同治理要素的良性互动,发挥多维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综合效用,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形成更具包容性的乡村建设合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则主要强调基层公共权威组织按照法治、透明、回应、责任、有效、廉洁、公正等价值追求进行改造与重塑,建立更为宽松的乡村治理外部环境,在开放与协商中实现乡村治理的民主性建设任务,以促成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完成。本文采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将乡村治理纳入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视野中考察。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开始肩负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重任,“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双重建设目标成为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追求。对此,中国共产党围绕“耕者有其田”进行了漫长的革命探索,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政社合一”的国家整合治理模式逐渐形成,农村以整体的力量支持国家经济的复苏与发展,但“人民公社”的管控模式使农村发展逐渐失去生机与活力。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开始对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深刻的反思,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拉开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序幕,将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并以农村为突破点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于1982至1986连续5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涉及农村农业发展,在农村经济领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使长久束缚于土地的各种乡村资源逐渐激活,农村社会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潜力;在农村政治领域进行“乡政村治”治理探索,将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紧密结合,不断促进基层民主与基层治理向前发展,使广大农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形成了一系列乡村治理思想。进入新世纪之后,特别是自2004年以来,党中央更是连续16年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强调,必须把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有效解决作为新时期全党的工作重点,可见,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乡村治理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40余年的改革开放促使农村各方面事业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治理成效的背后也面临诸多治理困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使我国农村不可逆转的走向了现代化道路,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流动速度加快,农民参与分享城市收益的路径越来越广阔,农村与城市的联系更加紧密,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村外主体参与到乡村治理过程之中,使得乡村治理的主体、客体及环境等方面开始发生变化,农村原有的利益格局开始处于变化与流动之中,全国绝大多数村庄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不同程度的衰败,农村基层治理出现诸多治理困境。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新时代乡村治理困境主要表现为乡村治理主体乏力,难以产生乡村治理合力;乡村治理资源消减,难以有效提供乡村治理的基础平台;基层公共权威组织治理手段策略化选择,难以回应乡村公共需求;乡村治理绩效徘徊不前,老百姓获得感不强;乡村利益格局持续分化,农村非均衡发展严重等。乡村治理困境的产生与“大国家、小社会”的社会形态紧密相关。从国家建构的现实运作逻辑看,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公共权威是推动乡村治理向前发展的动力引擎,但乡村社会内生活力的激发方式与程度明显不够,乡村社会的自治空间相对比较狭窄,而且,基层公共权威组织在乡村治理过程中面临人、财、物缺失的现实难题,严重影响其治理水平,在诸多自上而下的考评体制中,基层公共组织的理性选择方式则是“策略化选择”与“非正式运转”,这势必导致基层治理过程中民主化程度偏低,进而影响基层公共组织的治理能力提升。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群体分化已经产生,精英群体与普众群体在乡村治理中的行为表现及价值追求开始差异化呈现,乡村精英寻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普通大众对土地更加眷恋。务工群体与务农群体参与乡村治理的态度也存在明显的区别,务工群体整体表现为对乡村社会事务的默然冷对,留守务农群体整体表现为对乡村公共事务的坚守。同时,中国农村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也严重影响乡村治理的整体推进,城郊农村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惯性的碰撞中滋生出诸多新问题需要智慧回应,远郊农村的特色农业发展需要走“一村一品”之路。因此,乡村转型进一步加剧了乡村治理的内生复杂性,探寻新时代乡村治理困境产生的缘由需要从宏观的视角对其加以综合认识。新时代乡村治理需要以马恩经典理论为指导,加快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既要从马恩经典理论中汲取营养,又要解决探索过程中的具体问题,这既是一个理论依其自身规定性的逻辑展开过程,又是一个理论付诸于实践的社会运动过程。马克思主义运用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其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思想,对于全面分析当代中国农村改革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探索新时代乡村治理转型的科学道路,促进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等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本文在考察马恩关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基础地位、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促进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农业规模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等思想,列宁斯大林关于农业基础地位、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通过合作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等思想的基础之上,积极建构未来乡村治理的复合框架结构,力促乡村治理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我国正处于“民主国家”建构进程中,民主化建设已成为构建现代国家的必经环节。因此,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需要加强基层公共权威主体的规范性建设,通过厘清基层公共组织的角色与定位,实现权责对应,不断提升乡村治理能力,通过重新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破除基层治理传统行政模式的单维弊端,不断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积极构建“政党领导、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市场参与、社会协同”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乡村治理联动机制,形成乡村治理合力,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不同治理要素的良性互动,发挥多维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综合效用,在开放与协商中实现治理过程的民主性建设目标。
杨刚[7]（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乡镇政府行为及其解释 ——G省J镇的表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乡镇政府具有双重角色,既是国家行政管理的末梢,也是基层民间社会的缩影。因此,乡镇政府的不同行为既对国家行政、基层社会产生影响,也受到国家行政、基层社会的塑造。同时,在不同历史时期,乡镇政府的行为也会发生历时性地变迁。纵观学界关于乡镇行为的研究中,大多从“国家与社会”的视角就某一时间点（阶段）对乡镇政府行为进行分析讨论,研究的视角相对单一,很难从总体上把握乡镇政府的行为。然而,笔者在J镇的实地调研中发现,乡镇政府的行为除了自身的自主性影响外,还受到国家行政和基层社会的共同作用,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表现出不同的样态。因此,乡镇政府行为是受多重因素交织影响的,本文便是致力于从“横——纵”相结合的视角,具体地讨论和解释乡镇政府的行为。从横切面的角度来看,乡镇政府的行为受到国家行政、基层社会双重因素的共同塑造。国家行政的塑造作用主要表现在国家基层政权建设、财税体制对乡镇政府行为的塑造作用;基层社会的塑造作用主要表现为乡村关系、农村社会结构对乡镇政府行为的影响。从纵向历时性变迁的角度来看,分税制及税费改革是影响乡镇政府行为变迁的两个关键时间点,于是,将乡镇政府行为的历时性变迁划分为三个阶段:税改之前乡镇政府的“管制”行为（撤社建乡到分税制改革时期1983—1994年）;税改时期乡镇政府的“维稳”行为（分税制改革到取消农业税时期1994—2006年）;后税费时代乡镇政府的“服务”行为（2006年取消农业税至今）。“横——纵”相结合的视角便是将改革开放以来乡镇政府行为从纵向划分为三个时期,具体地分析横切面上国家基层政权建设、财税体制、乡村关系、农村社会结构等四个维度的具体形态及其变迁对乡镇政府行为和逻辑产生的影响。
季海赟[8]（2019）在《农村征地拆迁中乡镇政府角色分析 ——以Y镇H村征地拆迁为例》文中认为乡镇政府是中国政府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作为基层治理者,是国家与社会的连接点。在我国许多地区,乡镇政府依然承担着重要的政策执行功能,比如征地拆迁的城市化任务在全国很多地区仍然在持续执行,关于乡镇政府的研究依然有着较强的现实意义。本文采用官僚制—乡镇政府—乡村社会关系这一分析框架,研究了C市Y镇政府执行H村征地拆迁项目的过程,发现Y镇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面对税费改革后政权不完整、乡村社会失序以及自身行政伦理模糊这一尴尬处境的同时,又要完成各种指标考核时体现出的政权特性。研究发现Y镇政府无论是应对上级政府的考核、行政外部监督,或是基层执行矛盾,始终给自己的非正式行动一套合法化的程序,或者一套适合其身份的外衣。在应对上级政府考核时主要表现为追求项目执行的效率,这种效率追求在当前的形势下表现为一种基于程序正当化的非正式运作。乡镇政府实际上成为上级政府指标考核下的一个在形式上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应付者和表演者,其行政的合法性和公共性充斥着形式主义的色彩,根本目的是规避责任、完成考核目标,最终导致乡镇政府在基层治理中失去能动性,不能主动实现公共利益,甚至失去了其作为国家与社会连接点的对话功能。作为政权经营者的乡镇政府,在与上级政府和民间社会的博弈中,最终导致了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官僚制的技术治理逻辑难以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应当加强基层协商民主,这有助于乡镇政府作为一级政府,回归政府职能本位,提高基层治理绩效。
詹国辉[9]（2018）在《社会质量框架下乡村治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为高质量发展阶段,农村社会发展也到了此阶段。在改革开放的强力推动下,我国经过近40年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高速增长,取得了全球瞩目的成就,综合实力不断增强。2017年,经济总量迈上82万多亿元的新台阶,高居世界第二位。但同时应当看到高速发展背后的限度:一是从本质上讲,高速发展还是依靠拼资源拼消耗实现数量增长;二是无法有效满足乡村民众不断升级的现实需求,由此必须加快推进乡村治理的高质量发展。此外,对于乡镇基层政府而言,仍然面临着乡镇经济发展状况转型及乡村社会维稳压力,尽管代表国家力量的基层政府对乡村社会运行的干预及对乡村社会事务的大包大揽有所消退,但乡村治理质量尚未得到有效提升。究其原因在于基层政府的压力型体制,更多关注的是绩效考核的任务指标,尚未将主要精力集中到“乡村场域”内的与乡村切身利益相关的社会事务的治理以及乡村公共品的供给。基层层面缺乏必要的制度化分权机制,治理专业化和精细化程度不够,乡村社会的复杂性以及乡村事务治理的调整过度频繁,最终导致乡村社会的治理质量不能有效匹配当前乡村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形势。为此,本研究首先解构了当前乡村治理研究过渡关注数量层面上的局限性,随后基于社会质量理论视角建构出乡村治理的新理论框架,从制度支持、行动者以及四维结构要素等具体勾勒了乡村治理的社会质量图景架构,以期提升乡村治理的质量。本论文研究的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部分,这是本研究的开篇起点。一是基于相关的社会现象和背景,确定本研究的研究问题,从而明确选题的目的及其意义。二是确定研究对象后,着手对已有的研究展开文献综述的梳理,包括对已有成果展开形式上的考察,从国内外不同主题内容对乡村治理的研究进路展开述评,从而提出本研究的研究方向。三是阐明本研究的总体框架与逻辑思路,并指明相关的研究方法、研究创新与存在不足。第二章,“社会质量”理论是理解和爸释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一个新视角。本章主要提出“社会质量”理论这一新的研究视角并论证其与乡村治理研究的适切性。一是,探讨了社会治理从传统模式转向现代模式的内在逻辑,其内在始终秉持了从政府质量逻辑朝向社会质量的逻辑转向。二是,阐述了“社会质量”理论创生的时代背景、理论发展脉络、理论内核及内容体系,同时还论述了其与乡村治理的契合性,社会质量理论构成了“乡村治理”内生性诉求的理论先声与理论依据;三是,尝试性建构出乡村治理的“社会质量”新理论框架,从制度支持--行动者--四维结构要素等三方面内容型构出乡村治理的立体框架,以期为当下乡村治理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和有力的解释性框架。第三章,乡村治理的制度支持。本章节主要立足于乡村治理质量中的单一向度——制度支持的视角来厘清正式制度支持与非正式制度支持对乡村治理的内在影响机理。在应然层面上,以乡村基层政权组织和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为核心的正式制度支持型构出乡村制度支持的中心主义,而乡村宗族、乡村社会组织、合作社与乡村集体所型塑出的乡村内生的非正式制度弥补了政府中心主义的正式制度支持。而在实践中,乡村非制度化的策略运作的实践样态以及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相互妥协”诱致了乡村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非耦合性支持障碍。第四章,乡村治理行动者特征及其行动逻辑。本章节基于乡村治理中的另一向度——行动者视角来观察乡村行动者的特征及其行动逻辑互动与博弈。依据不同的历史阶段分析不同行动者及其行动逻辑,进而阐释其不同关系中差异化的行动者的利益选择和行动规律,最终刻画出不同行动者对乡村治理的影响效应。如上逻辑的陈述内在昭示了政府主导的隐性行动脉络,致使乡村其它主体（自治组织、社会本体以及市场主体）的外部缺陷,难以型构出乡村“社会性”。第五章,乡村治理的社会质量四维结构要素。本章是以社会质量理论框架内的四维象限结构要素（乡村社会经济保障、乡村社会凝聚、乡村社会包容、乡村社会赋权）来具体刻画出乡村治理的具体形态。通过梳理乡村治理质量提升的现实限度,发现乡村社会民生保障日渐匮乏、社会认同危机不断加剧、乡村社会排斥现象普遍存在、乡村民众自治能力的稍显不足。而问题的根源在于政策制度在地化实践的偏差、上传下达沟通机制不畅、乡村文化价值体系的失范、乡村民众参与能力的束缚等内外部因素的综合影响效应。第六章,乡村治理的保障路径。本章节通过制度耦合、主体互构与调适路径等三方面路径的设计,一是正式制度无法消弭非正式制度的运行空间,而非正式支持是正式制度“嵌入”的前提保障,由此有必要将正式与非正式制度进行深度融合,强化其两者间的互动均衡支持,进而相互架构出耦合性路径;二是凸显多元行动主体间的强强关系,同时保障建立在治理结构的互构行动,实现并构筑出行动者的互构路径;三是倡导乡村社会质量结构要素的嵌入路径,通过建立健全乡村社会经济保障网络、建构社会凝聚导向的社会政策体系、构造包容性社会政策促进乡村社会融合、创新乡村社会公众的参与方式,最终促进乡村社会治理质量的有序提升。第七章:结论与展望。一是对全文进行总结,得出研究结论。二是对乡村治理及乡村建设的未来研究指出了进一步研究方向,一方面,通过乡村社会建设的进程,把乡村社会场域空间内的全体乡村社会民众包容进来,追求乡村社会的共同治理目标。另一方面,在努力追求乡村社会质量和提升乡村社会福祉的同时,应警惕乡村社会转型和乡村社会制度重构的逆向风险。
陶郁,侯麟科,刘明兴[10]（2017）在《顶层设计、干部权威与越轨抗争——对中国农村信访潮的再反思》文中研究说明回顾农村税费改革对农村基层社会稳定状况的实际影响,对制定合理的维稳政策具有重要实践意义。基于全国代表性数据,本文分析了农村税费改革对信访态势的影响,提出了解释不同村庄间2003至2005年间信访态势差异的新框架。研究发现,无论在税费改革前后,基层财务和征地拆迁一直是诱发农村越轨抗争的主要因素,而税费负担对越轨抗争发挥了相对有限的刺激作用。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税费改革瓦解了一些村庄基层干部原本拥有的权威,如果这些村庄此前又经历过征地拆迁,矛盾隐患就会显现出来,问题就难以被解决在乡土社区内部,越级上访就会层出不穷。从政策角度来看,要想把旨在改善干群关系、促进社会稳定的顶层设计落到实处,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基层权威结构、避免颠覆性破坏基层既有秩序。
二、农村税费改革后的基层财政困境与对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农村税费改革后的基层财政困境与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2）我国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及评述 |
| 1.3.1 公共品内涵研究 |
| 1.3.2 公共品供给主体研究 |
| 1.3.3 农村公共品需求研究 |
| 1.3.4 农村公共品供给研究 |
| 1.3.5 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研究 |
| 1.3.6 研究评述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研究内容 |
| 1.6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农村公共品 |
| 2.1.2 农村公共品供给 |
| 2.1.3 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基于W-L模型的农村公共品最优供给 |
| 2.2.2 多中心治理理论 |
| 2.2.3 基于效率研究的福利经济学理论 |
| 第3章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逻辑与现实基础 |
| 3.1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逻辑起点 |
| 3.1.1 政府供给与政府失灵 |
| 3.1.2 市场供给与市场失灵 |
| 3.1.3 第三方供给与志愿失灵 |
| 3.1.4 农户参与 |
| 3.2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的现实基础 |
| 3.2.1 农村公共品供给总量不足且结构失衡 |
| 3.2.2 农村公共品需求日益增长且出现多元化态势 |
| 3.2.3 农村公共品供给地区差异明显 |
| 3.2.4 第三部门壮大 |
| 3.2.5 农民收入水平提高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的历史演进与现状考察 |
| 4.1 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发展历程 |
| 4.1.1 改革开放前中央“大统一”单一制农村公共品供给 |
| 4.1.2 改革开放至分税制改革中央地方分层的农村公共品供给 |
| 4.1.3 分税制改革后农村公共品供给 |
| 4.1.4 全面税改后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探索 |
| 4.2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种类多元化供给现状考察 |
| 4.2.1 生活服务型农村公共品 |
| 4.2.2 生产保障型农村公共品 |
| 4.2.3 发展促进型农村公共品 |
| 4.3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存在的主要问题 |
| 4.3.1 农村公共品供给总量不足且低质量 |
| 4.3.2 农村公共品供给结构失衡且模式单一 |
| 4.3.3 农村公共品供给碎片化 |
| 4.3.4 农村公共品供给区域间失衡 |
| 4.3.5 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错位 |
| 4.4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种类多元化供给问题的成因分析 |
| 4.4.1 农村公共品需求日益增长且出现多元化态势 |
| 4.4.2 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不健全 |
| 4.4.3 农村公共品供给单向决策限制 |
| 4.4.4 农村公共品供给过程缺乏监管不到位 |
| 4.4.5 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权责划分不明确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效率测算、演化趋势和影响因素研究 |
| 5.1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效率测算 |
| 5.1.1 研究方法 |
| 5.1.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
| 5.1.3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测算 |
| 5.1.4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区域异质性分析 |
| 5.2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效率的时间演化趋势 |
| 5.2.1 研究方法 |
| 5.2.2 研究期间划分 |
| 5.2.3 核密度估计结果分析 |
| 5.3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结构效率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 |
| 5.3.1 结构效率空间理论模型 |
| 5.3.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
| 5.3.3 农村公共品供给-结构效率测算分析 |
| 5.3.4 农村公共品供给-结构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案例分析 |
| 6.1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模式应用及分析 |
| 6.1.1 政府—市场—农民供给模式:以“珙县农村修路”为例 |
| 6.1.2 村集体—政府—市场供给模式:以“万春镇L村路灯维护”为例 |
| 6.1.3 政府—自治组织—私人部门供给模式:以“和顺镇H村图书馆建设”为例 |
| 6.1.4 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模式评价 |
| 6.2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绩效评价:以“农贷通”为例 |
| 6.2.1 “农贷通”平台介绍 |
| 6.2.2 数据来源与样本介绍 |
| 6.2.3 “满意度评价内容与基本情况 |
| 6.2.4 “农贷通”平台满意度综合评价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的国际经验借鉴 |
| 7.1 主要发达国家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模式 |
| 7.1.1 美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模式 |
| 7.1.2 德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模式 |
| 7.1.3 日本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模式 |
| 7.1.4 韩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模式 |
| 7.2 主要发达国家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的共性与差异 |
| 7.2.1 主要发达国家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的共性 |
| 7.2.2 主要发达国家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的差异 |
| 7.3 主要发达国家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的借鉴与启示 |
| 7.3.1 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构建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制度体系 |
| 7.3.2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健全农村合作组织体系 |
| 7.3.3 多主体筹措资金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建议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配套制度设计 |
| 8.2.1 构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体系 |
| 8.2.2 明确农村公共品供给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8.2.3 引导非营利组织与村级组织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 |
| 8.2.4 强化农民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主体地位 |
| 8.2.5 优化激励机制设计,健全农村公共品质量监管体系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读博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3）制度能力、合作水平与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研究 ——基于黄河灌区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农田灌溉系统运行低效事实 |
| 1.1.2 农田灌溉系统运行低效根源 |
| 1.1.3 现有理论对农田灌溉低效解释乏力 |
| 1.1.4 制度能力与合作为农田灌溉治理提供全新视角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1 国外研究动态 |
| 1.3.2 国内研究动态 |
| 1.3.3 文献述评 |
| 1.4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论文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农田灌溉系统 |
| 2.1.2 农田灌溉治理 |
| 2.1.3 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 |
| 2.1.4 村庄制度能力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公共事务治理理论 |
| 2.2.2 集体行动理论 |
| 2.2.3 公共池塘资源理论 |
| 2.2.4 制度能力理论 |
| 2.3 制度能力、合作水平与农田灌溉治理机理分析 |
| 2.3.1 研究视角的再阐释 |
| 2.3.2 作用机理分析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农田灌溉治理的制度演进与现状分析 |
| 3.1 农田灌溉系统治理制度历史演进 |
| 3.1.1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田灌溉管理 |
| 3.1.2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农田灌溉管理 |
| 3.1.3 分税制时期的农田灌溉管理 |
| 3.1.4 税费改革后的农田灌溉管理 |
| 3.1.5 水利设施市场化改革后的多元治理 |
| 3.2 资料来源与样本描述 |
| 3.2.1 资料来源 |
| 3.2.2 样本描述 |
| 3.3 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现状分析 |
| 3.3.1 农户对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的认知 |
| 3.3.2 农户参与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的水平 |
| 3.3.3 农田灌溉系统的治理效果 |
| 3.4 农田灌溉系统治理中存在的现实问题 |
| 3.4.1 农户灌溉意愿表达程度较低 |
| 3.4.2 农户参与治理积极性不高 |
| 3.4.3 农田灌溉用水效率较差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制度能力、合作水平及绩效测度与分析 |
| 4.1 制度能力与合作水平的指标体系 |
| 4.1.1 数据说明 |
| 4.1.2 指标设计原则 |
| 4.1.3 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2 制度能力与合作水平的测度及分析 |
| 4.2.1 制度能力与合作水平测度方法 |
| 4.2.2 制度能力与合作水平测度结果 |
| 4.2.3 制度能力与合作水平特征分析 |
| 4.3 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评价及分析 |
| 4.3.1 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评价体系 |
| 4.3.2 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评价方法 |
| 4.3.3 农田灌溉系统评价结果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制度能力、合作水平对农田灌溉系统供给的影响 |
| 5.1 问题提出 |
| 5.2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说 |
| 5.2.1 农田灌溉系统供给分析框架 |
| 5.2.2 制度能力与农田灌溉系统供给 |
| 5.2.3 合作水平与农田灌溉系统供给 |
| 5.2.4 制度能力与合作水平的交互作用 |
| 5.3 变量说明、研究方法 |
| 5.3.1 变量说明 |
| 5.3.2 研究方法 |
| 5.4 制度能力、合作水平对农田灌溉系统供给影响分析 |
| 5.4.1 制度能力对农田灌溉系统供给影响 |
| 5.4.2 合作水平对农田灌溉系统供给影响 |
| 5.4.3 交互项的影响效应分析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制度能力、合作水平对农田灌溉用水秩序的影响 |
| 6.1 问题提出 |
| 6.2 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说 |
| 6.2.1 制度能力与秩序 |
| 6.2.2 合作与秩序 |
| 6.2.3 研究假说 |
| 6.3 变量说明、研究方法 |
| 6.3.1 变量说明 |
| 6.3.2 研究方法 |
| 6.4 研究变量分析与检验 |
| 6.4.1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6.4.2 量表信度效度检验 |
| 6.5 制度能力、合作水平对农田灌溉秩序影响检验 |
| 6.5.1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及回归分析 |
| 6.5.2 中介效应检验 |
| 6.5.3 回归分析和调节效应检验 |
| 6.6 稳健性检验 |
| 6.7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制度能力、合作水平对农田灌溉治理绩效的影响 |
| 7.1 问题提出 |
| 7.2 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说 |
| 7.2.1 农田灌溉治理绩效分析框架 |
| 7.2.2 制度能力与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 |
| 7.2.3 合作水平与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 |
| 7.2.4 合作水平的调节作用 |
| 7.3 变量说明、研究方法 |
| 7.3.1 变量说明 |
| 7.3.2 研究方法 |
| 7.4 制度能力、合作水平对农田灌溉治理绩效影响实证分析 |
| 7.4.1 制度能力对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效应 |
| 7.4.2 合作水平对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效应 |
| 7.4.3 制度能力、合作水平对农田灌溉治理绩效的影响路径分析 |
| 7.5 稳健性检验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未来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强化农户对农田灌溉系统的认知 |
| 8.2.2 完善农户参与农田灌溉的机制 |
| 8.2.3 健全基层农田灌溉管理组织 |
| 8.2.4 加强村庄制度能力建设 |
| 8.2.5 提升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水平 |
| 8.2.6 创新农田灌溉系统管理模式 |
| 8.3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4）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基本理论分析 |
| 一、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一)乡镇政府、政府能力与公共服务 |
| (二)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与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 |
| (三)乡村振兴战略 |
| 二、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市场失灵理论和政府失灵理论 |
| (二)公共产品提供和生产分离理论 |
| (三)服务型政府理论 |
| (四)治理和善治理论 |
| 三、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 |
| (一)是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 |
| (二)是推动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 |
| (三)是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由之路 |
| 第二章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的构建 |
| 一、构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的依据 |
| (一)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内部结构 |
| (二)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外显结构 |
| 二、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形成的要素条件 |
| (一)体制性要素 |
| (二)制度性要素 |
| (三)主体性要素 |
| (四)策略性要素 |
| 三、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的构建 |
| (一)基于结果的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构建 |
| (二)基于过程的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构建 |
| 第三章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存在的问题及归因 |
| 一、调查数据和资料的来源 |
| (一)问卷调查 |
| (二)访谈调查 |
| (三)实地调查 |
| 二、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发展现状的考察 |
| (一)对农民群体公共服务需求的考察 |
| (二)基于满意度的公共服务能力考察 |
| (三)基于供给过程的公共服务能力考察 |
| 三、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的综合表现 |
| (一)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总量不足 |
| (二)服务供给内容的结构性失衡 |
| (三)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认知模糊 |
| (四)脱离农村基层社会实际需要 |
| (五)应对服务需求升级能力不足 |
| 四、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的归因分析 |
| (一)乡镇政府发展定位不明确 |
| (二)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不匹配 |
| (三)人才管理制度机制不完善 |
| (四)政府绩效考评机制不合理 |
| (五)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不科学 |
| 第四章 国内外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改革实践与经验启示 |
| 一、国内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改革实践 |
| (一)“政务中心”:公共服务集约化改革 |
| (二)“以钱养事”: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 |
| (三)“民主恳谈”:公共服务民主化改革 |
| (四)“互联网+”:公共服务信息化改革 |
| 二、国外提升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改革实践 |
| (一)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 |
| (二)地方政府分权化改革 |
| (三)公共服务社会化改革 |
| 三、国内外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经验启示 |
| (一)优化乡镇政府的组织结构 |
| (二)促进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 |
| (三)合理划分政府间权责关系 |
| (四)积极培育服务类社会组织 |
| 第五章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对策探讨 |
| 一、乡村振兴战略对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目标要求 |
| (一)加快推进服务型乡镇政府建设 |
| (二)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 (三)满足农民群众多元利益诉求 |
| (四)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全面脱贫 |
| 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
| (一)以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为核心 |
| (二)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前提 |
| (三)以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为准则 |
| (四)以城乡统筹融合发展为宗旨 |
| 三、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策略 |
| (一)推进乡镇行政体制改革 |
| (二)完善公共财政管理体制 |
| (三)加强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
| (四)革新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
| (五)探索多元服务供给模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校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5）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的工程逻辑研究 ——基于权力运行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分析 |
| 三、分析框架:乡村治理的工程逻辑 |
| 四、研究方法、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二章 工程初兴:村民自治与乡村治理体系的变革1978-1990 |
| 第一节 蓝图:乡政村治格局的初步建立 |
| ―、自下而上的生成逻辑：村民自治的发生及其案例 |
| 二、自上而下的推动逻辑：国家的视角与髙层政治精英的推动 |
| 第二节 施工:乡政村治格局与乡村权力结构变迁 |
| 一、乡政村治格局下的治理任务与施工者 |
| 二、乡政村治格局下的乡村治理工程的施工过程 |
| 第三节 问题反馈与修缮 |
| 一、农村经济发展问题 |
| 二、两委矛盾问题 |
| 三、乡村矛盾问题 |
| 四、干群矛盾问题 |
| 五、宗族的复兴 |
| 六、伦理危机初显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三章 工程困境:“三农”问题与乡村治理的徘徊1990-2002 |
| 第一节 蓝图:莱西会议与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目标确立 |
| 一、加强以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 |
| 二、通过树立“先进典型”推动村民自治深化发展 |
| 第二节 施工：乡村权利结构的进一步变迁 |
| 一、治理任务及其施工者 |
| 二、施工过程：乡村权利主体的互动 |
| 第三节 问题反馈与修缮 |
| 一、“农业真危险”:农业经济发展困境 |
| 二、“农民真苦”:税费增长与农民抗争 |
| 三、“农村真穷”:城市化进程、农地征用与乡村利益共同体的形成 |
| 四、乡村治理内卷化 |
| 五、宗族问题的消长 |
| 六、乡村伦理危机加剧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四章 工程调整: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治理的逻辑转换2002-2012 |
| 第一节 蓝图:由税费改革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
| 一、税费改革与农业税的废除 |
|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兴起 |
| 三、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政策 |
| 第二节 施工: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权力结构与乡村治理 |
| 一、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任务及其施工者 |
| 二、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工程的施工过程 |
| 第三节 问题反馈与修缮 |
| 一、项目制下的治理困境 |
| 二、农业发展若干问题 |
| 三、农村生态环境问题 |
| 四、乡村伦理危机的演进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五章 工程加速: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与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2012-2018 |
| 第一节 蓝图:由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到乡村振兴战略 |
| 一、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
| 二、乡村振兴战略与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 |
| 第二节 施工:新时代的乡村权力结构与乡村治理 |
| 一、新时代的乡村治理任务及其施工者 |
| 二、新时代乡村治理工程的施工过程 |
| 第三节 问题反馈与修缮 |
| 一、精准扶贫下的治理困境 |
| 二、村级组织建设困境 |
| 三、农业发展若干问题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 |
| 一、40年乡村治理取得的成就、经验与存在的不足之处 |
| 二、工程分析框架对于农村研究的必然性与可行性 |
| 三、乡村治理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文献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关于乡村治理的研究 |
| 1.3 研究的基本思路、重难点和创新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重点和难点 |
| 1.3.3 研究创新点 |
| 1.3.4 研究方法 |
| 1.4 相关概念界定 |
| 1.4.1 治理 |
| 1.4.2 乡村治理 |
| 第2章 马克思主义关于乡村治理的理论渊源 |
| 2.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思想 |
| 2.1.1 关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基础地位的思想 |
| 2.1.2 关于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促进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思想 |
| 2.1.3 关于农业规模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思想 |
| 2.1.4 关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思想 |
| 2.2 列宁、斯大林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思想 |
| 2.2.1 关于农业基础地位的思想 |
| 2.2.2 关于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思想 |
| 2.2.3 关于通过合作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思想 |
| 2.2.4 关于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思想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思想的探索发展 |
| 3.1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乡村建设思想 |
| 3.1.1 以“耕者有其田”为目标的乡村探索思想 |
| 3.1.2 “政社合一”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整合思想 |
| 3.2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思想 |
| 3.2.1 邓小平农村农业改革与发展的相关思想 |
| 3.2.2 “三个代表”引领下的农村建设思想 |
| 3.2.3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新农村建设相关思想 |
| 3.2.4 习近平乡村振兴相关思想 |
| 3.3 中国共产党加强乡村治理取得的成效 |
| 3.3.1 乡村治理领导地位得以巩固 |
| 3.3.2 乡村治理依靠力量得以凝聚 |
| 3.3.3 乡村治理物质基础得以夯实 |
| 3.3.4 乡村治理外部条件得以保障 |
| 3.3.5 乡村治理建设热情得以激发 |
| 第4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困境分析 |
| 4.1 乡村治理主体的乏力共生 |
| 4.1.1 村内外居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融合困境 |
| 4.1.2 村干部亲“政务”疏“村务”的身份冲突 |
| 4.1.3 基层政权参与乡村治理的角色错位 |
| 4.2 乡村治理资源的张力运转 |
| 4.2.1 乡村治理财力整体匮乏 |
| 4.2.2 乡村治理项目非专项运行 |
| 4.2.3 乡村土地资源非集约利用 |
| 4.3 乡村治理手段的策略化选择 |
| 4.3.1 乡镇掌控基层民主意图时有突显 |
| 4.3.2 乡村治理文牍主义偶有蔓延 |
| 4.3.3 乡村干部维稳追求单维可控 |
| 4.4 乡村治理绩效的离散趋向 |
| 4.4.1 乡村公共产品自主供给低效 |
| 4.4.2 乡村公共文化原子化呈现 |
| 4.4.3 乡村共同体凝聚力下降 |
| 4.5 乡村利益格局的持续分化 |
| 4.5.1 村民利益分配非均衡发展 |
| 4.5.2 乡村利益主体持续动态博弈 |
| 第5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困境之缘由阐释 |
| 5.1 现代国家建构视阈下的乡村治理张力缘由 |
| 5.1.1 现代国家建构背景下的整合与释放 |
| 5.1.2 冲突与博弈:乡村治理的国家建构张力 |
| 5.1.3 缺失与紧张:基层政权的“非正式运转”逻辑 |
| 5.2 社会分化视阈下的乡村治理群体分层影响 |
| 5.2.1 改革开放后乡村治理群体的非充分发展 |
| 5.2.2 精英与能人: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理性小农 |
| 5.2.3 普众与老弱:乡村治理过程中的边缘群体 |
| 5.3 社会化小农视阈下的乡村治理态度影响维度 |
| 5.3.1 社会交互进程中的小农货币约束 |
| 5.3.2 进城与务工:乡村公共事务无暇关注 |
| 5.3.3 留守与务农:乡村振兴的中坚守望 |
| 5.4 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场域影响维度 |
| 5.4.1 中国城乡融合发展历程 |
| 5.4.2 近郊农村:城市冲击与乡村惯性的张力场域 |
| 5.4.3 远郊农村:传统种植与特色农业的本色使命 |
| 第6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体制创新路径 |
| 6.1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的框架建构 |
| 6.1.1 确立乡村治理的振兴愿景 |
| 6.1.2 探索乡村治理的自治路径 |
| 6.1.3 健全乡村治理的法治保障 |
| 6.1.4 挖掘乡村治理的德治内核 |
| 6.2 基层党组织统领乡村治理的地位强化 |
| 6.2.1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乡村经济建设的引领者 |
| 6.2.2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农村政治发展的推动者 |
| 6.2.3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乡村和谐社会的护航者 |
| 6.2.4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美丽乡村的建设者 |
| 6.2.5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促进者 |
| 6.3 基层政府主导乡村治理的职能完善 |
| 6.3.1 基层政府职能的时代型塑 |
| 6.3.2 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的高效提升 |
| 6.3.3 “乡政”与“村治”指导关系的理顺 |
| 6.4 市场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资源延伸 |
| 6.4.1 农村资源要素的市场蝶变 |
| 6.4.2 市场力量参与乡村治理的平台搭建 |
| 6.4.3 积极构建市场导向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
| 6.5 民间社会组织协同乡村治理的活力释放 |
| 6.5.1 民间社会组织与基层权威系统的双维均衡 |
| 6.5.2 民间社会规范与正统制度体系的治理包容 |
| 6.5.3 民间社会组织促进乡村治理的空间延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7）改革开放以来乡镇政府行为及其解释 ——G省J镇的表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理论意义 |
| (三) 现实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管制”:税改前的乡镇政府行为(1983-1994) |
| 一、乡镇制度建立与治理方式延续 |
| (一) J镇政府的成立 |
| (二) 路径依赖:公社制度的延续 |
| 二、财政包干:税改前的乡镇财税体制改革 |
| 三、管控型的乡村关系 |
| (一) 制度变革:村民自治的初探 |
| (二) 制度文本与现实实践的张力 |
| 四、总体性的农村社会结构 |
| (一) 一体化的农村社会结构 |
| (二) “离土不离乡”的人口流动 |
| 五、小结 |
| 第三章 “维稳”:税改时期的乡镇政府行为(1994-2006) |
| 一、乡镇角色转换与职能调整 |
| (一) 一元化权力格局的强化 |
| (二) “谋利”型角色的扮演 |
| (三) “任务”型角色的凸显 |
| 二、“空壳化”:税费改革下的乡镇财政 |
| (一) 财政缺口:地方财政的收与支 |
| (二) 乡镇自主性:开源“补缺” |
| (三) 债台高筑:乡镇政权的“无奈之举” |
| 三、共谋型的乡村关系 |
| (一) “乡政村治”格局的形成 |
| (二) 乡—村的“共谋” |
| 四、分化中的农村社会结构 |
| (一) 户籍制度的变革 |
| (二) 家庭结构的变迁 |
| (三) 农民传统信仰的复兴 |
| 五、小结 |
| 第四章 “服务”:后税费时代的乡镇政府行为(2006-) |
| 一、服务型政府与乡镇机构改革 |
| (一) 乡镇机构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型 |
| (二) 新农村建设与统筹城乡发展 |
| (三) 服务型政府:基层政权建设的新方向 |
| 二、乡财县管:后税费时代的乡镇财政 |
| 三、民主合作型的乡村关系 |
| (一) 乡镇控制能力的弱化 |
| (二) 村民自治的成长 |
| (三) 民主与合作的乡村关系 |
| 四、疏离化的农村社会结构 |
| (一) 利益导向:多元化的农村社会 |
| (二) 空心化:乡村治理的瓶颈 |
| (三) 公共性的衰败 |
| 五、小结 |
| 第五章 总结与讨论 |
| 一、总结 |
| 二、乡镇政府行为的演进规律 |
| (一) 乡村关系的规划式变迁 |
| (二) 权力逐步规范并收拢至县级 |
| (三) 演进路径有很强的路径依赖特点 |
|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乡镇政府行为的展望 |
| (一) 项目制治理逻辑凸显 |
| (二) 管理职能的规范与社会服务职能的扩展 |
| (三) 乡村关系进一步民主和平等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农村征地拆迁中乡镇政府角色分析 ——以Y镇H村征地拆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乡镇政府的角色研究回溯 |
| 1.2.2 关于乡镇政府角色成因的研究回溯 |
| 1.2.3 关于征地拆迁中乡镇政府角色及成因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内容结构 |
| 1.5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2 概念阐释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阐释 |
| 2.1.1 农村征地拆迁 |
| 2.1.2 乡镇政府 |
| 2.2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2.1 行政发包制理论 |
| 2.2.2 街头官僚理论 |
| 3 Y镇政府实施征地拆迁的背景与基本情况 |
| 3.1 农村征地拆迁实施现状 |
| 3.1.1 中国农村征地拆迁的政策法律背景与实施现状 |
| 3.1.2 Y镇农村征地拆迁的政策法律背景与决策-执行模式 |
| 3.2 Y镇 H村乡村社会的现状 |
| 3.2.1 农民的抗争现状 |
| 3.2.2 基层民主自治制度实施现状 |
| 3.2.3 乡村价值观念变迁 |
| 4 Y镇H村征地拆迁案例 |
| 4.1 矛盾触发期:C市取消宅基地安置的首个项目落地 |
| 4.2 矛盾升级期:政策执行中的反复博弈 |
| 4.2.1 农民抗争团体的形成与消解 |
| 4.2.2 多元主体扰动政策执行 |
| 4.2.3 乡镇政府对农民抗争的回应 |
| 4.3 矛盾僵化期:乡镇政府和农民均陷入消极拖延状态 |
| 5 征地拆迁中Y镇政府的经营性角色 |
| 5.1 乡镇政府的政权经营需求 |
| 5.1.1 追求政绩 |
| 5.1.2 实现村民利益 |
| 5.1.3 政权经营需求 |
| 5.2 乡镇政府的政权经营逻辑 |
| 5.2.1 高效执行:打破政策执行僵局 |
| 5.2.2 避免问责:“依法”应对村民抗争 |
| 5.2.3 难以实现公共利益 |
| 5.3 乡镇政府政权经营的结果分析 |
| 6 Y镇政府经营性角色形成的原因分析 |
| 6.1 Y镇政府官僚体制不完善 |
| 6.1.1 上级政府政策与考核指标缺少现实适用性 |
| 6.1.2 上级政府政策指令的模糊性 |
| 6.1.3 基层政府监管难题 |
| 6.2 Y镇镇政府处境尴尬 |
| 6.2.1 Y镇政府有限的自由裁量权 |
| 6.2.2 客观存在的自利空间和需求 |
| 6.2.3 行政价值观念模糊 |
| 政策建议与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9）社会质量框架下乡村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述评: 一个关于乡村治理的理论概括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研究述评与本研究的定位 |
| 第三节 研究问题与研究框架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框架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三、可能的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社会治理的逻辑转向: 从政府质量到社会质量 |
| 一、政府质量: 传统社会治理的逻辑取向 |
| 二、社会质量: 复杂条件下社会治理的逻辑取向 |
| 三、基于社会质量框架下的社会治理创新要求 |
| 第二节 社会质量: 发展社会学下的新理论 |
| 一、理论创生背景 |
| 二、理论溯源 |
| 三、理论内核及内容体系 |
| 第三节 社会质量: 乡村治理的新分析框架 |
| 一、制度支持 |
| 二、行动者 |
| 三、四维结构要素 |
| 第三章 乡村治理的制度支持: 正式与非正式支持 |
| 第一节 正式制度: 乡村制度支持的中心主义 |
| 一、基层政权的组织基础 |
| 二、公共服务的供给体系 |
| 第二节 非正式制度: 乡村“内生性支持” |
| 一、宗族 |
| 二、乡村组织 |
| 三、合作社与集体行动 |
| 第三节 非耦合性支持: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不均衡互动 |
| 一、非制度化的策略运作: 乡村治理的实践样态 |
| 二、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相互妥协” |
| 第四章 乡村治理行动者的特征及治理逻辑 |
| 第一节 计划体制时期乡村行动者的政经统合 |
| 一、公社制度为主导的行动载体 |
| 二、政治运动式治理为特色的实践模式 |
| 三、政经统合下的乡村治理逻辑 |
| 第二节 经济转型时期乡村行政者的逐利导向 |
| 一、乡村主体的逐利交织网络 |
| 二、积极转型及压力型体制下的“指标”治理 |
| 三、逐利导向下的乡村治理逻辑:基层政治竞标赛 |
| 第三节 政府主导模式的治理限度 |
| 一、村民组织的自治能力羸弱 |
| 二、乡村市场主体活力未能充分发挥 |
| 三、乡村社会组织的“社会性”建构的缺失 |
| 第五章 乡村治理的社会质量四维结构要素 |
| 第一节 结构性要素 |
| 一、乡村社会经济保障 |
| 二、乡村社会凝聚 |
| 三、乡村社会包容 |
| 四、乡村社会赋权 |
| 第二节 结构要素下乡村治理的限度 |
| 一、乡村社会民生保障的不平衡 |
| 二、乡村社会认同危机不断加剧 |
| 三、乡村社会排斥现象仍显普遍 |
| 四、乡村民众自治能力稍显羸弱 |
| 第三节 乡村治理的困顿之源 |
| 一、政策制度在地实践的偏差 |
| 二、上传下达沟通机制的阻塞 |
| 三、乡村文化价值体系的失范 |
| 四、乡村民众参与能力的束缚 |
| 第六章 乡村治理路径:制度耦合、主体互构与调适路径 |
| 第一节 耦合路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相互型构 |
| 一、正式制度无法消弭非正式制度的运行空间 |
| 二、非正式支持是正式制度“嵌入”的前提保障 |
| 三、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深度融合 |
| 四、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耦合性支持 |
| 第二节 乡村行动者的主体互构路径 |
| 一、治理主体间的互构 |
| 二、治理结构的互构行动 |
| 第三节 调适路径: 社会质量要素的嵌入 |
| 一、建立健全乡村社会经济保障网络 |
| 二、建构社会凝聚导向的社会政策体系 |
| 三、构建包容性社会政策促进乡村社会融合 |
| 四、创新乡村社会民众的参与方式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结论 |
| 第二节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情况 |
| 后记 |
（10）顶层设计、干部权威与越轨抗争——对中国农村信访潮的再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 1 引言 |
| 2 税费改革对中国农村的影响 |
| 3 关于税费改革对农村信访形势影响的既有解释及未尽之处 |
| 4 征地、权威瓦解与税费改革后基层信访形势变化的村间差异 |
| 4.1 对改革前基层干部权威状况的界定和测量 |
| 4.2 对税费改革后基层信访形势变化村间差异的分析 |
| 4.3 对实证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
| 4.3.1 基层权威状况能否单独解释税费改革后越级上访变化程度的村间差异 |
| 4.3.2 对税费改革前村庄信访态势影响因素的分析 |
| 5 结论 |
四、农村税费改革后的基层财政困境与对策（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期乡镇财政改革研究[D]. 刘庆. 西华师范大学, 2021
- [2]我国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研究[D]. 严宏. 西南大学, 2021(05)
- [3]制度能力、合作水平与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研究 ——基于黄河灌区的实证分析[D]. 王博.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
- [4]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D]. 郜清攀.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5]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的工程逻辑研究 ——基于权力运行的视角[D]. 田野.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6]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D]. 阳斌.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3)
- [7]改革开放以来乡镇政府行为及其解释 ——G省J镇的表述[D]. 杨刚.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8]农村征地拆迁中乡镇政府角色分析 ——以Y镇H村征地拆迁为例[D]. 季海赟. 南京理工大学, 2019(06)
- [9]社会质量框架下乡村治理研究[D]. 詹国辉.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8)
- [10]顶层设计、干部权威与越轨抗争——对中国农村信访潮的再反思[J]. 陶郁,侯麟科,刘明兴. 公共管理学报, 201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