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自行车产业“十五”发展战略

一、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江苏自行车行业的发展战略（论文文献综述）

柳笛^[1]（2020）在《中国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指出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构成了“民生”概念的基本范畴,并在这些生存需要的改善和满足中不断丰富着“民生”的内涵。人类对丰衣足食的向往伴随着人类的存在而存在,为了实现这一最为朴素的愿望,为了满足这些需要而进行的“生产”,便使“经济”具有了最初的价值,在基础与目的的循环往复之间,展开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图样。“利民之事,丝发必兴”是我们党自成立之初就秉持的初心和使命,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节点,回望历史,可以看出“改善民生”是我们党孜孜以求的目标,而重要的手段就是“发展经济”。迈进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从根本上指明了要实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循环贯通的基本逻辑,具体回答了在“何种发展”中“如何改善民生”这两个相互融通的问题,如何在历史的变迁中掌握其运动变化的轨迹,对新时代交出“怎样做”的答卷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现实的人”因其需要的广泛性而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这既包含“吃喝住穿”的需要,也包含因“生产”所带来的“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的需要,伴随着“生产”不断的发展,社会财富不断积累,使生活不再仅仅围绕“吃喝住穿”的同时,也围绕“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而延续。这个朴素的逻辑构成了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一般规律,二者的运动不仅包含了来源于其二者本身相互作用的运动轨迹,也包含“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的外部条件的运动轨迹,良好的外部条件推动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有序地循环,反之则成为桎梏。针对“经济”和“民生”本身所具有的历史属性和发展变化的特性,探究其之间变化规律的同时需要将二者置于纵深发展的历史之中。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领导人民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均把发展作为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基本途径。新中国成立之初,大难甫平,为了实现“民生改善”目标,首要的任务就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并出于国际竞争角度考虑,受到国家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制约、工业化积累方式的约束需要建立起以重工业为核心完善的工业体系。为了动员起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参与到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当中,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偏低,国家财力物力基础薄弱,社会物质财富严重匮乏的条件下,依赖“高积累、低消费”、“统分统配”在最大限度上保障人民生活,用“三个人饭,五个人吃”的办法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以牺牲“农、轻、重”比例的协调,为我国工业体系的初步建立提供了坚实基础,“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在这一时期是两条并行不悖的主线,并在一种较低的水平上达到一种平衡。改革开放以来,在明确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之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应运而生,使得作为国家发展核心议题的经济建设开始成为推动国家富强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任务。在着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缓解了落后地区的贫困、提升了居民收入水平、增强了居民的消费能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极大的改善。在实现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广大人民群众的教育、就业、养老、医疗、住房等民生问题愈发突出,解决好这些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事关在经济发展中真正使人民生活得到保障和改善,产生这些民生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不平衡不充分不协调的发展,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等问题掣肘经济发展成果最终在人民生活水平上呈现。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仅是党中央对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之间关系科学认识的深化,更回应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时代要求。在不断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努力推进各项民生工程建设;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同时,逐渐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民生保障制度体系;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同时,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精准发力,注重积极而为的同时更注重量力而行,使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不断得以提升。总体上看,新时代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正走向良性循环的轨道,然而,当前民生领域仍然存在诸多短板,经济发展对民生改善的支撑作用仍有待进一步强化。在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经济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有鉴于此,要遵循经济发展的价值旨趣,要使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成为驱策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用民生的层级性发展优化经济系统的供给质量。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就如何妥善地把握“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关系和运动规律来讲,一直以来都是困扰世界各国的发展难题。未来的发展中要在不断建设的同时汲取各国的经验教训,要克服“贫困陷阱”、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警惕“高福利陷阱”。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取得了质的飞跃,我国经历了以“经济与民生平行”、“经济先行,民生为标”、“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良性循环”为外在表现形式的三个阶段。从二者的运动演进规律来看,发展始终是第一要务,而改善民生始终是发展的价值坐标,要在不断夯实经济发展这一“水之源、木之本”的基础上,不断完善二者互动的外部影响条件,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不断推进深化改革,持续完善制度建设,铸就创造历史伟业。

张南^[2]（2020）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变迁研究 ——以衣食住行为中心的考察》文中研究表明如果说人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那么对人们的日常生活的考察无疑是富有意义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迁。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日常生活变迁驶入“快速路”,城市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本文即以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为研究对象,力图通过展示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巨大变迁,分析引致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发生巨大变化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原因,进而来系统阐释、总结70多年来新中国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伟大成就、政策沿革和改革经验。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居民的服饰穿着变化明显。解放初期,城市居民的服饰穿着统一化,五十年代的中山装、人民装到列宁装、布拉吉,六十年代的老三样和老三色,“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红卫兵装和军便装,长期的计划供应使城市居民穿着风格单一朴素。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的发展、外来文化的交流影响着服饰变迁。人们思想得到了解放,服饰风尚更加丰富和多元化,时尚潮流不断变化和更新。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居民的服饰生活,呈现出从政治挂帅到自由个性的服饰风尚、从缺衣少穿到多样化的服饰消费、从主动接受到相互影响的服饰交流等特点。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居民的饮食生活发生很大变化。从计划经济时期的定量供应、凭票购买,到现在日渐丰富的百姓餐桌、不出国门吃遍世界,中国城市居民饮食消费已经从以粮食为主的温饱消费向肉蛋奶、水产品、瓜果蔬菜等多样化饮食消费转变,从追求数量充足为主转向更加注重营养健康。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居民的饮食生活,从满足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得健康,呈现出饮食消费日趋合理、饮食方式逐渐多样、饮食观念日益多元等特点。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居民的住房水平逐渐改善。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建立起一套政府主导的福利住房制度,对城市住房的建设和分配进行集中统一管理。这一时期大多数城市居民的住房非常拥挤,共用厨房、卫生间居多。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开始加快住宅建设的速度,城市居民的住房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为了进一步解决住宅供需矛盾,九十年代初国家开始推行住房制度改革,市民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自由到市场上购买商品房,房地产业发展迅速。同时为了保障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政府陆续兴建了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居民的居住生活,呈现出居住质量逐渐提高、家居装饰个性化多样化等特点,同时也凸显出住房不平等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居民的交通生活发生了巨大改变。解放初期,只有少数几个大城市的街道上行驶着公共汽车。一般的交通工具主要是人力车,自行车很少。六七十年代,自行车在人们日常生活中逐渐成为主要交通工具,而公共交通工具仍较短缺,城市交通供需矛盾突出。改革开放以后,城市中的各种交通工具才迅速增多起来。到20世纪末,家用汽车开始进入中国寻常百姓的家庭,网约车也成为一种方便快捷的出行方式。近年来,低碳出行、绿色出行成为一种新时尚,共享单车、新能源汽车成为新宠。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居民的交通生活,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呈现出公共交通出行更加安全便捷,出行工具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等特点。总体来看,70多年来中国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一直在变化发展着,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持续提高,受到经济、政治、文化、地域、科技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差异性、政治色彩淡化等特征。

裴欣^[3]（2020）在《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研究》文中认为近代以来的一百八十年间,西安城市经历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社会政治经济也实现了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发展。近现代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工业革命的发展,工业革命不仅带来了技术变革,更是带来了政治变革和城市变革。城市规划是对城市未来发展的计划,是人类积极主动建设改造城市的活动,对城市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作为城市发展先导的城市规划,自近代以来,从思想理论和规划实践两个层面,逐步实现了从萌芽到形成完善并继续发展的历史过程,至现当代形成成熟完整的城市规划编制和实施的现代化转变,并由此引发了西安城市社会经济的现代转型。本文从历史地理学角度,以城市近代化为主线,从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演变切入,复原民国时期及建国后西安历次城市规划形成的过程,对城市规划各要素及其作用进行了综合分析,探究西安作为内陆城市其城市规划制定及实施的影响因素。本文以时间为经,以历次规划为纬,大体上分为民国时期与当代时期两个阶段来研究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演变的过程。综观民国时期西安的城市发展及规划建设情况,可以将民国时期西安的城市规划分为萌芽时期、形成与完善时期以及继续发展时期三个阶段。民国前期西安城市空间格局的初步变化和城市规划文件的形成主要从辛亥革命后至陪都西京确立之前,也可以称之为前陪都时期,出现了萌芽性质的两部城市规划文件,其一是民国十六年（1927年）的《陕西长安市市政建设计划》,其二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的《陕西省民国二十年建设事业计划大纲》。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开始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止的十余年间,是民国时期西安城市规划的形成与完善时期,主要是在筹备建设陪都西京时期。这一时期西安先后出现了多部城市规划方案,既有民间拟议,也有官方擘划。民间拟议包括季平的《西京市区分划问题刍议》和易俗社孙经天《西京市政建设计划之准则》。官方擘划则包括《西安市三年行政计划》、《陕西省建设厅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行政计划》、《西京市分区计划说明》、《西京规划》等。尤其是《西京规划》的出台,标志着近代西安形成了现代意义上完整的城市规划方案。民国时期西安城市规划的继续发展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随着抗战的结束和战后城市恢复建设的开展,《西安市分区及道路系统计划书》随之编制完成。这部规划借鉴了当时西方主流规划思想,颇具时代意义。当代西安城市规划发展演变在新的历史时期出现了新特点。这一时期我国的现代城市规划体系开始逐步建立,从开始全盘引入苏联模式到逐步接受西方的城市规划理论和方法,至结合实际形成具有自身优势特点的规划方案,当代西安城市规划发展一波三折。西安的城市发展和建设一直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有了统一的安排和指导。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安总共编制了四轮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即《西安市1953-1972年城市总体规划》、《1980-2000年西安市城市总体规划》、《1995-2010年西安市城市总体规划》和《2008-2020年西安市城市总体规划》。在这几次城市总体规划的指导下,西安改变了近现代时期的城市面貌,从消费型城市发展成为工业城市,进入了现代化都市发展的新时期。通过历史时段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对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演变过程的分析,总结了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的特征,指出这一时期西安城市规划的历史继承和过渡时期的转型变革双重特点。同时总结了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思想的演变,分析了城市规划落实的影响因素。专门之人才、具体之计划、充裕之财力、科学理论之指导是西安城市规划建设主要影响因素。其中政治因素是西安城市规划制定和实施的最为突出的动力因素,西安城市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大多有赖于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地方政令的推行。最后,把西安的城市规划置于全球史背景下进行探讨,更加凸显近代以来西安作为世界古都的城市规划特点,为西安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提供参考。

曹孟珂^[4]（2020）在《尼赫鲁执政时期的工业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印度独立初期,国家面临着粮食短缺、难民安置、经济落后等一系列问题。此外,印度经济结构也遭到了严重破坏,工业发展接近停滞。因此,印度独立后,决策者将工业化视为带动其他经济领域持续增长的引擎,以实现经济自给自足的目标。在国家领导人的筹划下,印度率先制定了以实现工业化为目标的经济发展战略。文章以尼赫鲁执政期间的工业政策为视角,深入分析了工业政策制定的原因、内容、实施情况以及产生的影响。尼赫鲁执政期间,为了改善和提升民众的生活水平,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印度政府制定了较为全面的工业政策,即《1948年工业政策》和《1956年工业政策决议》以及《1951年工业发展和管理法》。这些工业政策是尼赫鲁混合经济模式的具体表现。混合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强调国家在经济中的主导作用,逐步加大对公营部门的投资力度,使其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在《1948年工业政策决议》和《1956年工业政策决议》的引导下,印度在尼赫鲁执政期间开展了三个五年计划。从三个五年计划实施的效果来看,印度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工业取得了显着成就。工业基础更加牢固、工业门类更加多样化、工业体系已经基本建立。但是,另一方面,印度工业发展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在尼赫鲁逝世后,并未得到及时处理,从而导致印度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尼赫鲁的工业化模式实行了30年,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弱化。1991年发生严重外汇危机后,印度对这种模式进行了重大改革。尼赫鲁经济发展模式,学术界评价不一,所以,研究尼赫鲁时期的工业政策,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印度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从其经济发展中吸取一些经验。根据尼赫鲁执政时期的工业政策,将文章分成了四个部分。第一章为工业政策制定的原因。本章主要从政治和经济方面论述了工业政策制定的原因。第二章主要梳理了《1948年工业政策决议》、《1958年工业政策决议》和《1951年工业法》的主要内容。第三章主要阐述了工业政策决议在印度前三个五年计划实施的情况。第四章主要分析了印度工业政策决议带来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并结合相关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印度工业的评价,提出了自己对印度工业政策的一些看法。通过对尼赫鲁执政时期工业政策的全面论述,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尼赫鲁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发展的特征,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印度经济的发展特点。

孙晓华^[5]（2020）在《中印产业结构变动及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导致全球经济出现了严重的衰退。虽然主要国家及时实施了金融救助并加大了财政刺激力度,但过去的11年里,全球经济复苏步伐仍缓慢。幸运的是,新兴经济体作为世界经济复苏的亮点,逐渐成为世界经济舞台上的一个最引人注意的角色,不仅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引擎,而且在国际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的调整中发出了新兴大国的声音。《新兴经济体发展2017年度报告》指出,2016年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0%,保证了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其中,新兴经济体中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表现最为抢眼,一方面,两国正在引领世界经济重心从欧洲转向亚洲,而且转移速率越来越快。另一方面,世界各地经济体的经济前景也越来越依赖于这两个亚洲巨人的持续需求,两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和发展空间对世界经济增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印两国的经济增长值得世界关注。然而,引起世界对中印两国的关注,不仅是因为近年来两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相似性,更是两国发展模式的巨大差异,两个初始国情相似的国家在经济增长道路上迥异,最主要的表现是两国各具特色的产业结构变动过程。中国通过快速的外向型工业化实现了经济增长,被称为“世界工厂”。相比之下,印度的增长经验不但没有显示出快速工业化的迹象,而且绕开工业化走上了以服务业为主导产业的增长之路,被称为“世界办公室”。尽管中印两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存在差异,但两国都抓住了全球化浪潮的发展机遇,都享受到了产业结构变动带来的结构红利,随着未来全球范围内的生产链条整合,结构红利效应将逐渐减弱,中印两国如何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以促进经济增长是两国面临的巨大挑战。综观前人研究成果,将产业结构变动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中印比较的文献比较少。但从实践发展看,两国的发展模式和未来经济发展前景将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中印两国目前都处在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并重的时期,研究这两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变化很重要,因为它对就业和生产率有着更为广泛的影响,研究如何实现要素数量型增长向要素效率型增长的转变,对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对于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中大国的增长实践又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可以从这个研究中吸取一些教训。本文首先通过对中印两国产业结构的初始条件、改革前后产业结构的变动情况及现状进行比较,发现中印两国的产业结构变动存在极大的差异性。新中国成立70年来,最初的政府主导的选择性产业政策逐渐向功能性产业政策转变,使中国成为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印度则在1991年自由化、私有化改革之后,走上了市场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其产业升级主要是市场机制下的资本流动所带动。中国的工业主导型模式为经济总量的稳定增长提供了条件,中国因此被学术界和国际组织称为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的国家,并被赞誉为“中国模式”,但也为此付出了经济结构失衡带来的诸多代价。而印度的服务业主导模式使印度经济增长实现了史无前例的中高速,过去20年平均每年超过6%。印度的结构变化有利于迅速增长的服务业,但在创造就业方面远没有那么成功,这就是印度的经济增长被称为“无就业增长”的原因,而且印度制造业几乎没有增长,印度经济也存在结构性缺陷,修复起来难度较大。其次,论文对中印两国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指标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印度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速度慢于中国,而印度的产业结构高度化速度较快,主要得益于印度抓住了全球信息化技术发展的有利时机,服务业特别是服务外包发展迅猛。再次,通过偏离-份额法对中印的部门内效应、资本转移效应和劳动转移效应进行比较,结果表明,两国的产业结构变动效应中,起主导作用的都是部门内效应,也就是说两国的各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的贡献最大;就资本转移效应而言,中国的资本转移效应在大多数年份都低于印度,说明印度的资本利用效率稍高于中国,而中国的劳动转移效应大于印度,说明中国的劳动力流动障碍低于印度。最后,论文运用EVIEWS统计软件对中印产值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结论显示,印度服务业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够带动经济增长约0.35个百分点,而中国则仅带动0.22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中国中间产品制造业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够带动经济增长约0.41个百分点,而印度则仅带动0.18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充分印证了中国的工业驱动经济增长模式和印度的服务业驱动经济增长模式。概而言之,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动比印度更为激烈,范围也更广。两国经济增长方式存在非常重要的差异,其中一些差异与结构变化的时间和幅度不同密切相关。由于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粘合剂”的作用,中国在服务业上的滞后发展将影响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整体进程,也阻碍了劳动力向服务部门的转移,因此,加快中国服务业发展,不仅是中国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一环,也是提高中国综合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高宏^[6]（2020）在《省级旅游志编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志广泛编纂,积累了丰富的编纂理论和经验,本文以省级旅游志为研究对象,从编纂的角度考察了旅游志编修源流、背景和体例,对旅游志的内容、特点、价值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对旅游志内容梳理的基础上回顾了当代旅游的发展变迁。当代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历经四个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当代旅游业白手起家,在“文化大革命”中遭遇挫折但徘徊前行,拨乱反正之后,在改革开放之初,旅游业开始崭露头角,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被国家确定为支柱产业。为适应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国家不断调整管理体制,扩大对外开放,扩大旅游的空间和地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居民收入增加,旅游出行人数和旅游消费大幅度增长,旅游在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旅游业资料的收集和汇编,总结旅游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反映旅游发展的历史进程已经成为共识。在这样的背景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和部署下,各级政府开始编修旅游志。旅游类志书的编纂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地方志在起源和发展的过程中,旅游元素就是志书记述的一个重要方面。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旅游类专志开始产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志书也愈来愈丰富,出现了包括山志、水志、寺庙志、湖泊志、名胜志等诸多的旅游类志书,民国时期,名胜、古迹被纳入志书定例,逐步奠定了当代旅游志的基础。当代志书编纂过程中,旅游起初是作为部分区域志的篇章之一,随着旅游发展,逐步单独成志,并成为省级志书中一个重要的分志。首轮省级旅游志各地启动时间不一,发展极不平衡,纂修部门多,既有旅游部门,也有外事部门,还有外事部门和旅游部门联动修志。20世纪90年代后期,第二轮地方志编纂工作开始部署,省级旅游志的续修也开始启动,但由于首轮志书进展不一,故仅有7个省份完成第二轮省级旅游志的编纂。两轮省级旅游志编纂过程中呈现出工作体制的一致性、机构人员的趋同性、工作程序的相似性、志书编纂和旅游业发展不对称等特点。省级旅游志编纂中,根据各省旅游的实际情况和资料情况,按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拟定的相关规定,对志书结构进行设计和规划。篇目主要采用篇（编）、章、节三级,涉及旅游资源、旅游者、旅游设施、旅游服务、经营与管理等篇章。两轮志书基本都采用了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设序言、凡例、概述、卷目等,为全书之纲。省级旅游志的文体,在遵循传统和相关规定的基础上,根据旅游志记述内容的情况,尤其景区景点景色的记述,略微有些创新和变通。两轮志书相比较,体例结构既有继承,也有变革和发展。篇章数量有所损益;篇目分类由“静”到“动”,与时俱进,更加科学;体裁运用更加丰富和合理;文风更加精炼、简洁和实用。省级旅游志主要记述了旅游资源与开发、旅游线路与规划、旅游类型、旅游市场、旅游服务施设、旅游管理等事象。在这些记述的内容中,展现了当代旅游业的发展和变迁:旅游活动类型更加丰富、国内旅游和出境旅游后起勃发、消遣性旅游幅度增大、自费旅游和自助旅游增加;旅游的时空极大拓展,客源地和目的地全球化,旅游时间更加灵活;旅游业的属性从外事接待逐步向经营接待型转变,最终形成旅游产业;旅游管理更加规范化和制度化,机构进一步健全,法律法规逐步完善;旅游的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都得到极大的改善;旅游功能也更加多元。省级旅游志在多方面都具有价值,不仅是记录区域旅游发展的载体,也是经济和文化史料的重要来源;在旅游开发中,是旅游宣传的重要工具和信息来源,旅游规划与开发的重要参考,旅游商品开发的重要借鉴。对于旅游文化研究、旅游史研究、区域经济史研究意义重大。省级旅游志编纂成果丰硕,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在编纂组织时,存在组织机构的临设与调整、修志人员的不稳定性、内容不断调整和变化、编纂工作持续周期长等问题;在体例编排方面,篇目分类不够科学、篇目设置存在太“全”和太“简”等现象;在内容记述方面,存在遗漏、失真、地图运用不足、关联性不够等问题;在理论运用方面,对方志学理论和旅游学理论有待进一步融汇贯通。针对省级旅游志编纂中存在的问题,有待从资料收集、篇目设置、内容建构和理论创新四个方面进行着手,提高志书的编纂质量。在资料收集方面,加强微观资料、口述史料、网络资料和旧方志资料收集;在篇目的设置时,注意行业分工实际和发展、篇目标题客观简洁、篇目设置注意整体性和逻辑性;在内容建构上,凸显地域特色、彰显时代变化、突出专业性;在理论方面加强创新,尤其是加强对省级旅游志的续修理论的研究、正确处理旅游志和其他志之间的关系,力争早日构建形成旅游方志学。

吴盛杰^[7]（2020）在《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文中研究指明本文采用“中观”的视角,以1949年以后南京地区城乡商业的变革为中心,尝试考察新中国建立初期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详细情况及驱动要素。建政前,商业在南京的经济结构中占比很大,工业占比则较小。新政权建立后,提出了要将“消费的南京转向生产的南京”的总体目标。在这一基本方针的指导下,新政权逐步对南京城乡商业的结构和形态进行了重构。首先,新政权通过打击投机、稳定金融物价等措施逐步建立了新的经济秩序,与此同时,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南京的消费商业迅速衰落,新政权则乘势展开了对城乡商业的初步改造。急剧的变化使得私营商业一度陷入困境,经过政策调整以及广泛的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城乡商业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朝鲜战争时期,由于加工订货的增多,私营商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然而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这一进程被打断,且相比于私营工业,私营商业在运动中受到了更大的冲击。新政权则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展开对南京城乡商业系统的重构,南京市的经济结构自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后,南京首先根据中央的政策淘汰了私营批发商,其次由于市场大环境的变化,从统购统销的几个行业开始,私营零售商也逐渐接受改造。及至1956年开始的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南京的社会商业走向全面的公有化,但过快改造打乱了商业系统的运行,给城乡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此不得不再次回到市场机制。本文以南京地区的报刊、档案资料为主,结合其他相关文献资料,在关注国家政策的制定的同时,也详细考察了南京市新政权对政策的执行情况。通过这个过程,本文展示了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复杂性,特别是在私营商业的改造之外,也注意到了公营商业的发展及其在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与过往学术界关于新中国初期政治经济变革研究中的一些观点展开对话,并提出政治考量是驱动地方经济变革的主要因素。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绪论、正文和结语。其中正文部分共八章。第一章主要论述中共占领南京之后在南京建立新的社会经济秩序的过程,其中重点考察了中共接管大城市的经济政策的形成过程以及在南京的执行情况。第二章主要论述新政权对南京社会商业进行的初步改造,其中重点考察了针对南京市社会商业的具体情况,新政权在私营商业改造、城乡物资交流和工商关系的变革上所具体施行的办法。第三章主要论述第一次商业调整政策出台的背景、方案及其在南京推行过程中的实际情况。第四章主要论述朝鲜战争开始后,南京市新政权面对战时状况对社会商业方面的问题所作的处理。第五章主要论述南京的“三反”“五反”运动及其对社会商业变革产生的巨大影响。第六章主要考察南京地区地方国营商业推行经济核算制,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成果与问题。第七章主要论述在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后,南京市新政权对私营批发商、私营零售商的改造过程,以及在城乡推行粮食统购统销的过程及其一系列的影响。第八章主要考察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到来后,中央政府、南京市新政权与南京私商、小商小贩之间的三方互动及其结果。

王锐^[8]（2019）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文中指出本文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历史进程为研究对象,采用“回顾历史-总结经验”的研究思路,较为系统地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历程,探求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从中找出规律性的认识。新中国的成立是我国开展经济建设的历史前提。这个历史前提的实现并不是“毕其功于一役”,而是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经历了十四年抗日战争与三年国内战争的洗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卓绝、排除万难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面对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开始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七十年的探索历程依据经济建设工作在全部工作中的地位进行划分,大致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建设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济主体参与经济建设的方式转变为高度集中化、组织化的生产方式的过程。第二个阶段为改革开放以来到世纪之交。这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大规模开展经济建设的阶段。这一阶段通过改革经济体制,极大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先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显示出市场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第三个阶段为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的阶段。我国市场化的改革,逐步从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上升到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经济与社会协同发展的趋势日益突出。经济建设在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的同时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通过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史进程的系统考察和思考,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本文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尊重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也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占有者。只有让创造财富的劳动者享有财富,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二是充分发挥我国基本国情的综合优势。我国的综合优势体现在全党全国对正确认识我国国情有正反两方面经验、经济建设必须充分发挥规模效应以及社会主义经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三是多种所有制结构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础。在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所有权理论的基础上,我国进一步实现了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发展出多种所有制结构,并且不断健全法制体系为我国的所有制多样化提供持续保障。四是适合国情的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作用下,改革成为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我国改革的动力性体现在改革能够释放红利,而改革的稳定性体现在渐进的改革方式上。五是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必备条件。这个条件性体现在对外开放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实践中对深化改革具有促进作用,而闭关自守无异于自取灭亡。六是党对经济工作的正确领导是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能够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优势,确保经济工作处于中心地位,并且使经济工作作风不断改善。本文所总结的我国经济建设的六条基本经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性因素,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人口众多、工业体系完善、市场体量宏大等多个方面的规模优势,取得经济的发展和建设水平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主体经历了建国初期的分散化到高度体制化、组织化再到逐步走向自主发挥能动性的独立化过程。同时,也伴随着所有制的不断健全,通过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最大限度的赋予劳动者以获得感,以此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释放和发展。从宏观层面,实施改革和开放两大基本国策的良性互动,实现改革促进开放、开放推动改革,共同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当然,上述各个经验的发挥,离不开党对国家的统一领导,离不开党对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离不开方方面面的顶层设计,这不仅是我国过去、当前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根本保证,也是我国经过长期奋斗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证。

徐涛^[9]（2019）在《1980年代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史研究中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党、政之间关系的演变及其对现实政治的作用和影响。而在这其中,“小组政治”又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党政关系最核心的联结点之一。这种“小组”,特别是在中共中央层面设立的“小组”,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在现今许多高规格设置的“小组”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无疑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立于1980年3月17日,1989年7月28日被撤销,后又在1992年12月28日恢复设立,并于2018年3月改为中央财经委员会。它的主要职能是研究和拟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重大方针政策,是中共中央统一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平台。本文以1980年代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为研究对象,采用微观的研究方法,将研究对象置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时空背景中加以考察,对相关文献、论着等史料进行整理、归纳和综合分析,力求客观地呈现出1980年代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主要活动及其决策过程,着重探讨该组织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特殊地位、重要作用、决策机制、经验教训等问题。本文正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客观介绍中共中央经济工作领导机构的历史沿革以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基本情况。第二部分,详细考察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改革开放启动时期的主要活动,即进一步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参与“六五”计划和长远规划的编制、推动“放权让利”式改革。第三部分,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演进为主线,论述了全面改革时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基本工作,特别是对以引进市场机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方案的酝酿与实施。第四部分,主要分析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中共十三大召开后的重要决策过程,尤其是结合当时的经济形势,对“治理环境、深化改革”这一决策的出台过程进行了认真梳理。第五部分为结语部分,总结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特殊作用。

李响^[10]（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城市发展研究（1949-195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新中国的建设史上,沈阳具有“东方鲁尔”之称号和“共和国工业的长子”之美誉。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这一时段内,妥善接收城市并迅速恢复各项功能之后,在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影响和推动下,沈阳城市发展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不仅建设成为国家重点工业城市和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而且对此后城市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以历史学为基础,兼用城市社会学、城市形态学、城市经济学等学科理论,以沈阳城建档案和当时报刊为主要资料,研究了这一时期沈阳城市的发展背景、历程、建设成果及其影响,并对这一时段的城市发展做出评价,以期为当今城市建设和深入推进老工业基地振兴提供启示。除绪论和结论外,本文共分为六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探讨解放后到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沈阳城市的恢复建设,为沈阳城市大规模建设奠定了基础。沈阳解放后,沈阳军管会在较短的时间内成功的完成了接收和管理工作,成为全国大城市接收的典范。在国家的支持和城市人民的努力下,沈阳恢复和新建了市内工厂,使其在规模上和技术上达到或超过建国前水平。在工业恢复的同时,残破的城市得以修复,社会重新运转并进一步走向安宁有序,城市面貌焕然一新。这一时期的恢复建设,不仅壮大了沈阳工业经济实力,更为此后大工业发展计划的确立、规划和实施创造了条件。第二章论述了沈阳城市发展的规划设计。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家工业发展战略思想指导下,城市建设的方针和计划是围绕工业化制定和实施的。基于国内外现实条件和沈阳自身基础,国家在此布置了较多重点工业建设项目和配套项目。为与工业化建设相适应,沈阳的城市建设和城市化也有了新的规划,将城市发展计划与工业建设协调起来。因此沈阳不仅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建立了城市现代工业体系,而且形成了较为合理的现代城市骨架结构,为城市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三章论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沈阳的城市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的历程。沈阳的工业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全市范围内形成了4个完整的工业区,完成建设项目近1500项,其中重点项目50多项,形成了以机床、电机电器制造工业和航空工业为核心的国家重工业基地。作为工业建设的载体,城市道路、排水基础设施建设焕然一新,交通、供水、供电公共事业建设大幅度改善,公园、广场、文体场馆等公共空间丰富多样,以大型工业企业为中心的现代化城市居住社区的呈现成为沈阳城市建设的一大亮点。沈阳被苏联专家誉为当时“中国八大城市之一,中国独一无二的大工业城市。”第四章论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沈阳城市空间形态的重构。随着工业建设和市政建设的发展,城市空间也获得了超常规发展,形成了现代城市发展中的沈阳模式。从城市整体布局的调整出发,扩建成铁西和大东两个工业体系较为完整、生产规模宏大的工业区,新建陵北工业区和沈海工业区;配合工业发展,形成了南北两个文教区,教育科研机构规模和数量较为庞大;按照社会主义的城市空间布置调整了行政中心位置;逐渐形成了市、区、住宅区3层商业中心。城市以市政府为新的城市中心,构建了南北和东西轴线,沿轴线、铁路和陆路交通线向外拓展趋势明显。城市内部结构得到重构,外部形态得以扩展,重塑了沈阳作为东北工业化首位城市的空间形貌。第五章论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沈阳城市社会的更新。“一五”计划的胜利完成使中国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上迈出一大步,也促进沈阳城市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动,出现了与计划经济体制和工业城市水平相吻合的城市社会基层管理机制——单位制,城市人口的数量和结构变动,科学教育事业突飞猛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也符合社会主义工业城市特征。在此基础上城市居民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进和丰富,这一过程不仅深刻反映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的发展历程,也映射在今天的生活范式中。第六章阐述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城市发展的评价。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业绩成就了沈阳中国重工业第一城和东北首位城市的地位,也决定了城市发展方向;以工业建设为依托,沈阳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空间形貌得到重塑,也奠定此后城市发展格局结构;城市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市民生活水平提高,也造就了辉煌的工业历史和独具魅力的工业精神。同时,这一时期沈阳城市发展也具有局限性,体现在城市建设落后于工业化,单位制度和企业办社会存在弊端,环境污染问题没有得到重视和改善,设备与技术更新缓慢,三大改造后城市发展缺乏动力等,这些问题对当今城市发展也产生了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是沈阳乃至东北城市发展史上的最重要时期,是巨大的更新也是辉煌的起点。在铭记昔日成就的同时,经验与教训均值得汲取,更需要对历史遗留问题进行深思,寻求解决之道。要深入推进东北振兴,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沈阳,如何发挥辽宁精神,重塑环境、重振雄风,形成对国家重大战略的坚强支撑?研究探讨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城市发展历程可获得借鉴和启示。

二、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江苏自行车行业的发展战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江苏自行车行业的发展战略（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变迁研究 ——以衣食住行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3）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尼赫鲁执政时期的工业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印产业结构变动及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省级旅游志编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论文提纲范文）

（9）1980年代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城市发展研究（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四、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江苏自行车行业的发展战略（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理论与实践研究[D]. 柳笛. 吉林大学, 2020(01)
• [2]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变迁研究 ——以衣食住行为中心的考察[D]. 张南. 中共中央党校, 2020
• [3]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研究[D]. 裴欣. 陕西师范大学, 2020
• [4]尼赫鲁执政时期的工业政策研究[D]. 曹孟珂. 河南大学, 2020(02)
• [5]中印产业结构变动及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比较研究[D]. 孙晓华. 吉林大学, 2020(08)
• [6]省级旅游志编纂研究[D]. 高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09)
• [7]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D]. 吴盛杰. 南京大学, 2020(12)
• [8]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D]. 王锐.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9]1980年代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研究[D]. 徐涛.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10]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城市发展研究（1949-1957）[D]. 李响.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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