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浅论小说艺术的嬗变（论文文献综述）
张晓波[1]（2020）在《朝鲜王朝科举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起源于中国的科举制度兼具人才培养与官吏选拔两大职能,对古代东亚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受封贡制度及儒家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朝鲜半岛的高丽王朝在公元958年模仿中国创建了自己的科举制度,至14世纪末朝鲜王朝取代高丽王朝,又将科举制度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本文以朝鲜王朝的科举制度为研究对象,涉及科举制度的渊源与发展,科举制度的科目分类与考试运行,科举制度的弊端及代表性改革主张,科举制度的特点等,并从认识他者与反观自我的双重维度,探讨了中朝士人对彼此科举制度的认识与评价。朝鲜王朝在承袭前朝和师法中国的基础上,完成了科举制度的“本朝化”和“在地化”。就科目分类的横向角度而言,本文将朝鲜王朝的科举考试科目概括为“两类四科”,在考察式年试与特别试的基础上,系统介绍了小科、文科、武科、杂科的科场规制与考试流程。从历史发展的纵向角度而言,本文对朝鲜王朝503年的科举历史作了阶段性划分:朝鲜王朝的科举制度在14世纪末至16世纪中叶完成了定型与发展,在壬辰战争前后经历了冲击与调整,在17-18世纪进行了改革与调适,及至19世纪遭遇了来自外部的新危机,最终在“甲午更张”时被废除。除人才培养和官吏选拔外,科举制度还具有传播儒学、教化民众等功能,客观上有利于巩固朝鲜王朝的统治。但法久弊自生,科举制度在长期的运行过程中,既有科举种类繁多、录取人数过滥,科举考试中轻讲经、重制述等科场规制等不足,也有考官与应试举子联合舞弊等问题,这些弊端严重弱化了科举制度作为国家伦才大典的权威性与公平性。为此,朝鲜王朝从国王到士绅皆曾提出改革科举的主张。其中,18-19世纪的科举改革主张最具代表性:正祖李祘从“君师一体”的理念出发,发布科举变通纶音;丁若镛主张以中国明清两朝的科举制度为蓝本,对本国的科举制度进行全面改革;尹愭提出革除科举弊端的上中下三策。其他士人还从精心遴选考官、压缩录取名额、增加面试环节、宽限阅卷时间、严格考试纪律等五个方面,主张变革科举制度。但在朝鲜王朝传统的两班体制下,科举逐渐沦为两班维系自身阶层利益的工具,上述科举改革主张有的未曾实施,有的在实施过程中背离了改革的初衷。在作弊与革弊的双重变奏下,朝鲜王朝科举制度的积极因素日渐衰微,消极因素不断放大,最终积重难返。19世纪末,在内忧外患日益加剧的情况下,朝鲜王朝下令废除科举制度。从朝鲜王朝内部讨论其科举制度,固然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但放在东亚视域下观察中国、朝鲜、越南的科举制度,尤其是对中国明清两朝与朝鲜王朝的科举制度进行比较,探讨东亚世界科举制度的多样性,当更有意义。与历史上中国和越南的科举制度相比,朝鲜王朝科举考试种类繁多且特别试多于式年试,重文轻武的倾向更加明显,形成了“进士”“壮元”等特有的科举术语体系和白牌、红牌制度。从开放性和封闭性的角度来看,朝鲜王朝既允许在职官员参加科举考试,体现了科举制度的开放性;同时又对庶孽子孙参加科举考试进行严格限制,体现了科举制度在两班阶层内部的封闭性。就效率和公平而言,朝鲜王朝既通过科举直赴法和特别试鼓励优秀士子脱颖而出,同时又为权贵阶层绕开正常的式年试大开方便之门。在这种看似矛盾而又符合朝鲜王朝实情的环境中,科举制度呈现出极大的韧性与张力。在封贡体制下,中国和朝鲜王朝的读书人通过官方和民间两种渠道增加了对彼此科举制度的认识和了解。除了这种单向的认识外,1766年朝鲜人洪大容与中国人严诚、潘庭筠通过你来我往、相互问答的笔谈形式,亦广泛而深入地讨论了两国的科举制度。在这种比较与认识中,中国人更多体现出的是对异域科举制度的好奇与“同文”之情结,至多是一种潜意识的简单类比,少有反观自我之意;而朝鲜人除了对异域的好奇与“同文”之情结外,更多的是对儒家文明与中华制度的寻根与溯源,以及在认识他者基础上的揽镜自鉴。
池茗,高文韬[2]（2020）在《2016年中国古典诗歌研究论文索引》文中研究指明*本索引收录2016年中国古代诗歌相关论文目录,收录范围包括中国大陆正式出版的期刊、报纸。整理参考《中国知网》《全国报刊索引》等相关刊物。*个别文章在发表时文字或标点不甚规范或有错误,但为了与发表时的原貌一致,故不做修改。*目录按时代编排大类,重要体裁、作家再细分小类。*每条所列内容及格式为:作者:题目,《刊物》（出版地）,期数,页码。
郑晓锋[3]（2020）在《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文中提出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在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历程中,语言变革无疑是最直观、最明显的因素。所谓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其基础表征就是文学语言的现代性。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成功建构了现代汉语规范化意义上的汉语语言系统——即以白话文为中心的汉语语言体系的确立与强化。但由于传统的“重内容轻形式”的研究倾向,对文学语言作为符号性媒介的本体性研究很容易被忽略;再者,白话文在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几乎成了定型状态,研究者更多地是从静态视角探究文学语言问题,而没有将其放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动态视域中加以考察,从而无法深入研究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层面的变化;此外,文学语言审美层面的动态演变也有待挖掘。本文以“媒介生态”为切入点,在关注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宏观维度的基础上,再从文字、报刊、图像、网络等微观视角出发,探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和发展的原动力,以期勾勒出一个连续性的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的历史图景。所谓“媒介生态”,其最初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北美的Media Ecology研究,这与20世纪末中国本土兴起的媒介生态学研究有着本质的区别。北美Media Ecology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对人与传播媒介的关系研究,立足点是人,强调媒介对人类、人类文化或人类社会的影响,带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而中国本土的媒介生态学所要遵循的原则和最终旨归是建立人—媒介—社会—自然系统的和谐关系及实现媒介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其出发点是媒介。但同时我们应看到二者的联系,因为北美Media Ecology所关注的人与媒介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重要一隅,所以,对于北美的Media Ecology,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的差异性,也要看到其长处,对其有益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要加以合理的批判和吸收,以充分地运用到我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上来。至于北美Media Ecology和中国媒介生态学之间的差异,北美Media Ecology认为“人是条鱼”,生活在媒介环境构筑的“水”中,它重点研究媒介对人的影响,“它试图找出媒体迫使我们去扮演什么角色,媒体如何构建我们所看到的,为什么媒体让我们如此这样地感觉和行动”;而中国媒介生态学认为“媒介是条鱼”,生活在社会生态系统的“水”中,这一系统由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等生态因子构成,且以媒介及媒介的存续环境（媒介之间、媒介与社会之间）为研究中心。这种以“媒介”为中心的媒介生态理论,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预先的理论视域。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提高,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然有学者将之推至“文学四要素”之外“第五要素”的高度,媒介及媒介文化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语言论转向对我国文艺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使得文学语言的符号媒介性功能逐渐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不再将之视为一种应有的静态之存在,而是一种通过动态变革演化而来的;它也不再仅是一种纯粹的工具性存在,而且还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本体。文学语言作为一种媒介符号,它的历史变革势必会受到其所依存的媒介生态的影响。再者,从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来看,“向内转”和“向外突”是其发展的两种基本路径,前者强调文学研究对文学文本的重视,而后者则强调打破文学的固有边界,把文学研究拓展为文化研究。对文学语言本身的研究属于文学研究中的“内部研究”,而探讨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制的外在媒介生态因素属于“外部研究”,挖掘内在文学语言与外在媒介生态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将内部和外部研究联系起来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方法论上的创新。文学媒介和文学语言有着天然的联系。首先,文学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其次,除文学语言以外的其他文学媒介都是文学语言的承载媒介,比如书籍、报刊、电子书、文学网站、文学广播和文艺类影视等等。不同的媒介形式,就会有不同的文学语言形式。随着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地位的演变和提升,百年来文学语言也经历了不同的变革。整体上呈现为由文言到白话、由高雅到通俗、由静态到动态、由符号到图像、由单一到多元等趋势的异变。全文共分为导论、正文、余论三大部分,导论部分主要是对本文的理论视域、选题缘由及思路、研究现状、研究价值和意义予以介绍,在对已有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肯定了现有研究成绩,但也存在不足,比如对于现代汉语白话形态的理所当然认同致使对语言的研究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处境,已有成果多于静态的叙写而非动态层面的规律演变之探究,文学语言多为工具性存在而非对象性指称,文学语言研究的理论深度不够,等等。然而,文学活动中媒介作用的增强和文学语言的媒介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媒介生态,因为文学语言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它是微观媒介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生成、存在和演变不仅受到其他微观媒介（如书籍、期刊、报纸、广播、影视、互联网等）的影响,还受到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外在媒介生态的宏观建构,这就为我们从媒介生态维度研究近百年文学语言的变革提供了可行性契机。正文部分一共六章。分别从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作所经受的不同时期的明显的媒介生态为特征分章展开。第一章针对本文研究的理论视域和方法论原则——媒介生态,作一详细的梳理和介绍。所谓媒介生态,即媒介的存在场域,既包括媒介本身的存在状态,亦包括媒介所受制的外在因素。文学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媒介,是该场域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媒介生态的整体性、多样性、互动性、平衡性、循环性,又对文学语言的存在和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媒介生态主要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层面,而宏观意义上的媒介生态又是通过微观层面的媒介生态而对文学语言的变革产生直接的作用和影响。第二章是从晚清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到的显着的文化媒介生态入手,主要包括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五四白话文运动两大显着的文化现象。从晚清黄遵宪提出“语文合一”①的观点开始,以封建士大夫为代表的维新派意识到民众思想启蒙对于挽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要性,而思想启蒙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打破传统文言的隔阂,推行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新的白话语和白话文体开启了文学创作新的表达方式,促成了以白话小说为主的文学文体的勃兴。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报刊理念的引入激发了国人的办报意识,中国现代报刊业开始起步,为晚清白话文运动提供了必要的媒介传播平台,打造了全新的社会舆论空间,因之而出现了王韬的“报章体”、梁启超的“新民体”、欧化语中的新名词等新的语言形式,促发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等文体革新运动。明显来看,以文字改革为中心的晚清白话文运动是在文化媒介生态发生变化之际而发生的文学语言改革行为,但语言媒介符号所处的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等也出现了新情况,在这种合力下,晚清文学语言开始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而20世纪初五四白话文运动前后带来了中国文学语言的历史性变革。这一时期的语言变革及其新文体实践,直接带来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现代化转型。与晚清白话文运动不同的是,五四前后的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则对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其对传统文学语言的改造和新文学文体的生成更具革命性、彻底性,经过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五四白话文运动倡导者的努力,白话文终于取代了文言文在传统文学中的正统地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书写的合法性语言。第三章主要是从文学语言变革受到的典型的政治媒介生态出发。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①的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这一时期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政治媒介生态作用渐趋明显,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决裂之后,中国国内政权主要呈国民党、共产党两大党派对峙局面,中共为争夺社会话语权、树立政治威信和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以“左联”为代表的文学阵营开展普罗文学运动,推行文艺大众化,最重要一方面就是文学语言向人民大众靠拢的通俗化运动。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又提出了中国文学及文学语言的“民族形式”改造问题,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形式;后期主要表现为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时期的国家政权实现了统一,经历长期动乱的中国社会百废待兴,文化资源的重置和控制是其重要方面,从第一次文代会规定文学写什么、怎么写、为谁服务,到十年文革政治对文化（文学）的强势干预,都从根本上左右了新中国文学语言的书写模式,文学由于表征的优势、作为文化资源的稀缺性等满足权力实现的条件,在相当长的历史语境中被建构成为一种文学权力。总的来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文学语言所存在的政治媒介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一语境下,新中国之后的文学语言建设则是由党和国家实施的自上而下的文化行为,是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学语言变革,集中表现为文艺在“二为”方向指向下的政治性、民族性、通俗性言说,并在建国前十七年文学中取得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成就,引发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转向。第四章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文学（语言）所受到的经济媒介生态作用渐强的角度来说的,多重利益追求和文学理想带来了文学语言的多元化呈现。新时期以来随着党和国家政策上的调整,我国文化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集中表现为对“十年文革”造成的冤假错案的拨乱反正、重新探讨和确立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确立文艺创作新“二为”方针等方面,文化领域开始朝着良性的、健康的方向发展。随着国家社会发展经济重心的确立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这一时期文艺创作的一个显着特点是经济导向性增强,文学格局开始由建国前三十年“一体化”向多元化发展,文学语言呈现出政治话语、精英话语、通俗话语等三大主方向演变,并在市场经济的导向下发生着多种可能性。第五章主要讨论的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技术媒介生态在文学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学语言呈现出了图像化、类型化、跨语体、碎片化、互动性、颠覆性、消遣性、审美性缺失等特征。新世纪的文学格局较20世纪后半期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我国消费社会的逐步形成和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网络文学的蔚为大观,传统官方主流文学和社会精英文学的势力范围正在急剧减缩,并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寻求突破和转型;而菁芜杂存的网络文学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在广播、影视、互联网等媒介技术的进一步助推下,大有独霸天下之势。新的文学形态势必会呈现出新的语言形式,而新世纪文学语言的种种特征,就是文学语言在媒介技术的支撑下的多样化呈现。第六章主要是对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作一简单介绍。此两种媒介生态参与了各个时期的文学语言建设,且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它们共同促成了中国文学语言的百年转变,这也是它们的合力性使然。但因二者与前几个分期所受到的鲜明的媒介生态相比,显得稍微次要了一些,故单章给予简单的介绍,以此说明它们并非缺席,以此体现构成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媒介生态的完整性。结论部分主要回答了从媒介生态视角审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它到底发生了何种动态变革。从19世纪后半叶的晚清白话文运动开始,先后经历了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文艺大众化”讨论、“民族形式”建设、农村新通俗小说试验、工农兵创作方向、新时期文学语言的“话语解放”,再到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类型化等转向,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和变革的基本路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也是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变迁史。总的来说,文学语言作为媒介符号,影响其变化的因子有很多,整体上可分为包括以“媒介”为中心的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这些宏观因素通过影响媒介介质而对微观上的文学文体和文学语言发生作用,这是由文学所在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决定的,语境不同,各种因素作用力的强弱也会有所不同,它们所关注的着力点也会不同。在这些媒介生态的组成中,除了媒介技术对文学（语言）能带来直接的影响之外,其他五个都是间接影响因子。当然,如此区分只是理论上辨析的需要,在实际的文学实践中,对文学（语言）的影响往往是它们合力的结果。比如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在文化领域政策上的改革对社会传播媒介和载体媒介的影响,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政治媒介生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商品经济竞争机制的逐步形成,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经济媒介生态;文化政策的宽松和西方文学思潮的涌入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化的文化媒介生态;文学传播所依赖的媒介技术的革新则是文学语言发生的技术媒介生态;文学生产在市场价值规律的调节下开始关注和重视读者的文学需求,导致作家必须创作读者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受众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上升,即受众媒介生态对文学产生影响。此外,影响媒介传播的地区发展差异、自然交通状况等也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其他生态因子。因此,全篇以一种历时性叙述路径,以文学语言所受影响的典型的媒介生态而分阶段行文,即是处于此种考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文学语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受众的等媒介生态息息相关。
印美娟[4]（2020）在《传统与新变：清末民初（1910-1918）改良新剧剧本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话剧传人中国,与中国传统戏剧碰撞、冲突、交融,产生出一种新的文学形式——改良新剧。改良新剧是中国戏剧与西方话剧共同孕育的产物,是传统戏剧和时代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作为古典戏剧向现代话剧过渡的戏剧形式,它具有西方戏剧的艺术特征,亦未脱传统戏剧之窠臼,同时也掺杂着时代环境所投射的非艺术因素。本文以清末民初（1910-1918）期刊杂志登载的新剧剧本及新剧艺人忆述的演剧脚本为研究对象,以新剧的舞台实践及戏剧评论作为材料补充,以结构体制、文体特性、舞台艺术为切入点,分析新剧对中国古代戏剧的继承及其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嬗变:第一章论述改良新剧的结构体制,主要包括新剧的结构方式与外在体式。新剧基本上效法中国传统戏剧的编剧方法,采用点线式结构组织故事情节。同时,它还借鉴改良新戏的幕外戏的表演手段,或连贯剧情,或插科打诨。在体制方面,改良新剧效仿西方戏剧的分幕分场的方式,却袭用了的中国传统戏剧的场次名称、分出标目及开场,保留着大量的传统戏剧的“形骸”。第二章论述改良新剧的文体特点,主要包括台词的艺术、唱曲的魅力及舞台提示词的蜕变。新剧以对话与舞台提示词为主体,同时保留了中国传统戏剧的叙述者干预以及小说式的叙述方式;受传统戏剧的浸润,新剧剧本保留着大量的唱曲,或是迎合中国观者爱唱之心理,或是抒情达意,或是开启民智、灌输文明。尽管新剧的舞台提示词保留着中国传统戏剧“++介”的范式,不过,提示词总体上呈现出细致、熨帖的特点。第三章论述改良新剧的舞台美术,主要包括新剧的舞台布景、演员妆饰、灯光技术及音响效果。剧作家比较重视剧作的舞台艺术,精心设置布景为角色提供活动场景、映衬角色性情、渲染戏剧氛围;注重演员妆饰,使其外在形象与性情气质保持一致;合理利用灯光技术,创设戏剧情境,强化角色的心理情绪;充分发挥音响效果,展现时代面貌,传达人物的情绪。改良新剧是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所产生的一种文学样式,它的革新顺应了中国观众要求戏剧反映社会现实、针砭社会弊病、启民醒世的心理诉求,发挥了戏剧的教育功能;它对传统戏剧、改良新戏的继承,适应了观者的审美习惯,保证了戏剧的娱乐功能。
马巧仪[5]（2020）在《凡一平小说的影视改编研究》文中认为凡一平作为广西文学与影视两栖的壮族作家,当前学界以研究他的中长篇小说为主,研究点大都集中在小说人物、精神内核、创作特色三大方面,而关于小说的影视改编研究是近年新起的研究点,虽有不少论文成果,但相对零散,仍少有人结合文学与影视层面进行系统、整体的研究。本文的论旨由此生发。在审美娱乐化、大众化、市场化的多元文学背景下,大众对文学的认知方式已然发生改变,小说的影视改编化日渐成为人们接触、认知文学作品的重要渠道。基于此,本文以广西壮族作家凡一平为研究对象,试图结合文学地理、影视等有关知识,立足广西本土文化的背景影响,深入文本把握本土文化对凡一平的小说创作和影视改编所带来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探析凡一平小说创作与影视改编之间的联系。“文学影视化”现象是当代文学大潮中一个主要发展趋势,作家在文学基础上所展开的影视上的二次创作,有利有弊,而如何把握这个利弊界限是作家要注意的问题,也是学者研究关注的重点。凡一平作为文学与影视的两栖作家,其创作在西南省区具有一定代表性。本文希望透过对凡一平小说的影视改编研究,能得出适合当下作家的一些新的文学创作经验和影视改编启示。本文分四章展开论述。第一章分析概括凡一平现有的小说作品及相应的影视改编作品,分“凡一平小说的创作历程”“凡一平小说的影视改编”两节展开论述;第二章对凡一平的主要小说与对应影视改编作品的特征进行分析,分“小说与影视改编的关系”“小说的影视特征”两节展开论述;第三章主要就广西本土文化对凡一平的小说及其影视改编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分“本土文化与凡一平的关系”“凡一平小说的本土文化特点”及“本土文化对凡一平影视改编的影响”展开论述;第四章则总结凡一平小说的影视改编所带来的启示,分“广西文学不可缺的一环”“影视热下对文学的坚守”两节展开论述。
罗紫榆[6]（2020）在《近年来现实题材主旋律电视剧的类型叙事研究》文中指出随着时代的发展,主旋律电视剧的主题内涵在不断丰富。现实题材以反映当代人的思想情感和社会状态为主体,不断融合新的社会动态加以创作,令观众时刻感受到时代脉搏的跳动、时刻体会到时代气息的变更,成为主旋律电视剧的有力枝干。类型叙事作为一个特定叙事体系,在遵循故事一般性成规的基础上,适当进行调整、融合、变化,培养相对成熟的观众群体,并顺应观众的期待不断对类型电视剧叙事模式进行革新。类型叙事强化了现实题材主旋律电视剧的大众化表达,并显现出一些文本内容上的规律。本文以现实题材主旋律电视剧的类型叙事作为研究对象,对近年来的现实题材主旋律电视剧影像文本进行分析,希望能为此类电视剧类型叙事的良性发展提供一些建议。第一章厘清了“主旋律电视剧”、“现实题材电视剧”、“现实题材主旋律电视剧”三个概念以及对“类型电视剧”与“类型叙事”、“电视剧类型”与“现实题材主旋律电视剧的类型”进行辨析,对本文的研究对象进行了确定,并整理了“主旋律电视剧”的内涵变化,对“现实题材”被囊括进“主旋律电视剧”作出了阐述。第二章梳理了“主旋律”时代内涵的变迁,从类型叙事的特征和现实题材的优势分析了现实题材主旋律电视剧的特点,并列举了现实题材下,军旅剧、家庭剧、都市剧和行业剧是怎样与主旋律内容进行有机结合的。第三章采取个案分析法,先从总体概述军旅剧、家庭剧、都市剧和行业剧的创作内涵,再选择四部能分别代表近年来这四类电视剧创作倾向的剧集,从人物形象、情节设置、视觉图谱和主题观念四个方面阐述这些剧是如何进行类型叙事的。第四章,类型融合是电视剧艺术与电视剧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走向成熟和完善的重要标志。本章重点论述了近年来现实题材主旋律电视剧里,类型融合的元素调动与表现特征,并从切实表达的时代主题、多线铺展的情节节奏、多面性格的人物塑造和多元融合的风格拓展四个方面,剖析了近年来此类电视剧受到大量关注与良好口碑的缘由。第五章,对近年来现实题材主旋律电视剧进行了反思和展望。从三个方面反思了创作意图与市场接受上的得失,一是通俗审美与抽象形态的隔阂,二是人物深度与支线庞杂的矛盾,三是类型期待与叙事套路上的落差;从两个方面展望了现实题材主旋律电视剧如何走向“讲好中国故事”,一是关注现实和扎根生活的类型开发,二是展现艺术与市场运作的价值平衡。
孙晓东[7]（2019）在《京剧“隋唐”故事戏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京剧“隋唐”故事戏为研究对象,从一纵一横两个方向展开论述。纵向研究对“隋唐”故事的跨文体演变进行梳理,将京剧之前的“隋唐”故事在不同文体中的发展作深入的考述,作为京剧“隋唐”故事戏研究的参照背景。横向研究解决研究综述中提出的目前京剧“隋唐”故事戏演剧中存在问题,力求将京剧“隋唐”故事戏的具体研究推向深入。第1章绪论部分,对目前京剧“隋唐”故事戏的研究状况予以综述,从剧目、表演、剧本三个方面综述学界的研究成果,并指出目前研究的不足之处,即在剧目研究中对剧目来源与嬗变的研究比较薄弱,在表演研究中应加强对京剧“隋唐”故事戏的整体研究以及对代表剧目的艺术价值评价,在剧本研究中对京剧“隋唐”故事戏剧本改编、演变及文学价值的研究还不够充分。第2章则纵向梳理“隋唐”故事的跨文体演变,将京剧之前的“隋唐”故事在不同文体中的发展作深入的考述,在为京剧“隋唐”故事戏研究的参照背景的同时,亦与京剧“隋唐”故事戏一同构成“隋唐”故事发展的整体脉络,从而便于余论中探讨京剧“隋唐”故事戏的整体内涵与价值。第3章为剧目研究。首先将京剧“隋唐”故事戏现存剧目作梳理和分类,按照题材、行当和主角身份分别分类,从而得出京剧“隋唐”故事戏中生角的军事战争戏最多,并形成了薛家将、秦家将等系列家将戏,这与“隋唐”故事以隋唐易代的军事斗争及唐初对外战争为主要内容是相一致的。其次是京剧“隋唐”故事戏剧目来源研究,分别从源于其他剧种的剧目、京剧演员自创剧目、改编传统戏剧目来探讨。其中以源于其他剧种的剧目为重点考辨对象,分别从徽剧、汉剧、昆曲和秦腔四个剧种对京剧“隋唐”故事戏剧目的影响作具体的考辨。再次为剧目嬗变研究,分别从剧目地位的变迁、剧目内容与表演的变化和剧目的散佚三个方面探讨京剧“隋唐”故事戏的嬗变情况。第4章为表演研究。京剧“隋唐”故事戏中很多剧目经众多京剧表演艺术家的精彩演绎,成为京剧表演艺术流派的代表剧目,并且在京剧行当的发展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因此,本章首先探讨京剧表演艺术流派代表作中“隋唐”故事戏表演艺术,分别以谭派老生代表剧目《当锏卖马》《南阳关》、俞派武生代表剧目《晋阳宫》《四平山》和黄派武生代表作《独木关》《凤凰山》等为例探讨京剧艺术流派代表作中“隋唐”故事戏表演成就。其次从京剧表演行当的角度探讨京剧“隋唐”故事戏的贡献,分别从唱工小生与《叫关》《小显》、旦角艺术的发展:《樊江关》与《棋盘山》和铜锤花脸与《白良关》等“隋唐”故事净角戏等三个方面呈现不同行当京剧表演艺术家演绎京剧“隋唐”故事戏剧目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对京剧表演行当发展的贡献。再次,清宫演出作为京剧表演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隋唐”故事戏的演出亦占有很大比重,对民间京剧“隋唐”故事戏也有重要影响。第5章为剧本研究。京剧“隋唐”故事戏存世剧本八十余种,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首先,以这些剧本为基础,结合民国以来对京剧剧本改编的讨论,探讨京剧剧本改编的策略与效果。这部分以程砚秋的《柳迎春》和马连良的《临潼山》为例,探讨旧戏改编的策略和效果,可以看到对剧本和在崇古与创新上的辩证选择的前者成功、后者失败的主要因素。其次,由于京剧是演员表演为中心的剧种,再加上京剧演员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所以京剧剧本大多唱词粗鄙不文、缺少华彩,剧本结构简单粗疏,显得文学性不强。因此,如何评价京剧剧本的文学价值,就成为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总结前人对京剧文学价值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以京剧“隋唐”故事戏为整体,探讨京剧“隋唐”故事戏的文学价值。最后在余论部分揭橥京剧“隋唐”故事戏的整体内涵与价值。
钟敏华[8]（2019）在《王小波小说创作心理嬗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一部文学作品的诞生,是一个复杂的再创造过程。创作心理是文学创作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研究作家的创作心理以及其变化发展的过程,可以了解作家的创作动机,从而了解作家需要表达的深层次思想。王小波是中国当代文坛上着名的作家。近年来,随着王小波的作品社会接受度的提高,学者们对王小波的研究也日益增加。综观近20年（1998—2018年）学术界对王小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作品的创作风格、语言特色、精神结构以及对西方文艺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上,却鲜少有人对王小波的创作心理进行分析。王小波的小说作品风格特异,他的创作心理和创作风格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也呈现了不同的变化,通过研究他的创作心理及其嬗变的过程,可以让读者看到一个更为完整的王小波。此文以王小波小说创作心理为切入点,结合他不同时期的小说作品,对其创作过程中出现的心理现象和创作心理的嬗变进行剖析、归纳与研究。本文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阐述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现状及研究意义。第二部分为论文主体论述部分,第一章阐述王小波小说创作中显示的心理特征,主要从自卑情结、反抗心理和自我补偿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从整体上对王小波小说作品的心理进行把握。第二章详细分析王小波小说创作心理的嬗变轨迹。第三章从作家个人气质、求学经历、人生阅历和人生意识三个方面对王小波小说创作心理嬗变的原因进行分析。第四章是创作心理变化对王小波小说创作的影响,主要从人物形象塑造、叙事模式、精神结构三个方面进行阐述。第三部分为结语,是对论文的研究进行总结。此文在对王小波小说作品进行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运用文艺学理论、精神分析学、创作心理学、阿德勒自卑心理学等理论对文本进行深层分析,探究王小波小说创作心理的嬗变过程、原因及其影响,以便更深入地了解作家作品中所表达的主题和深层的内涵,为更深入地分析和解读王小波及其小说作品提供新的途径,具有实质性的研究意义。
周芳[9]（2019）在《E.T.A.霍夫曼作品中的“阿特兰提斯”研究》文中研究表明E.T.A.霍夫曼是德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着名作家、音乐家、指挥、舞台设计。他被誉为歌德和海涅之间最具世界影响的德国作家。他的很多作品都表现了神秘力量对人的控制,使得人产生分裂和异化,因此他很早就被称为“幽灵霍夫曼”。但他的作品中也确实存在体现和谐、统一的因素,而这些因素都可以归到他最有名的童话小说《金罐》里的“阿特兰提斯”这一概念之中。籍由“阿特兰提斯”表达出来的思想内涵贯穿于霍夫曼的所有作品,研究“阿特兰提斯”对于研究霍夫曼具有重要意义。从柏拉图、培根、诺瓦利斯到霍夫曼,他们作品中出现的“阿特兰提斯”分别体现了人类在古希腊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和工业革命初期文人们对理想社会与生活的想象。柏拉图的“阿特兰提斯”反映了当时对农耕文明的追求,偏重地理意义的描述。培根的“阿特兰提斯”则是文艺复兴时期对科技改变生活的预言。欧洲工业革命初期的诺瓦利斯与霍夫曼更多是从虚幻的角度来构建理想社会。霍夫曼作品中“阿特兰提斯”的内涵包括国家、社会与个人三个层面。从国家整体层面上来说,“阿特兰提斯”是霍夫曼诗意想象王国的文学表达与政治期望。他的很多作品中都出现了艺术家所向往的自由王国或是梦想国度,在这里他们可以尽情发挥想象,自由地进行艺术创作。政治期望在他的作品中更多是通过揭露社会黑暗,批判丑恶现实来进行书写描绘的。社会层面的“阿特兰提斯”体现在作者对人与人、人与新兴事物（如机器人）关系的描述中:一方面他强调真诚、善良地对待他人,另一方面他以沉迷于研究机器人原理的角色表达了对新兴事物应持有的理性态度。只有保持真诚、善良的品质,在注重情感的基础上保持批判性思考,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才会和睦、健康地发展。在个人层面上,霍夫曼认为“阿特兰提斯”实现的主体是艺术家或者诗人。他们拥有的“童稚般的诗人气质”有助于克服工业社会造成的人的分裂。但是在霍夫曼的作品中,葆有童心、坚持想象的艺术家只有借助魔法或神力才能进入美好、自由的“阿特兰提斯”。在当时的德国,想要获得和谐统一也许只有依靠艺术的想象或者实践才能消解日常生活的艰难与平庸。霍夫曼作品表现“阿特兰提斯”有国家、社会与个人三方面的原因。当时的德国保守、落后、动荡、腐败,渴望强大的普鲁士开始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和文化等各方面的资产阶级改革。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为资产阶级文人的霍夫曼构想出了“阿特兰提斯”这般理想境地,展现了他对国家统一的文学回应。正是因为资产阶级的兴起,文学、哲学等社会思潮开始关注市民阶层的人性、心理、精神疾病等问题。霍夫曼对此很感兴趣,与其中某些思潮的代表建立了私人关系。所以他的“阿特兰提斯”才会特别关注人性的分裂与统一。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而不断发展的科技及相关物品开始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研究意识与环境关系的动物磁力说,舒伯特关于音响学的假设等科学理论或假设也吸引了霍夫曼的注意力,因此在“阿特兰提斯”中经常会有音乐、声响对人情绪、心理的影响。霍夫曼从小就缺少家庭的温暖,常常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世界,依靠音乐、文学、绘画来排挤生活的苦闷。成年的霍夫曼白天过着早出晚归的市民生活,晚上沉浸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这种分裂的生活以艺术家和同貌人的方式反映在他的作品里。是“童稚般的诗人气质”及他的艺术想象让他获得内心的安宁,实现自我的统一。霍夫曼使用了现实批判、艺术童话体式和复调、反讽等叙事技巧来表现“阿特兰提斯”。霍夫曼在作品中较多地批判了小市民形象,他们刻板、保守的性格与诗人自由、奔放的特点形成了鲜明对比。对小市民的鄙夷也是对落后、保守社会的批判。艺术童话是最能体现浪漫派写作主旨的体裁。霍夫曼使用这种体裁,将现实与幻境完美结合起来,使他的想象得到了更好的发挥,奠定了他在这一体裁史中的地位。他的复调、反讽等叙述技巧使“阿特兰提斯”以不同的面貌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阿特兰提斯”对诗人、艺术家的专注,尤其是通过他们表现出来的人性分裂与统一的问题以及“阿特兰提斯”的艺术表现手法对后世作家有深远的影响。法国和俄罗斯都是对霍夫曼具有较高接受度的国家,因此以法国的波德莱尔和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例来分析他们对霍夫曼“阿特兰提斯”的接受。波德莱尔主要是在诗体内容（诗人和魔鬼,即人性的两面）与表现手法（通感）等方面受到了霍夫曼的影响。霍夫曼对人性分裂与统一的关注,促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了《双重人格》等作品。在文学史方面,虽然霍夫曼创作的“阿特兰提斯”并不能算作真正的乌托邦文学,但是它也涉及了其核心特点,即对社会的批判与对理想社会的建构。所以霍夫曼的“阿特兰提斯”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也继承了乌托邦文学传统。以往的乌托邦文学更注重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等整体性方面,比较少有涉及社会构成主体的人。霍夫曼在“阿特兰提斯”中对人与他人的关系、人的自我统一等方面的关注可视为是对乌托邦文学传统的一种补充与提升。他经由“阿特兰提斯”所推崇的童心、想象力和艺术还具有社会意义。只有葆有童心,不忘初心,才能真正完成自我的成长,从而实现人与自我的和谐统一。拥有童心,才能保持想象力,艺术审美及实践既是表现童心与发挥想象的有效途径,也是这两者的目的之一。这些对于儿童的成长与教育都具有现实指导意义。而艺术的审美与实践能帮助现代人抵抗来自科技世界对人的异化、同化,这样人才不会沦为技术的奴隶、机器的替代品。
柯海[10]（2019）在《超越“庸常”之路 ——论池莉小说的“寻找”叙事》文中研究指明“寻找”是中外文学作品中常见的文学现象,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寻找”也一直如影随行。池莉是着名的当代小说家,在市民小说和新写实小说中独树一帜,她在自序中曾提到“寻找”对自己创作的深刻影响,通过研究池莉小说的“寻找”叙事,可以明确“寻找”对池莉小说创作的重要意义,有助于剖析中国当代文学思潮中的“寻找”与作家个体创作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池莉文学史地位的重新评估。本论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池莉小说对超脱世俗人生之路的寻找。《金盏菊与兰花指》《惊世之作》《太阳出世》是池莉在小说中寻找超脱世俗人生之路的代表作。《金盏菊与兰花指》以童真对抗世俗人性、人心,《惊世之作》以追求刺激打破生活的凡庸,《太阳出世》以挣扎后的升华实现超脱。第二部分:池莉小说对精神归宿的寻找。《看麦娘》《烦恼人生》《一去永不返》是池莉小说关于精神归宿进行寻找的代表作。《看麦娘》寻找亲情的温暖,《烦恼人生》寻找爱情的归宿,《一去永不返》寻找自我与叛逆。第三部分:池莉小说对历史“真相”的寻找。池莉小说对历史“真相”的寻找主要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凝眸》、《屈原的罗网》寻找社会历史的“真相”;第二种类型,《乌鸦之歌》、《预谋杀人》寻找家庭历史的“真相”;第三种类型,《绝代佳人》《两个人》寻找个人历史的“真相”。第四部分:关于池莉小说“寻找”机制的发生。在现实生活中,池莉实践着“寻找”的行动,她寻找个人精神的归宿,寻找中意的职业,寻找理想的婚姻,寻找脱贫致富的生存之道......而她所寻找的这一切都和她的“写作”相关。池莉一方面通过写作来实现现实生活中的寻找之物,另一方面又通过“寻找”不断地为自己提供写作源泉。欲望、人伦、真理驱动着池莉小说主人公们的“寻找”,绝望、挣扎、升华构成了池莉小说主人公们的人生历程,“寻找”既是池莉小说主人公反抗绝望的方式,也是池莉推动小说情节发展,乃至反抗绝望的方式。第五部分:关于池莉小说寻找叙事的意义何在。“寻找”叙事对池莉的市民小说起到了塑性的作用。1977年到1987年是池莉在武汉度过的第一个十年,在这十年里池莉过的并不顺心,甚至是经历了一系列坎坷,反抗绝望,在绝境中寻找生机可以概括池莉在这十年里的生活态度。她把这种生活态度赋予自己笔下的主人公,就形成了“绝境——寻找——升华”的小说模式,主导了小说主人公的生命轨迹,促成了小说情节的定型。“寻找”叙事还对池莉新写实小说的诞生起到了导引的作用。池莉1987年推出的《烦恼人生》是新写实小说的开山之作,这里面就有池莉自己家庭的影子,池莉在现实生活中的绝望与反抗导致了小说主人公印家厚的绝望与反抗,反抗即在绝境中寻找生机,并由此形成了池莉日后的写作模式——在凡庸人生的日常琐事里陷入绝境,在绝境里“寻找”求生的希望。所以,“寻找”叙事对池莉新写实小说的诞生起到了重要的导引作用。在外国的文学作品中,寻找是对人生活状态、生存状态的探寻,池莉小说的“寻找”源于池莉受困于现实生活以及中国当代文坛的“寻找”语境,从一定意义上说,“绝境——寻找——升华”的小说模型也是关于人是如何存在着以及如何存在着更好这一问题的回答。这证实了池莉的“寻找”与外国文学作品的“寻找”有着共同之处,它们均通过文学的形式将对生活的思考上升到了一个哲学命题的高度。
二、浅论小说艺术的嬗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浅论小说艺术的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1）朝鲜王朝科举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由来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三、研究目标、主要内容、难点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朝鲜王朝科举制度的渊源 |
| 第一节 承袭前朝:对高丽王朝科举制度的继承与发展 |
| 一、科举种类与考试内容 |
| 二、科举规制 |
| 第二节 师法中国:中国科举制度的影响 |
| 一、对《科举程式》的吸收 |
| 二、“宾贡”与朝鲜王朝科举 |
| 第二章 朝鲜王朝的科举科目与考试程式 |
| 第一节 “两类四科”与特别试 |
| 一、“两类四科”的科目分类 |
| 二、特别试 |
| 第二节 小科 |
| 一、生员试 |
| 二、进士试 |
| 第三节 文科 |
| 一、文科初试 |
| 二、文科覆试 |
| 三、文科殿试 |
| 第四节 武科与杂科 |
| 一、武科 |
| 二、杂科 |
| 第三章 朝鲜王朝科举制度的流变 |
| 第一节 定型与发展:14世纪末至16世纪中叶的科举制度 |
| 一、太宗、世宗与科举制度的定型 |
| 二、《详定科举规式》与科举制度的发展 |
| 第二节 冲击与调整:壬辰战争前后的科举制度 |
| 一、文科式微 |
| 二、武科勃兴 |
| 三、应试者的资格限制不断放松 |
| 四、恢复僧科 |
| 第三节 改革与调适:17-18世纪的科举制度 |
| 一、壬辰战后科举政策的调整 |
| 二、“仁祖反正”后的科举改革 |
| 三、肃宗时期的科举改革 |
| 四、英祖、正祖时期的科举发展 |
| 第四节 危机与废除:19世纪的科举制度 |
| 一、“甲午更张”前的科举运行 |
| 二、“甲午更张”与废除科举 |
| 三、科举制度废除后的社会反应 |
| 第四章 朝鲜王朝科举制度的弊端及改革主张 |
| 第一节 朝鲜王朝科举制度的弊端 |
| 一、作弊与革弊的双重变奏 |
| 二、科场规制问题 |
| 三、考试官员与举子问题 |
| 第二节 18-19世纪朝鲜王朝的科举改革主张 |
| 一、“君师一体”:正祖李祘的科举变通纶音 |
| 二、“全面革新”:丁若镛的科举改革主张 |
| 三、“救弊三策”:尹愭的科举改革主张 |
| 四、“众说纷纭”:其他人的科举改革主张 |
| 第五章 朝鲜王朝科举制度的特点 |
| 第一节 科举视角下的庶孽制度 |
| 一、两班分层与庶孽禁锢 |
| 二、庶孽禁锢与庶孽许通的争论 |
| 三、庶孽许通的制度化及其反复 |
| 第二节 科举直赴法 |
| 一、直赴法的实施与发展 |
| 二、科举直赴之资格与分类 |
| 三、直赴法之限制与影响 |
| 第三节 朝鲜王朝科举制度的其他特点 |
| 一、名目繁多的特别试 |
| 二、在职官员应试 |
| 三、特有的科举术语与白牌、红牌 |
| 四、一贯的重文轻武倾向 |
| 第六章 中朝双方对彼此科举制度的认识与比较 |
| 第一节 中国人对朝鲜王朝科举制度的认识 |
| 一、明清时期中国人的朝鲜科举认识 |
| 二、崔溥《漂海录》与中国人对朝鲜科举的认识 |
| 三、晚清报刊中的朝鲜科举 |
| 第二节 朝鲜人对中国科举制度的认识 |
| 一、朝鲜官方对中国科举制度的认识 |
| 二、朝鲜民间对中国科举制度的认识 |
| 第三节 中朝士人围绕两国科举的讨论——以《乾净衕笔谈》为例 |
| 一、两国士人对彼此科举制度的认识与比较 |
| 二、由笔谈看中朝士人的应举心态 |
| 结语 |
| 附录 :朝鲜王朝科举大事记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3）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内容 |
| 第二节 研究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价值 |
| 第一章 媒介生态:透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一个维度 |
| 第一节 “媒介生态”关键词解读 |
| 第二节 从媒介生态视角研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可行性 |
| 第三节 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研究的媒介生态内涵 |
| 第二章 文化媒介生态主导下文学语言的文白转变(1887年—20世纪20年代) |
| 第一节 晚清白话文运动与与中国文学书面语言改革 |
| 一、晚清思想启蒙运动与文学语言改革 |
| 二、晚清文言白话化进程 |
| 三、晚清白话报与白话文小说的兴起 |
| 第二节 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与文学语言变革 |
| 一、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报刊业的发展 |
| 二、五四白话文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话语建构 |
| 三、国语运动与民族语言统一实践 |
| 第三章 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文学语言通俗化进程(20世纪30年代——1976年) |
| 第一节 “新文言”与语言大众化之间的矛盾 |
| 一、现代白话规范建构初期的文学语言乱象 |
| 二、文学语言的阶级属性与大众接受困境 |
| 第二节 “文艺大众化”讨论与“大众语”理论建构 |
| 一、“大众语”——一种新的文学语言形态 |
| 二、“大众语”的建构路径 |
| 第三节 “民族形式”论争语境下的文学语言问题 |
| 一、时代政治变革与近代以来中国文学语言嬗变 |
| 二、五四新文学语言与“民族形式”建设 |
| 三、民间语言与“民族形式”建设 |
| 四、“民族形式”与文学语言的民族书写 |
| 第四节 文学语言大众化与农村新通俗小说创作 |
| 一、文学语言大众化与农村新通俗小说的流行 |
| 二、新通俗问题小说与“赵树理现象” |
| 三、新通俗抒情小说与“荷花淀派” |
| 第五节 “二为方针”与文学话语的政治言说 |
| 一、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艺建设导向 |
| 二、“二为方针”与文学话语的工农兵方向 |
| 三、“文化大革命”——文学话语的极左化运动 |
| 第四章 经济媒介生态渐变下文学语言的多语混成(1978年——20世纪末) |
| 第一节 新时期政治媒介生态宽松下的“话语解放” |
| 一、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 |
| 二、关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的讨论 |
| 三、第四次“文代会”与文艺发展的新导向 |
| 第二节 多元文学格局与文学语言的多样化 |
| 一、政治话语与主流文学语言的导向性 |
| 二、精英文学与文学语言雅化 |
| 三、大众文学与文学语言通俗化 |
| 第五章 技术媒介生态主导下新世纪文学语言变革与展望 |
| 第一节 新媒介革命与新世纪文学格局调整 |
| 第二节 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转向 |
| 一、文学语言图像化的可能性 |
| 二、文学语言:“文字的没落”到“图像化转向” |
| 第三节 类型小说与文学语言的类型化 |
| 一、新世纪文学语境与网络类型小说的兴起 |
| 二、网络类型小说与小说语言的类型化 |
| 第四节 “跨文体”写作与多种文学语言的并用 |
| 一、“跨文体”理论及写作现象 |
| 二、多种文学语言的混用 |
| 第五节 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其他特征 |
| 第六章 余论 |
| 第一节 受众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动态演变 |
| 第二节 其他媒介生态对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闼及答辩情况表 |
（4）传统与新变：清末民初（1910-1918）改良新剧剧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结构体制 |
| 第一节 新剧的结构方式 |
| 第二节 新剧的体制构建 |
| 小结 |
| 第二章 文体特点 |
| 第一节 台词的艺术 |
| 第二节 唱曲的魅力 |
| 第三节 舞台提示词的蜕变 |
| 小结 |
| 第三章 舞台美术 |
| 第一节 布景 |
| 第二节 妆饰 |
| 第三节 灯光 |
| 第四节 音响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凡一平小说的影视改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选题依据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及局限 |
| 三、研究思路及内容 |
| 第一章 凡一平小说及影视改编作品概述 |
| 1.1 凡一平小说的创作概述 |
| 1.1.1 新乡土小说 |
| 1.1.2 新市民小说 |
| 1.1.3 新历史小说 |
| 1.2 凡一平小说的影视改编 |
| 1.2.1 影像时代的新要求 |
| 1.2.2 广西影视热的辐射 |
| 1.2.3 作家的自主选择 |
| 1.2.4 影视改编作品 |
| 第二章 凡一平小说与影视改编作品的特征 |
| 2.1 小说与影视改编的关系 |
| 2.1.1 凡一平小说的影视影响 |
| 2.1.2 影视对凡一平小说的渗透 |
| 2.2 小说的影视特征 |
| 2.2.1 蒙太奇式的手法 |
| 2.2.2 戏剧性的情节设置 |
| 2.2.3 镜头化的语言描写 |
| 2.2.4 影视化人物的塑造 |
| 第三章 本土文化对凡一平小说和影视的影响 |
| 3.1 本土文化与凡一平的联系 |
| 3.1.1 本土文化与作家风格 |
| 3.1.2 凡一平创作的本土渊源 |
| 3.2 凡一平小说的本土文化特点 |
| 3.2.1 城乡两地的转变 |
| 3.2.2 壮族文化的呈现 |
| 3.2.3 方言土语的运用 |
| 3.3 本土文化对凡一平影视改编的影响 |
| 3.3.1 审美意识的悄然转变 |
| 3.3.2 民族意识的影视消融 |
| 第四章 凡一平小说与影视改编关系的文学启示 |
| 4.1 广西文学不可缺的一环 |
| 4.1.1 广西当代文学的审美新变 |
| 4.1.2 “影像化叙事”的继承与发展 |
| 4.2 小说影视化的启示 |
| 4.2.1 小说写作特质的变化 |
| 4.2.2 文学本质性的坚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6）近年来现实题材主旋律电视剧的类型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综述 |
| (一)主旋律电视剧研究相关 |
| (二)现实题材电视剧研究相关 |
| (三)现实题材主旋律电视剧研究相关 |
| (四)类型研究相关 |
| 三、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个案分析法 |
| (三)文本分析法 |
| 四、研究意义 |
| (一)创新点 |
| (二)理论价值 |
| (三)现实价值 |
| 第一章 主旋律电视剧与类型叙事概述 |
| 一、主旋律电视剧的定义与其题材 |
| (一)主旋律电视剧的界定与嬗变 |
| (二)主旋律电视剧的核心价值与意义 |
| (三)主旋律电视剧涉及的题材 |
| 二、类型叙事与现实题材主旋律电视剧 |
| (一)类型叙事 |
| (二)现实题材主旋律电视剧的主要类型 |
| 第二章 现实题材主旋律电视剧的总体特征呈现 |
| 一、“主旋律”时代内涵的变迁 |
| 二、现实题材主旋律电视剧的特点 |
| (一)作为类型叙事的特征 |
| (二)作为现实题材的优势 |
| 三、类型电视剧与主旋律内容的结合 |
| (一)军旅剧与“爱国主义”精神 |
| (二)家庭剧与“家文化”特征 |
| (三)都市剧与“改革创新”精神 |
| (四)行业剧与“自我奉献”精神 |
| 第三章 现实题材主旋律电视剧的类型叙事分析 |
| 一、军旅剧——展现家国鸿鹄之志 |
| (一)军营青年群体的人物形象 |
| (二)“英雄成长型”情节设置 |
| (三)呼应主旨的视觉图谱 |
| (四)保家卫国的主题观念 |
| 二、家庭剧——树立和谐家庭风尚 |
| (一)亲子家庭的人物形象 |
| (二)“网状交汇型”情节设置 |
| (三)相互作用的视觉图谱 |
| (四)和谐家风的主题观念 |
| 三、都市剧——聚焦当代都市文化 |
| (一)当代都市职场的人物形象 |
| (二)“冲突并行型”情节设置 |
| (三)强化立意的视觉图谱 |
| (四)奋斗成长的主题观念 |
| 四、行业剧——歌颂岗位奉献精神 |
| (一)单一行业群体的人物形象 |
| (二)“以零串整型”情节设置 |
| (三)精准呈现的视觉图谱 |
| (四)敬业奉献的主题观念 |
| 第四章 现实题材主旋律电视剧的类型融合策略 |
| 一、类型融合的元素调动 |
| (一)类型元素的多元调动 |
| (二)类型元素的集成创新 |
| 二、类型融合的表现特征 |
| (一)切实表达的时代主题 |
| (二)多线铺展的情节节奏 |
| (三)多面性格的人物塑造 |
| (四)多元融合的风格拓展 |
| 第五章 现实题材主旋律电视剧的反思与展望 |
| 一、反思:创作意图与市场接受的得失 |
| (一)通俗审美与抽象形态的隔阂 |
| (二)人物深度与支线庞杂的矛盾 |
| (三)类型期待与叙事套路的落差 |
| 二、展望:走向“讲好中国故事” |
| (一)关注现实与扎根生活的类型开发 |
| (二)展现艺术与市场运作的价值平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论文涉及的中国电视剧年度选集部分作品 |
| 附录2 :论文第三章涉及的个案剧集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7）京剧“隋唐”故事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范围的界定及选题的意义 |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剧目研究 |
| 1.2.2 表演艺术研究 |
| 1.2.3 剧本、曲谱整理研究 |
| 1.3 研究思路与框架结构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2章 跨文体流动:“隋唐”故事的演变 |
| 2.1 史传与笔记 |
| 2.1.1 史传中的“隋唐”故事 |
| 2.1.2 唐宋笔记中的“隋唐”故事 |
| 2.2 说唱文学 |
| 2.2.1 话本 |
| 2.2.2 词话 |
| 2.2.3 鼓词与评书(评话) |
| 2.3 戏曲与小说 |
| 2.3.1 元明杂剧与明清传奇 |
| 2.3.2 清宫昆弋腔戏 |
| 2.3.3 “隋唐”演义系列小说 |
| 小结 |
| 第3章 剧目研究:来源与嬗变 |
| 3.1 剧目概述 |
| 3.1.1 以题材分 |
| 3.1.2 以行当分 |
| 3.1.3 以主角身份分 |
| 3.2 剧目来源 |
| 3.2.1 源于其他剧种的剧目 |
| 3.2.2 京剧演员自创剧目 |
| 3.2.3 改编传统戏剧目 |
| 3.3 剧目嬗变 |
| 3.3.1 剧目地位的变迁 |
| 3.3.2 剧目内容与表演的变化 |
| 3.3.3 剧目的散佚 |
| 小结 |
| 第4章 表演研究:流派与行当 |
| 4.1 流派表演艺术 |
| 4.1.1 谭派:《当锏卖马》与《南阳关》 |
| 4.1.2 俞派:《晋阳宫》与《四平山》 |
| 4.1.3 黄派:《独木关》等“隋唐”故事戏 |
| 4.2 行当表演艺术 |
| 4.2.1 唱工小生与《叫关》《小显》 |
| 4.2.2 旦角艺术的发展:《樊江关》与《棋盘山》 |
| 4.2.3 铜锤花脸与《白良关》等“隋唐”故事净角戏 |
| 4.3 清宫皮黄“隋唐”故事戏演出 |
| 4.3.1 咸丰末年 |
| 4.3.2 同治年间至光绪九年 |
| 4.3.3 光绪九年以后 |
| 小结 |
| 第5章 剧本研究:整理改编与文学价值 |
| 5.1 整理与改编 |
| 5.1.1 民国时期关于京剧剧本改良的讨论 |
| 5.1.2 传统剧目剧本改编策略与效果——以《柳迎春》与《临潼山》为例 |
| 5.2 文学价值 |
| 5.2.1 前人关于京剧文学的观点 |
| 5.2.2 京剧“隋唐”故事戏的文学价值 |
| 小结 |
| 余论:京剧“隋唐”故事戏的整体性特征与价值 |
| 附录一 :京剧“隋唐”故事戏研究资料汇编 |
| 附录二:民国期刊报纸载京剧“隋唐”故事戏资料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8）王小波小说创作心理嬗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王小波小说创作的心理特征 |
| 第一节 自卑情结 |
| 第二节 叛逆心理 |
| 第三节 自我补偿 |
| 第二章 王小波小说创作心理的嬗变轨迹 |
| 第一节 自卑与焦虑 |
| 第二节 自我解释,走向成熟 |
| 第三节 自我和解,实现超越 |
| 第三章 王小波小说创作心理嬗变的原因 |
| 第一节 自身气质的不断激化 |
| 第二节 人生经历的改变和教育层次的提升 |
| 第三节 人生阅历的增加和人生意识的升华 |
| 第四章 创作心理嬗变对王小波小说创作的影响 |
| 第一节 人物形象塑造的变化 |
| 第二节 叙事方式的变化 |
| 第三节 精神结构的改变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附录 学位论文数据集表 |
（9）E.T.A.霍夫曼作品中的“阿特兰提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0.1.1 研究背景 |
| 0.1.2 研究意义 |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0.2.1 国外研究现状 |
| 0.2.2 国内研究现状 |
| 0.3 研究内容、范围、思路、方法与创新 |
| 0.3.1 研究内容与范围 |
| 0.3.2 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 |
| 第1章 霍夫曼作品中“阿特兰提斯”的来源及内涵 |
| 1.1 霍夫曼作品中“阿特兰提斯”的来源 |
| 1.1.1 神话传说中的“阿特兰提斯” |
| 1.1.2 欧洲文学中的“阿特兰提斯” |
| 1.1.3 德国文学中的“阿特兰提斯” |
| 1.2 霍夫曼作品中“阿特兰提斯”的内涵 |
| 1.2.1 诗意的想象王国 |
| 1.2.2 和睦的社会关系 |
| 1.2.3 自由统一的个体 |
| 第2章 霍夫曼作品中“阿特兰提斯”的成因 |
| 2.1 德意志民族统一与强大的召唤 |
| 2.1.1 政治、经济与军事改革 |
| 2.1.2 教育与文化改革 |
| 2.2 社会思潮与科学发展的影响 |
| 2.2.1 关注人性与主观的文学思潮的影响 |
| 2.2.2 探索心理与梦境的社会思潮的影响 |
| 2.2.3 研究意识与环境的科学的影响 |
| 2.3 霍夫曼个人经历与艺术旨趣的反映 |
| 2.3.1 醉心想象的童年与少年时期 |
| 2.3.2 尝试工作与创作并行的青年时期 |
| 2.3.3 文学与艺术创作渐入佳境的中年时期 |
| 第3章 霍夫曼作品中“阿特兰提斯”的艺术表达 |
| 3.1 立足“阿特兰提斯”理念的现实批判 |
| 3.1.1 强烈鲜明的对比 |
| 3.1.2 现实与幻境并存的童话 |
| 3.2 呈现“阿特兰提斯”多样形式的叙事技巧 |
| 3.2.1 极具艺术表达力的复调 |
| 3.2.2 具有时代特征的反讽 |
| 第4章 霍夫曼作品中“阿特兰提斯”的影响与意义 |
| 4.1 关注人性分裂与统一的“阿特兰提斯”之影响 |
| 4.1.1 对后世作家的影响 |
| 4.1.2 对乌托邦文学的继承与补充 |
| 4.2 强调童心、想象力与艺术的“阿特兰提斯”之意义 |
| 4.2.1 作为想象力源泉的童心 |
| 4.2.2 促进创新的想象力 |
| 4.2.3 保持人之特性的艺术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10）超越“庸常”之路 ——论池莉小说的“寻找”叙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以及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与主要思路 |
| 第一章 寻找世俗人生的超脱之路 |
| 一、《金盏菊与兰花指》：以童真对抗世俗人性、人心 |
| 二、《惊世之作》：以追求刺激打破生活的凡庸 |
| 三、《太阳出世》：以挣扎后的升华实现超脱 |
| 第二章 寻找精神的归宿 |
| 一、《看麦娘》：亲情的温暖 |
| 二、《烦恼人生》：爱情的归宿 |
| 三、《一去永不回》：自我与叛逆 |
| 第三章 寻找历史的“真相” |
| 一、《凝眸》、《屈原的罗网》：寻找社会历史的“真相” |
| 二、《乌鸦之歌》、《预谋杀人》：寻找家庭历史的“真相” |
| 三、《绝代佳人》《两个人》：寻找个人历史的“真相” |
| 第四章 池莉小说“寻找”机制的发生 |
| 一、寻找：一种写作的根源 |
| (一) 现实生活迫使池莉寻找 |
| (二) 个人习性与池莉的写作 |
| (三) 池莉关于“寻找”的文学观 |
| 二、“寻找”的驱动力：欲望、人伦、真理 |
| (一) 欲望 |
| (二) 人伦 |
| (三) 真理 |
| 三、“绝望—挣扎—升华”的寻找模式 |
| 四、寻找：一种反抗绝望的方式 |
| (一) 以家庭为背景的寻找叙事 |
| (二) 针对历史事件的寻找叙事 |
| (三) 爱恋故事里的寻找叙事 |
| (四) 凡庸生活里的寻找叙事 |
| 余论：“寻找”叙事的意义 |
| 一、寻找叙事对于池莉市民小说、新写实小说的意义 |
| 二、池莉小说的“寻找”叙事与中外文学传统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读硕期间发表的期刊论文 |
四、浅论小说艺术的嬗变（论文参考文献）
- [1]朝鲜王朝科举制度研究[D]. 张晓波.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3)
- [2]2016年中国古典诗歌研究论文索引[J]. 池茗,高文韬.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 2020(02)
- [3]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D]. 郑晓锋. 山东大学, 2020(09)
- [4]传统与新变：清末民初（1910-1918）改良新剧剧本研究[D]. 印美娟. 山东大学, 2020(09)
- [5]凡一平小说的影视改编研究[D]. 马巧仪. 广西大学, 2020(07)
- [6]近年来现实题材主旋律电视剧的类型叙事研究[D]. 罗紫榆. 西南大学, 2020(01)
- [7]京剧“隋唐”故事戏研究[D]. 孙晓东. 辽宁大学, 2019(12)
- [8]王小波小说创作心理嬗变研究[D]. 钟敏华.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2019(02)
- [9]E.T.A.霍夫曼作品中的“阿特兰提斯”研究[D]. 周芳. 湘潭大学, 2019(07)
- [10]超越“庸常”之路 ——论池莉小说的“寻找”叙事[D]. 柯海. 中南民族大学,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