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谈读书和作家的读书（论文文献综述）
赵冬旭[1]（2021）在《中西比较视域下的丁西林剧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丁西林身为物理教授,却凭借独树一帜的话剧作品赢得了知识分子读者/观众的普遍青睐,无疑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一个值得研究的个案。本文以丁西林剧作在英语世界的研究以及中西论者之间的对话为切入点,通过对史料的爬梳、中西文献的对比、文本的细读,重新定位丁西林剧作在中国早期话剧史中的具体坐标,考察中西文化对丁西林创作的影响,探究历史语境下丁西林的创作动机和策略、美学倾向、编剧技法和语言主张。通过对艺术形式的革新,他创作了具有现代特征和丰厚艺术价值的作品,为中国现代戏剧,尤其是早期话剧建立了全新的创作模式（pattern）。论文由六部分构成:绪言部分首先对研究对象丁西林予以简要介绍。在厘清国内外研究现状后,提出本文的核心问题:英语世界高度认可丁西林剧作的原因为何?丁西林剧作的哪些艺术特征具有创新意义,并如何起到了范本的作用?继而陈述本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意义与创新之处。第一章探讨英语世界对丁西林剧作的接受。自20世纪30年代至今,英语世界不断有人在介绍、翻译、研究、甚至搬演他的剧作。无论是专题论文还是戏剧史,大都强调作家通过采用文雅的语言,融合唯美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喜剧形式,使作品拥有了独特而隽永的艺术价值。中外论者对丁西林剧作的评价有别,体现了美学观念和理论体系上的差异,从而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形式与语言也具有足以建构戏剧范式的重要性。第二章探讨丁西林在中西文化双重影响下的美学主张和戏剧策略,以及他在中国早期话剧史上的作用。对比中西戏剧史会发现,中国早期新剧转向以知识精英主导的“爱美剧”,和19世纪欧洲情节剧过渡到现实主义戏剧的历史如出一辙,这其中既有西学东渐的作用,又有戏剧发展、更迭的历史必然性。丁西林及其社团同人都是学贯中西的现代知识分子,作为业余爱好者进入新剧场域。他们再三申明审美愉快与艺术形式的重要性,是为了厘正前期新剧对高台教化的过分强调。因此他们另辟蹊径,提出了以知识分子为潜在观众/读者群的新剧策略,并在此框架下探索新的戏剧主题、形式与舞台实践。第三章探讨丁西林对西方编剧技法和喜剧精神的移植和改造。丁西林在编剧上融合了西方近现代戏剧的技巧和本土化的主题与素材,以吸引知识阶层观众/读者的兴趣。他以戏剧的暗示性和情境为关键突破点,并适当“留白”以调动观众/读者的能动性,从而建立起了一种以形式为重、内容居次的编剧模式。此外,他对乔装扮演技巧的反复运用,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人类的游戏天性和男性的欲望,这为“涕泪交零”的现代戏剧带来了一丝珍贵的愉悦。其喜剧传达出温和而折衷的精神,又和英国风俗喜剧的强烈讽刺精神有着很大不同。第四章探讨丁西林对语言结构和文体风格所做的革新与调和。他始终致力于探索一种整合了文言与白话、中英语法的白话文,它既比纯粹口语更书面文雅,又比传统文言文更加活泼且更加具有日常口语化特征。同时,他用意义丰裕、富于美感的语言构建多重的意义,增添了剧本本身的文学维度,也重现了修辞的价值。因此,其戏剧语言呈现出文学化的、跨文化的、现代性的特征,引领了风靡一时的“西林风”。处女作《一只马蜂》实际上可被视作作家对其白话文试验的一个讽喻,也是其“西林风”戏剧创作的开拓之作。最后,结语部分指出,通过对编剧技法与语言风格的不断钻研和探索,丁西林创作出了具有技巧性、游戏性、杂糅性和现代性的戏剧,为中国现代戏剧,尤其是早期话剧提供了新的创作范本与模式。在以高台教化的戏剧观为主流的时代,丁西林践行了与众不同的美学与戏剧理念,其作品是独立自足、精雕细琢的艺术,而非“主义”和“思想”的附庸。这构成了其剧作的内容狭窄化和受众局限性,但也造就了英语世界对他的高度肯定。如果说还有评论家困扰于如何从丁西林的剧作中发掘出深刻的社会立意,那么,本文希望能够证明它们在艺术形式上的革新,就已经蕴蓄了独特的美学价值,为中国戏剧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申雨静[2]（2021）在《《星期》与1920年代通俗文学的发展》文中提出《星期》是1920年代通俗文学期刊的代表,于1922年3月5日出版,主要由着名通俗作家包天笑负责主编工作,本刊“在世”时间比较短,前后一共发行不到一年,在1923年2月11日停刊,共出版50期。《星期》是一份小型综合性周刊,每周日刊发一期,售价一角,由大东书局负责印刷和发行销售。第一章对《星期》整体进行简要的概述。首先是《星期》的刊发情况,其中介绍了创刊的文化背景、出版过程、出版时间和销量。其次,《星期》的整体印刷甚是精美。在第二节中,详细分析了《星期》的封面和插图。根据图画内容,封面可大致分为三大类。同时封面和插图不是单独存在的个体,和本期所发表的作品内容密切相关,呈现出明显的“图文互动”。第三节论述了《星期》的营销方式和广告,这是《星期》销量不断攀升的重要因素。最后介绍了《星期》高水平的作家队伍,不仅有包天笑、毕倚虹等老牌作家,还有张无诤、伊凉等后起之秀,也有彤影女士、恽玉等女性作家。正是《星期》上这些作家,用自己优美的文笔,创作了丰富多样的作品,组成了《星期》这部绚丽多彩的文学杂志。第二章通过和包天笑之前主编的刊物做比较,如《小说画报》等,探究包天笑主持《星期》时编辑方针的变与不变。他办刊一贯坚持有明确的读者定位、紧随社会热点、关注社会问题和不同流俗的办报风格。同时在编辑《星期》时,编辑策略又有所调整,不仅与读者交流沟通增多,还取消了具体栏目设置。这与当时文学消费市场的变化有密切关系。第三章首先介绍了1920年代文学和文学消费市场的变化。面对调整之后的市场,通俗杂志的面貌也发生了一定的改变。通俗文学的决战在市场,谁更多地占领了市场,谁就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而《星期》的“小报化”特点就是包天笑为扩大销量而采取的策略。《星期》在栏目设置和选择登载夸张化、标题化的作品同小报类似,但这部分作品在其中占比较小。所以《星期》只是有些小报的特点,而非小报。同时,与之前在论战中保持沉默不同,通俗作家开始以《星期》为阵地,对新文学家的批判有所回应,不过大都比较平和理性。第四章主要探究《星期》与1920年代通俗文学的创作之间的关系。首先是围绕《星期》开展的理想小说、婚姻问题、侦探小说、生育问题、婢妾问题和武侠小说这6次主题征文活动,不仅扩大了《星期》的知名度,增加销量,发现了许多优秀作品,还发掘出一些文坛后起之秀,并且这六个主题是之后通俗文学创作常见的主题。同时在《星期》中常见的作品类型,如社会、言情、武侠、侦探小说等,也体现了1920年代通俗文学创作的趋向:社会性小说增加;言情小说创作侧重面的有所变化,欢情比重上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星期》中刊登的武侠小说,通过开展武侠征文,不仅宣传了这一文学类型,还发掘了一些善作武侠小说的作家,如向恺然等,间接推动了通俗文学1923年武侠热潮的到来。总之,《星期》杂志具有很高的阅读价值和研究价值。它推动了1920年代通俗文学的发展,是研究1920年代通俗文学发展绕不开的一本刊物。
王禹新[3]（2021）在《章衣萍文学创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现代文坛的“这一个”,章衣萍创作丰赡,小说、散文、诗歌、戏剧、文学理论均有涉猎,受众广泛,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光彩。其作品成长轨迹与整个现代文学的建构过程相呼应,尤其“五四”阶段,他是新文学历史的积极参与者、是社会思想的启蒙者,为《语丝》撰稿、主编《文艺春秋》《文艺茶话》、参与组建秋野社等,文学活动相当活跃。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历史的尘烟渐渐将其淹没。本论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结合作家作品、生平事迹、文学活动实践,对章衣萍丰富的小说、散文、诗歌的内容、艺术表达形式进行探究,力图挖掘章衣萍创作中的亮点,并对其创作价值做出客观评价。第一章研究章衣萍《情书一束》等情爱小说。章衣萍小说对尚情至性的乌托邦的理想追求,以及对婚姻多种形式的探讨,使小说具有强烈的反封建色彩和现代性。第二章从“幽默”的不同表现和多样的散文内容入手,探讨章衣萍“由京入海”后散文风格的变化,并肯定其“世说新语体”的创新性,以及对现代散文发展的独特贡献。第三章探究章衣萍新诗实践的特点和进步性,并梳理其旧体诗词创作中的新质部分,辨析其“时代新人”与传统名士身份的双重性。第四章回归历史场域,考察章衣萍的文学史成绩。章衣萍虽被纳入“海派”作家,却呈现出来更多的个体丰富性和创作独特性,其作为“畅销小说作家”虽有追随市场的创作倾向,但其最初的创作理想和书写旨意未曾改变。章衣萍创作风格多样、不拘一格,但毫不伪饰做作、尊重客观现实是其一以贯之的原则。虽然“由京入海”使其小说、散文、诗歌消闲娱乐书写增多,但他的创作仍然具有在“京”时期强烈的现实批判性。对其创作做统观研究,一方面可以在其个人创作生涯和文学理想的追溯中去除部分批评带来的认知遮蔽,再现作家的丰富性,更全面地了解章衣萍。另一方面研究可观照小说、诗歌、散文在新的历史时期建构之时的多样色彩,深入理解章衣萍的文学实践和与之相关的名人大家的鸿泥雪爪。
张蓬[4]（2021）在《中国“新文学”与“国文教育”互动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中国“新文学”与中学“国文教育”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清末民国时期新式教育制度、白话文教科书新文学选文、新文学作品教学等方面的分析,发掘新文学在酝酿、发生、发展中与“国文教育”之间的互动影响。“新文学”借助教育制度奠定了国文教育中的“知识身份”,通过国文教科书编写加速了传播,影响了学生文学观念和审美趣味的形成,奠定了其经典地位,同时“新文学”也全面推动了国文教育改革,加快了国文教育的现代化进程。“新文学”与中学“国文教育”之间的关系纷繁复杂,主要体现在教育改革、知识生产与传播、文学创作、经典形成等方面。为了清晰地呈现出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从“文学”“教育”的双视角,以国文教育的基本构成要素为切入点,重点分析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尤其是“新文学”在“国文教育”中的经典形成,旨在通过以上分析促进当下文学教育中对“新文学”作品的正确认识和科学选择,为学生的文学修养培养等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本文共分五章,尝试从现存国文教育制度文件、发行量大且出版权威的代表性国文教科书等方面入手,进行细致的史料分析,探究中学“国文教育”与“新文学”之间在文学传播、知识生产、经典形成、文学创作等方面的互动关系。第一章通过对清末民初教育制度演变的考察,论证了学制和教育宗旨的变迁为“新文学”进入“国文教育”提供了先决条件,“国语运动”作为“新文学”和“国文”的媒介、桥梁,以“国语统一”为共同目的,实现了“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双潮合一”,确立了“新文学”在“国文教育”中的“知识身份”地位。第二章以国文教科书对新文学作品的传播为研究内容,阐述了新思想、新文化和新文学如何通过国文教科书进行传播。其中政府教育部门的权力、教科书编写者的个人兴味制约着教科书对新文学作品的筛选,也影响了新文学知识的生产。从1920年代“新文学”开始进入国文教科书,到1940年代战争背景下,“国定本”以党化教育的名义对新文学作品的排挤,再到开明新编国文读本坚决选用新文学作品以反抗“国定本”的压制,都体现了国文教科书对新文学作品经典化形成的推动作用。第三章论述了新文学对国文教学改革的促进。从“问题教学法”、“道尔顿制”实验到“精读”“略读”法,新文学选文帮助国文教育加快了现代化进程。与此同时,新文学也促进了国文教育的作文教学改革,教科书中的新文学作品成为学生写作训练的范文,不仅促进了学生现代文体意识的形成,也使新文学的知识地位、知识形象在中学的作文教学中被强化,在这个过程中,新文学也得到了考试制度的官方认可,自身的知识体系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第四章分析了新文学作家的文学创作与国文教育之间的相互影响。新文学作家倡导白话文,自主编写教材,改进教学方法,为学生带去新文化、新思想。从教经历也为作家提供了创作素材,他们将自己的教育理想诉诸作品,同时也促进了新文学的发展。新文学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国文教育的改革、发展,加速了国文教育的现代化进程。第五章探讨了国文教育在现代文学作品经典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影响。现代语文教科书中那些不可缺少的现代文学“经典篇目”,其“经久不衰”的原因除了作品本身的经典本质外,在经典形成的过程中,还有教育、政治等其他外部力量的参与,它们的共同作用形成了文学作品的“经典化”。对于“新文学”来说,“国文教育”是一个最佳的传播途径。清末以降的学制改革和教育宗旨演变为新文学进入国文教育领域提供了先决条件,国语运动作为新文学和国文教育的桥梁,以“国语统一”为共同目的,实现了新文学与国文教育的全面结合。在这个过程中,新文学也借助国文教育这一途径,推行新文学、新文化、新思想,促进了现代文学审美观念及书写范式的形成。但是受到教育权力机制的约束和教育者个人视野及志趣的影响,国文教育对新文学存在着“限制性”选择,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新文学作品价值的认识。不过从最终的结果来看,二者之间的互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新文学促进了国文教学改革,引领了民国教育的新风尚,加速了其现代化进程。在二者互动的过程中,新文学选文培养了学生的现代文体意识,使新文学的知识地位、知识形象在国文教育中被强化,新文学知识体系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经典”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陈平原[5]（2021）在《阅读感受与述学文体——关于《论小说十家》及其他》文中指出告知师姐赵园,这学期我在北大讲授专题课"中国现代文学文类研究",讨论的对象包括她早年作品《论小说十家》,她有点困惑,以为这纯属"徇私舞弊"。因为,在她看来,这雏鹰初啼之声,不值得如此对待。在撰于1999年的《〈北京:城与人〉新版后记》中,她曾坦承:"《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出版后,有评介文字说那本书是我的‘第一本称得上是严格意义的’学术作品,我倾向于认可这说法,尽管也明白为此有必要追问什么是‘学术’。"（1）
吴孝成[6]（2021）在《信手拈来 涉笔成趣——读蒋晓华的随笔》文中研究说明1蒋晓华在伊犁作家中是一位多面手,散文、诗歌、小说、评论均有涉猎,但他的主要成就还在散文、随笔领域。蒋晓华又是一位多产作家,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再晚也写一千字"。所以近年来,即以随笔为例,亦有数百篇之多。随笔这种文体,自古就有,而且蔚为大观,在中华文学史上,是有悠久传统的。它取材广泛,内容不受限制;
赵普光[7]（2021）在《精神生成的文化根须——鲁迅书话及其意义》文中提出鲁迅的一生都与书密切相连。他在读书、搜书、写书、编书、校书等过程中,与书结缘。检视鲁迅留下的数量非常庞大的书话不难发现,鲁迅以其远见与风姿,卓然屹立于现代文坛书林。他的书话属于别样的世界。鲁迅书话的体例、格调既熔铸古今,又自成体系。更为重要的,鲁迅书话体现出其独特的阅读趣味、思想取径及文化取向。书话是观照作家精神生成的文化根须的重要通道,在此意义上,以书话为镜可以窥见鲁迅如何成为鲁迅的某些密码。
高爽[8]（2020）在《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家是知识分子群体中较为敏感的一类人,外在一切经过他们情感思维的内化展现出来,研究作家心态能探求历史投射给人的精神轨迹。现代作家沈从文集多种矛盾于一身,他的潜在情感与现实行为、文学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诸多不平衡,导致他一生在不断遭遇和克服危机中挣扎,心灵产生出“丰富的痛苦”。但是学界从心理学、精神科学层面来研究沈从文,一直相对薄弱,显着成果集中在文化、美学、历史社会等领域,有关他心态方面的研究比较零散尚不成体系。鉴于此,本论文将沈从文的创作心态作为核心研究对象,从整体上予以审视。文学作品是作家的精神载体,能真实反映他们的内心世界,也能打开时代灵魂,因此本论文采取的研究思路是,从沈从文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反观其创作心态,力图深入到他心灵世界的潜在层面,探寻他的心路历程和精神冲突,思考在动荡的二十世纪,自由主义知识者如何坚守个体人格和处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也反思以往研究中形成的某些定论。论文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运用传记批评法、心理分析法和社会历史批评法,对沈从文的创作心态进行综合分析。艺术植根于且满足了人的心理需要,人有了需要,会转化成相应的动机与欲望,并采取满足它们的行为。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划分为生理、安全、归属和爱、自尊、自我实现五个层次,它们之间的递进关系是相对的,因为现实中,人同时存在多种需要,只是在不同时期,某种需要能最先支配人的行为成为“优势需要”。人的较低一级需要得到一定满足之后,较高一级需要就会出现,已经满足的需要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潜能方式处于维持状态,如果环境改变或遭受挫折,还会再次出现。沈从文一生面临多种需要,它们同时、持久存在着,又随内外因变化组成了一个相对优势层次,且同一种需要在他人生不同阶段表现各异。基于沈从文的归属和爱、自尊、自我实现需要,本论文在作品“内容”上选取从恋爱、身份认同、文学理想三个方面来考察他的创作心态,既具共性又有个性;“形式”上的抽象、疯癫、综合书写分别与之相对应,又呈现出各自独立的特征;最后从“内容与形式”探讨他弃笔转业前后的心态。第一章论述沈从文作为“恋爱作家”的隐衷。情感归属和爱的需要是人的基本需要之一,沈从文也曾言“两性关系”是文学艺术的基本动力,有关两性关系的探讨,贯穿了他的文学生涯,不同时期的恋爱创作反映出他对女性、人生、文明等的不同心态。早期小说中的“性苦闷”与生活困顿尤其是经济压迫带来的自卑心理密切相关;其中也触及到了“性的道德”问题,男性自认为对女性的救赎、情欲与理性/道德之间的冲突是最突出的两个方面,他对此所持的暖昧态度中含有自我辩解的成分。沈从文还以“性本能”需求为基点表达了对文明的不满,他赞扬了四狗、五明、柏子等乡下人身上自由野蛮的原始情欲,虽也揭示出它自身的毁灭性,但他更不满文明的性道德作成的“伪善”。文明的性约束有时造成城里人肉体满足被剥夺与精神上失望,导致本能的负面性在他们身上产生了更大作用。事实上,沈从文是借对文明的不满,将原本在城市受到的挫折升华成了一种异域文化自信,反映出一种夸张的心理态势。而40年代的爱欲抒写《看虹摘星录》,是他不能平衡婚后现实与爱情想象的结果,从小说与现实中的两位“女性吉诃德”身上,可以看出他在婚姻情感上的苦闷。第二章分析沈从文身份认同的窘迫心态。爱的需要虽有受挫,但部分得以满足之后,沈从文的自尊需要,开始占据优势,对于离开湘西前往北京寻求生存的他来说,自尊需要具体表现为希望自我能够在城市中获取身份认同。作为一个具有现代知识、追求智慧、怀揣理想的乡土文学青年,沈从文向往渴慕代表知识、教育、文化的城市,于是决然离开湘西前往北京;当他历经挫折终于在城市中站稳脚跟后,却又在情感上选择后退,反复声称自己是个“乡下人”。这背后是他自卑与自高相互纠缠的心理在起作用,“乡下人”立场是他的生存和叙事策略,它在城乡对立、苗汉对立两个层面上都存在裂隙。都市经验带给沈从文创伤的同时也赋予他理性,创伤让他用“乡下人”的眼光打量城里人时,看出了都市的堕落;理性使他用启蒙者的态度审视湘西时,意识到了它的悲剧性,他对两种环境都生出疏离感,身份认同存在危机。“不肯回去”让他游离在城市边缘,“无从回去”又使他徘徊在湘西边缘,他在两个世界中都被看作“外来者”,成了一个“非城非乡”、“半城半乡”的“边缘人”,这“中间的悲哀”伴随了他一生。第三章探讨沈从文文学理想的功利心态。身份认同的窘迫困扰着沈从文,但他潜意识中倾向“城里人”和“启蒙者”角色,30年代之后,随着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他自我实现的需要,即自我发挥和完成的欲望变得强烈,他想要通过文学理想实现自我和社会价值。本章所言第一个层面上的功利指“日常经验对个人利益的肯定”,它建立在个人所追求的目的或目标之上。在个人层面上,沈从文积极寻求自我的文学史价值,30年代初期,他从诗歌批评中肯定了自己作品的意义,由小说批评中找到了在文坛上的定位;中期,《从文小说习作选》的出版,是他为争取文学史地位采取的主动行为。第二个层面上的功利指文学为表现社会和民族的人生而作。沈从文走的也是“文学救国”之路,以湘西现实和神话传说为题材的浪漫主义小说中,蕴含着他的“尚力”意识,体现了他主张通过激发民众的意志和生命力实现民族改造的理想,这也是他与“战国策派”成员在文化核心理念上的重要契合点。沈从文的文学理想和社会理想相通,因从小看过无数杀戮,他厌恶政治反对强权,把文学当作改造国家的“武器”,推进人类和平的唯一“工具”,提倡“专家治国”,极力排斥政治干涉文学、文学从属政治,主张以文学鼓励、辅助政治向前,他认为文学思想的效力至少和政治有益行为的目的平列,甚至还会超越后者。但沈从文参与历史的方式没有被理解和接受,建国后,他也意识到,以文学改造民族、社会的理想只不过是“堂吉诃德式的幻想”。第四章探析沈从文的书写形式和心态之间的关系。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密切相关,沈从文的抽象、疯癫和综合书写是“已成为形式的内容”,与他的爱欲纠葛、身份窘迫和文学理想相连。30年代末情感生活的纠葛、战争带给中国人的消极性、文与人不被理解等,都促使他重新思考新的表现形式,并为追求的抽象书写迷惑而转向虚无。在《看虹摘星录》中,他将爱欲从变化不定的日常中抽离出来,以抽象形式使之固定下来成为永恒,在一种看似隐晦的暖昧状态下倾诉着被压抑的苦闷,也用新试验抗拒和超越现存关系,试图打破占主导地位的常规意识和日常经验。沈从文身份认同的窘迫也和他身上的“疯狂的因子”有关,他多次提及自己在别人眼里常被看作是“神经病”,在他的文学观念里,世界上最高的记录由“发狂”的人造成,他还用写作经验谈到头脑接近疯狂的情况下文字才会有生命,这样的看法类似“疯癫与文明”的关系。沈从文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有疯癫体验,疯癫书写融入了他的人生体验,也反映出他在认识自我时的迷乱心态。综合书写,是沈从文抗战之后在文体形式上持续进行的尝试和突破,体现了他尝试“揉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一”,创造出新“现代小说一格”的文学理想。但内外多种矛盾致使《长河》、《芸庐纪事》、《雪晴》等综合书写的产物都呈现出“未完成”状态,揭示出他对形式探索、社会历史发展的困惑。第五章剖析沈从文内外交困的文学逆境。30年代之后,爱欲苦闷、理想失落、文体形式失败等困扰着沈从文,最终导致他陷入内外交困的文学逆境中。昆明时期,面对民族忧患、人事关系纠葛、情感烦闷,创作上的表达焦虑,沈从文变得愈加孤独、沉默,在时代大力和个人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发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不知向谁呼喊”的痛苦压抑之声。1946年夏末复员回到北平后,他试图走出苦闷重新振作起来,发表的论时政杂文增多,表现出参与国家建设的热情和担当,并继续实践着文学理想。1946年10月,发表了自辩性长文《从现实学习》后,他开始不断受到来自民盟、左翼、无党派等人士的批判,再次陷入压抑之中。1948年左翼文学界的领导人认识到在社会转折的关键时期,应当坚持文学配合、服从政治的原则,沈从文被列入坚决予以打击并彻底消灭的“反动”作家一列。因摆脱不掉恐惧权力而产生的“迫害感”,1949年初沈从文的精神状况急遽变坏,3月28日他选择了自杀,自杀被救成为他新生的起点。40年代之后,沈从文一直为表达焦虑所困,找不到合适形式书写见闻感受,在他看来研究文物和文学创作是相通的,在文物研究中他重新找到了延续生命抒情的方式,坚守了精神上的创造性,弃笔转业是他做出的“健康的选择”并非“消极的退隐”。从对沈从文创作心态的分析可知,他在面对情爱、自我、理想、书写形式探索时都有矛盾,徘徊于情欲和道德、文明和蛮力、神性和世俗、“乡下人”和城里人、审美和功利等之间,精神结构呈现出抽象与具体、无限与有限、绝对与相对、自由与必然等复杂性。他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转折之中寻找平衡,但性情人格上固有的特征使他无法实现对自我和世界的整合认同,从而在绝对孤独中体验着异己性,生命内在的紧张和狂热一度将他导向死亡。他“在”却“不属于”任何一个世界,位于交叉点、处在临界状态又使他超越了它们,这正是他精神上的独特性。沈从文终其一生都努力将生命力转化为精神上的创造积极性,坚守以自由精神为灵魂要义的个体人格,在创造生命自身和生存价值中产生的心灵冲突、挣扎、痛苦,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精神资源。本论文从沈从文的创作心态出发,纵观其一生心路历程,是作家个人心态史的研究,也是从心态文学史的角度做出的个例尝试。
宫月[9]（2020）在《《骆驼草》散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30年创刊的《骆驼草》是一份综合性的纯文学刊物,周刊以散文创作为主,因此《骆驼草》周刊中的散文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对象。《骆驼草》周刊的出现迅速汇集了一批以周作人为核心的北京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这个文学群体的登场是前期京派作家的首次集体亮相,在三十年代文学向左转的主流语境下,周刊的出现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骆驼草》同人并不是一个成熟的社团群体,他们因相同的审美旨趣走在了一起,这离不开周作人的领导作用,作为周刊的核心人物周作人,对周刊的贡献功不可没,自然成为本文的研究重点。同时对周刊的其他重点作家,如废名、梁遇春、俞平伯等也将分析研究。本文的整体思路如下:第一章介绍《骆驼草》周刊。主要是对《骆驼草》周刊的整体风貌有一个大致的描述,让人了解《骆驼草》周刊。本章一共三节,第一节介绍《骆驼草》周刊的创刊背景以及最终停刊的原因,第二节将《骆驼草》放入京派文学刊物中进行研究,分析周刊与其他京派文学刊物的联系与区别,最后进一步归纳出《骆驼草》独特的风貌特点,通过对比研究发掘《骆驼草》周刊的意义。第二章外部生活世界的书写。主要是对《骆驼草》描写日常生活的随笔散文的研究。根据散文的内容来分,本章共两节,第一节研究以民风、民俗为描述对象的“草木虫鱼”趣味小品文;第二节研究作家对自己故乡风土描绘的散文,在《骆驼草》刊登的作品中多有关于故乡的描写,通过作家的故乡情结和乡土意识的角度进行研究。第三章自我独语和社会对话。本章共两节。第一节从内容上划分,主要研究人生抒怀类散文,主要是对《骆驼草》中抒发自我认知和自我观念的散文的研究,其中重点研究梁遇春和废名的散文;第二节研究以与社会的对话为主要内容的散文,此时期的周刊作家没有像五四时期那样对社会现象进行激烈的抨击和批判,而是面对社会对周刊及作家的批判之声,他们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与社会上的其他声音进行对话,表明自己的创作立场,其中最突出的是周刊同人与左翼文学的对峙。第四章《骆驼草》散文的艺术特色。《骆驼草》周刊的作家是以周作人为核心的骆驼草同人,他们有相同或相近的艺术旨趣,因此周刊虽有多位作家刊文,但是其散文艺术特色也大致相同。本章共三节,第一节主要研究周刊文学体现出的性灵特点;第二节研究散文表现出文学的趣味性;第三节研究散文中“苦味”、“涩味”与“简单味”。
饶倩倩[10]（2020）在《茅盾短篇小说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文学大师,茅盾不仅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而且发表了数量颇丰的文学评论、理论文章和研究论着。在茅盾的文艺观中隐含着一套自成体系的短篇小说理论观念。茅盾的文论文章为其短篇小说观的发掘和呈现,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料,从而可以从不同角度全面、系统地研究茅盾的短篇小说观。从历时性的角度考察茅盾短篇小说观的发展演变,大致以新中国成立为时间界线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建国前茅盾短篇小说观的文学主张完成了从“为人生”到为无产阶级的思想转换,提倡的创作内容从题材、人物到主题都以多样化为主导,倡导的创作方法从外来的自然主义逐渐过渡到本土化的现实主义。建国后茅盾短篇小说观的文学主张则由为无产阶级转向为社会主义,提倡的创作内容主要集中在鲜明的时代题材、人物和主题上,倡导的创作方法经历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到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两结合”的复杂历程。茅盾建国前后短篇小说观的演变,其原因主要是时代文艺思潮的影响和茅盾自身政治抱负的驱使。从共时性的角度来看,茅盾的短篇小说观主要由构思观、结构观、人物观、语言观、风格观等理论要点构成。茅盾重视短篇小说写作前的选材、剪裁等构思过程,主张短篇小说采用截取生活横断面的结构样式;强调短篇小说应以人物为主,人物可分为主次人物和典型人物,人物塑造可运用心理描写、言行刻画、环境渲染等多种方法。茅盾还提倡使用口语,重视风格创新。茅盾短篇小说观的形成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学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是茅盾短篇小说观产生的重要基础;外国现代文学文化的引进与学习,则是它的直接来源。茅盾政治活动家的身份决定了其对短篇小说政治功能的选择,期刊编辑的身份成就了其短篇小说阅读经验与理论思考的融合,批评家的身份促进了其短篇小说创作的理论审视,作家的身份则完成了其短篇小说观的理论运用与反思。茅盾短篇小说观具有独特的价值。从短篇小说创作方面来说,茅盾的短篇小说观既指导了茅盾自身的短篇小说创作,同时也对其他现当代作家的短篇小说创作具有一定的影响和促进作用。从短篇小说理论方面来说,茅盾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推崇、对人物性格的重视和对作家个人文学风格的强调等理念无疑丰富了20世纪中国短篇小说理论。茅盾短篇小说观也存在政治化、单一化和理论意识缺乏等不足之处。茅盾的短篇小说观对于新世纪的中国短篇小说创作无疑仍有一定的指导和启示作用,对于中国化的短篇小说理论建设也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杂谈读书和作家的读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杂谈读书和作家的读书（论文提纲范文）
（1）中西比较视域下的丁西林剧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与选题缘起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内容与问题 |
| 四、研究理论与方法 |
| 五、研究意义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丁西林剧作的内容与形式之争 |
| 一、英语世界的高度认可 |
| 二、文以载道的传统标准 |
| 三、形式技巧的重要意义 |
| 第二章 丁西林的美学主张与戏剧策略 |
| 一、早期新剧的发展与转折 |
| 二、知识精英的涉足与论争 |
| (一) 吸纳中西与文理的学问 |
| (二) 批判“教条主义”的戏剧观 |
| (三) 提倡“使人愉快”的美学 |
| 三、关注受众的创作与实践 |
| (一) 明确潜在的观众与读者 |
| (二) 探索戏剧的主题与形式 |
| (三) 试验小剧场的制度与舞台 |
| 第三章 丁西林对编剧技巧的移植 |
| 一、营造戏剧的暗示性 |
| (一) 强调作家—观众的双向交流 |
| (二) 编织“经济节约”的人物对话 |
| (三) 留有空白与距离的戏剧结尾 |
| 二、发挥情境的重要性 |
| (一) 建立对话与情境的关系 |
| (二) 激发观众与情境的共鸣 |
| 三、重塑喜剧的精神 |
| (一) 释放游戏的天性 |
| (二) 表达男性的欲望 |
| 第四章 丁西林对戏剧语言的革新 |
| 一、对文白词汇与中西语法的杂糅 |
| 二、对匀称结构与多维意义的雕琢 |
| 三、《一只马蜂》:“西林风”的开拓之作 |
| 结论: 独辟蹊径的戏剧创作模式 |
| 附录一 丁西林年表 |
| 附录二 Oppression as a Situational Comedy:A Note on the Stagecraft of Ting Hsi-lin |
| 附录三 情境喜剧《压迫》:丁西林编剧艺术札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星期》与1920年代通俗文学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星期》概述 |
| 第一节 《星期》的刊发情况 |
| 第二节 《星期》的封面和插图 |
| 第三节 《星期》的营销方式和广告 |
| 第四节 《星期》的作家群体 |
| 第二章 《星期》编辑方针与1920 年代通俗期刊面貌的调整 |
| 第一节 包天笑一贯坚持的编辑方针 |
| 第二节 包天笑编辑方针的调整 |
| 第三章 《星期》“小报化”与1920 年代文学消费市场的变化 |
| 第一节 《星期》的“小报化”销售策略 |
| 第二节 《星期》杂志:新旧文学论争的阵地 |
| 第四章 《星期》与1920 年代通俗文学的创作 |
| 第一节 《星期》征文活动与1920 年代通俗文学热点主题 |
| 第二节 《星期》作品的类型化与1920 年代通俗文学创作趋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附录3 |
| 附录4 |
| 致谢 |
（3）章衣萍文学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章衣萍生平及创作概况 |
| 二、章衣萍研究现状 |
| 三、研究重点与方法 |
| 第一章 大胆前卫的情爱小说 |
| 第一节 凄婉烂漫的情爱世界 |
| 一、对传统婚姻的反叛 |
| 二、尚情至性的乌托邦 |
| 三、“向爱而生”的悲情书写 |
| 第二节 “自然真实”的创作原则 |
| 一、书信体、日记体的别致运用 |
| 二、多样叙述视角的创作实践 |
| 第二章 丰富独特的散文创作 |
| 第一节 多样的散文题材和文体书写 |
| 一、文明批评、社会批评杂文 |
| 二、消闲娱乐、委婉浪漫的小品文 |
| 第二节 独特的散文艺术手法 |
| 一、“幽默”的多种表达 |
| 二、信笔直抒、任意而谈 |
| 三、新颖别致的“世说新语体” |
| 第三章 新旧诗体实践与身份选择 |
| 第一节 尝试:多样体式的新诗实践 |
| 第二节 回归:别样的旧体诗词书写 |
| 第三节 身份之辨:新诗诗人与传统名士 |
| 第四章 文学史上的“边缘人” |
| 第一节 毁誉参半的评价 |
| 第二节 文学与市场的两相调和 |
| 第三节 “海派”中的“这一个”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中国“新文学”与“国文教育”互动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依据及意义 |
| 二、研究历史与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第一章 新文学在国文教育中“知识身份”的确立 |
| 第一节 晚清至“五四”教育制度变迁中的“文学”演变 |
| 一、晚清学制改革对“文学教育”的奠基 |
| 二、民初教育改革对“文学教育”地位的确定 |
| 三、“五四”时期教育制度改革对“文学教育”的强化 |
| 第二节 新文学与国文教育“联姻” |
| 一、“言文一致”的必然结果 |
| 二、文学教育改革的需要 |
| 三、“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的利益共谋 |
| 第二章 新文学以国文教科书为媒介的传播 |
| 第一节 1920 年代国文教科书新文学兴味的体现 |
| 一、《白话文范》的“新思潮”倾向 |
| 二、《初中国语文读本》的新文学经典倾向 |
| 三、《初级国语读本》的“新文学理念”倾向 |
| 四、编者个人因素对新文学选文编排的影响 |
| 第二节 1930 年代国文教科书“文学教育”观的转变 |
| 一、“新思潮”的延续与深化 |
| 二、“文艺性”的强调与凸显 |
| 三、从“文学”到“文章” |
| 第三节 1940 年代国文教科书中新文学的“遮蔽”与“反抗” |
| 一、“国定本”对“新文学”的有意遮蔽 |
| 二、《开明新编国文读本》对“新文学”的坚持 |
| 三、国文教科书新文学选文特征 |
| 第三章 新文学对国文教育改革的推动 |
| 第一节 新文学选文促进阅读教学改革 |
| 一、“人生问题”选文引发“问题教学法” |
| 二、艺术性选文引发“道尔顿制”教学实验 |
| 三、新文学教育引发“精读”“略读”改革 |
| 第二节 新文学选文促进国文写作教学改革 |
| 一、语体文作文观的形成 |
| 二、写作教学内容的明确 |
| 三、写作指导方法的转变 |
| 第三节 新文学选文促进国文考试改革 |
| 一、考核方式的改变 |
| 二、考核内容的改变 |
| 第四章 新文学家教育思想、创作与国文教育的相互影响 |
| 第一节 新文学家教育思想对国文教育的影响 |
| 一、周氏兄弟的“儿童本位”思想 |
| 二、叶圣陶与朱自清的国文教育观 |
| 第二节 国文从教经历对新文学创作的影响 |
| 一、以学生为假想读者群的“范文式”创作 |
| 二、以抒发个人教育理想为目的的创作 |
| 三、从教经历影响在作家写作风格中的体现 |
| 第三节 新文学中的“教育书写” |
| 一、以“教育批判”为主题的创作 |
| 二、以“儿童为本”的创作 |
| 三、为教育助力的新文学读物编辑 |
| 第五章 国文教育视野下现代文学经典的形成与反思 |
| 第一节 新文学作品在国文教科书中的“经典化”历程 |
| 一、散文作品的“经典化”形成 |
| 二、小说作品的“经典化”形成 |
| 三、新诗作品的“经典化”形成 |
| 四、戏剧作品的“经典化”形成 |
| 第二节 新文学作品在国文教科书中的“经典”成因 |
| 一、符合选文标准 |
| 二、具有教学价值 |
| 三、文化斗争需要 |
| 四、自我经典化努力 |
| 第三节 国文教育对新文学“经典”产生的影响 |
| 一、节选对原作解读的影响 |
| 二、删改对原作解读的影响 |
| 三、教学阐释对原作的影响 |
| 四、教育及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本文参考的中学国文教科书及新文学选文篇目 |
| 后记 |
（5）阅读感受与述学文体——关于《论小说十家》及其他（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一空依傍的阅读 |
| 二、拒绝平庸的文体 |
| 三、召唤对话的“独语” |
（7）精神生成的文化根须——鲁迅书话及其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 一、鲁迅书话的体例 |
| 1.序(题)跋式 |
| 2.目录式 |
| 3.案语式 |
| 4.文抄体 |
| 5.杂文式 |
| 6.书信、日记以及广告式 |
| 二、鲁迅书话的格调 |
| 1.学人之文 |
| 2.文人之学 |
| 三、鲁迅书话中的版本意识 |
| 四、知识结构与思想资源 |
| 五、阅读选择与文化取向 |
（8）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的缘起和意义 |
| 二 沈从文研究现状与拓展之可能性 |
| 三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恋爱作家”的隐衷 |
| 第一节 “性苦闷”与自卑 |
| 第二节 “文明及其不满” |
| 第三节 “女性吉诃德”与“幸福的幻影” |
| 第二章 身份认同的窘迫心态 |
| 第一节 “湘西社会的逆子”:向往都市与决然离乡 |
| 第二节 “乡下人”身份的建构与裂隙 |
| 第三节 “边缘人”位于“中间的悲哀” |
| 第三章 文学理想的功利心态 |
| 第一节 “自明心迹”:追求自我价值 |
| 第二节 “浪漫主义的物力化” |
| 第三节 “最后吉诃德”的文学政治幻念 |
| 第四章 书写形式与心态的游移 |
| 第一节 抽象书写与虚无 |
| 第二节 疯癫书写与迷乱 |
| 第三节 综合书写与困惑 |
| 第五章 内外交困的文学逆境 |
| 第一节 “不知向谁呼喊”的压抑 |
| 第二节 “一切已结束,一切正起始” |
| 第三节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
| 结语 坚守精神创造性与个体人格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骆驼草》散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文献综述 |
| 第一章 “沙漠”中的《骆驼草》 |
| 第一节 《骆驼草》的诞生与解体 |
| 一、《骆驼草》诞生的缘起 |
| (一)北京的文学生态环境 |
| (二)《骆驼》、骆驼社、《骆驼草》 |
| 二、《骆驼草》解体的原因 |
| (一)创作成员的离散 |
| (二)商业经营的失败 |
| (三)社会环境的压制 |
| 第二节 京派文学中的《骆驼草》 |
| 一、《语丝》和《骆驼草》 |
| 二、《骆驼草》与其他京派刊物 |
| 第三节 《骆驼草》散文风貌及意义 |
| 一、“好文章我自为之”——《骆驼草》散文的风貌 |
| 二、《骆驼草》散文的意义 |
| (一)京派文学的开端 |
| (二)丰富了三十年代的文坛 |
| (三)推动自由主义文学的发展 |
| 第二章 自然世界的书写 |
| 第一节 “草木虫鱼”趣味小品 |
| 一、从民俗的视角看《骆驼草》散文 |
| (一)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表现 |
| (二)“俗”事物的趣味书写 |
| (三)“鬼神”题材的书写 |
| 二、周作人民俗散文形成的原因 |
| (一)国外近代思想的影响 |
| (二)少年时期的经历 |
| (三)现实和传统思想的影响 |
| 第二节 乡土的表现 |
| 一、《骆驼草》散文中的乡土情结 |
| 二、《骆驼草》散文中的乡土意识 |
| (一)民族意识与乡土意识 |
| (二)精神家园 |
| 第三章 自我独语和社会对话 |
| 第一节 抒情独语散文 |
| 一、苦闷与激情的矛盾体——梁遇春 |
| (一)别具一格的话语方式 |
| (二)黑暗与希望的矛盾体 |
| 二、散文化的小说——废名 |
| 第二节 社会杂谈与对话 |
| 一、自由主义的文学立场 |
| (一)中国自由主义文学 |
| (二)周作人与自由主义文学 |
| 二、与左翼文学的对峙 |
| 第四章 《骆驼草》散文的艺术特色 |
| 第一节 直抒性灵 |
| 一、性灵文学的缘起 |
| 二、《骆驼草》散文性灵的表现 |
| 第二节 散文的趣味性 |
| 一、得之于生活的闲趣 |
| 二、富于思想特色的理趣 |
| 三、颇具艺术气息的雅趣 |
| 第三节 苦味、涩味与简单味 |
| 一、苦味 |
| 二、涩味 |
| 三、简单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文学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茅盾短篇小说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本课题研究现状 |
| 三、本文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茅盾短篇小说观的演变 |
| 第一节 茅盾建国前的短篇小说观 |
| 一、文学主张:从“为人生”到“为无产阶级” |
| 二、创作内容:提倡多样的社会内容 |
| 三、创作方法:倡导现实主义 |
| 第二节 茅盾建国后的短篇小说观 |
| 一、文学主张:从“为无产阶级”到“为社会主义” |
| 二、创作内容:提倡鲜明的时代内容 |
| 三、创作方法:倡导本土化的现实主义 |
| 第三节 茅盾短篇小说观的演变缘由 |
| 一、时代文艺思潮的影响 |
| 二、自身政治抱负的驱使 |
| 第二章 茅盾短篇小说观的理论要点 |
| 第一节 茅盾短篇小说的构思观、结构观 |
| 一、短篇小说构思观 |
| 二、短篇小说结构观 |
| 第二节 茅盾短篇小说的人物观 |
| 一、短篇小说人物设定观 |
| 二、短篇小说人物塑造观 |
| 第三节 茅盾短篇小说的语言观、风格观及其他观念 |
| 一、短篇小说语言观 |
| 二、短篇小说风格观 |
| 三、其他短篇小说观念 |
| 第三章 茅盾短篇小说观的形成原因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学文化的承袭与发展 |
| 一、传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 |
| 二、古典文学的知识积累与理论训练 |
| 三、传统文化新变带来的视野拓展 |
| 第二节 外国现代文学文化的引进与学习 |
| 一、外国文学文化的思想摄取 |
| 二、外国短篇小说的艺术借鉴 |
| 第三节 多重身份对茅盾短篇小说观的促成 |
| 一、政治活动家——短篇小说政治功能的选择 |
| 二、期刊编辑——短篇小说的阅读经验与理论思考 |
| 三、批评家——短篇小说创作的理论审视 |
| 四、作家——短篇小说观的理论运用与反思 |
| 第四章 茅盾短篇小说观的价值与不足 |
| 第一节 茅盾短篇小说观的创作指导价值 |
| 一、对自身短篇小说创作的指导 |
| 二、对其他作家短篇小说创作的影响与促进 |
| 第二节 茅盾短篇小说观的理论价值与不足 |
| 一、茅盾短篇小说观的理论价值 |
| 二、茅盾短篇小说观的不足之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杂谈读书和作家的读书（论文参考文献）
- [1]中西比较视域下的丁西林剧作研究[D]. 赵冬旭.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2]《星期》与1920年代通俗文学的发展[D]. 申雨静. 河北师范大学, 2021(12)
- [3]章衣萍文学创作研究[D]. 王禹新. 喀什大学, 2021(07)
- [4]中国“新文学”与“国文教育”互动关系研究[D]. 张蓬.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5]阅读感受与述学文体——关于《论小说十家》及其他[J]. 陈平原. 文艺争鸣, 2021(02)
- [6]信手拈来 涉笔成趣——读蒋晓华的随笔[J]. 吴孝成. 伊犁河, 2021(01)
- [7]精神生成的文化根须——鲁迅书话及其意义[J]. 赵普光. 社会科学, 2021(01)
- [8]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D]. 高爽. 山东大学, 2020(10)
- [9]《骆驼草》散文研究[D]. 宫月.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1)
- [10]茅盾短篇小说观研究[D]. 饶倩倩. 陕西理工大学, 20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