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与美德的产生

一、知识与德性的生成（论文文献综述）

李欣^[1]（2021）在《统编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中的德育资源探析及其教学实践》文中研究表明

张馨予^[2]（2021）在《先秦儒家心论研究》文中指出在先秦儒家的文化体系中,心范畴在诞生之初,旋即作为价值的根源而与天、道相通。价值的根源不在外,在于人的生命本身,儒家哲学强调自我实现和自我成就,主张将主体自身转化和境界提升都通过内心的修养而完成。正是因为心学说的重要地位,随着儒家学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心性价值论的理论构建也成为绵延两千多年的宏大体系,并成为传统文化的神髓所在。先秦儒家对心之概念阐述颇丰,既有如孟荀一样对心形成系统的理论进行专门论述,也有类似《论语》《大学》《中庸》一般,对心只有着一鳞半爪的论述。而与心范畴的论述相关、密不可分的还有天、性、情、知等概念。由于上述范畴不论是作为个体的内涵、外延,还是相互间的关系界定都很模糊,内容又极为丰富。以至于要深入理解心的范畴,需要在先秦儒家整体思想境域下,通过原典去勘察心及相关范畴的萌生、发展和形成的理论根据和演变过程。第一章首先考察先秦儒家心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来源。先秦子学时期礼坏乐崩、不义攻伐以及世风败坏而引起民心陷溺,诸子各有重塑人民内心的精神信念,为人们的精神生命寻求安顿之所的志向,遂产生了心论的时代课题与哲学关怀。《易经》《尚书》《诗经》等典籍,作为诸子百家的学说之源,其中对心的论说衍生出了不同于甲骨文、金文时期原始意义地新的涵义,显示了心范畴演变的未来发展路向。心既含摄知性思考,又充溢道德意志,并为情感欲望所涵润,是人思虑、反省、抉择和意志等各方面的总和。同时此心上承天命而有性知,下涵形体而有情欲,良莠并存、善恶混杂,勾画出心和与之关联的天、性、知、情、欲等几种核心范畴之间的逻辑联系。子学时期道、墨、法、管诸家各有许多关于心的思考和认知。而儒家的独特之处在于肯定心作为道德主体的价值属性和主观能动力,赋予心以超越性,并重视发挥心的认知能力。先秦儒家诸子论心的主要差异在于子思、孟子和荀子,思、孟走出了一条尽心知性知天之向内反省的道德源流本心论;荀子则走出了一条向外求索、学思礼义的认知知性之心论。其中各自有其学理脉络的共通之处及独特之处,可算是先秦儒家心论两条二而一,一而二地既具互补性又有统一性的学脉。第二章重在揭示作为人类取则、效仿和最终根据的天或天命与人心之间的关系。自商至周,华夏文化大体上经历了由外及内,由天上到人间的信仰范式的转换,这以殷人之帝到周人之天的信仰范畴的鼎革为标志。周继商帝、天观念,在损益鼎革基础上完成了由人格神的帝、天向着义理之天的转换。在此基础之上,孔子厘定经学之际,周文原本内蕴的天人合一的义涵得以充分的揭示、发皇。以《易》为代表的经典视人为与天地并列的三才之一,人因此具有弥纶天地的品格。先秦儒家所论之心首先是以天地为准,认为天道赋人以德,而其德在心,而因为人的主体性存在,同样人德又以弥纶天地之方式影响及于天。遵循这个逻辑,人心之知亦是天赋而由人的主体性发挥而完成。同时,通过德的纽带,外在天命之先天神圣性与主体内在道德尊严的自觉之间也产生了相应的共鸣。人心与天道相互吻合的义涵呼之欲出。第三章围绕先秦儒家诸子根据心与性的密切关系而建构的心性学说之异同,讨论了儒家心性论发展的历史脉络。为了维护儒家之正统,回应百家之异说。儒家诸子在心说主线上,辅以性论而与时偕行,回应着时代提出的问题,展现出儒家特有的人文关切。性之原义具有无为、天然的属性,应指人生而即有,甚至未生先有之质,须通过心而始见,从而性与心就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儒家诸子对性的定义有不同之处,由之对心与性的关系也有不同观点。在孔子学说中,心与性还没有被清晰地分开、分别论之,心性质说都统一在一个更高的哲学范畴—一“仁”中。藉着郭店楚简等近年考古新史料之重大发现,心性学说得到重要补充和丰富,郭店儒简《性自命出》篇用“心取性出”论心性关系,心居于性、物之间而最为关键,与物相接和与性相通都在于心。孟子通过以心言性,通过对心的言说来揭示性所具有的内涵。通过“四心”与仁义礼智的关系,进而认识孟子的心与性所具有双重内涵:一是道心对应的性之本善层面,这是从义理之性的层面而言;一是评价心对应的性之向善层面,这是有待扩充存养的为善的能力的层面而言。荀子认为性有天生的官能之性,又有生具的官能接触于外物所产生的情感欲望之性,人性中的情感欲望如果不加克制,将会产生恶的后果。而心有能辨恶向善的知能,能够知仁义法正,因此荀子主张运用心的主观能动性,建立起“以心制性”心性关系。孟子与荀子之说貌似龃龉,实则更具有相互补充的作用,联系其所处的特定时代与历史文化语境,才能清楚认识其异同之辨与互补特性。第四章结合情与欲范畴的辨析,深探儒家心论内在肌理。心包含有性情两端,性是纯善的本性,是理;性一旦发动就是情;情失控而不加限制就成为欲。在儒家的学说体系中,天人合一、内外一贯、形上形下一统的品格是显而易见的。儒家所论情的意涵亦然,儒家情意涵经历了从形而下到形而上,从自然情感到道德情感的转移与升华。人欲思想的源头可追溯至西周初年。从孔子始,才有了人人皆具欲望的思想。孔子对欲的划分包括生理感性的欲和实现仁之内在欲求的道德情感之欲。孟子认为欲望具体表现为人的感官欲望和物质欲望,不具有道德内容,本身有趋恶的倾向。荀子认为性、情、欲只是人性发生进程中不同阶段上的差异,耳目鼻口等官能属于性,此性发动则生情,情与外物相接就会产生欲望,此欲望倘若随其自然发展而不加限制则会导致恶的结果。儒家肯定情感和欲望存在的合理性,但不加限制的情感和私欲会令人做出非理性的行为,因此主张以心治情欲,即发挥心的作用对情欲进行规范和约束,其中既有对欲望的限制,也有对情感的中和。第五章以先秦儒家心论体用一贯为中心,诠释从内圣之维的心本体论的建立到外王维度的仁政的探索落实。天人一体是儒家话语体系的基本品格。天道是孔子及其以后儒家学者解决道德存在的合理性问题而从理论上夯实的道德形上根据。道德本心的建构才是儒家探讨心性学说的真实目的所在。先秦儒家借助天道而为道德力量找到内蕴的本体性根基,并将此根基内置于人的心中,集道德内涵与道德实践于一心,凭借其学说体系中心本体的内蕴而落实其内圣之学,也即基于心的哲学根基根据而构建其宏大的道德本心。孔孟荀所持论点其本质在于正心,在于修身,其终极目的是基于心本论的内蕴而涵养其内在的圣贤之德。先秦儒家以存于人心的良心善性为道德本体,先建立人心的秩序,自身的仁心得以完善后,经过仁德之实践发扬成为平天下的外王之大用。在哲学学术史的角度上看,先秦儒家心论的学术构建对中华文化后续发展起到了薪火相传之功,尤其是启发了宋明理学近千年的学术辉煌,在当今中西文化交融背景下,重新审视先秦儒家心论的时代价值,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启发性意义。

刘小柳^[3]（2021）在《重新拥抱想象：回归诗性的道德教化》文中提出个体的想象对于其教化来讲意味着什么?要回答此问题首先要明确的是想象对于人的存在意味着什么。以现象学哲学对想象的研究为基础,描述出想象具有“飞离在场”的基本特质,而人的存在是“在场”与“不在场”的统一。正因为有想象飞离于在场的限制去打开人的生命关联域,人才真正以意义生成的诗性存在方式栖居于世。人的想象所具有的“飞离在场”的特质,使其在人类道德生活中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人的整全道德判断的形成,人的道德移情之产生与推广以及人的道德可能性视域的打开都离不开人的想象。因此,以人的精神成长与德性提升为旨归的道德教化就不可能离开人的想象,而人的想象也需要接受教化的引导,人的道德教化事实上也是一件关乎想象的事业。然而在现代性境域中,人的想象与教化在学校教育中却相互离异。一方面,由于建立在“理性人”预设与“在场”崇拜的哲学基础上,学校道德教育将人的向善过程寄托于以对象化的方式去认识永恒“在场”的道德原则和真理,从理论筹划到实践都在某种程度上离弃了人的想象。在全面“祛魅”的现代社会,想象如同某种神秘魅惑而被边缘化,现代学校的道德教化变成了一种“祛想象的教化”;另一方面,儿童原本所具有的想象也失去了教化的价值引导,在现代性浪潮中被科学主义、消费主义以及娱乐主义所裹挟而成为了科技发展的功利性工具,或者被扭曲成纯粹满足自身欲望的帮扶,从而异化成为一种“祛教化的想象”。“祛想象的教化”与“祛教化的想象”同时并存的现代教育所产生的后果是人对自我的遗忘以及人的意义世界的日趋贫乏,同时由于无法通过想象通达他者而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共通感”的消失,最终人也逐渐会失去在世之中的归属感而与自身栖居的世界相离异。那么想象与教化必然是相互离异的吗?通过对中国古代“尚象”的文化及其教化传统的考察,表明一种拥抱想象的教化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对今日之教育仍然具有丰富的启示意义。奠基于象形文字和神话符号体系的自发性文明教化,这种教化表现为以“象”为基础的“取譬”与“比德”教化思维,并在实践中表征为一种“诗”的教化传统。“尚象”的教化凸显出了存在论意义上的诗性教育智慧,教化中“诗的语言”以其对原初生命体验的还原关涉着人的精神世界与道德人格的形成,而以“象”为基础教化思维则以其融通性使人更能以“共通感”来通达他者并打开道德的可能性视域。无论是哲学上关于想象与人的诗性本真存在的研究,还是“尚象”的教化传统所呈现出的诗性教育智慧,都指向了一种能够拥抱想象的诗性教化。区别于知识获得或智性提升,这种教化以人的生命意义生成为指向,呈现出一种整体性和融通性的诗性教化思维,并且区别于概念性的语言而以“诗的语言”为教化媒介。由于人具有一种以想象为基础的“诗性智慧”,从而构成了诗性教化的人性基础,当代教育的变革与转型构成了其思想与现实土壤。而当前回归生活的德育理论与实践为诗性教化提供了一条可能的实践路径探索。

刘健^[4]（2021）在《实践哲学视域下的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公共领域”作为哈贝马斯最为关注的现代性社会问题贯穿其每个思想阶段,作为后形而上学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置身于实践哲学传统之中不断发展和深化对公共领域问题的理解。阿伦特最初提出“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受阿伦特的影响,哈贝马斯回溯了各历史阶段的公共生活,可以说,他的整个理论体系都是以实践哲学为分析框架而展开。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首先将实践概念提升为哲学问题。亚氏总体上将人的全部活动分为三种:理论、实践和创制。在亚氏看来实践是作为最为“属人”的知识而存在,近神的理论知识是较高的实践,奴隶意义上的创制知识是较低的实践。“实践就是人类活动的全部形式的总称。他试图把人类的全部活动归结为一种终极性的‘善’的统摄。”（1）在这一基础性区分之上,亚氏建构起两套问题关系框架:一是在其整体知识论中,理论知识、实践知识和创制知识之间的关系问题,一般来说,批判理论所指向的一切危机形式都可以在三种知识的不和谐状态中所显露;二是在其实践知识内部,道德伦理学与政治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康德后来又按照自然原则和自由原则对行为因果决定关系的不同,将实践哲学再做处理,划分为技术实践论和伦理政治实践论,而伦理政治实践论是他们共认的正统实践哲学。实践哲学一直以来都兼具这两条演进路线,一条是以伽利略、培根为代表的技术实践论,本文以技术实践论为视域对公共领域危机的根源进行了学理上的分析;另一条是以洛克、卢梭为代表的伦理-政治实践论传统,本文以伦理-政治实践论为视域对公共领域的重建进行相应指导。其中不乏技术实践与伦理政治实践的交叉视域,比如可以再分为两条进路:一条是以马基雅维利、莫尔为代表的政治技术论（政治技术化）和后期以马尔库塞、弗洛姆、阿多诺为代表的技术政治论（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以上的实践哲学传统都是以亚氏的知识论为基础在各条实践哲学进路上的延伸,可以说,亚氏的实践哲学成为哈贝马斯分析现代性问题的元实践哲学视域,他同时也汲取了马克思、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伽达默尔、阿伦特等宝贵的思想资源。哈贝马斯将其“公共领域”思想纳入到这一实践哲学框架中考察。首先,公共领域问题作为政治哲学问题是被归为实践知识当中的,哈贝马斯的实践哲学就是以“公共领域”为实践场域而展开,也就是说政治公共领域是相对于理论知识和创制知识而出现的;其次,哈贝马斯在实践哲学这一整体框架之下深刻批判了公共领域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危机形态。他认为理论知识、创制知识以及二者之间的非理性结合是导致政治公共领域异化的外因所在;再次,他通过对实践知识内在的分析发现,政治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最终是由于公共政治脱离了道德伦理这一基础性根基而导致,而对公共领域的重建就是将政治学重新复归到道德伦理学之中。作为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哈贝马斯庞大的思想体系其实可以看作是对“公共领域”危机的分析与重建,无论从哪个单一视角都无法掌握其思想精髓。所以,只有以哈贝马斯的整个思想体系为考察标的,以实践哲学为分析框架,才能透视出公共领域危机的机理,从而指导公共领域的重建工作。这样,才有可能对“公共领域”这一宏大的现代社会问题进行相应的把握,进而在现代社会中重建“公共领域”,这充分显现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思想的民主政治理想与实践价值。

李妮娜^[5]（2020）在《论冯契的“智慧说”与哲学史书写》文中认为冯契的"智慧说"哲学体系力图沟通知识与智慧,而智慧就表现为自由的德性,由此"智慧说"亦涉及对知识与德性概念及其关系的考察。知识与德性的关系在"智慧说"中经由道或智慧而表现为凝道成德、显性弘道的互动过程,认识的辩证运动伴随着主体德性的生成。作为哲学家与哲学史家,冯契"智慧说"的哲学创作以其对哲学史上知识与德性问题的梳理与总结为基础,"智慧说"中的知识与德性互动统一的观念亦影响并反映了他的哲学史书写。这两方面的研究工作为我们提供了知识与德性关系的双重诠释,亦展现了他贯通哲学创作与哲学史书写的辩证法,即"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这一治学之方。

吕狂飚^[6]（2020）在《好灵魂与爱的秩序 ——柏拉图《理想国》中的爱的教育哲学研究》文中提出在现代社会,爱与教育的命运是同步的:当作为关系性的善的友爱被冷落时,教育便不再注重对人之友爱的培育,而是转向了对遵守、信任制度之人的培育;当作为人的本体论的爱被降格为欲望时,教育亦不再致力于提升人的爱欲,而是在肯定人的欲望的前提下,使自己沦为了培育和增强人满足其欲望的能力的“技术教育”。本文的目的并不只在于呈现爱与教育的这一现代命运;而更在于去思考爱和教育如何才能摆脱这一命运,进而恢复人的爱以及相应的教育。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本文选择“回返”到柏拉图,研究《理想国》中的爱的教育哲学;研究的思路则是将爱的教育哲学放到灵魂论中来考察。为此,本文首先明确了柏拉图的爱欲论与灵魂论的关系,即对爱欲的理解必须建立在对“何为好灵魂或好生活”的理解之上。接着,本文转向了《理想国》前四卷,并在“灵魂的形式秩序”的意义上阐明柏拉图对“好灵魂”的一种理解以及在这种理解中的“爱欲的命运”。而通过对护卫者的友爱教育的分析,本文发现,这种教育并不能实现柏拉图所说的那种“形式的好灵魂”;并且,通过对“高贵的谎言”的求助,柏拉图暗示了某种区别于“形式的好灵魂”的“实质的好灵魂”。为了澄清与理解柏拉图所暗示的“实质的好灵魂”,本文转向了《理想国》第八、九卷。在这两卷中,柏拉图考察了四种恶的城邦政体、灵魂和生活,并论证了“哲学家的生活是最好的生活”。通过对柏拉图的“考察”的分析,本文发现,“灵魂的爱的秩序”正是柏拉图用来考察城邦政体、灵魂和生活的“解释性和规范性的原理”;这种“爱的秩序”之实质在于“价值的秩序”。而通过对柏拉图的“论证”的分析,本文认为,哲学家的生活之所以是最好的生活,不是因为哲学家的快乐是“真正的快乐”,而是因为哲学家的爱欲始终向着“真理和存在”敞开;而其他人的“爱欲”则在不同的意义和程度上关闭了“真理和存在”。为了厘清柏拉图所说的“真理和存在”以及致力于培育“实质的好灵魂”的“哲学家教育”,本文最后转向了《理想国》第五、六、七卷。通过对“哲人王”设想的解读表明,在“哲学家的灵魂的秩序”作为城邦的政治秩序和人的灵魂的秩序的“规范性的原理”的意义上,“哲学家教育”即是教育的“规范性的原理”,“教育之本质”。而借助于从海德格尔对“真理和存在”的理解中所获得的“解释框架”,本文进一步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澄清了柏拉图在对“哲学家”的界说中所说的“真理”,其通过“太阳比喻”和“线段比喻”所暗示的“善”,以及通过“洞穴比喻”所暗示的“教育之本质”。

杨利伟^[7]（2020）在《道德教育的德性回归 ——以麦金太尔德性伦理学为视角》文中提出任何一种道德教育①理念都是以一定的道德哲学作为本体根基的,这种本体意义上的道德哲学规定了道德教育的核心范畴,并使不同的道德教育理念呈现出不同的理论特质。在最始基的意义上理解,道德教育就是要使人在遵守特定道德规则的同时成为一种真正具有道德性的存在,简而言之,道德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使“人”真正“成人”。仔细审视传统的道德教育理念与实践,不难看出其中“去道德化”与“非人性化的倾向”,导致这种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传统道德教育的规范伦理学哲学基础。规范伦理学强调道德是社会整体对个体意识的先导规训和对个体行为的外在控制,因此,实践中的道德教育,更多的表现为单向地规则灌输与规则遵循。道德教育作为一种使“人”真正“成人”的实践活动,应该建基于一种将人的德性②作为价值载体的哲学基础之上,唯有如此,道德教育才能够克服规范伦理学所带来的理论与实践困境,这也是回归道德教育本真存在的客观要求。将人的德性作为道德的价值载体,在体现出道德的静态价值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体现了德性生成的动态价值追求过程。道德教育不仅仅应该宣传一种“应然”,更为重要的是将这种“应然”切实地转化为“能然”,而这一动态的转化过程同时也是人的德性的生成过程。因此,只有能够培育人的德性的教育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道德教育。不同时期人们对于道德及道德教育依据的阐述具有较大差异。在启蒙时期之前,人们总是倾向于从独立于个人意识的超验客观精神中去寻求对道德和道德教育依据的说明。但伴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及人类理性的成熟,人们逐渐摆脱了通过超验力量来对时间和空间内的现象进行解释的传统。自启蒙时代以降,道德哲学家通过休谟式的重构,颠覆了传统古典德性论的理论基础,并依靠世俗意义上的平等自由观念为道德和道德教育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合理性论证。但这种背离德性传统的启蒙筹划,非但没有成为道德教育符合本真价值追求的立论根据,反而陷入了规范伦理的困境之中。当代道德教育的变革必然要求着德性的回归,而德性伦理学的复兴则为道德教育中德性的回归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有力的学理依据。麦金太尔作为德性伦理学的代表性学者,以其独特的德性论视角对道德论证框架的演变、道德教育的现实困境进行了卓有成效地批判性分析,使得道德教育从抽象的理性规范中复归到人类道德意识的自觉,从而为道德教育找寻到了基于德性论支点的开解之路。选取麦金太尔的德性理论作为本文的研究视角,除了因为其在德性思想史中的重要地位及代表性的理论成果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麦金太尔在学术生涯的初期曾经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立场贯穿麦金太尔学术研究的始终,晚期的转向亦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调整。”①虽然后期因为理论分歧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变化,造成了他与马克思主义的疏离,但纵观麦金太尔的思想发展历程,还是能够察觉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其思想体系中所遗留的痕迹,特别是在德性论意义上对实践问题的强调。因此,选取麦金太尔的德性理论作为研究的视角,也有助于我们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来理性分析德性问题。同时,麦金太尔作为西方伦理学界的巨擘,选取其最具代表性的德性伦理思想作为学术资源,也有助于我们在比较反思的基础之上积极借鉴西方的道德教育精华,逐步更新我国的道德教育理念,提高道德教育的实效。本文首先对国内外关于麦金太尔德性伦理思想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收集与整理,并结合当前我国道德教育领域中的规范论倾向设定了文章的研究重点与基本框架。随后,对一些与道德教育和德性伦理相关且容易引起混淆的概念进行了简要地辨析,并简要回顾了德性伦理学兴起、式微与复兴的历史脉络。然后,论述了几种主要的对道德教育合法性的诘问,并从道德教育的危机和正名两个维度论述了道德教育合理性的重建;在此基础上,对道德教育中的两种路向:德性与规范,进行了细致地阐述并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联。接下来,以人是依赖性的理性动物为切入点深入剖析了道德教育德性维度的依据。最后,系统地论述了道德教育的价值旨归:马克思主义德性的生成。具体章节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一部分,绪论。首先简要地介绍了选择麦金太尔德性伦理学作为视角研究道德教育的理论背景,并对研究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进行了简要阐述。而后,对国内外关于麦金太尔德性伦理思想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分类梳理,并对文章的研究方法、创新之处、不足之处等基本问题进行了介绍。第二部分,核心概念的界定。首先,介绍了道德教育的概念,并对“大德育”和“小德育”的含义及合理性作了辨析和说明;其次,阐述了德性的概念、结构和特征;然后,简要论述了德性伦理学的概念,并回顾了德性伦理学的历史嬗变。第三部分,道德教育合理性的重建。该部分首先从虚无主义、相对主义、自发性与可教性四个方面阐述了对道德教育合理性的诘问。然后从道德教育合理性的危机与道德教育合理性的正名两个角度论述了道德教育合理性的重建。其中,道德教育合理性的危机主要包括道德主体性的缺失、共同善的遗落、规范论的无力;道德教育合理性的正名主要论述了同一完满的人性基底、善为优先的价值取向以及实质道德的规范选择。第四部分,道德教育的两种路向。该部分从德性与规范两个维度分析了道德教育的两种不同发展路向。首先,着重分析了道德教育本质的历史轨迹,主要包括三个阶段:由神性德性至人性德性,由德性到规范,最后再到德性的复归。其次,从对立性、互构性和互补性三个角度论述了德性与规范的内在关联。最后,阐述了规范伦理的道德教育困境,主要包括基本概念的误读、道德本身的缺失以及解释逻辑的局限。第五部分,道德教育德性维度的逻辑起点。该部分主要是论述人作为依赖性的理性动物是道德教育的逻辑起点。人的动物性是道德教育经常被忽视的事实,人类动物性的遮蔽造成了人们无视其与智能物种的共同之处,并且割裂了动物性与精神性之间的关联。道德教育的着力点应该是内含着人类依赖性的德性。第六部分,道德教育的价值旨归。该部分首先论述了对麦金太尔德性伦理学的马克思主义审视,其中主要论述了麦金太尔德性伦理学的马克思主义基因、重构思路、理论贡献以及理论局限;其次,从马克思道德理论基础的确证、德性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兼容和德性以及实践概念的内在统一三个角度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德性思想的合法性;然后,详细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德性生成的三条路径,分别是:以目的寻求引导德性、以实践活动培育德性以及以共产主义支撑德性;最后,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国情,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德性生成的时代价值,分别为:实现教育立德树人任务的根本途径,实施《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重要保障,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想的应有之义。

王新建^[8]（2020）在《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两化”原则研究》文中提出长期以来,学界在思想政治教育原则的内涵上观点高度一致,而在其莫衷一是的外延列示中,唯有理论联系实际原则被普遍尊崇,足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之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地位和学界在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上的坚守。新时代历史方位所展现的现实域场和发展意涵,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培养时代新人的时代使命。完成这一新时代使命,须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以其更为鲜亮的实践性指向和高度清晰的、具体的而又针对新时代意涵的可操作化运行机制,切实推进对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新要求的贯彻落实。“两化”,即“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是冯契为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而提出的“补充”口号。这里的“理论”主要是指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党规党法如政治规矩等;“方法”主要指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转化而来的各种方法和方法论;“德性”主要指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上较高的认知和觉悟程度,如较高的政治觉悟、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内在品质和品格等。“两化”的“教化—内化—外化—性成”这一运行机制所内在要求的“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议程”意蕴,对于克服现实中诸如人们对理论联系实际之难的慨叹,只知“联系”之重要而对如何联系的懵懂,对知行统一的不自觉却步,为人与为学的两立,科学与人生的脱节,以致“两面人”等现象,继而使理论联系实际原则能够充分发挥其指导和规范作用,均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显着的实效性。鉴此,论文主题主旨确定为:把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细化和具体化为“两化”原则,即把“两化”提升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两化”原则的提出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理论、不断革命理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的深厚基因。冯契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对绵延数千年的名实之辩、知行之辩的认识论思想解析,对理想人格说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两化”原则的提出提供民族文化启示,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注入新的活力。对“两化”作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原则的合法性、必然性和必要性的阐释,新时代“学哲学、用哲学”活动和其他教育实践活动所展现的把理论化为方法和德性的宏大实践叙事,分别给予“两化”原则以学理证成和实践证成。“两化”原则对于贯彻落实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八个统一”“六要”“思政课的实践性”等新要求,对于新时代思政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灌输论”理论、“生命线”理论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规律等重大问题的深化研究等,均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涵。以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史所昭示的实践辩证法对“两化”原则所内在要求的“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议程”进行理论鉴临能够说明:在“教化—内化—外化—性成”运行机制上的缺失、敷衍、断裂、梗阻和得过且过,将导致“理论”向“方法”“德性”转化的不可能,造成理论与实践的“两立”。在“两化”运行机制的认知和践行方面,在以“两化”原则为指导开拓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场域方面,广大思政学人应尽快建立起高度的专业自省、职业自觉和实践自为意识。

高静^[9]（2020）在《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研究》文中认为在教学改革不断深化和发展的过程中,教学研究开始从一般教学理论的建构转向对教学实践的探索,教师的教学与学生的学习逐渐成为关注的焦点。教师是教学实践改造与变革的实施者与推动者,教师以符合教学需要的教学实践理性指导并参与教学实践,从而实现对教学实践的改造与变革。教师教学实践理性是教师教学的内在依据,是引导和促进学生发展的重要因素,且直接影响着教学的效果与质量。理想教学的实现,首先需要理想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由此才能进一步将理想的教学转化为现实的教学,实现对教学的应然改造与教学质量的不断提升。然而,在当前社会历史阶段需要怎样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包括其目标向度是怎样的?有哪些基本维度?在教学实践中是如何实现的或其指导下的教学实践应该是怎样的?这些是教师在教学实践过程中面临的困扰与难题,对其的认识模糊与定位不准,使教师教学实践迷失方向与教学行动的意志力不足,导致教师教学实践的偏离,进而影响教学的质量。基于此,本研究以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应然理论体系建构为着重点,尝试性地对这一现实问题进行理论应答。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为理论指导,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方法论武器,以“人是目的”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立德树人”根本教育宗旨下的教学需求以及教学深化改革为契机,运用文献法、比较法、历史研究法和逻辑分析法等来探讨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具体对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内涵、基本特征及价值意蕴进行理论阐释,并在对其历史形态及其演变进行考察与审视,以及对“立德树人”背景下的教学需求分析的基础上,推演并建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应然理论体系,包括应然追寻、理论架构与实现路向。总体而言,本研究主要围绕本体论、认识论与价值论三个层面,遵循“是什么——怎么样——应如何”的研究思路,具体表现为“理论阐释（第一章）——历时审视（第二章）——理论建构（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在“是什么”的本体论层面,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对实践、理性、实践理性与教学实践进行了概念界定,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并阐释了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内涵。我们认为教师教学实践理性是指作为教学实践主体的教师,在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与主流价值取向下,遵循教学的普遍价值原则、教学过程规律与教学规范,借助一定的方法工具进行教学实践活动即将应然教学转化为实然教学的意志性能力。这种意志性能力是一种相对于认识能力而言的现实行动能力,即在认识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指导并转化为教师的教学实践行动,其实质是教师将观念中的理想教学转化为现实教学的行动能力,否则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就会因仅停留在意识或观念层面无法“变现”而失去现实效力。为进一步明确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概念及其论域,在对其相关概念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并不消除教师教学实践感性、并非拒斥教师教学理论理性、并非等同于教师教学实践逻辑、非片面追求教学的有效性,也不即是教师教学的合理性,其基本特点表现为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内隐性与外化性的统一、无限性与有限性的统一、具身性与离身性的统一。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价值意蕴具体表现为教学实践理性之于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渗透、是教师教学的内生根据与内在吁求、是教师专业发展的自然展现。在“怎么样”的认识论层面,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对人类历史分期的划分,追溯、梳理并归纳了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历史形态及其演变。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大致经历了四个历史发展阶段,原始社会时期是“自然朴素”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奴隶与封建社会时期为“经验伦理”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近代时期是“理性启蒙”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现代时期表现为“工具效用”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不同社会历史时期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形态,且分别对教学实践活动产生不同的功能作用,即在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内容要素如教师主体意识、教学价值取向、教学过程规范与教学实现方式四个方面共同展现出不同历史阶段的教学实践理性样态,并在整体上呈现一种历史性的演变过程。综观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整个历史形态及其演变过程,首先在纵向层面总体上呈现为不断向复杂性与高层次演化与发展的趋势;横向层面表现为不同社会历史时期及其特定需要,作为完整意义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凸出的重心不同或某一侧面备受推崇。其次,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具有“传统性”,传统是从过去流传下来并进入到现在且关乎着未来,不断地选择性地以不同形式延续着,生存于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并与特定社会相互作用而以新的符合需要的形式展现着并发挥作用。此外,由于社会实践自身的历史局限,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低层次与片面化具有历史必然性,但这只是其存在与发展过程中的短暂阶段,在未来的自由王国里必将实现其自身的和谐与自觉。在“应如何”的价值论层面,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和谐理性”建构了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应然理论体系。首先,在宏观层面根据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历史发展过程及趋势,以及“立德树人”时代背景下的教学需求,推演出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应走向多向和谐与自律自觉这一应然向度,其本质内涵为建构教师与学生的完整性以及教学世界的完整性。这一理想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实现需要一定的前提与条件,即在意识层面对教师进行教学实践理性的双重启蒙,在制度层面为教师教学行动自由提供制度保障,在自我养成层面教师应进行教学的自我反思以及教学的德性自律。其次,在中观层面根据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应然向度,对教师教学实践理性进行理论架构,包括合理定位教学“人是目的”的根本基点、真实反映教学主体的内在尺度、科学把握教学客体的基本规律、自觉遵循教学正义的伦理原则以及善于运用教学推理的思维方法。最后,以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应然追寻与理论架构为价值导向与理论支撑,提出具体的教学实现路向。立足于微观的课堂教学实践,并遵循先指出教学实践状态应该是怎样的,后阐述教师应该如何建构或实现应然的教学状态的逻辑思路,提出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应然实现路向,包括自觉建构“可能”的自足型教学价值取向、综合考量多元性与动态生成的教学目标、有效组织教学内容和优化教学内容结构、自主建立“他者”关照的师生主体间关系、灵活选用学生发展指向的智慧性教学方法,以及立足于“为教学的评价”的差异教学评价。本研究的创新之处表现在:第一,研究视角新。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为理论指导,对教师教学实践理性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同时以“和谐理性”为具体的理论指引,建构了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应然理论体系。第二,研究观点新。本研究认为教师教学实践理性更关注的是教师如何将观念建构的理想状态的教学有效且合理地转化为现实教学的过程,包括教师如何促进教学由低效走向高效,教师教学如何由自发走向自觉的过程。此外,还指出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应走向多向和谐与自律自觉的状态,旨在建构师生与教学世界的完整性。

晏辉^[10]（2020）在《现代性语境下道德哲学视阈中的教师伦理》文中指出道德哲学与伦理学似有很大不同,而这种区分只是到了康德那里才被明确地揭示出来。完成道德哲学建制所需要的致思范式乃是形而上学的,这种方式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前提的预设、核心力量的规定和生成逻辑的呈现。一种相对为好的道德形而上学乃是系统论奠基和生成论奠基的有机结合,而伦理学给出德性结构和规范体系的方式往往是静态的结构主义的,它通常不在两个前提上做预先的探讨,即人何以需要履行责任、怎样才能履行责任,而这样两个前提批判便由道德哲学来完成。以此观之,道德哲学乃是伦理学的基础,伦理学乃是道德哲学的落实,而把道德哲学和伦理学关联起来的中介则是生成论的致思方式。当我们以美德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为分析框架,以系统论和生成论为论证方式,深度分析和缜密论证教师伦理时,一幅整体性的意识图像就被标划出来了。

二、知识与德性的生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知识与德性的生成（论文提纲范文）

（2）先秦儒家心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重新拥抱想象：回归诗性的道德教化（论文提纲范文）

（4）实践哲学视域下的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论冯契的“智慧说”与哲学史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6）好灵魂与爱的秩序 ——柏拉图《理想国》中的爱的教育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道德教育的德性回归 ——以麦金太尔德性伦理学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8）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两化”原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知识与德性的生成（论文参考文献）

• [1]统编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中的德育资源探析及其教学实践[D]. 李欣. 江西师范大学, 2021
• [2]先秦儒家心论研究[D]. 张馨予. 山东大学, 2021(10)
• [3]重新拥抱想象：回归诗性的道德教化[D]. 刘小柳.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4]实践哲学视域下的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思想研究[D]. 刘健.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5]论冯契的“智慧说”与哲学史书写[J]. 李妮娜. 思想与文化, 2020(01)
• [6]好灵魂与爱的秩序 ——柏拉图《理想国》中的爱的教育哲学研究[D]. 吕狂飚.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7]道德教育的德性回归 ——以麦金太尔德性伦理学为视角[D]. 杨利伟. 吉林大学, 2020(03)
• [8]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两化”原则研究[D]. 王新建.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7)
• [9]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研究[D]. 高静. 西南大学, 2020(05)
• [10]现代性语境下道德哲学视阈中的教师伦理[J]. 晏辉. 教育伦理研究, 2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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