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下岗职工群体分析

一、浙江省下岗职工群体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穆希琳^[1]（2021）在《国企工会互助制度的生成与变迁研究 ——基于YZ厂的实证分析》文中提出在我国各级工会组织实施的正式制度中,工会互助制度属于工会保障职能中兼具职工集体福利和困难职工帮扶双重主题的制度形式。该制度的生成是结构互构与个体需求的复合体。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内制度的表现样态呈现区别化,本文对工会互助制度发展阶段的划分将厘清制度的发展脉络,对各阶段制度内容和运行实际效果的分析是归纳制度阶段特征的依据。而在工会互助制度变迁的逻辑体系中,原有的制度生成结构发生变化,作为工会组织“自我赋能”的中层力量崛起发挥着创新工会互助制度组织形态的作用。对工会互助制度的研究将原本呈现为割裂状态的工会互助制度典型阶段融汇为一脉相承的制度发展过程,并且将静态的制度呈现以动态演进的方式开展研究。通过构建“结构—需求—制度”的分析框架,将工会互助制度的生成和变迁的动力要素划分为“宏观制度—单位组织”的多重制度逻辑结构,又将个体需求的满足程度使用“认同—行动”双重维度进行类型划分。通过分析强化了“中层组织”在制度变迁中不可忽视的关键力量,中层组织呈现单位组织“退场”、上级工会组织“入场”。工会组织通过市场化机制的尝试达到“自我赋能”,这一外在突生的力量为工会互助制度变迁提供了全新的组织形态。本研究选择东北地区国有大型企业YZ厂作为田野调查点开展实证研究。YZ厂建厂历史悠久,工会互助制度发展历程完善,并且当下YZ厂仍保留单位内外多种互助制度并行,在参与上级工会职工互助保障的主流互助制度之外,在单位内部按年度职工仍开展向厂内互助基金会捐款。本研究采用社会学定性分析方法中的实地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将该厂1955年建厂初期至1995年间在工会会员之间实行的以“互助储金会”为代表的经济互助制度,结合“生活服务小组”、“思想互助小组”等为代表的劳力互助制度和思想互助制度,统称为工会互助制度的“初样态”。将1995年后参与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C市办事处组织的以职工医疗互助为主要内容的“职工互助保障”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工会互助制度的“新样态”。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处于低位时期,收入分配制度遵循平均主义基础上的按劳分配,职工收入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成为客观现实。社会管理领域国家以单位体制将个体纳入单位组织中便于管理及整合,单位组织也成为国家向个体提供福利待遇的中间组织。本论文所研究的国有企业在单位体制时期是典型的能够为单位成员提供近乎全覆盖福利、单位成员对单位组织依附黏性较强的单位组织。从自上而下的结构角度而言,国家经济社会的宏观制度要求单位组织承担国家意志的传达者、国家资源的提供者角色,纳入代表着“国家”的单位组织中的个体依靠单位解决自身的困境成为该历史阶段下理所当然的选择。这是国家制度对单位组织内部成员互助行为的社会建构。从自下而上的结构角度而言,在企业与国家“同构”之下的国有企业工会,听从党委领导并为行政部门分忧是其重要的政治任务,在国家总体资源供给量不足的局限下,动员群众力量展开互助互济活动成为工会的理性选择。把单位成员的问题在单位组织的场域内解决,这是单位组织“向上负责”的反馈表现。在国家宏观制度与中层单位组织的互构结构之外,大量职工存在临时性经济借贷需求这样微观个体的实际需求也是工会互助制度的生成要素。笔者通过对YZ厂工会互助制度发展过程的研究认为互助制度的变迁是对原有互助制度中呈现正反馈递增的设置予以保留,在此基础上采取渐进式变迁的方式,符合职工对工会互助制度发展的预期惯性,也符合制度制定的主体工会组织的功能定位。由于工会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功能侧重有所区别,工会互助制度也随之呈现了从“解群众之困”到“筑风险补充保障”的功能偏重转向。在单位体制之下,工会是生产性行政单位的企业同盟者或建设伙伴。因此工会组织为单位行政减轻负担的同时还要为职工群体缓解压力,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工人的生活福利工作,将出现临时经济困难的职工“揽”到工会职责份内,采取广泛依靠群众力量、解决群众自身问题的方式设立“互助储金会”,这是工会对稳定单位体制的有效的助益方式之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职工互助保障的群体边界相较单位体制时期工会互助制度范围扩大。职工互助保障将一事一时的工会“送温暖活动”转变为覆盖全年的帮扶救助长效机制,将工会单向“施惠”转变为职工双向多元互助参与。笔者通过对YZ厂工会互助制度的研究认为互助制度的当代价值不仅在于为职工提供风险补充保障,更在于“重塑”单位内部职工间相互关爱的凝聚力。“在内”有单位组织对“单位人”的关怀,“单位人”以尽心完成职业目标作为对单位组织的回馈;“在外”利用大数法则的职工互助保障,是低投入的非营利性的风险补充补充保障。笔者认为工会互助制度的发展进路应在维护职工保障权益的原则上拓展多层次多元化的互助保障体系,配合“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过程中的下岗职工、人数日渐增加的离退休职工、互联网平台灵活就业职工等群体设置有工会特色的互助保障制度,这也将是工会迎合职工民意需求增强持续创新能力持续“赋能”的表现。

刘慧^[2]（2021）在《我国低保家庭教育支出行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教育问题日益受到家庭和国家的重视。低保家庭作为社会弱势群体,在我国数量庞大,国家和社会虽然对此进行了一定关注,但仍有待进一步的加强。本文选取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库中2013年和2014年的家长数据,以低保家庭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文献法、访谈法和个案法,对低保家庭教育支出行为的现状进行了描述和分析。首先,通过考察低保家庭教育支出行为的现状发现:从教育支出费用来看,教育支出费用偏少、教育支出费用以校内支出费用为主、餐费和学费在校内支出费用中占主要地位;从教育支出选择来看,选择校外支出的比重较低、不同户口教育支出选择比例不同、经济条件一般的低保家庭选择校外支出的可能性相对更高、家长不同受教育程度,教育支出选择的偏好不相同。同时低保与非低保家庭、城乡户口、经济条件和父母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在教育支出费用和教育支出选择方面存在差异。基于这些现状,接下来从低保家庭的教育支出行为和“低保家庭”对教育支出行为的影响等角度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低保家庭”以及基于低保家庭享受的免午餐费、免书本书费和获得助学金等附加福利,直接影响家庭教育支出行为;“低保待遇”在户口登记地和户籍上的差异也影响低保家庭教育支出费用;其他影响因素主要是与家庭特征相关变量以及子女学习态度与低保家庭教育支出行为显着相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个案佐证和扩展低保家庭教育支出行为的影响因素。最后,从政府、学校和家庭的角度为低保家庭教育支出行为提供相关建议。从政府、学校和家庭三个角度引导低保家庭教育支出合理化,以求达到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提出针对性建议。完善低保配套教育政策,构建更公平合理的保障制度;适当加大政府教育补助力度,提高全民教育水平;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加强学校与校外培训机构的联动;逐步提高教师工资待遇,吸引更多专业素养教师加入。学校加强家校合作,提供多样化课程;创新教育方式,满足学生个性需求;强化教师培训,提升教师队伍素质。家长应该调整投资理念,教育投资还包括时间和精力;理性教育决策,立足家庭和子女实际情况;客观看待教育作用,多方教育投资。

雷江平^[3]（2020）在《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劳动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政党,从建立之初就高度重视劳动关系,从组织发动工人运动到建立无产阶级政权,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通过“一化三改”逐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劳动关系领域出台了有关劳动就业、工资分配、劳动保险、社会福利和工会制度等一整套劳动关系政策,广大职工的主人翁地位逐步确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劳动关系双方的主体地位进一步明晰。中国共产党在劳动关系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政策措施,相继出台了《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重要法律法规,对于协调劳动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作为重要社会关系的劳动关系的发展,更需要不断化解在劳动领域的矛盾与冲突,努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因此,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发展劳动关系的基本方向和目标。本研究立足中国共产党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长期实践,对和谐劳动关系的理论进行了初探,分析了问题,解剖了案例,提出了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的原则目标和对策措施。本研究的主体一共有七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对和谐劳动关系的基本问题和相关理论进行阐释,对诸如劳动关系及和谐劳动关系的基本内涵、基本特征、构成要素和指标体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和谐）劳动关系的理论等进行解读。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劳动的逻辑,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三个方面,呈现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和谐劳动关系构建的内在联系与逻辑。本章是本文分析的理论基础。第三部分主要是对实践探索的分析,在对不同历史阶段劳动关系实践的分析基础上,分析建党近百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成效与基本经验。本章是本文分析的经验基础。第四部分探索分析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理论建设,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劳动关系的中国化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和谐劳动关系的提出,最后总结和谐劳动关系理论的生成逻辑和历史地位。第五部分主要分析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以及形成的原因,问题主要来自制度体系、协商机制等方面,而形成的原因包括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工人代际更替、新媒体广泛应用,以及“三新”就业模式带来的挑战等。第六部分主要分析地方或基层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典型案例,并以此探讨党领导下的各级政府、社会组织和工会如何在和谐劳动关系构建或劳动关系治理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第七部分主要分析面对新挑战或障碍,结合案例分析,提出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方针政策调整和具体的实施对策。总之,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我国劳动关系总体是和谐的、稳定的。与此同时,也面临诸如法律法规不完善、体制机制不健全、劳动关系矛盾冲突时有发生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作出重要指示,党中央国务院还专门下发了《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成为新时代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纲领性文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我们更需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指导方针,进一步完善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政策体系和法律法规,建立健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体制机制,推动实现和谐劳动关系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张小宝^[4]（2019）在《中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历史演进及推进策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指导下,将男女平等与国家社会发展相结合,以国家最高政策的形式推动中国男女平等事业发展的一项具有长远性和根本性的总政策。二十多年来,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从提出到确立,从一项政府承诺发展为一个不断完善并日益丰富的运行体系,在推动我国男女平等事业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全局战略高度,对如何进一步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提出了新的观点和要求。因此,系统地梳理中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历史进程,探索进一步推动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发展的策略,既是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完善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体制机制”的题中之义。所以,本研究对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研究,力争突破现有的研究局限,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微观与宏观相结合,问题导向与策略建构相结合,从党和国家对男女平等认识的发展变化、妇女发展需求的变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及其体系的生成与建构及对男女平等突出问题的解决等多个层面展开。全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梳理和归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男女平等观、毛泽东男女平等思想和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男女平等观,从理论上廓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人对“妇女问题”的社会属性、妇女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妇女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认识变迁,揭示这些思想理论的核心构成、阶段性特征和新发展,以阐明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探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及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男女平等的伟大实践,重点回顾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法律政策等方式推动男女平等与国家发展进步共赢的重要举措,揭示党运用法律政策推动男女平等的延续和发展。第三部分从国内妇女发展状况、国际社会推动妇女发展的潮流及中国共产党对男女平等认识的拓展三个层面分析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提出的时代背景,梳理1995年前后到2012年间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从提出到在国家政策、法律和党的执政纲领层面的确立,呈现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由一项国家承诺发展为一个内含组织机构、规划纲要、法律政策、监测评估在内的国策运行体系的过程,并以此期间中国妇女发展面临的重点难点问题为切入点,研究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推进男女平等的重要作用。第四部分研究在新时代妇情新变化、中国共产党男女平等新思想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共同作用下,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运行体系在完善法律政策、健全相关机制、激发妇女主体潜力等方面的新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研究党和政府直面弱势妇女和农村妇女群体的生存和发展难题,推动新时代中国男女平等事业不断走向深入。第五部分研究新时代背景下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进一步发展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并从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运行体系的内在局限及国策运行的外部环境来理解和认识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发展面临的问题;然后,立足新的历史起点,探讨如何在完善法律政策、健全配套措施、增强机构建设、优化国策实施的外部环境等方面推进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进一步发展。总之,二十多年来,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不断发展呈现出中国共产党对男女平等认识的不断深化和拓展;呈现出中国共产党正视不同时期中国男女平等的现实情况和妇女发展的现实需求,推动妇女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发展取得突破性成就;呈现出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男女平等事业逐渐走向深入的历史图景。但是,面向新时代背景下“三个平等”的新观点给中国男女平等和妇女发展提出的更高要求,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正面临着内在机制的不健全和外部环境的不完善的新挑战和新问题。对此,党和政府应该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以更加科学化、现代化、系统化的方式推动妇女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男女两性平等发展、妇女自身全面发展。

赵子靓^[5]（2019）在《金华市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费征缴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认为在经济结构转型、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我国城镇非全日制就业即灵活就业发展迅猛。作为一种新兴的就业形式,灵活就业为广大的下岗失业人员和其他人员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大大缓解了我国的就业压力。与此同时,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享受社会发展红利,为其在年老、疾病等情况下享受保险待遇提供了有效途径。因此,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模式以其特有的优势,成为了吸纳自由职业者参保缴费的重要渠道。但是,随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面的逐渐扩大,其社会保险费征缴问题也日益突出。收入不稳定、基础信息登记质量不高、征管部门缺乏明确的政策依据和有效管理手段等等都是目前征缴工作中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因此,开展对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费征缴问题及对策研究,不仅是现行制度适应当前就业形势的需要,也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缓解社会压力的当务之急。本文参照社会保险费征缴的相关理论及实践,在借鉴国内其他地区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费征缴经验的基础上,针对金华市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现状,分析社会保险费征缴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影响因素,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本论文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章为绪论,主要论述了本论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第二章为相关理论,主要包括论文涉及的相关概念的界定,如:灵活就业人员的基本概念及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费征缴相关理论依据;第三章是金华市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费征缴概况,包括灵活就业人员征缴政策的历史演进、金华市社会保险费参保缴费政策及流程、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缴费情况;第四章是金华市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费征缴存在的问题以及原因分析,问题包括欠费规模大、征缴效率低、信息系统不完善、政策碎片化等;原因包括灵活就业人员自身、政府部门、信息化水平、企业责任、政策制度设计等;第五章是厦门市征缴经验借鉴;第六章是完善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费征缴工作的对策,包括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提高信息化水平、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征缴制度、探索个性化差异化缴费模式、严格执行被征地农民转养老保险相关政策等;第七章为结论。通过研究,为社会保险费征管职责划转后更好发挥税务机关征缴水平提供借鉴与启示。

盛玲怡^[6]（2019）在《流入与流出：私营小业主代际职业流动的现状与机制分析 ——基于浙江省嘉善县的调查》文中研究指明个体工商户与私营小企业在过去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里,在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容小觑的作用。个体私营经济关乎着我国几亿人口的生计问题,其经营范围也与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密切相关,它们的存在满足了我国社会物质文化等多方面的需求。随着2014年国家发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口号之后,全国新一轮的创新创业风潮蓬勃兴起,从事个体私营经济人员的数量又一次得到“井喷式”的增长。在个体私营经济中,存在着一大批改革开放初期便投身于“创业”大军的私营小业主。时至今日,这群小业主们有的已经退休,而有的则即将达到退休的年龄。可以说,这些“创一代”所经营的企业与个体工商店铺,都将或早或晚面临产业代际传承的问题。本研究正是在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理论视角下,探讨社会中私营小业主阶层的代际职业流动问题。文章采用定性的研究方法,以浙江省嘉善县为个案,通过文献法与访谈法,了解当前个体工商户与私营小企业的代际职业流动现状,探讨随着时代的推移,影响父子两代人职业流动的具体因素是否发生了变化并总结出当前该阶层代际职业流动的主要影响机制,从而与社会流动研究领域中的主流观点进行对话。与目前学界“代际职业流动以子承父业特点为主”的主流判断不一致的是,通过实地调研,研究发现当前私营小业主阶层的代际职业流动呈现“封闭流动性”特征,即小业主家庭代际间的职业类型存在着较高流动性,而职业所体现的社会地位的流动上呈现明显的“子承父业”趋势。在影响小业主阶层产生代际职业流动的因素上,本研究发现,虽然影响两代人产生代际职业流动的具体因素存在着差异,但制度性因素与自致性因素都在两代人职业流动过程中起到了较为显着的作用,而先赋性因素的影响有了显着增强。该结论同样与一些学者提出的“随着时间推移,先赋性因素影响减弱,自致性因素增强”的判断存在着出入。因此本研究认为,与当前社会整体性的流动现状相比,私营小业主阶层的代际职业流动有着该阶层所独有的特征。国家政策、社会文化以及父代所处阶层,这三种影响机制在私营小业主阶层的代际职业流动过程中起了明显作用。

童素娟^[7]（2014）在《养老金双轨制现状评估及制度改革的实证研究 ——基于收入再分配效应视角》文中认为中文摘要：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中国目前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实行两套不同的养老保险制度。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养老金双轨制在导致收入差距方面的弊端日益凸显。不仅没有缩小初次分配之间的收入差距,反而进一步拉大了收入差距,进一步对社会和谐构成了挑战。作为一项收入再分配制度,养老保险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受不同的制度设计因素的影响。造成养老金双轨制收入再分配效应差异的最核心原因在于,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实行不同的统筹办法、缴费标准和待遇水平。归根结底在于,制度的融合性、包容性不够,基本规模和覆盖范围过小,未能将机关事业单位纳入整个收入再分配体系。因此,政府在养老金双轨制改革过程更应强调,程序上的公平公正,建立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着重点放在公民基本养老保障权益,而差距部分则通过职业年金或企业年金来体现,真正发挥社会养老保险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在现实条件下,养老保险统筹收入再分配系数并非越小越好,这需要参照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依据现实的收入差距情况,用以判断和选择适度的养老保险统筹收入再分配模式和实施方案。在方案设计上,生存公平和劳动公平是养老金双轨制改革形成收入再分配的适度下限和上限标准。通过这两个标准的判定可以选择现实条件下养老金双轨制改革的最优方案。论文从收入再分配效应为切入点,在广泛借鉴专家学者前期研究和实地调查研究基础上,对目前浙江省的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情况进行了现状评估,然后从系统理论、机制设计以及发展型社会政策等理论出发深入分析了养老金双轨制和收入分配差距之间的关系以及养老金双轨制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最后提出实施制度并轨的原则和方法,以及通过养老金双轨制并轨缩小收入差距的有效措施和建议,希望为浙江乃至全国的养老金双轨制改革从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高云飞^[8]（2012）在《改制企业职工权益变动及相应对策研究 ——以F市为例》文中研究说明社会制度变迁的动因和动力均源于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利益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正是人们为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而不断的追求利益，才导致一次又一次的社会制度变迁，从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纵观历史，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的兴起、延续和变迁，皆归于人们的逐利行为。人们对一种社会制度的认同，归根到底就为了创造最大限度的实现和发展自己利益的良好空间。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旨，正是承认利益关系的这种普遍性，为人们寻求一种更有效满足个人利益需求，进而推动社会发展的制度形式。但是，市场化取向的国有企业改制在增加企业经济效益的同时，对企业职工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机制发生了改变，引发了改制过程中职工的权益发生了变动，也导致了职工作为一个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向下流动趋势。本文首先对与权益相关的制度理论、社会分层理论、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等理论观点及前人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与分析，对我国建立在“身份制”、“单位制”为主要制度的传统权益理论在制度设计上存在的缺陷以及对企业职工权益造成的影响进行了阐述。本文认为，传统的权益理论建立在脱离现实，追求浪漫主义的制度设计基础之上，追求普遍的绝对的平等。这种脱离现实的制度设计一方面表现出“单位制”的历史局限性，另一方面也表现在经济体制在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即计划经济对微观经济活动与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之间存在的矛盾难以发挥有效的调节作用，引发生产与需求之间的相互脱节；无法合理地调节经济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造成动力不足、效率低下等现象，最终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当人们意识到这种制度设计过于理想化和超前时，就必须要进行体制改革，通过改革回归现实主义基础。改革开放的核心就是国有企业改制，但国有企业改制并不是放弃原有的维护职工权益的理想，而是要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重建这个理想，这个理想就是国企改制过程中，在现实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充分保障职工权益。在对传统权益理论深入剖析的同时，本文还主要对东北F市的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职工权益变动问题进行了历时8年（2003-2011）长时段的、3次集中性的实证调查。调查发现，尽管F市国有企业改制规范性逐渐提高，但8年中改制企业职工的权益仍然普遍受损，而且随着企业改制的不同阶段职工权益受损也出现了不同的特点。从职工权益受损范围来看，改制企业职工权益受损呈现出普遍性的特点，职工的民主政治权益、经济补偿权、劳动就业权、劳动报酬权、劳动安全卫生权、社会保险福利权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而且同其它地区的改制企业职工权益受损问题相比更为普遍、复杂；从改制后的产权性质来看，相对于改制为国有独资、国有控股企业来讲，改制为私营企业的企业职工权益受损更为严重；从改制企业职工权益受损的结果来看，F市改制企业职工已经作为一个庞大群体滑向社会底层，其中的4050失业、下岗人员虽然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淡出劳动力市场，其就业问题看似不再成为改制企业职工的主要矛盾，但是由于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些人的生存问题仍然面临困境。同时，8年前的3040人员现在过渡为4050人员，他们在企业改制过程中依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因此，单纯依靠代际消化来解决这一问题值得思考；从改制企业职工的意识形态等心理层面来看，职工对企业的依赖心理明显弱化，维权意识逐渐增强，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传统产业工人经历的是一次阶级再形成的过程，但是在这种阶级意识形态下职工维权后的效果不大，工会在其中的作用较为有限。造成改制企业职工权益受损的根源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制度资源、组织资源及个人资源五个层面进行了解释，并借鉴国外维护职工权益的相关经验提出解决途径。

徐昕,田璐^[9]（2011）在《法院执行中的暴力抗法:1983-2009》文中指出暴力抗法是国家与社会的短兵相接。本文基于465起法院执行中的暴力抗法案例,以司法能力为线索,从国家与社会两个层面,结合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两种视角进行分析。暴力抗法的产生主要源于国家能力的不足,体现在司法领域即司法能力的不足。治理暴力抗法的主要思路为加强司法能力建设,应从惩罚与激励两个方向入手,努力提升司法的强制能力、救济能力及合法性能力。

陈敏^[10]（2011）在《产业集群升级背景下的非正规就业演进机理研究 ——以浙江省为例》文中提出浙江省内遍布产业集聚区,块状经济十分发达,但这却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产业集群,因为其内部是由众多中小企业和家庭作坊所组成,他们构成了整个产业链。此外,大量农民工的参与,也是浙江块状经济的一个特点。在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集群内部家庭作坊和农民工的发展如何成为产业升级成功与否的重要体现。鉴于家庭作坊、农民工都属于非正规就业（IEM）群体,本文以非正规就业的视角来探讨这一群体的演化方向和发展之路。为了区别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外来群体和以家庭作坊为代表的内生群体的不同特征,本文将集群内的IEM分为输入型IEM和自发型IEM两类。首先,本文从鼓励人口流动制度、户籍制度限制、城乡收入差距三个方面分析了集群内输入型IEM形成的原因。本文得出,产业集群内输入型IEM的主体是农民,他们“进城”的首要原因是国家取消了人口流动限制条例,并允许农民到城镇落户。所以,制度方面的改制,是输入型IEM形成的第一要素。然而,“进城”之后的农民并不能享有城镇居民所能享受的同等福利和待遇。从公务员考试要求和正规企业招聘要求两方面,本文分析得出,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得农民进城后很难获得一份正规的工作,他们只能被边缘化为非正规就业者。不仅如此,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农民在被严重剥削的同时,还是不断往城市流动,而城镇根本没有足够的岗位来满足劳动者,这也造成了农民进入城市后只能从事非正规就业。至于集群内自发型IEM形成的主要因素,本文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1）发展个体经济的制度鼓励。随着国家肯定私有经济在我国的“合法”地位,个体工商户在全国各地兴起,‘带动了非正规就业人群爆发性的增长。（2）国企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释放出大量劳动力,这些劳动力无法在正规企业中重新就业,凭借着一定的经验和技能,他们也成为了IEM中的一员。（3）低劳动力成本和对外开放。因为家庭作坊类IEM的低成本和高灵活性,随着对外开放的加深,他们承接了大量的国外订单,这又反过来促进了家庭作坊的发展。接着,本文结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产业集群升级政策和区域扶持政策的改变,对上述因素的变动进行了分析,得出：（1）产业结构调整和集群转型升级对IEM带来的影响最要是对自发型IEM的影响。其中技术进步演变会使IEM出现初期分化现象,即仍旧选择IEM或者转型为正规就业者；资源整合对自发型IEM的演变分为三种：第一,彼此之间的合作和兼并；第二,离开IEM群体,进入正规企业工作；第三,在IEM之内进行转变（可能表现为从事行业的转变）。（2）制度演变主要对输入型IEM产生影响,其数量会有少量的减少,并且劳动力的流动也更加理性。（3）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IEM将会进行自我演化,具体表现为：非正规就业者收入和福利的提升,低端IEM向高端IEM发展,高端IEM和正规就业之间的转换,部分IEM者被淘汰变为失业人员。然后,本文选择浙江省慈溪市作为研究案例,经过对慈溪市内输入型IEM和自发型IEM的调研,得出,（1）集群内农民工主要从事第二产业,和城市中的农民工有所不同（城市中的农民工主要从事第三产业）。（2）以家庭作坊为主的自发型IEM的收入要远高于一般的IEM,其社会地位也不低于正规就业者。（3）家庭作坊和小企业为代表的IEC和正规经济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另外,本文对慈溪市非正规就业的规模进行估算,得出,慈溪市的非正规经济约占整体经济的30%,这也表明其IEM规模也占了总体人口的30%以上。最后,本文指出,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要兼顾非正规就业的发展,并提出了促进非正规就业发展演变的相关政策和建议。

二、浙江省下岗职工群体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浙江省下岗职工群体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国企工会互助制度的生成与变迁研究 ——基于YZ厂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2）我国低保家庭教育支出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历史演进及推进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金华市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费征缴问题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流入与流出：私营小业主代际职业流动的现状与机制分析 ——基于浙江省嘉善县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7）养老金双轨制现状评估及制度改革的实证研究 ——基于收入再分配效应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8）改制企业职工权益变动及相应对策研究 ——以F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产业集群升级背景下的非正规就业演进机理研究 ——以浙江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浙江省下岗职工群体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国企工会互助制度的生成与变迁研究 ——基于YZ厂的实证分析[D]. 穆希琳. 吉林大学, 2021(01)
• [2]我国低保家庭教育支出行为研究[D]. 刘慧.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3]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 雷江平.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9)
• [4]中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历史演进及推进策略研究[D]. 张小宝.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5]金华市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费征缴问题及对策研究[D]. 赵子靓.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019(02)
• [6]流入与流出：私营小业主代际职业流动的现状与机制分析 ——基于浙江省嘉善县的调查[D]. 盛玲怡. 华东理工大学, 2019(01)
• [7]养老金双轨制现状评估及制度改革的实证研究 ——基于收入再分配效应视角[D]. 童素娟. 浙江大学, 2014(05)
• [8]改制企业职工权益变动及相应对策研究 ——以F市为例[D]. 高云飞. 吉林大学, 2012(08)
• [9]法院执行中的暴力抗法:1983-2009[J]. 徐昕,田璐. 法治论坛, 2011(02)
• [10]产业集群升级背景下的非正规就业演进机理研究 ——以浙江省为例[D]. 陈敏. 浙江工商大学, 20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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