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3夏季风暴:四川公安大整肃（论文文献综述）
蒋沫沫[1]（2018）在《刘仲华生平及相关史事考论》文中研究指明刘仲华是山西社会主义共青团组织的早期参加者,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曾任中央特科情报工作负责人、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书记,其经历隐秘而复杂,且有些经历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史事相关联,但囿于资料的限制,并没有得到其应有的记录和评价。本文在多方面收集、整理资料的基础上,对刘仲华的生平进行了考察、考订,并结合相关史事进行总体分析和评价。全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阐述选题的缘由和意义,综述学术界研究动态和探讨研究的空间、创新和不足,简述思路和框架以及介绍主要参考文献等。第二部分包括第一至第五章,对刘仲华的生平进行系统考察,在必要的环节综合运用各种资料进行考证,展示刘仲华本人在不同历史时期活动的轨迹。其中,第一章主要考察刘仲华的家世及他早期参与革命的经历。在利用新发掘的档案资料基础上,还原了刘仲华领导山西省立一中学生运动,梳理了刘仲华在冯玉祥部、杨虎城部从事兵运、军运工作的基本史实,客观反映刘仲华在早期阶段的革命历程。第二章主要考察刘仲华在进入上海中央军委以后至上海临时中央局结束期间的经历。这一时期是刘仲华从事中国共产党秘密战线工作的重要时期,他的工作包括交通、军事、情报、破坏等活动。在领导中央特科期间,刘仲华曾掩护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陈云等重要领导人;负责联络吉鸿昌、邓宝珊、陈离、黄申芗、刘仲容等爱国人士;领导王世英、谢甫生、项与年、靖任秋、卢志英、张育民等情报人员;多次获取有关国民党“围剿”苏区中央的重要情报。根据共产国际驻沪代表及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刘仲华临危受命,领导上海临时中央局重建组织机构,恢复对白区各省党组织的领导关系,恢复与中共北方局的联络。在领导上海临时中央局期间,刘仲华还具体领导特科及电台的工作,负责与共产国际代表及全总、青年团代表的联络。此时正值国民党特务组织对在上海的中共党组织大肆破坏之时,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工作最终难以为继,刘仲华竭力安排重要人员疏散撤退。第三章主要考察刘仲华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期间的工作。在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刘仲华返回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担任参议职务。刘仲华在帮助李宗仁整肃军纪、配合李宗仁与中共建立联系的同时,不忘利用公开身份对第五战区内面临暴露危险的中共秘密党员及组织施以保护。刘仲华忍辱负重、忘却自身安危地帮助刘少奇、李先念开展对李宗仁的统战工作,帮助豫鄂边区的新四军第五师,提供物资上的帮助。在屡次申请恢复中共党员身份未获批准后,刘仲华加入由中共南方局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同盟,采取另一种形式促进共同抗战的胜利。第四章主要考察刘仲华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至1949年北平和谈期间的工作。这一阶段,刘仲华进行了在中共及李宗仁之间的联络工作,促进双方沟通的同时还向中共报告李宗仁部的重要情报,帮助中共掌握李宗仁专用的电台号码及密码,帮助转移和谈代表团成员张治中、邵力子等人的家属。通过刘仲华的努力安排,和谈破裂后,为代表团中国民党方面人士弃暗投明解除了后顾之忧。第五章主要考察刘仲华在建国后参与的建设工作的情况。新中国成立之初,刘仲华利用政务院参事、各界人民代表会代表、北京市人大代表等一系列民主人士的身份参政议政。在担任地政局局长、房管局局长、园林局局长的十几年间,刘仲华为北京市的城市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李宗仁归国一事对于新中国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周恩来的安排,刘仲华参与了李宗仁归国的前期筹备工作、机场迎接、出席记者招待会等。第三部分为第六章,主要考察刘仲华生平中被“误会”、怀疑及“文革”受迫害等相关史事,同时进行了考证和分析。包括刘仲华被认定发表违反“联蒋抗日”方针的文件,特科被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怀疑并认定已经由国民党特务掌握,领导特科的刘仲华等人曾遭到立案审查并被组织“割断关系”的过程和成因。这些事情成为刘仲华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的一部分“罪名”。同时,刘仲华参与原上海地下组织成员写信反对江青与毛泽东结婚也成为刘仲华在“文革”中遭到迫害的重要原因。第四部分是结论,在前文考察、考证、评析的基础上对刘仲华的生平进行总结。刘仲华从事革命活动的年代正处于中国剧烈变革的时代,他的一生遭遇过误解、冤屈,但他始终坚持以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以中国人民的利益、党的利益、中国革命的利益为出发点。作为一名从事秘密战线的人员,刘仲华做过的工作大多未获披露,但是他为党的贡献、为革命事业的付出应得到合理的记录和评价。
刘盈慧[2]（2016）在《宋代沐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宋代是我国社会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人们的沐浴活动在这一时期得到长足发展。宋代沐浴的种类可以分为世俗沐浴和宗教沐浴两大类。世俗沐浴活动主要包括礼俗沐浴、政治沐浴、日常沐浴和司法沐浴。礼俗沐浴被赋予了丰富的祈福礼仪内涵,主要体现在诞育礼沐浴、婚礼沐浴和丧葬礼沐浴。在泰山封禅、汾阴与北郊祭祀、明堂祭祀、祈雨祭祀等国家政治祭祀的礼仪活动中亦有沐浴活动。官员在会客、上朝、谒见以及向皇帝上书之前,虔敬的沐浴体现了对对方的尊敬。日常生活中宋人多在傍晚时分沐浴,沐浴的习惯因人而异,有极其喜爱沐浴之人,亦有不常沐浴之士。宋朝统治者重视“布德恤刑”的仁政思想,囚犯得以定期沐浴。司法案件中,宋人利用浴尸的方法查找死因。宗教沐浴活动包括佛教沐浴、道教沐浴和伊斯兰教沐浴。佛教沐浴主要体现在佛教徒的日常沐浴、佛教节日中的沐浴活动、佛教的“设浴”活动、佛教译经仪式中的沐浴活动以及佛教徒去世前的沐浴等方面。道教在修斋前、修炼道业、斋醮仪式、向神灵上章拜表、遇不洁之事时,沐浴是必行之事,同时为亡灵持咒沐浴,使其进入生命的下一个轮回亦是道教沐浴活动之一。伊斯兰教教徒在做礼拜前对身体的清洁分为小净、大净,除宗教活动中的沐浴之外,伊斯兰教徒去世后需要经过严格的沐浴净身后方可入殓。佛教、道教以及伊斯兰教虽然各有丰富的沐浴活动,但在洁身净心等方面有诸多共同点。随着宋代城市的发展和商业经济的繁荣,城市人口稠密,加上商贾、旅客往来不断,旅途奔波需要洗浴休息,商业性质的公共浴室应运而生。两宋时期的城市特别是东京与临安,都有大量商业浴室存在,部分商业浴室还提供有揩背、按摩等服务,沐浴用水亦有冷、热之分,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不同顾客的需求。在城镇一般家庭中会建置有家庭性质的私人浴室,学校与书院等公共教育场所设置的浴室保障了学员们的卫生状况。宗教场所无论是佛教寺院的浴室或浴室院、还是道教宫观的浴室以及伊斯兰教的沐室,都承载了丰富的宗教沐浴文化。宋代在部分府治、县治、镇治,甚至是大宗正司等官员办公场所创置的浴室,方便官员洗去公务之烦劳;馆舍驿站的浴室,给旅途中往来官民提供憩息、洗浴的场所;在安老坊、安养院、广惠坊等救助机构以及监狱中所创置的浴室,使这些公共场所的卫生条件得以改善。宋代的温泉及河流等天然沐浴场所已被广泛利用,根据现存史料统计,适宜沐浴的温泉有55处。从空间分布上来看,南方适宜沐浴的温泉共有43处,占宋代适宜沐浴温泉总数量的78%;北方可沐浴的温泉共有12处,占宋代适宜沐浴温泉总数量的22%,南方地区适宜沐浴的温泉主要分布在福建路、江南西路和江南东路,北方地区适宜沐浴的温泉主要分布在京西北路、永兴军、利州路、河北西路。部分地区的温泉有“官汤”与“民汤”之分。此外,宋代在长江中游与下游支流的某些江段、野外河水等处亦有适宜沐浴的场所。宋代沐浴用品在继承前人基础上有自己的时代特色,多使用一些对身体有益的植物、动物、矿物,或将其单独使用,或混合使用。根据现存史料统计,其中植物类沐浴用品有草本植物类沐浴用品48种,木本植物类沐浴用品21种,草本与木本植物混合使用沐浴用品32种;动物类沐浴用品有骨头类沐浴用品4种,排泄物类沐浴用品8种,新生鸡子、燕窠、柳蚛末、露蜂房及猪胆汁等类沐浴用品共5种;混合类沐浴用品有动物与植物混合类沐浴用品10种,植物与矿物混合类沐浴用品10种,动物、植物与矿物混合类沐浴用品7种。宋人将这些沐浴用品煎汤沐浴,通过皮肤的局部吸收,能够达到去除头屑、滋润毛发、美白润肤、洁体生香、疏通经络、运行气血以及治疗某些皮肤疾病等效果,充分发挥了沐浴的清洁、保健以及医疗功能。宋人常用的沐浴用具主要有浴斛、浴桶及浴盆等几种。宋代沐浴出现了五个特征:一是沐浴活动展现出新的时代特色;二是形成了新的沐浴消费风尚;三是对沐浴有了新的认识;四是出现了新的沐浴禁忌;五是与周边地区差异较大。沐浴给宋人的生活带来诸多影响,沐浴不仅去污除垢,使身体处于清洁的状态,而且调节精神、消除疲劳,还可以促进体内新陈代谢,提高身体的免疫能力。宋代的礼俗沐浴、商业浴室、沐浴用品等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宋代城镇中开始出现的商业性公共浴室被后代继承并发展,为元明清时期沐浴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刘军[3]（2016）在《革命的游卒-聂绀弩论》文中研究表明本文讨论革命洪流中的聂绀弩（1903-1986）以及他的文学活动。本文共四章。第一章讨论聂绀弩和革命组织之间冲突。聂绀弩参加革命,有一定的被动性。他在国民革命时期加入国民党,关于聂绀弩的传记总是强调这时期他很反感国民党,但事实不全如此。1927年从苏联回国的聂绀弩还是很积极地参与了康泽等人发起的护党事业。虽然聂绀弩脱离了国民党,投身无产阶级革命,但他的转变有一定偶然性。本章第一节讨论聂绀弩与国民党的微妙关系,另三节评述他违反党的纪律各类言行。他违背组织纪律的言行表现于三个方面:一、与身属国民党阵营的友人、政工头子康泽一直保持友好关系,将私人情感凌驾于组织之上;二、写反战诗,把中共和国民党相提并论,要它屈从战后民众的和平心理,站在中间派的立场批评党的政策;三、建国前后,写诗歌颂新中国,被认为污蔑毛主席;写学术论文,又被认为不懂马克思主义。于此观之,他和组织的关系相当微妙。不过这个“大自由主义者”有忠于革命事业的一面,他以笔为旗,用杂文为组织的事业呐喊。第二章讨论聂绀弩的杂文。聂绀弩留名现代文学史,就因他是有影响的杂文家。聂绀弩的文学史形象是变动的,在九十年代以前,他是“战士”,继承了鲁迅的战斗传统,以杂文为投枪匕首。九十年代以后,文学史家更推崇他写于抗战时期带有启蒙主义色彩的篇章,此时,他的文学史形象更接近“五四”的启蒙主义者。这一变化说明带有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色彩的作品更具思想和艺术价值。所以第二节,笔者要分析聂绀弩杂文中可归为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部分,这些杂文传承了部分五四精神。考虑到淡化政治对抗色彩是当时南方局领导人的文化策略,这批杂文又可以视为党在国统区的文化策略之实现。解放战争时期,聂绀弩转向了更为激烈的写作策略,抨击国民政府、中间派和自由主义者。这时期的杂文在品质上背离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第三章讨论建国后组织对其成员的规训,以及成员对这种规训的顺从与反抗。聂绀弩的遭遇很有典型性。1949年以后“肃反”、“反右”、“文革”,聂绀弩都被卷入,饱吃苦头。建国后的政治运动,对运动对象的惩罚一次比一次严厉,而对象在运动中则变得更驯顺,认罪的姿态也更主动。但是,不能因为个体更顺从就认为他被改造好了。相反,上一波政治运动落潮后,下一波到来之前,聂绀弩内心变得更桀骜不驯。他激烈指责运动本身,为自己鸣冤叫屈,反思质疑运动中施行的政策。这说明思想改造或检讨运动对个体的规训效果值得怀疑。这种两面性在党内知识人群体中有普遍性。不过,大部分人的反思始终无法贯通到革命的源头处,留下“两个X”现象供后人猜谜。第四章讨论聂绀弩六十年代的旧体诗,分析一个经历严重身心创伤的知识人在极“左”年代试图重建内心的私人性的努力、失败及其苦闷。聂绀弩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后,和众多经历九死一生的右派文化人过从甚密。聚餐交游,作诗赠答,在利维坦暗影边界处寻找友谊和温暖,以满足个体对群生活的渴念。但是,这样的群聚并不能消除个体遭遇的压力和孤独,所以,聂绀弩把目光投向了传统诗歌中的隐逸逍遥传统,开始书写出世的意欲。这种写作带给他暂时的平衡。然而,在虚无与实在、绝望与希望、历史与现实之间徘徊的毕竟是革命人,私人性的自我无法建立,个体心灵最终变得破碎与荒芜。在更大的破坏到来之前,聂绀弩复写了鲁迅的《野草》部分篇目,抒发内心“无法直说的苦衷”。个体在极“左”时代体验到的幽暗、诡异和痛苦,在复写《野草》部分篇目的诗作中隐隐约约地露出一角。这些痛苦是革命马前卒“游”的必然代价。不过,这些幽暗体验带来的不全是消极后果,事后看来,正是这幽暗体验成就了聂绀弩晚年的文学成就。
张友燕[4]（2015）在《人生的见证 心灵的书写 ——弗吉尼亚·伍尔夫随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们所熟悉的弗吉尼亚·伍尔夫是一位标新立异的意识流小说实践家。而作为20世纪文学史上领军人物的伍尔夫同时又是一位格调高雅的随笔大师。随笔一直是伍尔夫比较擅长的文体,也是最接近其本人说话风格的文体。伍尔夫在随笔中涵盖了她在女性、社会、文学等领域的思考。英文中的“essay”与我国国内的“随笔”一词存在一定差异。英国随笔大体经历了蒙田式和培根式随笔两条脉络,伍尔夫的随笔更接近蒙田式随笔,但当时英国流行的随笔是在19世纪末实证风气影响下形成的男性讲究科学、解析式的随笔。伍尔夫致力于改变英国随笔现状,她的随笔观更接近同期欧洲文论家如匈牙利卢卡奇和德国阿多诺的随笔观。伍尔夫随笔中的女性观是核心,不论是她的社会政治观或文学观都带有明显的女性色彩。伍尔夫对亲身经历的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充满了矛盾的情感,她的女性主义思想是超越时代的,她认为女性获得选举权并不能真正改变现实中两性不平等的问题,根源还在父权制,伍尔夫提出要颠覆父权制。由于父权制的压抑,女性在现实生活和文学史上都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伍尔夫提出要重新寻找女性史和女性文学史。伍尔夫又认为,女性主义运动只会更强化两性的性别特征,不利于两性的和谐共进,因此,伍尔夫提出了“双性同体”的思想。伍尔夫随笔中的社会观带有理想化色彩。伍尔夫主张构建一个自由、平等、和平的社会新秩序。为了实现这个新秩序,伍尔夫主张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建构以“阅读”为普遍教育方法的和谐社会政治观以及在男女二元对立的社会关系上提出以“漠然”为核心的影响政治观;伍尔夫将英国的社会划分为上、中、下三个阶级,并固执的坚守她知识精英阶层的优越感;另一方面她又预言,在英国,阶级正在崩塌并将最终走向消失。从客观来看,伍尔夫的社会政治思想有欠成熟,但在这些观念影响下的伍尔夫的文学观却让人耳目一新。伍尔夫的文学观是在她的女性观与社会政治观的影响下形成的。在文学创作上,伍尔夫提出了和她的双性同体思想一致的“非个性化”写作理论。但伍尔夫的女性身份决定了她的“非个性化”理论与T.S.艾略特的“非个性化”理论有明显的差异。艾略特主张消灭个性以和传统对话,而伍尔夫认为男性的传统是将女性排斥在外的,伍尔夫主张将个性普遍化达到“非个性化”的写作效果,但目的不是和传统对话而是通过反映人类一般的情感达到与普通读者的对话。伍尔夫认为“非个性化”文学的样板是希腊文学。伍尔夫认为英国文学的唯一出路是改变创作方向,即从注重对外在现实世界的描写转向注重对内在心理的描写。伍尔夫以此为标准评价了俄罗斯文学及英国文学。伍尔夫还就文学的未来发展方向提出了大胆设想,认为随着阶级壁垒的崩塌,女性与工人阶级将为未来文学提供新鲜的血液。而未来小说将集合诗歌、散文、戏剧和小说的特色;在文学批评上,伍尔夫心中长存的普通读者的概念让她的文学批评生动、可读性强。首先,伍尔夫对作者、批评者、读者三者关系重新认知。她认为,作为作者要抛弃权威,接近大众,作为读者必须形成自已的判断,而不是听命于某个权威,从而和作者建立对话,作为批评者应该对文学状态提出建议并预测未来文学发展方向,帮助读者自己形成判断,充当作家和读者之间的媒介。最后,伍尔夫还就文学史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希望打破传统文学史所采用的教科书式的将伟大人物按照年代顺序进行排列的写法,同时在内容上更兼顾无名者以及女性的声音。伍尔夫随笔反映了她对整个世界和人类本性的洞察与思考,可与其小说相互印证,相互补充,相互为对方寻找新的切入点。
尹小梅[5]（2014）在《明代风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风灾作为自然灾害的一种，在明代虽不能算上重大灾害，但也不容小视。明前期，风灾发生的频率不高，至明中后期趋于频繁，危害也愈加严重。在沿海地区因受季风影响，易造成风灾，多发生在秋季；而在内陆北方，则易受西伯利亚高气压带的影响，形成风霾，多发生在春、秋季节。风灾、风霾不仅吹毁房屋、淹没农田，而且还造成人口伤亡，人民的生命财产都受到损失，对明代的社会经济造成了较大的损失，影响社会安定。由于深受“灾异天谴”观的影响，为应对风灾，明代统治者常采取祭祀修身、指陈时政、调整政策，整顿吏治等措施，来消弭天谴。这些措施对于明代政治格局的改变和完善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风灾和其它灾害一样，易被利用，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影响着明代政治格局的演进。
燕茹[6]（2014）在《民国时期山东环境卫生问题考察（1912-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载体,其环境卫生状况的好坏不仅直接影响到城市的面貌，还会影响民众的健康状况。民国时期山东工业的发展与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人口的涌入虽然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及都市化进程，但也导致了城市人口急剧增多，给城市的环境卫生带来了巨大压力，破坏了城市原有的生态平衡。伴随工业的发展过程，原来的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工业废渣堆积如山，工业废水污染水源，工厂区、矿区的工人和矿工劳动生活条件十分恶劣等环境卫生问题。民国时期企业生存发展艰难，技术落后、设备简单，同时国内的剥削和国外市场的竞争，使得近代的企业只可能把目光盯在经济利益这一核心上，没有精力来解决环境卫生污染问题。都市化的进程，使人口日益增加与集聚，生活垃圾、粪便不断增多；尘土飞扬、垃圾遍布的街道、排水管道的不畅，都成为城市文明的恶疾；天灾人祸引起的死亡载道，城市乡村公用设施的破坏，水资源的污染等环境卫生问题不断呈现，并为疫病的发生提供了温床。民国时期，卫生观念在大部分人的心目中是无足轻重的，民众没有环境保护的概念，工业发展上基本没有采取环保措施。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几千年来积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落后的卫生观念，使民众对脏乱差的环境卫生习以为常，并安之若素。随着西方近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传入，租界的示范作用，以及社会各阶层对环境卫生事业的大力倡导，开启了社会生活近代化的闸门，民众逐渐意识到环境卫生对个人及民族的重要性。政府颁布一些治理环境卫生的地方性法规，且目的明确，规定具体，但由于内外交困的民国时期政权不稳，经费不足等种种原因的限制，收效甚微。文章以民国时期山东环境卫生问题为研究对象，考察山东在工业发展、城市人口积增及天灾人祸中出现的环境卫生问题，及各阶层对产生的环境卫生问题的态度和应对措施。通过研究民国时期山东的环境卫生问题，为当代我国的环境卫生事业提供一定的启示。
段锐[7]（2014）在《战后南京警政研究（1945～1949）》文中研究指明1945～1949年的中国,政治变化急遽,社会动荡不安,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南京既是国民党的政治中心,无疑也是各类矛盾的多发地,将学术视角聚焦于此有助于深度解读抗战后国民党治国理政的成败得失。而作为国民党实施政治统治与社会治理工具的首都警察,则是一个较好的视点。抗战后南京警察组织系统构成、警务运作方式、警察人员素质与警察职能设置等,在继承战前传统的基础之上,因应于国内外政情变化,又有新的发展。战后初期,面对社会秩序混乱、市政系统瘫痪的局面,南京市政府着意通过加强警政建设来改善城市治安状况。在国民政府指导下,一系列先进的警政理念得以贯彻实施,政府“治警”成效显着,从而对社会控制能力大为增强。同时,南京警政建设也得到较快发展,一方面,以首都警察厅为首的警政当局制定《首都警政建设四年大纲》,对伪警加以接收与改造,逐步恢复警政机构,扩充警察组织,改革管理制度,使警政机制日趋完善和规范。其中,内部管理是警政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涉及警察职权变动、人力资源调整、警务经费使用、官警教育、官警保障等。另一方面,首都警察职能范围较之战前进一步扩大,在维护城市公共安全与公益事业管理方面多所作为,诸如户口调査、查禁烟毒、检查卫生、整饬市容、指挥交通、防火救灾、工商监管、风俗导训、游民及贫难民管理等社会服务职能,皆有案可稽,标志着南京警政建设呈现出政治服务功能与社会服务功能并重的趋向。然而,自1947年国民政府宣布实施“戡乱动员”法令之后,南京警察通过警力配置、警用武器及其运用、政治侦审、情报网建构、警管区维控等手段,进一步突出其作为国家机器的政治功能,警察的社会服务功能却随之被严重削弱。警察政治功能被过度强化,实际彰显出国民政府已将“警力维稳”与“暴力维稳”作为解决城市治安问题的重要手段。事实证明,此举不仅未能解决社会稳定问题,反而影响到城市治安效果,警察对于社会秩序的“维而不稳”负有不可推卸的“肇乱”之责。南京警政建设的“逆向转变”,折射出国民党在遭遇统治危机时的应对不力与应变乏策。此外,在警政的实际推行过程中,警察权限又受到各种政治实体的过度干涉,一定程度上对警政的正常运行造成严重的制约与阻碍。综合而言,战后南京警察存在着“善治”与“败治”的双重面相。警察依法实行治安管理,积极发挥服务社会的功能,为城市恢复与发展作出一定贡献;政府通过警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城市的管理,也实现了对民众的控制,警察的工作对城市生活与生产的维持与发展不无益处。但警察履职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家政策与社会环境影响。国民政府逐渐加重的政治与财政困境,使南京警政的现代化发展受到制约与阻碍,警察“不作为”与“乱作为”现象日益严重。最终,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不断降低,国民政府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丧失殆尽。
谭君[8]（2013）在《“文革”时期北京民众的娱乐生活》文中研究说明总的来看,“十七年”时期（1949-1966年）,我国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取得了可喜的发展成就。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疾风暴雨般的政治运动几乎冲垮了各个单位的正常工作秩序,社会陷入混乱,经济出现滑坡,人民生活水平发生倒退。“文革”初期,处于政治中心的北京遭到了尤为严重的冲击,各方面的情况尤其糟糕。因此,在“文革”初期,北京民众的娱乐生活在短时间内急剧衰落,一度陷入了单调、乏味、低迷的历史低谷。进入70年代以后,特别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在周恩来总理的推动下,我国的各项事业开始走向复苏和恢复,北京民众的娱乐生活也随之发生改变。再加上国内政治气氛的相对缓和,我国外交工作新局面的打开,到了“文革”后期,北京民众的娱乐生活发生了较大变化,与“文革”初期单调、乏味的情况有了明显的不同。但需要指出的是,北京民众的娱乐生活在“文革”中后期所发生的变化,带有明显的恢复性质,而且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这些恢复并没有超过“文革”前的水平。除去绪论、北京概况和结论以外,本文用六章的篇幅来论述“文革”时期北京民众的娱乐生活的概况,并按照娱乐主体参与娱乐活动的不同方式,将娱乐生活分为“静态娱乐”和“动态娱乐”。按照这个分类方法,第二章至第四章中的电影、广播、电视、音乐和歌曲、舞蹈、戏剧、曲艺、杂技、文艺演出、图书、报刊、图书馆和图书借阅属于静态娱乐；第五章至第七章中的群众体育、体育赛事、春节、“十一”、“五一”、旅游、展览、餐厅、文化馆和群众文化生活属于动态娱乐。
邢恩源[9]（2013）在《柯庆施与中国当代政治》文中指出柯庆施于“文革”之前主政上海及华东十余年,是建国以后毛泽东最为赏识的地方领导人之一。1949年后,柯庆施先后担任南京市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1953年初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1954年10月调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从1956年起,柯庆施的政治生涯开始如日中天,在风起云涌的政坛上备受瞩目:他积极支持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严厉指责所谓的“右倾保守主义”。1957年在上海贯彻毛泽东“引蛇出洞”反右方针,成为反右派运动主将。同年12月因发表《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得到毛泽东的夸奖。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柯庆施语出惊人地提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大力树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全力支持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在1958年夏天放出华东钢铁产量八百万吨的“大卫星”,对毛泽东要求当年全国钢铁产量达到“一 0七0”万吨起了决定性影响。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他首创了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口号。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一方面对“大跃进”百般维护,另一方面严厉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上,他对刘少奇有关大跃进运动的总结报告表示不满,并希望继续跃进;1963年,为响应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新倡导的“阶级斗争”,提出“大写十三年”口号,在华东迅速掀起现代戏运动,为“文革”的爆发奠定了广泛的舆论氛围和群众基础。此后,他与江青合作在上海打造“文化革命的试验基地”,并提携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基本形成了日后上海“文革”的政治构架。在他的大力支持与运作下,上海成为“文革”爆发的重要策源地。柯庆施的举动深得毛泽东的赏识,地位也随之不断攀升。1956年中共“八大”上他当选中央委员。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上他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1960年开始担任重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同时继续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成为响当当的华东“第一人”。1965年初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关于柯庆施的学术研究很具有典型意义。他是当时中共地方党政负责人中的一员,其表现出的政治姿态带有某种普遍性,只是更加突出和激烈而已。随着毛泽东“继续革命论”理论的变相发展,中共的执政主旨思想越来越急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急于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中共中央及地方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主动或被动地遵循毛泽东的指导思想亦步亦趋地紧跟。在党内大环境的制约下,柯庆施一方面揣摩毛泽东的心态,一再表达迎合性的极“左”言论,进而献言献策;另一方面彻底贯彻毛泽东所提出的各项“左”的政治方针,一直冲在历次政治运动的最前沿。但是,不可否认,在柯庆施的身上又充满了秉承“左”的路线思想和保持共产党员党性原则相互之间的矛盾。作为建国后在地方上最积极支持和拥护毛泽东极“左”路线的代表,柯庆施在1956—1965年间之所以能够飞黄腾达,说明了他的实际行动完全符合毛泽东的政治理念,是毛泽东政治思想在地方上的具体实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共党内,政治生态已经很不正常,整个社会在“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李玉伟[10]（2013）在《晚明居士群体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晚明居士群体是士大夫阶层中奉持佛法、研究经典的那部分人群。这篇文章主要以社会史角度,考察居士群体与晚明社会的互动关系。在结构上分为四个层次。首先对居士群体活动的历史舞台——晚明社会,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进行观照,旨在探讨晚明社会的特定环境与居士群体形成之间的因果关系；然后对居士群体给予由里及外三个不同层次的观照。第一,从居士群体自身的角度,纵向地观察其人格特性、学佛因缘、入佛路径、人生志趣以及最终归宿,从中可以看出晚明动荡的政局,尤其是农民起义军席卷全国和明清鼎革的历史变故,对居士个人前途和命运的影响。而对于居士群体内部,即居士与同道之间关系的考察,也有助于理解晚明士人结社之风的实质；第二,跳出对居士群体自身的考察,而以其为中心,观照它与其他社会群体,如佛门僧侣、普通民众、耶稣会士的交往关系,通过对其交往关系的细化研究,可以从微观角度考量居士群体之触角触碰晚明社会的程度,由此从宏观上把握居士群体在当时社会上的影响力及其文化渗透力；第三,将眼光投向“晚明”以外的更广阔的时间范畴,通过对居士群体的两大类型给予考察,可以看出清代、民国居士佛教与晚明居士佛教之间的传承关系。本文主体内容共有五章。第一章讨论晚明社会环境与居士群体的形成问题。明中叶以后,政治总体上处于下滑趋势。明朝虽主体上仍在君主专制政体下,但社会控制相对宽松,造就了晚明之人宽容开放的文化心态,他们秉持一种大文化观,浸淫于儒、佛、道三教。而商品经济的发展,世风变异,个体意识觉醒,使阳明心学获得广泛传播。由于阳明学与禅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以,阳明学的流行意味着有更多儒士走上佛学道路。同时,随着“四大高僧”的出现,晚明僧侣人才勃兴,在僧侣周围,聚集众多学佛护教的在家居士。在这种背景下,晚明居士群体形成。第二章探讨晚明居士学佛因缘和入佛路径。学佛因缘包括家庭奉佛传统的熏陶,兄弟、亲友、老师的影响,这些属于个人成长因素。另有居士受到生活环境和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影响而走上奉佛道路。至于居士的入佛路径,本文认为,有三种：其一,由心学而达佛学,如李贽、焦竑、管志道等人；其二,由道家长生术而入佛,如庄广还、朱白民等人；其三,由性命之学的探索而达佛学,如袁宏道、龚惟长、龚惟学等人。第三章的研究内容是晚明居士群体的人格特性、人生志趣及最终归宿。从人格特性来看,晚明居士具有天性淳厚、淡于声利、清正节俭、谦恭好学、虔诚求道等品质；而居士积极从政,致力于讲学,弘护佛法等等,构成其人生志趣的不同取向；而由于居士身处晚明政治衰微和明清易代的特殊环境,受政治迫害、归隐求道、遁入空门、殉国留名、降清又复明构成其多元人生归宿。第四章关注的是居士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分为四个子目。其一,居士与僧侣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师礼参学、皈依称弟子、受戒、外护、印可、临终助念等方面；其二,居士与同道的关系主要有同修论学、结社、临终助念等；其三,居士与普通民众的关系,主要集中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层面。而在晚明讲求个人享乐和情欲解放的社会风气影响下,居士与民众当中一个特殊群体——妓女多有交往,形成晚明名士与名妓交往的文化现象；其四,晚明时期,基督教继唐、元两代之后,第三次传入中国,为了增进了解,扩大影响,利玛窦等耶稣会士与明朝官员和知识分子广泛交游,其中不乏李贽、焦竑等佛教居士。居士与耶稣会士之间的交往关系主要有,居士获赠、阅读、讨论并阐述利玛窦的《交友论》,接受利玛窦传播的西方科学,帮助后者入京进贡,此外,双方还就哲学、宗教问题进行讨论或辩论。第五章考察晚明居士群体的类型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以前贤和时贤研究成果为基础,本文既着眼于居士的佛学旨趣,又兼顾其与现实生活相联系的程度,在此双重标准的结合下,将晚明居士群体划分为“修身以立命”和追求“太上之至乐”两个类型。前者以袁了凡为代表,后者以袁宏道为典型。在晚明居士群体中,袁了凡和袁宏道佛学思想颇具特色。治明代思想史、文化史、佛教史、哲学史的学者给予二者较多关注。两相对比,袁了凡更多注重现世关怀层面；而袁宏道则更多着眼于生命终极问题。袁了凡基于改变命运、实现向更高社会阶层的提升,而在云谷法会的影响下形成的劝善思想,对明清以降社会慈善运动和道德重建,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而袁宏道在云栖莲池影响下,最终以净土之稳实矫正狂禅之流弊,不但医治了当时佛教学者重悟废修的狂病,而且其净土思想亦为清代彭际清等居士继承和发展。晚明居士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以己之力,有所担当”的居士佛教传统在民国杨文会等居士身上得到传承。
二、2003夏季风暴:四川公安大整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3夏季风暴:四川公安大整肃（论文提纲范文）
（1）刘仲华生平及相关史事考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分析 |
| 三、论文的创新和不足 |
| 四、本文的思路和框架 |
| 五、参考文献概述 |
| 第一章 早期革命经历 |
| 第一节 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
| 一、家世与成长 |
| 二、青年学会干事 |
| 三、学生运动领袖 |
| 四、经李大钊介绍入党 |
| 第二节 在冯玉祥部的军运工作 |
| 一、在冯部的经历 |
| 二、随鹿钟麟访苏 |
| 三、东路军司令部俱乐部任主任 |
| 四、杨虎城部政治军事学校教官 |
| 五、秘密发展中国共产党党员 |
| 第三节 参与组织皖北阜阳起义 |
| 一、到皖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 |
| 二、皖北特委委员 |
| 三、离开皖北 |
| 第二章 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
| 第一节 在中央军委的交通与情报工作 |
| 一、初涉交通与情报工作 |
| 二、负责军委情报工作 |
| 第二节 领导特科和上海临时中央局 |
| 一、恢复电台和领导特科 |
| 二、出任上海临时中央局书记 |
| 三、领导上海临时中央局工作 |
| 第三节 上海时期具体的情报和保卫工作 |
| 一、卓有成效的情报工作 |
| 二、上海地下交通和保卫工作 |
| 第三章 在第五战区的统战工作 |
| 第一节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徐州时期 |
| 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议 |
| 二、战区民众动员委员会委员 |
| 三、青年干部训练班教官 |
| 四、被迫离开徐州 |
| 第二节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驻老河口时期 |
| 一、重任李部参议 |
| 二、战区军纪督察处督察官 |
| 三、“阵中小学”理事 |
| 第三节 身在李营心在党 |
| 一、帮助中原局与李部建立统战关系 |
| 二、联系与配合李先念部 |
| 三、加入中国民主革命同盟 |
| 四、处理杜石公叛变事件 |
| 第四章 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 |
| 第一节 时局变化中的多重身份 |
| 一、从汉中行营到北平行营 |
| 二、利用官方身份参与经商 |
| 三、协助李宗仁竞选副总统 |
| 第二节 为国共和谈而奔走 |
| 一、为和谈初探消息 |
| 二、接待“南京人民代表团”和“上海和平代表团” |
| 三、“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顾问 |
| 第三节 和谈背后的工作 |
| 一、帮助中共秘密掌握电台 |
| 二、安排和谈代表家属转移 |
| 第五章 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作 |
| 第一节 从政务院参事到人大代表 |
| 一、政务院参事 |
| 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 |
| 三、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
| 第二节 从地政局到房产局 |
| 一、地政局局长 |
| 二、房地产管理局局长 |
| 三、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及市政建设委员会委员 |
| 第三节 在园林局的十年 |
| 一、园林局局长 |
| 二、重新入党 |
| 三、北京市政协常委 |
| 第四节 迎接李宗仁归国与“文革”遭受迫害 |
| 一、迎接李宗仁回国事宜 |
| 二、“文革”遭受迫害含冤病逝 |
| 第六章 刘仲华被组织“割断关系”、受迫害及相关史事考析 |
| 第一节 刘仲华被“误会”与“反蒋抗日”方针转变的时间和路径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反蒋抗日”方针的转变 |
| 三、中共中央关于“反蒋抗日”方针的转变 |
| 四、上海临时中央局关于“反蒋抗日”的文件与刘仲华“误会”的由来 |
| 第二节 “莫须有”的上海特科和刘仲华“叛变案” |
| 一、事情的由来 |
| 二、上海地下党组织和特科受到严重怀疑 |
| 三、刘仲华等人被立案审查和错误定性 |
| 第三节 “文革”期间遭受迫害的原因分析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宋代沐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一）学术价值 |
| （二）现实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关于宋代世俗沐浴的研究 |
| （二）关于宋代宗教沐浴的研究 |
| （三）关于宋代沐浴场所的研究 |
| （四）关于宋代沐浴用品的研究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宋代沐浴的种类 |
| 一、宋代世俗沐浴 |
| （一）礼俗沐浴 |
| （二）政治沐浴 |
| （三）日常沐浴 |
| （四）司法沐浴 |
| 二、宋代宗教沐浴 |
| （一）佛教沐浴 |
| （二）道教沐浴 |
| （三）伊斯兰教沐浴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宋代沐浴的场所 |
| 一、宋代人工沐浴场所 |
| （一）城镇商业浴室 |
| （二）家庭浴室 |
| （三）学校书院浴室 |
| （四）宗教浴室 |
| （五）政府机构浴室 |
| 二、宋代天然沐浴场所 |
| （一）温泉 |
| （二）河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宋代沐浴的用品与用具 |
| 一、宋代沐浴用品 |
| （一）植物类沐浴用品 |
| （二）动物类沐浴用品 |
| （三）混合类沐浴用品 |
| 二、宋代沐浴用具 |
| （一）浴斛 |
| （二）浴桶 |
| （三）浴盆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宋代沐浴的功能、特征及影响 |
| 一、宋代沐浴的功能 |
| （一）清洁功能 |
| （二）医疗保健功能 |
| （三）礼仪休闲功能 |
| 二、宋代沐浴的特征 |
| （一）展现出新的时代特色 |
| （二）形成了新的沐浴消费风尚 |
| （三）对沐浴有了新的认识 |
| （四）出现了新的沐浴禁忌 |
| （五）与周边地区差异较大 |
| 三、宋代沐浴的影响 |
| （一）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
| （二）对后世社会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古籍部分 |
| 二、研究论着 |
| （一）研究着作 |
| （二）论文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3）革命的游卒-聂绀弩论（论文提纲范文）
| 构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大自由主义者”行状 |
| 第一节 分裂的党国与“无政府”的革命青年 |
| 第二节 私谊与组织 |
| 第三节 “反战诗” |
| 第四节 小资产阶级的本性 |
| 第二章 历史上下文中的聂绀弩杂文 |
| 第一节 杂文家聂绀弩的文学史形象 |
| 第二节 聂绀弩杂文的“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 |
| 第三节 杂文的末途 |
| 第三章 屈服与反抗 |
| 第一节 检讨:摧毁自我的技术 |
| 第二节 服罪与抵抗 |
| 第三节 “狂奴”故态 |
| 第四节 “反右”及之后兼“两个X”问题 |
| 第四章 极端年代的私人吟咏 |
| 第一节 诗可以群 |
| 第二节 疏离的自我 |
| 第三节 苦闷的移情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4）人生的见证 心灵的书写 ——弗吉尼亚·伍尔夫随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英国随笔传统与伍尔夫随笔观 |
| 第一节 随笔的界定及英国随笔写作传统 |
| 第二节 伍尔夫的随笔创作概览 |
| 第二章 弗吉尼亚·伍尔夫随笔中的女性观 |
| 第一节 解构父权制 |
| 第二节 寻绎女性史 |
| 第三节 “双性同体”的构想 |
| 第三章 弗吉尼亚·伍尔夫随笔中的社会观 |
| 第一节 一个“局外者”的政治思想 |
| 第二节 一个“受教育者的女儿”的阶级思想 |
| 第四章 弗吉尼亚·伍尔夫随笔中的文学观 |
| 第一节 “非个性化”写作 |
| 第二节 注重“灵魂”是英国小说的发展方向 |
| 第三节 关注“普通读者”的文学批评观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5）明代风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意义和学术回顾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学术回顾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方法和不足之处 |
| 一、 研究内容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明代风灾概述 |
| 第一节 灾情综述 |
| 一、 洪武——天顺年间 |
| 二、 成化——隆庆年间 |
| 三、 万历——崇祯年间 |
| 第二节 时空分布 |
| 一、 时间分布特点 |
| 二、 空间分布特点 |
| 第三章 风霾 |
| 第一节 灾情综述 |
| 第二节 时空分布 |
| 一、 时间分布 |
| 二、 空间分布 |
| 第四章 风灾与明代政治社会 |
| 第一节 风灾的危害 |
| 一、 风灾导致人口伤亡和迁徙 |
| 二、 风灾对农业和农作物的破坏 |
| 三、 风灾导致财产和公共设施的损失 |
| 第二节 风灾与明代政局吏治 |
| 一、 祭祀修身促进君臣自省 |
| 二、 指陈时政促进政治清明 |
| 三、 调整政策缓和社会矛盾 |
| 四、 整顿吏治强化官员管理 |
| 第三节 风灾与明代政治斗争 |
| 一、 约束帝王监督皇权的工具 |
| 二、 充当政治斗争的工具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6）民国时期山东环境卫生问题考察（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选题论证 |
| 二、学术史综述 |
| 三、学术要点 |
| 四、相关界定 |
| 第一章 民国前环境卫生回顾 |
| 一、清末新政前环境卫生 |
| （一）夏商周时期的环境卫生 |
|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环境卫生 |
| （三）秦汉时期的环境卫生 |
| （四）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环境卫生 |
| （五）隋唐五代时期的环境卫生 |
| （六）两宋时期的环境卫生 |
| （七）辽夏金元时期的环境卫生 |
| （八）明清时期的环境卫生 |
| 二、清末新政时期的环境卫生 |
| （一）机构设置的变化 |
| （二）各城市环境卫生问题 |
| 三、小结 |
| 第二章 工业发展与环境卫生问题 |
| 一、民国时期工业发展状况 |
| （一）纺织业、染织业 |
| （二）皮革工业 |
| （三）造纸厂 |
| （四）其他行业 |
| 二、工业发展引发的环境卫生问题考察 |
| （一）地面环境卫生问题 |
| （二）水卫生问题 |
| （三）空气污染环境卫生问题 |
| 三、社会各阶层对工业发展引起的环境卫生问题的态度及应对 |
| （一）政府对环境卫生问题的应对 |
| （二）名流阶层对环境卫生问题的态度 |
| （三）普通民众对环境卫生问题的态度 |
| （四）报刊、杂志对环境卫生问题的宣传 |
| 四、小结 |
| 第三章 人口变化、城市化与环境卫生问题 |
| 一、民国时期山东人口、城市化概况 |
| 二、人口增加、城市化引发的环境问题 |
| （一）水环境卫生问题 |
| （二）街道环境卫生问题 |
| （三）住房卫生问题 |
| 三、社会各阶层对人口变化、城市化产生的环境卫生的态度及应对 |
| （一）政府对环境卫生问题的应对 |
| （二）名流阶层对环境卫生问题的主张 |
| （三）普通民众对环境卫生问题的态度 |
| （四）报刊对环境卫生问题的宣传 |
| 四、小结 |
| 第四章 天灾人祸与环境卫生问题 |
| 一、民国时期天灾人祸的状况 |
| （一）自然灾害与环境卫生问题 |
| （二）战争、兵灾、匪乱与环境卫生问题 |
| 二、各界对天灾人祸引发的环境卫生问题的态度及应对 |
| （一）政府对环境卫生问题的应对 |
| （二）名流阶层和社会力量对环境卫生问题的主张 |
| （三）民众对环境卫生问题的态度 |
| （四）报刊对环境卫生问题的宣传 |
| 三、小结 |
| 第五章 关于环境卫生问题的思考 |
| 一、环境卫生问题的情形及受到关注的原因 |
| （一）外国人的评述 |
| （二）西方国家的卫生 |
| （三）租界的环境卫生示范 |
| （四）社会各方力量的推动 |
| （五）卫生教育及报纸宣传 |
| 二、民国环境卫生治理的成效及原因 |
| （一）政府制定了相关政策 |
| （二）民间社会力量对环境卫生治理的贡献 |
| 三、环境卫生管理的局限 |
| （一）政治腐败，行政管理不周 |
| （二）经费问题 |
| （三）市政管理体制尚未建立 |
| （四）市民的卫生意识 |
| 第六章 个案研究——济南环境卫生问题考察 |
| 一、济南的城市发展概述（1912—1937） |
| 二、环境卫生问题 |
| （一）水环境卫生问题 |
| （二）街道环境卫生问题 |
| （三）空气污染问题 |
| 三、济南与广州环境卫生问题对比研究 |
| 四、济南环境卫生治理的特色及给后人的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7）战后南京警政研究（194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思路、方法与史料 |
| 五、论文结构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南京警政的历史渊源 |
| 第一节 缘起时期:晚清的南京警政 |
| 一、近代南京警政的起源 |
| 二、端方对警政建设的推动 |
| 第二节 发展时期:民国建立到抗战以前的南京警政 |
| 一、北洋时期警政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二、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的基本成型 |
| 第三节 畸变时期:日伪统治下的南京警政 |
| 一、沦陷时期的警政机构 |
| 二、日伪政权的警察管控 |
| 第二章 战后南京警政的重建 |
| 第一节 复员后的社会环境 |
| 一、首都地位的回归 |
| 二、各类社会问题凸显 |
| 第二节 警政接收与重建 |
| 一、警察系统接收与调整 |
| 二、警政机构的恢复 |
| 三、《首都警政建设四年大纲》出台与实施 |
| 第三章 南京警察的职权与人事 |
| 第一节 职权与职级 |
| 一、首都警察厅职权变迁 |
| 二、警察职级、职称与标志 |
| 第二节 人力资源分析 |
| 一、警察的来源 |
| 二、警察的身份结构 |
| 三、人事关系实态分析 |
| 第三节 人事改革新举措——南京的警员制 |
| 一、警员的选拔与训练 |
| 二、警长与警员的区别 |
| 第四章 南京警察的内部管理机制 |
| 第一节 管理制度 |
| 一、考核与奖惩 |
| 二、警察勤务 |
| 三、公文统计 |
| 第二节 教育制度 |
| 一、教育类型 |
| 二、教育机构 |
| 三、各项活动 |
| 第三节 经费与庶务制度 |
| 一、经费的拨用 |
| 二、设施器材 |
| 第四节 保障制度 |
| 一、薪资待遇 |
| 二、实物配给 |
| 三、伤亡抚恤 |
| 第五章 南京警察与城市社会管理 |
| 第一节 户政管理 |
| 一、户籍调查 |
| 二、国民身份证的颁查验 |
| 第二节 治安管理 |
| 一、案件办理 |
| 二、日常治安 |
| 三、禁政管理 |
| 第三节 消防管理 |
| 一、战后南京的火灾损毁 |
| 二、警察应对机制 |
| 第四节 交通管理 |
| 一、交通车辆登记 |
| 二、交通秩序整饬 |
| 第五节 市政管理 |
| 一、工商业监察 |
| 二、城市卫生治理 |
| 三、摊贩、棚户取缔 |
| 第六节 民政职能 |
| 一、游民、贫难民管理 |
| 二、其他措施 |
| 第六章 警政与战后政治控制 |
| 第一节 “戡乱”背景下的社会治安 |
| 一、社会失序 |
| 二、警察的“维稳”与“肇乱” |
| 第二节 强化警务技术 |
| 一、警力配置 |
| 二、警用武器及其运用 |
| 三、警察情报网络的构建 |
| 第三节 推行警管区制 |
| 一、警管区制特点 |
| 二、警管区制运作 |
| 三、社会各界的挞伐 |
| 第四节 警察中的多重政治因素 |
| 一、内部力量的分化 |
| 二、时代骤变与警察抉择 |
| 第七章 战后南京警政建设绩效及其运行困境 |
| 第一节 警政推行之成效 |
| 一、警政理念的实践化 |
| 二、警政制度的法制化 |
| 三、城市控制的深入化 |
| 四、社会风气的向导化 |
| 第二节 警政推行之局限 |
| 一、警察的乱作为现象 |
| 二、警察的贪污渎职现象 |
| 第三节 战后南京警政的困境及调适 |
| 一、外部环境影响 |
| 二、内部因素制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文革”时期北京民众的娱乐生活（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学术与现实意义 |
| 二、学术研究概况 |
| (一) “文化大革命”史研究 |
| (二) “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研究 |
| (三) 20世纪初至今的娱乐生活的研究 |
| 三、研究资料、角度、方法和研究内容 |
| 四、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北京概况(1949～1976) |
| 一、行政区划的变迁 |
| 二、人口的变化 |
| 三、城乡居民劳动时间、收入和消费情况 |
| (一) 劳动时间 |
| (二) 城镇居民的收支情况 |
| (三) 农村居民的收支情况 |
| (四) 货币购买力情况 |
| 四、结论 |
| 第二章 声电光影的交汇 |
| 第一节 电影 |
| 一、看什么电影 |
| (一) 1966年5月-1969年底 |
| (二) 1970年初-1976年10月 |
| (三) 内参片、新闻纪录片、科学教育片、美术片 |
| 二、怎样看电影 |
| (一) 城镇居民的观影方式 |
| (二) 郊区和农村居民的观影方式 |
| (三) 单位租片放映 |
| (四) 北京市整体的观影情况 |
| 第二节 广播 |
| 一、听什么广播 |
| 二、怎样听广播 |
| 第三节 电视 |
| 一、看什么电视 |
| 二、怎样看电视 |
| 小结 |
| 第三章 红舞台上的红色记忆 |
| 第一节 音乐、歌曲 |
| 一、1966年5月—1969年底 |
| (一) 领袖颂歌 |
| (二) 语录歌 |
| (三) 红卫兵歌曲 |
| 二、1970年初—1976年10月 |
| (一) 战地新歌 |
| (二) 知青歌曲 |
| (三) 电影歌曲 |
| (四) 音乐演出 |
| (五) 外国音乐团队和音乐家的来访演出 |
| 三、器乐 |
| 第二节 舞蹈 |
| 一、“造反舞”和“忠字舞” |
| (一) “造反舞” |
| (二) “忠字舞” |
| 二、舞蹈领域的复苏 |
| 三、外国舞蹈(歌舞)团体来访演出 |
| 第三节 戏剧 |
| 一、“革命样板戏” |
| (一) “样板戏”的来源与成型 |
| (二) “样板戏”的艺术成就和价值 |
| (三) 人们对于“样板戏”的不同感受 |
| 二、“样板戏”之后 |
| (一) 折子戏 |
| (二) 移植“样板戏” |
| 三、其它戏剧 |
| (一) 话剧 |
| (二) 木偶戏、皮影戏 |
| 四、外国戏剧表演团体的来访演出 |
| 第四节 曲艺、杂技 |
| 一、曲艺 |
| 二、杂技 |
| 第五节 文艺演出 |
| 一、艺术表演团体和专业剧场 |
| (一) 艺术表演团体 |
| (二) 专业剧场 |
| 二、文艺演出 |
| (一) 演出票价 |
| (二) “文革”后期的文艺调演 |
| 小结 |
| 第四章 无知岁月的阅读求知 |
| 第一节 图书 |
| 一、阅读生活的“三座大山” |
| 二、正规出版社的图书出版 |
| (一) 1966年5月—1970年底 |
| 1、毛泽东着作 |
| 2、“样板戏”图书 |
| 3、政治文件 |
| (二) 1971年初-1976年10月 |
| 1、出版事业的复苏 |
| 2、政治运动中的古籍出版 |
| 三、连环画 |
| 四、其他读书来源(非正规渠道的读书来源) |
| (一) 私人藏书 |
| (二) 内部书 |
| (三) 图书馆、资料室流散出来的书 |
| (四) 手抄本 |
| 五、读书活动 |
| 第二节 报刊 |
| 一、报纸 |
| (一) “文革小报” |
| (二) 正规报纸 |
| 二、期刊 |
| 第三节 图书馆和图书借阅 |
| 小结 |
| 第五章 强身健体的体育运动 |
| 第一节 群众体育 |
| 一、单位中的体育 |
| (一) 学校体育 |
| (二) 职工体育 |
| (三) 广播体操 |
| (四) “语录操” |
| 二、生活中的体育 |
| (一) 游泳 |
| (二) 乒乓球 |
| (三) 滑冰 |
| (四) 自行车 |
| (五) 其他/孩子们的游戏 |
| 第二节 体育赛事 |
| 一、北京的体育场馆 |
| 二、重大体育赛事 |
| (一) 国内重大体育赛事 |
| 1、五项球类运动会 |
| 2、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届体育运动会 |
| 3、第三届全国运动会 |
| (二) 国际重大体育赛事 |
| 1、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 |
| 2、第一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 |
| 3、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 |
| 4、北京国际游泳、跳水友好邀请赛 |
| 三、一般性/普通体育赛事 |
| (一) 国内普通赛事 |
| (二) 国际普通赛事 |
| 四、“文革”中体育比赛的各种趣闻 |
| 小结 |
| 第六章 举城欢腾的节日庆典 |
| 第一节 春节 |
| 一、“文革”前的过年习俗 |
| 二、“文革”时期的过年习俗 |
| (一) 吃 |
| (二) 习俗 |
| (三) 玩 |
| (四) 文艺节目和电影 |
| (五) 公园和风景区 |
| (六) 春节环城赛跑 |
| 第二节 “十一”和“五一 |
| 一、“十七年”时期的“十一”和“五一 |
| (一) “十一 |
| (二) “五一 |
| 二、“文革”时期的“十一”和“五一 |
| (一) 1966～1971年 |
| 1、“十一 |
| 2、“五一 |
| (二) 1972～1976年 |
| 小结 |
| 第七章 其他娱乐活动 |
| 第一节 旅游 |
| 一、大串连 |
| 二、公园和风景区 |
| (一) “文革”初期对公园和风景区的破坏 |
| (二) “文革”中后期的调整与恢复 |
| 1、天安门 |
| 2、古建公园 |
| 3、植物园 |
| 4、动物园 |
| (三) 游览概况 |
| 第二节 展览 |
| 一、博物馆和展览馆 |
| 二、国内展览 |
| 三、国际性展览 |
| 第三节 餐厅 |
| 一、“文革”初期的餐饮怪象 |
| 二、莫斯科餐厅 |
| 三、中餐馆 |
| 第四节 文化馆和群众文化活动 |
| 一、“十七年”时期的群众文化 |
| 二、“文革”时期的群众文化 |
| (一) 文化馆 |
| (二) 群众文化活动 |
| 1、艺术表演活动 |
| 2、美术、摄影、书法活动 |
| 3、文学活动 |
| 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 |
| 一、特征 |
| 二、启示 |
| 三、一点思考 |
| 附录：文艺调演节目单 |
| 参考文献 |
| 谢辞 |
（9）柯庆施与中国当代政治（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去世后的哀荣 |
| 一、病逝成都 |
| 二、超乎常规的葬礼 |
| 三、死因重提 |
| 第二节 出身和早期经历 |
| 一、出身 |
| 二、新潮学生 |
| 第三节 家庭和工作作风 |
| 一、简朴的家庭生活 |
| 二、勤恳的工作作风 |
| 第二章 早期生涯 |
| 第一节 峥嵘岁月 |
| 一、见到列宁 |
| 二、年轻的共产党员 |
| 三、在“王明路线”时期 |
| 第二节 延安整风之中 |
| 一、与刘少奇“结怨” |
| 二、延安整风的开展 |
| 三、被“抢救” |
| 第三节 石家庄的“试验田” |
| 第三章 在南京的日子 |
| 第一节 主政南京 |
| 一、刘少奇的一封电报 |
| 二、接管南京 |
| 三、基层政权的建立 |
| 四、恢复生产 |
| 五、推动城市转型 |
| 第二节 江苏省委书记任上 |
| 一、中共高层“过渡”时间上的分歧 |
|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 |
| 第三节 推行农业合作化 |
| 一、“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
| 二、为江苏互助合作运动打下基础 |
| 三、推行统购统销工作 |
| 第四章 在上海初显身手 |
| 第一节 初露锋芒 |
| 一、入主上海 |
| 二、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
| 三、上海的“对资改造” |
| 四、“论十大关系”对上海的影响 |
| 第二节 关于反右运动 |
| 一、整风运动 |
| 二、鼓励鸣放 |
| 三、反右主将 |
| 四、上海反右派风暴 |
| 第五章 从反冒进到大跃进 |
| 第一节 柯庆施与大跃进运动兴起 |
| 一、“主要矛盾”问题 |
| 二、乘风破浪 |
| 三、批评反冒进 |
| 四、无限崇拜 |
| 五、“急先锋” |
| 第二节 城市大跃进的楷模 |
| 一、上海进入“大跃进” |
| 二、“一0七0”指标的提出 |
| 三、大炼钢铁 |
| 四、“技术革命” |
| 五、“全国一盘棋” |
| 第三节 上海农村人民公社化 |
| 一、推波助澜 |
| 二、大办人民公社 |
| 三、短暂的纠“左” |
| 四、不服输 |
| 第六章 庐山会议后的继续跃进 |
| 第一节 庐山会议 |
| 一、再度转向 |
| 二、上海反右倾斗争 |
| 三、打击刘顺元 |
| 第二节 继续跃进 |
| 一、工业再跃进 |
| 二、“救命稻草” |
| 三、“穷过渡” |
| 第三节 跃进的代价 |
| 一、更上层楼 |
| 二、保钢 |
| 三、农村危局 |
| 四、不糊涂的糊涂账 |
| 第七章 七千人大会前后 |
| 第一节 坚守最后的阵地 |
| 一、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
| 二、不同的反思 |
| 三、最后的“社会主义阵地” |
| 第二节 分裂的开始 |
| 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
| 二、中央高层重心的偏移 |
| 三、为毛泽东辩护 |
| 第三节 重提“阶级斗争” |
| 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
| 二、上海的阶级斗争之弦 |
| 三、“四清”运动 |
|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的试验基地 |
| 第一节 倡导现代戏 |
| 一、“大写十三年” |
| 二、华东各地贯彻 |
| 三、毛泽东的支持 |
| 第二节 “文革”前华东现代戏高潮 |
| 一、华东成为现代戏的海洋 |
| 二、全国现代戏高潮的出现 |
| 三、高潮的背后 |
| 四、柯庆施的文艺“四清”运动 |
| 第三节 柯庆施与“文革”的发动 |
| 一、与江青合作 |
| 二、提携张春桥、姚文元 |
| 三、关于“评海瑞罢官”的争议 |
| 结语 |
| 附1 1954 年—1965年上海市委主要领导 |
| 附2 1949 年以后柯庆施大事记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晚明居士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论文题目释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论文题目释义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动态 |
| 一、晚明社会研究 |
| 二、明代佛教和晚明佛教研究 |
| 三、居士佛教研究 |
| 四、晚明居士群体及个案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旨趣与主要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旨趣 |
| 二、主要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晚明社会环境与居士群体的形成 |
| 第一节 社会政治背景 |
| 一、明中叶以后政治的大体走势 |
| 二、专制政治的松动及其影响 |
| 第二节 经济发展与世风变异 |
| 一、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影响 |
| 二、世风变异：新的社会风尚在形成 |
| 第三节 阳明心学与晚明居士佛教兴起 |
| 第四节 明代佛教政策：以明代帝王与佛教的关系为视角 |
| 一、明代初期佛教政策 |
| 二、明代中期帝王与佛教 |
| 第五节 晚明佛教之勃兴与居士群体之形成 |
| 一、晚明帝王与佛教 |
| 二、晚明僧侣佛教之兴盛 |
| 三、晚明居士群体之形成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晚明居士群体的学佛因缘和入佛路径 |
| 第一节 个人成长环境 |
| 一、家族奉佛传统 |
| 二、兄弟、亲友影响 |
| 三、老师的影响 |
| 四、自悟修道 |
| 第二节 生活环境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
| 一、生活环境影响：就近拜访名山寺院 |
| 二、社会政治、文化因素的影响 |
| 第三节 晚明居士的入佛路径 |
| 一、由心学而达佛学 |
| 二、由道家长生术而入佛 |
| 三、由性命之学的探索而达佛学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晚明居士群体的人格特性、人生志趣及归宿 |
| 第一节 晚明居士的人格特性 |
| 一、天性淳厚 |
| 二、淡于声利 |
| 三、清正节俭 |
| 四、谦恭好学 |
| 五、虔诚求道 |
| 六、温良洒落 |
| 第二节 晚明居士的人生志趣 |
| 一、居士与政治 |
| 二、致力于讲学 |
| 三、学佛护教行为 |
| 第三节 晚明居士的人生归宿 |
| 一、受政治迫害 |
| 二、归隐求道 |
| 三、遁入空门 |
| 四、殉国留名 |
| 五、降清又复明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晚明居士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 |
| 第一节 居士与僧侣的关系 |
| 一、师礼参学 |
| 二、皈依称弟子 |
| 三、受戒 |
| 四、外护 |
| 五、印可 |
| 六、临终助念 |
| 第二节 居士与同道的关系 |
| 第三节 居士与普通民众的关系 |
| 第四节 晚明居士与耶稣会士的关系：以居士和利玛窦的交往为中心 |
| 一、与利玛窦交往的居士 |
| 二、居士与利玛窦交往方式及其文化意义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晚明居士群体的类型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
| 第一节 修心以立命：以袁了凡劝善思想与功过格实践为视角的考察 |
| 一、劝善思想的缘起：基于个人改变命运、获得现世利益的需要 |
| 二、袁了凡劝善理论和实践 |
| 三、袁了凡劝善思想的影响：以社会各阶层对袁了凡功过格的回应为视角 |
| 第二节 “太上之至乐”：以袁宏道由禅入净的生命求索为中心 |
| 一、“生胡然而至,死胡然而归”：袁宏道的“生命问题”——兼论由谈玄论易和老庄而达佛学的路径 |
| 二、“狂禅”：李贽禅学的影响 |
| 三、由禅入净：云栖莲池的影响 |
| 四、袁宏道其人其学于后世的影响：以后人的评价为中心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晚明居士学佛护教表 |
| 附录二 晚明居士行迹总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后记与致谢 |
四、2003夏季风暴:四川公安大整肃（论文参考文献）
- [1]刘仲华生平及相关史事考论[D]. 蒋沫沫. 吉林大学, 2018(12)
- [2]宋代沐浴研究[D]. 刘盈慧. 河南大学, 2016(03)
- [3]革命的游卒-聂绀弩论[D]. 刘军. 南京大学, 2016(06)
- [4]人生的见证 心灵的书写 ——弗吉尼亚·伍尔夫随笔研究[D]. 张友燕. 南京师范大学, 2015(04)
- [5]明代风灾研究[D]. 尹小梅. 江西师范大学, 2014(04)
- [6]民国时期山东环境卫生问题考察（1912-1937）[D]. 燕茹. 山东师范大学, 2014(08)
- [7]战后南京警政研究（1945～1949）[D]. 段锐. 南京大学, 2014(05)
- [8]“文革”时期北京民众的娱乐生活[D]. 谭君. 首都师范大学, 2013(S2)
- [9]柯庆施与中国当代政治[D]. 邢恩源. 南京大学, 2013(01)
- [10]晚明居士群体研究[D]. 李玉伟. 中央民族大学, 201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