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前小麦生产面临的问题与出路（论文文献综述）
黄显雷[1]（2021）在《基于种养结合的奶牛养殖综合效益评价及长效运行机制构建》文中研究表明过去的二十年,我国奶牛养殖业实现快速增长,与此同时,奶牛养殖所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日益受到重视。种养结合奶牛场（IPBS）通过青贮玉米种植与奶牛养殖,实现养殖场内粪便、秸秆和青贮玉米的循环利用,减少种植化肥使用,减少部分饲料购买,降低养殖饲料成本,是一种可持续生产模式。然而,长期以来,尚未全面系统的认知IPBS的环境、经济及生产效率,尤其是IPBS的环境绩效、经济性能、生产效率如何?又如何改善?需要配套怎么样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奶牛场主对IPBS的经营管理,也使得相关扶持政策的制定缺乏有力依据。本文以山东省、黑龙江省奶牛场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对非种养结合奶牛场（non-IPBS）和IPBS奶牛养殖的环境绩效、经济性能、生产效率等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首先,基于生命周期评价（LCA）、最小二乘线性回归模型（OLS）等,对non-IPBS和IPBS的环境绩效进行评估,揭示IPBS的环境减排潜力,探究影响IPBS环境绩效的决定因素。接着,基于成本收益分析（CBA）、倾向得分匹配（PSM）等,考察non-IPBS和IPBS的经济性能,实证分析non-IPBS与IPBS在牛奶产量、品质等指标上是否存在显着性差异。再次,基于非射线性模型（SBM）、截尾回归模型（Tobit）等,测度non-IPBS和IPBS的生产效率,分析影响奶牛养殖生产效率的制约因素。最后,基于逻辑回归模型（Logit）、解释结构模型（ISM）,探究奶牛场选择IPBS的驱动因素及各因素之间的层次结构关系,并根据全文研究结果,从政府和市场两个角度,构建IPBS可持续性运行的激励机制。相关研究结论如下:1)IPBS在减少养殖环境损害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同时,减少幅度取决于IPBS的青贮玉米自给率。在non-IPBS中,每产1吨标准牛奶（FPCM）的全球变暖潜力（GWP）、酸化潜力（AP）、富营养化潜力（EP）、不可再生能源消耗（NREU）、水消耗（WU）和土地占用（LU）分别为1351.1千克CO2-eq,18.2千克SO2-eq,8.8千克PO43--eq,4600.5兆焦耳,414.9立方米和1533.3平方米,而IPBS相应减少14.3%、10.4%、18.2%、9.9%、7.9%和13.1%,如果IPBS青贮玉米自给率从当前56.6%提升到100%,则相应减少26.9%、17.0%、28.4%、17.2%、14.9%和18.9%。在保证每个奶牛场的青贮玉米自给率达到100%的条件下,全国最多有81%的奶牛场可以采用IPBS,则相应的温室气体排放比当前减少18.7%。2)IPBS在提升养殖场净收益上具有较大潜力,同时,该净收益的提升率取决于耕地流转费用和青贮玉米价格。non-IPBS生产1t FPCM的净收益为1415元,而IPBS的实际净收益提升率为15%,这些收益的增加主要因为自产青贮玉米成本较低,同时此过程减少青贮玉米的运输费用。non-IPBS与IPBS生产1t FPCM的净收益的平衡点为:耕地流转费用为17262RMB/ha,或者青贮玉米价格为261RMB/t。同时,IPBS能显着降低牛奶体细胞数、菌落总数。3)IPBS在提升养殖生产效率上具有显着效果。在未考虑环境因素时,non-IPBS与IPBS奶牛养殖的生产效率分别为0.75和0.79,将环境因素纳入后,相应的生产效率分别下降16%和10%。饲料成本投入过高和养殖规模结构不合理是造成养殖生产效率损失的内生因素,而奶牛场主文化水平不高、奶牛产奶量低、泌乳牛占比低等因素是造成奶牛养殖生产效率损失的外在因素。4)奶牛场主选择种养结合的决定是利益因素和外在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牛场与农田距离、降低饲料成本认知、降低粪污治理成本认知等3个因素是驱动奶牛场选择IPBS的表层直接因素;奶牛场主教育水平、奶牛场收入这2因素是驱动奶牛场选择IPBS的中层间接因素;奶牛场总牛数、土地流转价格、青贮玉米价格、当地粪污治理监管力度这4个因素是驱动奶牛场选择IPBS的底层根源因素。基于此,制定基于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来保障IPBS长效运行。包括健全土地流转市场体系、建立绿色生产服务体系、探索绿色产品市场体系、搭建绿色发展技术支持平台、制定合理的亲环境养殖补贴政策、制定完善的养殖规程和标准等。
贾保营[2]（2021）在《环境、制度与技术 ——以集体化时代昔阳县的减贫实践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对于中国乡村而言,贫困是个历史性窠臼。晚清民国以来,为解决乡村的贫困问题,政府与民间力量均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进行实践,但均以失败告终。集体化时代虽然没有出现“减贫”这样的表述,但实际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为改革开放后乃至当前的减贫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作,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在农村考察时发出“走合作化道路”的号召;并提出“给农业插上科学的翅膀”。考察集体化时期的反贫困实践,可以为当前的减贫工作提供有益借鉴。因此,考察集体化时期的反贫困实践,极具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文以昔阳县为例,以报纸、地方史志与基层档案为主体资料,并辅以田野口述,尝试揭示环境、技术、制度三者之间复杂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试图较为全面展现集体化时期中共的减贫实践。论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六章。第一章主要讲述了昔阳的自然生态环境与社会制度以及农民的生活状态。作为分析的起点,了解昔阳原型有助于我们理解制度、环境与贫困之间的关系。第二章主要是通过对集体化时代国家重要文献的梳理,找出国家对贫困的理解以及反贫困措施。第三章到第六章是文章的主体部分,即是国家不同阶段反贫困措施在昔阳县的实践效果。第三章主要讲述了土改如何在昔阳展开以及土改后昔阳农村的状态。通过对土改前后的昔阳县的考察,我们既可以看到土改对于乡村社会的重大意义,又可以理解农业合作化的历史背景与实践逻辑。第四章主要讲述了农业合作化与技术改革是如何相辅相成、互相影响以摆脱贫困的。第五章与第六章分别论述的是农业水利化与农业机械化。第七章以井沟为例,进行了微观史的研究。第八章则是呈现集体化后期昔阳的面貌,总结分析昔阳反贫困实践所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不足。通过考察,发现中国共产党以制度优势为依托,以技术为发展引擎,通过积累偏高、消费偏低的方式带领中国人民跳出了贫困的恶性循环。公社体制虽未彻底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但是技术实践改变了人们的观念,这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业产量大幅度提高积蓄了潜能。集体化时代改造传统农业的举措,使农民的能力、观念都发生了改变,培育了人力资本。这看似与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相似,但其改造传统农业的具体路径则与舒尔茨所提倡的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集体化时代的中国,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极度稀缺,传统的农民却数量众多,市场机制并不能改造传统农业。中国共产党运用国家的力量,将稀缺的现代化生产要素下沉到乡村,并借此改造了传统农业,培育了人力资本,积累了国家资本,摆脱了恶性贫困循环。这对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改造传统农业,极具启发意义。
郭鹏鹏[3]（2021）在《中国农业转型的动力机制研究 ——基于陇中李村农业结构变迁的田野考察》文中研究表明孟德拉斯曾直言,在任何时候,农业问题始终都是一个无法消除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因此,农业成为政策对象被顶层设计者关注是国家实现公共治理的目标之一。而农业结构调整作为地方政府农业治理领域中的行政任务,被认为是农政转型研究中最重要的主题。本文以拓展的个案研究方法为工具,以农业结构政策演变为主线,主要回答“中国农业结构转型的过程与动力机制”问题。在深度的田野调研中,作者主要从两个方面开展研究:一是,以农业结构调整政策为切入点,研究地方政府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治理行为;二是,以家户为视角,研究农民基于家户利益考量,在农业转型实践中的行动逻辑。在结构安排上,基于研究主题的需要,作者主要从四个层面展开论文的叙事:一是,首先以全国农业的宏观数据梳理了中国农业结构调整和变迁的历史进程,其次选取陇中A区作为田野调研点,系统介绍了中观层面的农业结构变迁背景,最后以李村为案例点深入地考察了推动当地农业结构转型的动力机制（第四章）;二是,论文以粮食作物马铃薯为例,探讨了地方政府在农业治理方面所做出的努力,总结出农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政策动力（第五章）;三是,以经济作物芹菜为例,揭示了小农户在推动农业结构转型中的阶层动力（第六章）;四是,从具有公共价值的“多功能性农业”出发,对发展工业化资本主义农业进行了反思（第七章）。应该说,这对于农政研究中的转型过程、动力机制和地方性知识的理解都是有意义的。在深入的田野研究基础上,作者得出如下结论:（1）基于田野点的地方性经验证据发现,当地的农业结构已然发生了转型,即资本进入农业,改变了传统的农业生产关系,实现了农业的资本化转型。（2）基于田野点的实证研究,证实了农业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家农业政策在驱动农业结构转型中的作用。在李村,基于项目制的规模化农业,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农业结构转型现象。这种追求规模化、统一化的农业,是受政策驱动在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下形成的。（3）田野点的实证研究也揭示了更加彻底的农业结构转型。受家庭资源库的约束,农户在实现家庭积累的过程中所采用的生计策略存在明显的差异,成为推动农业资本化转型的重要驱动力。这种由小农户驱动的作物繁荣为我们深入认识农业的资本化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微观视角。（4）论文进一步得出农业结构转型所表现出的两种进路:一种是以规模化、统一化为特征,通过政策工具的干预而完成的简单的农业转型;另一种是以资本化为本质特征,同时兼具规模化与专业化,由小农户因经济分化而推动的农业转型。本文将农业结构变迁的外在动力总结为政策动力,将农业结构变迁的内在动力总结为阶层动力。农业结构的变迁是受政策与农户双重动力驱动的结果。作者认为,在农业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政府作为重要的参与主体,对农业的扶持和引导不可或缺,但是其干预不宜过多越界。农户作为农业实践活动的真正承担者,要发挥其能动性,不断培养调整农业行为的能力,以便应对市场和自然风险,成为繁荣乡村经济的主体力量。农业资本化转型造成的后果是多面向的。乐观地讲,农业作为一切生产活动的基础,发展现代化农业不仅对于农业产量的持续增长,对于消解全球饥荒,对于提升农村社区及农民群体的福利,以及在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均功不可没。但同时又面临诸多问题:首先,于农业生产本身而言,从本质上来讲农业是多种生命形式互动的过程,而单一作物的规模种植将逐渐丧失“传统农业”所蕴含的多功能性,使得农业变得不可持续。一个纵容浪费和污染从而破坏地力的农业体系,不可遏制地损耗着全球的环境公地;其次,土地是创造财富的源泉之一,在没有国家福利规划的情况下,对于农民家庭来说,即使是很小的一块土地,也是至关重要的安全网;第三,对于农民而言,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商品化程度加剧,各类经营主体和资本进入农业,使得小农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力和竞争压力;最后,传统村庄被认为是由共同体成员居住的家园村落,是一种具有特殊文化价值、互惠原则、个人关系的的固定场域。农业、农地和农民作为一个互动共生的体系,都依托村庄这样一个地理空间而发生各种关系。然而,在过去几十年,世界范围内的农村地区已经被市场化进程和实质性的商品化所改变。
张丽[4]（2021）在《西北民族走廊汉藏交融地带乡村社会变迁研究 ——基于天祝县三个村庄的比较》文中指出本文从社会变迁的视角出发,研究了西北民族走廊汉藏交融地带三个村庄自1958年集体公社时期以来,在生计、文化、空间社会关系三个维度上的社会变迁进程,分析影响社会变迁的核心动力要素是如何参与村内各阶段变迁的,其变迁后果又是如何。在此基础上探讨多民族杂居地带村庄的变迁模式及未来可能的发展路径所在。研究以处于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交界地带的天祝县为调研地,选择县内金强河流域的三个村庄为田野点,运用多点民族志、半结构式访谈、生活史研究的方法收集资料,使用比较社会学的方法,描绘三个有着不同特征社区的变迁图景。起初,半农半牧区村庄中“畜牧暖棚大量兴建”但“畜牧数量快速减少”的反常现象引发笔者关注和思考。与半农半牧区村庄相比,处于上游牧区的村庄通过暖棚建设扩大了畜牧规模,经济快速发展;下游农区村庄通过暖棚种植跨入鲜蔬菜市场,发展了地方经济。从比较中看出,暖棚扶助政策在三个村庄所在区域产生了不同的效果。那么,半农半牧区修建的暖棚为什么被废弃了?在持续调研了解过程中发现,农业与牧业并重的区域,村民家庭生计多样组合,集体时期以来,村民的主要生计经历了“农牧业混合—务工为主—农业为主”的断裂式变迁过程,这与上游牧区在牧业中的持续投入与发展,以及下游农区长期以来持续发展农业的生计形态对比鲜明。研究发现,半农半牧区的农牧业资源比重相当,在市场化环境中,虽然有抵御单一生计风险的能力,但同时也使得域内的农牧业生产难以实现集中化、专业化和市场化,与附近农牧业资源相对单一的村庄相比,资源的多样性反而使其在发展中相对受限。在文化习俗方面,半农半牧区村庄同时也是汉藏民族杂居的地带,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吸收了藏族文化元素,但是在村民的文化诉求和表达形式中看到,村民将藏族牧民文化与汉族农业文化进行了巧妙的融合,族群的文化形式与精神内核在这里打破重组,形成了汉藏民族文化互动交融的现象。与藏族牧民习俗文化氛围浓厚的上游牧区,以及长期维系农耕习俗观念的下游农区对比,汉藏交融地带形成了明显的多元化特征,可以看到,民族文化在这里进行着充分地互融互构。从空间社会关系网的变迁看,因为多元的生计、文化要素在走廊共存,村民的社会关系网也呈现出灵活、扩散的特征,在村庄内外关系网的推拉作用下,也预示着村内的关系网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相对薄弱。从不同维度比较三个村庄的变迁特征,可以看到国家、市场化、行动者是决定着村庄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因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同一类动力因素在村内的作用模式有相对的一致性,国家持续的影响力、市场化程度加深、社会关系的松散化是三个村庄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共享的特征。同时,处于经济、文化交融核心地带的社区,在改革开放之后,尚未能从国家政策、市场引导中找到发展的定位,在当地行动者自发的探索尝试中,从多个方面呈现出多样、交错、不稳定的结构性特征,进而也在发展中彰显出一定的不可持续性。研究发现,政策、市场的发展干预策略,在这个经济、文化、行政、社会关系等多要素交融的区域,相对不易获得预期的结果,较难持续地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域内行动者个体虽然作出了很多主动的尝试,但是因为个体力量的分散和决策能力的局限,这一区域的整体发展仍然相对受限。走出村庄个案,在我国西北民族走廊沿线的村庄中也可以看到不同的政策、市场环境、文化要素的交汇融合,形成了多元共存的走廊景观,然而区域经济发展却呈现出零散化、阶段性的不稳定形态。研究认为,在当前的乡村振兴研究中,应当重点关注多种生计、文化形态交融的民族走廊地带。同时,应当尽早走出刺激短期发展的区域治理模式,而是从区域主体性和特殊性出发,给予这类地区相对灵活的选择和扶持空间,发挥地方混合的资源环境优势,共同探索适合地情的长效发展机制,形成长期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吴冲[5]（2020）在《空间生产视角下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演变及其机制研究 ——以陕西关中大遗址区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十九大报告明确了坚定文化自信、推进文化繁荣的重要意义,而大遗址作为重要历史文化资源,对建设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彰显城市与区域文脉、带动区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我国75%以上的大遗址位于城郊及郊野地区,这些大遗址区往往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基础设施条件差,加之文物保护制度对工、农业生产实施严格控制,导致了大遗址区村庄普遍性的贫困问题,并且由于资本投入与文保限制的空间差异产生了遗址区村庄的不均衡发展,进而引发大遗址区社会冲突矛盾加剧和遗址区社会公平正义问题的反思。在全面践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对于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紧迫性。大遗址区作为一个空间相对独立、管理部门权职交错、保护与利用影响交织、利益相关者众多的复杂地域系统,对于大遗址区乡村社会问题研究需要跳出传统的“绝对空间”思维,从社会与空间相互影响的辩证逻辑中寻求答案。“空间生产”理论既有助于解决传统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研究中“社会-空间”相互割裂的问题,也能够将大遗址区社会分化与空间不均衡纳入同一框架内进行讨论。因此本研究结合大遗址区发展中的实际情况,基于空间生产理论建立具体化分析框架,通过“社会-空间”辩证法从空间实践与社会变迁的交互作用中探寻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演变规律,以社会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角度揭示社会空间演变机制。首先,本文将空间生产理论与大遗址区现实情况相结合,建立大遗址区空间生产理论框架。在界定大遗址区空间范围与特征的基础上,基于“三元论”对大遗址区的社会空间本体划定,并论证空间生产理论在大遗址区的适用性,重点从权力、资本视角探寻遗址区“社会-空间”的辩证逻辑。其次,宏观上总结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社会发展特征。首先分析关中大遗址的分布特征及其自然环境特征,论证自然环境对大遗址区乡村的影响。其次梳理关中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进程,分析展示利用工作对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的影响。最终总结关中大遗址区乡村发展的普遍性特征规律。一方面借鉴哈维的三次资本循环理论大致划分出关中大遗址区发展阶段,分析资本驱动下居民实现再生产的模式与途径。另一方面,探究在空间权力让渡与分化过程对村庄居民生产方式调整的影响。这一部分研究既为具体案例地研究提供广泛的素材与依据,也在实践层面论证了空间生产理论对大遗址区研究具备普遍适用性。然后,选取秦始皇陵、乾陵、桥陵、耀州窑、雍城五处大遗址区作为典型案例地研究,分析具体案例地村庄的社会空间演变规律与特征。空间上,以行政村为基本统计单元,从“人-地关系”、“人-人关系”两方面入手建立指标,采取生态因子分析法、社会空间分异指数明确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结构与分异特征。时间上,通过比对分析90年代、2000年、2010年、2018年四个时间段社会空间结构与分异状况,总结社会空间演变过程与特征,提炼出5种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演变模式。最后,在分析5种乡村社会空间演变模式中“人地关系”与“人人关系”变化特征规律基础上,进一步从资本视角分析保护利用影响下大遗址区空间资本累积过程,从权力视角解读利益相关者的相互关系,以及在各种制度性框架下居民为实现再生产而对自身生计模式调整过程,从资本与权力视角解析大遗址区社会空间生产的规律并总结社会空间演变机制,提出大遗址区乡村社会发展的优化建议。研究认为:（1）空间生产理论对于大遗址区研究具有普遍适用性,大遗址区乡村发展体现出哈维所说的三次资本循环特征,权力与资本所支配的“第三空间”影响着遗址区乡村物质环境转变与社会变迁。（2）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大多呈扇形同心圆圈层结构。并且根据其演变规律总结出旅游服务业发展型村庄、农业发展型村庄、传统农业村庄、工业化与城镇化带动村庄、采掘业控制型村庄等五种演变模式。（3）“人地关系”上,村庄聚落由原本单一的居住功能衍生出生产与消费职能,最终衍生出文化服务职能;“人人关系”上,早期村民自主生产或受雇于投资企业而转变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中期乡村空间资本价值提升,居民与外来经营户形成房屋租赁合作关系,最后由于文化资本外溢,居民与旅行社、经营户产生广泛的业务往来。综上,本研究提出资本投入空间生产实践是社会空间演变的原始动力,社会生产关系的转变是社会空间演变的内生因素,政府权力对利益群体的引导与规范是社会空间演变的外部驱动。面对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分异、社会分层愈演愈烈的趋势,本文选取大遗址区乡村为研究案例,探寻社会弱势群体在遗址保护与开发利用中如何实现自身再生产过程。在人本视角拓展了大遗址保护利用的研究广度,也进一步丰富了空间生产的微观领域研究。对我国大遗址周边地区出现的社会问题进行解析,希望借此为实现大遗址区乡村振兴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
黄润青[6]（2020）在《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长期以来,学术界更侧重于集体化时期的乡村被“国家化”的一面,直到1980年代的农村改革之后,相关研究虽再次确立乡村的主体地位,但是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和发展策略却被或多或少有所忽略。当以乡村为研究视角时,可以发现国家对乡村的主导并不能完全取代乡村的主体意识,也抹杀不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相反,国家权力的下沉,造就了乡村社会强势的公共权力。山东朱村的半个世纪发展历程和社会变迁表明,乡村社会有其独特的生存规则、价值取向,及其对国家权力的集体应对方式。国家与乡村的“二元对立”的解释模式,一定程度上矮化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和主体意识。1949年以来,朱村的核心问题是人口增长和人地失衡,朱村要面临其带来的资源短缺、家庭贫困、人际关系紧张等一系列问题。1960年代朱村的出生率高于全省平均值,人口暴增,加之水利工程占地,使得朱村的人地冲突问题更为严重。人口的增长与家庭的核心化致使家庭的劳动力比重减少,从而使家庭个体的经济收入和抗风险能力降低。公共资源的紧缺与家庭负担的增大,使朱村村民更加依赖于通过国家建构的集体权力。集体对资产、农产品的支配权,成为乡村公共权力的支点和集体行动的基础。一方面,乡村的组织化、单位化,缩小了村民生活、生产的距离,从而给乡村社会留下了自我管理的空间;另一方面,人地关系的失衡、资源的短缺,也迫使朱村不断地在国家经济体制框架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借以维系生存和寻求发展。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是依靠国家在乡村建立的党政组织基础上实现的。干部是乡村公共权威的直接代表,同时又区别于国家代理人、乡村保护者。干部个人的家庭背景、出身、经历等因素,成为其行为选择的重要原因。朱村在抗战时期即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政权,1949年之后的干部群体基本是革命时期中共党员、干部群体的延续。朱村作为人口众多的主姓村庄,更能体现出国家权力运作和内生的社会关系网络交叠、博弈的复杂性。在乡村与国家博弈和双向渗透的过程中,乡村社会内生的家族、血缘关系对乡村政治产生重要影响,朱村新任干部的血缘关系网络愈加清晰。乡村社会存在多层次、多维度的利益主体,村民以“己”为出发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和“私人的道德”。“公”与“私”的界限是集体管理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国家主导下的制度建设、内生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个体的理性行为选择共同维系着乡村社会秩序。朱村人口众多,其秩序的维系依赖于制度和规则,这既是国家意志在乡村社会的体现,也符合乡村社会生存逻辑。而且,在绝大多数村民不具备向村外发展的能力时,村民维护其自身利益的同时必然会对管理者进行监督,相比于国家的权力制约,乡村社会内部的制约往往更具常规和有效。集体化时期分配制度的“平均主义”,并不是导致生产效率的低下的全部因素,以工分制为基础的分配制度也不能囊括乡村贫困的原因。集体化时期普遍贫穷的状态使乡村社会依靠生存伦理和互惠原则,并将分配制度推向“平均主义”方向。但是,所谓的“平均主义”是以家庭劳动力再生产作为“道义经济”契约的担保。集体化制度的问题并不在于集体经营效率的低下,而在于人口与制度的悖论使乡村无法突破人地冲突的困局,从而导致“过密化”生产愈发严重。作为生产单位的乡村,是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内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人多地少的困境,朱村的首要目标是生存,其次是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并不能完整覆盖农业生产的全过程,乡村社会利用其受限的自主权和可掌控的“边缘地带”,围绕着“生存”和“发展”不断努力,其中既包括以“反行为”方式呈现的生产劳动和生活需求,也包括朱村在农业生产规划、劳动力分配、农业机械化发展和集体权利的维护等方面所呈现出的经济理性和自主意识。为解决生产“内卷化”的问题,朱村规划集体副业、林业的生产,鼓励村民从事建筑、运输等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朱村种植业集体经营的单位面积产出不低于自留地。“集体”并不仅仅是国家权力下延在乡村社会的代表,同时是作为乡村社会利益的角色代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因为土地资源的紧缺,朱村的劳动力逐渐走向市场。与此同时,朱村利用集体化时期的公共积累发展村办企业,农民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公共权力削减,村民的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距离拉大,集体行为的逻辑也慢慢失去其根基。转型期内乡村社会的地方性规则和市场化的发展使乡村管理者具备了利益交换的可能。村民选择向外发展,从而在乡村的公共事务上主动退让。乡村社会中既涵盖个人逻辑、集体逻辑和国家逻辑之间的冲突和博弈,也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契合和渗透。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并不限于农民的“反行为”。朱村的历史变迁表明,无论是集体化时期还是改革时期,国家权力不能替代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黄香婷[7]（2020）在《关仁山小说中的生态意识》文中认为关仁山创作思想中的生态意识及其生成的内容与特征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场域中是一种独异的景观。其背后所蕴藏的关仁山的社会认知和哲学观点有着更深远的意义,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了解关仁山笔下农民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其次,深入探索关仁山小说中的生态意识有利于了解关仁山在内的一批中国当代生态小说家们的身份认知。本文通过详细梳理关仁山小说中生态意识的内涵、表现形式、意义,以期突破固有的研究思维,再现另一个关仁山。本文以引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来探讨关仁山小说中的生态意识。主体部分首先探析关仁山生态意识的内涵及其渊源,揭示关仁山意识到人类现代文明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其次对关仁山小说中的动物形象进行详细分析,探究关仁山笔下的动物是一种隐喻,实则借动物在自然生态环境中的生存状况隐喻人类社会的生存状态,既是对动物的审视,也是对人类社会的思考。面对被污染的乡村环境,有的人选择“逃离”乡村进入城市,有的人选择“坚守”乡村,“叛离/坚守”这两种价值观念的冲突与转化揭露了现代文明对人的异化。从个体出发由宏观转入微观审视,展现了关仁山由精神困顿到人格追求和塑造上的跨越。最后分析关仁山小说生态意识的价值和意义,即人类应该摒弃“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相互依存的关系。关仁山用历史的眼光和发展的观点启示人类从过往缺失中弥补人文精神、从现实境遇中批判现代文明、从未来理想中构想和谐自然前景。此外,关仁山在生态意识中加入哲学元素,生成了两种向度的认知。第一向度是人类社会现代文明和传统文明之间的矛盾、运动与变化,展现了当今社会两种价值观的冲突。第二向度是他对人类特殊性的定位。关仁山认为人类的思想、情感和认知不是一种优势,而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工具,人类应该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
张瑜[8]（2020）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共对于人的塑造和培养的重视程度是一以贯之的。本研究关注的是集体化时代中共对于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和培养问题,通过考察乡村社会中的“问题人物”、各类模范、干部、妇女、儿童、民兵六类不同身份的人物群体或具体的人物代表,集中探讨了集体化时代国家在基层乡村社会中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实践方式和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培养机制和治理技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通过政治学习、日常劳动、军事训练、树立典型等方式向“新人”们传输中共的价值观,将不同的人纳入到不同的组织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和培养,就成为国家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在乡村具体的实践方法。从民众的角度来讲,他们主动或者被动地去适应社会主义新人的标准,通过具体的行动实践着国家在不同阶段对于新人的要求,体现了国家意志,使得国家不再是事不关己的遥远存在,而是化身为一个熟悉的邻人,他可能是一名干部、模范,又或是五类分子。在塑造新人的过程中,国家的权力不仅触及到乡村的每个角落,也触及到了生活在这里的人,将个人与国家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不同群体和个人在中共的领导下,共同缔造了集体化时代。论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六章。第一章:乡村“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本章是对四个乡村社会中“问题人物”个人生活史的研究,主要运用个人档案,还原这些曾经生活在村庄五类分子的平凡人生,试图揭示出他们在那个政治挂帅的时代环境下,那些隐藏在不合时宜言行中的复杂内心世界与性情。第二章:“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乡村干部作为村庄里的领导人,他们是沟通国家与基层社会的桥梁。因此,他们的自身素质、作风问题、与村民的关系问题则成为影响基层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因素。教育、培养好各种类型的乡村干部,也成为国家控制、动员广大的农民的前提和基础。本章主要从组织架构、干部正面和负面的形象等方面,尽可能全面揭示集体化时代真实的干部面向,探讨国家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将乡村干部塑造成为符合中共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新人。第三章: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代对模范的塑造。集体化时代是模范辈出和“模范引领”的时代,国家重视模范的引领作用,不遗余力地评选模范。本章既关注模范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也关注模范作为具体个人的存在。将以村级档案为核心史料,尝试揭示集体化时代基层普通模范的形象和模范评比制度在基层的运作及不同时期对劳模标准的变化,以求尽可能真实、立体、动态地展示各类模范被塑造的过程。以此呈现新中国通过树立模范典型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过程,进一步阐释中共在群众动员方面的成功之道。第四章: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本章将依照集体化时代不同“表征”的顺序,探讨中共期望新妇女在新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通过分析集体化时代妇女参加劳动的基层实践,揭示国家对妇女角色和形象如何在劳动的过程中得以塑造,妇女劳力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何被一步步开发以及开发的程度,又如何从家庭逐步走向社会的过程,进而考察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和问题;同时,也尽量从妇女的角度出发,分析其自身体验,从而尽可能全面地、连续地呈现国家如何培养、塑造新时期女性的努力,进一步回答社会主义新妇女何以产生的问题。第五章:“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中共对儿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式塑造和培养赋予了儿童新的角色、定位、属性和“儿童—国家”关系。通过梳理集体化时代儿童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的发展与变化,可以追寻特殊历史背景下童年经历的蛛丝马迹,不失为理解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因此,本章以集体化时代幼儿教育的发展、变化以及国家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阶段如何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尝试从儿童的角度出发,探讨儿童观念在这一时期的变迁和国家在塑造“共产主义接班人”过程中与儿童的互动,试图为理解集体化时代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第六章: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山西乡村的民兵。民兵制度作为集体化时代的一项重要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民兵是中共把老百姓组织起来的一种方式,是集体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本章主要突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民兵制度如何嵌入到农村并逐步完善起来;二是将农民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考察他们在民兵制度下的心态与行为以及与国家的互动,进一步探讨国家借助民兵形象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努力。本研究将采用传统史学中重资料重描述的方式,注重村庄一手档案的整理与利用,并以此为主,结合地方文献、官方档案和口述资料,试图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来阐释集体化时代国家与个人互动的场景及其背后的微妙关系,再现权力与利益博弈的历史图像。力争把宏观的理论构想和微观的个案分析相结合,更全面系统地研究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试图诠释集体化时代社会与文化的深层内涵,思考集体化时代的留给后人的经验和教训。在具体研究中,既关注人物群体也关注具体个人,既关注历史进程也关注具体事件,既关注制度层面也关注执行效果,既关注成绩又考察问题与矛盾,希望以“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体现出集体化时代不同时期国家对社会主义新人要求的动态的变化过程,以揭示共产主义革命对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改造和重塑历程,进而去解读集体化时代在乡村的运行逻辑和历史进程。回答“集体化时代基层民众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国家与个人是怎样互动”、“国家如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研究表明,劳动是集体化时代塑造新人的重要途径,是理解集体化时代的一条重要线索。劳动成为了中共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主要方式和重要载体,在劳动的过程中,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身体上,都得到了塑造和锻炼。集体化时代所塑造的各类新人形象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时代的命运休戚相关,但是也夹杂着问题与矛盾,其中问题的根本还应回到对人的关照上来。因此,对待集体化时代的认识,也应当放到动态地、连续的情境中,将历史的解读更为人性化。集体化时代的乡村社会研究应当在重视档案史料的基础上,终究回归以人为中心,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研究,这样才能实现整体史的研究。
高海秀[9]（2020）在《中国牧草生产者种植决策行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畜牧业是农业的支柱部门,牧草产业是畜牧业提质增效乃至整个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着力点之一。尤其是在国内食物消费结构转型升级、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资源约束日益趋紧、生态环境压力逐步加大的背景下,在保护和有效利用天然草地的同时,积极推动人工种草发展牧草产业非常迫切。但在传统农耕文化影响下,我国牧草产业发展缓慢,从国家层面真正将牧草作为一个产业来决策也只是近十多年的事。近年来,尽管国内牧草产业较快发展,但离市场需求还相差较远,主要草产品国内缺口达1/3以上。所以,基于生产实践的大量第一手数据资料,实证研究牧草种植者生产决策的行为及影响因素,探寻如何促进国内牧草生产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本研究基于科学回答牧草生产是否有效益以及牧草种植者“种还是不种”、“种多少”及发掘相关决策的影响因素这样一个总目标,依托农户行为理论同时考虑到牧草作为中间产品和粮食的竞争作物,生产者种植决策必然会受到牧草产业与其终端消费市场的连接状况以及与粮食作物的比较效益的影响这样一个特殊性,使用牧草生产八个典型省份527户实地调研问卷资料和牧草产业经济研究室2011-2018年牧草生产成本收益定点监测数据,并辅之以历年主管部门有限的宏观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投入导向的BCC模型、Malmquist模型、二元选择模型等实证研究方法,在测算不同时空条件下中国牧草产业和草食畜牧业耦合协调度变化,以及牧草生产与主要竞争作物——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及变化分析,牧草与粮食的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趋势变动及比较的基础上,重点对当前牧草种植者的生产行为特征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并分析了基于风险规避视角的牧草生产者决策行为和不同经营规模、不同经营类型的牧草生产者未来种植意愿及关键影响因素,最后得出研究结论及相应的对策建议。在丰富牧草产业经济研究领域、充实研究内容和拓展研究视角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边际学术贡献。本研究得出如下主要研究结论:草畜产业系统耦合协调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仍处在过渡区间且区域差异明显;牧草种植技术效率有较大提升空间,技术进步是其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驱动力;风险规避行为对不同样本群体牧草种植决策行为的影响差异显着,教育程度、生产机械的可得性等其他一些重要影响因素也会对种植决策产生不同的影响;不同类型生产者牧草种植意愿差异明显,政策扶持等因素可显着提高种植意愿;组织化行为正向影响生产者牧草种植意愿,但对不同类型生产者影响差异显着。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一是因地制宜推进草畜产业系统耦合,鼓励发展草畜结合经营模式;二是提升关键技术自主研发水平推进技术进步,提高牧草产业生产效率;三是建立健全产业风险管理体系,护航牧草产业健康稳定发展;四是加强牧草生产组织化发展程度,鼓励创新利益共享机制;五是完善政策扶持体系,实现政策支持精准发力。
郭心钢[10]（2020）在《晚清民国晋西南的农民经济与社会变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学界对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存在这样一种认识上偏见。一方面农民以农为本,以商为末,虽然从事一些非农职业,但较少从事商业活动,众多人口附着在土地之上,形成紧张的人地关系。另一方面农民固守土地,安土重迁,与村庄以外的地区来往较少,活动空间十分有限,从而使乡村在整体上呈现出封闭性特征。论文运用新发现的农户档案资料,研究晚清民国晋西南虞乡县西部、中条山北麓的12个村庄,发现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较多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这些村庄背山面水,碱荒、砂石地分布较广,土质较差,还饱受水旱灾害的不断侵袭,多数农户耕种土地的收入不足以维持家庭生计。同时,环境又丰富了人们的生计方式。当地农民开发并形成类型多样的副业和家庭手工业,有以担柴割草和烧木炭为主的“跑山”业,有以果树和蔬菜为主的果蔬业,有以制作小型农具为主的编制业,有以技术工匠和家庭作坊为主的手工业,有以面制熟食为主的饮食业,有以畜禽为主的农家饲养业,以及其他乡村服务业。副业是土地收益之外农户的重要收入来源,有些甚至超过土地收益。此外,经营副业使农民较多地与地方集市紧密联系起来。另一方面,晋西南地区的农民有着外出“从商”的传统和风气。晚清民国时期,由于地方社会秩序的混乱、土地收益的微薄、商业利润的吸引和农民自身对家庭生计的理性安排,当地一部分农民特别是青壮年男性劳力离开乡村,前往周边的乡镇和县城以及黄河对岸的陕西、河南等地,从事或大或小的商业活动。其中,以受雇型的学徒、店员、伙计等职业为主,也不乏一些自营、合营等资本较大的商人。农民的从商活动显示出一定的阶层差异。一些农民仅以从商收入作为家庭贴补,另一些家庭生活则主要地或全部依赖从商收入。农民通过外出从商,扩大了活动空间,开阔了视野见识,熏染了风俗习惯,巩固和拓展了社会关系网络。村庄与外界的联系变得紧密,村庄内部凝聚力也因同业、同乡的关系而得以加强。“从商”在当地乡村经济和社会结构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光绪大祲中,山西特别是晋西南地区的人口受到巨大损失,这深刻影响和改变了当地乡村经济和社会正常发展的节奏。晚晴民国时期,或是官方倡导,或是民间自发,来自豫、鲁、陕、冀等省的客民陆续流入晋西南地区。从生计方式看,当地客民多以出卖劳力、担柴割草、开荒或租种土地,以及自有的小手工艺为生。从婚姻形式看,男性客民多是入赘当地或被收养为子,女性客民则以童养、改嫁、被贩卖等形式嫁入当地。客民的不断流入,客观上填补了当地人外出从事副业、商业所造成的劳力空缺,实现了区域间劳动力市场的平衡。同时,客民也带来了一些新的生产技术、生活方式,促进了区域间的社会文化交流。可以说,客民广泛参与到了当地的劳动力市场、土地交易市场和婚姻市场当中,深刻形塑着当地的人口、婚姻、家庭、文化、经济和社会的结构。基于流动性的分析视角,与以往学界对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认识不同,我们认为晚清民国时期晋西南乡村人口流动性较强,既有本地居民流出,也有外地客民流入,因此导致当地的人群关系比较复杂。同时,二者的人口流动呈现出差异性、阶段性和延续性等特点。土客的经济方式存在差异,土着农民“重商轻农”、“重副轻农”;外来客民则“重农轻商”、“善副善工”,双方在土地关系、雇佣关系和家庭关系等方面相互补充、调剂,从而客观上实现了一种平衡。农民是否具有“理性”是个假问题。不同阶层的农民都有“理性”,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因为家长的个体素质、家庭内部发展状况、外部社会环境的差异,农民家庭对未来发展的期待和对生计伦理的安排表现出不同理解。贫穷农户以维持基本生存和温饱为首选,中等农户试图抓住机遇和有利条件实现家庭发展,富裕农户希冀努力巩固和扩大现有的资本财富。理性的阶层差异,刺激农民采取相应的生计模式,促进家庭间的生产合作,推动社会的横向和纵向流动。总之,晚清民国时期晋西南乡村整体上呈现出流动性、开放性特征,农民在家庭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发挥着自身“理性”。“晋西南模式”所反映出的传统时期中国农民经济的诸个特征,与学界的一些传统认识或观点相左。这对于反思日本中国史学者的“村庄共同体”理论和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以及重新认识中国农民都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当前小麦生产面临的问题与出路（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当前小麦生产面临的问题与出路（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种养结合的奶牛养殖综合效益评价及长效运行机制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奶牛养殖快速增长给环境带来挑战 |
| 1.1.2 我国消费者对国内牛奶品质提出更高要求 |
| 1.1.3 推进种养结合是实现农业绿色发展和奶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突破口 |
| 1.1.4 种养结合模式得到国家有关部门高度重视 |
| 1.1.5 奶牛场种养结合模式众多但尚未得到全面认知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 1.3.1 关于奶牛养殖环境影响的研究 |
| 1.3.2 关于奶牛养殖经济效益的研究 |
| 1.3.3 关于奶牛养殖生产效率的研究 |
| 1.3.4 关于奶牛场选择种养结合模式的研究 |
| 1.3.5 关于奶牛场采纳种养结合模式扶持政策的研究 |
| 1.3.7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目标 |
| 1.4.1 总体目标 |
| 1.4.2 具体目标 |
| 1.5 研究技术路线图 |
| 1.6 研究方法 |
| 1.7 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种养结合模式 |
| 2.1.2 种养结合奶牛场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外部性理论 |
| 2.2.2 交易费用理论 |
| 2.2.3 系统协同理论 |
| 2.2.4 物质循环理论 |
| 2.2.5 行为经济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奶牛养殖状况、主要模式及调研地区状况 |
| 3.1 我国奶牛养殖现状及问题 |
| 3.1.1 奶牛养殖现状 |
| 3.1.2 奶牛养殖面临挑战 |
| 3.2 奶牛养殖的典型模式 |
| 3.2.1 奶牛养殖的种养结合模式 |
| 3.2.2 奶牛养殖的非种养结合模式 |
| 3.2.3 两模式的异同 |
| 3.3 调研地区奶牛养殖状况 |
| 3.3.1 调研地区与样本量确定 |
| 3.3.2 调研地区奶牛养殖情况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种养结合奶牛场环境绩效评估 |
| 4.1 分析框架 |
| 4.2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
| 4.2.1 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
| 4.2.2 生命周期环境评价的分析框架 |
| 4.2.3 线性回归模型与变量选择 |
| 4.3 奶牛养殖系统的环境绩效 |
| 4.3.1 饲料环节 |
| 4.3.2 饲养环节 |
| 4.3.3 粪污处理环节 |
| 4.3.4 运输环节 |
| 4.3.5 小结 |
| 4.4 奶牛养殖节能减排潜力分析 |
| 4.4.1 青贮玉米自给率变化对环境绩效的影响 |
| 4.4.2 基于IPBS的中国奶牛养殖的温室气体减排潜力 |
| 4.5 IPBS环境绩效的决定因素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种养结合奶牛场经济效益评估 |
| 5.1 分析框架 |
| 5.2 样本特征与研究方法 |
| 5.2.1 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
| 5.2.2 基于LCA的环境成本计算模型 |
| 5.2.3 PSM模型 |
| 5.3 non-IPBS与 IPBS的效益分析 |
| 5.3.1 经济效益 |
| 5.3.2 环境成本 |
| 5.3.3 综合效益 |
| 5.4 关键因素变动对IPBS经济效益的影响 |
| 5.4.1 土地流转费用变化 |
| 5.4.2 青贮玉米价格变化 |
| 5.5 奶牛场采纳IPBS的效应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种养结合奶牛场生产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
| 6.1 分析框架 |
| 6.2 样本特征与研究方法 |
| 6.2.1 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
| 6.2.2 SBM模型与指标中选取 |
| 6.2.3 Tobit模型与变量选择 |
| 6.3 奶牛场生产效率测度 |
| 6.3.1 non-IPBS与 IPBS生产效率 |
| 6.3.2 non-IPBS与 IPBS生产效率提升 |
| 6.4 奶牛场运行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奶牛场采纳种养结合的行为选择及激励机制构建 |
| 7.1 分析框架 |
| 7.2 样本特征与研究方法 |
| 7.2.1 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
| 7.2.2 Logit模型与变量选择 |
| 7.2.3 ISM模型 |
| 7.3 奶牛场采纳IPBS的驱动因素 |
| 7.4 采纳IPBS行为因素的ISM分析 |
| 7.5 驱动奶牛场选择IPBS的激励机制构建 |
| 7.5.1 IPBS激励机制的基本框架 |
| 7.5.2 基于市场手段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
| 7.5.3 基于政府手段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种养结合奶牛场在建立环境友好、资源循环利用的农业生产模式上有明显优势 |
| 8.1.2 种养结合奶牛场在提升养殖净收益上具有较大潜力 |
| 8.1.3 种养结合奶牛场在提升养殖生产效率上具有明显效果 |
| 8.1.4 奶牛场选择种养结合是内在利益因素和外在条件共同驱动的结果 |
| 8.2 政策启示 |
| 8.2.1 因地制宜推广种养结合模式,提高奶牛养殖的整体效率 |
| 8.2.2 提高种养结合的技术水平,提升奶牛养殖的技术盈利性 |
| 8.2.3 健全激励与约束机制,强化奶牛场采纳种养结合的稳固性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2）环境、制度与技术 ——以集体化时代昔阳县的减贫实践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由来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主要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昔阳县自然社会状况 |
| 第一节 生态环境 |
| (一)多山少土 |
| (二)交通闭塞 |
| (三)灾害多发 |
| 第二节 社会制度与生活水平 |
| 小结 |
| 第二章 贫穷的本质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减贫实践及其失败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对“贫困”的解构与重构 |
| (一)土地改革与道路选择 |
| (二)农业合作化运动与“技术革命” |
| (三)技术赋能 |
| 小结 |
| 第三章 土地革命:穷富拉平 |
| 第一节 昔阳旧貌 |
| (一)人口与土地 |
| (二)农民生活 |
| (三)生态环境 |
| (四)农民与农业 |
| 第二节 土改过程 |
| 第三节 土改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
| 小结 |
| 第四章 技术革命:提高产量 |
| 第一节 组织起来与学习技术 |
| 第二节 技术革新的路径 |
| (一)培育良种 |
| (二)合理种植 |
| (三)改良土质 |
| (四)工具改革 |
| 第三节 技术与制度之间的张力 |
| 小结 |
| 第五章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
| 第一节 “秃岭”遇“山洪” |
| 第二节 水利建设 |
| (一)改造“三跑田”与闸沟垫滩 |
| (二)修建水库 |
| (三)治河与打井 |
| (四)机电灌溉 |
| 第三节 水利工程与粮食增产 |
| 第四节 治水与“育人” |
| 小结 |
| 第六章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
| 第一节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
| 第二节 农业机械化的实践 |
| (一)土壤改良 |
| (二)良种培育 |
| (三)密植与管理 |
| (四)水利灌溉 |
| (五)道路与运输 |
| 第三节 农业机械化与乡村社会 |
| 小结 |
| 第七章 减贫的微观史研究——井沟村 |
| 第一节 井沟的基本状况 |
| 第二节 “默汉”的消逝 |
| 第三节 “井沟学大寨,大寨帮井沟” |
| 第四节 机械灌溉 |
| 第五节 减贫的效果 |
| 小结 |
| 第八章 昔阳县减贫的成就及历史地位 |
| 一、集体化时期昔阳县取得的历史成就 |
|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昔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介及联系方式 |
（3）中国农业转型的动力机制研究 ——基于陇中李村农业结构变迁的田野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农业转型研究 |
| 1.3.2 中国的农业转型研究 |
| 1.3.3 农业转型的驱动力研究 |
| 1.3.4 中国农业转型的动力研究 |
| 1.3.5 农作物种植结构变迁的研究 |
| 1.3.6 文献述评 |
| 1.4 研究内容 |
| 1.4.1 核心概念界定 |
| 1.4.2 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
| 1.5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研究设计 |
| 2.1 研究方法 |
| 2.2 研究思路 |
| 2.2.1 数据获取 |
| 2.2.2 数据分析 |
| 2.3 “地方政府与农户”动态分析框架构建 |
| 2.3.1 农业结构专业化转型的外部动力:农业政策 |
| 2.3.2 农作结构专业化转型的内生动力:阶层分化 |
| 2.3.3 农业结构专业化转型的内外动力及运作机制 |
| 第三章 田野点概况 |
| 3.1 A区概况 |
| 3.2 A区农业生态与作物种植概况 |
| 3.2.1 A区农业生态环境 |
| 3.2.2 A区传统农作物种植 |
| 3.2.3 A区旱作农业耕作制度 |
| 3.3 研究的村庄 |
| 3.4 村庄家庭的生计策略与经济分化 |
| 3.5 样本农户的聚类分析 |
| 3.6 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农业结构及经营主体的变迁与地方经验 |
| 4.1 中国的食物安全与农业结构 |
| 4.2 中国农业结构调整的演化路径及阶段特征 |
| 4.2.1 以粮为纲阶段(1978~1984) |
| 4.2.2 农业单一结构调整阶段(1985~1999) |
| 4.2.3 农业战略性结构调整阶段(2000~2014) |
| 4.2.4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阶段(2015~至今) |
| 4.3 中国农业结构调整的政策意图 |
| 4.3.1 对粮食的关注贯穿于整个农业结构调整的变迁 |
| 4.3.2 增加农民收入始终是政策关注的焦点 |
| 4.3.3 居民膳食结构的改善得到回应 |
| 4.3.4 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得到强调 |
| 4.4 中国农业经营主体变迁的政策意图及其演变路径 |
| 4.4.1 中央一号文件的地位及作用 |
| 4.4.2 文本分析方法 |
| 4.4.3 农业经营主体的变迁过程 |
| 4.4.4 研究发现 |
| 4.4.5 农业经营主体关注点变迁的政策意图 |
| 4.5 田野点农业结构变迁 |
| 4.5.1 田野点农业结构的演变过程 |
| 4.5.2 三种不同的农业模式 |
| 4.6 小结 |
| 第五章 农业结构转型的外部动力:农业政策 |
| 5.1 农业政策影响农业结构演变的实现机制 |
| 5.1.1 农业政策与农业产业化经营 |
| 5.1.2 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农业经营主体 |
| 5.2 案例介绍 |
| 5.2.1 农业产业化背景描述 |
| 5.2.2 李村马铃薯“千亩”示范基地项目 |
| 5.3 成为一种治理现象的李村马铃薯产业 |
| 5.3.1 地方政府行为面临的结构约束 |
| 5.3.2 镇政府在马铃薯产业中的行政协调 |
| 5.3.3 村干部在马铃薯产业中的嵌入式表达 |
| 5.4 农户参与马铃薯示范项目的行动逻辑 |
| 5.4.1 家户制传统与生计策略选择 |
| 5.4.2 农户的理性顺从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农业结构转型的内生动力:阶层分化 |
| 6.1 农业资本化转型的国际经验 |
| 6.2 农业资本化转型的地方经验:李村的芹菜种植 |
| 6.3 农业资本化转型的阶层动力 |
| 6.4 农业资本化转型的实现机制 |
| 6.4.1 作物繁荣的参与主体:芹菜种植农户 |
| 6.4.2 对土地的控制:土地流转 |
| 6.4.3 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工资支付方式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 7.1 经验语境下农业结构转型的动力机制 |
| 7.2 主要结论 |
| 7.3 讨论 |
| 7.3.1 农业的多功能性与公共价值 |
| 7.3.2 农地的商品化与安全网功能 |
| 7.3.3 小农的前景与农业现代化 |
| 7.3.4 村庄的活力与乡村振兴 |
| 7.4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西北民族走廊汉藏交融地带乡村社会变迁研究 ——基于天祝县三个村庄的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回顾 |
| 一、国外交融地带研究的发展与演变 |
| 二、民族走廊社会变迁研究 |
| 三、天祝汉藏交融地带的相关研究 |
| 四、小结 |
| 第四节 研究设计 |
| 一、概念界定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思路 |
| 四、论文架构 |
| 第五节 田野调查 |
| 一、田野点介绍 |
| 二、田野资料收集 |
| 第二章 农牧业交融社区的生计嬗变及困境 |
| 第一节 雏形:农牧混合生产模式的成型过程 |
| 一、早期的人口迁入 |
| 二、从合作化到公社化 |
| 三、混合税收下的半农半牧雏形 |
| 第二节 延续:去集体化过程中的农牧业困境 |
| 一、牧民的困境与选择 |
| 二、农民的困境与选择 |
| 三、新的机遇与尝试 |
| 第三节 探索:现代化农业的尝试 |
| 一、外来菜商与本地农民 |
| 二、从传统农牧业走向现代农业 |
| 第四节 农—牧业社区生计模式变迁的比较 |
| 一、牧区A村的“资源型”生计模式 |
| 二、农区C村的“市场型”生计模式 |
| 三、生计混合地带的发展特征与挑战 |
| 第三章 汉藏杂居社区的文化交融及演变 |
| 第一节 汉藏交融:B村文化的成型 |
| 一、汉藏文化相聚 |
| 二、未及重建的再建 |
| 第二节 民间文化的复归 |
| 一、仪式的兴起 |
| 二、生命仪式回归 |
| 第三节 现代化过程中社区文化的流变 |
| 一、文化与仪式 |
| 二、现代生活中的生命仪式 |
| 第四节 汉—藏族社区文化变迁形态的比较 |
| 一、藏族A村的文化变迁 |
| 二、汉族C村的文化变迁 |
| 三、汉藏杂居社区的文化交融与分离 |
| 第四章 村落社会交往及关系的演变 |
| 第一节 流域内汉藏民族之间持续地互动与互融 |
| 一、淘金市场中三村的互动 |
| 二、佛事活动中三村的相遇 |
| 三、现代农业市场中三村的互动 |
| 第二节 半农半牧区B村的空间社会关系变化 |
| 一、局限在村内的互助与互动 |
| 二、延伸到村外的社会关系 |
| 三、市场化语境下村庄社会关系形态 |
| 第三节 交融地带空间社会关系变迁的对比 |
| 一、A村的居住与交往状况 |
| 二、C村的居住与交往状况 |
| 三、社会空间与关系演变的分化 |
| 第五章 交融地带村庄社会变迁的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暖棚事件的透视 |
| 一、从修建到废弃 |
| 二、B村发展受限的主要致因 |
| 第二节 村庄社会变迁动力与发展路径的比较 |
| 一、三个时期村庄变迁的动力因素 |
| 二、半农半牧区的社会变迁模式 |
| 三、农业与牧业村庄的社会变迁模式 |
| 第三节 村庄社会变迁中的连续与断裂 |
| 一、社会变迁与交融地带的一体化 |
| 二、交融地带的不对称发展 |
| 三、受益与受限:交融的社会效应再讨论 |
| 第六章 民族走廊的多元与交融 |
| 第一节 民族走廊的主体多元特性探讨 |
| 一、交融地带的客观性 |
| 二、交融地带的延续性 |
| 三、民族识别与交融地带的特殊性 |
| 第二节 民族走廊的交融特性与延续 |
| 一、区域的调和与适应 |
| 二、交融维持的动力要素 |
| 三、交融地带的流动性 |
| 第三节 民族走廊交融地带的反思 |
| 一、民族走廊与地图上的贫困带 |
| 二、交融地带存在的表征与建构 |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 第一节 交融地带村庄的多元特性 |
| 第二节 交融地带在社会变迁中的选择 |
| 第三节 交融地带主体性的关注 |
| 第四节 交融地带研究的政策应用 |
| 第五节 研究的价值与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访谈问卷大纲 |
| 附录二:村庄被访者信息对照表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空间生产视角下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演变及其机制研究 ——以陕西关中大遗址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主要概念界定 |
| 1.1.1 大遗址与大遗址区 |
| 1.1.2 大遗址保护与展示利用 |
| 1.1.3 社会空间 |
| 1.1.4 乡村与乡村社会空间 |
| 1.2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1 研究背景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社会空间演变相关基础研究 |
| 1.3.2 社会空间生产的相关研究 |
| 1.3.3 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空间演变研究 |
| 1.3.4 大遗址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相关研究 |
| 1.3.5 相关研究述评 |
| 1.4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价值与影响相关理论 |
| 2.1.2 乡村聚落发展的相关理论 |
| 2.1.3 传统“社会-空间”二元对立分析理论 |
| 2.1.4 空间生产理论及其相关延伸理论 |
| 2.2 空间生产理论对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研究的适用性与独特性 |
| 2.2.1 空间生产理论导向下大遗址区社会发展的时空观转变 |
| 2.2.2 空间生产理论对于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研究的适用性 |
| 2.2.3 空间生产理论应用于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研究的独特性 |
| 2.3 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生产分析方法 |
| 2.3.1 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生产的主体及其作用 |
| 2.3.2 大遗址区乡村空间生产的“社会-空间”辩证逻辑 |
| 2.3.3 “三元论”导向下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演变的分析方法 |
| 第三章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经济发展及其空间生产特征 |
| 3.1 关中大遗址数量及展示利用情况在全国范围内的比较 |
| 3.1.1 关中大遗址的数量与分布在全国范围的比较 |
| 3.1.2 关中大遗址展示利用工作在全国范围的比较 |
| 3.2 关中大遗址区自然环境因素与乡村社会经济发展 |
| 3.2.1 关中地区自然环境与大遗址分布 |
| 3.2.2 关中大遗址类型及选址产生的大遗址区自然条件差异 |
| 3.2.3 大遗址区自然环境对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经济的影响 |
| 3.3 关中大遗址保护利用因素与乡村经济社会发展 |
| 3.3.1 关中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进程与保护利用模式 |
| 3.3.2 关中大遗址保护利用对乡村社会经济的影响 |
| 3.4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生产特征 |
| 3.4.1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中资本循环特征 |
| 3.4.2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管理制度变迁特征 |
| 3.4.3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空间实践特征 |
| 3.4.4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中产业变化特征 |
| 3.5 关中大遗址区类型划分与社会经济特征 |
| 3.5.1 关中不同自然条件禀赋的大遗址区乡村经济社会特征 |
| 3.5.2 关中不同影响力级别的大遗址区乡村经济社会特征 |
| 3.5.3 关中不同发展阶段大遗址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特征 |
| 第四章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演变过程与特征 |
| 4.1 案例地选取与数据获取 |
| 4.1.1 典型案例地选取 |
| 4.1.2 数据获取 |
| 4.2 分析方法与指标体系构建 |
| 4.2.1 分析方法与步骤 |
| 4.2.2 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
| 4.2.3 空间生产理论下的指标体系 |
| 4.3 案例地大遗址保护利用及其大遗址区乡村概况 |
| 4.3.1 秦始皇陵大遗址保护利用与遗址区乡村概况 |
| 4.3.2 乾陵大遗址保护利用与遗址区乡村概况 |
| 4.3.3 桥陵大遗址保护利用与遗址区乡村概况 |
| 4.3.4 雍城大遗址保护利用与遗址区乡村概况 |
| 4.3.5 耀州窑大遗址保护利用与遗址区乡村概况 |
| 4.4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结构与分异 |
| 4.4.1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社会主因子及其空间分布 |
| 4.4.2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结构 |
| 4.4.3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分异 |
| 4.5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结构特征的提取 |
| 4.5.1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的共性特征 |
| 4.5.2 关中各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的差异性特征 |
| 4.6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的演变与分异过程 |
| 4.6.1 90年代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结构与分异 |
| 4.6.2 2000年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结构与分异 |
| 4.6.3 2010年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结构与分异 |
| 4.7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的演变规律与演变模式 |
| 4.7.1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主因子的变化 |
| 4.7.2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社会分异指数的变化 |
| 4.7.3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结构的演变 |
| 4.7.4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演变模式的提炼与比较 |
| 第五章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生产的影响因素 |
| 5.1 人地关系: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生产方式的调整 |
| 5.1.1 内圈层:旅游服务型村庄生产方式调整 |
| 5.1.2 中圈层Ⅰ:农业发展型村庄生产方式调整 |
| 5.1.3 中圈层Ⅱ:传统农业型村庄生产方式调整 |
| 5.1.4 外圈层Ⅰ:工业化或城镇化村庄生产方式调整 |
| 5.1.5 外圈层Ⅱ:采掘业控制型村庄生产方式调整 |
| 5.2 人人关系: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生产关系的转变 |
| 5.2.1 内圈层:旅游服务型村庄社会生产关系转变 |
| 5.2.2 中圈层Ⅰ:农业发展型村庄社会生产关系转变 |
| 5.2.3 中圈层Ⅱ:传统农业型村庄社会生产关系转变 |
| 5.2.4 外圈层Ⅰ:工业化或城镇化村庄社会生产关系转变 |
| 5.2.5 外圈层Ⅱ:采掘业控制型村庄社会生产关系转变 |
| 5.3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生产过程中资本循环的逻辑解释 |
| 5.3.1 大遗址区乡村农业相关的资本累积 |
| 5.3.2 大遗址区乡村工业化或城镇化中的资本累积 |
| 5.3.3 大遗址区乡村旅游服务业中的资本累积 |
| 5.4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生产过程中权力关系变迁的逻辑解释 |
| 5.4.1 大遗址区乡村空间生产主体的利益诉求 |
| 5.4.2 三次资本循环中大遗址区利益主体权力的空间化 |
| 5.4.3 三次资本循环中管理制度调整与空间主体利益关系的互馈 |
| 第六章 空间生产视角下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演变机制 |
| 6.1 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演变的基本动因 |
| 6.1.1 大遗址展示利用的溢出效应 |
| 6.1.2 资本增殖性的内在驱动 |
| 6.2 大遗址区空间生产主体对乡村社会空间的作用路径 |
| 6.2.1 政府对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作用路径 |
| 6.2.2 市场对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作用路径 |
| 6.2.3 地方社区对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作用路径 |
| 6.3 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演变的动力机制 |
| 6.3.1 资本投入空间生产实践是原始动力 |
| 6.3.2 居民生产关系调整转变是内生驱动 |
| 6.3.3 权力对利益群体的引导与规范是外部动因 |
| 第七章 空间生产视角下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发展建议 |
| 7.1 优化的原则与价值判断 |
| 7.1.1 保护还是发展 |
| 7.1.2 谁的乡村 |
| 7.1.3 谁的遗址 |
| 7.2 明确各利益主体的空间权力边界 |
| 7.2.1 政府的职能定位与权力边界 |
| 7.2.2 顺应资本循环规律的市场引入 |
| 7.2.3 乡村社区发展权力的赋予 |
| 7.3 空间公平正义的实现途径 |
| 7.3.1 共建共享的空间实践 |
| 7.3.2 开发利用共同参与的制度 |
| 7.3.3 基于空间公平的补偿机制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主要创新点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村庄资料统计问卷 |
| 附录二 :居民家庭统计问卷 |
| 附录三 :文管部门访谈提纲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1.发表学术论文 |
| 2.参与项目获奖情况 |
| 致谢 |
（6）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综述 |
| 三、研究框架 |
| 四、资料概述 |
| 第一章 朱村早期的自然生态和社会历史 |
| 第一节 村落形成与对外联系 |
| 一、傍水而居的生态地理 |
| 二、自然灾害与宗族迁居 |
| 三、经济地理空间 |
| 四、婚姻圈与社会交往 |
| 第二节 文化背景与社会变革 |
| 一、科举传统与文化教育 |
| 二、中共党组织的建立 |
| 三、土改与朱村权力结构 |
| 小结 |
| 第二章 集体化与朱村的人口家庭变迁 |
| 第一节 人地冲突与调整 |
| 一、人口增长与人地失衡 |
| 二、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影响 |
| 三、人地冲突与人口外迁 |
| 第二节 人口增长与家庭制度的变迁 |
| 一、家庭规模变化 |
| 二、核心家庭趋向 |
| 三、家庭周期与经济负担 |
| 第三节 家庭困境及其应对 |
| 一、合作化前的家庭经济 |
| 二、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化 |
| 三、人民公社时期的家庭收入 |
| 四、灾荒与家庭经济生活 |
| 小结 |
| 第三章 集体财产与家庭经济 |
| 第一节 集体财产与家庭财产 |
| 一、合作社与生产资料的集体化 |
| 二、“大跃进”与资产的“再集体化” |
| 三、核算单位变更与资产下放 |
| 四、农村改革与资产分配 |
| 第二节 超支借款与家庭经济 |
| 一、集体化与超支欠款 |
| 二、借款与经济依赖 |
| 三、欠款问题的解决 |
| 小结 |
| 第四章 国家、乡村与公共权力 |
| 第一节 组织与管理者 |
| 一、乡村社会的组织结构 |
| 二、主要干部的新陈代谢 |
| 三、家族关系的强化 |
| 第二节 制度建设与权力制约 |
| 一、“四清”与财务整顿 |
| 二、整党与队伍净化 |
| 三、民主理财与政治、经济路线的监督 |
| 四、双向表达与“向下”的权力 |
| 第三节 公共权力与乡村秩序 |
| 一、“看青”与社会管理空间 |
| 二、多维利益与“公”“私”界限 |
| 三、围绕公共食堂的利益冲突 |
| 小结 |
| 第五章 经济变迁中的乡村理性 |
| 第一节 农业种植的有限自主 |
| 一、生产计划中的国家与乡村 |
| 二、计划中的“反行为”视角 |
| 三、种植结构的人为因素 |
| 第二节 劳动力分配 |
| 一、合作化与劳动定额 |
| 二、劳动报酬与“退社”风波 |
| 三、公社时期的劳动管理 |
| 四、集体经济与联产承包 |
| 第三节 劳动力、机械化与集体经营 |
| 一、集体经营与密集型生产 |
| 二、六七十年代的机械化发展 |
| 三、剩余劳动力与副业生产 |
| 第四节 土地、水利与作为共同体的乡村 |
| 一、土地登记与地权集中 |
| 二、水利占地与林业发展 |
| 三、维权与共同行动 |
| 小结 |
| 结语: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
| 一、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 |
| 二、集体行为的经济理性 |
| 附录 |
| 附录一 《庭训琐言》 |
| 附录二 常胜社部分社员土地股金登记表(1955年) |
| 附录三 金星社固定财产投资表(1955年) |
| 附录四 朱村固定财产统计表(1975年) |
| 附录五 部分朱村人口迁出表(1940-1963年) |
| 附录六 部分家庭土地、住宅情况表(1952年) |
| 附录七 部分家庭户口统计表(1958年) |
| 附录八 阶级家庭阶级成分统计表(1966年) |
| 附录九 部分家庭土地收入表(1953年) |
| 附录十 朱村劳动致富登记表(部分)(1983年) |
| 附录十一 小麦、地瓜劳动定额分类表 |
| 附录十二 朱村主要粮食作物面积表(集体经营)(1958—1977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关仁山小说中的生态意识（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1 选题缘由 |
| 2 “生态意识”的概念界定 |
| 3 相关研究述评 |
| 4 本文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关仁山的生态意识内涵及其渊源 |
| 1.1 “反省”恶劣的自然生态环境 |
| 1.2 “批判”混乱的社会生态思想 |
| 1.2.1 社会对人的束缚 |
| 1.2.2 人对社会的责任 |
| 1.3 关仁山生态意识产生的渊源 |
| 1.3.1 生存环境:冀东平原的忧思 |
| 1.3.2 人生经历:唐山大地震的心灵震撼 |
| 1.3.3 文化影响:传统文化中生态思想的延续 |
| 第二章 关仁山小说中生态意识的呈现 |
| 2.1 生态视野里动物形象 |
| 2.1.1 动物以民族图腾的形式出现 |
| 2.1.2 动物成为人类美好寓意的象征 |
| 2.1.3 人与动物的共同灭亡达到悲剧式的和谐 |
| 2.2 时代变迁的城乡社会 |
| 2.2.1 “污染”的乡村环境 |
| 2.2.2 “出走城市”与“留守乡村” |
| 2.2.3 颠覆的城乡关系 |
| 2.3 生态关怀下人的精神世界 |
| 2.3.1 生态关怀下人的精神困顿 |
| 2.3.2 生态人格的追求与塑造 |
| 第三章 关仁山生态意识书写的价值 |
| 3.1 生态危机的反思 |
| 3.1.1 历史反思:人文精神的缺失 |
| 3.1.2 现实批判:对现代文明的批判 |
| 3.1.3 理想追求:建构人类诗意的栖居地 |
| 3.2 从对立走向统一:追求和谐的生态意识 |
| 3.2.1 两种文明:矛盾性地态度审视 |
| 3.2.2 人与自然的和谐:去“人类中心”思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关仁山创作年表 |
| 致谢 |
（8）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论文提纲范文）
| 附图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理论反思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
| 四.研究区域及史料特点 |
| 第一章 “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 |
| 一.精诚所至:董心诚的重归“群众”之路 |
| (一)学生时代 |
| (二)军旅生涯 |
| (三)成为“反革命” |
| (四)接受改造 |
| (五)成为“群众” |
| 二.我行我素:石逢生难以被改造的本性 |
| (一)成长过程一波三折 |
| (二)青年时期因言获罪 |
| (三)政治渗透下的家庭关系 |
| (四)本性难改:回村后的表现 |
| (五)学会使用政治话语保护自己 |
| (六)人生悲剧的心理分析 |
| 三.大起大落:一个皮革手工业者人生的“高潮”与“低谷” |
| (一)坎坷波折的前半生 |
| (二)改造生活 |
| (三)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
| 四.“学而优则仕”:宁家成士绅梦想的破灭 |
| (一)求学 |
| (二)工作 |
| (三)管制 |
| (四)改造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 |
| 一.集体化时代蔚村权力结构的变迁 |
| 二.大队的核心干部 |
| (一)大队书记 |
| (二)大队长 |
| (三)其他干部 |
| 三.小队干部 |
| (一)小队干部的基本设置 |
| (二)大队干部与小队干部之间的关系 |
| 四.“三通四化”的干部形象 |
| (一)党课制度 |
| (二)干部参加劳动制度 |
| 五.“人无完人”:干部的另一面 |
| (一)违反国家政策问题 |
| (二)“四清”与整风运动中的干部问题 |
| (三)作风问题 |
| 六.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期对模范的塑造 |
| 一.制造模范 |
| (一)制造模范的标准及变化 |
| (二)制造模范的困难与问题 |
| 二.解读模范 |
| (一)模范贴近生活 |
| (二)模范无处不在 |
| (三)模范的奖励 |
| 三.典型模范 |
| (一)水利专业队队长赵世喜 |
| (二)第七生产队长卫胜利 |
| (三)“保险会计”杨家星 |
| 四.事件中的模范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 |
| 一.互助组时期:妇女走向生产的准备 |
| (一)“互助”的早期理解 |
| (二)妇女参与生产的背景 |
| (三)效果和经验 |
| (四)理想的妇女形象 |
| 二.初级社、高级社时期:从家庭妇女到劳动妇女 |
| (一)以妇女参加劳动生产为中心 |
| (二)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 |
| 三.人民公社时期:“劳动妇女”和“革命妇女”的双重身份 |
| (一)新的要求 |
| (二)新的举措 |
| (三)新的变化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 |
| 一.幼托事业的发展及幼儿教养 |
| (一)合作化时期“保育为主、教育为辅”的方针 |
| (二)人民公社化时期对“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培养 |
| (三)集体化时代后期:“儿童本位”的回归 |
| 二.儿童的小学教养 |
| (一)集体化时代农村小学教育普及概况 |
| (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
| (三)“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
| 三.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乡村社会中的民兵 |
| 一.民兵制度的数据分析 |
| (一)人数统计 |
| (二)组织、干部结构 |
| (三)年龄分析 |
| (四)基本情况 |
| 二.民兵的日常管理 |
| (一)军事训练制度 |
| (二)宣传、学习制度 |
| (三)武器管理制度 |
| (四)评优制度 |
| (五)问题及对策 |
| 三.民兵的模范带头作用 |
| (一)改造种子山 |
| (二)抗旱蓄水 |
| (三)抗洪抢险 |
| (四)科学种田 |
| 四.民兵营中的女民兵 |
| 五.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9）中国牧草生产者种植决策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文献综述 |
| 1.2.2 国外文献综述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目标、内容与思路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技术路线图 |
| 1.4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数据来源 |
| 1.5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牧草和牧草产业 |
| 2.1.2 牧草生产者 |
| 2.1.3 生产行为 |
| 2.2 农户行为理论 |
| 2.2.1 舒尔茨的农户行为理论 |
| 2.2.2 恰亚诺夫的农户行为理论 |
| 2.2.3 风险规避型农户行为理论 |
| 2.3 本研究的分析框架 |
| 2.3.1 农户种植决策行为的理论分析 |
| 2.3.2 牧草生产者种植决策行为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中国牧草产业的历史演进与现实约束 |
| 3.1 中国牧草产业发展的历史阶段及政策变迁 |
| 3.1.1 萌芽时期(1949-2007年) |
| 3.1.2 成长时期(2008-2014年) |
| 3.1.3 快速发展时期(2015年-至今) |
| 3.2 中国牧草产业发展成就 |
| 3.2.1 生产形势总体向好,种植结构不断优化 |
| 3.2.2 生产技术水平有所提高,产业基础逐步夯实 |
| 3.2.3 发展方式不断创新,多种经营模式涌现 |
| 3.2.4 综合效益逐步显现,种养积极性得到提升 |
| 3.2.5 已经成长为一个日益重要且不断壮大的农业产业 |
| 3.3 中国牧草产业面临的现实约束 |
| 3.3.1 传统种养观念改变困难,牧草产业发展重要性尚未得到充分认可 |
| 3.3.2 产业科技力量储备不足,核心领域关键技术对外依存度高 |
| 3.3.3 产业扶持政策力度不足,发力不够精准 |
| 3.3.4 市场体系建设不完善,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 |
| 3.3.5 空间布局尚需优化,草畜结合力度仍待加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牧草产业和畜牧业耦合协调度及空间格局分析 |
| 4.1 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
| 4.1.1 修正的耦合协调度模型 |
| 4.1.2 空间自相关的度量方法 |
| 4.1.3 数据处理 |
| 4.2 耦合协调度的测算 |
| 4.2.1 指标体系的建立和数据来源 |
| 4.2.2 指标权重的确定 |
| 4.2.3 贡献系数的新定义 |
| 4.2.4 结果分析 |
| 4.3 空间自相关分析 |
| 4.3.1 全局Moran's I指数 |
| 4.3.2 局部Moran's I指数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农户牧草与粮食生产成本收益及生产效率比较研究 |
| 5.1 数据说明与研究方法 |
| 5.1.1 数据来源与指标说明 |
| 5.1.2 研究方法 |
| 5.2 主要牧草和粮食作物成本收益比较 |
| 5.2.1 收益项目比较 |
| 5.2.2 成本项目比较 |
| 5.3 主要牧草和粮食作物生产效率比较 |
| 5.3.1 技术效率比较分析 |
| 5.3.2 全要素生产率比较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牧草种植者生产行为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1 样本来源及基本特征 |
| 6.1.1 样本点的分布 |
| 6.1.2 样本户的基本特征 |
| 6.2 样本户牧草种植基本情况 |
| 6.2.1 样本户牧草种植年数和经营类型 |
| 6.2.2 样本户牧草种植种类及地区分布 |
| 6.2.3 样本户牧草种植生产投入情况 |
| 6.3 样本户牧草生产行为特征 |
| 6.3.1 不同样本群体生产决策行为 |
| 6.3.2 不同样本群体组织化行为 |
| 6.3.3 不同样本群体技术选择行为 |
| 6.3.4 不同样本群体风险规避行为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牧草生产者种植决策行为研究 |
| 7.1 理论分析与数据说明 |
| 7.1.1 理论分析 |
| 7.1.2 数据说明 |
| 7.2 实证研究设计 |
| 7.2.1 模型设定 |
| 7.2.2 变量说明 |
| 7.3 实证结果分析 |
| 7.3.1 基准回归 |
| 7.3.2 稳健性检验 |
| 7.4 不同类型生产者牧草种植决策影响因素 |
| 7.4.1 不同经营类型生产者牧草种植决策影响因素 |
| 7.4.2 不同规模的生产者牧草种植决策影响因素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牧草生产者未来种植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
| 8.1 理论分析与变量选择 |
| 8.1.1 理论分析 |
| 8.1.2 变量选择 |
| 8.2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8.2.1 模型设定 |
| 8.2.2 变量说明 |
| 8.3 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
| 8.3.1 回归结果与分析 |
| 8.3.2 稳健性检验 |
| 8.4 不同类型生产者牧草种植意愿影响因素 |
| 8.4.1 不同经营类型生产者牧草种植意愿影响因素 |
| 8.4.2 不同规模的生产者牧草种植意愿影响因素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和对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1.1 草畜产业系统耦合协调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仍处在过渡区间且区域差异明显 |
| 9.1.2 牧草种植技术效率有较大提升空间,技术进步是其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驱动力 |
| 9.1.3 527户问卷的描述性统计显示,不同类型种草户样本行为差异较大 |
| 9.1.4 风险规避行为对不同样本群体牧草种植决策行为的影响差异显着 |
| 9.1.5 除风险规避行为外的其他一些重要影响因素也会对种植决策产生不同的影响 |
| 9.1.6 不同类型生产者牧草种植意愿差异明显,政策扶持等因素可显着提高种植意愿 |
| 9.1.7 组织化行为正向影响生产者牧草种植意愿,但对不同类型生产者影响差异显着 |
| 9.2 对策建议 |
| 9.2.1 因地制宜推进草畜产业系统耦合,鼓励发展草畜结合经营模式 |
| 9.2.2 提升关键技术自主研发水平推进技术进步,提高牧草产业生产效率 |
| 9.2.3 建立健全产业风险管理体系,护航牧草产业健康稳定发展 |
| 9.2.4 加强牧草生产组织化发展程度,鼓励创新利益共享机制 |
| 9.2.5 完善政策扶持体系,实现精准发力,推进牧草产业稳定持续发展 |
| 9.3 研究不足及未来展望 |
| 9.3.1 研究不足 |
| 9.3.2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10）晚清民国晋西南的农民经济与社会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二、研究视角 |
| 三、研究区域 |
| 四、资料介绍 |
| 五、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自然和人文环境 |
| 第一节 地质地貌 |
| 第二节 林木、植被和野生动物 |
| 第三节 水系和水文 |
| 第四节 地方社会秩序 |
| 第五节 人口流入 |
| 小结 |
| 第二章 土地的占有、交易和粮产 |
| 第一节 土地占有 |
| 第二节 土地交易 |
| 第三节 粮食产量 |
| 小结 |
| 第三章 农家副业 |
| 第一节 副业的类型 |
| 第二节 副业在农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
| 小结 |
| 第四章 农业雇工 |
| 第一节 雇工的供需机制 |
| 第二节 雇工的收入 |
| 第三节 雇工的社会关系 |
| 小结 |
| 第五章 农民“从商” |
| 第一节 农民从商的动因 |
| 第二节 从商者的社会身份 |
| 第三节 从商的时空特征和工作类型 |
| 第四节 “从商”在地方社会中的影响 |
| 小结 |
| 第六章 生计模式、家庭结构与农民理性 |
| 第一节 农民的生计模式及其调适 |
| 第二节 农民家庭的分与合 |
| 第三节 “晋西南模式”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四、当前小麦生产面临的问题与出路（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种养结合的奶牛养殖综合效益评价及长效运行机制构建[D]. 黄显雷.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1(01)
- [2]环境、制度与技术 ——以集体化时代昔阳县的减贫实践为中心[D]. 贾保营. 山西大学, 2021(12)
- [3]中国农业转型的动力机制研究 ——基于陇中李村农业结构变迁的田野考察[D]. 郭鹏鹏. 兰州大学, 2021(12)
- [4]西北民族走廊汉藏交融地带乡村社会变迁研究 ——基于天祝县三个村庄的比较[D]. 张丽. 兰州大学, 2021(02)
- [5]空间生产视角下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演变及其机制研究 ——以陕西关中大遗址区为例[D]. 吴冲. 西北大学, 2020(07)
- [6]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D]. 黄润青. 山东大学, 2020(09)
- [7]关仁山小说中的生态意识[D]. 黄香婷. 河北大学, 2020(08)
- [8]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D]. 张瑜. 山西大学, 2020(01)
- [9]中国牧草生产者种植决策行为研究[D]. 高海秀.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0
- [10]晚清民国晋西南的农民经济与社会变迁[D]. 郭心钢. 山西大学, 20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