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论文文献综述）

牛安琪^[1]（2021）在《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司法适用研究》文中指出长久以来,关于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司法适用聚讼纷纭,新近《民法典》对强制性规定的内容进行了调整,从原《合同法》第52条第（5）项到如今《民法典》第153条的变化,既是立法者对法律文本字斟句酌、细致考量的成果,也是实务工作者多年来裁判经验的结晶。立法规范顺利出台后看似拨云见日,实则《民法典》第153条依然无法“扭转”不完全规范的性质,部分强制性规定由于缺少明确的法律后果要件,法官不得不在具体强制性规定基础上进行价值判断与利益衡量。时至今日,如何甄别强制性规定仍是学界公认的难题,同时,实践中缺少明确统一的违反强制性规定合同效力的评判标准,法官在判断合同效力时举步维艰。据此,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适用难题需要回归到实践本身去找寻根源。近十年中产生的1152篇司法裁判文书,全面客观地反映出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司法适用现状,依托于这些裁判文书,采用司法数据研判方法可以挖掘司法实践的既存问题并对其深入剖析和反思,旨在为合同效力认定中的强制性规定的司法适用提供操作指引。合同效力认定中的强制性规定有着充分的司法实践基础。实践中的案件数量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案件争议类型分布既多元又集中。参照合同违法要素来看,合同主体违法和合同缔结程序违法是导致合同无效的主要合同违法要素。数据统计结果显示,实践中法官裁判观点倾向于支持合同无效,其占比高达82%。目前,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司法适用问题主要有二:其一,强制性规定二分法不具有裁判指导意义,法官以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作为判断合同效力的标准有悖审判逻辑,二分法仅为强制性规定的学术标签,本身不具备实质内涵,它是对合同效力裁判结果的描述,而非合同效力裁判结果的澄清;其二,法官常将公序良俗作为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标准,既曲解了立法者在规范中设置公序良俗的真实用意,也未发挥公序良俗兜底性条款的功能和作用。实践中因缺少明确统一的合同效力裁量标准从而导致裁判结果不尽人意,二分法这种不受现行法束缚的合同效力裁量方法极易导致法官恣意裁判、增加司法裁判的不确定性乃至带来划向“任意”司法的危险。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追根溯源,与强制性规定所依托的法律规定有很大关系。纵观国内外强制性规定的立法,以违反法律和违背公序良俗是否合并规定、是否保留规范目的为基准产生了一元论与二元论、规范目的保留立法例与无规范目的保留立法例等若干立法模式,我国《民法典》第153条采用一元论和规范目的保留立法例,其虽增加了规范目的保留和悖俗无效的新规,但是《合同法》第52条遗留至《民法典》的“三不变”历史问题仍未解决,核心问题在于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效力案件依然缺少明确统一的裁量标准。就司法解释与解释性文件而言,我国近三十年有关强制性规定的司法解释、解释性文件与立法规范立场趋近一致,对二分法为导向的合同效力认定路径持肯认态度。检视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法理基础,可以看出:一方面,法官的裁判思路有着浓重的后果主义裁判理论烙印,解决了实践过分依赖形式推理导致的个案不正义现象;另一方面,法官的裁判思路犹如法律家长主义式限制和干预行为人自由,旨在达到帮助行为人规避风险和保护公民权益免受损害的目的。但后果主义裁判理论与法律家长主义理论都不尽人意:前者逆推式的裁判方法始终受到法官恣意摆脱现行法约束的抨击,后者则面临着司法适用中价值困境和实践困境的双重危机。强制性规定二分法虽未入典,并不意味着立法者否定二分法的司法适用价值。二分法裁判模式实质上是把公序良俗作为区分强制性规定的标准,其司法适用现状与立法者预期效果相差甚远。对于强制性规定的类型化能否指导实践裁判,目前学界存在肯定论与否定论两种相反的立场:前者以概念内涵、综合多元、行为效力后果、规范目的为类型区分标准,欲重构强制性规定类型;后者在批判二分法基础上彻底否定类型化对裁判的指导意义。二分法方法错误并不意味着方向偏航,制度框架内的强制性规定类型化合同效力认定模式是值得肯定的,以规范目的为标准的强制性规定类型化不仅具有裁判指导意义,而且能从制度上防止人为恣意裁判。然而过度的形式正义必然导致对权威文本的过分依赖,需要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予以适当矫正。应提倡形式正义为主兼顾实质正义的司法裁判理念,坚持以规范目的为标准的强制性规定类型化作为评判合同效力案件的主要路径,辅之以法官的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弥补规范制度的不足。公序良俗是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司法适用的核心问题。公序良俗虽然具有概念内涵抽象性和流变性等罅隙,然其在限制私法自治以及补充发展法律方面的功能和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应从价值基础、道德基础和社会基础三方面考察立法设置公序良俗的正当性,其既是道德转化为法律规范的结晶,亦对维持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贯彻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公序良俗作为《民法典》第153条的兜底性条款,旨在提醒人们合同效力案件有另一条路径可探寻,然实践中公序良俗与强制性规定存在诸多适用重叠之处,公序良俗更多情况下扮演的是增强合同效力裁判结果说服力的角色。不仅如此,它还“肩负”着识别强制性规定类型的重任,可以说公序良俗在合同效力案件中的角色定位一直是错位的。实践中公序良俗与强制性规定二者之间关系的混淆、调整领域的模糊极易导致合同效力案件判决结论的不确定。为了更好地发挥公序良俗的积极作用,明确其在合同效力案件中的角色定位尤为重要,在适用顺序方面,穷尽强制性规定方可适用公序良俗。合同效力的调整领域方面,公序良俗和强制性规定应有独立的分工领域,实践中不能轻易混淆。实务中单纯凭借法律规范涵摄便可获得结果的案例已屈指可数,更多的案件需要从实体和方法论两方面寻求裁判路径。一方面,实体性完善路径应以规范目的为强制性规定类型的标准,进而判断合同之效力。实务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六种类型有内部管理型强制性规定、外部秩序型强制性规定、市场准入型强制性规定、行政管理型强制性规定、伦理道德型强制性规定和政策意见型强制性规定,本次司法数据研判案例显示,违反前两种强制性规定普遍不影响合同的效力,相比之下,违反后四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效力面临否定性评价的概率较大,但不可一概而论,法官尚须根据个案具体分析合同的效力;另一方面,方法论完善路径应采取法律解释方法弥补制度框架内强制性规定类型化的不足,其中,文义解释为首位解释方法,体系解释方法探究规范体系地位以及前后法律条文的关联,目的解释为最高层级解释方法剖释强制性规定的立法旨意,并在比例原则指导下展开个案的利益衡量,同时应强调利益衡量需符合我国司法适用的操作规则,比例原则作为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原则自身也要接受审查。

刘晓鸣^[2]（2020）在《政策司法化研究 ——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党的政策的法律政治学分析》文中研究说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法院不仅具有“定分止争”的审判功能,而且还扮演着党的政策实施者的政治角色,承担着将党的政策司法化的使命和任务。政策司法化,即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司法文件、指导性案例等为载体,把党的政策转化为司法政策并运用于司法审判全过程的实践活动。近年来,人民法院服务大局的政治性不断被强化。从宏观层面,最高人民法院积极响应党中央提出的“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创新型国家”等一系列国家战略,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从中观层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执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政策,同时根据地方党委工作大局形成政策性司法文件,服务于全国和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从微观层面,法官在准确适用法律的同时,将党的政策融入司法审判,以实现案件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相统一。然而,司法实践中存在一系列的争论和困惑。如,法院如何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如何处理好法律与政策的关系,法官如何将政策引入司法裁判,这些既是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亦是长期困扰法官的实践问题。“政策司法化”既是法学理论问题,亦是政治学理论问题,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仍属于一个“初被探索的领域”。基于此,本文从法律政治学的视角,以法学和政治学理论为基础,通过对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司法文件、中国裁判文书网的裁判文书、指导性案例的梳理分析,通过对部分法院审判工作的观察分析,并通过法官访谈途径听取法官的感受和体会,力求以第一手资料为依据,探究政策司法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研判政策司法化的现实状况,科学理性地分析现阶段政策司法化的问题与困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司法化的优化路径。从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来看,党的政策属于政治系统的组成部分,法院的司法审判活动属于法律系统的组成部分。政策司法化,本质上属于法律系统和政治系统之间的互动过程。从中国的政法体制来看,中国共产党在政策司法化过程中发挥重要的领导与推动作用,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高位推动”的政策执行模式。在政策司法化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将党的政策通过一定的方式转化为司法政策以指导司法审判,其所扮演的是一个“政策制定者”或“政策转化者”的形象。最高人民法院主要通过制定司法解释、司法文件、指导性案例等方式转化党的政策。地方法院作为地方党委领导的政法单位,其所依赖的资源,一方面来源于上级法院的供给,另一方面来源于司法场域外同级党委的供给,因此,地方法院在政策司法化过程中,主要是执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政策以及地方党委的经济社会政策。在政策司法化过程中,法官在准确适用法律的同时,通过在司法裁判中对政策的考量与运用,将政策融入司法审判。通过对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国裁判文书网的裁判文书的梳理分析,并通过法官访谈途径听取法官感受和体会,可知:法院执行党的政策不但可以体现为宏观层面最高人民法院将司法工作置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之中,中观层面地方各级法院对党的政策和司法政策的执行中,而且还体现在微观层面法官的政策思维和裁判行为中。目前,无论是最高人民法院、地方法院,还是各级法院的法官,在政策司法化过程中均存在一些亟需纠偏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妨碍了党的政策科学有效地转化为司法政策,还影响着人民法院的审判质效和司法公信力。具体来说:在最高人民法院层面,一是以转化党的政策为要义的某些司法解释缺乏法理基础,有时为了迎合政策或政治需要肆意扩张解释;二是政策司法化的模式相对僵化,有时过于突出和强调司法政策的意识形态特征,简单化回应党的政策,消解了司法政策本应具有的符合司法规律和司法技术的特征。在地方各级法院层面,一是受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甚至党政负责人所谓“大局”的驱动,地方法院及其法官未能正确把握“服务大局”与“地方保护主义”之间的界限,亦未掌握好地方治理要求与个案处理合法性的平衡。二是受利益偏差、监督机制不健全、信息沟通机制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有些地方法院运动式、放大式、选择式执行政策。在一线法官层面,由于缺乏法治理念和政策思维,有些法官在司法裁判中错误地理解和运用党的政策,一方面表现为在裁判文书中简单化地运用政策,缺乏对政策进行充分说理,另一方面表现为直接引用政策条文作为裁判依据,致使政策与法律冲突,损害了法律权威和司法公信力。针对政策司法化存在的上述问题,应从提升最高人民法院转化政策的能力、健全地方法院执行政策的机制、提高法官运用政策的水平三个方面,以提升人民法院政策司法化的规范化和法治化。具体来说:在最高人民法院转化政策层面,首先应当加强和规范司法解释,增强司法解释的合法性与谦抑性;其次,改进司法政策的目标性与功能性,提高最高人民法院回应政策的能力;最后,加强指导案例的科学性与规范性,使之在通过个案解读法律和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方面发挥独特作用。在地方法院执行政策层面,通过健全利益诉求的融合机制、健全政策执行的沟通机制、健全政策执行的监督和评估机制,矫正地方法院执行政策偏差的现象。在法官运用政策层面,首先应当破解法官运用政策的思想误区,并在此基础上,规范法官在刑事审判中运用政策的方式,同时增强法官在民事审判中对政策进行充分说理,将党的政策科学有效地运用于司法审判,全面提升司法公信力。

赵志^[3]（2020）在《我国城乡一体化土地管理法律制度的改革与完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国家实施的城乡一体化重大战略与土地权利的取得、分配和使用等管理法律制度有密切关系。可以说,城乡一体化是我国土地管理法律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也是土地管理法律制度设计的目标。因此,如何推进城乡一体化目标,在此过程中,促进土地权利市场化和公共利益价值,平衡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是深化土地管理法律制度改革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笔者写作本文目的就是在分析土地所应承载的使用价值和法律价值的基础上,通过对我国土地管理法律制度的历史变迁、内涵、基础和体系特征的梳理和提炼,结合我国深化改革和开放新形势总体目标中关于土地制度改革的目标要求,对我国近年来新修订土地管理法律制度法律逻辑进行研究,判断我国土地管理法律制度今后发展演进路径,并对重要城乡一体化下土地管理法律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提出建议。本文以我国城乡二元土地管理制度的历史演变为主线,简要地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前各时期的土地制度和当前我国土地管理法律制度基本内涵和特点,发现我国土地公有制思想和实践在整个古代社会占有重要的地位,形成古老而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意识形态,并对近代以来的土地法律制度设计构成重大影响。同时,我国土地管理法律制度确立之初,也受到前苏联土地公有制尤其是土地集体所有制思想和实践影响。在土地管理法律制度演进变迁过程中,还明显受到历史逻辑和现实社会生产生活结构的制约。土地公有制是我国土地制度最大的特征。它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结果,也是历史进程中的必然选择,是我国现代土地管理法律制度的逻辑起点。土地公有制锁定了我国土地法律制度的发展进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所谓土地“政治契约”,实质具有两重性,即土地控制权的国家所有（非集体所有）和土地权益的个人享有。在此之下,我国土地管理法律制度体系中存在三个隐喻,一是土地权利实现形式的多样化;二是集体土地权利的身份属性;三是国家对土地权益分配的主导作用。《农村土地承包法》实质上是国家和农民之间达成新的政治契约,既能保证农民有权耕种土地,最大程度上解放土地生产力的同时,又能保证国家对土地秩序的最终控制权,是对原先“耕者有其田”承诺的发展。我国现代土地管理法律制度虽然建立在土地所有权的二元制或双轨制基础上;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管理法律制度逐步消除土地所有权的二元结构,需围绕着城乡一体化目标去设计。目前最显着的制度改变是限缩了土地征收范围和允许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直接入市。限缩了土地征收范围,即不再把农村土地作为针对性的征收对象,淡化城乡土地差异。允许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直接入市更是把农村建设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同权化、一体化。城乡一体化下土地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是我国土地管理法律制度发展的方向。但很明显,市场化不是现阶段土地法律制度发展的全部目标。实践中,我国土地权利呈现出民生性、公益性和经营性三种价值目标,也由此形成具有三种权利价值内涵的土地权利体系。民生性用地仅指土地的使用用途直接用于个人生存和人格发展意义的土地;如农民的宅基地、耕地、一般住宅用地、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用地。公益性用地是指用于国家管理、教育、国防、科研以及各种不盈利的公共设施和公共福利设施的土地。商业、旅游、娱乐和豪华住宅等用地则被认为是经营性用地。我国土地管理法律制度权利可在区分三种不同用地性质的基础上,以不同的价值取向为原则来设计。经营性用地具有完全财产性,其管理法律制度发展进路是市场化,可以自由取得和交易;公益性用地不具有财产性,其管理法律制度发展进路是公共利益和共享性,由政府部门来管理使用,人人均可合理使用;民生性用地因为按照特定条件取得,主要为了社会平等需要,强调了土地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作用;土地的取得须具有一定身份或满足一定条件,在满足生存保障的基础上适当市场化,退出时应当比照特定标准缴纳土地出让金或由原分配组织收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农村土地承包法》）修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这几部法律内容客观上涵盖了土地占有、使用、处分等几乎全部权利、权力,是现阶段我国占有使用土地的全貌。这几部法律的修订也反映了我国土地改革“三权分置”的伟大成果,土地物权进一步平等、法律体系进一步完善、土地权利进一步开放,完成了土地管理法律制度发展设计的阶段性任务和历史使命。笔者通过对这几部法律的修订内容的分析,试图把握我国土地权利的演变规律。它们总体上体现了土地权利发展方向是土地所有权的国有化即土地所有权意志的国家化,用益物权的自物权化即用益物权流转的自由化,成员权的财产化即成员权的固定化、个体化。城乡一体化下,笔者认为城市土地管理法律制度的设计对农村土地管理法律制度设计具有指导性意义。在城市土地法律制度完善时,应当区分民生性用地、公益性用地、经营性用地。经营性用地目前最重要的是对土地使用权租赁赋予物权效力、完善房地不一致的处理规则;分离土地管理和土地权利主体、创设公共地役权体系。城乡一体化下,笔者认为农村土地的发展方向则是在坚持完善公有制（而非集体所有制）前提下,分为四个阶段逐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土地管理法律体系。该四个阶段为经营性建设用地主体的开放、成员权的个体化（亦即土地权利非家庭化）、民生性土地权利的单向国有化、集体所有权能的双向释放分化消亡。农村土地管理法律制度的改革目前最重要的是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一体化发展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规则进行重构;因为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市场化可以充分实现农民的土地权益,成员权的天然封闭性、集合性特征已经成为农村土地管理法律制度发展的障碍。由此,笔者提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城乡一体化构造;以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认定标准,分析集体成员权的形成、性质、司法救济。

钟珊^[4]（2020）在《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问题研究 ——以婚姻关系变动妇女为主要对象》文中研究表明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保障,它对于农民的意义不仅是生存的资源,也是退路和底线。土地权益是农民极其重要的权益。妇女长期以来是中国传统农村地区的弱势群体,随着人们对土地价值认识的不断提高,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侵害的现象也越发严重。其中,集体经济组织对婚姻状态变动的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的侵害最为常见。侵害现象频发的背后是村民自治与宪法权利、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农村人口流动性等多方面的问题。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对妇女权益的保障进行了规定,但因为法条规定较为粗糙,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中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界定标准这一重要问题并不明确。如何解决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问题,学界对此也是见仁见智。基于上述种种原因,为了更好的保护农村妇女这一特殊群体的土地权益,本文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司法实践中142个涉及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纠纷的案例,以司法裁判现状为出发点,尝试提出各方面的优化建议,克服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中的障碍。本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搜集到的裁判文书进行整理和分析,从该类案件的时空分布、原被告类型、起诉内容、判决特征等多个方面说明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纠纷案件司法裁判的现状。第二部分,将第一部分对案例分析后得出的观点联系理论,概括了四个司法裁判背后所隐藏的保障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困境。第三部分,在第一部分认识现状和第二部分找到困境之后,从完善事前立法体系、完备事中保障体系、打通事后救济途径三个维度探讨如何提高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保护力度。

李想^[5]（2020）在《宁夏生态移民村农地流转法律问题研究》文中指出随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及西部地区生态移民和城市化进程在我国呈纵深发展态势,农地作为自然资源的市场价值愈加重要,农地流转增速明显提高。正确认识生态移民村农地流转问题,成为当前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盘活农地资源、促进生态移民健康有序发展的关键。基于此,本文以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平罗县、永宁县及同心县为生态移民田野点进行纵向分析,并择取同为西部地区的甘肃白银市和同为民族地区的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取样横向分析,通过两个维度的对比,结合宁夏生态移民村现阶段以出租、转包为主,以转让、入股和抵押为辅,尝试土地托管、信托等新型农地流转的主要方式,对比分析各种方式的优劣势,归纳总结农地流转对生态移民产生的实际影响。最后,对生态移民村中农地流转纠纷进行归类整理,发掘纠纷产生的主次原因,并依托村委会、各级政府、以及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和法院处理纠纷的具体差异与处理效果,创设性提出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生态移民村乃至农村土地流转法律体系,从事前预防到事后监督两方面完善农地流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设中的不足,以期建设科学、规范的农村农地流转乃至土地法律体系。

刘国栋^[6]（2019）在《中国法院执行宅基地政策研究》文中指出法院对宅基地政策的执行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法律问题。对这一问题,理论界通常围绕着宅基地政策能否作为民法渊源展开讨论。但在《民法总则》第10条已经不再将国家政策作为民法正式渊源的背景下,相关理论研究仅证立其为非正式法律渊源是远远不够的,尚需要更为深入的理论探讨。要澄清法院执行宅基地政策这一复杂命题,首要任务是勾勒出其实然状态。在实然层面,尽管理论界普遍质疑宅基地政策的法律属性,但实务界却越发强调宅基地政策在司法裁判中的导向作用。在涉及宅基地政策的纠纷处理中,法院裁判结果呈现出明显的政策取向。法院通过多种方式将宅基地政策引入司法裁判,以实际执行宅基地政策,比如将宅基地政策作为说理或裁判依据,变通现行法的相关规定等等。究其本质,法院执行宅基地政策意味着中国的法院除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之外,还扮演着政策实施者的角色。从法院执行宅基地政策所生的效应上看,其可以类型化为回应性效应和充实性效应两种类型。前者主要表现为法院将宅基地政策通过直接或间接地方式引入裁判过程,实质性地影响裁判结果;及时改变裁判结果以回应宅基地政策的变化。后者则主要表现为法院结合宅基地政策的目的,对其规制范围进行扩张,以保障政策运行的效果,确保党和国家政策目标的落实。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法院执行宅基地政策问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所引出的问题是:何种因素造成法院执行宅基地政策,并以此来决定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归属?传统“法源说”进路认为法院对宅基地政策的执行源于政策的法源地位,其可以作为民法渊源进入裁判活动并决定当事人实体权利归属。然而,“法源说”进路在将宅基地政策厘定为非正式法律渊源,这无法解释出宅基地政策在实际裁判中“形无实存”的现实状态,与我国法院裁判的实际相脱节。而且基于“法源说”进路所提出的改进方案存在着过于理想化之嫌,并不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事实上,中国法院对宅基地政策执行问题的探究,需要从法院自身的属性入手,实现从“法源说”向“法院角色说”的研究转向。从法院的内在品性来看,其具有“双重角色”,分别为审判法院和公共政策法院。而不同角色之下的法院在对待法律、政策等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立场与表现。由于在我国的政治生态中司法镶嵌于政法体系,党的领导在司法权的行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法院需要自觉接受党的领导（政治领导、思想领导与组织领导）,且司法职能发挥应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大局。而宅基地政策集中反映了某一阶段党在农村社会与经济转型中的中心任务。这决定法院侧重于宅基地政策的实施,更多地表现为公共政策法院的面向。虽然最高法院并没有实际审理涉及宅基地政策纠纷,但其将宅基地政策的转化为司法政策为法院对该政策的执行提供指引。最高法院司法政策发挥作用的机理是藉由最高法院的权威将宅基地政策传递到法院裁判中。正是法院的角色定位以及最高法院司法政策,赋予了宅基地政策在法院裁判中的实质拘束力,确保了法院对政策的执行。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应如何评价法院执行宅基地政策?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应从积极与消极两个面向对之进行评价。从积极的面向来看,法院对宅基地政策的执行,表明其自觉嵌入宅基地政策的实施过程中,配合了其他国家机构的政策执行行为,助推了不同国家机构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提升了国家治理的体系化和协同化。而且相较于法律,宅基地政策具有灵活性的特点,可以及时地回应农村正在发生的社会与经济转型。宅基地政策对一些关键的问题做了细致的规定,更适应于农村社会关系的调控与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法院执行宅基地政策有助于落实该政策的功能。但法院对宅基地政策的执行也会带来一定的消极后果,主要表现为法院将宅基地政策引入司法裁判,会导致该政策借助司法的强制力扩大其本身存在的负面效应。不仅如此,最高法院为了执行宅基地政策所创制的司法政策欲发挥其事实上的指引功能,会造成审判权独立行使的弱化。法院执行宅基地政策的完善应充分顾及我国政治生态的特殊性以及司法权的有限性,促成法院以法治化的方式贯彻宅基地政策,并消除政策实施带来的消极后果。基于此,在执行宅基地政策的过程中,应回归为审判法院的角色,关注当事人之间纠纷的解决和利益平衡,以裁判方式实施宅基地政策。与此同时,宅基地政策执行方式也有待完善。法院应完善该政策进入裁判的方式,应适用公序良俗原则实现政策目标,并依靠诚实信用原则消弭政策实施所产生的消极后果,实现政策执行的规范化。同时,最高法院的司法政策在形式和内容上也应进行革新,完善案例指导制度,并依靠该制度克服司法政策抽象性与不周延性,弥补非正式载体的权威性不足,更好地发挥指引作用。从注重实体性规范的指引转换为程序性规范的供给,保障审判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便利审判法院掌握完整、准确的信息,平衡当事人各方的利益。

郑磊^[7]（2019）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司法认定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以长三角地区100份裁判文书为样本》文中研究说明伴随着城镇化地发展,我国农民的土地不断被征收,政府根据征收补偿标准给予农民一定的补偿,但是征收农民土地仍然引起了一系列纠纷,土地征收补偿款分配中产生的矛盾在征地纠纷中尤其突出,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于土地征收补偿款分配纠纷的受理又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作为前提条件。土地征收补偿款分配纠纷不同于其他民事纠纷,其爆发的频率高,原告存在一般主体和特殊主体,这其中往往牵涉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以及认定标准的确定。在司法裁判中,相关集体组织对于一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以及特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相关标准并不统一。并且在法院是否予以受理土地征收补偿款分配纠纷案件中,大部分法院都是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相关认定作为是否予以受理的前提,从立法理论层面上来看,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一部法律明确规定土地征收补偿款案件中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如何裁判,无法找到相关法律条文进行参考,这也给法院对于此类案件的裁判带来困难。因此,笔者围绕着长三角地区搜集整理100份裁判文书后,依据这100份裁判文书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在司法审判中的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希望通过实证分析对司法实践中法院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统一标准和明确的受理态度有所帮助。首先,以搜集整理到的100份裁判文书为依据,分析得出土地征收补偿款分配中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问题的司法现状主要涉及两方面问题。其一,法院对于涉及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案件的受理态度并不统一,主要分为予以受理或不予受理两种。在予以受理的案件中又分为直接予以受理和间接予以受理,比较少的法院直接予以受理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为诉讼请求的案件,大部分予以受理的案件都是涉及土地征收补偿款分配和土地成员权益受损案件中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相关认定作为前置条件从而间接受理,并且在间接予以受理中不同案由导致各个法院在处理的结果也有差异,总结后主要分为三类。其二,在予以受理的案件中,对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标准的相关认定又分为一般主体和特殊主体分别认定,不管是一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标准的相关认定还是特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标准的相关认定,都不统一。其次,从法律规范不明确和认定标准不统一两个方面分别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司法现状进行原因的分析。一方面法律规范的不明确先分析法院予以受理和法院不予受理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得出因为相关立法机关仍然没有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具体规定关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相关认定案件的受理,从而让各个法院在裁判时所依据的法律都不一样,这也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不予受理和予以受理混杂的情况。并且法院关于予以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裁判文书分析后,可以得出将近一半的案件涉及到村民自治、村规民约等事项,主要因为村民自治相关的法律制度不完善以及村规明约与相关的国家制定法冲突导致法院在处理此类纠纷案件时出现裁判不一的结果。另一方面,对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标准的相关认定不统一主要从两类主体分析,第一,对于一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没有统一认定标准,主要是由于国家和地方层面都未出台统一的法律规范制度;第二,对于特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没有统一标准,主要因为相关立法的缺失、经济利益驱动以及中国传统思想的束缚。最后,对于现在司法实践之中关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相关认定问题提出几点建议。首先,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相关程序规则的完善建议,法院在案件受理环节充分尊重诉权;法院在案件审理环节,对完全具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村民,应予以保护,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身份存疑的村民,应予以多元化解决。其次,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相关实体规则的完善建议,第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标准的基本原则的确定;第二,优化一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规则;第三,规范特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标准的认定。

李海霞^[8]（2019）在《农地“三权分置”制度构建研究》文中认为“三权分置”改革,是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农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是在坚持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将土地承包权与土地经营权分置,由农户保留土地承包权,确保农民利益不受损,同时放活土地经营权,引导土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提高农业生产效益。2018年12月29日,《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经全国人大常委正式审议通过,“三权分置”制度改革正式在法律层面得以确认。但此次《农村土地承包法》的修订是将政策指导落实到了法律层面,更多的是原则性规定,操作性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下一步还需要修改《物权法》、《土地管理法》等相关内容,并制定《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细则》,将原则性规定进一步细化。从理论定位、实体法和程序法三个维度对“三权分置”制度构建进行探讨,旨在为我国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建设提供参考思路,内容包括“三权分置”的基本法理、“三权分置”制度构建的原则、发包人的权利义务、承包人的权利义务、经营人的权利义务,以及“三权分置”的程序法建构。“三权分置”制度改革具有法理依据。从土地承包经营权派生出土地经营权,不是简单地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离为承包权与经营权,而是创设土地经营权这一新型用益物权。土地承包权仍然是物权法中的承包经营权,仍属于用益物权。配置土地经营权并不违反物权法“一物一权”原则。土地经营权是财产权,具有独立性、排他性,符合用益物权的性质,土地经营权设定为物权才能满足其再转让和抵押融资的功能定位,贯彻“三权分置”的改革精神。我国农地“三权分置”制度构建的原则包括:第一、公平与效率辩证统一原则。效率与公平相互依存、互相促进,“三权分置”农地制度改革应当在实现公平与效率间寻求平衡。第二、自愿原则。自愿原则是民法“意思自治”基本原则在农地制度中的具体体现,农地制度改革以尊重农民意愿为前提。第三、守住政策底线不突破原则。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动摇,农地集体所有制符合我国农村社会的历史传统和伦理价值,农地私有制、国家所有制均不具有可行性;坚持稳定并完善土地承包关系,以稳定承包关系为关键环节,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探索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多种经营方式共同发展;坚持农地农用,严格贯彻耕地保护制度,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坚持循序渐进、因地制宜原则,深刻认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充分考虑各地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差异,形成适合不同地区的“三权分置”具体实现路径和办法,稳妥地推进农地改革。“三权分置”的实体法构建主要涉及发包人的权利义务、承包人的权利义务、经营人的权利义务。发包人享有的权利,包括发包权、监督权、承包地收回权、转让承包地同意权;发包人应承担的义务,包括尊重承包人的承包权、经营人的自主经营权,为承包方提供生产、技术、信息服务,组织本集体经济组织内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不得擅自调整承包地等。承包人享有的权利,具体包括承包权、监督权、获得补偿权、流转权、有偿退出权等;承包人应承担的义务包括维持土地的农业用途,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维持地力,不得造成土地永久性损害,承包期届满不再续期应返还承包地并恢复原状等。土地经营人享有的权利,具体包括占有使用权、自主经营权、收益权、流转权和获得补偿权;土地经营人应承担的义务主要有:严格遵守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的约定,不得改变土地农业用途,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保护环境资源。“三权分置”的程序法构建。为实现“三权分置”改革目的,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纳入我国不动产统一登记,土地承包权的设立、变更应采用登记生效主义模式。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再流转程序采用登记生效主义模式。土地经营权登记制度是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的需要;通过登记,赋予土地经营权公示公信效力,加强对土地经营权人的权益保护。

王艳萍^[9]（2019）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基本权利,属于成员权中的一种类型,具有复合性。目前,我国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理论研究较为活跃,并已形成了部分成果,同时存在较多争议和分歧。立法规定方面,我国当前尚缺乏统一的法律规范体系,现有规定涉及的具体内容分散且不够全面。关于成员权的取得,需要以成员资格的取得为前提,但是成员资格的认定主体不明确,资格认定标准也不统一。关于成员权的内容,目前尚未形成完整的权利体系,具体内容也有待细化。关于成员权的救济,已有规定内容过少,给司法实践带来了困扰。关于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完善,建议通过统一立法,实现规范化和体系化,对此,可以考虑在将来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条例》中作出规定。首先,关于成员资格,明确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人民法院依据复合标准予以认定,复合标准的制定应依次考虑户籍、事实生产生活、基本生活保障、权利义务、集体组织自治等因素。其次,关于成员权的内容,可划分为实体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并进一步补充其他权利类型,形成一个完整的权利体系。最后,关于成员权的救济,可区分资格认定救济、个体权利救济和共同权益救济三种情形,分别构建或完善相应的救济路径。

吴保佳^[10]（2019）在《情势变更规定司法适用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基于2009年以来情势变更相关二审判决书276例,可以发现,实践中情势变更规定的援引主体主要为原告,但法院主动适用的数量也近五分之一。法院认定情势变更的首要原因是行政行为,否定情势变更的主要理由是当事人对变化有所预见。对于司法实践中的分歧,情势变更规定不属于合同法第94条第5项“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当事人享有的解除权属于形成诉权,须经法院作出判决,不能以通知的方式解除合同;在当事人抗辩情况下,情势变更规定仍有适用余地,抗辩方应在合理时间内将情势变更告知对方,否则将可能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适用情势变更规定须当事人明确请求,法院不得依职权主动援引;情势变更规定并未赋予违约方合同解除权。对于司法适用中的问题,统一裁判尺度是情势变更规定适用过程中亟需解决的首要问题,应通过加强类案统计与分析、完善案件审理程序、加大裁判文书公开力度、召开专业法官会议、推出典型或指导案例等方法加以破解;情势变更规定以“客观情况”指代“情势”,不恰当地缩小了情势变更原则的调整范围,应修正为“订立合同的基础”。情势变更规定适用的层报制度与“两审终审”的诉讼架构相悖,损害了当事人的审级利益,执行中也较为随意、难以有效监管,并且事实上增加了司法的任意性,应加以废除。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论文提纲范文）

（1）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司法适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政策司法化研究 ——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党的政策的法律政治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3）我国城乡一体化土地管理法律制度的改革与完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问题研究 ——以婚姻关系变动妇女为主要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5）宁夏生态移民村农地流转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法院执行宅基地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司法认定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以长三角地区100份裁判文书为样本（论文提纲范文）

（8）农地“三权分置”制度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情势变更规定司法适用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论文参考文献）

• [1]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司法适用研究[D]. 牛安琪. 吉林大学, 2021(01)
• [2]政策司法化研究 ——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党的政策的法律政治学分析[D]. 刘晓鸣. 吉林大学, 2020(03)
• [3]我国城乡一体化土地管理法律制度的改革与完善研究[D]. 赵志.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4]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问题研究 ——以婚姻关系变动妇女为主要对象[D]. 钟珊.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5]宁夏生态移民村农地流转法律问题研究[D]. 李想. 北方民族大学, 2020(12)
• [6]中国法院执行宅基地政策研究[D]. 刘国栋. 吉林大学, 2019(02)
• [7]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司法认定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以长三角地区100份裁判文书为样本[D]. 郑磊. 安徽大学, 2019(02)
• [8]农地“三权分置”制度构建研究[D]. 李海霞.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6)
• [9]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研究[D]. 王艳萍. 安徽工业大学, 2019(02)
• [10]情势变更规定司法适用实证研究[D]. 吴保佳. 湖南大学, 20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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