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菲律宾呼吁伊朗降低香蕉进口关税（论文文献综述）
魏冉[1]（2021）在《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文中研究指明联合国是最具权威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大会投票成为考察会员国在国际事务立场相似性的重要途径。对联大投票的分析建立于数据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基础上,同时规避了经验主义的主观因素及不可控因素。有鉴于此,本文通过系统考察1991-2019年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情况,探究影响中国-东盟投票立场一致或相异的因素,分析二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推动国际议题合作,以便精进中国-东盟合作、增益中国-东盟关系,并对中国如何借助联合国大会增强发展中国家代表性、推动完善全球治理提供启示。在理论层面,国家利益决定国家是否会遵守国际规范,而对规范的遵守又会影响国家利益的偏好。笼统将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一概而论只能被视为一种简单的补充性解释,因此将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作为自变量解释国家投票行为之时,必须将其放置在特定的时段与国际议题下展开,同时说明选择依据。投票立场出现差异是国家基于利益与规范对相对收益进行衡量的结果。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是因为国家对某一决议或其映射的国际问题的利益认知出现根本性分歧;二是当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相斥时,国家在联大决议中坚持选择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的投票立场。简而言之,投票立场相异源于国家将维护利益置于遵守规范更优先的位置,投票立场代表了一国在特定情境下维护国家利益的最优选择。在经验层面,通过考察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三个主要议题领域的1104个决议发现,中国与东盟在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议题领域投票一致性最高;其次是裁军和国际安全议题领域;社会、人道主义和文化议题领域一致性最低,且波动幅度较大。将中国与东盟近30年的联合国大会投票趋势置于同时段内思考中国-东盟关系,可以发现:中国-东盟联大投票结果并未受到“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中国-东盟联大投票差异未削弱中国-东盟国际合作,体现出了双方包容互利的发展格局。研究还发现,美国因素拉低了中国与东盟的投票一致性。因此,中国应借助制度建设、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与讲究道义等优势,采取相关措施弱化美国影响,加强东盟与中国在国际事务立场上的协调与配合,提高中国-东盟联大投票一致性,从而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这对于化解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战略压力、推动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方圆[2]（2020）在《政治经济视野下的维也纳体系》文中研究指明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和奥地利联手构建了以“均势主义”为核心的维也纳体系。然而维也纳体系存续的原因并非只是欧洲列强间的势力均衡,而更加与工业资本主义的时代特征相关。维也纳体系实则是工业资本的英国和欧洲部分封建国家为维护经济利益或专制统治而采取的一种手段。英国通过调整其外交政策,在欧陆制造或协调列强之间的矛盾,阻碍欧陆的工业化进程,从而满足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需求。在海外地区则是,欧洲将从殖民地夺取的资源用于国内的工业生产,通过商品输出的方式建立了与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纵向经济联系。发达世界的发达建立在对欠发达地区侵占的基础之上。十九世纪后期,欧洲内部的矛盾相对缓和,取而代之的是在海外地区殖民扩张的加剧。随着自由贸易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转变,英国再也无力阻止其他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为占据更广阔的商品市场和掠夺工业原料,势必与英国发生激烈冲突。欧洲的封建均势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维也纳体系也随之终结。
邵文卓[3]（2020）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策略评析》文中研究说明“极限施压”是特朗普政府时代美中博弈的标志性策略,但能否借此占据美中战略竞争的主导优势地位,取得遏华的战略目标,是本文尝试评析的核心问题。2016年,作为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在美国总统当选之时便释放令人瞠目的强硬反华主张和言论。特朗普执政以来,更是发起“全政府-全社会”的对华战略竞争,美中触发经贸战、科技战和南海军事摩擦升级,催生美中关系紧张局势骤升。在中国多次表达坚持经贸磋商意愿和美中高层密切沟通的引导下,美中双边达成磋商解决经贸摩擦的共识,用时近两年进行十三轮磋商谈判,双方签署“美中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美中紧张关系局部暂缓。特朗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策略可谓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对中国多领域、高频次、高强度施压,看似是以实现美中“公平贸易”的表层诉求,实际上是为了达成遏制或规锁中国的深层目标。特朗普政府着眼于政治外交层面、经贸科教层面、军事安全层面,对华采取最强硬的施压举措以达成遏华的目的。“极限施压”策略旨在遏华,策略的运用始于美中关税摩擦,力求改变对华贸易逆差恶化态势,随后扩大到政治、科技、军事等多领域,进一步磨损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并赚取统合和扩大自身国内执政基础的政治资本。“极限施压”策略诉求明确,特朗普政府对华采取的“极限施压”策略也具备可逆性,既能管控紧张局势出现恶化,避免崩盘发生,又意在为继续同中国讨价还价留足余地。“极限施压”策略的运用是特朗普时代美中战略竞争加剧的必由产物,也为美中博弈中双方局部让步,签订第一阶段贸易文本协议起到助推性作用。尽管,特朗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仍然处于高位运行,通过发起关税战、汇率战、关税战最强力度地破坏中国经济引擎的运转,对涉疆、涉藏、涉港以及台湾地区等中国内政高频次干涉,对中国南海岛屿主权和领海肆意侵犯并多次形成军舰对峙的威胁局面,并将朝核问题与经贸战挂钩设定为博弈筹码以及在东南亚宣扬“中国威胁论”,严重冲击了中国政治稳定大局和周边良好的地缘政治环境。然而,也不能片面地认为中国一定会被“极限施压”策略的实施所压服。作为坚持自力更生发展壮大的新兴大国,中国对于自己的长期战略目标和发展道路有着清醒认知。因此,美中博弈中需要双方进行策略性磨合,而美中紧张关系暂缓也只是阶段性表现。特朗普政府承受着“极限施压”策略的高成本运行,需要适当减负维持执政,而中国也面临内部改革攻坚的繁重任务和当前战略机遇期的外在压力磨损,双方在心理认知上初步形成适当减压的看法。所以,“极限施压”策略只是驱使中国顾全大局、做出局部让步上起到助推性作用。“极限施压”策略的实施也影响到中国周边多边外交关系,形成的美中战略竞争博弈也在所塑造中朝关系、中国东盟关系、美日印澳关系,其成为严重制约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良性发展的障碍性因素。特朗普执政以前,美国一直强调欢迎和接受一个繁荣的中国崛起,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中国周边国家也在搭乘中国发展顺风车,总体上将中国的崛起看作是地区发展的机遇。然而,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的大国竞争态势下,中国周边政治外交环境区域紧张。特朗普政府以“印太”战略替代“亚太”战略,拉拢美日印澳构建对华菱形包围圈;以“中国威胁论”渗透在东南亚渗透的名义,强化美国与东盟各国关系;以“中国责任论”的名义,将朝核问题强硬与对华经贸关系挂钩,从而实现分离中朝关系、施压中国的双重目的。可以清楚看到,“极限施压”策略在中国周边的推进,一定程度在东北亚、东南亚制造了不利于中国态势,破坏了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特朗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策略的实施力度也将影响美中关系大局。中国与美国当前已经进入博弈的胶着状态,没有任何一方可以短时期内取胜,而且特朗普对华“极限施压”的根源并未彻底消解,美中利益交织塑就的战略竞争局面在中短期内是无法调和的。同时,鉴于美国护持霸权打压对手的历史基因、维持“极限施压”的高成本、特朗普竞选连任赚取政治资本的需要,我们根据投入产出效果分析,预判“极限施压”策略的走向:情景一:降低极限施压力度,美中紧张关系局部缓解。情景二,不断加码升压,美中陷于中短期高强度竞争博弈中。情景三,维持现状,双方磨合建构新型关系。当然,中国不希望情景二的发生,如何做到争一保三,也需要清醒认识到美国将衰未衰、中国将强未强的现实,引导美中双方基于大局考量,进行良性互动。对此,中国需要从战略和战术层面考量,将压力变动力,把握战略机遇期;明确博弈底线,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密切高层沟通引领美中“正和博弈”;深化改革创新,扩大对外开放;在参与全球治理中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董渤[4]（2020）在《国际稻米价格波动及对我国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国际稻米市场价格是世界稻米生产的指向标,价格波动会影响市场决策和贸易政策。国际市场稻米与小麦和玉米等主粮相比,长期价格波动较大。研究稻米价格波动成因及影响效应,对我国制定有效政策,抑制稻米价格波动对国内市场主体的影响,确保粮食安全至关重要。本文利用稻米贸易量和价格等数据,借助数据统计、周期算法和空间价格均衡模型等方法,研究了国际稻米市场供求结构和价格波动特征,分析了长期和短期因素的主要影响,总结其作用机理,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国际稻米市场价格波动较大。贸易量占世界总产出的份额长期低于10%,贸易国供求容易影响价格。主要贸易国以稻米为主食,多为发展中国家;出口国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前十位稻米出口国占总出口量的93.08%,产区分布集中,同时易受自然灾害影响,单产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库存低波动大,保护主义政策直接影响稻米出口。进口国众多、地域分散,前十位进口国占进口总量的37.94%,且供给不足。供求弹性小与寡头垄断特征导致国际稻米价格“大涨大落”。第二,国际稻米价格阶段性特征明显,近期处于上升区间。1980-2001年国际稻米价格总体呈下降态势,降至最低点,主要由于出口国收获面积扩张,出口量较大。2001-2008年价格持续上升,关键因素是收获面积扩张停滞甚至下降,单产增速慢;受小麦和玉米价格的正向影响较大;印度多次调高最低出口价和菲律宾大批进口致使价格暴增,根本原因是两国主粮单产增速缓慢、收获面积下降和库存低;自然灾害与美元走弱加剧了短期供求紧张态势。2008年至今,价格回落但总体高于波动前水平,收获面积上升空间缩小,单产增速慢,需求稳步提升,以及其他生产成本提升。第三,国际稻米价格与我国稻米库存呈反向关系。在国内外稻米价格长期倒挂,国内大量小农户从事稻米种植的情况下,低价稻米自由进入国内市场会降低生产者剩余,打击稻农生产积极性,因此,国际稻米价格上升有利于缓解国内稻米支持政策压力,反之亦然。2008年后国际稻米价格下降,我国稻米库存消费比已升至82.56%。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第一,保证国内稻米供给。逐步探索改革水稻最低收购价政策,避免造成最低收购价格刚性,加大“绿箱”补贴政策,提高稻米产业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第二,完善农产品价格监测预警机制。长期跟踪稻米贸易国供求数据和其他经济指标,预判国际稻米价格走势。第三,积极参与国际稻米产业发展。强化海外农业示范中心的带动作用,构建国际化大粮商,拓展稻米贸易国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维护国内外价格稳定有序,减缓国际价格波动对我国的负面冲击。
崔翠翠[5]（2020）在《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研究（1945-1968）》文中研究指明冷战时期,美国出于本国和盟国安全考虑,向盟国及占重要战略地位的国家提供了长期军事、经济援助。美苏冷战爆发后,菲律宾由于其重要的战略位置和与美国的特殊关系,成为美国在亚洲地区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重要基地之一。菲律宾独立后,为了继续维护在菲律宾的特殊权利,美国向菲律宾提供了相当规模的军事、经济援助,以此来影响菲律宾国内政治、经济情况,使菲律宾的发展符合美国的利益,志在把菲律宾打造成亚洲地区宣扬其民主的“橱窗”,并在国际上做出有利于美国的外交选择,把菲律宾变成美国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前沿阵地。本文以美国对菲律宾提供的军事、经济援助为研究内容,从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的角度研究美国对菲律宾的外援政策,以具体数据分析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数额和援助实施的效果。在此基础上认识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基本情况,以及美国对菲律宾援助变化的原因,并深层次分析引起援助政策变化的美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及其原因,剖析美国外交政策变化和美国外援及外援政策变化之间的关系。第一章为了使研究内容更加明确,综述了美国外援的发展历程,明确对外援助的相关概念并界定对外援助的相关范围。美国是近现代西方国家中对外提供援助最具典型性的国家之一,这种典型性不仅表现在其外援政策在国内备受争论,支持和反对论者针锋相对,而且表现在美国把外援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实现手段。总体上来看,其援助主要历经了四个阶段的发展,每个阶段的发展变化都与冷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这一层面上可以说美国外援是冷战的催生物。而菲律宾作为美国唯一的殖民地,在独立后与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战后由于冷战的影响,菲律宾成为美国推行其亚洲战略的重要前沿阵地。菲律宾在二战中损失巨大,美国通过各种援助维持在菲律宾的特殊地位。通过对美菲关系的回顾和梳理,能更加清晰的展现菲律宾的历史发展以及菲律宾在美国外交中的战略地位。第二章分析受冷战影响的美国对菲律宾外交政策的变化,以及受外交政策变化所引起的美国对菲律宾援助政策的调整和变化。战后初期,由于美国“先欧后亚”的防御政策,东南亚地区未成为美国关注的重点。所以此时的美国对菲律宾援助,更多的是临时救济援助,相关援助工作多是在联合国善后救济属的项目下进行的。且美国为了实现本国利益,不惜以菲律宾先通过贝尔贸易法案美国才通过菲律宾复兴法案相要挟,足见此时菲律宾在美国的战略安排中的地位并不十分明显。新中国的成立使美国利用中国防御苏联的计划破产,导致美国最初的外交构想流产,亚洲地区的权力平衡面临重组。美国重新调整其亚洲政策,扶植日本,构建沿海岛链防御线,菲律宾成为美国防御共产主义的重要沿海岛链,并加强了对菲律宾的援助,意在把菲律宾打造成美国在亚洲地区宣扬其民主的代表。但面对战后残败的菲律宾,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带有严重的应急性,且数量不足,这使得美国对菲律宾目标与实际行动之间有所脱节,援助效果欠佳。第三章论述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菲律宾援助。这一阶段的援助带有明显的冷战色彩,所以军事援助占主要地位,经济援助只是作为军事援助的补充,提供经济援助的目的是为了更大限度的发挥军事援助的作用。并且随着冷战的发展,美国调整了亚洲政策,积极扶植日本。为了配合美国的日本政策,美国积极推进菲日战争赔偿问题的解决。可以说菲日条约的签订,与美国对菲律宾的逼迫密不可分,而菲律宾为了获取美国援助,也只能吞下这个苦药丸。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亚洲地区的冷战转为热战,为了稳定亚洲局势,美国加速对日媾和进程,积极促使菲日就战争赔偿问题达成和解。与此相关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也进入白热化阶段,安全、遏制成为此阶段美国外援的中心目标。为了更好的实施对菲援助,美国派遣“贝尔调查团”专门赴菲开展实际调查,以调查结果作为对菲律宾援助的指导。这一阶段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无论从援助的数量还是方式上来看,军事援助都占有大量比重。这也构成了此阶段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显明特点,以军事援助为主,经济援助则是为了更好的配合军事援助。第四章主要研究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美国在60年代的援助政策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调整,最明显的变化有两个方面,一是从援助范围上来看,扩大到广大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并不仅仅局限于与美国安全利益相关的国家和地区;二是援助更加制度化,颁布了《外援法案》,并增加了经济援助的比重。美国的外援政策之所以调整,与60年代美苏冷战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密不可分,美苏两国争夺的范围延伸到全世界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由于欠发达国家特殊的国情,这些国家对于发展经济的渴望非常强烈,所以美国外援政策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削减了军事援助的数量,增加经济援助的比重。在此指导下,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也相应的进行了调整,改变以往注重菲律宾安全、遏制方面的作用,更加关注菲律宾的经济发展情况,着力解决菲律宾面临的国内经济问题。美国对菲律宾援助政策的调整也与当时美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相关,当时美国深陷越战泥潭,外交上处于孤立的地位。为了改变这种局势,美国急于想获得菲律宾对其越战政策的支持,并积极促使菲律宾出兵越南,为此美菲就菲律宾出兵越南问题进行了长期的周旋和谈判。诚然在外交地位上,菲律宾是小国,美国是超级大国,菲律宾明显处于劣势。但是菲律宾利用美国想借助菲律宾改变其在越南政策上的孤立地位,也相应的获得了因出兵越南的援助。最终菲律宾出兵越南,美国增加对菲律宾的援助,并且菲律宾也借机解决了两国之间拖了将近20年的战争赔偿问题。第五章从总体上评述了美国对菲律宾的外援政策。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在不同时期就援助的特点和内容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与美国对菲律宾援助政策以及外交政策的变化相关。但无论援助及援助政策如何变化,其安全和防御政策的主基调始终未变。外援作为美国实现在菲律宾外交目标的地位和手段未变,都是美国实现亚洲政策,防御共产主义颠覆的重要工具。从这一点来分析,外援在实现美国外交政策方面具有独特的地位。战后美国通过各种援助来影响菲律宾的国内政治经济,并使菲律宾做出有利于美国的外交选择。菲律宾作为小国、弱国,在于美国交涉的过程中,并非一无所获,而是或多或少的拥有一定的发言权,甚至在与美国的周旋过程中,部分的实现了自己的诉求。从根本上来看,这与菲律宾在美国亚洲战略中的重要地位有关。冷战爆发后,菲律宾作为美国战略防御的沿海岛链,其战略地位备受美国重视,可以说借助自身的战略优势,菲律宾也拥有了一些有限的话语权。但是只要美苏对立的局势不变,冷战仍是双方的较量方式,美国对菲律宾援助就不会出现根本性变化。余论部分考察了70年代后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基本情况。总体而言,由于菲律宾外交自主性的提高和美国外援效果的有限性,美国主张大范围的缩减对菲律宾援助,并对菲援助提出种种限制条件。但在援助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对菲律宾援助并未出现大范围的减少,这反映出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矛盾心理。一方面由于菲律宾的国内政治、经济情况,美国不愿过多的承担对菲律宾援助责任;另一方面,美国出于安全利益的考虑又不能放弃对菲律宾援助。归根结底美国在菲律宾的利益和菲律宾在实现美国的外交政策方面的有限性,使得美国对菲律宾援助成为美国食之无味又不能放弃的鸡肋。国际局势纷繁复杂,千变万化,而菲律宾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它与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也会因亚洲局势的变动变得紧密或疏远,但无论怎么变化,只要菲律宾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战略地位不变,美菲之间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就不会出现根本性的变化。
王彩红[6]（2020）在《经济制裁的国际合法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非武力性强制性手段,经济制裁被广泛地应用于解决国际争端、维护国家安全以及实现本国的政治外交政策。作为一种经济强制行为,经济制裁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政治或是法律的手段来迫使其他国家改变其特定的政策。无论出于何种具体目的,经济制裁的运用都体现出强烈的实用性特点,但其国际合法性则存在较大的争议。传统的国际法观点认为自限性的经济强制措施不违反国际法的规定,但近几年来,随着经济制裁在国际上的频繁使用及其所产生的负面效果,使得许多国家的研究者开始质疑经济制裁的合法性。随着我国“走出去”的战略不断深化和对外贸易的交往不断地加深,我国企业遭受西方国家经济制裁的情形越来越多,对经济制裁国际合法性进行研究,能够使得我国企业有效的规避这些风险,减少乃至避免经济制裁所带来的损失。本文的主体共有四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对经济制裁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论述,包括经济制裁的内涵和发展的过程、在国际上关于其合法性的理论学说以及不同制裁主体实施经济制裁的依据;第二部分主要是对经济制裁的具体实行方式的合法性进行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种经济制裁的方式:联合国经济制裁、单边经济制裁、次级制裁以及聪明制裁。不同的经济制裁的实行方式,其合法性的结论也不一致;第三部分主要是论述经济制裁的合法性受到的挑战,分析了经济制裁和一些国际原则产生的冲突;经济制裁在实施的过程中也要注重遵循国际法上的一些原则;第四部分主要是基于上述部分的分析,提出经济制裁在国际法规则上的完善建议,并指明中国在应对经济制裁的态度及其所做的国际贡献。由上述研究可见,经济制裁是一个持续性的活动,对于合法性的探讨,应该根据经济制裁的不同的阶段去评估,并从发起的原因、实施的主体、发起的程序以及在执行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后果等方面综合加以评估和判定。但在总体上,经济制裁只有仅针对国际上的不法行为、在实施的过程中符合比例原则且不会产生人道主义危机的后果时,才具有国际合法性。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发展负有特殊的使命,在构建合理的国际制裁制度时,应积极参与、有所贡献。在制度的建构上,要以国际法和国际的整体利益为标准,积极推动完善经济制裁的各项措施,使得经济制裁合法有序的发展。在具体的适用中,我们要坚持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谨慎使用经济制裁。同时也应在取得各国广泛共识的前提下,在尊重并切实维护联合国主导地位的基础上,理性设定目标,慎重选择制裁手段,以实现精准发力,精确打击并力求避免人道主义危机。
吴晓芸[7]（2020）在《《经济学人》（节选）英汉笔译报告：隐性因果关系句的翻译》文中认为本报告基于报告人对2018年第四季度的《经济学人》财经专栏中十余篇相关文章进行的英汉笔译实践。《经济学人》极具权威性和影响力,是众多知识分子了解全球经济动向,分析世界经济趋势的主要渠道。其用语幽默真实,文章中专业术语晦涩难懂,长难句较多,且有不少隐性因果关系句。隐性因果关系句是本次报告中最大的难点。在进行比较分析后,笔者将隐性因果关系句归为四类:（1）带有含隐性因果关系的状语的句子;（2）带有含隐性因果关系的定语从句的句子;（3）带有含隐性因果关系的动词或动词词组的句子;（4）含隐性因果关系的被动句。英国翻译理论家卡特福德于1965年提出了翻译转换理论。为实现翻译中的文本等值,卡特福德归纳了两种主要的转换类型:层次转换和范畴转换。其中层次转换涉及语法和词汇层次的转换;范畴转换包括结构转换、类别转换、单位转换和内部系统转换。在卡特福德的翻译转换理论的关照下,本报告提出以下四种应对策略:（1）将状语含隐性因果关系的句子译为汉语中的因果复句;（2）对含隐性因果关系的定语从句添加因果标志词,并调整从句位置;（3）将含隐性因果关系的动词或动词词组译为地道目标语;（4）将含隐性因果关系的被动句译为主动句。实践表明,上述方法可以有效解决本翻译项目的翻译难点,可为财经文本中隐性因果关系句的翻译提供有益的指导和借鉴。
李途[8]（2019）在《主权声索能力、战略竞争程度与中国的南海政策》文中研究说明2010年以来,随着南海局势的升温,国际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指责中国因实力崛起导致南海政策逐渐向“强势”转变的声音。他们认为,实力的提升鼓励中国在南海问题上采取“机会主义”升级政策,美国介入的压力迫使中国在南海问题上采取“实用主义”合作政策。但是,这一分析路径的问题在于:中国的崛起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彼时中国的领土争端政策（包括南海政策）并没有因此变得更为强硬,反而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了大部分陆地边界问题。另外,中国也没有利用小布什政府忙于中东反恐之际扩大在南海的军事存在,而是相继加入《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和《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反倒是在奥巴马政府以“航行自由”为名公开介入南海争端的情况下,中国不仅采取了更为强硬的维权措施,而且主动采取行动加强对南海岛礁的实际控制。借助于领土争端研究中关于实力和国际环境压力的分析,本文提出,相较于现实主义的“机会主义扩张”论,主权声索能力和战略竞争程度的变化能够更好地解释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演变。首先,主权声索能力的提升既可能鼓励争端国采取武力升级政策,因为它具备这样的实力可以在可承受的代价范围内使用武力实现其领土目标,也可能让争端国对争端未来的解决持有更为乐观的评估,反而不太可能主动挑起冲突。因此,意图的判断至关重要。但是,在安全困境和“预防性动机”的心理作用下,主权声索能力的下降也会导致争端国主动采取武力升级政策,以争取在当前实力对比还不算太糟糕的情况下率先实现领土目标。其次,国际环境压力往往会促使一国在领土问题上采取妥协合作政策,以集中精力应对更为紧迫的安全威胁。但是,争端国通常不会在具有重要军事和战略价值的领土争议问题上让步,领土问题上的让步也不应以损害争端国的安全利益为代价。也就是说,当领土争端本身还涉及较高程度的战略竞争性议题时,即使面临着国际环境压力,争端当事国也很难在领土争议问题上进行让步,甚至会主动使用武力升级争端,展示本国行动的决心,防止主权和安全利益受到进一步损害。具体在南海问题上:第一,当中国的主权声索能力出现相对提升,且面临战略竞争程度较高的国际环境压力时,中国更有可能采取中低烈度的升级政策。例如:1995年的美济礁事件、2012年的黄岩岛对峙事件以及2013年以来的南沙岛礁建设。第二,当中国的主权声索能力出现相对下降,且面临战略竞争程度较高的国际环境压力时,中国更有可能采取高烈度的升级政策。例如:1974年的西沙海战和1988年的赤瓜礁海战。第三,当中国的主权声索能力出现相对下降,且面临战略竞争程度较低的国际环境压力时,中国更有可能采取拖延政策。例如:20世纪80年初在南沙问题上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第四,当中国的主权声索能力出现相对提升,且面临战略竞争程度较低的国际环境压力时,中国更有可能采取合作政策。例如:与越南解决北部湾划界问题、与东盟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与菲律宾签署“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低调处理“981”钻井平台事件,以及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中国主权声索能力的变化以及大国战略竞争程度的变化,深刻地影响着南海地区局势的演变。两者相互影响,贯穿于南海争端发展的始终,造就了今天南海问题多边化和复杂化的局面。以上构成了南海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远非现实主义的“机会主义”和“扩张主义”的论断可以概括。尽管中国在这一时期采取了总体“强势”的维权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南海政策与之前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为国内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防止争端破坏中国与周边关系大局,仍然是中国外交政策的现实需要,特别是在中国崛起和“中国威胁论”盛行的大环境下更是如此。如何在海上维权和地区维稳之间实现平衡始终是中国南海政策的核心目标。为此,中国采取了积极作为和自我约束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这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无论如何,经过2010年以来的发展,南海问题已经从地区国家之间的岛屿主权争端发展成为中美大国战略竞争的一部分。大国战略竞争的实质是实力和影响力之争。美国介入南海问题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制衡中国,不仅取决于其介入的程度和意愿,也取决于中国塑造地区环境的能力。为此,需要区分南海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与东盟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二是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大国战略竞争。在构建必要的海上军事威慑、推动中美海上合作的同时,中国应当充分利用地区国家国内政治的变化为南海问题降温带来的有利契机,主动塑造南海合作性议题,积极参与地区安全机制,走出被美国设置的议题牵着走的被动局面。
Borumbayeva Dana[9]（2019）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等地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得到了很多国家的积极响应。2017年5月14日-15日,北京主办了第一节“一带一路”高峰论坛,2019年4月25-27日,北京主办了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论坛,来自150多个国家和90多个国际组织的37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和代表出席了此次论坛。这种参与和兴趣的水平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的吸引力日益增加。“一带一路”倡议使得参与国能够实现互利共赢。以外商直接投资为例,外商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影响。本文的研究主要关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共有八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本研究“一带一路”的基础,目的和意义。同时,将研究方法和创新引入研究内容。第二章定义了该主题的基本概念以及现有的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关键概念包括“一带一路”,外国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第三章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该领域的研究。它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且还定义了这项工作的研究框架。第四章基于对64个国家/地区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的逻辑思维,概述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及其投资环境和吸引力。第五和第六章是实证研究,关注点则是来自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我们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来自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有着显着的促进作用。来自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其他国家外商直接投资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很大一部分FDI是被用于为“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这也是造成中国外商投资与全部外商投资对一带一路东道国经济增长影响不同的主要原因。“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而基础设施建设的不足是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向“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重要领域,有利于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和区域经济的互联互通。第七章给出了哈萨克斯坦的案例,以及来自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也显示出积极的影响。第八章为结论,对“一带一路”建设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的视角身份出发,探寻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当地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与作用,探讨一带一路的世界影响及意义。此外,本文还通过搜集相关数据,运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深入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按照各国收入组进行了分样本回归,其结论引人深思并具有一定创新意义。本文考察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考虑了该地区经济增长的多个决定性因素——资本积累、劳动力状况和技术创新。通过逐步回归,更加细致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劳动、技术和经济增长的复杂关系。对这一主题的研究使人们对“一带一路”倡议有了更好的理解,同时说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为当地和区域的经济增长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由于实证研究的数量有限,仅对样本数据进行了粗略的国家层面比较分析,无法进行更详细的中微观层面经济学研究。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国民经济影响的未来研究,我们将更深入地研究这一水平上的间接社会经济影响和实证检验。
沈彤[10]（2019）在《菲律宾对华对冲战略中的南海政策研究》文中提出南海,位于太平洋西部海域,作为我国的边缘海之一,南海海域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是联系印度洋与太平洋的交通枢纽,南海地区重要的战略价值受到了周边国家的重视。南海海域主要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其中,南沙群岛是南海最南边的一组群岛,菲律宾侵占南沙群岛的部分岛礁引起了中菲南海争议。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显着增长,2000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经济更是以高速的态势发展。美国决策层为防范未来中国可能对美国利益产生危害,对冲战略作为一种“预先防范”应运而生。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菲律宾作为中国的海上邻国,一方面希望能够抓住中国带来的经济发展机遇,与中国加强贸易、投资领域的联系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对未来的中国存在着深深的忧虑。由此,菲律宾对中国采取了对冲战略。自中菲南海争议开始,南海问题便一直贯穿于两国关系之中,因此,在菲律宾对华对冲战略中,其南海政策是重要的一个方面。本文试图通过借用“对冲”概念,根据郭清水（Kuik Cheng-Chwee）关于对冲的定义,将对冲战略分为收益最大化策略组合和风险应变策略组合两个部分,从这两个维度展开具体分析,得到菲律宾南海政策中对华部分的深入认识。
二、菲律宾呼吁伊朗降低香蕉进口关税（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菲律宾呼吁伊朗降低香蕉进口关税（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时段、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的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利益、规范与联大投票实践 |
| 第一节 概念辨析 |
| 一、国家利益 |
| 二、国际规范 |
| 第二节 联大投票实践中利益与规范的考量 |
| 一、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的逻辑联结 |
| 二、联大投票实践中的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联合国框架下的合作及中国与东盟的联大投票情况 |
| 第一节 国际组织的利益互补:东盟与联合国 |
| 一、东盟-联合国伙伴关系历程 |
| 二、东盟在联合国的身份与作用 |
| 第二节 联合国框架下的中国-东盟国际合作 |
| 一、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政治合作 |
| 二、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安全合作 |
| 第三节 联大投票表决原则与投票情况 |
| 一、联合国大会的表决原则 |
| 二、数据来源与统计说明 |
| 三、中国与东盟的联大投票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家利益视角下中国与东盟投票立场一致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联大决议中的共同利益诉求 |
| 一、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中的涉核决议 |
| 二、中国与东盟在涉核决议中的共同利益诉求 |
| 第二节 多领域合作中的共同利益诉求 |
| 一、政治互信的持续增进 |
| 二、经济发展的利益驱动 |
| 三、其他领域合作的现实选择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际规范视角下中国与东盟投票立场一致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强化主权的规范 |
| 一、主权平等规范及相关决议 |
| 二、民族自决与非殖民化原则及相关决议 |
| 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及相关决议 |
| 第二节 限制主权的规范 |
| 一、维护人的尊严与促进人权及相关决议 |
| 二、反对通过制裁解决争端及相关决议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利益与规范视角下中国与东盟投票立场相异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国家利益的分歧 |
| 一、涉及核问题决议中的国家安全利益分歧 |
| 二、涉及中东问题决议中的国家政治利益分歧 |
| 三、涉及旅行自由权决议中的国家经济利益分歧 |
| 第二节 利益与规范的冲突 |
| 一、涉及批评他国人权决议的利益诉求与规范冲突 |
| 二、涉及禁止使用地雷决议的利益诉求与规范冲突 |
| 三、涉及暂停使用死刑决议的利益诉求与规范冲突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发现与政策启示 |
| 第一节 基于中国与东盟联大投票实践的思考 |
| 一、“中国威胁论”与投票差异的非直接相关性 |
| 二、投票差异未削弱中国-东盟国际合作 |
| 三、美国因素对中国-东盟投票一致性的影响 |
| 第二节 深化中国-东盟国际议题合作的路径探索与启示 |
| 一、优化中国-东盟制度建设与合作 |
| 二、提供更多优质国际公共产品 |
| 三、更加注重道义原则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研究的基本结论 |
| 二、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2）政治经济视野下的维也纳体系（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
| 三、研究方案 |
| 第一章 维也纳体系下全球资本主义概述 |
| 第一节 工业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 |
| 第二节 欧洲封建均势与大英殖民帝国的共存与冲突 |
| 第二章 维也纳体系的起源(1789-1815) |
| 第一节 阶段概述 |
| 一、法国大革命的政治经济动因 |
| 二、拿破仑战争的性质和影响 |
| 三、1815:维也纳会议的内容和本质 |
| 第二节 列强外交的政治经济动力 |
| 一、英国工业资本的形成与发展 |
| 二、法国资本扩张的挫折与反应 |
| 三、奥地利封建经济的保守与危机 |
| 四、封建经济与工商业资本共存的普鲁士与俄罗斯 |
| 第三节 列强扩张的政治经济矛盾 |
| 一、英法对美洲资源的争夺 |
| 二、英国主导下诸强权对非洲黑奴的贩卖 |
| 三、英国对原荷属海陆枢纽的抢占 |
| 第三章 维也纳体系的成型(1815-1848) |
| 第一节 阶段概述 |
| 一、梅特涅协调的政治经济本质 |
| 二、1848:革命之年的冲击与影响 |
| 第二节 列强外交的政治经济动力 |
| 一、工业资本的英国:欧洲协调的幕后发动机 |
| 二、封建经济的奥地利:欧洲协调的台前操盘手 |
| 三、封建与资本并存的普鲁士与俄罗斯:欧洲协调的主要参与者 |
| 四、资本恢复与重组中的法国:欧洲协调的受压制者 |
| 第三节 列强扩张的政治经济矛盾 |
| 一、英法美对美洲殖民地市场与资源的争夺 |
| 二、英法对亚非农业国市场与资源的抢掠 |
| 三、英法俄对海陆交通枢纽与要道的抢占 |
| 第四章 维也纳体系的转型(1848—1871) |
| 第一节 阶段概述 |
| 一、梅特涅协调体系崩溃的政治经济动因 |
| 二、1871:《法兰克福和约》的政治经济意义 |
| 第二节 列强外交的政治经济动力 |
| 一、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英国:大英殖民帝国的欧洲战略 |
| 二、领土扩张的俄国:英国制海权的挑战者 |
| 三、资本复辟的法国:对欧洲事务的重新参与 |
| 四、资本勃兴的德意志:商业推动下的统一之路 |
| 第三节 列强扩张的政治经济矛盾 |
| 一、英国引领的诸强权对亚洲工业原料及市场的争夺 |
| 二、英法对非洲边缘地区工业原料与市场的争夺 |
| 三、英法美对海陆枢纽和要道的争夺 |
| 第五章 维也纳体系的再平衡(1871—1890) |
| 第一节 阶段概述 |
| 一、俾斯麦外交体系的政治经济本质 |
| 二、1890:德国拒绝续订《再保险条约》的政治经济意义 |
| 第二节 列强外交的政治经济动力 |
| 一、英国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
| 二、新兴工业国家德国:俾斯麦外交体系的操纵者 |
| 三、封建与资本并存的俄奥:俾斯麦外交体系的同盟者 |
| 四、再度挫折的法国资本:俾斯麦外交体系的受压制者 |
| 第三节 列强扩张的政治经济矛盾 |
| 一、英国引领的诸强权对非洲殖民地资源与市场的瓜分 |
| 二、英国引领的诸强权对亚洲市场与资源的侵占 |
| 三、英美对美洲工业原料和市场的争夺 |
| 第六章 维也纳体系的终结(1890—1919) |
| 第一节 阶段概述 |
| 一、俾斯麦外交体系终结的政治经济动因 |
| 二、一战与《凡尔赛和约》的政治经济意义 |
| 第二节 列强外交的政治经济动力和两大联盟集团的形成 |
| 一、英国外交政策转变的政治经济动因:霸权守成者 |
| 二、德国外交政策转变的政治经济动因:霸权挑战者 |
| 三、俄法同盟成型的政治经济动因:德国的反对者 |
| 四、奥意土加入德国同盟的政治经济动因:德国的支持者 |
| 五、作为新型强权的美国与苏联:参战与退战 |
| 六.日本崛起的政治经济动因:亚太地区新战场 |
| 第三节 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列强扩张的政治经济矛盾 |
| 一、诸帝国主义国家对非洲工业原料与市场的瓜分 |
| 二、诸帝国主义国家对亚洲市场与资源的瓜分 |
| 三、美英德对海陆枢纽和交通要道的抢夺 |
| 第七章 总结与反思 |
| 第一节 总结 |
| 第二节 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特朗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策略评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一)有助于正确认知特朗普对华“极限施压”策略的本质 |
| (二)有助于中国有效应对冲击,延伸战略机遇期 |
| (三)对推动美中战略磨合有重要意义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三、研究文献综述 |
| (一)美国官方文件、政府相关声明及听证会 |
| (二)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综述 |
| (三)国内相关研究成果综述 |
| 四、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策略的原因 |
| 一、美国霸权护持策略的新变化 |
| (一)美国霸权护持策略的调整 |
| (二)美国护持霸权对冲意识空前 |
| (三)竞争施压模式升级 |
| 二、美国维护霸权的历史基因 |
| (一)美国护持霸权施压对手的基因或传统 |
| (二)特朗普政府对自由霸权主义的继承与实践 |
| (三)特朗普政府对护持霸权策略的调整 |
| 三、遏华崛起:美国改变对华战略的新共识 |
| (一)美国形成对华战略新共识的背景 |
| (二)形成“全政府—全社会”对华极限施压新共识 |
| (三)新共识涡陷中美中关系新变化 |
| 四、美国对华极限施压目标靶向的新定位 |
| (一)“规锁”中国发展势头 |
| (二)维持长期执政 |
| (三)阻止结构权力转移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策略的多维度实施及收益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策略的运用 |
| (一)政治外交维度上密集介入中国内政及周边地缘政治 |
| (二)经贸、科技领域对华高频次施压 |
| (三)安全维度上军事施压升级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策略的效益评估 |
| (一)一定程度上暂缓了对华贸易逆差恶化态势 |
| (二)磨损了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
| (三)统合和扩大了国内执政基础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策略走向预判及中国应对 |
| 一、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走向预判 |
| (一)不断加码升压 |
| (二)维持现状 |
| (三)降低极限施压力度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策略的中国应对 |
| (一)压力变动力,把握战略机遇期 |
| (二)明确博弈底线,坚决维护国家利益 |
| (三)密切高层沟通引领美中“正和博弈” |
| (四)深化改革创新,扩大对外开放 |
| (五)在参与全球治理中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4）国际稻米价格波动及对我国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商品价格行为 |
| 1.2.2 稻米市场结构 |
| 1.2.3 供求影响因素 |
| 1.2.4 货币和能源价格因素 |
| 1.2.5 贸易政策因素 |
| 1.2.6 价格波动的影响 |
| 1.2.7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数据来源 |
| 1.7 理论基础 |
| 1.8 创新点 |
| 第二章 国际稻米市场与贸易现状 |
| 2.1 稻米总供给与总需求 |
| 2.2 稻米国际贸易变化 |
| 2.3 国际稻米市场供求情况 |
| 2.3.1 贸易供给国 |
| 2.3.2 贸易需求国 |
| 第三章 国际稻米价格波动特征 |
| 3.1 长期价格变化特征 |
| 3.2 价格周期性分布特征 |
| 3.3 主粮价格关系特征 |
| 第四章 国际稻米价格形成因素与作用机制 |
| 4.1 长期供给因素 |
| 4.1.1 主要出口国收获面积 |
| 4.1.2 主要出口国稻米单产 |
| 4.2 长期需求因素 |
| 4.2.1 人口增长影响 |
| 4.2.2 收入分配影响 |
| 4.3 短期外部因素 |
| 4.3.1 气候变化影响 |
| 4.3.2 美元走势影响 |
| 4.3.3 其它商品价格影响 |
| 4.4 贸易政策因素 |
| 4.4.1 贸易政策内容汇总 |
| 4.4.2 贸易政策效果与成因 |
| 4.5 供求因素作用机制 |
| 第五章 国际稻米价格波动对我国的影响 |
| 5.1 国内外市场价格相关的基本条件 |
| 5.2 国际稻米价格与我国稻米库存消费比的关系 |
| 第六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5）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研究（1945-196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
| 二、国内外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现状 |
| 1.国内学术界关于美菲关系的研究 |
| 2.国外学术界关于美菲关系的研究 |
| 三、研究思路及论文的创新之处 |
| 1.研究思路 |
| 2.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美国对外援助的历史考察及美菲关系回顾 |
| 第一节 美国对外援助综述 |
| 一、关于对外援助的概念及内容的题解 |
| 二、美国外援的发展历程 |
| 第二节 美菲关系历史回顾 |
| 第二章 战后初期东南亚的战略地位及美国对菲律宾政策的确立(1945-1950) |
| 第一节 战后初期美国东南亚政策的调整 |
| 一、美国东南亚冷战政策的确立 |
| 二、美国对菲律宾政策的确立:从詹姆斯·雷报告到NSC48 号文件 |
| 第二节 战后初期美国对菲律宾政策的调整 |
| 一、通敌者问题 |
| 二、军事基地与贸易问题 |
| 第三节 战后初期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 |
| 一、战后初期的救济工作 |
| 二、菲律宾复兴法案 |
| 第四节 美国对菲律宾援助效果 |
| 第三章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菲律宾援助(1951-1960) |
| 第一节 菲律宾对美国东亚政策的反应及美菲关系的再次调试 |
| 一、菲律宾对美国朝鲜政策的支持 |
| 二、美国援助菲律宾镇压国内“胡克”运动 |
| 三、NSC84/2 号文件 |
| 四、美菲就贸易、军事基地问题的重新调整 |
| 第二节 美国菲律宾就菲日战争赔偿问题的周旋 |
| 一、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及菲律宾的反应 |
| 二、美国以援助相要挟迫使菲律宾降低赔偿要求 |
| 三、《菲日赔偿协定》的最终签订 |
| 第三节 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政策导向 |
| 一、从NSC124/1 号文件到NSC5429/2 号文件 |
| 二、NSC5413/1 号文件 |
| 第四节 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 |
| 一、美国派遣贝尔调查团调查菲律宾国内政治经济情况 |
| 二、以《季里诺—福斯特协议》为开始的美国对菲律宾经济援助 |
| 三、追求安全利益下的美国对菲律宾军事援助 |
| 四、美国对菲律宾以军事为主的援助 |
| 第四章 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美国对菲律宾援助(1961-1968) |
| 第一节 肯尼迪政府时的国际局势和美菲关系 |
| 一、亚洲局势 |
| 二、经济霸主地位的丧失 |
| 三、菲律宾就出兵越南问题与美国的周旋 |
| 第二节 美国菲律宾战争赔偿问题的解决 |
| 一、对菲赔偿的12078 号提案 |
| 二、对菲赔偿的8617 号提案 |
| 三、对菲赔偿问题的最终解决 |
| 第三节 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美国外援政策的调整 |
| 一、开发援助思想对美国外援政策的影响 |
| 二、肯尼迪的发展援助理论 |
| 三、苏联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攻势 |
| 四、美国外援的变化及《外援法》的颁布 |
| 第四节 发展援助名义下的美国对菲律宾援助 |
| 一、和平队在菲律宾的情况 |
| 二、改善菲律宾政府腐败与财政问题 |
| 三、乡村发展项目下的援助 |
| 第五节 美菲两国就菲律宾出兵越南问题进行的军事援助协商 |
| 一、60年代初期菲律宾在美国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 |
| 二、马卡帕加尔当政时美菲两国就出兵越南之间的协商 |
| 三、援越法案通过与菲律宾出兵越南 |
| 第六节 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变化 |
| 一、对菲律宾农业的援助 |
| 二、美国对菲律宾援助分担机制的变化 |
| 三、军事援助未见明显减少 |
| 第五章 美国对菲律宾援助述评 |
| 第一节 战略利益是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根本原因 |
| 一、美对菲援助在战略利益驱使下的发展轨迹 |
| 二、影响美国对菲律宾援助变化的直接因素 |
| 第二节 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特点 |
| 一、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持续性与长期性 |
| 二、美国对援助的严格控制和对菲律宾经济的垄断 |
| 第三节 美国亚洲政策的派生物——对菲律宾援助 |
| 第四节 美援在实现美国对菲律宾外交目标中的作用 |
| 一、美援在实现对菲外交目标的有限性 |
| 二、美援在实现对菲外交目标的独特性 |
| 余论 |
| 附录 |
| 附录1 :美国对菲律宾援助大事年表 |
| 附录2 :主要人物人名职位对照表 |
| 参考资料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6）经济制裁的国际合法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经济制裁的本质属性 |
| 第一节 经济制裁的内涵及其发展历史 |
| 一、经济制裁的概念 |
| 二、经济制裁的发展历史 |
| 三、经济制裁的发展趋势 |
| 第二节 论证经济制裁具有合法性的学说 |
| 一、经济制裁的合法性来源 |
| 二、国际法没有明确禁止经济制裁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经济制裁的法律依据 |
| 一、基于国际法发起的经济制裁 |
| 二、基于国内法发起的经济制裁 |
| 第二章 经济制裁的具体方法及其对合法性的影响 |
| 第一节 联合国安理会实施的经济制裁 |
| 一、安理会实施的经济制裁 |
| 二、联合国经济制裁的合法性分析 |
| 三、小结 |
| 第二节 单边经济制裁 |
| 一、单边经济制裁的法理依据-以美国制裁伊朗为例 |
| 二、与单边经济制裁的相关概念的合法性辨析 |
| 三、单边经济制裁的合法性分析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次级制裁 |
| 一、次级制裁的立法实践 |
| 二、次级制裁的执行机构 |
| 三、次级制裁缺乏国际法的依据 |
| 四、小结 |
| 第四节 “聪明制裁” |
| 一、“聪明制裁”的效用分析 |
| 二、“聪明制裁”的合法性争议 |
| 第三章 经济制裁合法性面临的挑战 |
| 第一节 国家主权原则 |
| 一、国家主权原则是国际法的基石 |
| 二、经济制裁对国家主权原则的挑战 |
| 第二节 WTO原则与经济制裁 |
| 一、WTO能否解决制裁措施所带来的争端 |
| 二、经济制裁对WTO基本原则的挑战 |
| 第三节 比例原则与经济制裁 |
| 一、国际法中的比例原则 |
| 二、经济制裁对比例原则的挑战 |
| 三、比例原则在经济制裁的适用 |
| 第四章 完善经济制裁的国际法规则 |
| 第一节 以多元化的视角完善经济制裁 |
| 一、积极寻求WTO争端解决机制来应对经济制裁 |
| 二、建立成文化的法案及其救济体制 |
| 三、合理完善单边主义的制裁机制 |
| 四、构建“聪明制裁”体制 |
| 第二节 中国应对经济制裁的立场及其方法 |
| 一、致力将经济制裁纳入联合国框架 |
| 二、制定阻却经济制裁的法规 |
| 三、谨慎采用经济制裁的措施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经济学人》（节选）英汉笔译报告：隐性因果关系句的翻译（论文提纲范文）
| ACKNOWLEDGEMENTS |
| ABSTRACT |
| 摘要 |
| 1.TASK DESCRIPTION |
| 1.1 Introduction to the Translation Project |
| 1.2 Nature and Features of the Translation Project |
| 1.3 Purpos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Translation Project |
| 2.PROCESS DESCRIPTION |
| 2.1 Pre-translation Preparation |
| 2.1.1 Collecting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nd Relevant Materials |
| 2.1.2 Choosing Translation Tools |
| 2.1.3 Building the Glossary |
| 2.1.4 Setting a Translation Timetable |
| 2.2 Translation Stage |
| 2.2.1 The Translating Process |
| 2.2.2 The Revising Process |
| 2.3 Post-translation Activities |
| 3.SENTENCES WITH IMPLICIT CAUSALITY IN THE TRANSLATION PROJECT |
| 3.1 Definition of Implicit Causality |
| 3.2 Classification of Sentences with Implicit Causality |
| 3.3 Difficulties in Translating Sentences with Implicit Causality |
| 3.3.1 Difficulties in Translating Adverbials with Implicit Causality |
| 3.3.2 Difficulties in Translating Attributive Clauses with Implicit Causality |
| 3.3.3 Difficulties in Translating Verbs or Phrasal Verbs with Implicit Causality |
| 3.3.4 Difficulties in Translating Passive Sentences with Implicit Causality |
| 4.COPING TACTICS FOR TRANSLATION DIFFICUL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TFORD’S TRANSLATION SHIFTS THEORY |
| 4.1 Theoretical Basis:Catford’s Translation Shifts Theory |
| 4.2 Coping Tactics for Translating Sentences with Implicit Causality |
| 4.2.1 Adverbials with Implicit Causality: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Complex Sentences with Causality Through Unit-shifts |
| 4.2.2 Attributive Clauses with Implicit Causality: Adding Cause-effect Markers and Changing Clause Position Through Unit-shifts and Level-shifts |
| 4.2.3 Verbs or Phrasal Verbs with Implicit Causality: Employing Idiomatic Target Language Through Class-shifts |
| 4.2.4 Passive Sentences with Implicit Causality: Translated into Active Sentences Through Structure-shifts |
| 5.CONCLUSION |
| BIBLIOGRAPHY |
| APPENDIX Ⅰ:TRANSCRIPTION OF THE SOURCE AND TARGET TEXTS |
| APPENDIX Ⅱ:GLOSSARY |
（8）主权声索能力、战略竞争程度与中国的南海政策（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中国领土争端研究 |
| (二) 南海问题研究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设计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篇章结构 |
| (三) 创新性与不足 |
| 第一章 领土争端:实力与国际环境压力 |
| 一、领土争端研究 |
| 二、实力与领土争端 |
| 三、国际环境压力与领土争端 |
| 四、一种新的分析框架:主权声索能力与战略竞争程度 |
| (一) 主权声索能力 |
| (二) 战略竞争程度 |
| 第二章 南海争端的升温:升级政策 |
| 一、1974年西沙海战 |
| 二、1988年赤瓜礁海战 |
| 三、1995年美济礁事件 |
| 四、2012年黄岩岛对峙事件 |
| 五、南沙岛礁建设 |
| 第三章 南海争端的降温:拖延与合作政策 |
| 一、“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政策的提出 |
| 二、中越北部湾划界问题的解决 |
| 三、《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签署 |
| 四、“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的达成 |
| 五、“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事件的平息 |
| 六、“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的推进 |
| 第四章 主权声索、战略竞争与南海问题 |
| 一、南海问题:大国政治的产物 |
| 二、冷战时期:机会与限制 |
| 三、冷战后时期:实力与压力 |
| 四、大国战略竞争时代:挑战与应对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已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9）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范围 |
| 1.2.1 国家范围 |
| 1.2.2 时间范围 |
| 1.3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的创新点与存在的不足 |
| 2.核心概念及文献综述 |
| 2.1 核心概念 |
| 2.1.1 “一带一路” |
| 2.1.2 外商直接投资 |
| 2.1.3 经济增长 |
| 2.2. 经济增长理论简述 |
| 2.2.1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起源 |
| 2.2.2 凯恩斯主义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增长理论 |
| 2.2.3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
| 2.2.4 内生增长理论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外商直接投资的世界经验和理论演进 |
| 2.3.2 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的影响 |
| 2.3.3 文献评价 |
| 3.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及影响机制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马克思主义外商直接投资的世界市场理论 |
| 3.1.2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理论 |
| 3.2 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
| 3.3 理论分析框架概述 |
| 4. “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和外商直接投资现状 |
| 4.1 “一带一路”国家的整体情况 |
| 4.1.1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进展概述 |
| 4.1.2 “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的基本信息及其经济增长 |
| 4.1.3 “一带一路”国家经济结构 |
| 4.2 “一带一路”倡议国家的投资情况 |
| 4.2.1 通过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来提高“一带一路”国家的竞争力 |
| 4.2.2 中国与“一带一路”主要国家的关系基础 |
| 4.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
| 4.3.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概览 |
| 4.3.2 中国对“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投资情况 |
| 5.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5.1 模型的理论基础 |
| 5.1.1 两缺口模型 |
| 5.1.2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 |
| 5.1.3 “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两缺口”情况 |
| 5.2 数据说明与模型的构建 |
| 5.2.1 面板数据及其模型分类 |
| 5.2.2 数据来源与指示说明 |
| 5.2.3 模型选择与检验 |
| 6.实证分析 |
| 6.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1.1 基本模型回归结果 |
| 6.1.2 聚类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
| 6.2 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分样本实证 |
| 6.2.1 中低收入水平国家情况 |
| 6.2.2 中高收入水平国家情况 |
| 第7章 哈萨克斯坦的案例 |
| 7.1 哈萨克斯坦基本情况概括 |
| 7.1.1 哈萨克斯坦的背景 |
| 7.1.2 哈萨克斯坦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 |
| 7.1.3 哈萨克斯坦的投资环境 |
| 7.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哈萨克斯坦经济增长的影响 |
| 7.2.1 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双边关系 |
| 7.2.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入与哈萨克斯坦经济增长情况分析 |
| 7.3 中国对哈萨克斯坦投资的特点总结 |
| 7.4 主要启示 |
| 8.结论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菲律宾对华对冲战略中的南海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来源及意义 |
| 一、选题来源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研究综述 |
| 一、国外文献研究现状 |
| 二、国内文献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国际关系视域下的对冲战略概述 |
| 第一节 对冲战略的厘定 |
| 一、“对冲”概念提出及界定 |
| 二、国际关系视域下对冲战略的主要特征 |
| 第二节 对冲战略的实施条件 |
| 一、“风险”：理解“对冲”的关键 |
| 二、“不输”：选择“对冲”的目标 |
| 第三节 对冲战略的组成部分 |
| 一、基于收益最大化的策略组合——经济实用主义与约束性接触 |
| 二、基于风险应变的策略组合——显性拒绝与间接制衡 |
| 第三章 菲律宾的对华对冲战略 |
| 第一节 菲律宾对华实施对冲战略的背景 |
| 一、面临中美关系影响下地区秩序不确定的风险 |
| 二、中国双重角色带来的风险 |
| 第二节 菲律宾对华对冲战略的主要变量 |
| 一、战略认知：接受和拒绝 |
| 二、战略行为：相对能力 |
| 第四章 对冲战略下收益最大化策略组合中的南海政策 |
| 第一节 战略认知：对中国的接受程度高 |
| 一、威胁认知低 |
| 二、收益预期高 |
| 第二节 战略行为：收益最大化趋向的南海政策 |
| 一、经济实用主义 |
| 二、约束性接触 |
| 第三节 战略效果:对冲战略的空间增大 |
| 一、中菲关系突破式进展 |
| 二、完善多边机制构建地区互信 |
| 第五章 对冲战略下风险应变策略组合中的南海政策 |
| 第一节 战略认知：对中国的拒绝程度高 |
| 一、威胁认知高 |
| 二、收益预期低 |
| 第二节 战略行为：风险应变趋向的南海政策 |
| 一、显性拒绝 |
| 二、间接制衡 |
| 第三节 战略效果：对冲战略的空间缩减 |
| 一、增加了南海局势的复杂性 |
| 二、加剧中美地区影响力的竞争 |
| 第六章 对冲背景下菲律宾南海政策的中国应对：过程与反思 |
| 第一节 中国应对菲律宾南海政策的过程 |
| 一、上世纪九十年代 |
| 二、二十一世纪以来 |
| 第二节 对中国的反思 |
| 一、中国应对菲律宾南海政策的误区 |
| 二、中国应对菲律宾南海政策的调整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总结 |
| 第二节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四、菲律宾呼吁伊朗降低香蕉进口关税（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D]. 魏冉. 外交学院, 2021(11)
- [2]政治经济视野下的维也纳体系[D]. 方圆. 外交学院, 2020(07)
- [3]特朗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策略评析[D]. 邵文卓. 吉林大学, 2020(06)
- [4]国际稻米价格波动及对我国的影响研究[D]. 董渤.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0(12)
- [5]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研究（1945-1968）[D]. 崔翠翠.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6]经济制裁的国际合法性研究[D]. 王彩红.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7]《经济学人》（节选）英汉笔译报告：隐性因果关系句的翻译[D]. 吴晓芸. 浙江工商大学, 2020(05)
- [8]主权声索能力、战略竞争程度与中国的南海政策[D]. 李途. 南京大学, 2019(01)
- [9]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D]. Borumbayeva Dana. 西南财经大学, 2019(02)
- [10]菲律宾对华对冲战略中的南海政策研究[D]. 沈彤. 华侨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