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内蒙古—新疆公路建设与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王延霖[1](2021)在《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的多维度绩效研究》文中指出资源型产业是民族地区产业布局的核心,但其长期依赖的中低技术水平引发的“规模扩张”成长模式在当今时代不可持续,也影响着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如今全世界都处于新一轮产业革命背景下,高技术服务对传统产业的渗透融合是传统产业获取产业持续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因此研究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的融合现状、融合绩效及民族地区特性要素的影响机制有利于了解产业融合情况,为地方政府制定更具针对性的产业政策提供参考,辅助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本研究以民族学、经济学等相关理论为支撑,采用田野调查法、对比研究法、规范和实证分析法、数据包络分析法和熵指数法等多种方法,从实地调研和实证检验两方面综合分析当前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的现状、水平及对绩效的影响,开展与非民族地区的对比研究以探究民族地区特殊规律,并从政府治理模式、社会要素配置和关系文化等特性要素方面探究了相关的调节机制。研究结论主要有:1.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初现,并具有改造资源型产业良好的经济、环境和创新效应,同时民族地区更易引进技术应用类服务企业,融合模式也以平台型、参与型和基础建设型为。但目前由于相关概念的标准化问题、产业间及政府部门间的“搭桥”问题以及资金压力问题使民族地区产业融合深化存在困难。2.利用熵指数法计算得到的民族地区产业融合水平值表明: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已实现从“轻度失调”向“勉强协调”的转变,2012年后稳定上升,但目前仍落后于东、中部地区;同时空间异质性特征显示产业融合高高集聚区向东、向南转移态势显着,而民族地区则多被低融合水平省份包围,地域间协同效应不高。3.实证研究结果总体说明: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对资源型产业的多维度绩效提升均具有显着促进作用,其中创新绩效方面需要一定的时间磨合才能实现。相比于非民族地区而言,以上提升作用在民族地区更强,“技术追赶效应”凸显。4.民族地区的良好的政府治理模式和较高的社会资本配置效率有助于增强产业融合的经济和环境绩效提升效果,说明民族地区政府的关注及政府治理、高效的资本配置水平有利于引导稀缺资本应用到经济效益高和政府关注高的领域;但社会资本配置效率在产业融合和创新绩效中呈负向调节作用,也说明民族地区的资本更倾向于向低风险领域倾斜。民族地区较高的关系文化程度也表现出一定的正向调节作用,但影响程度不高。5.民族地区中产业融合经济绩效提升的空间溢出效应显着,说明其可充分借助高技术服务业所带来的网络效应来获取更高的经济影响,环境绩效方面虽然难以区分两种效应大小,但可借鉴非民族地区经验展开地域间的环保合作。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分别从提升民族地区政府治理水平,塑造创新、开放、合作的文化内涵、加强社会要素的培育和流动以及建设产业融合双方的能力体系方面提出多项政策建议。
张晨瑶[2](2020)在《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文中提出2018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要求东北地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开放合作高地,明确了东北参与“一带一路”的方式和程度即深度融入,提升了新形势下东北在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布局中的站位,即建成国家开放合作高地。时隔一年,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时强调,东北地区要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提示东北要通过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进一步提升开放的水平和层次。从建设开放合作高地到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国家对东北地区在“一带一路”的定位逐步升级,期望逐渐提高。为此,东北地区在融入“一带一路”的过程中要努力贯彻新理念、注重拓展新领域,实现对外开放的高层次、高质量。丝路深耕,开放升级,“一带一路”倡议给东北地区开放发展提供了新舞台也提出了新要求,东北唯有强化优势、补齐短板,才能在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过程中,尽快达到对外开放新前沿的理想境界。关于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学术界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主要是侧重于某一产业、某一领域的对接,和相对笼统的整体性研究,缺乏系统而完整、全面而细致的研究成果。本文以东北三省一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厚根基为切入点,分析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客观条件、重要依托、拓展平台、推进路径,提炼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的时代价值,力求逻辑严密、系统完整的展开东北地区作为国家重要战略区域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整体开发阵容,以此撬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方向的主要驱动力量。本文共分为六个章节展开论述:第1章,绪论。概述了本文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总结了国内外目前对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这一课题的研究情况,综述现有研究成果,形成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2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客观条件。以习近平关于“一带一路”重要论述作为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思想,梳理从国家到东北各地关于深度融入“一带一路”的政策依据。从历史渊源、文化底色、经济关联、跨境交往四个方面探究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厚根基。第3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依托。全面分析了东北地区既有国家级区域发展规划包括辽宁沿海经济带、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沈阳经济区、哈长城市群的发展情况。评估发展现状、分析制约因素、提出对策建议,强化其依托作用以更好的承接“一带一路”建设重要机遇。第4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四方平台。系统阐释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在四个方向上的跨国战略平台,即东进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西拓连接中蒙俄经济走廊,南下撬动环渤海经济圈,北上开发北极航线,东进西拓南下北上构建东北全方位开放大格局。第5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路径。深入论证大连自由贸易港建设,创建满洲里作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全面开放第一品牌重镇,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开发,“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研究的时代契机、基本思路、重要价值、支撑条件、现存问题、实施方案等,以重大工程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第6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价值:塑造包容性全球化发展的中国范例:打造全国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区域示范,创造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东北机遇。
段晓莹[3](2020)在《近代内蒙古西部地区驼运业研究(1840-1937)》文中研究说明内蒙古西部地区位于中国西北边陲,由于戈壁沙漠众多,气候多干旱,使得驼运成为近代时期内蒙古西部地区主要的交通运输方式。由“领房人”、“骑马先生”和“驼夫”组成的驼运在长期的运营中逐渐形成了相对固定的运输网络,这一运输网络几乎涵盖了全内蒙古以及与内蒙古有经济往来的新疆省份和周边的国家,形成了特定的组织形式、不成文的行规和驼运文化等。以长城为界限,内蒙古西部地区作为一个迥异于内地的北方边疆地区,有着与内地不同的特点,这些不同的特点不仅体现在生态地理环境中,也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中。骆驼自草原民族驯化以来,就被用作转场运输、骑乘。明末清初,以晋商为代表的汉族旅蒙商,借助明末“茶马互市”和清初统一新疆的机会,逐渐开始从事西路和北路的茶叶丝绸等货物的运输,形成集商业和运输为一体的驼运业。清朝一代,内蒙古西部地区的驼运业发展起起落落,但在同治光绪时达到高峰期。到民国后,随着公路、铁路运输的发展,笨重的骆驼运输逐渐走向终结。文章由以下部分构成:第一章主要研究内蒙古西部地区自然生态环境,驼运行业兴起的主要原因,它主要受清政府的支持,商业城镇的形成、旅蒙商经商贸易等因素的影响,并对晚清以前驼运业的发展做简要概述。第二章主要研究从事驼运行业的驼商与驼夫的日常生活以及驼队的组织行规,并重点讲述驼队运行货物的商业路线以及驼队的军事运输。第三章主要研究随着近代新式的交通运输工具的出现,火车、公路逐渐取代笨重的骆驼运输。第四章主要研究驼运行业的特殊贡献,一个行业的发展必定会影响到其他产业的发展,驼运行业带动牙纪行、通司行等行业的兴盛。旅蒙商的进入也将商品交换观念传入蒙古地区,以驼运为主的商业贸易,不仅满足了蒙民对生活必需品的需要,另一方面,蒙地贸易逐渐形成的丝茶驼路也是沟通内地汉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重要商道,对于加强内地与西北地区的经济交流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李永娜[4](2020)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949-1956)》文中研究表明作为国家的一种软实力,国家认同能把整个国家共同体中的单个个体团结起来,对于维系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保障多民族国家的稳定,促进国家的繁荣昌盛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创造了最重要的政治前提,宣告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已经到来。1949年到1956年是各民族人民对新中国产生国家认同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实施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获得了广大人民真诚地支持和拥护。政治民主、社会稳定、经济得以恢复并发展的新中国获得了广大民众的高度认同,全面深入地探究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建设的经验,既有助于深化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国家理论,又能为增强国民的国家认同感以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重要的启示。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王朝统治时期的国家认同是“大一统”特色的古典国家认同;发展到近代社会,中华民族意识由自在状态向自觉状态转变,中华民族意识逐渐觉醒,中国的国家认同逐渐向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转变,这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整合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增强了中国各个民族之间的凝聚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得以建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统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对新中国的国家认同意识在异常艰难的国内外环境下开始萌芽、生长与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面临着十分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企图通过实行强硬的对华政策,即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的政策,从根本上搞垮新中国。在国内,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相互交错,纷繁复杂,少数民族地区更是面临着民族分裂势力猖狂,政治参与冷漠、文化认同狭隘模糊等问题,为此需要从国家整体层面审视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理特殊性、文化特异性、政治归属性和利益整合性,为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提供可能性。在错综复杂的现实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推进了剿匪反霸工作,稳定民族地区社会秩序;进行了民主建政工作,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各级政权机构,创造性地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了各民族的平等权利;积极疏通了民族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民族隔阂;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更好地实现了少数民族人民的当家作主。各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得到了应有的保障,少数民族群众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地发挥,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提供了政治保障。与此同时,党和政府还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了一系列经济政策,“慎重稳进”地实行土地改革,改良农具和农牧业生产技术,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建设,开展了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工作,制定了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财政和税收优惠照顾政策,为少数民族人民的国家认同夯实了经济基础。除此之外,党和政府还积极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以满足少数民族群体的主观需求和现实需要,加强了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针对各种错误思想开展针锋相对的批判,广泛开展了民族团结教育,积极营造国家认同的舆论氛围,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宗教信仰自由,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架设了坚实的文化支撑。总的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在进行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培育并筑牢了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对国家的归属感、自豪感和忠诚感,使少数民族群众对新中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产生了对新中国强烈的认同情感。这种成就的取得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平等团结的原则、毫不动摇维护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坚持各民族共同繁荣、千方百计帮助少数民族促进经济的发展、大力发展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实现少数民族群众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的全面提高等经验密不可分。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建设波澜壮阔,回顾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的民族工作面临的种种挑战、采取的有力举措,并总结其取得的宝贵经验,为我们今天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建设必须准确把握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必须正确认识我国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旗帜,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并用法制来保障民族团结。
高边玛草[5](2020)在《民族八省(区)物流产业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物流产业是一种综合性服务业,主要功能包括运输、仓储、加工、配送等。物流产业作为我国经济运行的基础性、先导性和战略性产业,其发展演变与宏观经济发展形势密切相关。20世纪末,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下,国家、地区、企业、个人等经济主体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物流产业的联接作用也逐渐显着,其经济发展“加速器”的作用也得以公认。物流产业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也逐渐成为了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我国的民族八省(区)地大物博,整体发展相对落后,而物流产业的异军突起对民族八省(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从定性定量等不同方面,比较研究民族八省(区)物流产业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物流产业在民族八省(区)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和存在的差异,而且可以为制定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起参考作用。本文在物流产业外部经济效应、物流产业的波及效应和经济增长等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之上,以我国民族八省(区)1999-2017年的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统计分析法,以民族八省(区)物流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多项指标为视角,比较分析了民族八省(区)物流产业与经济发展现状和潜在的联系及区别。在此基础上,把民族八省(区)的物流产业增加值引入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构建了相关模型。利用Eviews10.0软件,在对数据模型进行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确定模型无误且有意义之后,回归分析了我国民族八省(区)物流产业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具体结果。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民族八省(区)物流产业发展的整体水平较低,而且,物流产业对我国民族八省(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参差不齐。民族八省(区)中,物流产业的发展对内蒙古、广西、新疆、贵州、宁夏和云南等省(区)经济增长的正向带动作用显着,对青海省和西藏自治区经济增长的带动效果很小且不显着。结合以上研究结论及每个省(区)的实际情况,本文进一步分析了民族八省(区)物流产业对经济增长影响程度不同的原因,并依此为民族八省(区)物流产业今后的健康持续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张江峰[6](2020)在《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是国家生态修复、生态治理、生态文明建设重点区域之一,在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属于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是我国“藏羌彝民族走廊”和茶马古道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主要的羌族聚居区和四川省第二大藏区。长期以来,藏、羌、回、汉等民族在这个地区内繁衍生息,交汇、交融,互通有无,创造并传承了丰富多样、灿烂多元的民族文化,因此,该地区是我国民族文化多样性富集地区。新型城镇化、特色小城镇战略背景下,在民族众多、自然条件复杂、旅游资源富集地区如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修复保护及民族文化传承保护等各项事业多赢,是个新命题。因此,岷江上游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生态、社会治理等各方面建设成就,对其他民族地区具有一定示范效应和借鉴意义。岷江上游民族地区各种现实条件,国家主体功能区赋予该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任,决定了该地区照搬东部沿海大规模工业化驱动城镇化发展路径不现实,只能立足于当地自然人文资源禀赋优势,培育发展特色产业,进而驱动城镇化发展。岷江上游民族地区自然旅游资源雄奇秀美,多姿多彩;民族文化个性差异,多样性明显,是该地区发展旅游产业的优势基础性资源。这种资源禀赋优势决定了该地区发展旅游业,并通过旅游业引领驱动城镇化进程是一种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和特色小城镇战略实施,给岷江上游民族地区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持续的政策动能,为该地区推进城镇化提供了思路和方向。本文通过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对岷江上游民族地区特殊性、旅游小城镇发展历程及面临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依据资料可得性、类型代表性等标准选择了松潘县川主寺镇、汶川县水磨镇、理县古尔沟镇三个田野调查点,通过对三种类型旅游小城镇发展进行定性分析和量化研究,比较三种类型旅游小城镇发展异同及所面临问题,提出对策建议。最后,通过对制约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因素及其深层原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发展路径建议,期望对民族地区城镇化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绪论阐述了本论文所研究问题选题背景,选题理论和现实意义、研究目的、相关研究评述、主要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创新点等问题。第一章梳理了各位专家学者对旅游小城镇相关概念和分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定义,同时,对本文相关指导理论做了梳理和述评。第二章梳理了我国旅游小城镇相关概念以及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历程,研究了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城镇化水平提升之间互动关系。第三章主要梳理了岷江上游民族地区小城镇发展及旅游城镇化历程,并具体分析了该地区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发展、民族文化、国家区划生态环境功能等方面具体特殊性,分析了该地区依靠旅游业驱动旅游小城镇发展在经济、社会、民族文化和生态环境方面特殊意义。第四章分别对三个田野调查点旅游小城镇进行了实证和比较研究,比较了三种类型旅游小城镇各自发展特点、差异性和面临问题,发现异同之处,最后给出了三种类型旅游小城镇创新发展可操作性建议。第五章主要分析了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存在的问题,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影响因素,并分析了这些因素产生的深层次根源,为该地区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选择路径提供理论支持。第六章主要分析了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的必要性和机遇,研究了该地区旅游小城镇持续发展的推拉动力以及旅游小城镇与大城市群产品的互补性,提出该地区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对策建议。结语部分陈述了本论文主要结论和后续研究展望。本文主要结论是: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在于能够持续地与大城市群实现产品互补互通,实现二者相互动态优化。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创新升级,旅游产品与时俱进及不断完善是该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的根本基础和产业保证;优良的自然生态环境是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的环境支撑;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是岷江上游民族地区丰富的资源,是该地区旅游产品持续创新发展的持续文化源动力,也是该地区旅游产品核心吸引力所在,是该地区旅游小城镇建设中彰显其地方特色的文化源泉;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社会治理成效是该地区旅游业平稳发展的社会保障。
顾超[7](2020)在《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文中提出就近代世界历史而言,伴随着民族运动和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的意识形态,并从欧洲蔓延至全球。仅仅在20世纪,在全球范围内就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浪潮。也正是在这一进程中,中华民族从一个自在民族走向了自觉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开始以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参与到国际事务之中,中华民族开始具备了国族的身份和象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和国家提出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对内来说,是以共同体的形式把握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不断凝聚起中华民族应对危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力量;对外来说,通过区域共同体实践的外溢效应和示范效应,进而迈向更高层次、更广范围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从古至今,西北地区由于其历史、区域和自然条件等因素,不论是在王朝国家,还是在现代民族国家之中,都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特别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带一路”倡议下,西北地区的现实任务和战略地位日益突出。研究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问题,既是回应党和国家重大的、宏观问题的现实需求,也体现了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针对性。作为理论命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的研究,着重解决两方面的重要问题。一方面,从理论与实践的溯源来看,充分考量近代以来关于中华民族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以及逐步确立起的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框架。又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深处,挖掘出多语境、复杂态下的共同体形式。并且将中华民族与共同体思想有机结合统一到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中。另一方面,从核心概念的分析来看,提出从政治国家共同体、历史文化共同体、社会生活共同体、精神命运共同体四个维度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系统把握。同时,从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出发,提出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向度。第一重是从物质决定意识的决定向度上,提出民族意识是对民族本体的客观反映;第二重是从意识的历史性生成向度上,分析不同时代条件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表现;第三重是从意识的能动性向度上,从理论层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价值性考量。再者,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较大程度上理解为一种认同,从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五个方面勾勒出认同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谱系。作为现实命题的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进一步聚焦和把握西北地区的特殊性,提出西北地区在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机遇、劣势和挑战。从优势上看,西北地区在历史上进行着各民族间频繁的交往交流交融,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既有中华民族的共性文化,也有各民族独有的特色文化,还有与异质文化、文明的往来。同时,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与西北各族人民一道进行民族救亡图存、追求团结统一的伟大斗争中,一方面产生和奠定了西北民族地区治理的政策基础,另一方面塑造和涵养了丰富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红色文化基因。从机遇上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机遇下,形塑和奠定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实施了惠及西北各族人民的现实举措。在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中,拓展了西北地区的发展空间和动力。在西北边疆治理的现实机遇中,深入推进依法治边、依法治疆进程中,提供了稳定的内外环境。从劣势上看,经济方面的差距无疑是明显且深刻的,同时在民族与宗教问题上的复杂性、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以及语言多样性可能带来的沟通不畅等,在增强个体、族群意识的同时,淡化了共同体意识。从挑战上看,存在着诸多外部威胁与干扰。一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这一思潮由来已久,作用于客观历史和人们的历史观念,消解着西北地区的历史传承与史学研究;二是多元文化主义,主张每一种文化都必须有其身份和定位,看似合理实则潜藏着以多元分离和分解主流的风险;三是“三股势力”,其中暗含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以西北边疆为重点渗透区域,并有向全国蔓延的趋势,威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和总体国家安全。结合以上理论与现实的分析,在发挥优势、抓住机遇、规避劣势、应对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首先要有一些最为基本的遵循来保证前进的方向,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妥善解决好宗教的因素,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同时,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西北地区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其次,在宏观方略的建构上,作为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建设及其意识培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工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立足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整体,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法治六个方面进行系统谋划和宏观安排。最后,实践的生命力和效度体现在落小、落细之上,作为教育活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最终要从教育的主体内容、关键环节、心理引导、语言桥梁、现实载体、实际效果和人才队伍等方面具体下功夫。
乌云[8](2019)在《内蒙古边境地区演变研究 ——以乌拉特地区为主(1911-2014)》文中提出内蒙古边境地区演化过程改变了中国内陆边疆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每个时期发挥了不同的历史作用。从北部屏藩到抗战边疆,再成为现代国家的边境,如今又是“一带一路”上的重要节点,承载着中蒙俄经济走廊重要桥梁的使命,互通世界。本文以民族学为视角、历史学为基础,结合社会学、国际关系学等理论,选择乌拉特地区为主要考察对象,“以小见大”,全面梳理了内蒙古边境地区从边缘到中心、从边疆到边境、再从无国界线到最终确定边界的历史,探究了新的国际格局下中蒙关系的发展演变历程,以期还原真实的边境历史。而这一历史并不仅限于“政治型”的大历史,也关乎不同边境群体的小历史,为人们展现更全面的边疆画卷,是本文最主要的研究意义所在。乌拉特地区历史变迁是近代中国北部边疆历史的一个缩影,体现了国家边界意识的不断增强,以及国际条约下与各国之间一种新的合作共赢。也是中国从20世纪初到21世纪初为止的百年文明复兴历程,由弱变强,为打造互联互通的命运共同体而努力的最现实写照。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论三大部分构成。绪论部分旨在说明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相关概念的界定、研究现状综述、基本史料以及研究方法等。正文部分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论述:一,民国时期的内蒙古地区,面对外蒙古宣布独立、中苏交往以及日本侵略战争等不同历史危机与挑战,采取的立场和发挥的历史作用。二,建国初在同盟阵营下的中蒙“蜜月”期,内蒙古边境地区从传统边疆转变为现代边境地区,经历了看似和睦、并伴随了人畜越境、移民涌向边疆等不同的过渡状态。三,中苏关系恶化影响下,随着中蒙两国边境矛盾的加深,内蒙古边境地区又成为主要战备区之一,促进了边界的确定,进一步推动了现代边境制度的形成。四,随着国际格局变化,中蒙开启全面开放时代,双方互设口岸进行对外贸易,内蒙古边境地区又变成全球化视野下的经济合作区域,也成为了不同政治实体和社会文化接触的主要场域。五,进入21世纪,中蒙开启战略伙伴关系,内蒙古边境地区又有了新局面,口岸经济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推动边境地区的城镇化,成为了跨界民族的聚居地。结论部分指出,随着“一带一路”的进一步实施,不断巩固和扩大了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互利合作,它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打开世界范围内区域合作的新局面。而内蒙古边境地区作为互联互通中国与世界的主要通道和窗口,发挥了桥头堡作用,带来了中蒙两国发展的新机遇。
袁亚丽[9](2019)在《民国时期青海农村经济研究 ——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学界对近代以来青海历史,多数仍侧重于政治制度、民族关系、文化变迁、民族贸易等历史问题的宏观研究,对于农村经济中的许多问题研究相对薄弱,缺乏微观的实证分析。青海所处区位的特殊性,自然地理生态的多样性,人文环境的复杂性,但是已有成果基本没有注意到历史时期青海经济发展的地理、人文、空间等特殊因素,忽视了近代制度变迁及国家经济政策对青海农村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此外,研究成果多附带于其他区域或领域研究之中,对于民国青海经济研究来说显得较为零散、不成体系,也正是这些不足,为进一步研究留下了空间。青海农牧兼营的经济特点,使得农村经济、农业耕作技术、畜牧业经济、寺院经济、农村市场等许多问题与当时全国其他省份有相一致的地方,但也呈现出更多的复杂性和独特性。本论文以民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中心,从农业经济、畜牧业经济、寺院经济及农村市场等问题入手,对青海农村经济进行深入的实证分析和研究。近代以来青海在行政区划上变动较大。尤其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南京国民政府西北开发和抗战大后方建设实施的背景下,为青海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契机,农村经济得到了较快恢复和一定程度的发展,并进入缓慢的现代化转型时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20世纪三十年代初,南京民国政府西北开发和抗战大后方建设政策出台,随着青海行政建制的不断完善,广大牧业区开始了有效的县治建设,为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第二,人地关系呈缓和之势。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人口进入近代以来最快增长时期,这是人口增长有别于同期其他省份的一个显着特征。而人口的快速增长又带动了耕地面积的迅速扩大,耕地面积的增长速度也超过同期全国其他省份。并且人口和耕地增长的速度呈正态分布,人地关系呈缓和之势,学术界流行的“近代以来人地关系紧张”的观点并不适合当时的青海地区;第三,农业经济得到较快恢复和发展。人口和耕地的迅速增加,为农业经济的恢复提供了基本的条件。20世纪四十年代新式农贷的出现,大型水利灌溉工程的兴修为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技术支持,也成为农业现代化的主要表现。农家经济和农民生活在畜牧经济的补充下也得到相应提高。与学术界观点“近代以来农业经济处于停滞状态、农民生活极端贫困”的观点不相一致,表现出其独特性和复杂性;第四,畜牧业经济也由传统的粗放式经营开始了向现代化的转型时期。在国民政府主导下开始了畜牧管理、繁殖、兽疫防疫等方面的一系列工作,逐步开启了畜牧事业现代化的步伐。特别是畜牧贷款的发放,对于逐渐衰落的青海畜牧业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振兴作用;第五,藏传佛教寺院经济是青海农村经济中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在牧业区以寺院为中心建立起了农牧交易的中心点,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成为固定市集和城镇,对广大牧业区经济的交换提供了良好平台。在当时整个社会经济欠发达的状况下,以寺院为中心形成的市集成为牧业区商品交易和民间贸易的主要场所,这也是青海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又一个显着特征;第六,以畜牧产品为主的手工业和市场交易成为农村市场经济的主要特色。农牧经济的互补性特点,畜牧业对农业经济的超强依赖性和强劲的需求,成为手工业产品和市场发展的直接动力。20世纪四十年代,出现的官营商号,对传统的物物交换的交易方式有所冲击,使得货币化程度有所提高,市场的多元化成为向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标志。
李辰[10](2019)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及其在内蒙古的实践》文中研究表明民族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是涉及民族生存、发展和各种相关利益的社会矛盾,对民族问题处理得当与否关系着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人民安定和边防巩固。民族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要求多民族国家高度重视并采取适当途径解决此类问题。当然,由于各国历史习俗、民族构成、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差异,其解决民族问题的途径与成效各有不同。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对于少数民族区域治理古已有之。因俗而治、羁縻统治很大程度上是中央王朝针对多民族国家的状况而实行的有效管辖政策。在重视和解决我国少数民族问题方面,中国共产党重视这一历史上客观存在的制度历史和它的积极功能,形成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之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自1947年正式建立以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通过合理推行民族政策,把民族自治的构想融入到单一制国家结构内,从而保证了国家具有制度上的包容性,对少数民族的基本权益提供了有效保障,并且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在整个社会形成了各民族互相帮助、携手共进的和谐局面,有效调解了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然而,“3·14”和“7·5”严重暴力犯罪事件,让很多身居内地的人首次感受到我国是一个面临较为严峻“民族问题”的国家。当民族问题与“疆独”、“藏独”等民族分裂活动或宗教极端主义联合起来时,就变成了影响我国繁荣安定与各民族友好往来的巨大威胁。内蒙古自治区作为我国成立的第一个省级自治区,在72年的发展历程中,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事业蓬勃发展,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制定和落实打下了牢固的理论与实践基础。当然需要看到的是,制度的设计不可能是完美的,在运行过程中制度也会出现“磨损”,需要不断进行完善。因此,我们需要思考一系列相关问题: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的基本政治制度,它在内蒙古的运行实效如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制度的设计初衷与实际运行效果有偏离情况发生?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又该如何调整?本论文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实践为主题,着重阐述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内蒙古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各领域事业的推进作用,并据此分析了阻碍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挥作用的因素以及改进的措施。全文共分为引言、正文以及结语三大部分,其中正文部分共有五章。第一章运用了历史制度主义关于制度形成与变迁的理论,分析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重点论述了历史制度主义关于制度形成的基本观点、路径依赖机制对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影响、中国历史上民族治理方式的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内涵、原则及取得成就等内容。第二章主要介绍了内蒙古自治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轨迹。以关键时间节点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内蒙古实施的进程分为1947年前、1947年至1956年、1957年至1977年和1978年以后4个阶段分别加以阐述。第三章是本论文的重点,主要分析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功能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实现程度。笔者运用了开展社会调查时得到的一手资料以及其他内容详实的统计数据,为本章的论述提供了事实注脚。第四章主要论述影响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内蒙古发挥效果的阻滞因素,从民族法制体系不完善、权力界限不够清晰、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社会转型期民族关系复杂化以及公民素质不高等五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第五章对如何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内蒙古健康运行提出了对策建议。重点从完善制度设计、理顺权力关系、大力发展经济、巩固和发展和谐民族关系以及培育公民文化等五个方面,对不断创新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本论文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注重规范性研究与经验性研究相结合,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关于制度形成、变迁的理论来阐述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内蒙古的实践问题,并且积极回应时代关切,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建议。
二、内蒙古—新疆公路建设与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内蒙古—新疆公路建设与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的多维度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一、引言 |
1.1 问题的提出 |
1.2 选题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相关问题研究 |
1.3.2 产业融合对传统产业绩效的影响效应研究 |
1.3.3 民族地区的地域要素特性研究 |
1.3.4 研究现状述评 |
1.4 研究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图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4.3 技术路线图 |
1.5 创新点 |
二、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民族地区概念界定 |
2.1.2 资源型产业概念界定 |
2.1.3 高技术服务业概念界定 |
2.1.4 产业融合概念界定 |
2.1.5 资源型产业绩效概念界定 |
2.2 理论基础 |
2.2.1 比较优势理论 |
2.2.2 产业融合理论 |
2.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2.2.4 结构功能主义理论 |
2.3 理论分析与概念模型 |
2.3.1 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的融合基础 |
2.3.2 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的绩效影响机制 |
2.3.3 民族地区特性及其调节作用 |
2.3.4 研究的总体概念模型 |
2.4 本章小结 |
三、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发展脉络及融合现状 |
3.1 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发展脉络 |
3.1.1 发展历史 |
3.1.2 发展特征 |
3.2 民族地区高技术服务业发展脉络 |
3.2.1 发展历史 |
3.2.2 发展特征 |
3.3 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现状——基于田野调查 |
3.3.1 田野点介绍 |
3.3.2 民族地区资源型企业内部高新技术服务融合的现象、成效与问题 |
3.3.3 民族地方高技术服务业的融合方式及特点 |
3.4 本章小结 |
四、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的融合水平测度与评价 |
4.1 产业融合水平测度方法 |
4.1.1 基于专利数据的测度和刻画 |
4.1.2 投入产出法 |
4.1.3 熵指数法 |
4.2 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测度 |
4.2.1 评价指标体系 |
4.2.2 评价模型构建 |
4.2.3 融合评价结果 |
4.3 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水平评价 |
4.3.1 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水平 |
4.3.2 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融合水平对比分析 |
4.3.3 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存在的问题 |
4.4 本章小结 |
五、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对资源型产业经济绩效影响 |
5.1 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
5.1.1 研究假设 |
5.1.2 模型构建 |
5.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
5.2.1 数据来源 |
5.2.2 变量选取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5.3.1 民族地区的普通面板回归结果 |
5.3.2 基于结构功能理论的民族地区特性要素调节效应 |
5.3.3 民族地区的空间面板回归结果 |
5.3.4 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和全国总样本的对比研究结果 |
5.4 稳健性检验 |
5.5 本章小结 |
六、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对资源型产业环境绩效影响 |
6.1 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
6.1.1 研究假设 |
6.1.2 模型构建 |
6.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
6.2.1 数据来源 |
6.2.2 变量选取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6.3.1 民族地区的普通面板回归模型 |
6.3.2 基于结构功能理论的民族地区特性要素调节效应 |
6.3.3 民族地区的空间面板回归模型 |
6.3.4 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和全国总样本的对比研究结果 |
6.4 稳健性检验 |
6.5 本章小结 |
七、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对资源型产业创新绩效影响 |
7.1 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
7.1.1 研究假设 |
7.1.2 模型构建 |
7.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
7.2.1 数据来源 |
7.2.2 变量选取 |
7.3 实证分析 |
7.3.1 民族地区的基本回归结果 |
7.3.2 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和全国总样本的对比研究结果 |
7.3.3 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的创新绩效影响滞后性分析 |
7.3.4 基于结构功能理论的民族地区特性要素调节效应 |
7.3.5 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吸收能力的调节效应 |
7.4 稳健性检验 |
7.5 本章小结 |
八、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8.2.1 提高民族地区政府的治理水平 |
8.2.2 塑造创新、开放、合作的文化内涵 |
8.2.3 加强社会要素的培育和流动 |
8.2.4 建设实现产业融合的能力体系 |
8.3 问题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2)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创新点摘要 |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第2章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客观条件 |
2.1 习近平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论述 |
2.1.1 “一带一路”倡议的本质意蕴 |
2.1.2 “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内容 |
2.1.3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意义 |
2.2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依据 |
2.2.1 国家顶层设计 |
2.2.2 地方政策规划 |
2.3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厚根基 |
2.3.1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渊源 |
2.3.2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文化底色 |
2.3.3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经济关联 |
2.3.4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跨境交往 |
第3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依托 |
3.1 辽宁沿海经济带 |
3.1.1 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现状概述 |
3.1.2 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的现存问题 |
3.1.3 针对辽宁沿海经济带现存问题的应对措施 |
3.2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 |
3.2.1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发展现状 |
3.2.2 当前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发展的制约因素 |
3.2.3 应对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现存问题的对策建议 |
3.3 沈阳经济区 |
3.3.1 沈阳经济区的基本态势 |
3.3.2 当前制约沈阳经济区发展的主要因素 |
3.3.3 解决沈阳经济区现存问题的基本路径 |
3.4 哈长城市群 |
3.4.1 哈长城市群发展情况概述 |
3.4.2 当前哈长城市群发展的制约因素 |
3.4.3 加快哈长城市群发展的重要举措 |
第4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四方平台 |
4.1 东进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 |
4.1.1 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现实基础 |
4.1.2 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制约因素 |
4.1.3 推进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对策建议 |
4.2 西拓连接中蒙俄经济走廊 |
4.2.1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优势条件与发展态势 |
4.2.2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主要瓶颈 |
4.2.3 优化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路径选择 |
4.3 南下撬动环渤海经济圈 |
4.3.1 环渤海经济圈发展现状 |
4.3.2 环渤海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
4.3.3 撬动环渤海经济圈发展的对策建议 |
4.4 北上参与北极航线开发 |
4.4.1 我国参与北极航线开发的战略价值 |
4.4.2 我国参与北极航线开发的现实挑战 |
4.4.3 我国参与北极航线开发的基本策略 |
第5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路径 |
5.1 大连自由贸易港建设推进方略 |
5.1.1 大连建设自由贸易港的优势条件 |
5.1.2 建设大连自由贸易港的重要战略价值 |
5.1.3 推进大连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对策建议 |
5.2 创建满洲里作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全面开放第一品牌重镇推进构想 |
5.2.1 满洲里对外开放的历史沿革 |
5.2.2 满洲里开放发展的现存问题 |
5.2.3 创建满洲里作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全面开放第一品牌重镇的品牌识别与塑造 |
5.3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 |
5.3.1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历史沿革和现实进展 |
5.3.2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重要战略价值 |
5.3.3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可行性分析 |
5.3.4 加快推进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开发的建议 |
5.4 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研究 |
5.4.1 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动力解析 |
5.4.2 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挑战 |
5.4.3 推进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基本策略 |
第6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价值 |
6.1 塑造全球化包容性发展的中国范例 |
6.1.1 把握全球化模式深度调整下的历史机遇 |
6.1.2 提供东北亚各国共话发展的沟通平台 |
6.1.3 促进东北地区跨境民族文化传承发展 |
6.2 打造全国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区域示范 |
6.2.1 完善国家区域经济总体布局 |
6.2.2 推进京津冀与东北地区协同发展 |
6.2.3 提升东北地区城市群整体实力 |
6.3 创造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东北机遇 |
6.3.1 形成东北地区产业发展新动能 |
6.3.2 打通东北地区对外开放大通道 |
6.3.3 开创东北地区对外贸易新局面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致谢 |
作者简介 |
(3)近代内蒙古西部地区驼运业研究(1840-1937)(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一)关于驼运与旅蒙商的研究 |
(二)关于驼运与军事的研究 |
(三)关于西北地区驼运的研究 |
三、概念界定 |
四、创新之处 |
五、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晚清以前内蒙古西部地区的驼运业 |
一、内蒙古西部地区驼运业兴起的条件 |
(一)内蒙古西部地区自然地理 |
(二)清初北疆的官牧政策 |
(三)旅蒙商的出现和商业城镇的形成 |
二、晚清以前内蒙古西部驼运业的概况 |
(一)明中叶至清初驼运业兴起 |
(二)康雍乾时期驼运业发展壮大 |
第二章 晚清时期内蒙古西部地区的驼运业 |
一、驼商与驼户 |
(一)驼商的发展 |
(二)驼户的生活 |
二、驼运的组织结构 |
三、驼运业的主要业务 |
(一)军事运输 |
(二)商业贸易 |
第三章 民国时期内蒙古西部地区的驼运业 |
一、民国时期驼运业发展演变 |
(一)民初驼运业短暂的复苏 |
(二)民国中期驼运业走向衰落 |
二、民国时期驼运业走向衰落的原因 |
(一)新式交通工具的出现 |
(二)战乱的影响 |
(三)土匪抢劫 |
第四章 内蒙古西部地区驼运业的历史评价 |
一、促进其他相关行业的发展 |
(一)归化城相关行业的发展 |
(二)包头镇相关行业的发展 |
二、商品观念、市场观念的输入 |
三、丝茶驼路和西北间的经济交流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4)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缘起和意义 |
1.1.1 研究缘起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综述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2.3 简要述评 |
1.3 理论基础 |
1.3.1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
1.3.2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
1.3.3 社会认同理论 |
1.3.4 国家认同理论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2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历史渊源 |
2.1 王朝统治时期的华夷之辨 |
2.2 大一统特色的古典国家认同 |
2.3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 |
3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现实条件 |
3.1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面临的复杂形势 |
3.1.1 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 |
3.1.2 各民族之间的历史隔阂 |
3.1.3 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
3.2 阻碍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不利因素 |
3.2.2 文化心态单一 |
3.2.3 政治参与冷漠 |
3.2.4 领土意识模糊 |
3.3 推动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有利因素 |
3.3.1 各民族共同开拓的辽阔疆域 |
3.3.2 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灿烂文化 |
3.3.3 各民族共同缔造的新中国 |
4.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政治保障 |
4.1 剿匪斗争的开展 |
4.1.1 匪患的危害 |
4.1.2 匪患的肃清 |
4.2 国家政权机构的建立 |
4.2.1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
4.2.2 各级人民政府 |
4.2.3 各级民族工作机构 |
4.3 民族关系的疏通 |
4.3.1 中央民族访问团到民族地区访问 |
4.3.2 少数民族参观团到内地参观 |
4.4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 |
4.4.1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早期探索 |
4.4.2 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成立 |
4.5 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 |
4.5.1 培养原则 |
4.5.2 培养途径 |
5.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经济基础 |
5.1 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农牧业生产 |
5.1.1 “慎重稳进”地实行土地改革 |
5.1.2 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5.1.3 多方面扶助农牧业生产 |
5.2 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工业建设 |
5.2.1 基础设施的兴建 |
5.2.2 工业企业的建立 |
5.3 开展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工作 |
5.3.1 贸易经营机构的设置 |
5.3.2 农牧土特产品的购销 |
5.3.3 民族特需商品的经营 |
5.4 实施少数民族地区财税优惠政策 |
5.4.1 财政优惠政策 |
5.4.2 税收优惠政策 |
6.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文化支撑 |
6.1 推进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
6.1.1 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
6.1.2 推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
6.1.3 营造各族人民国家认同的舆论氛围 |
6.2 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 |
6.2.1 发展和提升少数民族教育事业 |
6.2.2 传承和繁荣少数民族文化事业 |
6.3 加强民族团结教育 |
6.3.1 深入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活动 |
6.3.2 妥善处置影响民族团结的各类问题 |
6.4 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宗教信仰自由 |
6.4.1 实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
6.4.2 推动宗教制度民主改革 |
6.4.3 团结少数民族宗教界人士 |
7.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经验与启示 |
7.1 基本经验 |
7.2 现实启示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5)民族八省(区)物流产业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研究的背景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意义 |
三、文献综述 |
(一)国家层面物流产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
(二)地区层面物流产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
(三)物流产业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比较研究 |
(四)研究述评 |
四、研究内容与方法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五、研究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一)研究可能的创新 |
(二)研究的不足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一、相关概念界定 |
(一)民族八省(区) |
(二)物流 |
(三)物流产业 |
(四)经济增长 |
二、理论基础 |
(一)外部效应 |
(二)波及效应 |
(三)经济增长理论 |
(四)物流产业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 |
三、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民族八省(区)物流产业与经济发展现状的比较分析 |
一、民族八省(区)物流产业发展现状的比较分析 |
(一)民族八省(区)物流产业发展总量状况的比较 |
(二)民族八省(区)物流产业供给状况的比较 |
(三)民族八省(区)物流产业需求状况的比较 |
二、民族八省(区)经济发展现状的比较分析 |
(一)民族八省(区)地区生产总值概况 |
(二)民族八省(区)人均GDP概况 |
(三)民族八省(区)人民生活水平概况 |
三、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民族八省(区)物流产业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
一、指标的选取与数据处理 |
(一)指标的选取 |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
二、模型的建立 |
三、平稳性检验 |
四、协整检验 |
五、模型的回归分析 |
六、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民族八省(区)物流产业对经济增长影响程度不同的原因及对策建议 |
一、民族八省(区)物流产业对经济增长影响程度不同的原因分析 |
(一)民族八省(区)物流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存在差异 |
(二)民族八省(区)物流产业的专业化程度不同 |
(三)民族八省(区)物流产业发展的成本不同 |
(四)民族八省(区)物流产业人力资本分布不均 |
二、对策建议 |
(一)改善民族八省(区)物流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 |
(二)提高民族八省(区)物流发展的专业化程度 |
(三)建设区域性物流网络,减少物流成本 |
(四)提高物流产业人力资本水平 |
三、本章小结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6)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提出 |
二、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一)选题现实背景 |
(二)选题理论研究背景 |
(三)研究意义 |
三、研究综述 |
(一)旅游城镇化研究 |
(二)旅游小城镇研究 |
(三)旅游城镇(市)可持续发展和岷江上游民族地区城镇化研究 |
四、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重点难点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目的 |
(三)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
(四)研究重点和难点 |
(五)研究思路和论文框架 |
第一章 旅游小城镇概念及相关理论 |
第一节 旅游小城镇概念和分类 |
一、小城镇概念和分类 |
二、旅游小城镇概念和分类 |
第二节 相关理论述评 |
一、新型城镇化理论 |
二、产权理论 |
三、社区参与理论 |
四、差异化理论 |
五、体验经济理论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我国旅游小城镇发展 |
第一节 我国旅游小城镇发展历程 |
一、我国旅游小城镇发展阶段 |
二、我国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历程和现状 |
第二节 我国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城镇化相关性研究 |
一、我国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旅游城镇化相关性机理分析 |
二、我国民族地区旅游发展对旅游城镇建设的助推效应 |
三、我国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对旅游发展的提升效应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条件及必要性分析 |
第一节 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条件分析 |
一、岷江上游民族地区区域特点 |
二、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制约因素分析 |
三、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制约因素成因分析 |
第二节 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必要性、机遇和动力机制分析 |
一、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特殊意义 |
二、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必要性和机遇分析 |
三、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 |
第四章 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历程、现状及问题 |
第一节 岷江上游民族地区区划沿革和小城镇发展历程 |
一、岷江上游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历程 |
二、岷江上游民族地区当代城镇主要类型 |
三、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城镇化发展现状 |
四、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
第二节 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
一、旅游产品层次低,同质化现象严重 |
二、旅游业人力资本开发利用不足,旅游专业经营人才匮乏 |
三、生态环境承载压力大,民族文化未得到充分彰显 |
四、旅游基础设施相对滞后,社会应急处置能力不足、应急能力相对落后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案例研究 |
第一节 旅游小城镇发展影响因素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一、指标体系设计的基本原则 |
二、评价指标因子选取 |
第二节 重建转型旅游小城镇案例研究—以汶川县水磨镇为例 |
一、水磨镇概况 |
二、水磨镇旅游发展历程和现状 |
三、水磨镇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
四、水磨镇旅游发展对策建议 |
第三节 交通枢纽和商贸服务型旅游特色小城镇案例研究—以松潘县川主寺镇为例 |
一、川主寺镇概况 |
二、川主寺镇旅游发展历程与现状 |
三、川主寺镇旅游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四、川主寺镇发展对策及建议 |
第四节 自然资源依托型度假旅游特色小城镇案例研究-以理县古尔沟镇为例 |
一、古尔沟镇概况 |
二、古尔沟镇旅游发展历程和现状 |
三、古尔沟镇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四、古尔沟镇发展对策及建议 |
第五节 三种旅游小城镇发展影响因子比较研究 |
一、三种类型旅游小城镇异同比较 |
二、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三个旅游小城镇比较研究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思路与对策建议 |
第一节 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与大城市群产品关系 |
一、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产品 |
二、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与大城市群产品关系 |
第二节 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对策及建议 |
一、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总体发展思路概述 |
二、创新升级旅游产品,促进产业融合,夯实旅游小城镇持续发展的产业基础 |
三、保护修复优良生态环境,为旅游业持续发展提供生态保障 |
四、创建民族特色文化传承保护机制,实现民族文化保护传承与旅游发展双赢 |
五、构建共享式社会治理机制,为旅游小城镇发展提供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
本章小结 |
结语 |
一、研究结论 |
二、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 :文中各章节图表目录 |
附录2 :旅游小城镇居民调查问卷 |
附录3 :访谈纪要 |
附录4 :田野访谈照片 |
致谢 |
博士在读期间发表文章情况 |
(7)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价值 |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现状 |
(一)国外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相关研究 |
(二)国内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研究 |
(三)国内关于西北地区的相关问题研究 |
三、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 |
(一)基本思路的推进 |
(二)研究方法的设定 |
(三)研究的创新之处 |
第一章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
一、“中华民族”理论与实践的流变 |
(一)传统“天下观”的继承与扬弃 |
(二)近代民族主义冲击下的概念流变 |
(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准备与确立 |
二、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借鉴 |
(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础 |
(二)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借鉴 |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化实践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理论 |
(二)列宁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与实践 |
(三)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 |
第二章 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要内涵 |
(一)中华民族是政治国家共同体 |
(二)中华民族是历史文化共同体 |
(三)中华民族是社会生活共同体 |
(四)中华民族是精神命运共同体 |
二、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理路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体论认知 |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性锻造 |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性考量 |
三、认同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谱系 |
(一)主体内容:对伟大祖国的认同 |
(二)核心要素: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
(三)深层基础: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
(四)领导力量: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
(五)动力保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
第三章 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优势与机遇 |
一、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分析 |
(一)西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传统 |
(二)西北地区各民族优秀文化交汇的丰富滋养 |
(三)西北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的政策基础 |
(四)西北地区爱国主义和红色文化的教育资源 |
二、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遇分析 |
(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机遇 |
(二)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 |
(三)西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现实机遇 |
第四章 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劣势与挑战 |
一、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劣势分析 |
(一)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客观性 |
(二)西北地区民族宗教问题交织的复杂性 |
(三)西北地区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现实性 |
(四)西北地区语言多元性与沟通的不顺畅 |
二、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挑战分析 |
(一)历史虚无主义消解着西北地区的历史传承与研究 |
(二)多元文化主义冲击着西北地区的主流文化与制度 |
(三)“三股势力”严重威胁着西北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
第五章 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路径研究 |
一、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基本遵循 |
(一)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 |
(二)以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为根本 |
(三)以宗教与社会主义适应为原则 |
(四)以思想政治工作的介入为平台 |
二、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宏观方略 |
(一)政治: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
(二)经济:把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
(三)文化:构筑西北地区各民族共有的精神文化家园 |
(四)社会:改善民生与推进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建设 |
(五)生态:建设西北生态文明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
(六)法治:保障西北各族公民权利依法治理民族事务 |
三、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具体举措 |
(一)以“五个认同”教育为主线,不断强化意识培育的主体内容 |
(二)以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为重点,切实加强意识培育的关键环节 |
(三)遵循认知、情感和意志发生规律,掌握意识培育的心理过程 |
(四)实现通用语言与民族语言统一,搭建各民族沟通的有效桥梁 |
(五)科学统筹网上网下两个阵地,不断创新意识培育的现实载体 |
(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增强民族交往交融的实际效果 |
(七)坚持以“三个特别”为标准,培养民族地区发展的人才队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致谢 |
(8)内蒙古边境地区演变研究 ——以乌拉特地区为主(1911-2014)(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二、相关研究概念界定 |
(一)边疆、边境与边界的概念界定 |
(二)边疆与边境的地理范围 |
(三)国际关系与边界意识 |
(四)时间范围的确定 |
三、研究现状综述 |
(一)关于中国北部边疆研究 |
(二)国内、外关于边疆、边界、边境的研究 |
(三)国际关系研究 |
(四)乌拉特相关研究 |
四、基本史料 |
(一)民国时期史料 |
(二)建国以后的史料 |
五、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一)研究方法 |
(二)创新之处 |
第一章 民国时期的内蒙古地区(1911—1949) |
第一节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内蒙古地区 |
一、清朝的覆亡与“外蒙古独立” |
二、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内蒙古地区 |
三、民国前期的乌拉特草原与中苏交通 |
第二节 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内蒙古地区 |
一、南京政府的边疆政策 |
二、成为抗战前线的内蒙古地区 |
第二章 同盟阵营下的和睦边境(1949—1962) |
第一节 同志加兄弟般的和睦边境 |
一、友谊边境 |
二、中蒙边界条约的签订 |
第二节 边境轶事 |
一、借境放牧 |
二、越境事件 |
第三节 建国初的边疆移民 |
一、边疆移民 |
二、知识青年支援边境地区 |
第三章 对立时期的中蒙边境(1963—1989) |
第一节 中苏关系与中蒙边境 |
一、中苏关系的恶化 |
二、中蒙边界的最终确定 |
第二节 中蒙边境线上的乌拉特中旗 |
一、中蒙冷淡时期的边境 |
二、乌拉特中旗境内的边界线 |
第三节 生产建设兵团与边防 |
一、巴彦淖尔盟生产建设兵团的建立 |
二、生产建设兵团与边防 |
第四节 边境检查制度的雏形 |
一、民兵组织 |
二、武装放牧点和堵卡站 |
三、“净化边境” |
四、会晤站 |
第四章 全面开放的中蒙边境(1990—2004) |
第一节 内蒙古边境口岸发展 |
一、内蒙古边境口岸发展概况 |
二、甘其毛都口岸发展现状 |
三、口岸与园区一体化模式 |
第二节 口岸与边境社区的联系——以图古日格嘎查为例 |
一、边境社区——图古日格嘎查 |
二、口岸建设中当地牧民的生活变迁 |
第五章 战略伙伴时期的中蒙边境(2005—2014) |
第一节 中蒙关系演变与对外贸易发展 |
一、中蒙关系及其演变 |
二、中蒙对外贸易 |
第二节 乌拉特中旗边境地区的新格局 |
一、口岸贸易发展对乌拉特中旗经济的影响 |
二、边境城镇化的驱动因素 |
三、新兴口岸城市——甘其毛都镇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图、表目录 |
致谢 |
附录一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9)民国时期青海农村经济研究 ——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范围及价值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方法及手段 |
四、资料的运用 |
第一章 青海的自然与人文环境 |
一、多样的自然地理环境 |
二、复杂的人文环境 |
三、政区与基层社会组织的演变 |
四、道路交通的新变化 |
第二章 耕地及农业技术 |
一、农业经济的地理基础 |
二、耕地的基本情况及变动趋势 |
三、农业技术的传承和发展 |
四、农作物种植及单位产量的变化 |
五、农田水利建设新成就 |
第三章 农村经济与农民生活 |
一、地权分配与租佃关系 |
二、赋税的种类及特点 |
三、人口的基本情况及变动趋势 |
四、河湟地区人地关系问题 |
五、农家经济与农民生活 |
六、农村借贷关系的新变化 |
第四章 畜牧业经济与牧民生活 |
一、畜牧地的优势条件 |
二、驻牧地及牧民分布 |
三、牲畜种类及数量 |
四、草场占有权及租佃关系 |
五、牧业经营方式及改良技术 |
六、畜产品加工及交易 |
七、牧民收支与生活 |
第五章 藏传佛教寺院经济 |
一、藏传佛教寺院概况 |
二、寺院经济及基本类型 |
三、寺院经济的经营方式 |
四、寺院的收入与支出 |
五、寺院经济的特点 |
第六章 农村市场 |
一、寺院与市集的形成 |
二、民间贸易与市场 |
二、皮毛贸易与市场 |
三、庙会、花儿会与市场 |
五、市场盛衰及其原因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10)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及其在内蒙古的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综述 |
三、本文的研究方法 |
四、基本框架 |
五、相关理论 |
第一章 民族区域自治:中国民族治理的制度创新 |
第一节 制度的形成与变迁 |
一、历史制度主义关于制度形成的理论基础 |
二、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形成观” |
三、路径依赖与制度变迁 |
第二节 中国民族区域治理方式的发展 |
一、古代中原王朝“夷夏之辨”思想下的民族区域治理 |
二、“民族主义”观念冲击下的近代民族区域治理 |
三、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区域治理政策的探索 |
第三节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内涵 |
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构成要素 |
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遵循的基本原则 |
第四节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与成就 |
一、路径依赖机制影响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
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取得的成就 |
第二章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内蒙古的发展轨迹 |
第一节 内蒙古地区的区域治理制度遗产(1947 年前) |
一、内蒙古地区的民族构成与民族关系 |
二、清朝与民国对内蒙古地区的民族政策 |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内蒙古民族自治运动 |
第二节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内蒙古初步建立(1947-1956年) |
一、自治政府成立初期对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践 |
二、内蒙古全区域统一自治的实现 |
第三节 民族区域自治在曲折中前进(1957-1977 年) |
一、全面左倾与否定民族政策 |
二、二十年工作成就与教训 |
第四节 内蒙古民族区域自治的跨越前进(1978 年后) |
一、拨乱反正 |
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全面发展 |
第三章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内蒙古的制度功效 |
第一节 政治建设功能的实现程度 |
一、内蒙古各民族政治地位平等 |
二、内蒙古自治机关自治权得到保障 |
三、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不断提升 |
四、少数民族群众的政治参与热情有所提高 |
第二节 经济建设功能的实现程度 |
一、内蒙古经济政策的演变 |
二、内蒙古现实经济状况 |
三、内蒙古经济增长效益评价 |
第三节 文化建设功能的实现程度 |
一、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 |
二、民族文化产业势头良好 |
第四节 社会建设功能的实现程度 |
一、构建起和谐民族关系 |
二、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事业发展良好 |
第五节 生态文明建设功能的实现程度 |
一、内蒙古生态环境特点 |
二、内蒙古生态文明建设现状 |
第四章 影响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效的因素 |
第一节 民族法制体系不完善 |
一、我国民族法制体系的建构过程 |
二、我国民族法制体系存在的问题 |
第二节 权力界限不够清晰 |
一、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的权力关系 |
二、民族自治地方党委与自治机关的权力关系 |
第三节 经济发展水平不高 |
一、内蒙古的财政状况 |
二、内蒙古的财政赤字与财政补贴 |
第四节 社会转型期民族关系复杂化 |
一、社会转型对民族问题的影响 |
二、民族政策与社会环境错位 |
第五节 公民素质不高 |
一、政治文化素质待提升 |
二、政治参与程度待提升 |
三、基层干部文化素质待提升 |
第五章 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健康运行的对策建议 |
第一节 完善制度设计,加强民族法制体系建设 |
一、健全民族法制体系 |
二、健全民族法制监督机制与违法制裁机制 |
第二节 理顺权力关系,落实自治机关自治权 |
一、理顺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的权力关系 |
二、理顺民族自治地方的党政关系 |
第三节 大力发展经济,夯实制度运行的物质基础 |
一、加大国家扶持力度 |
二、提高内蒙古自身发展能力 |
第四节 巩固发展和谐民族关系,改善制度实施的社会条件 |
一、牢固树立社会主义和谐民族关系观念 |
二、提高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社会认同 |
三、建立健全民族关系调控机制 |
第五节 培育公民文化,提高政治社会化 |
一、增强政治认同 |
二、扩大政治参与 |
结语 |
附录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四、内蒙古—新疆公路建设与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的多维度绩效研究[D]. 王延霖. 内蒙古大学, 2021(11)
- [2]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D]. 张晨瑶. 大连海事大学, 2020(04)
- [3]近代内蒙古西部地区驼运业研究(1840-1937)[D]. 段晓莹. 河南大学, 2020(02)
- [4]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949-1956)[D]. 李永娜. 北京科技大学, 2020(06)
- [5]民族八省(区)物流产业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比较研究[D]. 高边玛草. 西北民族大学, 2020(08)
- [6]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研究[D]. 张江峰.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3)
- [7]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D]. 顾超. 兰州大学, 2020(01)
- [8]内蒙古边境地区演变研究 ——以乌拉特地区为主(1911-2014)[D]. 乌云. 内蒙古大学, 2019(05)
- [9]民国时期青海农村经济研究 ——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中心[D]. 袁亚丽.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10]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及其在内蒙古的实践[D]. 李辰.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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