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文学研究现状

一、性别文学研究现状（论文文献综述）

AYE AYE KHAING^[1]（2020）在《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的女性小说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加尼觉玛玛礼和丁玲分别是20世纪活跃于缅甸、中国两国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有代表性的女性作家。她们虽然生活于缅甸、中国两个不同的国度,但两位作家的创作活动基本处于相同的时代,20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时间长达半个世纪左右。综合加尼觉玛玛礼和丁玲的生活经历与所处社会环境进行探究,她们一直都在关注女性的生命进程、生存状态、生活环境,揭示女性在特定时代的生活、追求、发展与进步,以及女性本身为各自国家的人民解放、平等自由、民族独立与国家进步所作出的成绩与贡献。在小说创作中,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都擅长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女性形像,透过女性人物的生活与命运来反映、表达女性面临的时代困境、环境困难、人生困惑与生存问题,并通过小说中典型人物的塑造与典型环境的描写,以特定时期的社会存在、社会环境的建构来表达女性群体对于解放的渴望、平等的追求与自身发展的努力。本论文主要研究的是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的早期作品,通过解读两位作家小说中典型的女性形象,分析作品中的女性意识、生命意识、存在意识及自我解放意识等问题,并比较两位不同国度、不同地域的作家在创作理念、创作意识、创作手法、审美艺术及语言叙事等方面的异同。正文由四章构成。第一章是关于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两位作家女性意识的比较。首先理清女性意识、女性文学、女性形象等理论概念与范畴;其次,探讨分析加尼觉玛玛礼对女性意识的关注,并论述其在加尼觉玛玛礼小说中艺术形象与审美叙事的表现;第三,分析丁玲对女性意识的关注,通过丁玲前期小说中女性意识的表现,探讨丁玲对女性问题的思考和关注,并分析丁玲独特的女性意识的根源及形成因素。第二章比较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小说中的女性意识,首先通过两者的生长环境与她们在小说中的表现,论述女性意识对两者的影响,其次进行分析论证两者早期创作中表现的女性意识。第三章比较分析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小说中女性视角下的人物形象塑造手法。第一节为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主要人物形象分析,第二节主要分析研究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小说中展示的女性视野下的男性形象,第三节为加尼觉玛玛礼小说中表现的反讽叙事手法,第四节为丁玲的心理描写与语言表达。第四章分析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作品中女性意识出现差异的原因,第一节为生长环境的异质同构,论述两者在文化环境、家庭环境的影响下创作的艺术异同点;第二节为社会环境的同质同构,论述缅甸殖民地背景下女性的地位,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背景下女性的地位,不同国家与社会环境下两者小说中表现的女性的地位与价值;第三节论述因作家自身思想的接受与作家自身的经历的不同因素,两者创作方法的同形建构。作为缅中两国现代有代表性的作家,在接受新的文明、文化的洗礼过程中,她们存在着某些相似的经历与过程,在小说创作的叙事艺术、技艺方法、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与典型环境、典型心理的描写等方面,存在着某种建构的同形、表达的同质与审美的差异的现象。加尼觉玛玛礼更倾向于塑造继承传统文明而具有现代意识的女性形象,而丁玲则更加注重与传统决裂而追求现代意识、解放的女性形象。本文通过对缅中两国的女性作家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小说进行比较研究,从女性意识、女性心理、女性审美等角度分析作家创作的民族与时代的关系。运用跨文化、跨国别比较的方法进行分析,认为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的创作由于时代的特点以及中国与东南亚抗敌反对殖民主义的历史境遇,使得他们的作品有相似之处,但是出身与成长环境、个人见解的不同,使他们的作品存在很多的不同之处。两位作家都关注女性的问题,两位作家的小说中出现的女性大多的是中产阶级知识女性的爱情与婚姻上的困境,其女性都较有强烈的女性自觉意识,而相同的悲剧命运;两位作家创作的不同点是:加尼觉玛玛礼的小说侧重反映艰苦的传统妇女生活,她们的悲剧性的生活具有浓厚的文化意蕴,主要表现人道主义思想;而丁玲的作品更多反映新时代女性自我意识的精神痛苦,其中的女性悲剧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突出个性的解放与女性主体意识。

王雷^[2]（2020）在《权力入侵下的悲剧 ——论毕飞宇小说中的两性书写》文中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创作至今,毕飞宇一直致力于对权力进行理性的思考与执着的批判,在不断的思考与批判中,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写作园地——“王家庄”,也找到了一条通向“中国”的写作道路。他有意对关于权力的宏大叙事文学传统进行消解,褪去权力的凶残暴虐色彩,将权力的表现方式与两性日常生活进行严丝合缝地匹配,从而表现为一种细碎、神秘、深入人心的威慑力量。他以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敏锐的文学视野发现,当“人在人上”的这只“鬼”作用于两性关系时,之前平淡缓和的相处氛围会产生变化,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形态,压迫与受迫、攀附与被攀附等等。本论文阐释了毕飞宇小说重视权力渗透两性关系书写的原因,梳理了毕飞宇小说中两性关系书写的特点,分析了毕飞宇小说权力作用于两性关系的运行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探寻了作者的文学表达意图与现实书写意义。除绪论和结语之外,本论文共分为四章:绪论部分对选题意义进行了阐释,简要界定了“两性关系”和“权力”两个概念的内涵,同时结合学术界对毕飞宇的研究现状,明确研究不足,肯定研究方向。第一章结合毕飞宇个体生命记忆与成长经验,创作观念以及创作实践的转变,对社会文化语境的体察以及权力、性别和文学的内在联系,对毕飞宇重视权力渗透下两性关系书写的原因进行探寻。第二章梳理毕飞宇两性书写当中权力施压的文本表现。通过多种权力交织下的女性生存面相描绘、中国传统思想与权欲结合下的鬼胎塑型以及性别主从关系的置换,来梳理毕飞宇笔下由权力统摄的两性关系书写的特点。第三章探寻权力异化两性关系的运行机制。从权力的生产、覆灭与运作,权力对爱欲的控制角度出发,深入地解析权力对两性关系的作用过程,厘清权力的运行脉络,对权力异化本质进行更加系统地认知。第四章剖露毕飞宇小说中权力异化两性关系书写的意义。以人物悲剧命运根源深掘、知识分子救赎逻辑解构、传统与现代碰撞的文化反思为切入点,正视毕飞宇两性书写的客观实在意义。结尾部分在总结毕飞宇权力渗透下的两性书写的同时,指出了其创作中的一些瑕疵,并充分肯定了毕飞宇小说权力异化两性书写的深刻意义和独特价值。

刘建华^[3]（2020）在《晚明女艺人的文人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把晚明女艺人文人圈当作一种现象来看待,必然要注意到这种现象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土壤。晚明是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中社会全方位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城市文化的繁荣且由此形成的奢靡之风,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变进而形成的纵欲主义思想,以及性灵思潮的推波助澜带来的个性意识的觉醒等,都是晚明社会变迁的重要表现,是打破晚明性别关系束缚、促进士女交游之风盛行的重要因素。晚明青楼女艺人的文人圈在这种时代条件和社会因素中兴起。女艺人与文人形成广泛的交往圈,在晚明不是个别情况,而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普遍现象。这种现象既包括作为群体的女艺人所形成的共同文人圈,也包括以某一具体女艺人为中心的文人圈,二者密切相关。晚明女艺人文人圈的形成,首先与这一时期青楼艺人数量众多密切相关。仅《亘史钞》中单独作传的晚明女艺人就有110余人,再加上《板桥杂记》《列朝诗集小传》《静志居诗话》《露书》《十美词纪》等文献的统计,整个晚明女艺人至少有200位之多。晚明女艺人的文人圈既包括作为晚明女艺人整体来说的文人圈,也包括以某一女艺人为中心的文人圈。前者仅据《潘之恒曲话》便可梳理出数十位文学家或艺术家,其中着名者如梁辰鱼、冯梦祯、王稚登、陈继儒、臧懋循、谭元春、汪道昆、屠隆、袁中道等,他们都是文坛或曲界的名流,而钱谦益则在当时被称为“风流教主”。就后者来说,当时的秦淮名妓几乎都形成了广泛的文人交往圈,从徐翩、朱无瑕、傅灵修到马湘兰、顾媚、董小婉、李香君、柳如是等无不例外。促成女艺人与当时文人广泛交流的时代因素,包括学艺经历中交往的授艺导师,狎昵风气而接触风流场的风流领袖,自行举会而形成以青楼为中心的女性社交,参加结社而展现文人社集中的女性风流,此外如演剧、造访、推介、偶遇等都是助益晚明士女情缘的方式。不同历史背景下女艺人及其文人圈具有不同的情境和不同的命运。选择徐翩和卞赛这两个个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能够克服晚明女艺人文人圈整体考察的笼统性、表面性,不仅能够把握晚明女艺人文人圈的具体状貌,还可以窥见晚明前期至晚明后期这一历时性女艺人文人圈以及士女交游、性别关系和情感特点、文学创作的先后变化。徐翩的才貌和影响力或许并不亚于后来的“秦淮八艳”,但在现有研究中并未获得足够的关注。徐翩的文人圈规模较大且又不失“高端”,可分为学艺之师、诗文之交和知己之遇三类。与她有密切交往的文人有谢陛、潘之恒、许性成、朱子坚、陆成叔、周天球、方嗣宗、屠隆、俞安期、顾懋弘、张萱、梅守箕、梅鼎祚、梅台祚、汪道昆、郁文周、张献翼、姚旅、程汉、周晖、祈羡仲、程子虚、何叔度、沈孟威、李汝默等,他们几乎都是当时文学艺术的顶尖代表人物,其中与知己汪道昆的交游在徐翩的一生中占据着重要的分量。通过对徐翩及其文人圈的个案考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徐翩研究的空白,发现了更多的“微人物”价值,进一步拓展了女艺人文人圈的研究。卞赛作为名倾天下的“秦淮八艳”之一,以其独特的气质才华吸引了众多文人名士。围绕卞赛形成的文人圈大多历经明末清初的动乱时局,无论是政治倾向还是心态变化,都要复杂得多,具有更加丰富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有限可考的吴梅村、钱谦益、吴继善、邹枢、万寿祺、金渐皋、周肇等都是其文人圈的主要人物。大诗人吴梅村是卞赛交往文人中最重要最特别的一位。他们的结合,同冒襄与董小宛、钱谦益与柳如是、侯方域与李香君等才子佳人组合一样却又不一样。卞赛的文人圈具有这样一些特点:一是包括了文坛泰斗和名流,如钱谦益、吴梅村;二是他们当中有多位复社作家,除钱谦益、吴伟业外,还有吴继善、万寿祺等;三是这些人物是卞赛的重点交往对象,并产生了深厚的情谊,使这些文人的情感世界产生了较大的变化,进而影响到他们的文学创作,如吴梅村;四是卞赛与他们的交往多留下了文学作品,都具有较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卞赛及其文人圈产生了较为重要的文学影响,一对一的个别现象以对吴梅村文学的影响为代表,群体现象则主要表现为感怀凭吊卞赛诗文的大量创作以及对其墓地进行造访或修葺现象的突出。一种现象的出现必然产生一定的相应影响。晚明女艺人文人圈的形成既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也是一种文学文化现象,随之产生的影响涉及到多个领域。晚明女艺人的文人圈是男女交往、性别关系突破的体现,产生了广泛而重要的影响。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女艺人生活边界、性别角色的特殊性,使她们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文人圈的影响,从而表现出才华横溢、众艺兼善,且能够与天下文士名流交游往来,进而在日常生活、价值观念和文学创作上体现出文人倾向。一是晚明女艺人及其文人圈对文人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在日常生活、情感体验以及创作视野和内容受到了明显的异性介入的影响;一是晚明文学凸显出独特的性别因素,女性文学也在此影响下大放异彩。性别因素是研究晚明文学和艺术不可回避和忽略的重要环节,可以说,性别因素已成为晚明文学的“晚明性”的重要成因。作为互动的双方,晚明文人与女艺人共同活跃在晚明文学场景之中,两性合奏,铸就了晚明文学风雅。晚明女艺人既作为一个独特的群体,也作为女性这一性别角色的代表,为晚明文学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蔺静^[4]（2019）在《战后日本“满洲”返迁经历的文学表象及其思想史位相》文中研究指明“返迁文学”是战后日本文坛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其创作主体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期间,移居至日本原海外殖民地,日本战败后又返回日本本土,并围绕这一经历进行了文字记录、文学创作的日本人。亲历返迁的普通民众、作家在战后的回忆与文学创作提供了立此存照的历史证言与最为基础的体验文本,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同时,返迁经历亦是深深地嵌入在战后日本政治史、国际关系史、社会史和思想史脉络中的活性资源。但目前中日学界就“返迁文学”这一重要领域或局限于作品的介绍,或局限于只对某一地区、某一作家进行考察研究,而缺乏纵向贯通和多维度的视角,对其内在复杂性的挖掘与思考尚显不足,导致此类特定历史语境下、特定题材的文学研究失去了历史纵深感。本文以“满洲”返迁经历相关文本、返迁题材文学创作、日本战后思想史中“返迁”的既有相关讨论为研究对象,运用文本细读以及将文本与历史背景、思想史论争相结合的方法,在文史互证的融通视域中推进,考察了“满洲”返迁经历在战后日本的文学表象及其思想史位相,尝试修补既有相关研究扁平化的态势。本文主体部分由六章构成,各章具体观点如下:第一章以战时的日本“大陆开拓文学”创作为基点,从战时的“大陆开拓文学”反观战后的“返迁文学”,为“返迁文学”追根溯源。“斗志昂扬”的“大陆开拓文学”与“返迁文学”的“哀史”叙事为一对基于历史因果关系的文学现象。个人将天皇视为绝对价值、自身缺乏主体性等因素是“返迁文学”中鲜有加害意识、受害意识俯拾皆是的原因所在。第二章以战后初期返迁者的回忆等文字书写为考察对象兼及《朝日新闻》等日本主流报纸对“返迁”的相关报道。返迁者在回到日本社会后受到冷遇与歧视,媒体呈现出对其“同情”与“丑化”的两面特征。将返迁者边缘化体现出日本政府在战后初期急于摆脱“帝国”形象、跻身于民主国家之列的意图。战后初期对于“满洲”殖民历史的避而不谈亦导致日本错过了反省战争责任的最佳时间。第三章考察了1950年代后半期至1960年代出现的具有代表性的“满洲”官方史述、思想界的相关论争、返迁者归日后的生活手记兼及返迁题材的文学作品、文艺作品。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返迁经历开始被忘却,美化自身“战争经历”的倾向逐渐抬头。为纪念“满洲开拓”的“拓魂碑”、国家及地方的《开拓史》大规模出现。第四章以“日本人的侵略与返迁经历”的特辑为研究对象,考察了竹内好、鹤见俊辅等日本战后思想家、作家的相关讨论,以及刊载在这本特辑中的《返迁者百人告白》所呈现出的普通返迁者的声音。《返迁者百人告白》中充斥的强烈且单方面的受害情绪是日本知识界自战败以来,以日本人的返迁经历为题材的各类文艺作品的基调延续。通过剖析思想家将“情理纠葛”的悲情哀史原理化、方法化的学理思考,探究了返迁体验中加害意识与受害意识的错位、东亚近代化的基因缺陷等问题。第五章以《日本的加缪们——从“返迁经历”中作家诞生了》这一特别专访为研究对象,探究了战后成长为日本文化界知名人士、中坚力量的返迁二代的精神世界。战时殖民地日本人通过美化自己使其在殖民地的统治得到了“合法化”;而其战后在母国遭遇的所有困境,皆源于其“不被承认是日本人”。“非我类者”的界定最终源于“内地”日本人与返迁者之间难以建立起基于深刻理解对方境遇基础上的共情。第六章梳理了中日两国关于后期返迁者——日本遗孤问题在日本学术界、思想界中的讨论,并通过新闻报道与采访日本遗孤相结合的方法,深入了解这一群体的生存现状与现实困境。要言之,本文以返迁问题为切入口与透视镜,打破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壁垒,深度挖掘东亚近代化的基因缺陷、日本国家主义的逻辑特征、战后日本民主化改革的不彻底、普通国民的战争责任,日本政府的战后责任等问题在返迁经历、“返迁文学”中的体现。返迁者、返迁二代回到战后的日本社会,面对故乡与异乡的淆乱、身份认同之迷乱陷入了严重的精神危机。在当下,战争遗孤、遗孤二代仍然面临着相同的问题,返迁经历至今依然是一个具有活性的文学与思想史议题。

李梦云^[5]（2019）在《“异域”的视野：《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MCLC）研究》文中提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海外学术期刊是海外文学批评的重要载体。异域视角下的文学批评研究,是我们研究海外中国文学批评的重要途径和参照系。本文以文本细读为基本方法,重点考察二十世纪后半期北美最重要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刊物《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系统展现了自20世纪八十年代起,西方学者以《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为学术平台进行的译介和批评活动,以及西方学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不同理解及不同阐释视角,进而揭示《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海外传播中所取得的成果以及在现代中西文学交流史上的意义。具体章节如下:第一章为绪论。分别对世界语境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作为“被遗忘的文学史”的现代文学与文化英文期刊的研究以及学术期刊《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详述已有成果。第二章为刊物基本情况介绍。梳理刊物创办的历史,详细介绍编委背景、刊物的栏目设置以及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第三章为刊物文本主题分析。根据期刊批评文章的主题,将文本分为政治与美学、女性主义、城乡与两岸、视觉中国等四个方面进行探讨。第四章为刊物的传播与接受。通过场域理论来反思《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期刊在海外的传播情况,从研究情况、翻译情况、中国学者对海外研究的论争来发掘《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在国内的影响,并从中西文论比较与对话的角度反思《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理论资源,进而从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的角度点明本研究的意义。

焦敏^[6]（2019）在《物质、生态、科技:后人文主义与当代外国文学——“2019年当代外国文学学术研讨会”综述》文中指出3月23至24日,"2019年当代外国文学学术研讨会"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隆重召开。本次会议由《当代外国文学》编辑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主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语言文化学院承办,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叙事研究》编辑部协办。研讨会聚焦物质、生态、科技主题,探讨后人文主义语境下的当代外国文学,吸引了来自中国大陆与台湾地

刘霞云^[7]（2017）在《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的文化透视（1978-2013）》文中指出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文体为我们研究长篇小说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论文包含两方面的努力,一是从本体视角考察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演变的大致状貌,二是以存在的文体发展状貌为借镜,将其放置于多元的文化语境中以探究成因。基于此,论文以文化学为主导视角,采用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理论阐述与文本解读相结合的方法,侧重从文化思潮如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大众文化思潮等来探究其对作家文体选择的影响;从文化资源如地域文化、东方“合和”文化、古典文学传统等对作家的精神渗透来探究文体变异现象的生成;同时,还从作家的文化心理如政治文化心理、代际文化心理、女性文化心理等来分析文体与文化之间密切的互融互渗关系。论文根据本体视角下长篇小说文体发展所表征出的阶段性特征,采用线性论述方式,将新时期以来三十余年分成新时期初、80年代中后期、20世纪末、新世纪以来四个时间段,从结构样式、叙述方式、语言形态等文体要素出发,历时勾勒出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的大致脉络。在此基础上,再采用共时性论述方式,分别从文化思潮的冲击、文化资源的渗透以及文化心理的诉求等角度剖析文化因素对文体生成的影响。最后,结合文化视角下文体发展现状,对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的限度及可能性维度做出反思与考量。论文认为,当代长篇小说在时代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创作主体和文类自身发展等多重因素的合力下,已跃居时代中心文类地位,这中心地位不仅体现在作品外在的如出版量、参与作家群体等可量化指标上,还体现在大家对长篇小说文体逐步增温的关注度上。细梳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的演变镜像,新时期初为缓慢的苏醒和尝试期,80年代中后期为积极的崛起期,20世纪末则进入狂热的实验期,新世纪之后则进入内敛、多元的圆熟探索期,这些足显文界对文体一路走高的关注度。虽然文体本身无高低优劣之分,但作为“有意味”的形式,文体向来注重与作品思想力的有机融合,以此观之,文坛上能做到如此有机融合的作品对应于浩瀚的长篇创作稍显单薄,且由于受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一路走高的文体探索活动中还不乏涌现放逐小说意义,极致追求形式感的形式主义者,而政治文化心理的依附,又使部分作家放逐了小说的表达形式,存有故事本体论倾向。而大众文化对文体的消解、代际文化心理导致作家梯队构成的断代窘况,以及长篇写作大众化所带来的文类常识失范等现象,合在一起促成了文体探索的困境。面对如此限度,良性文学生态的营造、多重文化的汇通与融合等,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不同代际作家之间的良性互动,引导作家对小说文体常识的恪守与突破等,这些又为作家的文体探索提供了强劲的精神支持。从文类本体角度看,文体探索作为当代长篇小说发展非常重要的一种文学现象,它的存在、发展及未来趋势烛照出长篇小说“艺术”地发展史;从创作主体角度看,文体探索的历程是一部中国作家精神心灵的成长史;从诸多影响成因看,文体探索过程又是一部中国文化因子的交织与语境的变迁史。一切文体现象都打上了时代文化的烙印。

夏豫宁^[8]（2016）在《新世纪小说创作中的性别书写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处于驳杂多元的文化语境中的新世纪小说创作中的性别书写,折射了当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内涵,彰显了新世纪中国作家的内在精神镜像,体现了新世纪作家跳脱了单一类别的性别认同的拘囿,以一种高邈的、宏阔的生命意识与人类情怀关注现代文明统摄下的现代人的生存境况与生命形态,凸显了新世纪作家的生命美学思想与人文精神。总的来说,新世纪作家的性别书写由对性别个体的具象层面的人文关怀,拓展到对人类整体的抽象层面的终极关切,映现了新世纪作家潜在的性别观念内涵的嬗变。新世纪小说创作中的性别书写呈现了独特的、深远的思想意蕴与现代性的审美特征。论文由绪论、正文四章、结语三部分构成。绪论阐述了新世纪小说创作中性别书写的整体概貌,厘清了一些重要的概念,梳理与分析了关于性别书写研究的现状,对论文的选题缘由、研究对象、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做了论述。正文四章的安排基于这样的逻辑路径:前两章从不同的文化空间视角讨论新世纪小说中的性别书写。在此论述基础上,后两章从全局角度出发,分别在叙述策略与审美的层面,进一步深化对新世纪小说中性别书写的考察,整体四章在考察新世纪性别书写的深层思想蕴意上达成内在的契合。第一章,对新世纪乡村叙事中的性别书写进行了分析。论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讨论了新世纪乡村叙事中的性别书写:一是新世纪乡村叙事性别书写的外部生成语境;二是不同性别视阈中的现代乡村女性主体的构建;三是对向城求生的乡村性别个体在城市文化空间中的突围与陷落的书写。新世纪作家深切地关注着乡村性别个体在乡村现代化转型中的生存境况、精神状态与命运沉浮,呈现了当代乡村性别个体在追求现代性过程中的艰难与困厄、挣扎与迷失。通过构建现代乡村女性人物形象、展示乡村性别个体在城与乡两种异质文化冲突下的城市文化空间中的奋斗、与最终的难逃主体性的沦丧,创作主体表达了对乡村城市化转型中乡村性别个体的生存与命运的关切,以及对现代性与乡村现代化的思考.第二章,主要在驳杂丰富的当代都市文化语境中,讨论新世纪都市小说创作中的性别书写。丰富多彩的当代都市文化语境与文化景观,既是新世纪都市小说性别书写的外部生成背景,同时,又为性别书写提供了丰富的话语资源。新世纪都市小说中的性别书写透视了由于金钱、权力、欲望等对现代都市男女的生活的介入,造成了都市男女间关系的异化,以及个体人性的异化与现代主体性的丧失;呈现了都市文化语境中现代男女的生存焦虑与精神困惑。新世纪都市小说中的性别书写呼唤两性间美好的、和谐的情感关系的构建,希冀通过此途径,实现对现代都市中异化的两性关系的精神救赎,体现了创作主体超越了单一类别的性别认同的局限,体现了对当代都市人的生存困境的关怀。新世纪都市小说性别书写的独特性得以显示。第三章,着重论述了新世纪小说创作中性别书写的叙述策略。一切形式都是有意味、有温度的形式,形式即内容。新世纪小说创作中性别书写呈现的显在的叙述策略,体现了创作主体潜在的价值诉求、情感取向与性别观念的内涵等。新世纪小说性别书写的策略、文本的深层意蕴以及作家的思想内涵达成一种契合。新世纪小说性别书写中的地母人物群像的展现、美杜莎式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古典才子佳人模式的当代置换变形以及复调叙述模式的呈现,彰显了创作主体对现代人的生命关怀与对两性关系的理性思考。第四章,主要对新世纪小说创作中性别书写的审美特征进行了分析。新世纪小说创作中性别书写的审美特征主要表现为:一是反精英主义的凡俗化倾向;二是悲剧意蕴的凸显;三是性别叙事的弱化。这三种特征存在着内在的思想意蕴的一致性,与新世纪作家的审美关怀息息相通,体现了创作主体跳出了个体单一的性别身份认同的藩篱,将对普通人的世俗关怀与对人类的终极关切融合于一,传达了一种高远的人类情怀。结语,从宏观上俯瞰新世纪小说创作中性别书写的图景,进一步分析新世纪小说中的性别书写与作家内在审美关切的关系。

袁筱青^[9]（2015）在《女性文学的性别/文学双维度教学模式》文中研究指明女性文学课程不仅仅是文学作品赏析课程,更应侧重用性别视角剖析文学现象中的性别文化内涵,从授课主体、对象、内容、形式上都必须突出其与一般文学赏析课的不同,展开性别/文学双维度教学。

冯凯^[10]（2014）在《论贺桂梅的女性主义批评》文中研究表明贺桂梅是当代一位日益走向成熟的青年批评家,她的学术潜力不容小觑。本文简要地对其研究领域中的女性主义批评进行了梳理,通过考察其对延安时期和当代女性文学的读解和思考,分析了贺桂梅文学批评理论的基石和来源,以及戴锦华和洪子诚对她的影响。

二、性别文学研究现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性别文学研究现状（论文提纲范文）

（1）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的女性小说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权力入侵下的悲剧 ——论毕飞宇小说中的两性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3）晚明女艺人的文人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战后日本“满洲”返迁经历的文学表象及其思想史位相（论文提纲范文）

（5）“异域”的视野：《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MCLC）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的文化透视（1978-2013）（论文提纲范文）

（8）新世纪小说创作中的性别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女性文学的性别/文学双维度教学模式（论文提纲范文）

四、性别文学研究现状（论文参考文献）

• [1]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的女性小说比较研究[D]. AYE AYE KHAING. 湖北大学, 2020(02)
• [2]权力入侵下的悲剧 ——论毕飞宇小说中的两性书写[D]. 王雷.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1)
• [3]晚明女艺人的文人圈研究[D]. 刘建华. 西南大学, 2020(02)
• [4]战后日本“满洲”返迁经历的文学表象及其思想史位相[D]. 蔺静.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5]“异域”的视野：《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MCLC）研究[D]. 李梦云. 浙江师范大学, 2019(02)
• [6]物质、生态、科技:后人文主义与当代外国文学——“2019年当代外国文学学术研讨会”综述[J]. 焦敏. 当代外国文学, 2019(02)
• [7]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的文化透视（1978-2013）[D]. 刘霞云. 南京师范大学, 2017(12)
• [8]新世纪小说创作中的性别书写研究[D]. 夏豫宁.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5)
• [9]女性文学的性别/文学双维度教学模式[J]. 袁筱青. 长江丛刊, 2015(31)
• [10]论贺桂梅的女性主义批评[J]. 冯凯. 文学教育(上), 20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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