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朝日历史性峰会与东北亚格局(论文文献综述)
沈丁心[1](2021)在《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文中研究说明2020年9月,安倍晋三内阁闪电辞职,菅义伟接任,日本政治从此开启了“后安倍时代”。安倍晋三两次执掌日本政坛,创下了日本战后政治家最长执政记录。安倍时代已去,但却为日本政坛留下了诸多政治遗产,其中,安倍有关经济外交的构想、政策行动与成效,对日本政治、外交以及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影响依然深远广泛。“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外交将向何方,格外引人注目。因此,从了解菅义伟政府外交政策取向和展望未来日本外交发展趋势的意义上,回顾与总结安倍执政时期日本经济外交的经验与教训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自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渐趋展现为相对积极的态势。全球化的趋势,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促动国际社会复合相互依存的逐步发展与不断完善;同时,逆全球化的趋势,亦在相当程度上与全球化共生同行,在相当复杂的国际战略互动中展现出突出的影响。在上述时代发展变化的背景之下,日本经济外交的内涵与外延正在逐步发生变化,其在日本对外交往和外交政策实行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不断提升。有鉴于此,本文将研究目标锁定在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过程、经济外交相关变量之间的耦合与交叉互动等问题上,通过这项研究以考察日本经济外交在新时代的现状与变化,把握其特征与发展趋势,为我国对日外交乃至我国外交的发展与未来方向塑造等提供有益的借鉴。本文综合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与研究方法,以日本官方数据和政府资料等为主要基础数据,考察日本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的变化,分析以安倍政府(第二次执政)时期为核心的日本经济外交的理念构想、实施内容、外延变化、主要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客观评价其实施效果。本文由绪论(研究目的、意义和研究现状分析)、正文(五章)和结论、以及参考文献等内容构成。本文的绪论部分,主要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演变、内生变化与外在变迁等作为问题导向,通过对日本经济外交的研究目的、研究意义和研究现状等问题的梳理与分析,明确日本经济外交的研究前提,为其后展开的有关日本经济外交的基本构想、具体政策实践、政策实施的模式建构和发展趋势研究等提供必要的研究基础。本文第一章以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国际关系理论解读与释义为核心内容,通过对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外交研究的相应理论解读来建构本文研究日本经济外交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解读,不仅意在充实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国际关系理论认知,而且能为解读21世纪日本经济外交发展的指导理念提供更为明晰的线索与方法。如何有效评估日本经济外交的现状与未来趋势,需要充分发挥国际关系理论和经济外交研究理论的指引作用。本文第二章以时代演变中的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为主题,梳理与解读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演变历史与现状,厘清日本经济外交的基本内涵,特别是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与发展趋势的基本内涵。从纵向的视角分析安倍政府经济外交构想、布局的变化及其五大支柱(对外贸易、经济援助、对外投资、经济制裁、经济合作)的基本内涵与进展,以及与安倍国家战略与外交政策的相互关系。通过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实施日本经济外交的具体战略构想与具体政策措施,特别是在国家战略的层面,日本在经济外交的各个领域具体实施经贸外交、投资外交与援助外交,乃至制裁外交,例如签署CPTTP、日欧EPA、日美贸易协定等等过程的分析,阐释经济外交与日本政治、经济与社会等的交互作用,展现日本经济外交在日本国家治理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本文第三章以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扩大为主题,通过对“大阪轨道”构想及其实施过程的全面分析和东日本大地震后危机外交公关的经济外交实施案例的实证分析,具体阐述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是如何适应国际环境变化而实现自身理念与政策实践升级的过程。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实施的案例解读,是本文研究日本经济外交的重要方式之一。本章中对于“大阪轨道”的关注与研究,是针对日本外交整体实践中,基于主场外交与经济外交的关联性互动,阐释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实施的案例研究。同时,针对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专门性案例研究,以“谣传损害”背景下的经济外交作为分析案例,从另一个侧面充实了有关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论证过程。同时,本章对于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比较研究给予了充分的关注,通过对比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ODA)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阐释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过程。本文第四章以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动因、特点与评价为主题。对于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研究,本文的关注不单局限于日本经济外交嬗变本身,更注重在国际环境变化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产生的动机与深层原因等问题方面。基于国家治理与国家战略的双重视角,尝试重新认识经济外交嬗变的动因、变化特点等问题。本文第五章以“后安倍时代”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趋势与展望为题,在综合分析日本经济外交嬗变及其影响的基础上,对日本经济外交的未来构想、面临的困境及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和展望。日本经济外交的未来展望,是分析、研究与评价日本外交未来发展趋势的重要变量之一。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趋势不仅取决于第二届安倍政府从国家治理到外交实践的相关构想与政策实践,而且与日本面临的外在国际环境变化密切相关。依据上述分析考察,本文尝试在结论部分提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本文尝试建构新的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范式,通过理论的、历史的和现实的三个维度,对日本经济外交的理念、政策及其属性嬗变进行梳理和分析,全方位地考察日本外交战略与政策的实践与发展变化,转变现有日本外交研究的思维定势,实现日本外交研究的理论创新。本文关于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研究,是对于已有研究成果的继承、优化与拓展。第二,日本经济外交的内在构成与自身的逻辑演变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日本国内外的环境变化,特别是日本国家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不断地完善内涵,适时地扩展外延的有机整体。应对中国国力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巨大变化,安倍政府重新认识和调整经济外交的价值与作用,是其现实主义国家治理理念的最明显体现。第三,本文在研究中特别关注了经济外交内涵变化与外延扩大的问题。诸如经济外交中的文化属性问题、公共外交与国际文化传播与经济外交政策的交叉融合问题等,为全面认识和把握日本经济外交乃至日本外交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与独立的思考。本文认为,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既是战后日本经济外交在21世纪日本国家外交实践中的延续,也是安倍政府在和平主义外交与文化产业立国等治国理念指导下,主动顺应国际国内环境变化而适时调整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的外交实践过程。第四,日本式的思维方式对日本经济外交特别是安倍经济外交提供了基本的理念基础和政策动力,同时也决定了日本经济外交的特性与发展困局。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既给日本振兴经济与国际合作,重振国家自信提供了助力,同时也无法避免受到社会文化心理以及国际认知等等的局限与约束,从而导致日本经济外交乃至日本外交无法摆脱既有的发展思路与框架,无法完全回应日本国家治理的现实需求。“后安倍时代”的日本经济外交能否摆脱困局,在日本经济与日本外交、日本国家转型与国际社会发展等等交汇过程中,继续发挥有效的链接与平衡作用,为日本的国力提升与国际影响力的扩大起到应有的作用还有待持续观察。
柳承址(SEUNGJI RYU)[2](2021)在《冷战后韩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演变及特点 ——以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为中心》文中指出冷战时期韩国政府通过韩美同盟提高防卫力,推进了旨在减少国家安全脆弱性的政策。但是,卢泰愚政府为了适应冷战的结束,推进新的对朝政策,采取了以和解合作改善韩朝关系为核心的政策,以解除安全威胁。为保障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创建了由东北亚六国参加的东北亚和平协议会,通过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使朝鲜半岛和平体制制度化,并营造引导朝鲜走向改革开放的环境。当时卢泰愚政府推进的对朝政策和多边安全合作构想,在此后历任政府的对朝政策和多边安全合作构想中都得到继承。但是,尽管韩国历届政府数十年来在政策上进行了各种试图消除朝鲜威胁的努力,朝鲜对韩国的安全威胁仍然无法消除,在某些方面还有所增大,作为韩国国家安全政策中心的对朝政策呈现出前进与倒退的反复的问题。由此出发,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冷战结束以来历届韩国政府的对朝政策与多边安全合作构想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并归纳其特点,分析其成果及局限性等,以找出上述问题的答案。为了更具体、更全面地探讨和评估,本论文将立足于历史研究分析方法与文献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笔者发现,在既有研究中,对冷战后时代韩国历届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既缺少系统、全面的梳理,也没有对它们的演变、异同、不同的特点及造成这种异同的原因进行过深入的分析。因此本研究主要阐述的内容及创新点是从国家安全视角,通过系统、全面梳理韩国历届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分析韩国对朝政策和多边安全合作构想的演变、异同以及造成异同的原因。通过本研究,能够了解冷战后时期韩国安全政策的特点。其特点是从冷战时期开始逐步演进的,并不是其政策方向发生了急进的转变,而且比冷战时期更加具体化、体系化,其领域也日益扩大。但是,由于历届政府的政策都只是暂时改善了韩朝关系,所以韩朝关系反复出现前进和倒退的循环,对解除传统安全威胁并没有做出太大贡献。不过,通过和解合作改善韩朝关系和与国际社会的多边安全合作,试图使朝鲜半岛和平体制制度化的政策方向是正确的。今后,韩国政府应克服各种变数,为制定能够消除安全威胁的对朝政策,并实现多边安全合作构想而努力。
何杰[3](2020)在《话语幻象视域下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普什图语涉华报道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家实力得到了迅速增强,但相比于硬实力的快速提升,自身的软实力水平仍然不高。作为国家软实力重要标志的国家形象在国际竞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成为谋求和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阿富汗是“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之一,其他国家提出的不同版本的“丝绸之路”计划对阿富汗也有着不小的吸引力和诱惑力。“一带一路”的互惠互通不能只依靠援助经济发展、投资建设基础设施,还需要获得阿富汗对“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国政策的认可和共鸣。因此,了解阿富汗及其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就显得很有必要。对于阿富汗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对中国的主观性“客观”认知主要依赖新闻媒体。也就是说,阿富汗新闻媒体的涉华报道可以引导和强化阿富汗民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客观”认知。那么,分析和研究阿富汗主流媒体涉华报道对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和构建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通过以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黎明新闻网、帕支瓦克新闻网2012年1月至2019年12月的601篇普什图语涉华报道为语料,结合建构主义、话语幻象、国际传播学的理论,综合运用内容分析、语料库分析、定量与定性分析等研究方法,对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建构中国国家形象的语言-符号行为、社会影响、语境进行跨学科的分析,以期客观准确地了解阿富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现状以及产生认知偏差的原因,从而为中国制定改善在阿富汗的国家形象的策略提供相应的依据。通过研究发现,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在涉华报道中对言语主体、言语内容进行了刻意选择,报道的话语权掌握在阿富汗本土媒体和西方媒体手中,内容突出“中阿关系”、“中国国情”两个议题。同时,涉华报道通过大量使用“反恐是战争”、“和平是旅程”、“国家是人”、“阿富汗是舞台”等隐喻,引导受众接受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对中国身份和角色的框定,即反恐支持者、和平的维护者、参与解决阿富汗问题的主要配角等。整体来看,由于受到中国强势崛起所引发的政治与经济力量格局变化、“西强东弱”的全球传播格局、21世纪以来中阿在各领域的友好务实的互利合作、中国“深度介入、经济止损”的阿富汗政策、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自身利益诉求与阿富汗国家利益互动博弈以及阿富汗社会对社会主义的刻板印象、“国强必霸”历史逻辑、宗教信仰体系差异、西方价值观等因素的影响,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普什图语涉华报道建构了一个“坚定支持阿富汗和平与发展、迅速崛起的负责任的和平外交大国”形象,涉华报道中“妖魔化中国”、“中国威胁论”的言论以否定的态度把中国刻画为一个日趋强大、不断强硬、拥有全球野心、存在可能威胁,同时缺乏民主、人权问题和社会问题严重的社会主义国家。
林昱辰[4](2020)在《试析特朗普政府的对朝政策调整》文中研究指明对朝政策是美国东亚战略中的重要一环,朝鲜也一直视美朝关系为其外交突破的重点和解决核问题的关键,这导致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的对朝政策都备受瞩目。在特朗普总统上台后,美朝关系先是经历了空前紧张的临战状态,随后却破天荒地实现了三次美朝首脑会谈。这种巨大起伏在冷战以来是及其罕见的,其背后则彰显了特朗普政府对朝政策的逻辑调整和策略变化。特朗普政府对朝政策的一个基本背景就是历届美国政府对朝政策的战略惯性,东北亚地区局势变化和其自身安全战略的调整。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朝政策先后经历了“善意接触”、“遏制性接触”和“战略忍耐”三个阶段。但政策的不连贯性和美国试图以朝鲜核问题规制东北亚其他国家的企图,导致朝鲜核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愈演愈烈。到特朗普执政时,朝鲜的核武能力已经发展到可以威胁到美国本土的程度。同时,东北亚地区大国竞争更加激烈,多边合作的困难性也有所增强。特朗普政府就任后,还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进行了新的调整,强调“美国优先”和“本土安全”,更看重“以实力求和平”的单边主义行动。在以上背景下,美国的对朝政策出现了明显的调整。特朗普政府的对朝政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不折不扣的“极限施压”政策,美国在外交上积极推动全球范围内对朝鲜的孤立,大幅压缩朝鲜的国际空间;在经济上不仅推进联合国层面空前严厉的制裁,还大量使用了单边制裁和次级制裁,劝说盟友和伙伴国家强化制裁力度;在军事上则调动空前规模的武装力量在朝鲜半岛集结,进行高频度的实战化军事演习,形成高强度的威慑态势。另一方面,特朗普又表现出高度的灵活性,在韩国文在寅政府的穿梭外交努力下,美国与朝鲜进行了三次首脑会谈和多次工作会谈,朝鲜核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但双方对于推进无核化的方式方法依然存在重大分歧,“特金会”达成的原则性共识落实起来依旧困难重重。究其根源,在于这种首脑外交的方式并没有突破美朝关系的固有困境。特朗普政府对朝政策的调整不可避免地对美朝关系、朝鲜半岛局势以及地区形势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美朝关系方面,两国间的紧张气氛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但是根本性的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和解进程不断陷入僵局。在朝鲜半岛局势方面,“极限施压”政策使得半岛局势一度空前紧张,但首脑外交有效地缓和了紧张局势并一定程度推进了核问题的解决进程。在东北亚地区形势方面,美国的“极限施压”政策严重威胁到地区安全,美朝关系的改善则对周边国家产生了不同的效应,中俄两国与朝鲜的关系并没有因此而削弱,日本则存在被一定程度边缘化的趋势。随着美国进入大选时间,未来美国的对朝政策前景存在着多种变数。脆弱的政治互信、关于无核化问题的分歧、东北亚复杂的地缘局势以及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共同造成了当前美朝关系的僵局。无论谁赢得大选,都必须面对美朝关系的这些症结。从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对朝政策主张的异同来看,未来美朝关系依然存在缓和的空间,但实现方式可能存在不同,关键在于美朝两国能否进一步对接彼此的诉求。面对美朝关系的调整,中间应采取必要措施继续巩固朝鲜的无核化意志、推进区域内国家协调协作,并有必要预防局势的反复。
赵鹏[5](2020)在《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研究》文中指出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受国家利益的制约,而国家利益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其中国家的对外政策便是国家利益的最突出展现。解读一国的对外政策,是研究这个国家当时国家利益选择的重要方式。韩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其国内的政党就对朝政策来分类,可以分为“进步阵营”和“保守阵营”。首先,通过比较文在寅的对朝政策同前几任进步阵营和保守阵营总统政策的不同,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文政府的对朝政策。另外,韩国的对朝政策的调整受多种因素的制约,文在寅政府制定的对朝政策,也是综合的考虑了各方影响。首先国内因素方面,受到当时韩国国内各个政党和选民意愿的影响,文在寅的对朝政策也必须做出和前任政府不同的改变。在国外因素方面,朝鲜在近几年一直频繁的进行核试验,朝核问题愈演愈烈;中美日等大国在朝鲜半岛地区有着直接的利益关联,调节起来十分困难。文在寅上台以后,凭借其独特的个人魅力和富有远见的战略眼光,制定了“和平与繁荣的对朝政策”,在短短的几年间便使得朝鲜半岛地区再现了和平的曙光,通过“平昌奥运会”、“三次南北首脑会谈”等方式取得了很多成果,为朝鲜半岛地区和平稳定,东北亚局势的安全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胡玥[6](2020)在《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研究》文中认为文在寅政府上台后,对保守派执政时期朴槿惠政府、李明博政府对外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尤其是在对朝政策上进行了重大转向。即提出建设“和平与繁荣的朝鲜半岛”的对朝政策新方针,并设定了三大目标、四大战略和五大原则。2018年初朝鲜半岛局势逐渐回暖后,文在寅政府进一步提出了“朝鲜半岛新体制”构想。2019年韩朝合作未能取得较大进展的情况下,文在寅依然在2020年新年贺词中指出,韩朝为生命共同体,将致力于通过发展韩朝关系推动实现半岛无核化与永久和平。总体来看,文在寅政府希望通过对话与施压并重的对朝政策方针,旨在共建和睦相处的朝鲜半岛和平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谋求实现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秩序对其有利的新变化。基于政策科学理论与方法,本文首先从动态环境交互的新视角,对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制定的国内外背景因素展开全面剖析。由此,明晰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价值理念和基本目标这两大线索,重点考量韩国所拥有的战略资源与其对朝政策的目标设定及手段实施之间的关系匹配问题。在此基础上,从多视角、多线索、多主体切入分析,基于成本与收益的政策评估路径,对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实施进展情况和实际效果进行客观评价,展望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前景及难点所在,并对复杂局势下中国的半岛政策展开针对性思考。从决策环境分析看,半岛局势持续紧张及迫切的缓和诉求,以及韩国国内政局变化和国民的热切期盼,是推动文在寅政府上台后一改保守派执政时期对朝强硬路线的重要原因所在。2016年至2017年,朝鲜高频次进行核与导弹试验,这显着加大了韩国的“安全疑虑”甚至是“安全焦虑”,实现半岛无核化成为域内外国家共同的安全利益诉求。特朗普政府试图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对朝展开“极限施压”政策迫其彻底弃核,美朝由此展开激烈对抗,致使朝鲜半岛陷入持续紧张和高位震荡的极其危险局面,进一步加剧了东北亚地区安全困境强度和深度。显然,这是文在寅政府决断对朝政策时,要认真思考和重点应对的关键方面。与此同时,朴槿惠时期、李明博时期因对朝政策失当所造成的巨大负面效应。也波及到韩国国内政治、经济和安保等各个领域,进一步加剧了韩国国内政党和国民对南北关系现状及半岛局势吃紧的不满情绪。韩国国民对文在寅政府的新期待,促其在对朝政策上改弦更张并进行重大转向式新调整。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目标构想有三个方面:一是政治目标上结束敌对关系共建和睦相处的和平共同体;二是经济目标上推动实现韩朝市场一体化构建半岛经济共同体;三是安全目标上推动半岛无核化并加强韩美军事同盟关系。基于上述考虑,从政治、经济、安全三个方面,对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实施的基础与手段进行阐释,指出其目标构想、政策基础、政策手段三者之间的内在矛盾性和关系不匹配的突出状况。这极大地限制了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展开,使其政策回旋空间缩小,政策实施过程波动不断,难以收到政策预期效果。总体来看,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体现三大特点。在政治层面,强调推动构建半岛持久和平机制;在经济层面,积极倡议推动“半岛新经济地图”;在安全层面,以提升韩国自主防御能力为依归。虽然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取得一定的阶段性成果,半岛局势有所缓和,南北关系一度进入对话乃至合作的良性轨道,但韩国无法改变的习惯性认知、国内党争激烈、经济提振不力、韩美朝三边关系微妙变化、周边外交窘况等严峻局面,尤其是在朝鲜再次拾起“封南通美”外交策略的情况下,无疑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进一步实施面临着极大考验。对文在寅政府来说,奉行灵活性政策努力维持既定方针不变,改善周边外交促进对朝政策实施以及有效管控显性潜性风险,事关其对朝政策成效及成败。目前来看,文在寅政府不会改变对朝政策的“阳光”路线,但其能否有足够的智慧、信心和决心突破对朝政策的结构性瓶颈和联系性症结,仍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在朝鲜半岛形势历经转缓后再陷僵局且结构性、症结性因素没有彻底消除的复杂微妙状况下,中国要旗帜鲜明的坚持半岛无核化立场不动摇,坚持政治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平衡关照各方合理利益尤其是重大安全关切,积极发挥中国作用、提供中国智慧、展现中国作为,助力巩固朝鲜半岛缓和势头,努力推动构建半岛和平机制,最终实现半岛无核化和东北亚地区的长治久安。
刘玉丽[7](2020)在《借力与平衡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战略行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南海周边区域处于亚洲大陆和大洋洲之间的连接带上,涵盖了全球商贸咽喉通道,是大国力量的激烈博弈区和各种政治势力的交叉辐射区。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政治中心正在向以印度洋-太平洋为中心的区域转移,包括美国、俄罗斯、中国、日本、印度等各大国陆续将注意力转移至此地区。由于大国的存在,多重经济、政治地区机制安排交叉、重叠存在。从这点来看,南海已经成为上述国家谋划战略空间、进行战略互动及实施战略利益的延伸重叠地。在这样的地缘政治环境下,东南亚各国与中国的南海主权争议因为各域外大国的存在而趋于多边化、复杂化和国际化。然而,海洋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南海主权争议能否顺利解决尤为关键。由于日本将南海问题与其海洋政策相关联,日本在南海地区的战略取向成为仅次于美国的重大干扰变量之一,也是中国能否成功实现“海洋强国”战略目标的重大绊脚石。论文尝试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视角出发,搭建了“战略认知与考量——战略选择——战略执行——战略评估”这样一个研究日本南海大国博弈的战略行为分析框架,以厘清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的内在考量、战略决策及实施。论文共分六章。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论文的选题缘起及意义,并通过回顾分析“2010年前日本对东南亚外交阶段的研究、2010至2016年间的研究以及2016年之后的研究”等以往成果,发现以往的研究存在着学理性不足,对2016年南海形势变化后的日本南海政策研究涉猎较少以及部分研究结论片面化等问题。在此基础上,论文尝试从视角、观点两方面作为研究切入点和突破点展开论述。本章的最后部分对论文的研究方法、创新点、难点及不足进行了阐述。第一章简要概述了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及理论模型,并构建起一个适用于本论题的逻辑分析框架。重点对该理论在解释本命题时的适用性进行了分析,同时也对地缘政治、结构现实主义、建构主义以及博弈论等的局限性进行了一一阐释。第二章明确了本论题的基础研究背景,包括南海地缘特征及日本地缘特征。在此基础上,简要回顾了南海问题的发展演化,回答了有关南海战略地位、大国南海博弈的动因以及日本涉入南海地区的地缘因素等相关问题。第三章尝试运用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模型,即“体系刺激——认知——政策选择”来解释日本南海大国博弈行为的政策出台逻辑。从体系与单元两个层面梳理了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所面临的来自国际体系及国内环境的变量因素。其中体系层面,日本明显受到了美国全球战略收缩、中国地区影响力上升以及中美竞争加剧的体系刺激。而在国内单元层面,日本战略文化中对“强者”、“大国定位”的追求、安倍作为领导人的“强势”个性以及首相官邸主导制度,使日本在回应上述体系刺激方面趋于主动积极、强势而且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安倍个人的政策主张。这一国内因素的影响解释了安倍缘何能在国内推动“安保法案”、“解禁集体自卫权”等违反战后和平秩序的系列举措。而日本文化中的“强者”心理使得日本在中国崛起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适应,这从某种程度上提示了中日不信任的根源,解释了为什么日本在全球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在南海问题上处心积虑地遏制中国。论文的第四章涉及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借力”战略。所谓“借力”即是指在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过程中,囿于自身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局限性,日本无法直接与之抗衡,而只能通过依赖中国或美国等大国力量去制衡或反制衡他们中的一方捞取实利。具体而言,在南海地区,为缓解中国的战略压力,日本试图通过借助美国的力量平衡中国影响力。同时面对美国在东南亚参与力度的减弱,日本的对华政策正变得愈加务实,即试图通过与中国缓和关系,以团结东南亚各小国,填补美国领导力的空白。第五章主要论述了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平衡”战略。不同于上章,本章在阐述日本的这一战略实施时,侧重于以日本自身为“主导”,其他南海地区国家在其中则扮演“参与”或“配合”的角色。同样受制于政治影响力不足及自身实力的制掣,日本试图利用在南海地区具有重要地缘战略意义的中小国家,包括东南亚各小国、澳大利亚甚至英法等重点国家,以南海问题为由实现既平衡中国影响力又规避美国安全承诺可能减少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平衡”策略是在日本自身日渐衰落且又希望在南海大国博弈中探索发挥一种更为明确、自主的政治大国作用时而实施的一种战略行为,也是在“积极和平主义”外交口号下,由“被动外交”转向“主动外交”的一种尝试。第六章尝试对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所实施的战略做出综合评估。首先论文尝试对日本所实施战略手段的合理性及隐蔽性进行论述,并对在这一战略实施中所凸显的日本外交战略特性予以剖析。其次,又关注了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面临的系列制约性因素,如联合力量的四分五裂、“印太战略”的不现实性等。最后,本章的后半部分则指出了日本行为的主要影响,即日本在南海地区的系列行为阻碍了东盟中心性、统一性的实现,使中日之间的不信任感加剧。对于日本在南海地区的涉入行为,中国一方面应继续强化对南海的海洋控制能力,增强海军的防御能力,提高自身;另一方面中国也可从多方面对日本实施战略上的压力,遏止日本南下干预南海问题的势头,将其战略活动限定在日本海附近海域。
常婷婷[8](2020)在《新世纪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东南亚是日本国家战略布局和实施的关键地区之一,其在日本对外政策构想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且被长期高度重视。由此,东南亚地区被日本视为战略“后院”。二战后,日本凭借“赔偿即投资”的理念、“雁阵”发展模式等政策举措,一跃实现了本国经济的复兴和起飞,继而为其追求“政治大国”目标、寻求安保领域新突破等,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可以说,东南亚地区在日本国家战略布局和实施中的特殊地位,使其在日本海外利益维护政策中占有不容小觑的战略位置。冷战结束后,受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的接连打击,日本经济社会发展饱受冲击,其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有所折损。新世纪以来尤其是“9·11事件”后,东南亚地区安全形势变化趋于微妙和复杂。加之域内外新兴国家的快速崛起、美国加速回归亚太地区的战略举动、周边国家的群体性发展态势,使日本在周边地区及全球事务处理上的主导权和影响力相对缩小,其海外利益维护领域的挑战性随之增多、压力有所增大。这一点,在东南亚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和明显。在东南亚地区,日本的海外利益可以划分为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安全利益和文化利益。总体来看,日本在该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且呈“同心圆”式排布,大致经历了经济上的“一枝独秀”、经济政治的“并驾齐驱”、经济政治安全“三足鼎立”的发展过程。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经营初期,其以经济赔偿交涉为中心、经济援助为途径,进而形成“赔偿—援助—投资”相循环的发展体系。伴随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经济关系的加强和深化,双方互动扩大到政治合作领域。以“福田主义”(1976)为标志,坚持平等发展与合作立场,通过参与地区事务、扩大本国的政治存在、坚定东南亚地区在日本战略发展中的能动作用,成为日本长期奉行的政策路线方针,使得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更趋广泛和全面,随之而来的海外利益维护需求也不断增多。新世纪以来,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更趋复杂、全面和多样,其以日美同盟为基轴、法律和制度为基础、开发合作为辅助、安全保障为拓展、夯实民意为后备的多领域共同协作政策方针,得以明确和被清晰地贯彻下来。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呈现三大特点:在地区主导权上“从追随转向引领”,在经济合作上“由低调转向主动”,在重点领域上“从经济转向安全”。日本在该地区的长期投入,使其拥有众多的双边或区域性制度合作平台、成熟的政府开发援助体系、域内较好的民意基础等优势资源。不过,由于日本经济发展驱动力不足、海外安保维护受限较多,加之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和强化、中国影响力的增强、印度的“战略东进”政策、澳大利亚的“北上”策略、东南亚地缘安全与投资环境的波动等因素的复合影响,使其新时期实施东南亚地区海外利益维护政策受到不少限制。日美同盟对日本战略独立性的长期牵制作用,也使日本“分而治之”的地区策略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东盟一体性,由此增加了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海外利益维护政策实施的难度和不确定性。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及模式,对新时期中国维护和增进海外利益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近年来,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落实,中国海外利益拓展和维护进入新阶段。中国在推进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进程中,要优先确保“五通”的高质量建设和高水准落实,要战略规划和构建制度基准、权力外溢、软实力支撑的海外利益保护体系。
王胜男[9](2020)在《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全球治理”一词在近现代国际政治语境中未曾见到。最早发明这一概念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距今也不到30年。目前有关“全球治理”的内涵解释是多方面多角度的,但是共同的解释都聚焦于“全球化”与“全球困境”两个语境。换言之,“全球治理”是伴随新时期的“全球化”到来,引发了以往未曾见到或者是未曾严重威胁到人类的“全球困境”产生而产生的。很显然,“全球治理”属于国际政治现象,涉及“体系、行为体、价值与目标”,应当说,国际政治的基本要素应有尽有,那么,与传统的国际政治相比,是不是能够完全独立于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构成新的国际政治理论诠释?回顾国际关系领域的几大流派可以发现:国家间关系取决于国际体系、国家行为体与人性之间的互动,权力与利益成为国际政治的追逐目标,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成为密不可分话语叙述。从发展历史来看,现实主义相对历史悠久,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自由主义理论在研究国家之间的预防战争与追求和平方面,延伸并扩大了有关国际体系与其他行为体的“角色”作用,个人、公民团体、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等“行为体角色”纳入讨论范围。自冷战结束以来,建构主义的出现,扩大了国际关系本体论研究视角,对权力、身份、观念与秩序进行了更广度的讨论,进一步将身份角色、观念角色等国际社会领域的概念纳入到国际关系中来,其中“安全共同体”的理念打破了传统国际关系话语权的垄断,但国家行为体作为传统国际政治的主导角色,国家安全作为“高级政治(high politics)”的叙事基本没有颠覆性的变化。进入21世纪,随着新全球化的到来,“全球主义”路径日渐浮现出来,但这一新视角并不意味着国家主导角色的丧失,其方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政治的图景,在新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治理理论从全球视角出发,作为研究国家关系新的理论现象与内容,既继承了上述传统理论的精髓,又提供了一种重新理解国家关系的方法与视觉,拓宽了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广度和深度。同时,由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困境”的出现,以往被视为“低级政治”的非传统领域的东西变成了被优先考虑的“高级政治”的内容,如此次突发公共安全卫生事件,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导致全球各国紧密联动,全球治理、国际合作、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性也不断提升。简而言之,现有的全球化的全面深化,打破了国家封闭的“海洋孤岛”,全球体系形成了彼此联系,相互依赖的网络,这种相互依赖性全球性结构导致合作越成功共同收益就越多,反之,对抗越激烈损失就越大。任何国家只关注自己国家内部事务,而回避与其他国家相互关联与互动,完全不参与现有的国际事务纷争之中,试图维持本身的“角色孤立”已经不尽可能。近30年来,面对全球治理困境严峻现实,大国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引起学人的关注,并常常被放在全球治理的国际政治中心的位置。中美两国分别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角色认知、角色期望、角色需求,面对新一轮全球化的出现,中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表现出不同的“角色定位”。从全球治理动态发展来看,国家的“角色定位”具有多维度。每个参与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会确定不同角色。而全球性大国在全球治理中“角色定位”的作用尤其突出。大国“角色定位”一旦形成,对全球治理的实践、体系结构的稳定影响巨大。可以说,中美两个大国在全球治理方面,如果减少“角色冲突”,全球治理体系就存在了一个持久性的基础,体现出来的一种稳定模式。反之,如果“角色冲突”加剧,全球治理体系也将处于不稳定状态。在彼此联系、依赖与博弈关系的全球治理的系统中,经过反复多次的“角色冲突”,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性竞争”逐渐向“对抗性竞争”偏移。“对抗性竞争”危害在于将会全面延伸到其他领域,因此,中美之间如何相互认知适应、追求共同利益、规避对抗竞争、追求相对收益与共同收益就成为“合作优势”的基本动机。当然,相互依赖性结构没有根本改变竞争领导权的现实主义本质属性,但合作共赢的目标极大修正了对抗性竞争“零和博弈”的走向,因此,构建中美之间良性的“竞合关系”,就成为全球治理的当务之急。本论文研究,主要涉及了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认知、角色预期、角色定位、角色冲突、受众效应、角色嬗变与新时代“角色再构建”等多方面内容,按照国家主义、国际主义与全球主义三个路径方向,融汇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三大理论,借用全球治理宏观理论,将角色中层理论与竞合关系的微观理论有机结合,集中在全球治理、区域治理与大国双边角色互动三个层面,同时,在全球经济治理、全球发展治理、全球环境治理、全球安全治理、全球公域治理和全球区域治理等六个主要领域展开多维度的研究。在新全球化时代到来的今天,国际政治不仅步入“百年未曾有的大变局”时代,人类也面临迄今未曾见到的全球治理困境。因此,如何构建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实践中的“合作性角色”,如何推动中美两国的良性的“竞合关系”,对两国关系健康发展,对国际社会的稳定,对全球治理困境的解决、全球治理机制的构建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都具有重要意义。
郭龙腾[10](2020)在《安倍政府“积极和平主义”探析》文中研究指明自2012年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以来,日本的国家安全理念和国家安全政策较往届相比,有着较大的变动。2013年9月12日,在安全保障和防卫力量恳谈会上,安倍晋三正式提出“基于国际协调的积极和平主义”这一国家安全理念,从该立场出发,探讨日本今后时期的国家安保战略。为确保这一国家安全理念得以顺利落实到实处,安倍政府频频更新国家安全政策和外交政策等方面的内容,以实现这一理念的政策转化。首先,在安保层面上,日本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颁布首部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频繁更新防卫政策,实施新的安保法案,确立新的日美安保条约,为日本在防卫态势上形成“本土—周边地区—俯瞰全球”的全局布置,将消极防御转变为积极防御。其次,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变离不开美国的支持。因此,新时期日本不仅要加强日美同盟这一基轴,完善日美合作的各个方面,实现无缝对接,从而借助美国的东风发展本国的军事力量,向军事强国、政治大国迈进。在日美同盟层面上,日美两国修订《美日防卫合作指针》,不断拓宽两国合作的范围和领域。同时,日本一转过去充当美国马前卒的角色,在同盟当中承担更多的责任,提高日本自主防卫能力。最后,在外交层面上,安倍积极推动“价值观外交”,主张将自由、人权、法治和民主等构成现代民主的普世价值作为开展外交活动的根本原则。这种外交主张受到了安倍晋三的极大推崇。除此之外,安倍极力构建“俯瞰地球仪”外交。“俯瞰地球仪”外交所提倡的手段更为灵活多元,活动范围也更为广泛,可以说是对之前“价值观外交”的一种升级版。安倍表示,外交活动范围不应该仅局限于周边个别国家,还要树立起全球视野,像地球仪般俯瞰全球,并融合“价值观外交”中的精髓,立足于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拓宽日本的外交空间,积极主动的提升日本的全球影响力。在未来时期,安倍政府或将采取相应措施来巩固“积极和平主义”国家安全理念所带来的成果,如,要保持当前自民党所有的优势,不断稳固自民党的政治统治、稳定经济增长,改善民生问题、加强官方及民间媒体对“中国威胁论”的宣传、加强政府开发援助力度,树立“和平国家”的国际形象。“积极和平主义”国家安全理念的提出和落实,对日本、美国及周边地区国家都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日本国家安全理念转变意味着日本可能会使用更多的军事力量投入到世界和平事业中,有助于维护和平,缓解地区动荡,但是随着日本国内军国主义的复兴,日本军力的发展终归是一把双刃剑,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仍是未知迷。
二、朝日历史性峰会与东北亚格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朝日历史性峰会与东北亚格局(论文提纲范文)
(1)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目的及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方法 |
四、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建构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框架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范式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延展 |
第二章 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核心内涵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时代嬗变 |
第二节 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设想与实践 |
第三节 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五大支柱与“三大经贸合作协定” |
第三章 日本经济外交的外延扩大 |
第一节 “大阪轨道”:日本经济外交的话语构建 |
第二节 政府开发援助计划(ODA):日本经济外交的变异 |
第三节 应对“谣传损害”的危机公关:日本经济外交的新范式 |
第四章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动因、特点与局限性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国内外动因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特点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局限性 |
第五章 “后安倍时代”日本经济外交的趋势与展望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影响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演变趋势与困境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展望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2)冷战后韩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演变及特点 ——以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提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引言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1.2.1 欧美学术界关于国家安全的研究 |
1.2.2 韩国学界关于国家安全及安全政策的研究 |
1.2.3 中国学界关于韩国安全政策及朝鲜半岛安全的研究 |
1.2.4 既有研究存在的问题 |
1.3 研究方法及研究范围 |
1.4 创新点 |
第二章 关于国家安全政策的理论考察 |
2.1“国家安全”与“安全威胁” |
2.1.1“国家安全”的概念 |
2.1.2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 |
2.1.3“安全威胁”的概念 |
2.1.4“安全威胁”的认知 |
2.2 国家安全政策 |
2.2.1 对国家利益的追求 |
2.2.2“国家安全政策”的定义和范围 |
2.2.3 “国家安全政策”与国防、外交、经济之间的关系 |
2.2.4 关于“多边安全合作” |
第三章 关于韩国的国家安全及安全政策 |
3.1 韩国的国家安全及安全威胁 |
3.1.1 关于韩国的国家安全及其目标 |
3.1.2 韩国的战争历史及威胁认知 |
3.1.3 韩国面临的现实安全威胁 |
3.1.4 韩国国家安全与现有威胁、潜在威胁的关系 |
3.2 关于韩国的国家安全政策 |
3.2.1 韩国的“国家安全政策”与“国家安全战略” |
3.2.2 冷战时期韩国的国家安全政策 |
3.2.3 韩国的安全政策与对朝政策、多边安全合作构想的关系 |
第四章 韩朝关系的转换时期:对话与对立的共存 |
4.1 卢泰愚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1988-1993) |
4.1.1 对朝政策的主要推进内容 |
4.1.2 多边安全作的构想-“东北亚和平协议会” |
4.1.3 卢泰愚政府安全政策的分析与评价 |
4.2 金泳三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1993-1998) |
4.2.1 对朝政策的主要推进内容 |
4.2.2 多边安全合作的构想-“东北亚多边对话” |
4.2.3 金泳三政府安全政策的分析与评价 |
第五章 韩朝关系的前进与发展时期:探索合作与共赢 |
5.1 金大中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1998-2003) |
5.1.1 和解合作政策的概念和推进内容 |
5.1.2 多边安全合作的构想-“东北亚和平与稳定的六国宣言” |
5.1.3 金大中政府安全政策的分析与评价 |
5.2 卢武铉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2003-2008) |
5.2.1 和平繁荣政策的概念和推进内容 |
5.2.2 多边安全合作的构想-“东北亚时代构想” |
5.2.3 卢武铉政府安全政策的分析与评价 |
第六章 韩朝关系的倒退时期:矛盾与对话的断绝 |
6.1 李明博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2008-2013) |
6.1.1 相生共荣政策的概念和推进内容 |
6.1.2 多边安全合作的构想-“新亚洲构想” |
6.1.3 李明博政府安全政策的分析与评价 |
6.2 朴槿惠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2013-2017) |
6.2.1 “韩半岛信任进程”的概念和推进内容 |
6.2.2 多边安全合作构想-“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 |
6.2.3 朴槿惠政府安全政策的分析与评价 |
6.3 现任文在寅政府的安全政策现状(执政中前进和倒退的循环) |
6.3.1 文在寅政府“韩半岛政策”的基本内容 |
6.3.2 “东北亚+责任共同体构想” |
6.3.3 安全政策现状 |
第七章 结论 |
7.1 韩国历届政府安全政策的演变 |
7.2 冷战后韩国历届政府的安全政策的特点 |
7.3 冷战后韩朝关系前进与倒退的反复的原因 |
参考文献 |
博士期间发表和完成的论文 |
附录A:冷战后时期历届韩国政府的对朝政策和主要内容-卢泰愚政府-朴槿惠政府 |
附录B:冷战后时代历届韩国政府的多边安全合作构想:卢泰愚政府-朴槿惠政府 |
附录C:韩国政府的对朝政策的演变及继承 |
致谢 |
(3)话语幻象视域下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普什图语涉华报道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缘起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家形象的研究现状 |
1.2.2 中国国家形象的研究现状 |
1.2.3 媒体建构的中国国家形象的研究现状 |
1.3 论文的研究意义、方法和创新之处 |
1.3.1 论文的研究意义 |
1.3.2 论文的研究目标、任务和难点 |
1.3.3 论文的研究方法 |
1.3.4 论文的创新之处 |
1.4 语料来源和例句体例 |
1.4.1 语料的选取和处理 |
1.4.2 例句体例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2.1 国家形象的内涵和属性 |
2.1.1 国家形象的三重内涵 |
2.1.2 国家形象的基本属性 |
2.2 建构主义的国家形象观 |
2.2.1 社会建构主义与国家身份 |
2.2.2 后建构主义与国家身份 |
2.2.3 国家形象的建构机制 |
2.3 话语幻象理论 |
2.3.1 话语幻象 |
2.3.2 话语幻象的分析路径 |
2.4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基于语料库的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普什图语涉华报道的语言-符号行为分析 |
3.1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涉华报道的言语主体分析 |
3.1.1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涉华报道的稿件来源分析 |
3.1.2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涉华报道的信源分析 |
3.2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涉华报道的言语内容分析 |
3.2.1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涉华报道的议题分析 |
3.2.2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涉华报道的及物性分析 |
3.3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涉华报道的言语形式分析 |
3.3.1 战争隐喻 |
3.3.2 旅程隐喻 |
3.3.3 拟人隐喻 |
3.3.4 表演隐喻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普什图语涉华报道的社会影响分析 |
4.1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建构的中阿互动中的中国国家形象 |
4.1.1 阿富汗的好邻居 |
4.1.2 阿富汗的好朋友 |
4.1.3 阿富汗的重要伙伴 |
4.1.4 难以完全信赖的中国 |
4.2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建构的中国国际形象 |
4.2.1 负责任的和平外交大国形象 |
4.2.2 新兴崛起的强权国家 |
4.3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建构的中国国内形象 |
4.3.1 政治形象 |
4.3.2 经济形象 |
4.3.3 社会形象 |
4.3.4 文化形象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建构中国国家形象的语境分析 |
5.1 国际力量格局的影响 |
5.1.1 国际政治格局保持多极化发展势头 |
5.1.2 东西方经济力量共同推进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 |
5.1.3 全球传播格局依然呈现“西强东弱”的态势 |
5.2 中国与阿富汗交往互动的影响 |
5.2.1 中阿政治互信不断深化 |
5.2.2 中阿经贸合作日益密切 |
5.2.3 中阿加大军事安全合作 |
5.2.4 中阿人文交流日趋活跃 |
5.3 国家利益的影响 |
5.3.1 阿富汗国家利益的界定 |
5.3.2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的“国家性” |
5.3.3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的“市场性” |
5.4 历史文化背景的影响 |
5.4.1 历史传统意象的固化和延展 |
5.4.2 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的折射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 (一)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普什图语涉华报道内容分析编码表 |
附录 (二)黎明新闻网普什图语涉华报道列表 |
附录 (三)帕支瓦克新闻网普什图语涉华报道列表 |
作者简历 |
(4)试析特朗普政府的对朝政策调整(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1.研究目的与意义 |
2.研究现状 |
3.研究方法 |
4.创新与不足 |
第1章 特朗普政府对朝政策调整的背景 |
1.1 冷战后历届美国政府对朝政策的演变 |
1.2 东北亚地区局势与朝核问题的变化 |
1.3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 |
第2章 特朗普政府对朝政策调整的内容 |
2.1 实施极限施压 |
2.2 开启战略对话 |
2.3 展开首脑外交 |
第3章 特朗普政府对朝政策调整的影响 |
3.1 美朝关系的改善与僵持 |
3.2 朝鲜半岛局势的趋缓与反复 |
3.3 东北亚地区形势不确定性的增加 |
第4章 美国对朝政策的前景展望 |
4.1 美国对朝政策的症结所在 |
4.2 美国对朝政策的未来走向 |
4.3 中国的应对策略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5)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一)研究的目的 |
(二)研究的意义 |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
(一)国内相关研究 |
(二)国外相关研究 |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 |
四、研究方法 |
(一)文献研究法 |
(二)历史分析法 |
(三)归纳和演绎法 |
(四)比较和分析法 |
五、创新之处与不足 |
第一章 冷战后韩国历届政府对朝政策 |
第一节 金大中和卢武铉政府的积极政策 |
第二节 李明博和朴槿惠政府的消极政策 |
第二章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出台的背景及影响因素 |
第一节 韩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 |
一、不同政党间政策的对立 |
二、韩国民众对于朝鲜的态度 |
第二节 国际因素的影响 |
第三章 文在寅“和平与繁荣”的对朝政策 |
第一节 “和平与繁荣”的对朝政策的具体内涵 |
第二节 文在寅政府对“进步政策”的继承 |
第三节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创新 |
第四章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实施及成果 |
第一节 借助平昌奥运会改善关系 |
第二节 三次南北首脑会谈 |
一、第一次南北首脑会晤 |
二、第二次南北首脑会晤 |
三、第三次南北首脑会晤 |
第三节 “朝鲜半岛新经济地图”的构建及实施 |
一、北方经济合作委员会的建立及“九桥战略” |
二、“新北方政策”背景下中韩两国的经济合作 |
三、“两新”政策的局限性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6)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一)选题缘起 |
(二)选题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既有研究评述 |
三、核心概念及辨识 |
(一)对外政策 |
(二)朝鲜半岛和平机制 |
四、研究框架与方法 |
(一)研究框架 |
(二)研究方法 |
五、创新与不足之处 |
(一)本文的创新之处 |
(二)本文的研究不足 |
第一章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决策环境分析 |
一、朝鲜半岛局势变化及持续缓和诉求 |
(一)朝鲜核导试验加大韩国“安全疑虑” |
(二)美国“极限施压”政策增加半岛风险 |
(三)半岛无核化切合韩国和周边国家利益 |
二、韩国政治生态与国民政治共识变化 |
(一)既有对朝政策引发负面效应 |
(二)朝野政治势力面临重新洗牌 |
(三)国民对韩朝关系抱有新期待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目标与手段 |
一、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基本内容 |
(一)以韩朝合作和解推动半岛局势缓和 |
(二)以韩朝经济联合促进半岛共同繁荣 |
(三)以强化国防为基础推动半岛无核化 |
二、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总体目标 |
(一)结束敌对关系共建和睦相处的和平共同体 |
(二)实现韩朝市场一体化构建半岛经济共同体 |
(三)推动半岛无核化并加强韩美军事同盟关系 |
三、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资源与手段 |
(一)以民族同一性展开全方位互动 |
(二)经济制裁框架下进行经济合作 |
(三)韩美同盟提高延伸威慑执行力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实施层次及路径 |
一、双边层面:强化韩朝互动关系 |
(一)增进战略互信,推动民族和解 |
(二)解冻经贸合作,加大对朝援助 |
(三)重启军事会谈,缓和安全对立 |
二、同盟层面:强化韩美同盟机制 |
(一)加强对美磋商,力推斡旋外交 |
(二)随美对朝制裁,深化经贸合作 |
(三)保持安全威慑,提升军事自主 |
三、地区层面:强化域内大国沟通 |
(一)改善对华关系,加强中韩双边合作 |
(二)协调周边立场,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主要特点及其评价 |
一、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主要特点 |
(一)致力构建半岛持久和平机制 |
(二)推进和平经济实现共同繁荣 |
(三)继续保持强有力的国防力量 |
二、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实施及其评价 |
(一)推动朝鲜重回对话与谈判轨道 |
(二)朝核问题政策基调与中国契合 |
(三)朝鲜国家路线调整与韩国共振 |
三、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不足与成因 |
(一)美朝关系阶段性摇摆阻碍半岛无核化 |
(二)美国内政变化及对朝政策的不确定性 |
(三)韩国朝野争执掣肘对朝政策具体实施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展望与中国的战略抉择 |
一、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走势展望 |
(一)既定方针不变且奉行灵活性政策 |
(二)改善周边外交促进对朝政策实施 |
(三)管控多种风险营造宽松政策氛围 |
二、中国的战略思考与策略优化抉择 |
(一)推动政治解决进程,巩固半岛对话缓和势头 |
(二)加强多方战略沟通,推动构建半岛和平机制 |
(三)统筹各方合理关切,坚持“双轨制”“双暂停”方针 |
(四)借力“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中朝、中韩关系发展 |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概况 |
附录 |
致谢 |
(7)借力与平衡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战略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一)选题缘起 |
(二)选题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有关2010年以前日本对东南亚外交的研究 |
(二)2010至2016 期间有关日本涉入南海地区的研究 |
(三)2016 年后有关日本涉入南海地区的研究 |
(四)研究述评 |
三、研究方法、创新点与不足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创新点、难点与不足 |
第1章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理论基础 |
1.1 新古典现实主义及其运用 |
1.1.1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发展演化 |
1.1.2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 |
1.2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适用性分析 |
1.2.1 传统理论在解释本论题时的局限性 |
1.2.2 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在解释本论题时的优越性 |
第2章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战略背景 |
2.1 南海地区地缘特征及南海问题 |
2.1.1 南海地区的地缘特点及其战略重要性 |
2.1.2 南海问题及南海大国博弈现状 |
2.2 日本的地缘环境及其海洋利益 |
2.2.1 日本的基本地缘概况 |
2.2.2 日本的海洋利益 |
第3章 日本对南海大国博弈的认知及战略选择 |
3.1 日本对南海大国博弈的认知 |
3.1.1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面临的体系压力 |
3.1.2 日本对南海大国博弈的形势判断 |
3.2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战略选项 |
3.2.1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决策过程 |
3.2.2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战略选项 |
第4章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借力”战略 |
4.1 借美抗中削减中国战略压力 |
4.1.1 在南海地区开展“美日联合巡航” |
4.1.2 在南海地区美日力推“印太战略” |
4.2 借中防美增加自我收益 |
4.2.1 中日关系加快“正常化”进程 |
4.2.2 中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系 |
4.2.3 中日共同拓展多领域创新合作 |
第5章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平衡”战略 |
5.1 联合南海周边各国“平衡”中美 |
5.1.1 联合南海周边各国平衡中国影响力 |
5.1.2 联合南海周边各国填补美国领导力空白 |
5.2 联合澳印英法等国“平衡”中美 |
5.2.1 联合澳印英法等国构建对华“包围圈” |
5.2.2 联合澳印英法等国规避美国安全承诺减少的风险 |
第6章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综合评估 |
6.1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战略特性及其局限性 |
6.1.1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战略特性 |
6.1.2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局限性 |
6.2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影响及走向 |
6.2.1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影响 |
6.2.2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战略走向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8)新世纪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一)研究框架 |
(二)研究方法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一)创新之处 |
(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东南亚在日本海外利益维护政策中的战略地位 |
一、东南亚在日本海外利益维护政策中的战略价值 |
(一)“后备型”战略储备:开拓海外市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
(二)“跳板型”战略支点:由“经济大国”转向“国际国家” |
(三)“制衡型”战略定位:平衡域内新兴国家的发展和崛起 |
二、东南亚在日本海外利益维护政策中的经济地位 |
(一)“赔偿—援助—开发合作”构筑的庞大基础 |
(二)增长迅速和颇高依存度的互补性贸易关系 |
(三)扩大经济战略纵深,推进东南亚方向投资 |
三、东南亚在日本海外利益维护政策中的安全地位 |
(一)东南亚在日本航路与资源安全中的重要地位 |
(二)东南亚在日本海外基础利益与安全中的价值 |
第二章 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框架与手段 |
一、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构想 |
(一)政治安全层面 |
(二)经济贸易层面 |
(三)社会文化层面 |
二、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资源 |
(一)政治资源 |
(二)经济资源 |
(三)软实力资源 |
三、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目标 |
(一)政治目标 |
(二)经济目标 |
(三)安全目标 |
四、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手段 |
(一)政治手段 |
(二)经济手段 |
(三)公共外交手段 |
第三章 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海外利益维护政策面临的挑战 |
一、内部问题层面 |
(一)日本国内经济发展驱动力不足 |
(二)日本在海外安保维护上的限制 |
二、地区格局层面 |
(一)域内新兴力量崛起的冲击波 |
(二)域外新兴经济体的赶超压力 |
(三)地缘安全因素新变化的影响 |
三、日企主体层面 |
(一)日企在东南亚地区的撤资率 |
(二)日企对东南亚国家风险评价 |
(三)日企对东南亚经营风险评价 |
第四章 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海外利益维护政策实施的方针与重点 |
一、经济为中心:构筑相互依存的自由贸易网络 |
(一)积极构建并参与双边和区域性经济合作机制 |
(二)通过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地区环境改善 |
(三)加强域内合作保障日本资源安全与海路畅通 |
二、安全为扩展:确保日本在东南亚地区利益安全 |
(一)增进与东南亚国家间双边安全交流和合作 |
(二)加强国家间多边安全保障合作与对话机制 |
(三)法律与安全支持相结合维护海外基础利益 |
三、民意为基础:以“交流互动”促进国家间理解 |
(一)强化日本战略性海外公共外交活动 |
(二)深化日本与东南亚国家间文化交流 |
(三)扩大日本与东南亚国家间人员往来 |
四、日美同盟为基轴:步调一致借力维护日本海外利益 |
(一)日美同盟的新发展与彼此间共同利益诉求 |
(二)日美共同经济活动助推日本海外利益维护 |
(三)借力日美同盟升级,强化本地区安全合作 |
第五章 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效果评价与启示 |
一、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海外利益维护政策变化的特点 |
(一)从追随到引领:推动构筑日本主导下的地区秩序 |
(二)从低调到主动:推动多边合作打造自由贸易旗手 |
(三)从经济到安全:推动由经济性转向政治性安全性 |
二、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海外利益维护政策的效果评价 |
(一)搭建制度性平台,形成规则性优势 |
(二)ODA对日本海外利益维护成效显着 |
(三)民意基础增进日本海外利益维护 |
三、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海外利益维护的经验启示 |
(一)弱化东盟一体性对日本海外利益维护的影响力 |
(二)调控日美同盟强化对日本海外利益维护的制约 |
四、新时期中国增进和维护海外利益的一些思考 |
(一)放射性:促进“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收获外溢效果 |
(二)标准性:确保“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的高质量方向 |
(三)流畅性:加强合作保障“一带一路”海洋战略通道安全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博士攻读期间科研成果概况 |
致谢 |
(9)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二、文献分类与文献综述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四、论文创新与论文不足 |
第1章 全球治理体系与全球治理理论 |
1.1 全球治理体系的历史演变 |
1.1.1 全球化发展与新全球化的出现 |
1.1.2 全球治理体系的三个历史阶段 |
1.1.3 全球治理体系演变的基本原因 |
1.2 全球治理的基本内容 |
1.2.1 全球治理的概念界定 |
1.2.2 全球治理的构成要素 |
1.2.3 全球治理的实践范畴 |
1.3 全球治理的理论基础 |
1.3.1 全球治理理论的现实价值 |
1.3.2 全球治理理论的主要范式 |
1.3.3 全球治理角色理论的框架 |
第2章 中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定位” |
2.1 中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认知” |
2.1.1 中国的“角色认知” |
2.1.2 美国的“角色认知” |
2.2 中美两国彼此之间的“角色预期” |
2.2.1 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角色预期” |
2.2.2 中国对美国霸权的“角色预期” |
2.3 冷战后中美全球治理的“角色定位” |
2.3.1 中国全球治理的“角色定位” |
2.3.2 美国全球治理的“角色定位” |
第3章 中美在全球治理实践中的“角色冲突” |
3.1 中美在全球治理实践层面的“角色冲突” |
3.1.1 “多元合作”与“单极霸权”的治理冲突 |
3.1.2 “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模式之争 |
3.2 中美在区域治理实践层面的“角色冲突” |
3.2.1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虹吸效应 |
3.2.2 美国“印太战略”的对华遏制围堵 |
3.3 中美在大国关系互动层面的“角色冲突” |
3.3.1 中美贸易战的冲突持续升高 |
3.3.2 中美科技战的零和性博弈凸显 |
3.3.3 中美核心利益的碰撞全面升级 |
3.4 中美两国“角色冲突”的受众效应 |
3.4.1 “角色冲突”带来不同的“受众效应” |
3.4.2 “角色冲突”引发的中美“角色困境” |
第4章 中美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嬗变” |
4.1 中国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嬗变” |
4.1.1 “中国发展”推动了国际格局的演变 |
4.1.2 “中国方案”影响着国际规范的导向 |
4.1.3 “中国角色”促进了国际制度的发展 |
4.2 特朗普政府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嬗变” |
4.2.1 全球治理“举旗者”蜕变为“搅局者” |
4.2.2 霸权体系“保护者”蜕变为“讹诈者” |
4.2.3 自由秩序“灯塔国”蜕变为“破坏者” |
4.3 中美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转换” |
4.3.1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转换 |
4.3.2 美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转换 |
第5章 新时代中美在全球治理中“角色再构建” |
5.1 中美构建良性“竞合角色”的重要基础 |
5.1.1 中美构建良性的“竞合角色”重要性 |
5.1.2 中美构建良性“竞合角色”的新机遇 |
5.2 中美在全球治理中“合作性角色”的实践积累 |
5.2.1 全球经济治理合作 |
5.2.2 全球安全治理合作 |
5.2.3 全球公域治理合作 |
5.3 中美在全球治理中“角色再构建”的路径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致谢 |
(10)安倍政府“积极和平主义”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
四、研究创新 |
第一章 安倍政府“积极和平主义”的形成背景 |
第一节 积极和平主义的渊源与内涵 |
一、积极和平主义的渊源 |
二、积极和平主义的内涵 |
第二节 积极和平主义的理论背景 |
一、战后和平主义思想 |
二、新和平主义思潮兴起 |
第三节 积极和平主义的现实背景 |
一、日本政治、经济局面堪忧 |
二、日本周边地区及国际形势变化 |
第二章 安倍政府“积极和平主义”理念的内容 |
第一节 完善日本安保 |
一、转变安保政策 |
二、实施新安保法案 |
第二节 强化日美同盟 |
一、修订《美日防卫合作指针》 |
二、调整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地位 |
第三节 拓宽日本外交空间 |
一、实行“价值观外交” |
二、构建“俯瞰地球仪”外交 |
第三章 安倍政府“积极和平主义”理念的影响 |
第一节 “积极和平主义”对日本的影响 |
一、提升日本的国际地位 |
二、加重国内财政负担 |
三、和平宪法的精神被破坏 |
第二节 “积极和平主义”对日美同盟的影响 |
一、协助美国开展亚太战略及全球战略 |
二、日美同盟性质或将转变 |
第三节 “积极和平主义”对周边地区的影响 |
一、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
二、对日朝关系的影响 |
三、对日韩关系的影响 |
四、对日俄关系的影响 |
五、对东亚地区形势的影响 |
第四章 安倍政府“积极和平主义”的趋势展望 |
第一节 积极和平主义的激进化 |
一、日本外部环境的塑造 |
二、日本内部环境的推动 |
第二节 积极和平主义的多元化 |
一、加强对“中国威胁论”的宣传 |
二、加强政府开发援助力度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四、朝日历史性峰会与东北亚格局(论文参考文献)
- [1]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D]. 沈丁心. 外交学院, 2021(10)
- [2]冷战后韩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演变及特点 ——以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为中心[D]. 柳承址(SEUNGJI RYU). 北京大学, 2021(09)
- [3]话语幻象视域下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普什图语涉华报道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D]. 何杰.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2020(01)
- [4]试析特朗普政府的对朝政策调整[D]. 林昱辰. 吉林大学, 2020(04)
- [5]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研究[D]. 赵鹏. 青岛大学, 2020(02)
- [6]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研究[D]. 胡玥. 吉林大学, 2020(08)
- [7]借力与平衡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战略行为研究[D]. 刘玉丽. 吉林大学, 2020(08)
- [8]新世纪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研究[D]. 常婷婷. 吉林大学, 2020(08)
- [9]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研究[D]. 王胜男. 吉林大学, 2020(08)
- [10]安倍政府“积极和平主义”探析[D]. 郭龙腾.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