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干部监督，遏制就业腐败

一、加强干部监督遏制用人腐败（论文文献综述）

孙新生^[1]（2021）在《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演进研究》文中提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较好克服了革命时期注重个人、家庭、宗族、朋友等小群体利益的传统社会特殊主义价值观的侵蚀,新中国成立后执掌全国政权而来的权力腐蚀,以及改革开放后实行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特别是新旧体制机制转轨过程中腐败大量增加的挑战。这是如何实现的呢?不少学者认为,1978年前主要靠群众运动反腐,1978年后主要靠制度反腐。但这种观点忽略了的是,改革开放前不仅有群众运动反腐,也制定了大量法律法规和制度机制,组建了纪委、监委等反腐败机构,逐步建立了腐败惩治的权限、规则和程序,而且群众运动都是中共中央直接发动、组织的,除文化大革命外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控制开展的,群众运动中都有制度建设环节,违纪违法人员的处理也是由专门机构进行。在改革开放后的反腐败实践中,除不开展群众运动外,大多数制度规则、程序、机构都延续了新中国成立早期及革命时期确立的制度框架。将改革开放前后的反腐败实践分别界定为运动反腐、制度反腐的二分法,割裂了两个时期的历史联系,同时也忽视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确立的拒腐防变体制机制,而这恰恰是建国后拒腐防变的逻辑起点和实践基础。本文在将拒腐防变放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进行检视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拒腐防变,关键在于其是高度制度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自成立起就注重用制度化的方式拒腐防变,同时虽经历曲折反复但总体上较好地处理了制度化和群众参与的辩证关系,将群众参与逐步纳入制度化轨道,可以说制度化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拒腐防变的主线。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初步探索期,确立了思想建党优先、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等原则框架。在这些原则框架下,通过延安整风运动确立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确立从思想和作风问题抓起,防止这些问题演化为腐败问题的管党治党思路,使党员干部改变源自传统农业社会的观念和特质,接受马克思主义公共利益至上的普遍主义价值观,自觉做到不想腐。确立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建立专门干部选拔机构,将自上而下的领导考察与自下而上的群众考察结合起来,从选人用人的源头遏制腐败。严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制度,建立反腐败专门机构,严格实施党的纪律,及时纠正党员的小错误、清除党员队伍中的腐化分子,使大多数党员既不敢腐也不能腐。通过井冈山工农兵民主政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廉政实践等,对群众参与、民主监督的制度化方式进行探索,初步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结合起来。新中国成立早期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探索深化期。针对全国执政后腐化现象大幅增加的现实,将整风整党运动与执行纪律、整顿干部、清理组织、反对腐败结合,深化了延安整风运动模式;相继建立纪委、监委等反腐败专门机构,其组织机构、职责范围、领导体制、工作规则与程序等为1978年后纪委恢复重建提供了基本框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信访制度等为群众监督以及参与反腐败提供了制度化途径。但对党内贪污腐化特别是科层化管理体制滋生的官僚主义等隐性腐败,中央领导层在反腐败以自上而下的制度化方式为主还是以自下而上的群众参与为主上分歧越来越大,拒腐防变制度化和群众参与的张力逐步凸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成为群众参与制度化和反制度化的分水岭。改革开放新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恢复发展期。中国共产党将拒腐防变重新纳入制度化轨道,探索在不开展群众运动条件下拒腐防变的路径,对群众参与的规模和数量进行规范限制,更多依靠党和国家体制特别是专门机构自上而下反腐。其中,1983年整党确立了自上而下的整风整党模式;党和国家领导体制、领导机构改革,国家公务员制度等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价格改革、财政管理改革等经济领域改革,以及规范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行为,构建起防治腐败的制度机制;恢复重建后的纪委确立三项主要任务、五项基本权限、双重领导体制、纪委监察局合署办公体制,基础性反腐败法律法规逐步形成体系,在“两案”审理、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中注意区分纪律问题与法律问题,并在理念、规则和程序上探索党纪和国法的衔接,推动腐败惩治走上法制化轨道。但在拒腐防变制度化迅速提高的同时,群众参与逐渐边缘化,群众反腐与制度化的反腐体制对接不顺畅,党委政府与民间社会在反腐问题上不时出现紧张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加速推进期。针对制度执行不力、腐败问题滋生蔓延的挑战,中国共产党以制度执行力建设为突破口,坚持制度完善和制度执行相统一、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统一、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强力正风肃纪反腐、全面从严治党,使党的纪律、作风建设规定和腐败惩治法律法规落实落地,有力维护制度权威、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同时,通过畅通群众信访举报机制,构建群众网上曝光、舆论发酵、执纪执法部门追查相结合的监督方式,并通过巡视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结合起来,特别是明确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与群众监督等各种监督结合起来,构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进一步理顺拒腐防变制度化和群众参与的关系,在拓宽群众制度化参与途径、将群众监督整合进拒腐防变制度化格局上取得重要进展。回顾百年拒腐防变历程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以制度化为主线,在思想教育、组织机构、惩治腐败、权力监督等制度化上都取得了不少历史经验。在新征程上,必须传承好这些宝贵经验,坚持和完善思想教育制度化,在党的领导下自上而下有控制、有步骤整风整党,将思想教育与整顿干部、执行纪律、建设组织结合起来,使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制度治党的过程、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思想建党的过程;坚持和完善组织机构制度化,任人唯贤,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强化反腐败专门机构;坚持和完善腐败惩治制度化,将制度制定和制度执行结合起来,依规依纪依法惩治腐败,将严惩腐败作为教育、制度的支撑和后盾;坚持和完善权力监督制度化,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结合起来,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拓宽群众参与的制度化渠道,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为中国共产党抵御各种腐败因素的侵蚀、长期执政奠定坚实基础。

赵培杰^[2]（2020）在《新时代党内反腐败法规的制度运行逻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长期以来,腐败就被认为是社会的毒瘤,是阻碍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巨大障碍,是“政治之癌”。新时代以来,在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下,党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加快党内反腐败法规建设,党内反腐败法规体系建设成效显着。巨大的反腐成效背后,是在党的领导下,将制度反腐逻辑贯穿于党内法规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始终,依靠制度逻辑的运行来根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实现治本效能。当前,面对依旧严峻而复杂的反腐形势,党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等反腐败思想,制定并修订了诸多党内反腐法规,并强化其体系建设,将制度治理腐败的逻辑运行贯穿于党内反腐败法规建设的全过程。因此,党内反腐败法规作为制度反腐的深刻体现,其建设并非一蹴而就的,它所呈现的制度效能如何?本文试图通过透析党内反腐败法规的制度运行逻辑来回答这一问题。本文的研究主要基于党内法规在反腐败理论及实践中的重要功能,以党内反腐败法规为研究对象,试图系统而全面地考察新时代以来的党内反腐败法规建设情况,并深入透析其制度运行逻辑,以此考察党内反腐败法规所呈现出的制度效能。正文由三部分构成:一、阐释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思想理论。党内反腐败法规建设是基于党对腐败和反腐败规律作出的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并形成其严密的思想逻辑的基础上进行的。本文首先解析党的反腐败思想,并以此作为党内反腐败法规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二、考察从新时期到新时代以来的党内反腐败法规建设的演进情况。党内反腐败法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其建设实践中,体现出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性。为此,笔者依次对改革开放新时期和新时代以来的党内反腐败法规建设情况进行探析,基于此,再对新时代以来的党内反腐败法规的体系结构及其实践效能进行分析和探讨,以全面把握其制度逻辑的生成机理。三、透析党内反腐败法规的制度运行逻辑。通过构建三个层面依次递进、环环相扣的逻辑运行,呈现出党内反腐败法规在腐败治理中发挥的制度效能。笔者认为,这一逻辑首先是由权力的制度强化建构的“不敢腐”的逻辑运行,其次是基于制度激励、制度约束和制度密度生成的“不能腐”的逻辑运行,最后是基于政治生态保障所确立的“不想腐”的逻辑运行。由此,通过“三不腐”逻辑的运行,党内反腐败法规在很大程度上清除了腐败滋生的土壤,推动实现依靠党内法规制度对腐败的治本效能,从而进一步营造了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最终推动廉洁政治的建设目标。

卢志华^[3]（2019）在《问题与对策：十八大以来云南省的反腐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十八大以来中央对于云南省开展的第一轮巡视情况来看,云南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严峻,一些领域存在着腐败问题多发易发风险。然而,腐败绝对不能成为云南省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绊脚石,因此,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反腐败斗争的战略部署,用法治来约束权力,用监督来规范权力,用责任来绑定权力,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并且强化党建的刚性监管效能,进而健全云南省各级党组织的防腐拒变功能,清除腐败存量,压缩腐败增量,净化、重构、涵养云南省的政治生态,对于云南省来讲,显得尤为必要。推进云南省的反腐败斗争,应该紧紧围绕云南省改革发展的中心大局,在重点领域与关键环节取得突破,从而带动整体层面反腐败工作的推进。要注重运用全国反腐败斗争的理论与实践成果,牢牢把握清毒要求,深入推进云南省反腐败斗争制度化建设。要将肃清白恩培、秦光荣、仇和等人流毒、余毒贯穿于云南省反腐败斗争中,牢牢把握“破”与“立”的关系,持续净化云南省的政治生态。要跳出反腐败的框架审视反腐败斗争,将落实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贯穿云南省的反腐败斗争中;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新发展理念嵌入云南省的反腐败斗争中;将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精准扶贫工作责任制、党建工作责任制、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三去一补”、减税降费等纳入云南省的反腐败斗争中,从而促进新时代的云南省更加全面、持续、健康发展。十八大以来云南省的反腐败斗争由中央巡视、省委巡视、巡察、专项督查、清毒工作、典型案例剖析、警示教育、政治生态净化、日常的监督执纪问责、制度反腐等系列工作构成,并且以法治化、市场化的思维推动产业分流,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从而形成云南省立体式的反腐败体系。本文采用论从史出的方式,将十八大以来云南省反腐败斗争的重点情况特别是典型事例讲深讲透,寓全国的共性于云南的个性之中,紧紧围绕云南省相关腐败问题的特点,在肯定前期反腐败成就的基础上揭示存在问题,从而针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云南省反腐败工作面临的形势和问题提出一些对策性思考,试图为边疆民族地区反腐败斗争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

吕永祥^[4]（2019）在《国家监察委员会的预防腐败职能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当前全面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国家监察委员会面临着在腐败存量日益减少的情况下通过有效预防腐败来遏制腐败增量这一重要任务,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研究是一个兼具理论前沿性和实践重要性的研究议题。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执政为民、秉公用权为目标的政党,她在使用公共权力维护社会秩序和增进社会公共福祉的同时,还必须同公权力腐败这种公权私用的现象作长期和坚决的斗争。预防腐败和惩治腐败是我国反腐败战略的两大支柱,随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国家政权对公权力腐败的成因和廉政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预防腐败在我国反腐败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成为我国反腐败的重要方针。预防腐败是比惩治腐败具有更高复杂性和前瞻性的反腐败战略,对反腐败机构的专业化水平和综合能力有着更高的要求。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原本分散的预防腐败机构及其资源有效地整合起来,为国家监察委员会有效预防公权力腐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如何结合自己的机构属性和职能设置来有效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预防腐败战略,仍旧是摆在国家监察委员会这一新成立的国家反腐败机构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既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深化,也亟待从理论上加以研究和回应。国家监察委员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反腐败机构,预防公权力腐败是其一项重要任务。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公权力腐败的理论逻辑是,通过消除公权力腐败的某一个或某几个构成要件来切断公权力腐败行为的发生机制。基于此,本文在厘清公权力腐败和预防腐败等核心概念的基础上,借鉴制度预防腐败理论等国内外廉政理论资源,从“公共权力—腐败动机—腐败机会→腐败行为”这一解释公权力腐败发生机理的主流范式出发,结合我国反腐败政策文件对预防腐败战略的相关规定以及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职能设置,尝试性地构建“权力监督—廉政教育—制度建设→预防腐败”这一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职能的理论分析框架。作为一项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采取政策试点的改革方法,其政策运行过程先后经历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政策试点、国家监察委员会试点的政策扩散和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度正式形成三个发展阶段。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标志性成果,对我国提升预防腐败的有效性具有积极的作用。通过对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之前和之后的两种国家监察机关乃至两种预防腐败体系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提升预防腐败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整合分散的预防腐败职能,构建集中统一的预防腐败体系,对于我国更加有效地预防权力腐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从预防腐败实践的角度看,国家监察委员会作为一个兼具预防腐败职能和惩治腐败职能的综合性国家反腐败机构,是我国预防腐败战略的主要执行者。随着预防腐败局、行政监察机关等原预防腐败机构被整合至国家监察委员会之中,国家监察委员会在我国预防腐败体系中的重要性更为凸显。国家监察委员会在贯彻执行我国的教育、制度和监督并重的预防腐败战略的同时,结合《监察法》赋予的对公职人员开展权力监督、廉政教育和对监察对象所在单位廉政建设中的问题提出监察建议等监察职能,形成了权力监督、廉政教育和制度建设三管齐下的预防腐败模式。机构是履行职能的载体,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履行权力监督、廉政教育和提出监察建议等监察职能都有相应的内设机构和外派机构作为支撑,意在通过开展预防性监督和发现性监督防范公共权力滥用,通过开展廉政教育抑制公职人员的腐败动机,通过制度建设减少公职人员的腐败机会,从而释放出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公权力腐败的治理效能。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承认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公权力腐败的实践工作取得显着成效的同时,还应客观地看到,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国家监察委员会在预防公权力腐败时还会触及到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结合纪检监察机关的调研材料、相关统计数据等经验材料和理论分析来看,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履行预防腐败职能的过程中亟需解决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监督有待强化、对公职人员的廉政教育效果不够理想和运用监察建议推动被监督单位加强廉政制度建设的有效性亟待提升等问题。当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国家监察委员会要将其制度优势进一步转化为预防腐败的效能,就需要在借鉴中国香港等高度廉洁地区的预防腐败经验的基础上,对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和增强不想腐的自觉三大目标,从多措并举提升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监督有效性、构建主体协调、分类施教和高度参与的精细化廉政教育模式和积极运用监察建议督促被监督单位提升廉政制度质量及其执行力三个方面入手,进一步提升预防腐败的有效性。虽然公权力腐败行为与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战略之间的较量和博弈将是一个长期的和复杂的过程,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党和人大的领导之下,加强与其他预防腐败主体的协调配合,不断提升履行权力监督、廉政教育和监察建议三项预防腐败职能的有效性,综合运用预防腐败和惩治腐败之间的互补效应,就能够在公权力腐败和预防腐败行动之间的长期博弈中不断取得胜利。

郜文治^[5]（2019）在《领导干部“带病提拔”现象分析与治理对策 ——以北京市公开案件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干部选拔中的“带病提拔”问题是用人腐败问题中的重中之重。自从党的十八大往后,党中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坚持全面从严管理干部,要下大力开始整治“四风”。在这个作用下,“带病”的干部不断消化存量,再加上中央坚定不移的反腐败,“带病”的干部增量也被遏制。但是,并不是“带病提拔”就彻底消失了,事实是仍然存在,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笔者在组织部门干部科室工作6年有余。日常工作经常接触,也了解干部“带病提拔”不良现象带来的严重后果。但是破解相关问题一直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鉴于工作的繁重无暇过多思虑。借此机会能够深入了解、分析干部“带病提拔”相关问题,研究国内外专家的理论和实践成果,进而化为己用。本文从政治学角度,以公共管理和人力资源相关理论为根基。将干部“带病提拔”具体现象作为研究对象,以北京市公开的8个“带病提拔”案例为分析对象。对“带病提拔”的形式、特点、原因、危害等进行归纳和总结。本文在传统分析干部“带病提拔”问题的基础上,对新中国成立后在选拔干部方面做的努力和探索,对北京市和丰台区在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现状以及所做的努力进行了汇总和分析,并分几个层次对防止干部“带病提拔”进行调查。对调查结果进行客观分析,形成结论。找到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问题和局限所在。最终从三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1、精准界定“带病提拔”,构建综合治理体系。2、创新防止干部“带病提拔”工作机制。3、落实防治干部“带病提拔”具体措施。“带病提拔”影响是恶劣的,这种不良现象,极大程度的挫败正直干部的事业心、责任感,甚至影响了一个单位的用人风气,更有甚者,会破坏一个地方清明的政治生态。本文在理论与政策研究基础上,对干部“带病提拔”问题进行分析和解析,总结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做法经验,诊断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从严管理监督干部、防止“带病提拔”的对策建议。

文双^[6]（2019）在《列宁的廉政思想及其现实价值》文中研究说明廉政建设是执政党建设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它影响着执政党执政根基的稳固,关系着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和开展。革命导师列宁创造性地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廉政思想,将其运用到俄共（布）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并结合俄国的具体国情对其不断修改和完善,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廉政思想体系。列宁的廉政思想是人类进行社会主义探索和实践所获得的宝贵思想财富。当前,我国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重温列宁的廉政思想有利于“巩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目标的实现,对当前我国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列宁的廉政思想有其赖以产生的理论基础和历史条件。它的形成,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廉政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离不开对俄国国内外环境和自身国情的分析和把握,也离不开对俄共（布）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总结与反思。此外,这一思想是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和完善的,经历了十月革命前的初步形成、巩固苏维埃政权时期的发展和新经济时期到列宁晚年的完善三个重要阶段。列宁正是在实践中认识到苏维埃机关内部存在的贪污受贿、滥用职权、追求特权等腐败现象,并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历史等几个方面总结了贪腐现象存在的原因,据此提出了思想教育、组织管理、制度建设等廉政建设措施。在思想教育方面,列宁强调要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注重对犯错误党员的批评教育和加强对党员和民众的文化教育等;在组织管理方面,严守入党关、清除不合格党员、建立“廉价政府”和精简国家机构等;在制度建设方面,建立惩治贪污腐败的法制、建立国家监察制度、建立人民群众的舆论监督制度和建立政务公开制度等。列宁的廉政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廉政理论和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产物,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对俄国的政权巩固和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列宁廉政理论及实践不可避免的存在其历史局限性,这表现在:苏俄所处的国内外客观现实的不断变化,增加了列宁推进廉政建设的难度;列宁廉政建设实践时间的有限性,阻碍了廉政建设的持续开展。研究和梳理列宁的廉政思想,吸收其中的合理内核和经验教训,对于当前我国的的反腐倡廉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启示意义。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廉政建设中,驻牢思想防线是廉政的前提,加强组织管理是廉政的关键,扎实制度的笼子是廉政的保障。

龚政^[7]（2018）在《群众史观视域中的当代中国腐败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群众史观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群众史观揭示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宗旨和执政理念的根本遵循。群众史观的内容包括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体、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人民群众创造活动的历史制约条件四个方面。我国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立场是权力制度的中心、权力制约的基础、权力监督的保障。腐败的本质是权力人民属性的异化。保障权力的人民属性,是反腐败工作的根本目的,也是反腐败工作取得胜利的基础和保证。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败工作取得了压倒性态势胜利的同时,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本文以群众史观为视角,从权力行使者和人民群众的思想心理、权力的体制机制两个方面分析腐败成因,进而对防治腐败的实现路径进行探讨,提出对策建议。论文主体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群众史观是反腐败的理论基础。该部分主要概括了群众史观的基本原理,包括群众史观的主要内容和当代发展即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论述;群众史观揭示了权力本质,是树立正确权力观、价值观和利益观的基础;从群众史观的角度揭示了腐败的本质。第二部分,梳理总结当代中国腐败的现状和主要表现。论文对当前腐败的总体情况进行概括,梳理分析腐败问题的六个表现:“四风”问题、“与民争利”现象、“四个交织”问题、“三权”交易、集体腐败和消极腐败问题。腐败问题对党的执政基础、政社风气、党纪国法、经济发展有着严重危害。第三部分,以群众史观分析当代中国腐败产生的原因。腐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权力行使者和人民群众思想心理原因,即人民立场丧失、价值观权力观利益观错谬、“官本位”思想影响、群众感情缺失、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和权力意识不强;二是人民群众参与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利益表达与协调的体制机制不完善。第四部分,以群众史观为基础提出当代中国反腐败的对策思考。在思想意识方面,加强全社会群众史观教育、强化权力掌握者人民立场培养,树立正确思想观念,加强群众感情培育,同时提升人民群众主体意识和权力意识;在体制机制方面,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为人民群众构建更加科学的权力参与、制约、监督机制,完善利益表达与协调机制,为人民群众广泛有序参与反腐败营造更加浓厚的氛围。

赵振军^[8]（2014）在《高度重视用人腐败对执政党建设的危险性——基于薄熙来案的反思》文中研究说明加强执政党建设,特别是党的干部队伍建设,选人用人是关键。绝大多数腐败都开始于用人腐败和伴随着用人腐败,用人腐败不仅本身就涉嫌犯罪,而且助长腐败和孕育、培养犯罪。由于现行体制的弊端和其他各种原因,用人腐败显得更加隐蔽,也更难防范和打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从根本制度上确立民主理念和建设民主政治,特别是用人腐败入罪,实行干部制度简单化和建立向上追究的制度,应该成为根治用人腐败的当务之急。

高国舫^[9]（2014）在《预防选人用人腐败的路径探索——基于杭州的经验分析》文中研究指明在所有腐败现象中,"选人用人腐败"是最大的腐败。为了遏制选人用人腐败,杭州近年来开展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如"规范初始提名、信息公开、强化监督等"。但是,毕竟预防选人用人腐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还有许多环节需要进一步突破。就杭州所采取的具体预防举措而言,也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李柱勤^[10]（2014）在《毛泽东用人理论及其现实意义》文中研究表明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着中国人民进行了一系列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在革命的实践过程中，摸索总结出一系列用人方法和经验，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毛泽东用人理论。在不同时期，我国国情发生着变化，毛泽东用人理论也在不断适应实际情况的变化而丰富和发展。我们通过对毛泽东各个时期用人理论特点的归纳，从中总结出毛泽东用人理论核心思想，即：实事求是，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坚持群众路线，提倡调查研究；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严惩贪污腐败；坚持科学的用人标准与原则。这些核心思想为进一步探索新时期党的用人理论提供理论依据。这些年来，我国党政机关在用人上取得阶段性成效，但也存在不足，如存在用人方式方法与新形势用人需要脱节；用人失察失误，脱离群众；存在“少数人用人”情况；存在用人腐败现象；一些优秀干部难以脱颖而出等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针对形势的变化新任务新目标的要求,我们要深入探讨毛泽东用人理论对新时期党的用人理论建设的指导意义，明确毛泽东用人理论是新时期党的用人理论的重要基础，我们在继承毛泽东用人理论核心思想基础上，提出了始终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充分保障人民群众参与权、坚持实践观点，多方位强化干部锻炼、坚持群众路线，依靠群众为民谋利、坚持“德才兼备”，加强干部培育、严惩用人腐败，健全反腐倡廉制度体系的对策建议。本文第一章着重阐述论文选题的依据、研究目的以及现实意义，对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明确了“理论-分析-措施”的研究思路。第二章对毛泽东用人理论进行了概述，并以新中国成立前后为界，回顾了毛泽东在不同时期的用人理论及特点。第三章着重于对目前我国党政机关用人现状分析。第四章探索了党在新时期的用人理论。最终通过一系列探索与创新，逐步完善新时期党政机关用人制度，发展新时期党的用人理论体系。

二、加强干部监督遏制用人腐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加强干部监督遏制用人腐败（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新时代党内反腐败法规的制度运行逻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问题与对策：十八大以来云南省的反腐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国家监察委员会的预防腐败职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领导干部“带病提拔”现象分析与治理对策 ——以北京市公开案件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列宁的廉政思想及其现实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7）群众史观视域中的当代中国腐败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高度重视用人腐败对执政党建设的危险性——基于薄熙来案的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9）预防选人用人腐败的路径探索——基于杭州的经验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0）毛泽东用人理论及其现实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四、加强干部监督遏制用人腐败（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演进研究[D]. 孙新生.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02)
• [2]新时代党内反腐败法规的制度运行逻辑研究[D]. 赵培杰.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3]问题与对策：十八大以来云南省的反腐败研究[D]. 卢志华. 云南大学, 2019(02)
• [4]国家监察委员会的预防腐败职能研究[D]. 吕永祥. 吉林大学, 2019(10)
• [5]领导干部“带病提拔”现象分析与治理对策 ——以北京市公开案件为例[D]. 郜文治.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9(07)
• [6]列宁的廉政思想及其现实价值[D]. 文双.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2)
• [7]群众史观视域中的当代中国腐败问题研究[D]. 龚政. 成都理工大学, 2018(02)
• [8]高度重视用人腐败对执政党建设的危险性——基于薄熙来案的反思[J]. 赵振军. 长白学刊, 2014(06)
• [9]预防选人用人腐败的路径探索——基于杭州的经验分析[J]. 高国舫. 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 2014(04)
• [10]毛泽东用人理论及其现实意义[D]. 李柱勤. 成都理工大学, 20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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