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渭河流域综合治理规划专家座谈会在京召开（论文文献综述）
范晓鹏[1]（2021）在《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规划策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都市圈作为城市化发展的高级形态,已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极与人口承载核心区域,也是区域综合实力与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从本质上来看,都市圈是一个具有较强开放性的复杂巨系统,其形成与发展类似于有机生命体,有着自身内在的规律与特征,以系统内各部分达到一体化为理想状态,高质量则是判断一体化发展水平的重要维度。都市圈发展既要考虑“量”的一体化,也要考虑“质”的一体化。作为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板块,西安都市圈仍面临着辐射带动能力不强、产业同质恶性竞争、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现实问题,加快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已迫在眉睫。基于上述研究背景与现实困境,本研究重点围绕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进行深入研究。第一,综合集成经济学、生态学、社会学、地理学与城乡规划学等多学科领域的基础理论,跟踪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与实践,在遵循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与演化的一般规律基础上,结合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空间、规划等多方位一体化,以及新时代背景下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的高质量,从来源与构成、存在与变化、动因与结果、目标与路径等视角,系统阐释两者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耦合辩证关系,归纳总结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基本特征与空间指向。第二,在一体化视角下,建构基于交通、经济、人口、文化等多维度的定量叠加测算方法体系,并结合西安历史文化空间格局和发展脉络进行定性辅助校核,从而科学识别西安都市圈的空间圈层结构。在此基础上,重点对近年来西安都市圈中心城区的空间扩展,以及圈层结构的演化规律进行总结分析,并综合集成“一体化—高质量—耦合度—满意度”等维度,开展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综合绩效评价,印证一体化与高质量的耦合发展关系,辅助研判西安都市圈的现实问题。第三,结合自然环境、经济社会、交通设施、历史文化等基础性因素,以及政策制度、信息技术等刺激性因素,对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影响因子进行研判,构建以因子属性与作用形式为基础的动力机制模型。基于此,通过梳理都市圈发展的一般模式与复合模式,结合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探索西安都市圈的适宜空间发展模式。通过对以上内容的系统研究,本论文得出以下结论与观点。第一,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重点应在区域协同、产业分工、市场统一、设施互联、风险共担等方面,且未来高质量发展应充分体现人本化、绿色化、创新化与网络化等发展理念。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基本特征应体现在产业协同创新、市场开放统一、生态绿色共保、城乡协调融合、文化包容认同、交通互联互通、服务共建共享、科技智慧引领、治理现代高效等多维层面,由此才能在空间层面真正实现都市圈要素、结构、功能的高质量一体化。第二,从西安都市圈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的结果可以看出,目前西安都市圈仍是以西安主城区、咸阳主城区和西咸新区为核心的单核型都市圈,并呈现出沿交通要道轴向延伸的态势,区域整体空间联系仍较为松散。在充分解析区域现状和比较审视全国都市圈总体格局的基础上,研判得知西安都市圈目前还存在城镇体系不完善、产业协作不够、交通网络化水平低、生态保护乏力、公共服务过度集中、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通过“耦合—满意度”评价分析可知,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水平一般,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尽管近年来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水平都有很大提升,但受到多维因素的影响仍处于中级耦合协调发展阶段;研究范围内居民对西安都市圈的认知程度较低,中心与外围的空间联系感知较弱,对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满意度普遍不高。第三,针对西安都市圈提出“三多一网”的适宜空间模式,认为“多目标、多中心、多维度、网络化”的发展格局是理想空间形态。在明确西安都市圈的现实问题与战略使命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规划的统筹引领作用,积极响应适宜空间模式,重点从功能提升与格局优化、产业协同与创新驱动、文化传承与文旅融合、交通一体与设施共享、生态优化与绿色发展等方面提出引导策略。同时,基于国土空间规划背景,强调规划思维转变与规划目标转向,进而加强规划体系的专项协同与内外衔接,优化完善都市圈规划编制程序,并提出协同治理与体制机制响应的路径与方法,从而有效支撑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为我国中西部地区都市圈发展规划实践提供有益借鉴。
赵雪[2]（2021）在《20世纪50年代黄河治理中的苏联援助》文中指出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为综合治理黄河付出了巨大努力。为了确保黄河治理工程的实施,中国政府争取到苏联的技术援助,并以苏联的治河理念为指导。有关苏联援助中国治理黄河的历史研究一直没有受到关注。而这段被尘封的历史本身,既直接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的演变,同时还记刻下新中国治理黄河的历史。对于20世纪50年代中国治理黄河中的苏联援助研究,是通过社会调研及主要运用史料学的方法,在档案和各类原始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水利、林业、农业等跨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将该时期苏联援助中国治理黄河的历史活动、苏联理念对中国治黄的影响、苏联援助治黄的意义和问题等内容作为考察视角,以对中国黄河治理史、中苏关系史等进行拓展性与深入性研究。20世纪50年代中国治理黄河中的苏联援助研究,主要围绕20世纪50年代中国治理黄河的启动、治理黄河中苏联援助的内容、苏联援助治理黄河的成果与问题等内容进行了整理与探讨,并从中认为,20世纪50年代,苏联对中国治理黄河的援助,始终受到中苏关系发展与变化的影响。中苏关系的友好发展是苏联对中国治理黄河提供援助的重要前提,而中苏关系的恶化是苏联给予中国治理黄河的援助半途而废的根本因素。中苏关系的恶化不仅导致了苏联援助中国治理黄河工作的中断,而且直接影响到当时黄河综合治理规划目标的实现。
王平,郦建强[3]（2020）在《“幸福河”内涵与实践路径思考》文中指出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的实施,陕西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迎来重大的战略机遇。文章以渭河流域为例,在剖析"幸福河"内涵的基础上,针对渭河流域的现状,阐述了"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辩证关系,提出了渭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路径,抓好大保护,推进大治理,共同推动渭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真正让渭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郑云辰[4]（2019）在《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责任分担及其协同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新战略,并把建立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列为重要内容。流域作为空间整体性强、地区关联度高的生态系统和经济地域系统,在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和实践方面都是比较活跃的领域。目前流域生态补偿中存在着以政府公共财政补偿为主、生态补偿绩效和创新效率边际递减、企业和公众有一定参与意愿但参与度却极低的矛盾困境。因此,研究协调政府和其他受益主体协同补偿问题,对建立健全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长效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以上背景,本研究从协同理论的视角,以协调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为研究目标,通过“目标关联维度”范畴,把协同补偿目标与效益维、时间维、空间维和途径维相统一。以“利益趋同”、“权责体系”、“先定约束”三个序参量为研究主线,围绕以下五个方面展开:一是我国流域生态补偿的多元化诉求;二是建立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的基本框架;三是构建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责任分担体系;三是分析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的协同效应;五是以大汶河流域为例进行多元主体协同实证应用。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我国流域生态补偿的多元化诉求是多元主体协同补偿的现实基础。我国流域生态补偿制度演进经历了起始、发展、形成和完善四个阶段,正向多元化生态保护效益补偿的体制机制发展。补偿主体间利益诉求缺乏协调,相关权利责任不明,共同行动规范缺失,形成了多元主体参与的主要障碍。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客观上要求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与主观上公众生态保护意识增强、企业参与治理意愿激发、NGO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形成的公共利益诉求相互交织,使补偿主体呈现多元趋势。利益趋同的多元补偿主体是建立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的核心。运用利益相关者分析法对利益相关者利益位阶测度显示,流域各利益主体权责并不对等,需要进行协调和平衡;通过利益趋同分析可把多元主体抽象为追求生态效益的政府、追求经济效益的市场主体和追求社会效益的社会公众组织。建立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核心在于依靠多元补偿主体,共同补偿流域生态保护者。补偿标准范围应以流域生态保护成本作为下限,以流域生态服务的外溢效益作为上限。在政府主导下,通过对市场主体的规制和社会公众组织的引导,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补偿相互耦合的多元生态补偿模式。相对明确的责任分担体系是多元主体协同补偿的前提。应依据“受益者负担”、“共同但有区别责任”、“收益结构”和“能力结构”原则进行分担。时间维度上,根据流域产业结构调整前、中、后的变化,可分成政府补偿的初级阶段,政府和市场主体补偿的中级阶段,政府、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组织共同补偿的高级阶段。空间维度上,可基于单指标法和综合法确定各行政区域的分担系数。主体维度上,对评估出的外溢效益,可由政府承担生态效益份额的补偿量,市场主体承担经济效益份额的补偿量,政府和社会公众组织共同承担社会效益份额的补偿量,并分别由政府、投资公司和公益机构筹集。衡量协同效应的协同度是构建多元主体协同体系和仿真模型的关键。理论上,可以公共利益为契合点,建立多元主体三螺旋耦合关系模型。依靠“利益趋同”、“权责体系”和“先定约束”三个序参量动力要素构成的协同动力,抑制系统阻力影响,产生正向协同效应。基于序参量测度的协同度是衡量协同效应的综合量化指标。实践中需建立多元主体网络型协同体系,以价值理念和组织机构协同形成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多层纵向协同,通过三元主体内部和相互间主体协同,以及“主体集聚—集体协商—先定约束—协同行动”的过程协同,形成多元主体横向协同。运用基于多主体建模方法（ABM）和Netlogo软件进行仿真分析,结果显示多元主体协同度、政府引导力度和监督力度、市场主体社会责任感对协同绩效有正向影响作用,但都受多元主体补偿能力制约。通过对大汶河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协同实证发现:公众对利益相关者政府补偿生态效益、市场主体补偿经济效益和社会公众补偿社会效益的责任认知具有较高认同程度;对流域生态保护所产生的生态公共利益具有优先需求;年龄、家庭收入水平、生态治理必要性和生态补偿重要性的认知显着影响参与意愿。大汶河流域上游2017年的生态保护成本约为18489.51万元,生态服务外溢效益约为175097.56万元。泰安市泰山区、岱岳区、肥城市、宁阳县、东平县的分担系数为0.09、0.33、0.39、0.10、0.09。在高级补偿阶段,补偿量最多的肥城市三元主体分担额为2538.24、1753.69、323.05万元,补偿量最少的泰山区和东平县三元主体分担额为585.75、404.70、74.55万元。协同模拟仿真显示多元主体协同绩效从高到低为肥城市、泰山区、岱岳区、东平县、宁阳县。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促进多元主体协同补偿的政策建议。一是建立法律保障体系,包括加强生态补偿立法、强化生态补偿执法,以明确生态补偿参与主体。二是健全制度保障体系,完善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参与制度、建立利益沟通和协调机制,以确定不同主体权利和利益关系。三是完善资金保障体系,建立投融资体系、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强化补偿资金管理,以保障多元主体补偿责任的落实。四是优化监督评估体系,包括监督机制、实施效果评估机制、绩效考核评估机制,以实现多元主体持续的协同行动。
吴凌志[5]（2019）在《钱正英水利思想研究（1944—2012）》文中研究指明钱正英是我国着名的水利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为新中国水利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钱正英在抗日战争时期治理淮河洪涝灾害的实践中与水利结缘,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水利部副部长、部长长达三十余年,投身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水电建设。她参与了淮河、黄河、长江、海河、珠江等大江大河的流域治理规划,组织制定了一系列水利建设的方针、政策、法规,并认真付诸实践。参与了许多重大水利工程的论证、设计和建设,特别是在解决葛洲坝工程技术问题和主持三峡工程论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长期水利实践中,钱正英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水利思想,内容涵盖水利决策、水利建设、水利管理等方面,如水利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大江大河的治理是我国水利建设的重点,水利建设的主力军是人民群众,水利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决策要做到科学化和民主化等等。钱正英的水利思想影响了新中国各个时期的水利建设,其中的许多观点和论述,对当前我国水利建设实践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通过对钱正英水利思想的研究,可从一个侧面展现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治水方略的发展变化,治水事业取得的成就和水利工程科技精英的卓越历史贡献。
王俊燕[6]（2017）在《流域管理中社区和农户参与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过去的30多年,我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较快的经济体之一,并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高速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资源和生态环境压力。由于绝大多的贫困人口生活在自然资源匮乏、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脆弱的农村社区、小流域和流域生态功能区,使资源环境压力和资源权属、生计、贫困等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随着区域经济发展,不仅拉大了地区之间收入水平差距,而且导致了不同群体在资源分配、社会参与和利益表达上的不平衡。制度性的障碍是流域内社区和农户不能参与资源管理决策的主要因素。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本文将研究关注点放在了流域资源和生态管理中农村社区和农户参与的制度环境和支撑制度运转的机制、存在障碍和可能的参与路径方面。研究首先梳理评价了我国过去和当前流域管理的范式及存在问题;剖析了当前的制度环境下社区和农户参与的制度障碍（资源产权和法律法规）,制度障碍的具体体现和影响贯穿于第四、五章的实证调查和案例分析中;通过实证调查呈现了在现有流域管理体制下的社区和农户的参与现状、存在问题和进行了原因分析;在利益界面的视角下,以漳河流域水资源使用的外部性为例,对社区和农户参与的可能性进行分析;以案例研究的方式分析了社区和农P在小流域资源管理"利益冲突典型事件"的参与行为特点、与小流域资源管理其他行动者之间的互动;以案例研究的方式分析了"中国小流域管理项目"的参与机制以及现有制度环境对参与机制的制约。在此基础上,为建立包括社区和农户及其利益代表在内的多利益群体参与的流域管理机制提出构想。社区和农户参与的制度环境分析发现,我国现有的产权制度、法律法规,和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仍然是限制社区和农户参与流域管理制度性障碍。社区和农户在流域资源管理中的参与和小流域资源管理中的参与分别进行了实证研究和案例研究。研究具体得出如下结论:（1）产权制度。在流域现有的产权制度安排下,社区和农户的产权主体地位不清晰,权利界定不完整,国家所有权对集体所有权的强势和控制以及自然资源所有权相配置的自然资源行政管理权的惯性越位和对农村集体和农民用益物权的挤压。（2）法律法规框架。在现有的流域资源法律法规框架下,表现为行政权的强势与社区和农户资源物权的弱势。在社区和农户缺乏参与机制的条件下,政府行使的资源使用和保护的公权力对小流域内社区和农户资源使用权利造成过度限制,使资源使用者难以获得合理的补偿。研究还发现,现有流域资源管理法律法规对不同用水者的取水权、用水的优先顺序和补偿等方面没有清晰的界定。因此,农户和社区在流域资源管理中的参与缺乏明确的法律法规依据。（3）流域管理体制。现行的流域管理体制在组织机构设置上,难以充分保障社区和农户的利益;在权力配置结构上,表现为部门之间的条块分割和职能交叉重叠,缺乏包括社区和农户在内的多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流域管理协商机制,排斥了他们在流域资源管理中的参与。（4）社区和农户参与的实证研究。在实际的参与过程中,以流域资源管理的重要事项、关键环节和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为例发现,公众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有限,参与程度相对最低。在流域资源管理现有参与中,公众缺乏组织化的利益表达主体和有效的参与渠道;流域政策制定过程中以政府和专家决策为主导;公众参与形式单一和公众参与结果反馈不完善等问题。我国流域资源管理涉及众多的利益相关者,不同层次的资源使用者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微妙的利益界面。以漳河流域水资源使用的外部性为例,以利益界面为分析视角,分析社区和农户参与的可能性。总体而言,农村社区和农民的利益被各方忽视。需要在社区和小流域层面建立相应的民主机制,给予社区和农户参与社区和小流域公共资源管理、使用和分配的权利,使博弈双方通过谈判的方式合作解决争端。建立流域区域内、小流域内的社区和农户参与是解决流域跨行政区外部性矛盾的前提和基础。同时还需要建立各级政府之间的利益协调和博弈机制,确保各级政府都能够从流域的公共利益出发行使公权力。在社区和农户参与条件下,流域不同区位间利益主体间的磋商谈判机制,是克服"外部性"矛盾冲突的重要制度安排。要实现上述利益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需要建立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参与式治理机制。尤其是代表流域周边民众和公共利益的组织参与流域资源管理的决策过程,在利益博弈中确保社区利益的最优化。（5）案例分析。从社区和农户在小流域的资源管理中的"利益冲突"典型事件分析得出,产权制度不明确影响了对受影响社区和农户水土资源的补偿,案例呈现的是对农户的自然资源权益缺乏应有的尊重和保护;同时基层缺乏有效的民主参与机制,使农民有效地参与到社区集体资源的占有、使用和收益分配中。案例中社区和农户在资源使用和管理中的参与方式更多以各种抗争和冲突的群体事件呈现出来。在这些事件中,案例中涉及的那些社区组织,在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博弈中,并没有在帮助社区居民在社区资源的规划和分配、表达和争取自身的利益诉求发挥积极作用。社区和社区内的农户参与也缺乏外部社会力量的支持。农民参与的程序性权利的缺失。农民参与的渠道还十分缺乏,基本上仅限于行政村这一基层社区。对于对于更高层次的参与,很多时候采取上访或者群体抗争的方式。类似的事件全国各地多次发生,各级政府并没有制度化的公共协商机制和程序规则,应有法律性或者政策性的制度化参与规定,形成制度化的可持续参与渠道。从"中国小流域管理项目"的个案分析得出,该项目以"项目为载体",为社区和农户提供了一个利益博弈机制和平台,展示了农户和社区代表在社区、小流域管理中的参与。但是,以"项目为载体"搭建的社区和农户参与存在制度困境,现有制度安排对项目参与的运行存在制约。从社区和农户的角度而言,外部发展资源自上而下的输入,决定了项目资源的争取和使用过程,嵌套在现有的流域管理行政管理体制内。在从社区和小流域的资源管理进阶到高层次的流域管理中,社区和农户缺乏相应的组织实体或者机制实现与国家高层政府的互动和沟通。因此,需要构建一个良性的治理结构,建立有效的、多利益相关者参与,包括社区和农户利益代表在内的流域管理协商机制。总之,根据制度分析、实证研究和案例研究发现,本文对社区和农户制度化参与进行了制度设计。社区和农户制度化参与流域管理的整个制度设计构想包括制度建构、机制设计、启动条件和动力机制。在参与的机制设计方面,根据流域管理公共事务的空间范围,分别从流域层面、中小流域层面、社区层面这三个层次,从参与主体、参与范围、参与程序、参与渠道和工具进行了系统的设计。按照辅助原则由低到高逐步推行,并据此选择最应当承担该项责任的社会组织和政府部门来执行和处理对应于不同流域尺度的事务。
田蕊[7]（2017）在《新家园之他者：陕西省三门峡库区移民研究（1956-1966）》文中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因修建工程而引发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多次发生。三门峡水库区的移民又是其中十分典型的一例。本文以陕西省三门峡库区移民为中心,探究国家、社会和移民等各方力量的互动关系,呈现时代背景下的大型水利工程移民问题的复杂性。本文以档案文献资料与口述访谈材料为主,勾勒出一部陕西库区移民的历史。文章呈现了数以万计的库区移民离开原籍,与新家园相互适应,以及移民在各种身份之间寻找平衡与出路的过程。陕西库区移民具有复杂而多面的身份属性。他们既是相对于国家的个体国民,还是依赖土地而生的“农民”。这些复杂的属性统合于“三门峡库区移民”的身份之下,使其成为一把双刃剑:这种身份可以成为移民群体扭转与新家园博弈过程中所处颓势地位的重要武器;也可能化为加重新、老居民疏离关系的砝码,使库区移民最终成为“新家园之他者”。作为一次国家行为的人口迁移,国家政权不仅为三门峡库区移民的身份镶上特别的政治光环,还曾强有力地介入到迁安初期的各项活动之中。出于巩固成果的考虑,它可能成为移民群体借助或依附的力量。但同样出于对现实形势的考量,这种依附力量可能出现失效或反转的情况。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即绪论、正文和结语。其中正文部分共有五章。第一章讨论陕西三门峡库区移民的因由。此次移民是由修建水库派生而出,故本章系统梳理中共中央的治黄理想和对三门峡水利工程的整体构想,以及身负巨大移民压力的陕西省的坚持与妥协:考察陕西省对于境内移民的总体规划、组织与初步应对。第二章具体呈现陕西库区移民的迁移过程。从迁安双方的协商、组织、接收与安置等方面,详细介绍移民外迁宁夏和内安渭北高塬的历程与最终归宿。第三章重点考察陕西库区移民,尤其“插社”安区“老户村”的移民,与新家园适应过程中的困境和应对策略。移民适时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掌握“上告”这一武器,借助国家政权争取自身利益,满足己方的身份期待。然而对类似国家政权等外部力量的过分依赖,使移民扭转相对弱势处境的目标同样存在无法实现的风险。第四章以发生在1961-1963年间的移民返库高潮为中心,关注移民夹缝中的身份,揭示他们在原籍与新家园之间摇摆不定、左右疏离的尴尬境遇。对安置区来说,这些三门峡库区移民是名副其实的外来者。故部分移民以内部联合的方式共同抵御外部压力,甚至要求基层单位对其进行二次“隔离安置”。同样,对于库区原籍而言,这些迁出的移民也不再是“本地人”。尤其在“拉吊庄”过程中,很多返库移民又卷入与原籍社队、国有农场的利益冲突和博弈之中,成为被原籍各方势力排斥的一方。第五章以蒲城县永平村移民安置为个案,考察迁入“客户村”的移民群体的实际境遇与内部关系,探究库区移民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疏离”的另一面相及其原因。
魏琰[8]（2016）在《苏联援建对西安现代工业城市建设影响的历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英国开始,以机器取代人力、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工场手工生产的生产模式开始席卷世界,带来一场生产与科技革命,这一系列技术革命引起了西方社会从手工劳动向动力机器生产转变的重大飞跃,促使西方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在工具由人机体的工具变为机械装置即工具机的工具以后,发动机取得了独立的、完全摆脱人力限制的地位”[1],机器作为工具,从出现开始就对人类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十八世纪中叶开始的工业革命是人类近代社会发展的转折点,在工业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不仅引起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而且引发社会关系的变革,人类社会开始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城市从封建手工城市逐步向大机器生产的工业城市转化,开启了人类近现代城市化进程。之后,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家建设中都重视对工业的建设,M.D.布瑞斯指出“在全世界,工业化已成为本世纪中叶（1）一个使人着魔的字眼。”[2]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新中国成立后,在当时特定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制定了以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生产的工业化道路,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中国经济转入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后提出的第一个宏伟目标。1950年中苏同盟关系确立,其后苏联同意帮助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体系,并签订了苏联援助中国建设“156项工程”,开始对中国展开大规模援助。在国民经济建设的“一五”时期,西安被列为全国新的重工业中心城市之一,大批苏联援建工业项目在西安设立,在苏联援助西安建设过程中,苏联社会主义理念的城市建设设计理论和原则、建设程序和方法,以及经济技术指标,影响了西安现代城市建设,包括城市规划、工业区规划、居住区规划、工业建筑、居住建筑,以及建筑技术和管理等城市建筑发展的各个方面。在苏联援助的时代背景下,西安开始由中国典型传统手工业商贸城市向现代化工业城市转变,奠定西安当代城市的格局基础。本论文从五部分进行阐述:论文的第一章为绪论部分,解释了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明确了研究的对象和视角,归纳了苏联援建中国的研究现状,同时确定了研究的内容、方法及框架;第二章研究苏联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城市建设的相关理论,分析苏联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工业化发展政策和意识形态对城市建设理论形成的影响,以及苏联在城市发展中形成的具有社会主义和工业化理想的建设特征;第三、四章从梳理西安城市传统城市格局入手,分析手工业时期城市发展历程和特征,进而分析苏联援助建设的工业化时期西安城市工业空间建设和转变,以及形成的工业城市规划、工业区规划和工业建筑、居住建筑等方面建设特征;第五章对苏联援助建设的中国其他城市规划活动进行历史比较,梳理、归纳与总结中国现代城市建设与苏联影响的源流关系,即中国现代城市发展与建设呈现出与苏联关联与交集特征,显现为具有苏联印迹的城市范型;第六章提出苏联援助建设引入的社会主义城市理论在当代城市发展构建中的价值与启示,虽然苏联理论在中国城市建设引入移植中出现问题和冲突,但还需对苏联援助建设给予价值肯定,其中部分设计理念依旧对当今社会的城市建设具有借鉴作用。第七章对苏联援建时期西安城市规划历史特征进行全面总结,并探讨了后续研究方向。
陈启文[9]（2016）在《大河上下》文中提出遥想一条万里巨川的诞生,那该是一个庄严而浩大的仪式,自然也是天地造化。引子遥想一条万里巨川的诞生,那该是一个庄严而浩大的仪式,自然也是天地造化。但黄河到底是怎样诞生的,又是一个让人类费尽猜测的千古之谜。这一谜团近年来已被中国地理学家揭开了,并且向世人再现了在地球造山运动中大地重新塑形和黄河逐渐形成的过程。科学的阐释过于深奥,这里我尽可能把它转化为简明扼要的常识。第一阶段
魏娜[10]（2015）在《基于复杂水资源系统的水利工程生态调度研究》文中提出水利工程是实现水资源持续利用的重要手段,而现行水利工程调度对于河流生态环境流量的需求考虑较少,对河流生态系统造成一定威胁。为实现人水和谐健康发展,落实十八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要求,现有生态调度的研究和实践中尚存在“生态效应根源不明、生态环境需水底线不清、生态调度方法不灵”等问题,亟需开展研究。针对“生态效应根源不明”的问题,通过生态效应理论的分析,提出了水利工程三级生态效应,构建了可量化的水利工程三级生态效应评价指标体系；针对“生态环境需水底线不清”的问题,提出了利益相关者参与法确定河道内生态环境需水的计算方法,并提出了层次化用水分析方法；针对“生态调度方法不灵”的问题,提出了水利工程生态调度二层结构方法,构建了相应的模型,并对典型水利工程优化调度方案进行研究。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1）水利工程生态效应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从是否受到人类干预的角度将生态效应划分为自然生态效应和社会生态效应,构建了生态效应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了水利工程生态效应的概念和内涵,提出了水利工程三级生态效应及其作用关系,构建了可量化的水利工程三级生态效应评价指标体系。对陕西省渭河流域大型水利工程生态效应进行评价,结果表明：降雨量的减少以及温室效应导致的气温升高对流域的水文情势和水资源本底值有一定影响。水利工程上游支流站点受人类活动干扰较小,各项指标基本与自然状态接近,干流站点由于受上游工程调蓄作用,导致河流自然节律发生变化,各项指标均有显着改变,水利工程一级生态效应是所有生态效应的驱动力。（2）利益相关者参与法确定河道内生态环境需水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提出了利益相关者参与法确定河道内生态环境需水的内涵,基于已有生态环境功能分区的研究成果,选取生态环境功能断面,在分析河流生态系统常规分项生态环境流量的基础上,考虑了支流汇入、干流重点断面取水以及水量平衡原理,并让政府部门作为生态系统公共效益的代表,参与利益相关者的讨论,最终确定断面生态环境需水的三级管理目标,为生态调度的实施提供边界条件和调度目标。以陕西省渭河干流为例,采用利益相关者参与法确定林家村、魏家堡、咸阳、临潼、华县5个重点断面的生态环境流量三级管理目标：一级管理目标分别为5.4m3/s、8.4m3/s、10.0m3/s、 12.0m3/s和12.0m3/s,二级管理目标分别为8.6m3/s、11.6m3/s、15.1m3/s、20.1m3/s和12.0mVs,三级管理目标分别为12.8m3/s、23.5m3/s、31.7m3/s、34.3m3/s和34.1m3/s。（3）竞争条件下的层次化用水分析基于成本效益理论,考虑用水过程不同阶段成本效益间的敏感性程度不同,提出了层次化用水的内涵,将用户的水量需求划分为三个层级,即最低需水量、适宜需水量和最大需水量,确定了不同层级用户用水的优先级别,为实现水资源的合理配置、保障河道内生态环境流量的实施提供科学的计算方法。以陕西省渭河流域九大灌区为例,分析了2020年九大灌区50%、75%、90%频率年最低灌溉需水量分别为11.17亿m3、13.34亿m3、15.78亿m3,适宜灌溉需水量分别为21.13亿m3、29.02亿m3、32.60亿m3,不同频率年最低灌溉需水量为适宜灌溉需水量的45%-60%左右。以宝鸡峡灌区为例,分析了不同层级灌溉需水、河道内生态环境需水、发电引水之间的优先级关系,第一级：极低限生态环境需水量>最低灌溉需水量；第二级：适宜灌溉需水量>低限生态环境需水量；第三级：适宜生态环境需水量,发电引水与灌溉用水相结合,不单独考虑其优先顺序。（4）水利工程生态调度二层结构方法与模型从复杂水资源系统水量影响关系入手,针对水利工程实际入流受全流域尺度多因素综合效应的影响,提出了水利工程生态调度二层结构方法。第一层结构为基于“二元水循环”理论的复杂水资源系统模拟,采用ROWAS模型分析了各类影响因素对于整个水循环系统的扰动,为水利工程生态调度的研究提供实际入流和供水范围；第二层结构是在上层边界控制条件下,以FORTRAN为开发工具编制的水利工程生态调度优化模型,该模型引入调度线对多目标进行供水约束,采用粒子群算法对调度线进行优化,直至得到符合各目标保证率要求下的最大供水量,拓展了河流生态调度的研究途径。（5）水利工程优化调度方案研究以陕西省渭河流域为例,构建了渭河流域水量模拟调控模型,根据全流域水循环影响因素设置水量模拟边界控制情景,为流域内宝鸡峡水库和魏家堡水利枢纽的优化调度研究提供实际入流和供水范围。根据供水目标优先级和河道内生态环境需水设置了工程调度策略,采用优化调度模型得到不同边界控制情景下宝鸡峡水库和魏家堡水利枢纽的推荐调度策略。分析发现考虑河道内生态环境需水后的优化调度其灌溉供水量与常规调度下的灌溉供水量基本相当,并且优化调度后的生态环境需水保证率较常规调度有所提高,验证了模型的可行性。
二、渭河流域综合治理规划专家座谈会在京召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渭河流域综合治理规划专家座谈会在京召开（论文提纲范文）
（1）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规划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缘由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缘由 |
| 1.2 研究对象 |
| 1.2.1 重要性和典型性 |
| 1.2.2 研究范围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概念释义 |
| 1.4.1 都市圈 |
| 1.4.2 一体化 |
| 1.4.3 高质量 |
| 1.5 研究内容、框架与方法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框架 |
| 1.5.3 研究方法 |
| 1.6 基础性支撑原理与研究特性 |
| 1.6.1 基础性支撑原理 |
| 1.6.2 研究特性 |
| 1.7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基础理论及相关研究与实践综述 |
| 2.1 相关基础理论 |
| 2.1.1 经济学相关理论 |
| 2.1.2 生态学相关理论 |
| 2.1.3 社会学相关理论 |
| 2.1.4 地理学相关理论 |
| 2.1.5 城乡规划学相关理论 |
| 2.2 相关研究综述 |
| 2.2.1 都市圈的相关研究 |
| 2.2.2 一体化的相关研究 |
| 2.2.3 高质量的相关研究 |
| 2.2.4 相关研究进展述评 |
| 2.3 国内外发展经验 |
| 2.3.1 国外经验 |
| 2.3.2 国内经验 |
| 2.4 基于理论与实践的若干启示 |
| 2.4.1 人本化 |
| 2.4.2 绿色化 |
| 2.4.3 创新化 |
| 2.4.4 网络化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内在逻辑及特征 |
| 3.1 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与演化的内在机理 |
| 3.1.1 从“要素分散”到“要素集合”:集聚化与融合化 |
| 3.1.2 从“增长极核”到“网络关联”:扩散化与网络化 |
| 3.1.3 从“单打独斗”到“协作一体”:协作化与一体化 |
| 3.2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哲学思辨 |
| 3.2.1 来源与构成:“渊源合一” |
| 3.2.2 存在与变化:“协同发展” |
| 3.2.3 动因与结果:“互为因果” |
| 3.2.4 目标与路径:“殊途同归” |
| 3.3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基本特征 |
| 3.3.1 产业协同创新 |
| 3.3.2 市场开放统一 |
| 3.3.3 生态绿色共保 |
| 3.3.4 城乡协调融合 |
| 3.3.5 文化包容认同 |
| 3.3.6 交通互联互通 |
| 3.3.7 服务共建共享 |
| 3.3.8 科技智慧引领 |
| 3.3.9 治理现代高效 |
| 3.4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空间指向 |
| 3.4.1 空间要素流态化 |
| 3.4.2 空间结构网络化 |
| 3.4.3 空间功能协同化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一体化视角下西安都市圈的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 |
| 4.1 识别原则与思路 |
| 4.1.1 识别原则 |
| 4.1.2 识别思路 |
| 4.2 空间特征认知与识别方法选取 |
| 4.2.1 基本特征判别 |
| 4.2.2 基本范围选取 |
| 4.2.3 中心城市界定 |
| 4.2.4 识别方法选取 |
| 4.3 多维方法定量叠加测算 |
| 4.3.1 公路等时法测算结果 |
| 4.3.2 城市引力法测算结果 |
| 4.3.3 城镇人口密度测算结果 |
| 4.3.4 历史文化资源密度法测算结果 |
| 4.3.5 定量综合叠加测算结果 |
| 4.4 地域特征定性辅助校核 |
| 4.4.1 历史文化渊源回溯 |
| 4.4.2 历史文化空间格局指引 |
| 4.4.3 定性辅助校核结果 |
| 4.5 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 |
| 4.5.1 核心圈层识别 |
| 4.5.2 扩展圈层识别 |
| 4.5.3 辐射圈层识别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西安都市圈的时空演化特征及核心问题研判 |
| 5.1 时空演化特征 |
| 5.1.1 中心城区的时空演化 |
| 5.1.2 圈层结构的时空演化 |
| 5.2 区域现状解析 |
| 5.2.1 自然地理 |
| 5.2.2 经济社会 |
| 5.2.3 城镇体系 |
| 5.2.4 服务设施 |
| 5.2.5 体制机制 |
| 5.3 比较格局审视 |
| 5.3.1 全国都市圈总体格局 |
| 5.3.2 横向比较对象的选取 |
| 5.3.3 主要特征的比较判别 |
| 5.4 核心问题研判 |
| 5.4.1 一核独大且能级不高,辐射带动作用不足 |
| 5.4.2 创新引领能力不强,产业协同程度不高 |
| 5.4.3 文化高地尚未形成,文旅融合发展不够 |
| 5.4.4 网状交通尚未形成,枢纽能力内高外低 |
| 5.4.5 公服资源过度集聚,区域失衡现象突出 |
| 5.4.6 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生态环境质量欠佳 |
| 5.4.7 一体化建设推动缓慢,协同机制有待加强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满意度”评价 |
| 6.1 总体思路与评价方法 |
| 6.1.1 总体思路 |
| 6.1.2 评价方法 |
| 6.1.3 数据来源 |
| 6.2 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度评价 |
| 6.2.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6.2.2 指标选取与权重确定 |
| 6.2.3 评价结果分析 |
| 6.3 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满意度评价 |
| 6.3.1 人群特征与空间范围认知情况 |
| 6.3.2 出行行为与差异化需求特征 |
| 6.3.3 评价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动力机制及适宜空间模式 |
| 7.1 影响因子研判 |
| 7.1.1 自然环境因子 |
| 7.1.2 经济社会因子 |
| 7.1.3 交通设施因子 |
| 7.1.4 历史文化因子 |
| 7.1.5 政策制度因子 |
| 7.1.6 信息技术因子 |
| 7.2 动力机制解析 |
| 7.2.1 自然环境约束力 |
| 7.2.2 经济社会推动力 |
| 7.2.3 交通设施支撑力 |
| 7.2.4 历史文化塑造力 |
| 7.2.5 政策制度调控力 |
| 7.2.6 信息技术重构力 |
| 7.3 既有模式梳理 |
| 7.3.1 一般模式 |
| 7.3.2 复合模式 |
| 7.3.3 模式特征 |
| 7.4 适宜空间模式建构 |
| 7.4.1 模式建构思路 |
| 7.4.2 空间模型建构 |
| 7.4.3 适宜模式推演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规划引导策略 |
| 8.1 战略价值与发展目标 |
| 8.1.1 战略价值研判 |
| 8.1.2 目标方向引导 |
| 8.2 功能提升与格局优化 |
| 8.2.1 城镇体系完善 |
| 8.2.2 空间结构优化 |
| 8.3 产业协同与创新驱动 |
| 8.3.1 区域产业布局优化 |
| 8.3.2 产业辐射能力强化 |
| 8.3.3 创新网络体系搭建 |
| 8.4 文化传承与文旅融合 |
| 8.4.1 文化遗产整体保护 |
| 8.4.2 历史文化格局传承 |
| 8.4.3 文旅全域融合发展 |
| 8.5 交通一体与设施共享 |
| 8.5.1 交通设施互联互通 |
| 8.5.2 公服设施均衡一体 |
| 8.5.3 基础设施共建共享 |
| 8.6 生态优化与绿色发展 |
| 8.6.1 区域生态环境修复 |
| 8.6.2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
| 8.6.3 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
| 8.7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面向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西安都市圈规划机制响应 |
| 9.1 思维转变与目标转向 |
| 9.1.1 规划思维转变 |
| 9.1.2 规划目标转向 |
| 9.1.3 规划基本原则 |
| 9.2 体系衔接和编制程序 |
| 9.2.1 规划体系的专项协同及内外衔接 |
| 9.2.2 规划编制的管理主体及程序完善 |
| 9.3 协同治理与体制机制 |
| 9.3.1 协同治理机制提升 |
| 9.3.2 城乡融合机制完善 |
| 9.4 本章小结 |
| 第十章 结论与展望 |
| 10.1 主要结论 |
| 10.1.1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相互耦合的关系机理 |
| 10.1.2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
| 10.1.3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适宜空间模式 |
| 10.1.4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亟需规划引导及制度保障 |
| 10.2 创新点 |
| 10.2.1 揭示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关系机理与主要特征 |
| 10.2.2 提出多维视角融合地域特质的都市圈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方法 |
| 10.2.3 探索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适宜模式与规划对策 |
| 10.3 不足与展望 |
| 10.3.1 不足之处 |
| 10.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目录 |
| 作者在读期间研究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2）20世纪50年代黄河治理中的苏联援助（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和意义 |
| (一)选题目的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 |
| (二)国外研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20 世纪50 年代中苏关系的演变 |
| 第一节 中苏关系的友好发展 |
| 第二节 中苏关系的恶化 |
| 第二章 20 世纪50 年代中国治理黄河的启动 |
| 第一节 治理黄河的历史 |
| 第二节 新中国初期的黄河问题 |
| 第三节 国家治理黄河机构的建立 |
| 第四节 黄河综合规划的制定 |
| 第三章 20 世纪50 年代治理黄河中苏联援助的内容 |
| 第一节 中国提出援助治理黄河的请求 |
| 第二节 苏联决定援助中国治理黄河 |
| 第三节 苏联援华专家的保障条件 |
| 第四节 苏联援助治黄工作的开展 |
| 第五节 苏联专家撤走后的黄河治理 |
| 第四章 20 世纪50 年代苏联援助治理黄河的成果与问题 |
| 第一节 苏联援助治理黄河的成果 |
| 第二节 苏联援助治理黄河的问题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辞 |
（3）“幸福河”内涵与实践路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1 渭河治理现状 |
| 2“幸福河”的基本内涵 |
| 3 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认识 |
| 4 渭河流域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路径 |
| 4.1 遵循“四大规律”，补短板，强监管 |
| 4.1.1 治理渭河应遵循“四大规律” |
| 4.1.2“补短板”“强监管”，两手发力，协同推进 |
| 4.2 把渭河建设成为幸福河 |
| 4.2.1 建设“生态渭河”，打造国家重要生态屏障治理样板区 |
| 4.2.2 建设“平安渭河”，夯实渭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基础 |
| 4.2.3 建设“文化渭河”，创建大关中品质生活的标杆 |
| 4.2.4 建设“富民渭河”，打造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
| 5 结语 |
（4）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责任分担及其协同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中英文缩略词对照表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流域生态补偿及其利益相关者 |
| 1.2.2 流域生态补偿标准 |
| 1.2.3 流域生态补偿模式 |
| 1.2.4 多元化生态补偿 |
| 1.2.5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5.1 本文的创新点 |
| 1.5.2 本文研究不足 |
| 2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生态补偿 |
| 2.1.2 流域生态补偿主体和客体 |
| 2.1.3 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 |
| 2.1.4 多元主体协同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生态服务功能理论 |
| 2.2.2 外部性理论 |
| 2.2.3 协同理论 |
| 2.2.4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 我国流域生态补偿的多元化诉求 |
| 3.1 我国流域生态补偿的历史进程 |
| 3.1.1 我国流域生态补偿的政策演进 |
| 3.1.2 我国流域生态补偿的实践探索 |
| 3.2 我国流域生态补偿的矛盾困境 |
| 3.2.1 补偿主体单一 |
| 3.2.2 公共财政为主 |
| 3.2.3 补偿资金不足 |
| 3.3 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参与的障碍因素 |
| 3.3.1 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利益诉求缺乏协调 |
| 3.3.2 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相关权利责任不明 |
| 3.3.3 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集体行动规范缺失 |
| 3.4 流域生态补偿主体的多元趋势 |
| 3.4.1 流域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客观要求 |
| 3.4.2 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的公共利益诉求 |
| 3.5 本章小结 |
| 4 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的基本框架 |
| 4.1 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主体与客体界定 |
| 4.1.1 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的利益相关者识别 |
| 4.1.2 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利益相关者利益位阶测度 |
| 4.1.3 流域生态补偿的多元主体及其利益趋同分析 |
| 4.1.4 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的客体 |
| 4.2 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标准确定 |
| 4.2.1 流域生态保护成本核算 |
| 4.2.2 流域生态服务外溢效益评估 |
| 4.2.3 流域生态补偿标准范围 |
| 4.3 流域多元生态补偿模式 |
| 4.3.1 政府补偿模式 |
| 4.3.2 市场补偿模式 |
| 4.3.3 社会补偿模式 |
| 4.3.4 多元补偿模式的耦合 |
| 4.4 本章小结 |
| 5 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责任分担 |
| 5.1 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责任分担原则 |
| 5.1.1 受益者负担原则 |
| 5.1.2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
| 5.1.3 收益结构原则 |
| 5.1.4 能力结构原则 |
| 5.2 流域生态补偿责任的阶段性分担 |
| 5.2.1 初级补偿阶段 |
| 5.2.2 中级补偿阶段 |
| 5.2.3 高级补偿阶段 |
| 5.3 流域生态补偿责任的区域分担 |
| 5.3.1 基于单指标法的区域分担系数计算 |
| 5.3.2 基于综合法的区域分担系数计算 |
| 5.3.3 基于水功能区划的区域分担系数修正 |
| 5.4 流域生态补偿责任的主体分担 |
| 5.4.1 政府主体责任分担比例 |
| 5.4.2 市场主体责任分担比例 |
| 5.4.3 社会公众组织主体责任分担比例 |
| 5.5 本章小结 |
| 6 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协同效应 |
| 6.1 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协同机理分析 |
| 6.1.1 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协同关系 |
| 6.1.2 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协同动力 |
| 6.1.3 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协同效应与协同度 |
| 6.2 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网络型协同体系构建 |
| 6.2.1 流域生态补偿多层纵向协同 |
| 6.2.2 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横向协同 |
| 6.3 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协同仿真 |
| 6.3.1 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的协同度测度 |
| 6.3.2 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协同仿真模型构建 |
| 6.3.3 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协同仿真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协同实证应用——以大汶河流域为例 |
| 7.1 样本特征与描述性分析 |
| 7.1.1 研究区概况 |
| 7.1.2 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
| 7.1.3 描述性分析 |
| 7.2 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大汶河流域生态补偿公众参与特征研究 |
| 7.2.1 大汶河流域生态补偿公众参与特征的影响因素 |
| 7.2.2 大汶河流域生态补偿公众参与认知分析 |
| 7.2.3 大汶河流域生态补偿公众参与需求分析 |
| 7.2.4 大汶河流域生态补偿公众参与意愿分析 |
| 7.3 大汶河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责任分担 |
| 7.3.1 大汶河流域生态保护成本核算 |
| 7.3.2 大汶河流域生态服务外溢效益评估 |
| 7.3.3 大汶河流域生态补偿量区域分担 |
| 7.3.4 大汶河流域生态补偿量主体分担 |
| 7.4 大汶河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协同模拟仿真 |
| 7.4.1 大汶河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协同仿真参数值的确定 |
| 7.4.2 大汶河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协同仿真模拟结果 |
| 7.5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1.1 我国流域生态补偿的多元化诉求是多元主体协同补偿的现实基础 |
| 8.1.2 利益趋同的多元补偿主体是建立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的核心 |
| 8.1.3 相对明确的责任分担体系是多元主体协同补偿的前提 |
| 8.1.4 衡量协同效应的协同度是构建多元主体协同体系和仿真模型的关键 |
| 8.1.5 大汶河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协同实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建立多元主体协同补偿法律保障体系 |
| 8.2.2 健全多元主体协同补偿制度保障体系 |
| 8.2.3 完善多元主体协同补偿资金保障体系 |
| 8.2.4 优化多元主体协同补偿监管评估体系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协同研究专家调查问卷 |
| 附录2:大汶河流域生态补偿公众调查问卷 |
| 附录3: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协同仿真部分源代码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5）钱正英水利思想研究（1944—2012）（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第一章 钱正英从事水利事业的历程 |
| 第一节 战争年代钱正英初涉治水(1944—1949 年) |
| 第二节 钱正英投身大江大河的治理和农田水利建设(1950—1965 年) |
|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中钱正英在艰难条件下继续治水(1966—1976 年) |
| 第四节 改革开放后钱正英对水利事业的进一步探索(1979—2012 年) |
| 第二章 钱正英水利思想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关于水利建设的基本观点 |
| 第二节 关于水利规划、决策的观点 |
| 第三节 关于水利管理的观点 |
| 第三章 钱正英水利思想的基本特点与历史作用 |
| 第一节 钱正英水利思想的基本特点 |
| 第二节 钱正英水利思想的历史作用 |
| 结语 钱正英水利思想的当代启示 |
| 附录 钱正英治水大事记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索引 |
| 个人简历 |
（6）流域管理中社区和农户参与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1.1 发展的失衡 |
| 1.1.2 对发展的反思 |
| 1.1.3 现实的问题 |
| 1.2 研究背景 |
| 1.2.1 流域管理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
| 1.2.2 社区和农户参与流域管理的历史回顾 |
| 1.2.3 对不同时期社区和农户参与流域管理的评价 |
| 1.2.4 当前社区和农户参与流域管理的必要性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设计 |
| 1.4.1 研究目的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研究框架 |
| 1.4.4 相关概念和术语 |
| 1.4.5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6 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 |
| 2.1 参与相关理论综述 |
| 2.1.1 参与的理论来源 |
| 2.1.2 治理理论 |
| 2.1.3 自然资源产权理论 |
| 2.1.4 外部性理论 |
| 2.2 参与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社区和农户参与的宏观制度背景反思综述 |
| 2.2.2 公共政策领域中的参与研究 |
| 2.2.3 流域管理中的参与研究 |
| 2.2.4 发展干预中的参与研究 |
| 2.3 相关研究评述 |
| 第三章 社区和农户参与流域资源管理的制度环境分析 |
| 3.1 我国流域自然资源产权制度 |
| 3.1.1 我国流域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现状 |
| 3.1.2 社区和农户视角下,我国流域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存在的问题 |
| 3.2 我国流域资源管理法律法规 |
| 3.2.1 我国流域资源管理法律法规体系 |
| 3.2.2 社区和农户视角下,对流域资源管理法律法规体系的评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现行流域管理架构下的社区和农户参与分析 |
| 4.1 我国现行流域管理体制 |
| 4.1.1 我国流域管理体制之组织机构设置现状及问题分析 |
| 4.1.2 我国流域管理体制之权力配置结构现状及问题分析 |
| 4.2 现有流域资源管理体制下社区和农户参与分析 |
| 4.2.1 现有流域资源管理中的参与要素简介 |
| 4.2.2 流域资源管理参与者参与的实证调查和分析 |
| 4.2.3 流域资源管理中社区和农户现有参与存在的问题 |
| 4.2.4 社区和农户现有参与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4.3 利益界面视角下,社区和农户参与的可能性分析-以漳河流域水资源使用的外部性为例 |
| 4.3.1 漳河流域资源使用存在的外部性问题 |
| 4.3.2 社区层面的农户之间解决外部性问题的参与和合作困境 |
| 4.3.3 社区和农户对小流域外部性的解决缺乏合适的参与主体和渠道 |
| 4.3.4 流域不同区位间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缺乏对社区和农户利益的考量 |
| 4.3.5 跨流域的外部性传递中,超越"外部性"冲突之外的上一级政府没有提供切实可行的利益协商机制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社区和农户在小流域资源管理中的参与案例研究 |
| 5.1 社区和农户在小流域资源管理中的"利益冲突"案例分析 |
| 5.1.1 近年来发生在小流域资源管理中典型群体事件/集体行动 |
| 5.1.2 小流域资源管理典型群体事件中的参与分析 |
| 5.2 社区和农户在"中国小流域管理项目"背景下的参与案例 |
| 5.2.1 中国小流域管理项目简介 |
| 5.2.2 "中国小流域管理项目"下的参与 |
| 5.3 对"中国小流域管理项目"参与的分析和评价 |
| 5.3.1 参与的制度困境:从社区和农户的角度 |
| 5.3.2 参与的制度困境:从政府的角度 |
| 5.4 延伸讨论:从社区、小流域到流域的资源管理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社区/农户制度化参与流域管理的条件和制度设计 |
| 6.1 概述 |
| 6.2 制度建构 |
| 6.2.1 流域资源产权制度 |
| 6.2.2 流域管理法律法规/政策 |
| 6.2.3 流域管理体制 |
| 6.3 程序和机制设计 |
| 6.3.1 流域层面的参与机制设计 |
| 6.3.2 中/小流域层面的参与机制设计 |
| 6.3.3 社区层面的参与机制设计 |
| 6.4 参与平台和启动条件 |
| 6.5 参与机制的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和建议 |
| 7.1 结论 |
| 7.2 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附录1: 机构访谈 |
| 附录2: 问卷调查 |
| 附录3: 英赠项目问卷调查——户级调查问卷 |
| 个人简介 |
（7）新家园之他者：陕西省三门峡库区移民研究（1956-196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陕西省三门峡库区移民的因由 |
| 一、决策:中共中央对三门峡水利工程的整体构想 |
| 二、陕西省的初步回应 |
| 三、陕西省库区移民的总体设计 |
| 第二章 离乡:“外迁”与“内迁”(1956-1959) |
| 一、迁往银川 |
| 二、安置计划的改变与各方应对 |
| 三、省内安置:县内移民与迁往渭北 |
| 第三章 适应之难:作为博弈一方的移民(1960-1961) |
| 一、多重“彼此之分” |
| 二、上告:移民的武器 |
| 三、“武器失灵”:以盟庄大队安民问题的处理为例 |
| 第四章 夹缝中的移民:徘徊在新家园与库区之间(1961-1963) |
| 一、安区的“外来者” |
| 二、“拉吊庄”:与新乡党同返库区 |
| 三、库区“乱曲”:“外迁”移民的强势加入 |
| 四、“全员撤离库区” |
| 第五章 “新老疏离”的另一面相:以永平村为个案 |
| 一、溯源:走进蒲城永平 |
| 二、“新、老居民两相安” |
| 三、难以遮蔽的“另相疏离” |
| 四、引发“另相疏离”的原因分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8）苏联援建对西安现代工业城市建设影响的历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课题研究背景 |
| 1.1.1 政治背景——中苏同盟关系 |
| 1.1.2 经济背景——新中国工业化发展战略 |
| 1.1.3 区位背景——西安工业地位的确立 |
| 1.2 课题提出 |
| 1.3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4 相关定义、时间范畴和概念界定 |
| 1.4.1 相关定义 |
| 1.4.2 时间范畴 |
| 1.4.3 概念界定 |
| 1.5 研究综述 |
| 1.6 研究内容、创新点、难点 |
| 1.7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2 二十世纪二十至六十年代初苏联社会主义城市建设理论 |
| 2.1 20 世纪 20-60 年代初苏联政治与经济特征 |
| 2.1.1 苏联历史文化源流 |
| 2.1.2 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
| 2.1.3 苏联的工业化经济发展政策 |
| 2.2 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城市思想根源和建设特点 |
| 2.2.1 苏联城市建设主导意识形态 |
| 2.2.2 马克思、恩格斯的城市思想 |
| 2.2.3 苏联社会主义城市建设目的 |
| 2.3 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城市规划建设 |
| 2.3.1 空想社会主义城市思想 |
| 2.3.2 苏联社会主义城市规划思想 |
| 2.3.3 苏联社会主义城市建设特点 |
| 2.4 苏联社会主义城市工业区、工厂区与工业建筑理论 |
| 2.4.1 苏联城市工业区规划理论与特征 |
| 2.4.2 苏联工厂区规划、工业建筑理论 |
| 2.5 苏联工人住宅区规划与住宅建筑理论 |
| 2.5.1 工人住宅区与住宅 |
| 2.5.2 苏联住宅区规划理论 |
| 2.5.3 苏联工人住宅建设特点 |
| 2.6 小结 |
| 3 手工业及工业萌芽时期的西安城市空间格局 |
| 3.1 西安城市地理环境特征概述 |
| 3.1.1 地理环境特征 |
| 3.1.2 气候与水文特征 |
| 3.2 手工业时期的西安城市空间格局 |
| 3.2.1 手工业时期西安空间区位优势 |
| 3.2.2 手工业时期西安城市格局的演变 |
| 3.2.3 手工业时代的西安城市空间特征 |
| 3.3 近代工业萌芽时期的西安城市空间格局 |
| 3.3.1 近代工业萌芽时期的工业发展 |
| 3.3.2 近代工业萌芽时期的西安城市规划 |
| 3.3.3 近代工业萌芽时期的西安工业分布特征 |
| 3.4 西安近代工厂、工业建筑和城市居住形态 |
| 3.4.1 西安近代工厂区和工业建筑 |
| 3.4.2 西安近代民居形态 |
| 3.5 小结 |
| 4 苏联援助建设对西安城市工业空间格局影响 |
| 4.1 城市建设背景 |
| 4.1.1“生产性城市”建设方针 |
| 4.1.2“一五”时期西安工业建设 |
| 4.2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一五计划”时期西安城市规划 |
| 4.2.1 1950、1951、1952 年西安都市发展计划 |
| 4.2.2 借鉴苏联规划理论的《西安市 1953—1972 年城市总体规划》 |
| 4.2.3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三次都市计划与 1953-1972 年西安城市规划比较 |
| 4.2.4 苏联城市理论对西安城市工业空间格局影响 |
| 4.3 《1953-1972 年西安总体规划》工业区规划及工厂建设 |
| 4.3.1《1953-1972 年西安总体规划》的工业区规划 |
| 4.3.2 苏联援建的西安工厂区规划建设 |
| 4.3.3 苏联援建的工业厂房建筑 |
| 4.4 苏联援助建的工人住宅区与住宅建筑 |
| 4.4.1 西安工业建设与工人住宅需求 |
| 4.4.2 苏联援建影响下的工人住区规划 |
| 4.4.3 苏联设计理论影响下的工人住宅 |
| 4.5 小结 |
| 5 苏联援助建设对中国城市建设影响 |
| 5.1 新中国初期工业城市建设概述 |
| 5.1.1 影响新中国工业城市分布的因素 |
| 5.1.2 依托“156 项工程”的新中国工业分布 |
| 5.1.3 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城市类型的划分 |
| 5.2 苏联建设理论对中国城市建设影响途径 |
| 5.2.1“苏联模式”的引入方式 |
| 5.2.2“一五”时期苏联专家对中国城市建设的主导作用 |
| 5.2.3“苏联模式”影响形成的建设理念、方式与特点 |
| 5.3“苏联模式”影响的中国城市建设 |
| 5.3.1 城市内部整合 |
| 5.3.2 城市外部新区 |
| 5.3.3 新建工业城市 |
| 5.4“苏联模式”影响的工业区和住宅区建设 |
| 5.4.1“苏联模式”影响的工业区建设 |
| 5.4.2“苏联模式”影响的住宅区建设 |
| 5.5 小结 |
| 6 苏联援建的价值与启示 |
| 6.1 苏联援助建设的指导意义 |
| 6.1.1 城市建设全面师从苏联 |
| 6.1.2 城市建设以工业为核心 |
| 6.1.3 城市建设与计划相结合 |
| 6.2 苏联援助建设的作用 |
| 6.2.1 苏联援建的现象 |
| 6.2.2 苏联援建的文化内涵 |
| 6.2.3 苏联援建的时代性作用 |
| 6.3 当代城市转型中的保护与发展 |
| 6.3.1 城市工业遗产视角的传统工业区保护 |
| 6.3.2 城市更新视角的传统工业区发展 |
| 6.4 小结 |
| 7 结论 |
| 7.1 主要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博士在读期间研究成果 |
| 附录1 苏联援建的“156 项工程” |
| 附录2 《1953～1972 年西安市城市总体规划》 |
| 附录3 苏联援建西安建设大事记 |
| 附录4 1949-1960 年苏联城市建设相关译着 |
（10）基于复杂水资源系统的水利工程生态调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2 相关研究进展 |
| 1.2.1 水利工程生态效应研究进展 |
| 1.2.2 水利工程生态调度研究进展 |
| 1.2.3 水资源需求预测研究进展 |
| 1.3 存在问题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第二章 水利工程生态效应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
| 2.1 生态效应评价理论 |
| 2.1.1 生态效应内涵及分类 |
| 2.1.2 生态效应评价的理论基础 |
| 2.1.3 生态效应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
| 2.1.4 水利工程生态效应评价目的 |
| 2.2 水利工程生态效应评价理论 |
| 2.2.1 水利工程生态效应内涵与特点 |
| 2.2.2 水利工程与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系统的关系 |
| 2.3 水利工程生态效应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
| 2.3.1 水利工程三级生态效应 |
| 2.3.2 生态效应评价指标体系 |
| 2.3.3 指标体系评价标准 |
| 2.4 陕西渭河流域大型水利工程生态效应评价 |
| 2.4.1 流域概况 |
| 2.4.2 自然生态效应评价 |
| 2.4.3 大型水利工程生态效应评价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利益相关者参与法确定河道内生态环境需水 |
| 3.1 利益相关者参与法 |
| 3.1.1 相关方法的提出 |
| 3.1.2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3.1.3 利益相关者参与法的内涵 |
| 3.2 陕西渭河干流生态环境保护目标 |
| 3.2.1 生态环境功能断面的选取 |
| 3.2.2 生态环境保护目标 |
| 3.3 陕西渭河干流生态环境需水过程 |
| 3.3.1 生态基流 |
| 3.3.2 非汛期渗漏量与蒸发量 |
| 3.3.3 输沙需水量与环境流量 |
| 3.3.4 水景观生态环境需水 |
| 3.4 利益相关者参与法确定渭河干流生态环境需水 |
| 3.4.1 生态环境流量三级管理目标 |
| 3.4.2 生态环境流量过程的确定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竞争条件下的层次化用水分析方法 |
| 4.1 层次化用水内涵 |
| 4.2 用户需水级别划分 |
| 4.2.1 需水级别划分原则 |
| 4.2.2 用户需水级别划分 |
| 4.3 陕西省渭河流域灌区需水预测 |
| 4.3.1 灌区概况 |
| 4.3.2 灌区需水分析 |
| 4.4 各层级用户用水优先级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复杂水资源系统的水利工程生态调度理论与建模 |
| 5.1 复杂水资源系统理论 |
| 5.1.1 复杂水资源系统内涵 |
| 5.1.2 经济社会系统对水循环的影响 |
| 5.2 水利工程生态调度的二层结构方法 |
| 5.2.1 水利工程生态调度二层结构 |
| 5.2.2 第一层结构：复杂水资源系统模拟模型 |
| 5.2.3 第二层结构：生态调度优化模型 |
| 5.3 渭河流域水量模拟调控模型构建 |
| 5.3.1 模型构建与校核 |
| 5.3.2 边界控制情景分析 |
| 5.4 典型水利工程生态调度优化模型构建 |
| 5.4.1 工程概况及供水目标分析 |
| 5.4.2 水库调度策略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优化调度方案研究 |
| 6.1 宝鸡峡水库优化调度方案研究 |
| 6.1.1 边界控制情景1 |
| 6.1.2 边界控制情景2 |
| 6.2 魏家堡水利枢纽优化调度方案研究 |
| 6.2.1 边界控制情景1 |
| 6.2.2 边界控制情景2 |
| 6.3 灌溉供水量与生态环境流量变化响应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与创新 |
| 7.1.1 主要结论 |
| 7.1.2 主要创新 |
| 7.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项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获得的奖励 |
| 致谢 |
四、渭河流域综合治理规划专家座谈会在京召开（论文参考文献）
- [1]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规划策略研究[D]. 范晓鹏.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1(01)
- [2]20世纪50年代黄河治理中的苏联援助[D]. 赵雪. 西北民族大学, 2021(09)
- [3]“幸福河”内涵与实践路径思考[J]. 王平,郦建强. 水利规划与设计, 2020(04)
- [4]流域生态补偿多元主体责任分担及其协同效应研究[D]. 郑云辰. 山东农业大学, 2019(05)
- [5]钱正英水利思想研究（1944—2012）[D]. 吴凌志.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6]流域管理中社区和农户参与机制研究[D]. 王俊燕. 中国农业大学, 2017(07)
- [7]新家园之他者：陕西省三门峡库区移民研究（1956-1966）[D]. 田蕊.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7)
- [8]苏联援建对西安现代工业城市建设影响的历史研究[D]. 魏琰.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6(02)
- [9]大河上下[J]. 陈启文. 清明, 2016(02)
- [10]基于复杂水资源系统的水利工程生态调度研究[D]. 魏娜.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201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