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陶氏——平衡广纳财源（论文文献综述）
金小米[1]（2021）在《唐后期宦官使职财权研究》文中认为唐后期宦官的使职财权,指安史之乱以后宦官通过担任使职直接或间接在财政收支运行过程中掌握的权力。唐代宦官掌握财权上可追溯至武周时期,下至昭宗天复三年（903）朱全忠尽诛宦官。唐后期宦官财权包括内诸使司系统内的宦官财权和内诸使司系统外的宦官财权两大类。内诸使司系统之内,宦官使职财权主要集中在内廷供御方面,包括内仓廪管理、官有庄宅及宫苑土地园林管理、马匹牛羊鹰犬蓄养管理、内廷修造、宫中器玩服饰造作、宫廷物资采买等相关财权。内诸使司系统以外,宦官更多凭借其掌握的其他权力间接取得财权,更多涉及国家财政方面,主要分布在军事、宗教、税收、贸易四个领域。唐后期宦官财权的发展演变过程可分为三个时期:武周至代宗时期（684-779）宦官财权在内廷供御领域首先发展起来;德宗至文宗时期（780-840）宦官内廷供御财权继续发展,甘露之变后已基本上全归宦官,宦官财权还在军权扩张的基础上实现了自内廷向京畿地区及地方藩府之突破;武宗至昭宗时期（841-903）宦官开始干涉军粮转运、赋税征收等事务,其财权在职能范围上实现了自内廷供御向外朝国用之突破。总体而言,唐后期宦官财权具有自中央向地方、自内廷向外朝发展的趋势。宦官财权作为宦官整体权力组成部分之一,其发展过程中亦受到南衙与北司之争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对宦官内库财权及宦官势力在三司财政领域发展的影响。北司宦官凭借内库财政的发展与国库争夺进奉,并以交结三司财官等方式间接干涉盐铁、度支、盐铁三司国家财政,南衙宰相则反对进奉入内库,并以宰相直接兼判三司等方式加强对三司财政机构的控制,间接遏制宦官在国家财政领域的发展。与唐前期宦官仅掌中藏宝货管理出纳相比,唐后期宦官财权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若在唐后期内外二重财政格局下将宦官与外朝官的使职财权进行对比,则发现宦官使职财权具有未能形成自中央至地方财务行政体系、多执行权而少决策权、理财专业性不强等三个特点,由此可见宦官使职财权实际上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宦官理财尚未能形成体系。
年玥[2]（2019）在《承德避暑山庄风水形势论与理气论合局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避暑山庄属皇家行宫园林,是皇家园林的重要组成。避暑山庄注重实用功能的设计思想,是皇家造园思想的典范。研究避暑山庄中的风水蕴含,从风水的角度对古典园林进行研究,推动了园林风水的深入研究。本文从理法论和形势论角度出发,探讨风水文化在避暑山庄园林布局营建过程中发挥的作用。首先论述数、理思想在避暑山庄中的体象之意,探寻山庄的布局模式与天上的星象联系感应,以强调皇权帝位的象天法地思想。再以龙砂、水、穴、向五个形势论原理着手,结合实例进行风水解析。在探寻园中园与水口园风水局的风水文化应用时,从风水格局、水系布局、龙砂环境及建筑朝向等形势派五个重要组成进行风水文化解读。同时配合风水理论中理气派最主要的四种门派:八宅风水、乾坤国宝、三合风水、玄空飞星进行合局验证。通过现场调研绘制平面图,结合罗盘确定方位,通过风水理论的形势派和理气派验证避暑山庄是否合局。从造园文化出发,结合园林要素,以平面测绘图为基础,蕴含的风水文化内涵。通过探究避暑山庄的风水文化,可以更加深入的了解皇家园林在选址、造园等方面的考量,也对中国古典园林的研究提供新的角度和借鉴。本文的研究不是对历史史料和成果的概括,而是通过新的角度审视中国古典园林。通过全新的角度认知避暑山庄在选址、营造方面文化的考量。是对其他避暑山庄研究的扩展,也是探究风水文化在中国古典园林中清晰化和理论化的表现。
朱江华[3]（2018）在《民国时期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研究（1912-1944年）》文中研究指明民国时期是我国近代以来新一轮边疆危机加剧的历史时段。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地处西北边陲的新疆虽然不受中央政府的实力控制,但仍然与中央保持着若即若离之关系。作为地方实力派的新疆各届地方政府之所以能够在全国局势动荡之中,不同程度地维持边疆社会的稳定和促进了国家安全,教育施政是极其重要的关键所在。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三届地方政府的教育施政,不仅事关新疆地方教育事业发展,更关乎边疆政治的成败,甚至影响到整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因此,教育服务于政治是有关民国新疆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着眼点,教育施政由此作为一个历史事实进入本研究的视野。本研究在大量查阅历史文献的基础上,以边政学、教育政治学、教育问题史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以“民国时期新疆地方政府的教育施政对维持新疆地方稳定和国家整体安全所发挥的正反两方面作用”为主线,以民国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所处的政治及历史背景、主政者教育施政的观念或态度、民汉教育的措置、教育的边疆安全与发展二重属性权衡、教育的央地关系把握为五条逻辑分线索梳理和呈现历史。为增强研究的生动性,本研究还运用个案研究手段以及史论结合原则,一方面将历史与现实对接,得到历史借鉴意义和引起现实反思;另一方面剖析三届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得失,进行优劣比较和原因分析。最后,从历史发展中得出经验启示,同时进行研究的前瞻性探讨。依据这一思路展开研究,形成的主要观点如下:教育施政的政治与历史背景上:杨增新政府处身于共和乍兴的新疆地方社会,政治变局较为复杂,教育历史条件与晚清相比极为落后;金树仁政府登台主政适逢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之际,处于国民党中央开始图取西北以及其自身在新疆社会内部政治根基不牢这样杌陧的内外境遇,教育的历史条件有了一定的积累但陈旧不堪;盛世才政府的主政基本处于国家抗战时期,其虽面临国民党对新疆实际谋求控制以及新疆内部动乱等政治困局,但同时在抗战历史主题下拥有良好的国际国内政治机遇,有利于开创新疆教育发展的新形势。政治观念及其影响下的教育施政理念方面:杨增新政府由于其主政者杨增新是前清遗吏出身且自身浓厚的封建伦理道德操守,加之民国初期新疆社会的内外危机的影响,决定其政治上抱守“羁縻治边”观念与“养防合一”的教育施政理念;金树仁政府由于其主政者金树仁阅历肤浅、能力不足及其政治视野的狭隘,导致了对集团利益和强权政治的迷恋,因此固守着“四同”政治小集团观念和教育施政的“权宜”态度;盛世才政府的主政者是拥有新思想的政治投机者,其丰富的人生经历以及其政治野心,决定了其审时度势和善于应变的统治风格,因此盛世才政府主政新疆能够抓住新疆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顺应时局提出“六大政策”政治主张和全新的“双以”教育施政方针。对待新疆民汉教育方面:杨增新政府对于二者基本采取分立举措,官办教育实施汉文和汉化教育且着眼于地方的地方治理的自足,少数民族私立教育则加强监管杜绝外来思想意识形态的渗透以维持地方安定,同时还十分支持封建色彩浓厚的新疆本地的经堂教育,力求边疆社会因俗治俗;金树仁政府在公立学校教育方面基本因袭杨氏的汉化策略然而在国民学校的扩充方面亦属有限,而对少数民族教育则基本无力监管甚至达到放任的地步;盛世才政府由于提出了“以民族为形式,以六大政策为内容”教育施政方针,新疆地方民汉教育实现了共举,官方和民众真正地联手协作,公立国民学校教育和民族文化会立学校教育都繁荣起来教育的边疆属性权衡方面:杨增新政府兼顾边疆教育的安全与发展二重因素,但总体上安全重于发展,安全上坚守封闭与传统两原则,发展上将实业教育视为边疆社会根基而视师范教育为教育的补充手段;金树仁政府在边疆安全上的教育举措走向偏颇,偏重于加强军事教育强化统治以及防范民族知识分子,而在边疆发展方面尚没有长远的计划与足够的行动;盛世才政府在边疆安全与发展二重属性的举措做到了并行和并重,安全上分别实施了强化政府政策教育以筑牢思想防线、宣扬抗战建省观念以此发动师生巩固大后方、完善教育机构以强化监管与指导等举措,发展上分别积极推动了教育发展的规划与安排、扩大经费投入保障各类教育的落实、义务教育建章立制和各类学校并进发展等新疆教育的央地关系方面:杨增新政府坚持在教育的自决原则下与中央政府保持基本的形式上的行政关联;金树仁政府在防范国民党中央对新疆教育的实质影响之下附和其一般的行政指令;盛世才政府兴办教育并非仅仅依靠国民党中央政府,更多地吸纳了苏联、中共以及国内民主人士的援助力量,因此在教育的央地关系上主要是个人政治利益优先下的回应与权变就新疆学院兴办始末和新疆反帝会的抗战教育这两个政府教育施政的历史标识进行探讨,其价值在于我们可以将其与新疆地方当下的高等教育与国家通用语言教育对接起来,反思其中的诸多问题在分析和述评民国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得失方面,研究认为杨增新政府教育施政得失参半,金树仁政府教育施政总体上弊端超过成就;盛世才政府的教育施政得大于失,其借鉴意义深远最后,研究总结出一些历史启示:在客观事实层面,民国新疆的教育状况并非总是落后,而有其历史变迁,它的兴衰进退与各届地方政府的不同的施政情况密切相关。在政府主体作为层面,对边疆地区教育发展,政府必须彰显主导性作用,不但要正确把握教育发展的政治方向,更要通过教育发展促进边疆地方问题的治理。在历史认识层面,对于新疆地方,政府的教育施政要兼顾边疆安全与发展、朝向多民族多文化融合方向发展、契合国家重要历史任务和政治主题。这些经验有益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发展形势下的边疆治理。
周海燕[4]（2018）在《魏晋南北朝儿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保持家庭人丁兴旺,求子活动在各阶层范围内盛行。各阶层求子方式多样,既有以求助佛、道、地方神只为基础的信仰求子,又有以医学为依据的医方求子。求子活动的频繁与多样反映了古代家庭、社会对子嗣的重视。及生命在母体孕育,胎教便提上生命历程。胎教起源于贵族阶层,历来为世家大族所重视。为培养德行兼备的子弟,士族从择偶开始便为胎教积极准备,并形成一套完整的胎教理论与方法。然而,即使在士族阶层亦存在着堕胎的风险,堕胎的原因不一,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由夫妻纷争、妻妾不谐、父死母嫁等家庭因素引起的堕胎,二是孕妇胎养不当而引起的堕胎。而养胎方法有二:一是以巫术为指导养胎。各阶层孕妇以信仰为基础,寻求神只、巫觋帮助,保佑孕妇母子平安。二是以医学为指导的养胎。各阶层孕妇以医学作为指导,根据时节制定养胎方案;重视安胎药物的作用;千方百计避免疾病,如不幸染病,又积极予以治疗。总之,孕妇为胎儿健康孕育尽最大的努力。生命不易,弥足珍贵,家庭、国家对婴、幼儿的养育均十分重视。从家庭角度看,父母千方百计为婴、幼儿创造良好环境,在抚养婴、幼过程中,父、母角色不尽相同,承担的任务各有分工。母亲主要负责婴、幼儿的衣食住行、生活起居;而父亲则主要承担起教育婴、幼儿的责任。从国家层面看,国家从法律、政令等方面矜恤婴幼,力图减轻抚养人的生活重担,以保证婴、幼儿在国家、社会的关怀下茁壮成长。孕育生命本是值得庆贺的喜事,然而与此截然相反,生子不举与鬻子不养现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当普遍。这种现象有其存在的深刻根源,原因主要有三:战乱、贫困、赋役沉重等社会因素是这一现象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家庭不谐、乱伦、重男轻女等家庭因素是其存在的又一诱因;同时,生育风俗禁忌又是这一现象存在的另一原因。生子不举与鬻子不养对社会及家庭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为此,官府积极采取措施,遏制这种现象的发生,并取得了一定的良效。家庭是儿童生活的温床,儿童首当其冲受到父母的教养与影响。儿童与父母之间关系密切。儿童与父母的关系是多方面的,既遵循礼制规范下的伦理道德规范,又靠情感体系下骨肉亲情维系。在礼制规范下,父亲是家庭权威,父子关系相对单一,形成以父亲为核心的一元次序。父尊子职,父亲的神圣地位不容侵犯,父亲的权威通过教育幼子得以实现。相对于父子关系,母子关系较为复杂,儿童与母亲的关系不仅受到礼制的约束,更受到家庭核心人物——父亲的影响,父亲在母子关系上有极大的发言权。在情感体系下,父母角色又有新的定位,在日常生活中,父、母摘下威严的帽子,与幼子亲情互动,勾勒出一幅幅父慈、母爱、子亲的画面。在礼制与情感的双重作用下,父母不仅见证了幼子的茁壮成长,而且享受了难得的天伦之乐。同时,在亲子关系中,儿童虽然年幼单纯,但有强烈的自主意识,他们以实际行动自下而上影响着父母,刷新其在父母心目中稚嫩形象。儿童与父、母的关系并非是哺育与教养的单向驱使,而是相互影响、共生互动的双向联系。儿童由天真无邪到知书达理,这一重大转变得益于教育的力量。魏晋南北朝时期,童蒙教育形式多端,官学、私学、家庭教育均起到重要作用。此时,虽然官学时兴时废,但小学教育行而不辍,不失为艰难生存的官学教育中一道靓丽的风景。官办小学因其性质所定,旨在培养谙熟儒家经典的名士,进而为统治阶级服务。然则,就教育内容而言,小学在汉代教育的基础上,表现出这一时代的诸多特色。一是佛教传入为小学教育注入了新的血液,出现“婆罗门书”等异域书体。二是教材种类多样化,明贤时彦以汉代蒙书为基础对其进行校注与增删,有些名家甚至亲自撰写蒙学教材,极大的丰富了蒙学读物的种类,丰富了蒙学教育的内容。相比于官学,私学中的童蒙教育更为繁荣,求学方式、教育内容、师生关系三方面均表现出多样性的时代特点。儿童受百花齐放思潮之影响,可以汲取不同营养,学习不同内容;由此,其成长、成才亦形成不同的发展轨迹。作为儿童中的特殊群体,孤儿命运坎坷,若要立足于社会,需要国家、社会、家庭的关注与帮扶。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朝统治阶级意识到孤儿生存的艰辛,重视孤儿救助这一社会问题,积极采取措施救助未成年人,官府从政令、制度方面入手矜恤婴幼,使孤儿能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得以生存。然而,仅有官府保障措施远远不够,孤儿还需要宗族的关爱、乡里的救济,朋友的慷慨、佛教的布施。不同阶层共同形成合力,救孤儿于危难。孤儿的生存对社会稳定与发展,家族兴旺与繁衍均有重大意义。儿童游艺虽为“小儿之戏”,却是儿童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则,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世家大族对儿童游艺不以为然,他们更推崇儿童“弱不戏弄”,希望儿童幼年向学,早慧、早熟;世家大族的儿童游艺观与儿童的天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事实上,儿童离不开游艺,儿童游艺不仅是小儿之戏,而且蕴含了深刻的内涵。儿童通过丰富多彩的游艺活动,展现了童年的快乐与纯真,预示了人生未来发展的方向,增进了与父母之间的亲情互动,折射出强烈的时代特征,锻炼了社会参与意识。从文化学、心理学、社会学的角度探讨,游艺反映了儿童童真、童趣、童志、童智等不同层面。
郝佩林[5]（2018）在《苏州评弹与近代江南乡镇生活》文中研究说明苏州评弹,包括评话和弹词,俗称大书和小书,孕育于江南独特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中。南宋以降,民间说书逐渐萌发、成型,奏演于江南城乡社会。明代中期之后,江南乡镇勃兴,乡村工商业繁盛,商品经济活跃,文化和社会风气丕变,城乡娱乐需求骤增,为苏州评弹的成长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时至晚清,苏州评弹演艺渐臻成熟。清前期出现的光裕公所在太平天国乱后得以恢复,它以组织的力量整顿评弹行业,规范江南城乡演出秩序。20世纪20、30年代前后,江南乡镇评弹说唱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乡镇书场炽盛,艺人咸集,演出络绎不绝,普通民众以欣赏评弹为乐,苏州评弹由此逐渐融入了江南乡镇社会的日常生活。抗战爆发后,在沦陷区以及国民党政权统治末期的江南城乡,苏州评弹的演出或者畸形繁荣,或者乱象丛生,艰难存在。从近世以来江南乡镇评弹演出的演变脉络,不难看出,苏州评弹始终是江南乡村民众生活的重要组织部分。评弹艺人主要在乡镇茶馆展示才艺,是为茶馆书场。乡镇书场是江南文化生态的伴生物,以其经营及承演性质的不同而分为专营书场、兼营书场、混场子和临时书场等不同类型,满足了不同情况下的民众需求。乡镇民众多把乡镇茶馆作为获取资讯的平台、休闲娱乐的空间和社区政治的园地。其间相对稳定的客源、小本经营之道和经济实惠的消费水平,促成了茶馆与书场的结缘。由此,密布的水乡茶馆不仅为评弹展演提供了物化空间,也因为这种展演蔚成江南乡镇社会崇文重艺、知音谙吕的评弹民间生态。从空间格局考察,乡镇书场具有不同层次,评弹风尚浓郁、名家响档荟集的乡镇“老码头”联络成网,侧面反映了江南乡镇社会的文化发达程度,而在广阔的城乡,密布的水网、错落的乡镇和便捷的舟楫又十分有利于各层次书码头之间的紧密联系,在城乡之间不断传递着社会文化信息。在乡镇书场运作中,作为经营者,场东负责打理书场日常运作的各项业务。场东常常远赴苏州、上海等都市茶会礼聘说书先生;同时,场东努力妥善处理各方人脉关系,营造安稳的运营环境,训练手下堂倌,着力提升书场服务质量。场东与远道而来的评弹艺人关系复杂,或愉快合作,或互相抵牾,不一而足。凡此种种,在江南乡镇社会呈现出城乡交流的生动面相。另一方面,场东对书场设施的安排以及空间的布置,尤其是“状元台”、“戤壁客”等书场安排体现了特定的社会价值与象征意义。场东的书场运作在江南乡镇社会营造了多种社会角色沟通的社会空间,演绎出江南城乡交流的多样化方式。艺人是乡镇评弹演艺的主体与核心要素。在江南乡镇码头上,既有往来于城乡的响档名家,也有初试啼声的新手,更有长期驻留乡镇的码头老虎和乡村漂档。他们在演艺、谋生的同时,不断汲取地方性知识,将共同体生活元素化入说唱艺术,形成了独特的评弹民间技艺,亦底定了评弹艺术面向乡村的艺术旨趣。艺人在精进艺术的同时,也参与了地方生活。艺人们儒雅稳健的台风和感恩慕义的行谊在乡镇社会中型构出“先生”般的形象;书场内外,艺人与听客、地方威权等群体围绕艺术品鉴、演出秩序等方面展开互动、角逐;艺人同道之间结纳资助,敌档竞艺。活跃于乡码头上的诸种角色表演显现了江南城乡社会关系的鲜活态。最后,作为江南乡民日常休闲的听书,在娱乐乡民的同时,亦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苏州评弹的展演节律深度嵌入了乡村日常生活之中,衍为水乡民众慢板化的生活样式。听书在一定程度上强化着乡村的社会纽带,艺人、听客之间交游唱和同时生成以听书为乐的听众共同体。更重要的是,评弹说唱不仅模铸乡民生活样式,而且陶冶着乡民的观念情趣。评弹说唱使江南乡民们在艺术审美中体悟着忠、孝、节、义的精英思想,沟通了大小传统两个思想境域。鉴于乡镇社会生活的传统性,部分民国知识精英致力于缩短文明城市与传统乡村之间的距离;江南乡镇评弹的近代改良正体现了这样的努力。本文重点关注的既非评弹的文学艺术特性,亦非单纯述说苏州评弹的近代演变过程,而是将其置于近代社会发展的脉络中,确认这一民间艺术形式的历史方位和社会功能。透过苏州评弹在江南乡镇社会中的实态运作,揭示其与江南乡民日常生活的关系;通过苏州评弹在江南城乡之间的流动,考察其在沟通江南城乡生活中的历史作用。惟其如此才能显示社会史的整体视野。
朱鲜峰[6]（2016）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学衡派” ——以其人文教育思想和实践为研究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以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为代表的“学衡派”力主“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其教育主张独树一帜。与此同时,“学衡派”主要成员多执教于国内着名学府,在教学与学术研究上亦卓有建树。本文以“学衡派”的人文教育思想和实践为研究中心,对这一学派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地位与贡献作了较为细致的探讨。全文共分八章。第一章为“绪论”,着重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回顾,指出学界目前对于“学衡派”的研究已有较为丰富的成果,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如对“学衡派”成员及相关高校的研究不平衡、对“学衡派”的教育实践重视不够等,继而讨论并界定了论文的核心概念,同时简要介绍了论文的研究思路及重要史料文献。第二章着重讨论近代留美学生与“学衡派”的发轫。“学衡派”主要成员早年深受传统人文教育熏陶,此后大多赴美留学,受到哈佛大学教授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学说影响,倡导“人文之学”,反对“唯科学主义”,为此后“学衡派”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第三章重点考察“学衡派”的教育主张及其在东南大学的教学活动。1922年《学衡》的创刊标志着“学衡派”正式登上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大舞台,“学衡派”一方面极力弘扬中国人文教育传统,另一方面积极引介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学说,其立场迥别于时流。在高等教育格局方面,20世纪20年代前期呈现出北京大学与东南大学双峰并峙的局面,前者以“激进”着称,后者以“保守”自持。作为“东南学风”的代表,“学衡派”在教学实践中同样展现出独特的风采。第四章着重论述“学衡派”的分流与重组。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学衡派”成员在1924年前后逐渐星散,辗转于东北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等高校,这一状况持续至抗战前夕。这一阶段可谓“学衡派”的低谷期,但其间亦不乏亮点,如吴宓主持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即享有极高的声望,“学衡派”在中央大学创办的《国风》杂志亦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第五章主要探讨浙江大学与“学衡派”的重新崛起。1936年4月,着名科学家、原东南大学教授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此后大量起用“学衡派”成员。抗战期间,“学衡派”在浙江大学积极开展人文教育,如文学院院长梅光迪强调培育通才,国文系主任郭斌龢重视文言文教学,史地系主任张其昀倡导史地合一,可谓各呈异彩,“学衡派”创办的刊物《思想与时代》更是成为抗战后方的学术重镇,影响极大。第六章单独探讨胡先骕主持下的中正大学。1940年8月,胡先骕受命出任新成立的国立中正大学校长,成为“学衡派”中唯一担任国立大学校长的学人。在中正大学校长任上,胡先骕多有革新,并试图将民族文化与政治作更紧密的联结,但最终仍难逃被政治力量左右的命运,在1944年被迫辞职,其经验与教训均值得反思。第七章着重叙述“学衡派”的谢幕。抗战期间,“学衡派”内部因性格不合、政见不同等分歧而产生矛盾,梅光迪在1945年底因病逝世,更是令“学衡派”再度分裂。此后郭斌龢转赴中央大学,吴宓改就武汉大学,“学衡派”最终在汹涌澎湃的时代浪潮中风流云散。第八章“结语”对“学衡派”的人文教育理念、教育成就与局限等问题展开探讨,指出“人格完善”与“文化传承”为“学衡派”人文教育理念的核心。“学衡派”在继承中国人文教育传统的同时,亦对传统教育有所反思,并通过吸取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而与西方人文教育传统建立起有机的联系。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学衡派”所倡导的人格教育、文言文教学等主张并未取得理想的成效。相较之下,“学衡派”更大的贡献在于对人文教育的形态有所开拓,通过在院校、科系及教师个人层面进行课程设计与教学的尝试,“学衡派”对现代高等教育的“唯科学主义”倾向及培养专家的模式提出了有力的挑战。
耿涵[7]（2014）在《民间信仰实践中的造神与构境 ——河北省内丘县民间神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纸马是中国民间漫长信仰实践的产物。约自两宋时期至二十世纪初，人们对纸马的使用至少持续了9个世纪。此后，随着社会文明的更迭，纸马才逐渐从国人的生活中淡出。本文选择以河北省内丘县的民间纸马作为研究对象，当地人称之为“神码”，其至今仍然作为一种重要的信仰实践形式，被创作、流通和使用。基于此，本文研究中将活态的对象与其田野原境的考察综合进行，尽可能地对神码进行整体性再现。从对神码的探析延伸出民间信仰的运作心理、形态、意义及其自在价值等多个角度的思考。内丘神码从属于中国纸马大类型，近一个世纪以来，纸马一直较少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其历史的勾勒也因此迟迟未能成形。在此背景下，本文尝试以明人宋焘的字句为线索，遵其“活马-木马-以纸画马-图写神像，号约‘纸马’”的线络，爬梳出一条以国人信仰实践为背景，由发生到繁荣再至衰落的纸马历史。笔者相信，这一历史的清晰化将对纸马领域的各方面研究具有基础性意义。对于本文而言，只有在一个明晰的历史背景中，方才有可能进入内丘神码的具体性研究。对神码的具体性考察分为其所处的原境与其图像本体两部分。在对前者的考察中，内丘的历史、地理、文化样态以及民间信仰生活都成为内丘神码发生、存在与衍进的必然条件。文化上，历史中长期的战祸以及明初大规模移民对内丘的文化现状构成了巨大影响。与连年的兵燹战祸相关，其所处的地域也是我国民间信仰活动最为频密的所在。在此地区，民间信仰实践细化到了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这种背景下，神码自创生起便成为内丘民间信仰实践的一个重要环节。由于它在每一户家庭中供奉，也就自然地与每个人的关系都更为密切，其所发挥的作用也最为显着。本文通过对内丘信仰环境的考察，认为神码通过两个层次作用于民间信仰生活：一是其画面中印现的神只图像；二是这些神只图像在家庭中所营造的“幻境”。对于后者而言，其直接对应着由内丘城关庙宇所构成的以县城为单位的神性空间，当地民众设计了这个空间，目的是用它来“包裹”其身处的现象世界。仿佛在这个被众神庇护的场域之中，人们方才能够安然地生产生活。这种构建神性空间的信仰实践心理，也在以神码为核心的家庭构境活动中得到更加细节化的实施。神码作用于信仰生活的另一个层次来自于它的图像。神码之所以成为内丘民众难以割舍的信仰实践事象，从其自身的角度而言，首先在于它是民间生活中对抗不可预测灾祸的“精神避难所”，它给予人们“迎吉纳祥、辟邪禳灾”的心理暗示，给生民以生的希望。同时，神码又发挥着超自然想象之外的诸多价值，其对于民间道德的培养、生产生活秩序的维系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而这些暗含的价值，都蕴含于神码的图像之上，只有通过对画面的图像志分析才能逐个解答。图像学方法贯穿这些看似粗略稚拙的民间画像的探究，在以神只原型为重点的考察中，神码自在的诸多价值逐一呈现。当地民间造神活动的实践方式也相应地得以揭示。与此同时，随着基于神码图像的分析，家庭中诸神的原型、图像、方位得到再现，内丘民间家庭作为一个信仰空间的预设，以及当地民间的构境心理也随之得到证实。神码在当代生活中的存在样态是本文最后所考察的内容。对于其形态基于人们生存环境改变而发生变化的事实，本文认为一方面，传统生活方式的消匿使得神码一整套信仰实践中与传统价值观相关的积极部分被消解，“信仰缺失”所对应的正是这部分积极的传统价值观的淡化；另一方面，从一些新出现的神码中可以看到，民间信仰实践的形式虽然一直处于流变之中，但当人们面对生活中突如其来的状况时，求神、造神的心理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最终，本文回顾了神码作为民间信仰实践的典型性意义与民间构境的行为，并在对信仰实践与中华民族文化价值的联系之反思中结束。
谢孝明[8]（2013）在《“俭以广惠”：左宗棠理学经世的路径 ——以其廉俸的使用为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湖南学者以崇奉理学，尤以恪守程朱着称。道咸以降，清王朝陷内忧外患之困境，当时学者又多究心于经世致用之学，以匡时救世。湖南名臣辈出。太平军兴，促使湘军官绅集团乘时崛起，其核心人物多以书生将兵，建赫赫之事功。湘军将领以儒家学术为指导思想，以护教卫道为职志，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领域皆有建树，此世人所谓理学经世者。左宗棠作为与曾国藩、胡林翼并名的湘军统帅，尤为理学经世的杰出代表。熟读儒家经典，尊奉儒家传统和圣人之道，勤苦积学以为救世之用；观照历史，立足现实而究心治安之术，这是湘军名臣共同体现的理学经世的线路与形态。左宗棠的理学经世之途，于此共同的线路和形态之外，又别有不同于他人之特殊路径，即“俭以广惠”之道。左宗棠的“俭以广惠”，既是一种思想观念，也是一种行为实践。究其原因，既包含着深刻的儒家思想根源，也有其自身人生经验的体悟与积累。而其一生取与，皆准于义，以公是公非为判，则又使其廉俸的开支使用具有伦理与道义的正当性。本此思想精神，左宗棠一生克勤克俭，将自己绝大部分廉俸用之于国计民生和周恤佽助他人，独辟一条名实相符，言行一致，义利相宜的理学经世的特殊路径。左宗棠“俭以广惠”的行为实践表现了以下几个特点：一、时间跨度大。从其未仕之前的利济惠人的经历，到中年步入仕途，在地方军政首脑任上的大量捐助活动，其时间跨度就是左宗棠一生数十年。二、涉及人事广。左宗棠的捐助既有济人助人的生活小事，也有关系国家利益的军国大事。数十年的捐助生涯，虽然没有一本详尽的账簿，但是从各种文献的零星记载汇集在一起，捐助活动的后面牵涉到众多、复杂的人事，反映出那个时代与社会的某些特殊性，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那段历史的认识和了解。左宗棠在廉俸开支使用的过程中常常是先公后私，先人后已，甚至公而忘私，人而忘已，同时又非常强调儒家亲亲以及人的伦理秩序。他的“俭以广惠”客观上存在一个由内及外，由近及远，由卑而高的路线图序，即：自奉——养家——赡亲——济族——佽助朋友故旧——周恤部属、褒奖忠义——兴教劝学、分润寒畯——赈济抚恤、为民兴利——军国邦交事务。这一路线图序，符合儒家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模式和内圣外王的理想路径。同时，也表现出左宗棠在近代千年变局的历史境遇下所孜孜追求的国家富强的中兴之梦。诸葛亮“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既是一种治学修身论，也是一种齐家之道，在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是儒家士人当中具有很深远的影响。比较而论，左宗棠“俭以广惠”论主张“用财之道，自奉宁过于俭，待人宁过于厚”；“其自奉也至薄，其待人也必厚”；“惟崇俭乃可广惠”。这种节俭用财之道，在包含齐家、修身的一层深意之外更多了一层治国平天下的实际操作意义，由一种以修身为主的崇俭论变成了一种经世济民之道，从而提升了诸葛亮的“俭以养德”论。同时，左宗棠的观点，将“德”的范畴扩充到“惠”的范畴，丰富了传统俭德观，具有理论维度和思想高度。为后世经世致用的思想和实践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丰富了儒家传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涵。“俭以广惠”这一具有道德践履精神的观念在左宗棠一生安身立命中起着指导性作用，表现了他立身处事的思想导向与道德准则。从他的捐廉活动中可以观照儒家思想，尤其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对于一个儒家士大夫修齐治平，日用人伦的指导意义。左宗棠捐廉广惠的活动涉及到当时的许多人事。从人际关系上讲既有宗亲、朋友、僚属，也有众多的贫寒学子和广大的受灾百姓；从内容上讲，不只限于一般亲朋往来的馈赠，更多的是用于社会公益、慈善与赈济，涉及到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诸多方面，并与当时许多的重要人物和历史事件有着密切关联。通过对左宗棠“俭以广惠”身体力行的研究，可以反映出他对不同的对象，不同的事情和在不同的情境下的各种心态和精神活动，表现出他丰富的感情世界和鲜明的个性特征，使我们在了解左宗棠这一历史名人的精神面貌和风范的同时，加深了对其时社会人际关系与时代风貌的了解。今人多有‘近代湖南所谓中兴名臣以书生将兵，以理学经世’之说，然究竟如何理学经世，他们的事功与理学到底存在一种怎样的关系，却很少有具体的事例印证。从左宗棠的“俭以广惠”作为切入点，察其经世济民、文治武功、修齐治平的各个方面，从这样一个典型案例可以管窥蠡测中兴名臣理学经世的整体风貌。作为自然经济土壤与具有浓厚文化意味的“耕读传家”的教育模式所培养起来的封建士大夫，左宗棠身上具有的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继承与开新二重性的鲜明特征和烙印，在清朝国门洞开，被迫由传统向近代嬗变的阵痛中，成为当时儒家官僚代表。他反映和代表的是一个时代，一个从旧的传统中蜕变更新的时代，以及那个时代主流官员们的苦闷、彷徨、思考、调适、接受、改造、探索，是一种先觉与启萌。左宗棠是一个时代巨子，他不是一个孤立的人。他的思想信仰，他的政治主张和施政方法，乃至他的性格情操，都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同时又影响了他的时代。一方面，左宗棠以廉、俭率属，以仁、惠济民，他的“俭以广惠”产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儒将之效”。他长期在西北执政，培养了一大批清正廉能的部属。这些部属在其身后长期主政陕甘、新疆，在政策制度层面和人格精神层面都继承左宗棠的余风遗绪，从而使西北政局相对稳定，在晚近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使新疆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基本保存完好。这是左宗棠和其后继者为国家民族立下的巨大功勋和留给后世子孙的巨大财富。另一方面，左宗棠“俭以广惠”的为官为人的精神人格，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依然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本论文撷取左宗棠生平廉俸的开支使用为研究课题，试图从一个学人较少关注的视角，来弥补左宗棠研究的一些空白和不足，扩展左宗棠研究的视野。方法论是历史研究的灵魂，本论文也尝试着方法论创新。互见法的使用对于同一类目而主旨不同的材料处理，使论文内容避免重复芜杂之弊也颇有裨益。本着对经济与文化互为影响，以及中国传统士人知识结构所包含道、学、术的三个方面的理解，本论文试图从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道、学、术的文化观照来剖析左宗棠俭以广惠的思想行为，来了解事理发展的必然性和内在逻辑。同时将心态史与思想史、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相结合来考察左宗棠的博施广惠，得以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左宗棠学术思想、个性特征、生平事业以及他所处时代的面貌和社会状态。同时，本论文从一个新的视角来研究和了解左宗棠的生平事迹，也可以促进和加深对其他湘军人物与近代湖湘文化的研究，甚至近代史的研究。此外，新材料的发现和搜集整理出来的相关文献材料也当有它的学术利用价值。
梁思琪[9]（2013）在《进退之间：陶孟和的“困窘”人生探究（1887-1960）》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中国在列强环饲与西学冲击之下,传统社会秩序逐渐崩溃,此间的知识分子面临着角色和思想的双重转型。一方面,随着社会文化秩序的不断解体,尤其是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一举将四民之首的“士”抛到社会之中,变成了游弋于体制外的自由个体,骤然催生出现代知识分子的雏形；另一方面,新式人才的选拔和培养促使其思想上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作为旧道德的楷模和新伦理的先驱,他们内心既充满了进则“兼济天下”的天然使命感,同时又向往着退则“独善其身”的职业人格,造成了大时代中知识人的心理困境。本文的研究对象陶孟和亦是如此,作为民国年间着名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学家,他希望“进”则能够挽救民族危亡、振兴家国,“退”则能够完成心之所愿,潜心社会调查。无奈时不我与,战火纷飞、动荡不安的民国时局没能给他希望,政治腐败、尔虞我诈的国民党政府没能给他希望,即便是在新中国亦没能实现其社会调查的理想。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的一生都似乎处在一个“进难,退亦难”的尴尬境地。通过对陶孟和这一个案的研究,不但能丰富整个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群体研究,更能透过一个社会学者的独特眼光去观察到整个近代社会的变迁轨迹。
陈昱良[10]（2012）在《从明人墓志看官民违律纳妾问题》文中研究说明明律中有"四十无子而妾"的规定,这项律条实际上并没有被严格执行。有明一代这条律法的表达没有变更,但是律法所适用的群体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明人墓志中有很多纳妾事例。本文通过对明代官绅平民等不同社会阶层墓志的抽样分析,阐述明代法律对纳妾问题的规定及社会实际状况,并解析两者相悖之因。
二、陶氏——平衡广纳财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陶氏——平衡广纳财源（论文提纲范文）
（1）唐后期宦官使职财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唐后期内诸使司系统下的宦官财权 |
| 1.1 仓廪管理相关财权 |
| 1.1.1 内库管理 |
| 1.1.2 内仓廪管理 |
| 1.2 土地园林相关财权 |
| 1.2.1 官有庄宅田产管理 |
| 1.2.2 宫苑土地园林管理 |
| 1.3 畜牧业相关财权 |
| 1.3.1 马匹蓄养管理 |
| 1.3.2 牛羊蓄养管理 |
| 1.3.3 鹰犬蓄养管理 |
| 1.4 手工业相关财权 |
| 1.4.1 器物杂作管理 |
| 1.4.2 内廷修造管理 |
| 1.4.3 供膳、织染、酿酒管理 |
| 1.5 采买相关财权 |
| 1.5.1 宫市的管理及宦官出任宫市使 |
| 1.5.2 德宗时期宦官仍出任宫市使的原因 |
| 1.6 小结 |
| 第二章 唐后期内诸使司系统外的宦官财权 |
| 2.1 军事领域的宦官财权 |
| 2.1.1 神策军系统下的宦官财权 |
| 2.1.2 监军系统下的宦官财权 |
| 2.1.3 供军系统下的宦官财权 |
| 2.1.4 其他财权 |
| 2.2 宗教领域的宦官财权 |
| 2.3 税收领域的宦官财权 |
| 2.3.1 宦官任催促使、催促副使 |
| 2.3.2 宦官任催勘使、榷税使 |
| 2.3.3 宦官任租庸使 |
| 2.4 贸易领域的宦官财权 |
| 2.4.1 宦官任市马使、印纳使 |
| 2.4.2 宦官任市舶使 |
| 2.5 小结 |
| 第三章 唐后期宦官使职财权的发展演变及其特点 |
| 3.1 唐后期宦官使职财权的发展演变 |
| 3.1.1 唐后期宦官使职财权的发展演变过程 |
| 3.1.2 南衙北司之争对唐后期宦官财权发展的影响 |
| 3.2 后期宦官使职财权的特点——与外朝三司财官使职财权对比 |
| 3.2.1 未能形成自中央至地方财务行政体系 |
| 3.2.2 多执行权而少决策权 |
| 3.2.3 理财专业性不强 |
| 结语 |
| 附表 唐后期内库国用性支出表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承德避暑山庄风水形势论与理气论合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外针对避暑山庄风水理论的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外针对避暑山庄园林艺术的研究现状 |
| 1.4 相关研究综述 |
| 1.4.1 清代皇家行宫园林 |
| 1.4.2 避暑山庄历史沿革综述 |
| 1.4.3 避暑山庄史料研究范围 |
| 1.5 论文运用的风水学理论 |
| 1.5.1 基础概念 |
| 1.5.2 风水派别 |
| 1.5.3 科学与迷信 |
| 1.5.4 科学依据 |
| 1.6 研究方法 |
| 1.7 论文创新点 |
| 1.8 论文研究结构 |
| 第2章 避暑山庄风水文化解析 |
| 2.1 避暑山庄文史资料中的风水观 |
| 2.1.1 历史档案中的风水文化 |
| 2.1.2 御诗中的风水文化 |
| 2.1.3 御制文中的风水文化 |
| 2.2 形势论 |
| 2.2.1 寻龙 |
| 2.2.2 察砂 |
| 2.2.3 点穴 |
| 2.2.4 观水 |
| 2.2.5 觅向 |
| 2.3 理法论 |
| 2.3.1 师法自然天人合一 |
| 2.3.2 数 |
| 2.3.3 象天法地 |
| 第3章 避暑山庄园中园风水文化解析 |
| 3.1 文津阁 |
| 3.1.1 形势派风水分析 |
| 3.1.2 理气派风水分析 |
| 3.2 如意洲 |
| 3.2.1 清盛期如意洲风水格局 |
| 3.2.2 般若相 |
| 3.2.3 沧浪屿 |
| 3.3 烟雨楼 |
| 3.3.1 南北烟雨楼关系及风水格局对比 |
| 3.3.2 形势派风水分析 |
| 3.3.3 理气派风水分析 |
| 3.4 金山岛 |
| 3.4.1 形势派风水分析 |
| 3.4.2 理气派风水分析 |
| 3.5 文园狮子林 |
| 3.5.1 苏州、长春园与文园狮子林关系及风水格局对比 |
| 3.5.2 形势派风水分析 |
| 3.5.3 理气派风水分析 |
| 3.6 月色江声 |
| 3.6.1 形势派风水分析 |
| 3.6.2 理气派风水分析 |
| 3.7 水口园 |
| 3.7.1 水口选址与类型特点 |
| 3.7.2 风水格局与合局验证 |
| 第4章 避暑山庄风水元素分析 |
| 4.1 过白 |
| 4.2 鲁班尺 |
| 4.3 呼相喝形 |
| 4.3.1 局形 |
| 4.3.2 砂形 |
| 4.3.3 水形 |
| 4.4 装饰 |
| 4.5 植物 |
| 4.5.1 植物吉凶观 |
| 4.5.2 风水林 |
| 4.5.3 科学依据 |
| 4.6 点景题名 |
| 第5章 归纳与总结 |
| 5.1 避暑山庄风水形势论研究成果 |
| 5.2 避暑山庄理法运用与理气论合局研究成果 |
| 5.3 避暑山庄风水文化研究对皇家园林营造研究的意义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避暑山庄记》 |
| 附录二 《御制诗:避暑山庄百韵诗》 |
| 附录三 《钦天监地理醒世切要辩论》原文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3）民国时期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研究（1912-1944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理论基础 |
| 五、概念界定与研究边界 |
| 六、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杨增新政府的教育施政(1912-1928年) |
| 第一节 共和乍兴之新疆:多重政治变局与教育历史变迁 |
| 一、伊犁革命政府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的冲击 |
| 二、苏联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思潮在新疆的影响 |
| 三、“双泛”思想意识形态在新疆社会加剧渗透 |
| 四、新疆教育发展的历史条件变迁 |
| 第二节 旧式官僚之立场:“羁縻治边”下的“养防合一”教育施政理念 |
| 一、杨增新旧式官僚政府的构成及施政依靠 |
| 二、旧官僚的羁縻治边观念及其表现 |
| 三、“养防合一”的教育施政理念 |
| 第三节 民汉教育的分立:汉文官办的自足与民族私立的监管 |
| 一、汉文官办教育施政的自足 |
| 二、民族新式私立教育的监管 |
| 第四节 教育的边疆属性衡量:安全与发展兼顾及其轻重措置 |
| 一、教育施政的安全属性考察:抱守封闭与传统原则 |
| 二、教育施政的发展属性分析:实业强基,师范补员 |
| 第五节 教育的央地关系权衡:坚持自主原则下的微弱关联 |
| 一、教育观念:地方与中央之间的抵牾与差距 |
| 二、教育行政:地方敷衍与中央放任共存 |
| 三、学校教育实施:地方行为滞后于中央的变革节奏 |
| 第二章 金树仁政府的教育施政(1928-1933年) |
| 第一节 登台主政之境遇:杌陧的内外政治情势与教育的历史遗留 |
| 一、历史转捩下金树仁政府的杌陧政治情势 |
| 二、教育发展的历史遗留 |
| 第二节 集团利益之主导:“四同”政治观念下的“权宜”教育施政态度 |
| 一、金树仁政府“四同”政治观念分析 |
| 二、金树仁政府“权宜”教育施政态度考察 |
| 第三节 民汉教育的敷衍:有限扩充汉校与消极放任民校 |
| 一、国民教育扩充的有限性和不稳定性 |
| 二、民族学校疏于管理,“双泛”影响严重 |
| 第四节 教育的边疆属性检视:安全举措偏颇与发展的行动不足 |
| 一、兴办军事教育以期强军统治 |
| 二、漠视民族教育,防范民族知识分子 |
| 三、教育的发展缺少足够有效的行动 |
| 第五节 教育的央地关系把握:防范中央实质影响与附和其行政指令 |
| 一、坚守统治利益,拒斥三民主义思想传播 |
| 二、教育发展在形式上附和国民政府的要求 |
| 三、与中央部门畅通信息,防范不法文化考察 |
| 第三章 盛世才政府的教育施政(1933-1944年) |
| 第一节 历史脉搏之把握:政治困局中的机遇与教育发展的新形势 |
| 一、主政困局的解决与机遇的把握 |
| 二、开辟新疆文化教育发展的新局面 |
| 第二节 政治投机之姿态:“六大政策”主张下的“双以”教育施政方针 |
| 一、广纳各方进步力量,充实与革新政府机构 |
| 二、“六大政策”的产生及其确立 |
| 三、“双以”教育施政方针指导下的教育新面貌 |
| 第三节 民汉教育的共举:官民携手推进各民族教育繁荣 |
| 一、全面设立民族文化促进会,兴办会立学校 |
| 二、积极采纳民族人士的教育建言 |
| 三、正面回应与合理措置民族语言及文化的多元 |
| 四、推动各民族教育事业与国家抗战历史主题融合 |
| 第四节 教育的边疆属性探析:安全与发展的并行并重 |
| 一、强化“六大政策”教育,筑牢思想安全防线 |
| 二、宣扬抗战建省观念,发动师生巩固大后方 |
| 三、完善文化和教育管理机构,强化教育监管与指导 |
| 四、加强教育发展的规划与安排 |
| 五、扩大经费投入,确保各类教育的有力实施 |
| 六、义务教育建章立制,各类学校齐头并进 |
| 第五节 教育的央地关系措置:政治利益下的回应与权变 |
| 一、以维护个人的政治利益为根本立场 |
| 二、保持新疆地方与中央的教育联系 |
| 三、在央地关系之间的游移和权变 |
| 第四章 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的两个历史标识 |
| 第一节 新疆学院:地方政府兴办高等教育始末及其社会价值 |
| 一、新疆学院建设发展始末 |
| 二、兴办新疆学院的社会价值 |
| 三、地方政府对待高等教育的施政态度 |
| 第二节 新疆反帝会:地方政府与民众联合开展抗战教育之典型 |
| 一、反帝会的创建及其性质 |
| 二、反帝会的抗战教育活动 |
| 三、反帝会抗战教育活动的社会影响 |
| 第三节 价值探寻:历史借鉴与现实反思 |
| 一、历史借鉴 |
| 二、现实反思 |
| 第五章 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得失举要与比较 |
| 第一节 变中谋安及其因习守成:杨增新政府教育施政得失 |
| 一、教育权的把握与教育资源的分配 |
| 二、教育与边疆政治社会化 |
| 第二节 适时改良及其敷衍褊狭:金树仁政府教育施政得失 |
| 一、金树仁政府教育施政的成绩 |
| 二、金树仁政府教育施政的偏失 |
| 三、举措偏失带来的政治恶果 |
| 第三节 全新锐进及其正反面相:盛世才政府教育施政得失 |
| 一、教育施政的革新举措 |
| 二、教育施政的历史突破 |
| 三、民主进步与专制独裁并存的两副面相 |
| 第四节 综合评述:各届政府教育施政得失比较与差异原因 |
| 一、各届政府教育施政举措得失比较 |
| 二、民国新疆各届政府教育施政差异的原因分析 |
| 结语 |
| 一、历史发展之边疆安全启示 |
| 二、学术领域之相关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读博期间科研情况 |
（4）魏晋南北朝儿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及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第三节 研究对象的界定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结构设计、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葆育之道：育婴扶幼 |
| 第一节 求子之道：生命的酝酿 |
| 一 子孙观念 |
| 二 求子活动 |
|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胎教 |
| 一 胎教的重要性 |
| 二 胎教的准备——男尊社会下男性的择偶观 |
| 三 胎教之方 |
| 四 胎养之法 |
| 五 堕胎的风险 |
| 第三节 葆育之道：生命的鞠养 |
| 一 家庭的责任：婴儿的生养 |
| 二 官府的责任：葆育资助 |
| 第四节 生子不举与鬻子不养：生命的遗弃 |
| 一 生子不举及其成因 |
| 二 鬻子不养及其成因 |
| 三 官府对生子不举与鬻子不养的惩治与救助 |
| 四 生子不举与鬻子不养的影响 |
| 第二章 情礼之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亲子关系 |
| 第一节 礼制规范下父子关系——以世家大族家庭教育为视角 |
| 一 父子角色定位与家教幼训 |
| 二 家教幼训的内容 |
| 第二节 情感体系下父子关系 |
| 一 父之视子：父爱如山 |
| 二 子之事父：返哺之恩 |
| 第三节 父权与礼制双重作用下的母子关系 |
| 一 父权笼罩下母子关系：父尊对母子关系的影响 |
| 二 礼制规范下母子关系 |
| 第四节 情感体系下母子关系：母慈与子亲 |
| 一 母之于子：母爱如海 |
| 二 子之于母：情深意长 |
| 第五节 父母角色定位与亲子互动 |
| 一 父亲角色的定位 |
| 二 母亲角色的定位 |
| 三 儿童角色的定位 |
| 第三章 求学之路：官、私学中的童蒙教育 |
|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小学教育再探 |
| 一 小学的涵义及设立 |
| 二 小学入学年龄 |
| 三 小学教育内容 |
| 四 小学教育的特点及影响 |
| 附论：世家大族儿童官学教育——萧梁国子生策试 |
|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私学中的童蒙教育 |
| 一 求学方式的多元格局 |
| 二 教育内容的多元化 |
| 三 师生关系的多样化 |
| 四 私学中童蒙教育的特点 |
| 第四章 慈幼之政：孤儿救助 |
| 第一节 引言 |
| 一 “孤儿”释义 |
| 二 孤儿救助的历史背景 |
| 第二节 官府救孤制度 |
| 一 孤儿救助政令 |
| 二 巡行与救孤制度 |
| 第三节 民间救孤措施 |
| 一 宗族恤孤 |
| 二 乡里救孤 |
| 三 其他个人行为救孤 |
| 四 佛教救助 |
| 第五节 孤儿救孤的特点及影响 |
| 一 魏晋南北朝孤儿救助的特点 |
| 二 魏晋南北朝孤儿救助的影响 |
| 第五章 童年之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儿童游艺 |
| 第一节 弱不戏弄：儒家思想下士族对儿童游艺的态度 |
| 第二节 文化学视角下的儿童游艺：传承游艺与童趣 |
| 一 竹(木)马之欢 |
| 二 骑牛·骑羊·骑狗 |
| 三 斗鹅·斗鸡·斗鸭 |
| 四 水岸之戏 |
| 五 博弈之戏 |
| 第三节 心理学视角下的儿童游艺：时代特色与童志 |
| 一 战争之戏与将帅之才 |
| 二 聚沙为塔与向佛之心 |
| 三 枕石漱流与清谈之志 |
| 第四节 社会学视角下的儿童游艺：社会参与与童智 |
| 一 弹弓·射猎 |
| 二 乐舞百戏 |
| 三 出游之乐 |
| 第五节 游艺与亲子关系：儿童与父母的亲情互动 |
| 一 儿童游艺与父子关系 |
| 二 儿童游艺与母子关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与在校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5）苏州评弹与近代江南乡镇生活（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思路与基本框架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江南乡镇评弹的历史演变 |
| 第一节 明清评弹的乡村成长 |
| 一、苏州评弹的乡村起源 |
| 二、明清市镇勃兴与评弹成长 |
| 三、晚晴评弹行业规范的确立 |
| 四、明清时期评弹流播特点 |
| 第二节 民国前期乡镇评弹的繁盛 |
| 一、乡镇书场炽盛 |
| 二、艺人咸集乡镇 |
| 第三节 民国中后期乡镇评弹演艺衰像 |
| 一、沦陷时期乡镇评弹的畸形存在 |
| 二、民国末期乡镇评弹的艰难维持 |
| 第二章 书场：乡镇社会公众空间 |
| 第一节 江南文化生态中的茶馆书场 |
| 一、茶馆：公众空间之节点 |
| 二、茶馆与书场的结缘 |
| 三、评弹的民间社会生态 |
| 第二节 乡镇书场的类型 |
| 一、专营书场 |
| 二、兼营性书场 |
| 三、混场子和临时书场 |
| 第三节 乡镇书场的空间格局 |
| 一、乡镇“老码头” |
| 二、乡码头网络 |
| 第三章 乡镇场东的经营策略 |
| 第一节 场东的运作 |
| 一、书场环境的营造 |
| 二、艺人延聘与利益分配 |
| 三、“龙园”标准：梅李场东瞿老四的经营 |
| 第二节 场东经营的社会性表达 |
| 一、书场陈设的社会性 |
| 二、“状元台”的象征意义 |
| 三、“戤壁客”的社会价值 |
| 第三节 场东与艺人的关系 |
| 一、场东与艺人的合作 |
| 二、场东与艺人的抵牾 |
| 第四章 评弹艺人的乡镇演艺生涯 |
| 第一节 艺人的乡野生存 |
| 一、艺人群体的生活状态 |
| 二、乡镇艺人的身份表达 |
| 第二节 曲艺的乡村取向 |
| 一、地方性知识 |
| 二、共同体生活的参与 |
| 三、独特的民间技艺 |
| 第三节 同埠艺人的关系模式 |
| 一、同道之结纳 |
| 二、乡码头上的敌档 |
| 第四节 往来于江南城乡 |
| 一、新手试艺乡码头 |
| 二、名家响档出码头 |
| 三、“码头老虎”与乡镇漂档 |
| 四、会书与乡村书艺 |
| 第五节 艺人与地方社会的关系 |
| 一、书台上下的艺术品鉴 |
| 二、艺人与地方威权角力 |
| 第五章 乡镇评弹展演的社会功能 |
| 第一节 听书与乡民休闲 |
| 一、听书与休闲节律 |
| 二、作为休闲方式的听书 |
| 第二节 听书与乡民交往 |
| 一、乡村听众共同体 |
| 二、听书与日常交往方式 |
| 第三节 乡镇评弹与日常教化 |
| 一、别样的“非现代性”体悟 |
| 二、民间艺术的观念陶冶 |
| 三、融入共同体的艺术感知 |
| 四、说书改良与乡民教化 |
| 余论：民间艺术与近代江南城乡生活 |
| 参考文献 |
| 附录：评弹专用术语集释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学衡派” ——以其人文教育思想和实践为研究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及意义 |
| 1.2 先期研究综述 |
| 1.3 概念界定 |
| 1.4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2 初露头角：留美学生与“学衡派”的发轫 |
| 2.1 “学衡派”成员与传统人文教育 |
| 2.1.1 晚清教育改革与文教之存续 |
| 2.1.2 “学衡派”主要成员早期教育经历概述 |
| 2.1.3 梅光迪早期教育经历 |
| 2.1.4 吴宓早期教育经历 |
| 2.2 留美学生与“两种文化” |
| 2.2.1 中国学生留美情形概述 |
| 2.2.2 科学之学 |
| 2.2.3 人文之学 |
| 2.3 梅光迪、吴宓等人在哈佛大学 |
| 2.3.1 文学积淀与文化情怀：梅光迪在哈佛大学 |
| 2.3.2 融会中西,贯通文史：吴宓与哈佛大学 |
| 2.3.3 “学衡派”其他成员及盟友在哈佛大学 |
| 3 风云际会：“学衡派”与东南大学 |
| 3.1 东南大学与20世纪20年代高等教育格局 |
| 3.1.1 20世纪2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格局 |
| 3.1.2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的改革 |
| 3.1.3 郭秉文与东南大学的崛起 |
| 3.2 《学衡》的创刊与“学衡派”的教育主张 |
| 3.2.1 《学衡》的创刊及其背景 |
| 3.2.2 “学衡派”的教育主张 |
| 3.2.3 《学衡》在教育界的影响 |
| 3.3 “学衡派”与东南大学的人文教育 |
| 3.3.1 力秉中枢——刘伯明 |
| 3.3.2 旧学领袖——柳诒徵 |
| 3.3.3 援西入中——梅光迪、吴宓 |
| 3.4 东南大学风潮与“学衡派”的困境 |
| 3.4.1 “学衡派”的内忧外患 |
| 3.4.2 柳诒徵与东南大学“易长风潮” |
| 4 群英散落：“学衡派”的分流与重组 |
| 4.1 “学衡派”与东北大学 |
| 4.1.1 “学衡派”重聚东北大学 |
| 4.1.2 “学衡派”与东北大学的人文教育 |
| 4.1.3 东北大学困局与“学衡派”的离去 |
| 4.2 吴宓与清华大学 |
| 4.2.1 吴宓转赴清华始末 |
| 4.2.2 吴宓与清华国学研究院 |
| 4.2.3 吴宓与清华大学外文系 |
| 4.2.4 个案分析：“文学与人生” |
| 4.3 中央大学与“学衡派”的重组 |
| 4.3.1 中央大学变局与罗家伦的上任 |
| 4.3.2 南北学风分合与“学衡派”的重组 |
| 4.3.3 《国风》及其文化、教育主张 |
| 5 东山再起：“学衡派”与浙江大学 |
| 5.1 “学衡派”的阵地转移及其动因 |
| 5.1.1 浙江大学沿革 |
| 5.1.2 “学衡派”的阵地转移 |
| 5.1.3 从东大到浙大：人文精神的传承 |
| 5.2 “学衡派”与浙江大学的人文教育 |
| 5.2.1 培育通才：梅光迪与浙江大学文学院 |
| 5.2.2 力倡文言：郭斌龢与浙江大学国文系 |
| 5.2.3 史地合一：张其昀与浙江大学史地系 |
| 5.3 “学衡派”与抗战后方学术圈 |
| 5.3.1 从《国命旬刊》到《思想与时代》 |
| 5.3.2 同声相应：着名学者的讲学活动 |
| 5.3.3 浙大文学院与新派人物 |
| 6 别求新声：胡先骕与中正大学 |
| 6.1 中正大学的创办与胡先骕的上任 |
| 6.1.1 “政教合一”理念与中正大学的创办 |
| 6.1.2 胡先骕执掌中正大学始末 |
| 6.2 文化与政治之间：胡先骕的办学理念与实践 |
| 6.2.1 胡先骕的办学理想与现实处境 |
| 6.2.2 胡先骕的办学实践 |
| 6.2.3 个案分析：文史系的办学活动 |
| 6.3 “《民国日报》事件”与胡先骕的办学困境 |
| 6.3.1 冲突初起：话剧义演风波 |
| 6.3.2 捣毁民国日报社及其影响 |
| 6.3.3 胡先骕的两难处境 |
| 7 曲终人散：“学衡派”的谢幕 |
| 7.1 萧墙之内：“学衡派”的隐忧 |
| 7.2 梅光迪病逝与“学衡派”的再度分裂 |
| 7.3 “学衡派”与武汉大学 |
| 8 结语 |
| 8.1 “学衡派”的人文教育理念剖析 |
| 8.2 “学衡派”与中西人文教育传统 |
| 8.3 “学衡派”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政治、文化语境 |
| 8.4 “学衡派”的教育成就与局限 |
| 主要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7）民间信仰实践中的造神与构境 ——河北省内丘县民间神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目的与价值 |
| 第二节 研究对象与相关概念 |
| 第三节 纸马学术史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纸马的历史轮廓 |
| 第一节 纸马生发的信仰基础 |
| 第二节 纸马发生论考 |
| 第三节 纸马：从形态稳定到自身繁荣 |
| 第四节 纸马在新时期的存在样态 |
| 小结 |
| 第二章 内丘历史与神码原境 |
| 第一节 内丘历史概况 |
| 第二节 内丘的文化生态环境 |
| 第三节 神码所处的内丘民间信仰环境 |
| 小结 |
| 第三章 信仰场的生成：神码构成的家庭信仰空间 |
| 第一节 门关：家庭的守护与导引 |
| 一、院门：喜神、路神与门君 |
| 二、影壁：土地神与南海大士 |
| 第二节 堂屋与内堂：共性化的神只 |
| 一、堂屋：家堂与地藏 |
| 二、内堂：老母与财神 |
| 第三节 卧房：私人化的信仰对象 |
| 一、名仪：神码中的祖灵信仰 |
| 二、私人化祭拜的神只 |
| 第四节 灶房、工房与仓房：生活化的神只 |
| 一、灶房：灶王神码 |
| 二、工房：鲁班神码 |
| 三、仓房：仓官与火神 |
| 第五节 天地桌：信仰场域的中心 |
| 一、土神 |
| 二、天地三界十方真宰 |
| 第六节 信仰系统中的一众散仙 |
| 一、内院中各司其职的散仙 |
| 二、应时而生的神只：交通工具神 |
| 第四章 神码与当代内丘民间生活 |
| 第一节 内丘神码的存在现状 |
| 第二节 内丘神码当代功能承载 |
| 结语 |
| 一 神码：民间生活中的幻象与虚境 |
| 二 由神码看民间信仰实践在文化传统中的价值 |
| 附论 纸马之神与象：信仰与信仰的视觉化 |
| 一、视觉化的意义 |
| 二、信仰的视觉化 |
| 附录一 内丘神码的供奉方式与张贴位置 |
| 附录二 内丘神码使用情况概览 |
| 附录三 神码在家庭院落中的张贴位置示意图 |
| 附录四 内丘神码相关节日与仪式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8）“俭以广惠”：左宗棠理学经世的路径 ——以其廉俸的使用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关于选题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的可行性 |
| 1.1.3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总览 |
| 1.3.2 分类 |
| 1.3.3 材料的考辨甄别 |
| 1.3.4 材料的取舍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难点 |
| 1.5.1 创新 |
| 1.5.2 难点 |
| 1.6 逻辑展开与主旨叙要 |
| 1.6.1 逻辑展开 |
| 1.6.2 主旨叙要 |
| 第2章 思想探源与经验推绎 |
| 2.1 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
| 2.1.1 儒学和理学 |
| 2.1.2 管子、道家、墨家、法家、佛教、家训 |
| 2.1.3 古人典型 |
| 2.2 湖湘传统：文化精神与士风民气 |
| 2.2.1 湖湘文化精神：忧患与担当 |
| 2.2.2 士风民气：勤朴尚义 |
| 2.3 家世与家风：耕读世家与孝义之门 |
| 2.4 左宗棠自己的因素 |
| 2.4.1 早年的忧患与生活的体悟 |
| 2.4.2 感念图报与保世滋大的心态 |
| 2.4.3 豪侠的性格 |
| 2.5 师长的言传身教 |
| 2.6 时代忧患与知识救世 |
| 2.6.1 时代忧患 |
| 2.6.2 学术丕变与经世派的崛起 |
| 2.6.3 左宗棠经世的内在逻辑：忧患、积学、救世 |
| 2.6.4 经世之学与广惠之道 |
| 2.7 财政困敝与筹饷艰难 |
| 2.7.1 财政困敝 |
| 2.7.2 筹饷艰难 |
| 第3章 生平取与，一准于义 |
| 3.1 一生取与的议论与评价 |
| 3.1.1 夫子自道：自谥“忠介先生” |
| 3.1.2 同时人的观感 |
| 3.1.3 官方的评价 |
| 3.1.4 史书的记录 |
| 3.1.5 后人的称述 |
| 3.1.6 取物不苟 |
| 3.2 不同时期的收入与经济状况 |
| 3.2.1 早期的职业与收入 |
| 3.2.2 服官各个时期的收入和经济状况 |
| 3.3 廉俸的管理与俵散方式 |
| 3.3.1 廉俸的管理 |
| 3.3.2 廉俸的俵散 |
| 3.4 使用原则 |
| 3.4.1 等差原则 |
| 3.4.2 周急原则 |
| 3.4.3 义利原则 |
| 3.5 广惠的目的与动机：好名之辩与为已之学 |
| 第4章 自奉宁过于俭，待人宁过于厚 |
| 4.1 自奉与家用 |
| 4.1.1 自奉 |
| 4.1.2 自为与自足：农民本色与创造生活 |
| 4.1.3 家用 |
| 4.2 赡亲 |
| 4.2.1 父母兄弟姐妹孝悌一伦 |
| 4.2.2 对母氏余太夫人外家之亲的顾恤 |
| 4.2.3 对周夫人娘家一族的赡奉顾恤 |
| 4.3 济族 |
| 4.3.1 济族之总纲与思路 |
| 4.3.2 济族事务的具体考察 |
| 4.3.3 余议 |
| 4.4 广惠之同志与家风之传承 |
| 4.4.1 广惠之同志 |
| 4.4.2 家风的承传 |
| 4.4.3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
| 第5章 周急济困，义重通财 |
| 5.1 早年周急济困所揭示的圣贤之教 |
| 5.2 周急济困、义重通财事实的梳理说明 |
| 5.3 分类考察 |
| 5.4 个案分析 |
| 5.5 行其心之所安 |
| 5.6 转移风习之诉求 |
| 第6章 周恤部属，褒奖忠义 |
| 6.1 对吏治重要性的认识：生民休戚所关，时局安危所系 |
| 6.2 吏治的系统理论：察吏、训吏、恤吏 |
| 6.2.1 “察吏”：安民莫先于察吏 |
| 6.2.2 “训吏”：为官之道与职守之教 |
| 6.2.3 “恤吏”：人文与人道的关怀 |
| 6.3 周恤部属、褒奖忠义的事例疏理与分类考察 |
| 6.3.1 周恤部属、褒奖忠义的事例疏理 |
| 6.3.2 分类考察 |
| 6.4 整顿吏治之效 |
| 第7章 兴教劝学与文治之道 |
| 7.1 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和战略定位 |
| 7.2 兴教劝学的特殊时代环境 |
| 7.3 特殊的心理情感 |
| 7.4 兴教劝学的基本理路：庶、富、教并举的系统工程 |
| 7.5 教育、教化支出的内容分类考察 |
| 7.5.1 创设书局，刊发书籍 |
| 7.5.2 兴复书院，捐助膏火和创办义学 |
| 7.5.3 佽助寒畯，留意人才 |
| 7.5.4 尊师重道，表彰先正 |
| 7.5.5 以神道精神立民 |
| 7.6 兴教劝学与文治之道的影响和评价 |
| 7.6.1 兴教劝学与文治之道的影响 |
| 7.6.2 评价：一个名副其实的传教者 |
| 第8章 视民如伤，利民为先 |
| 8.1 民本思想与王道政治的理念与践履之效 |
| 8.1.1 民本思想与王道政治的理念 |
| 8.1.2 践履之效 |
| 8.2 兵祸之惨与重视民生的感情心理因素 |
| 8.3 慎重官责与报效之心 |
| 8.3.1 慎重官责 |
| 8.3.2 报效君国之恩 |
| 8.4 捐助事实与分类考察 |
| 8.4.1 捐助事实 |
| 8.4.2 分类考察 |
| 8.5 治绩治效 |
| 8.6 爱民者民恒爱之 |
| 第9章 苟利国无弗为 |
| 9.1 维护根本之图：捐济京饷案 |
| 9.1.1 朝廷的追索与地方的回应 |
| 9.1.2 左宗棠在浙江的苦境：京饷发生的艰难环境 |
| 9.1.3 京饷的筹措和报解：京饷案发生的经过 |
| 9.1.4 京饷案发生的原因分析及评价 |
| 9.2 德克碑赔累案 |
| 9.2.1 福州船政局的创办 |
| 9.2.2 德克碑其人 |
| 9.2.3 “楚材晋用”与“师夷长技”：德克碑赔累案发生的前提 |
| 9.2.4 赔累案之发生过程 |
| 9.2.5 叙余：其它赔累案 |
| 9.3 捐购水雷、鱼雷案 |
| 9.3.1 左宗棠的守、战、和之道 |
| 9.3.2 左宗棠对水雷、鱼雷的关注 |
| 9.3.3 特殊背景下的捐购 |
| 9.3.4 捐购案的影响与评价 |
| 9.4 巩固塞防与建设西北诸案 |
| 9.4.1 战祸兵燹的破坏 |
| 9.4.2 巩固与善后恢复之策 |
| 9.4.3 诸案始末 |
| 9.4.4 左氏湘军：一支特殊的西北生产与建设大军 |
| 9.4.5 统帅的表率效应 |
| 9.5 宾旅之资与邦交之道以左索之会为例 |
| 9.5.1 宾旅之资从邦交之中产生、以邦交之道为根由 |
| 9.5.2 左索之会：无忘宾旅的成功案例 |
| 9.5.3 “绵里针”与“打痞子腔”：宾旅之资因比较而别具意义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A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9）进退之间：陶孟和的“困窘”人生探究（1887-1960）（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绪论 |
| 第一章 陶孟和的早期经历 |
| 第一节 家学源流——亦中亦西的早期教育 |
| 第二节 赴外求学——放洋日本与留学英伦 |
| 第三节 归国从教——托身北大与引领启蒙 |
| 第二章 作为自由主义者的努力 |
| 第一节 对“个人”价值的发现与认同 |
| 第二节 自由主义同人群体议政的努力 |
| 第三章 作为社会学家的追求 |
| 第一节 实现社会调查宏愿 |
| 第二节 昙花一现的“独立” |
| 第三节 艰苦寂寥的李庄岁月 |
| 第四节 迎接新政权的曙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从明人墓志看官民违律纳妾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 一官绅违律纳妾及其原因 |
| 二纳妾律条的演变与民人娶妾盛行 |
| 三违律纳妾:情与法之间 |
四、陶氏——平衡广纳财源（论文参考文献）
- [1]唐后期宦官使职财权研究[D]. 金小米. 兰州大学, 2021(12)
- [2]承德避暑山庄风水形势论与理气论合局研究[D]. 年玥. 天津大学, 2019(06)
- [3]民国时期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研究（1912-1944年）[D]. 朱江华.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1)
- [4]魏晋南北朝儿童研究[D]. 周海燕. 郑州大学, 2018(11)
- [5]苏州评弹与近代江南乡镇生活[D]. 郝佩林. 苏州大学, 2018(01)
- [6]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学衡派” ——以其人文教育思想和实践为研究中心[D]. 朱鲜峰. 浙江大学, 2016(05)
- [7]民间信仰实践中的造神与构境 ——河北省内丘县民间神码研究[D]. 耿涵. 天津大学, 2014(11)
- [8]“俭以广惠”：左宗棠理学经世的路径 ——以其廉俸的使用为视角[D]. 谢孝明. 湖南大学, 2013(09)
- [9]进退之间：陶孟和的“困窘”人生探究（1887-1960）[D]. 梁思琪. 华东师范大学, 2013(S2)
- [10]从明人墓志看官民违律纳妾问题[J]. 陈昱良. 历史档案, 20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