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私有化的特殊转变:买者垄断的产生(英文)(论文文献综述)
程睿[1](2021)在《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世纪70年代后,为获取更多利润、实现资本增殖,资本主义国家依靠资本输出不断地提高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与变迁,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逐渐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此历史背景下,西方理论界开启了对于帝国主义特征与实质的理论研究。伴随帝国主义理论的出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宣告诞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概念与内涵由帝国主义理论析出。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基础概念、合理内核与最终目的。广义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是帝国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涵盖自帝国主义理论诞生以来的全部帝国主义理论中经济范畴的阐释,包括20世纪初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20世纪中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21世纪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也包括中国对于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成果及其他国家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狭义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则包含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及其后出现的西方帝国主义理论中对于不同时期帝国主义经济控制方式的理论批判,即“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国家实行全球霸权的手段。在经济帝国主义理论视域中,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核心目的,军事帝国主义、政治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均作为助推经济帝国主义经济扩张的重要手段,从属于经济帝国主义而非与经济帝国主义并列。经济帝国主义的特质在全球化中体现地愈加明显。20世纪是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萌芽时期,由前列宁时期的帝国主义理论与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共同组成。前列宁时期的帝国主义理论为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提供思想来源,是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初探。列宁在坚持和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在对前列宁时期霍布森资本扩张本质论的利用与帝国主义寄生性的补充中,对希法亭金融资本垄断论的基本继承中,对卢森堡积累规律论的批判性借鉴中,对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批判中,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提出了列宁帝国主义论。列宁用案例分析与理论阐释相结合的写作手法,以特征论与阶段论的视角对帝国主义的五大基本经济特征进行梳理、提炼、概括。其中,特征论是阶段论的基础内核,阶段论是特征论的合理命题。列宁揭示出帝国主义的政治与社会特征是垄断的、寄生的、腐朽的、过渡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给帝国主义作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的定义,揭示出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得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前夜的结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新路径,开创了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范式。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提出也标志着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正式确立。二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及研究帝国主义的理论有了新的大发展,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使得旧殖民地纷纷走向独立,然而政治上的独立却没能使得新兴民族国家在经济上获得良好的发展,多数民族国家的经济仍然发展缓慢甚至处于发展停滞的状态。与之相反的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复苏与经济腾飞。20世纪50年代末,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思考当代资本主义的命运与未来,重点针对落后国家为何落后、落后国家如何摆脱落后等问题展开探讨,生成了以“依附论”、“世界体系论”为代表的“二战后帝国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由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向更新的帝国主义理论的理论转变。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也宣告进入了“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新时期,以保罗·巴兰的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理论,萨米尔·阿明的“中心”与“外围”经济结构理论为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中最具奠基性、代表性的理论成果。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理论,结合二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与新变化,以“经济剩余”为切入点展开对于垄断资本控制下落后国家经济结构形态的分析,以案例分析和历史性回顾的方式对于落后国家“欠发达”根源进行理论透视,揭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早期侵略和殖民统治是落后国家的“欠发达”根源,致使欠发达国家的发展基础被破坏、发展道路被扭曲、经济剩余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单向流动。提出落后国家想要突破“欠发达”根源,在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最大可能、最好出路是社会主义革命。该理论是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奠基理论。“中心”与“外围”经济结构理论是在继承马克思、列宁相关学说的基础上,以巴兰“经济剩余”和资本积累的观点为出发点,在对当代帝国主义理论部分学者研究成果批判性借鉴的基础上,以经济过程为论证核心,对垄断资本控制下的“中心”与“外围”的资本主义形态、经济结构、南北不平等交换的具体形式及原因、垄断资本剥夺下生成的“中心积累”与“外围停滞”分配格局进行剖析。揭示出处于“中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处于“外围”的落后国家由于社会历史、生产方式、积累模式的不同造成了垄断资本控制下不平等的世界经济结构与分配格局。该理论是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中最具代表性与综合性的理论成果。进入21世纪,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迎来了重大的历史契机。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苏联解体、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等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促使西方左翼理论家将研究的重点重新聚焦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21世纪“新帝国主义理论”应运而生,21世纪“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实现了同步发展。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根据经济帝国主义进程中资本积累、生产方式、民族国家地位等的变革展开讨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是:大卫·哈维关于资本积累逻辑的批判理论、迈克尔·哈特与安东尼奥·奈格里的生产方式变革理论、埃伦·梅克辛斯·伍德的民族国家理论。资本积累逻辑批判理论,力图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视域下创造出一个以资本积累逻辑批判、资本积累空间修复批判、资本积累的剥夺性积累批判为基础的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框架,展开对于新经济帝国主义形成、发展、演变的全新阐释,开创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批判范式的新维度。其中,资本积累的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是理论分析的主线,空间修复是资本积累新的转移方式也是分析空间地理的工具,剥夺性积累是资本积累的主导形式与驱动力。生产方式变革理论,以帝国为核心概念对帝国的本质、帝国的统治形式、帝国的生产方式展开论述。生产方式变革理论揭示帝国的本质是资本帝国、帝国的统治形式是生命政治统治、帝国的生产方式是生命政治劳动,指出反抗帝国的主体在生命政治劳动中产生,探讨了未来社会的理想形态及存在的可能。民族国家理论,以资本帝国主义作为对新经济帝国主义的表述方式,在将资本帝国主义与传统帝国主义、战后帝国主义形态的比较中,概括出资本帝国主义的特殊性,探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与资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指出经济与政治的剥离是资本帝国主义与以往帝国主义的根本区别、全球化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扩张与帝国霸权、全球化中资本帝国主义的核心目的是实现世界范围内的经济霸权统治、民族国家是对抗资本帝国主义的重要力量与全球无产阶级革命的能量场。根据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所揭示的经济帝国主义的本质、结构、生产方式、资本逻辑、资本积累、对抗主体等内容,可知经济帝国主义在全球化中依然不会停止其向更深层次演进的脚步,全球化中经济帝国主义的诉求依然是构筑资本的帝国。经济帝国主义的本质、中心与外围的经济结构未发生根本改变,经济帝国主义也在演进中不断地生发出新的生产、积累、扩张、修复形式。研究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根本目的是找寻跳脱经济帝国主义资本逻辑的路径,推动实现世界各国的平等发展。民族国家在全球化中的持续在场使之成为反抗经济帝国主义的重要主体,民族国家的领土逻辑与民族意识的觉醒成为辅助全球化中与经济帝国主义交锋的关键要素,新的反抗主体指向民族国家、新的发展路径指向社会主义。经济帝国主义已经开启了全球化中的新一轮权力布展,中国在经济帝国主义过程下的发展道路与实践经验为世界经济治理、世界各国的政治与文化发展提供了借鉴思路与参考方案。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节点,以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为基础,反思中国在经济帝国主义过程中对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应对策略,生发出关于历史的总结与未来的展望,能够为促进实现反经济帝国主义扩张提供新的论据支撑。
刘琨[2](2021)在《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石,为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物质工程设施及相关公共服务,对其投资可以带来几倍于投资额的“乘数效应”,有着举足轻重的“先行地位”。随着全球基础设施短缺及老化现象日益严重,给各国政府带来了持续性的挑战。由于传统采购模式引起的公共部门财政支出与债务压力,以及资产交付与服务质量的低效率问题,基础设施正由公共供给转向私营供给,这一趋势因思维方式转变和良好实践效果受到支持,因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得以加强。上世纪90年代,随着英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兼顾效益、效率、公平的公私合作PPP模式应运而生。目前,全球已有135个国家开展了基础设施公私合作,但各国PPP运行效率差异较大,在PPP模式风靡全球之际,加拿大发展为最具PPP市场热度和成熟度的国家之一。本篇论文针对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展现了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全貌:以PPP模式相关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加拿大PPP模式发展进程中,全生命周期采购管理,风险管理,多元化投融资市场,法律制度与政府监管体系建设四个方面的探究,挖掘加拿大PPP模式跻身领先地位的深层驱动力。目前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正经历由高增长到高质量的规范化发展阶段,面临着诸多困难与挑战。通过研究,吸取加拿大PPP模式发展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中西交流和鉴往知来,对我国PPP模式的行稳致远与深化基础设施领域的国际合作均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首先,本研究从四个方面对PPP模式相关理论和制度优势进行了探讨。第一,阐述了PPP模式概念,众多参与主体、伙伴关系、风险分担、利益共享、服务绩效五个主要特征,以及价值驱动因素。第二,分析了PPP模式应用对象,即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特征,基础设施属性与市场失灵,以及PPP模式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应用行业领域。第三,以公共选择与政府失灵、新公共管理与实践、公共事业民营化等公共管理理论为依据,探究了PPP模式的制度优势。最后,以不完全契约下的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分析了PPP模式缔约机制,有助于深入了解物有所值、投融资结构、风险与利益分配、合同管理、绩效监管与激励机制等一系列关键问题。第二,分别从基础设施的需求侧与供给侧两个角度,阐释了加拿大基础设施建设引入公私合作PPP模式的动因。总结了近30年加拿大PPP模式发展的两次浪潮及特征,宏观展现了项目在各基础设施领域、管辖层级及地域分布的基本情况。在1991-2003年的第一波浪潮中,加拿大PPP模式经历了由理论转向实践的艰难过程,伴随着部分项目失败,在质疑声中积累经验和教训。第二次浪潮是2004年至今,加拿大省级政府作为PPP主要开拓者,打造了更具活力的基础设施PPP市场,公共部门拥有更专业的评估技术与监管能力,制定了更明晰的法律制度体系,不断深化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伙伴关系。在项目实践中,转变对私营资本需求方式,优化交易结构与回报机制,采用有限的需求与市场风险转移,极大提升了PPP项目产出效率及复杂程度。第三,加拿大PPP模式展现了公私双方从咨询伙伴、运营伙伴、协作伙伴、到贡献伙伴权利逐渐下放过程,根据私营部门参与度和风险转移程度,形成连续的包含设计、建设、融资、维护、运营等责任的组合体。在探讨加拿大PPP模式全流程运行机制和采购管理中发现,加拿大主要PPP应用省份虽然较其他国家和地区,在项目审批与采购管理上更为复杂且周密,但实际上加拿大PPP项目采购效率极高,表现为较短的招投标时间以及较低的招投标成本。这种高效性得益于,采购前期项目评审与决策管理、招投标评估与竞合谈判、合同体系建立三方面的运行监管与结构设计。首先,加拿大PPP项目采用了以物有所值为核心,细致且繁复的前期规划和评估工作;其次,加拿大省级PPP专业机构借助发达的咨询服务,实施评标以及竞争性对话,能够确保透明度和竞争性,权衡技术创新与财务方案;最后,分析了加拿大PPP合同协议在绩效产出规范以及回报机制两个关键边界条件的特征。第四,基础设施发展的先决条件是能够获得足额、长期、稳定的资金,PPP模式核心价值驱动因素之一是发挥民间资本优势,缓解政府财政支出与债务压力。加拿大PPP模式迅速发展,也得益于其成熟且深厚的PPP项目投融资市场。论文回答了关于加拿大PPP项目投融资结构的相关问题,并着重阐述了包括PPP项目债券、绿色债券、社会效益债券在内的债券类融资,政策性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养老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以及加拿大PPP基金与联邦基础设施基金,以上四类重要且极具特色的多元化投融资工具,对加拿大PPP模式支持方式和投融资特征。第五,加拿大PPP模式风险管理较为完善。以加拿大风险管理制度、风险管理原则以及风险管理工具为依据,探讨了加拿大在PPP项目风险管理七个要素,分别为风险全流程沟通,建立风险管理范围和标准,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评估,风险处置,以及风险动态监管。并根据安大略省交通类PPP风险矩阵,探讨加拿大PPP项目风险识别中的风险触发机制与影响结果,以及风险评估方案。最后,归总加拿大主要省份交通项目的风险分配方式,探究加拿大PPP项目风险分配特征。第六,加拿大PPP模式拥有较为健全的法律制度体系,宏观治理能力仍有待提升。首先,探讨PPP制度建设的意义,以及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下PPP立法特征,总结了加拿大联邦及主要省份PPP法律制度体系。其次,将治理能力、人力资源、协调能力归纳为加拿大PPP专业机构三大核心能力要素,体现了联邦PPP机构的战略引导作用,以及省级PPP机构的运营与执行能力。最后,从绩效监管、财政监管、审计监管三个方面,探析加拿大PPP广泛的宏观治理体系。最后,对加拿大PPP模式进行了评价及启示。重点分析了加拿大PPP模式按预算与准时交付效率,社会公众与主要参与者认可度,以及项目经济系统性影响。探讨加拿大在PPP模式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包括市级PPP市场发展的制约因素,降低对长期私营资本需求及有限需求风险转移所带来的影响,以及部分地区和项目未实现真正的物有所值的原因。并且对本篇论文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进行了总结。篇末部分,阐述了我国PPP模式发展现状和问题,并通过对加拿大的研究得到对我国PPP模式发展的启示。
王雪[3](2020)在《破解资本权力之谜 ——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中的一个政治问题》文中认为政治哲学是当代哲学的显赫学科,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按照英国着名政治哲学研究专家杰弗里·托马斯的看法,主流政治哲学的研究主题包括:权力与公共利益、正义与平等、自由与民主、国家与法律、权利与财产权等重大问题;其中的权力问题又是所有这些主题中头等重要的问题,从而是探讨任何政治哲学问题的合理起点(1),因为围绕权力、财富和地位的冲突是人类政治生活的基本现实(2)。或者引用赵汀阳先生的论断:“权力与利益的博弈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3)马克思当然不能归属于近代西方主流政治哲学,而是这一主流政治哲学的批判者;马克思对近代西方政治哲学进行批判的最重要理论成就,是他通过对资本的批判性理解而达成的对资产阶级财产权的批判。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透视资本的压迫性本质,追问资本何以具有权力,探讨这种权力的内在结构和运作方式,就成为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领域应有的一个重要课题。从历史的观点看,资本的权力问题是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崛起而进入近代政治哲学的视野之中的,由亚当·斯密首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把理论的重心从政治领域转向经济领域,将新时代人类文明发展的蓝图建构在对财富的无限追逐之上。由此产生的理论后果是,经济领域中权力与利益的分配问题成为近代政治哲学的新主题,财产成为权力作用的核心要素,资本的权力取代传统的以宗教和政治为主的权力形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普照光”意义的最大的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马克思捕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这一历史性本质,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深入到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机理内部去探寻资本作为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的运作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消解资本权力,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人类解放的全新政治哲学规划。本论文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前提,以政治哲学中的权力问题为基本视角,通过探究马克思资本权力批判的理论内容,来透析资本权力隐秘而复杂的运作机制,以此揭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政治问题,并由此说明马克思对近代政治哲学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本论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旨在对近代政治哲学语境中的权力和资本权力问题的生成作一个历史性的回顾,为探究资本权力的复杂结构和政治意义提供一个学术背景。新兴的政治经济学取代近代政治哲学的主流地位是“资本权力”概念形成的总体性理论背景。政治经济学作为“近代市民社会的科学”,终结了古典政治理论的政治观念论传统,经济取代政治被置于理论的首要位置,财产权取代传统的政治权力成为近代市民社会的实体性社会内容。马克思从对人的现实生存条件的考察出发,发现黑格尔的法哲学无法解决“物质利益的困惑”;通过批判黑格尔法哲学,马克思意识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由此开启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宏伟理论工程,为反思财产权理论的政治性与历史性限度提供了最恰当、最深刻的平台。马克思指出了近代财产权理论的两个根本性教条:第一,财产权理论依托于近代哲学所构建的“个人”范畴,“个人式主体”是财产权理论的出发点,从而导致了财产权理论的“个人原则”。第二,“主体式个人”开创了“权利本位”的现代政治社会,私有财产权被确立为自由的首要基础,“自我保全”的欲求使“财富最大化原则”成为财产权理论的另一个教条,所谓个人权利主要是“获得财产以维护自己的利益”的权利。个人作为财富主体与权利主体,成为近代哲学的主导性范式。在近代政治发展的历史性格局中,财产对自身权利边界的扩张,嬗变为其最高政治形式,即资本的权力,这是资产阶级社会最普遍也最强大的支配性力量,其理论依据是作为市民社会政治理论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将批判的锋芒指向政治经济学崇尚的“自由市场”原则,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揭示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造成资本权力统治的现实根源,揭露了资本权力所造成的历史幻相、劳动幻相和自由幻相,为反思资本权力的形式与本质提供了最深刻的理论平台和理论方法。第二章基于对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深度解读,从劳动、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方面探讨资本权力的发生机理和运行机制。通过描摹经济运作的现实过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政治哲学批判的高度上揭示出资本权力在社会生活中的实现路径,还原物的关系背后所隐藏着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生产过程中,通过购买劳动力,劳动对资本从“形式上的从属”过渡到“实际上的从属”,劳动者的主体性被消解。资本权力转化为对人的生命和生活的“规训权力”,以时间和空间的双重维度塑造生产者,将独立自主的个人驯化为“经济上有用且政治上无害”的柔顺个体。在分配层面,资本家以工资购买劳动形成一种隐秘的非等价交换,资本的权力建构起一种平等幻相,掩盖了资本以财产权名义索取剩余价值而产生的对于工人阶级的政治压迫性;同时,通过榨取剩余价值并凭借自身资本量参与剩余价值分配,资本权力由此获得了维系自身存在的物质基础。在交换层面,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根源——“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对立统一,形成了资本权力的价值幻相,商品的使用价值被交换价值所掩盖,资本权力表现为货币的权力,以其自身的购买力形成对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支配力。在消费层面,消费以异化自身的方式实现了晚期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对权力的新一轮攫夺和自身转型,通过控制现代人对商品的需要和消费,重建了评定社会价值标准的方式,并形成一套全新的资本权力运作机制;由此导致的自由幻相表现为,表面上人成为自己需要和欲望的奴隶,深层意义上则接受了资本权力的更彻底的统治。第三章基于唯物史观,分析马克思对资本权力的价值批判,以此澄明马克思所规划的超越资本统治,实现人类解放的革命主题。这一部分主要吸取了马克思哲学的核心概念“共同性”、“无产阶级”、“共产主义与自由人联合体”,来展开讨论资本权力批判问题的理论思维前提,指出马克思将对资本权力的批判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之上,以人的实践的否定性和超越性为基础,通过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最现实的生存状况——个人受资本权力的统治,来唤醒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推翻造成权力压迫关系的社会历史前提,在此基础上实现消解资本权力、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哲学目标。马克思的资本权力批判理论以极为强大的理论穿透力启发了后世哲学家对于权力问题的思考建构,形成了资本权力问题的“生命政治回响”。作为这方面的两个着名案例,本章专题探讨了马克思资本权力批判工作对福柯权力理论和当代生命政治理论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福柯正是沿着马克思资本权力批判的思路和问题框架继续前进,进一步揭示了资本权力的外显形式变化:工厂纪律——“规训权力”——“生命权力”,并以此重思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而当代生命政治理论则以对“生命存在样态”的追问在新时期重启对资本权力的思考,发掘马克思资本权力批判理论中的生命政治要素,以期建构“新共同性”,在新时期探索实现人类自由解放的可能路径。
靳永茂[4](2020)在《《资本论》中的虚拟资本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世界经济发展的虚拟化趋向凸显,世界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逐渐呈现“倒金字塔式”,实体经济同虚拟经济的发展严重失衡,而其背后的直接动因同虚拟资本的无限扩张密不可分。进入21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金融技术的革新,持续推进金融创新,多样性金融衍生品等高级虚拟资本形态不断被推出并运用于资本逐利,虚拟经济的无限扩张致使其远远脱离实体经济能够支撑的范围。2007年次贷危机的爆发引燃了震撼全球的金融危机,时至今日,全球经济依然未能彻底从那场危机阴影中摆脱出来。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反思经济发展方式,并推出系列“再工业化”战略,意欲均衡经济结构,不过并未有效扭转经济结构的失衡状态,经济虚拟化及金融化趋向依旧快速推进,给当前金融全球化背景中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构成潜在威胁。深究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发展趋向及其危机后果的根由,追寻经济虚拟化趋向中世界经济有序发展的良策,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成为具有危机解释力及现实指导性的根本理论指引。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主要体现在《资本论》中,该理论揭示了虚拟资本的历史生成性,阐释了虚拟资本的内在蕴涵,赋予了马克思资本理论以新的说明,对虚拟资本扩张中经济发展走向展开科学预判,同时深刻剖析了虚拟资本形态中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缘由,该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方位。作为开放的理论体系,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伴随时代发展及虚拟资本形态的升级不断充实完善,并在虚拟资本多样化形态演进、虚拟经济快速发展和经济中诸如金融危机等问题的预防及应对中越发彰显其时代价值。当代虚拟资本的发展状况虽然已全然不同于马克思所处时代,但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所告诫的虚拟资本发展的基本原则及所揭示的运行规律依然适用。我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本指引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不能脱离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指导,我国虚拟资本发展虽起步晚,但发展较快,虽存在发展局限及挑战,但具有鲜明的发展优势,新时代历史方位中,我国虚拟资本及金融事业的发展在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根本指引下,结合我国具体经济及金融发展现实正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论文对《资本论》中虚拟资本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的研究,借助文本分析法梳理经典文本中马克思对虚拟资本理论的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把控虚拟资本生成、存在、运行、发展及影响等整体脉络;透过视域融合法实现对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文本理论定位及时代价值重塑;通过比较研究法凸显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在剖析经济虚拟化背景下金融危机复发及运行机制和规律的优越性,彰显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时代价值。论文遵循研究的多重性,借助对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阐释,就其生成过程的历史性、理论体系的完整性、本质内涵的批判性、时代延续的发展性、现实指向的价值性等层面展开分析研究,通过“追溯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生成过程——梳理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内在蕴涵——判定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理论方位——续论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与虚拟经济——凸显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在金融危机中的解释力——坚定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在我国虚拟资本发展中的根本地位”的逻辑推演,明晰研究展开的具体演进路径。论文旨在探究并梳理马克思《资本论》中蕴含的虚拟资本理论,展现理论对经济发展趋向的解释力及预判力,定位并论证马克思虚拟资本的理论方位,加深对虚拟资本理论在资本主义危机实质的揭露及批判过程中作用的认知,强化对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运行规律的揭示进程中意义的理解,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时代解读,从理论上论证其对现实发展的指导性和价值性,为推进理论同现实实践的深度结合准备前提条件,并在不断丰富的现实基础上为推进理论的现代化(中国化)发展进程做出积极探索。同时,对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研究能够进一步厘清金融风险及危机存在和运作的内在机制,为金融全球化条件下有效防范和应对风险及危机提供理论支撑,有效推进虚拟经济同实体经济关系的协调发展,根本指引我国新时代市场经济推进中金融事业的发展方向。
陈宇[5](2020)在《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及其当代在场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完成为标志,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正式形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列宁主义的重要构成单元。同时,作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它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资本逻辑的批判精神,并立足当时的现实境况,成功指导了俄国十月革命,也为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奠定了宝贵的理论基石。列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相关理论的指导下,批判性汲取了同时代众多理论家如霍布森、希法亭等人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自身的帝国主义理论。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系统考察了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内在特性、历史地位与发展趋势等,深入论证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及其策略。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将垄断作为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将金融寡头的统治视作帝国主义的政治实质,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和最后阶段,指出了帝国主义的垂死性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具有无可替代的理论与实践价值。然而,时过境迁,二战后,曾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构的旧有的帝国主义体系已愈发难以维系。在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张力作用下,当代资本主义有了全新的发展,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及其当代在场性也由此遭遇了诸多挑战。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无论资本主义怎样嬗变,只要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仍在资本逻辑的操纵下运转,列宁帝国主义理论中关于帝国主义垄断本质的揭示、关于帝国主义战争的分析、关于帝国主义历史地位的论断、关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判定等核心内容就不会过时。一言以蔽之,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在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中依然在场。它不仅能够引领当时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走向胜利,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陈浩[6](2019)在《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研究》文中认为本文研究的是:如何构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即如何通过借鉴国外经验和高水平贸易规则,构建具有世界最高开放形态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使其成为引领经济全球化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引擎。本文的理论价值在于:界定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概念,明确货物、资本、人员自由流动的原则,通过要素禀赋、全球价值链等理论找到自由贸易港能够聚集国内外优质要素的经济学寓意。本文的应用价值在于:通过与自由贸易试验区、其他海关特殊区域的比较以及对中国香港、迪拜、新加坡、汉堡、利物浦等成熟自由贸易港经验和世界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的梳理,探索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差异化发展的模式,重点提出海南建设服务贸易型自由贸易港的路径,探索金融、大宗商品、内陆等不同类型自由贸易港模式。本文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可靠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指导。本文沿着“提出问题——理论研究——提出观点--经验借鉴——实践探索—归纳观点”的思路开展研究。研究内容共由七章构成:第一章是“导论”,介绍了论文选题背景、国内外研究基础、研究思路和方法以及可能的创新点和不足等内容。本章内容属于提出问题部分。第二章是“自由贸易港理论基础”,通过要素禀赋理论、“守夜人”、“凯恩斯主义”、“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公共产品等基础理论和交易成本、经济成长阶段、政府管制理论、全球价值链、新制度经济学等方面试图探讨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经济学基础。本章内容属于理论研究部分。第三章是“自由贸易港分析”,界定自由贸易港主要特点和“中国特色”的具体体现,以及与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区别。本章内容属于提出观点部分。第四章是“全球着名自由贸易港的成熟经验”,通过梳理汉堡、利物浦等“转口贸易型”自由贸易港和中国中国香港、迪拜、新加坡等“综合服务型”自由贸易港的发展历程,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借鉴。第五章是“国际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和制度经验分析”,介绍TPP、CPTPP、欧盟海关一体化、欧日经济伙伴协定和中国智利自贸升级协定相关情况,为中国自由贸易港建设树立国际标准,争取建设成为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第四和第五章的内容属于经验借鉴。第六章是“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路径”,从推动消费、服务业、营商环境、金融开放、房地产、人员流动等方面重点探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特点,并浅谈其他内陆型、战略型和特殊功能型自由贸易港的构想设计。本章内容属于实践探索部分。第七章是“结论与讨论”,归纳本文研究形成的结论性观点,探讨本文研究需要进一步完善之处,对该领域研究提出构想。本章内容属于归纳观点部分。本文认为: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意义重大。一是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亲自部署的重大国家战略,是新时代下我国建设开放型经济体制的创新举措,也是我国改革进程的必然。二是从中国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先进经验来看,自由贸易港是全球开放程度最高、货物服务人员高度自由流动的地区,但也存在发展腹地狭窄、本地产业薄弱、政府角色弱化等缺陷。三是从经济学上讲,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通过完善市场机制,打破行业垄断和准入壁垒,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提高企业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反应能力;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通过政策、规划和法治引导市场行为,避免市场失灵。此外,还要发挥制度设计优势,提高改革效应。四是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要特色化发展,既要借鉴中国中国香港、新加坡、迪拜等自由贸易港成熟经验,又要支持海南根据自身特色建设服务型自由贸易港,因地制宜推动制度创新实现最高水平的开放。本文创新点一是提出如何发挥自由贸易港的“中国特色”。主要特点包括制度设计更为灵活、以经济体制和社会治理制度创新为核心、注重发挥中国共产党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先进性作用、坚持政府积极作用加强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发扬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以及服务和融入国家重大战略等;二是通过分析逆全球化的原因,提出全球价值链既体现经济价值,又兼顾社会价值。所以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既要围绕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趋势,通过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创造全球最优的营商环境,为中国企业乃至全球企业深度参与国际价值链提供制度保障,提升经济活动的效率,也要推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打破全球市场的单一化分割,破除行政垄断和资本垄断,推动全球价值链向着普惠、共享的方向改革,体现制度优越性保障公平;三是梳理TPP等国际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的相关内容,提出中国自由贸易港要对标国际规则和标准,不仅要实现货物、资本、人员便利化流动,更要推动信息化革命带来的全球数据自由流动,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侯胜东[7](2019)在《论产业结构现代化中的聚合型制度创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近代以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几代中国人为之奋斗的夙愿。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对我国的现代化发展划定了时间表,也就是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2050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产业结构的现代化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认识到,现代化的道路并不是只有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一条,产业结构的现代化更不应该仅仅依照西方的产业结构现代化模式来推行。制度创新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制度经济学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经典假设,将制度性因素纳入了一般经济分析的范畴。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也表明,制度性因素对经济增长发挥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仅有制度而没有制度创新只会导致更大的问题。根据历史发展的经验表明,如果要保持产业结构调整的高绩效,必须有相应的制度创新作支撑。在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制度创新的来源和形成对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影响需做进一步的讨论。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就在于证明和阐释聚合型的制度创新对产业结构现代化的机理;本文通过文献调查、比较研究、实证分析等研究方法对聚合型的制度创新与产业结构现代化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了研究。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现有产业结构理论重视技术的量化研究,而轻视理论的质性分析。在本论文的前三章中,就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基本概念、基本内涵做了界定。其中,第一章是论文的导论部分,主要包括选题依据、研究进展、可能的边际贡献以及研究方法。第二章是论文的理论基础;第三章是论文的研究框架。在第四章,就聚合型制度创新在产业结构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机理做了具体阐释。在第五章中,选取了聚合型制度的具体指标对产业结构现代化的作用做了实证分析。在第六章中,对我国产业结构现代化的演进历程、动因以及内源型制度对我国产业结构现代化的正负影响作了具体研究。在第七章中,选取了以美国、日本、德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这些国家聚合型制度创新对其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影响。另外,选取了以印度、前苏联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这些国家的聚合型制度创新在其产业结构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在第八章中,本文以实证分析和质性分析得出的结论基础,谈论了在我国产业结构现代化过程中,怎样通过聚合型的制度创新推进我国产业结构现代化的措施。在第九章中,就本文的结论和研究局限作了说明。本文的研究表明,在产业结构现代化过程中,聚合型的制度创新更有利于产业结构的现代化。聚合型制度决定了不同经济体产业结构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内源型的制度创新可以在产业结构现代化提供新的增量激励,实现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帕累托改进。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必须要通过聚合型的制度创新实现产业结构的现代化。综合历史上不同国家的产业发展实践可以发现,产业结构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必须依据本国的切实国情,因地制宜的选择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式。对于我国的产业结构现代化而言,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本文认为应该更加注重发挥不同主体的内源型制度功能,应该发挥市场、政府、企业、社会等主体性作用,以进取的民族精神、悠久的文化底蕴、科学的理论导向、广大的阶层基础以及新发展理念为内源型动力,以聚合型制度创新网络优化三次产业结构的发展,既要实现三次产业结构的整体现代化演进,又要实现三大产业结构内部的现代化。
詹江[8](2019)在《资源错配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了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为中国经济获得近40年的高速增长,但“中国式赶超”的结果也使得积累了40年的体制性、结构性问题日渐暴露,特别是市场要素配置效率问题日益凸显。我们发现如下关于中国问题的几个基本事实:(1)中国目前要素市场改革尚不完善。在中国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各种要素资源在企业之间的配置往往受到所有制性质的约束和影响。虽然产品市场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型基本完成,但要素市场的改革仍较为滞后。(2)目前中国亟待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相对比较低,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一定差距,因此中国经济未来最大的挑战就是要进一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正在下降。(3)中国当前的企业家仍面临制度约束。企业家作为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经济增长的重要生产要素。在中国要素错配的特定环境下,特别是民营企业家仍面临金融资源的“所有制偏好”,从而导致民营经济部门的的挤出效应。基于这些事实观察,我们试图理解上述生产要素的扭曲即资源错配是如何影响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这一重要问题。并且在当前中国制度背景下,我们考虑到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损失进行估计并揭示其微观形成机理,寻求提高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路径和做出政策建议。我们研究了有关要素扭曲和资源错配的大量文献,利用了Hsieh&Klenow(2009)年的开创性工作。Hsieh&Klenow的贡献在于考察了企业间的资源错配,为理解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方向。在理论分析中我们阐述了资源错配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的三个过程,即分别是资源错配的形成机制、资源错配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以及企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到宏观层面的加总机制。同时我们对资源错配进行了进一步细分,对三个单要素的资源错配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的主要创新在于将企业家才能(企业家精神)纳入资源错配的研究领域,扩展了资源错配概念的内涵,并丰富了现有文献对资源错配领域的研究。我们的主要结论如下:首先,在考察资本错配与企业特征关系时,按区域来看,西部地区的资源错配持续获得改善,但改善的幅度在三个地区中最小,基本维持在0.72到0.50之间,中部地区平均每年的潜在增长率都低于其他地区,东部地区的改善程度最为明显,从0.91到0.4,说明扭曲的限制不断缩小,但仍然存在潜在生产率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从规模分布来看,25百分位规模的企业在2003年扭曲恶化之后逐步消除,因此潜在增长率在2003年以后逐步下降。在考察资本错配与生产率动态分布关系时,我们发现随着年份增加,一个明显趋势是两者分布的左侧分布呈现逐渐变薄和缩尾趋势,表明这几年中位于分布左侧的低生产率企业逐渐退出市场活动,另一个可能途径是通过改善生产率水平,并且生产率提升水平超过行业的平均值。三种离散分布都有不同程度的反弹,说明这一时期企业间的生产率水平具有扩大的趋势,说明由于扭曲的扩大趋势,企业之间生产率分布的离散程度增加。其次,我们得到劳动力要素的错配对省级层面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体地说,1985-1997、1997-2007、2007-2016年以及整个时期的平均扭曲程度、有效和实际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从1985年到1997年,实际年度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比有效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高0.48个百分点。即,第一个子时期内要素分配的改善对TFP年增长率贡献了大约0.459个百分点。并且实际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年增长率在长期来看比有效全要素生产率低0.536%。同时,我们还可以发现,整个扭曲程度对实际与有效的TFP增长率差异的影响越来越小,说明随着资源错配的改善,不仅扭曲的程度一直减少,扭曲对平均有效的生产率效应的影响也逐渐降低,分别是-0.74、-0.59、-0.41。第三,进一步我们对企业家才能的错配分析表明,由于制度层面的扭曲因素加剧了资本错配的程度,从而融资约束导致企业家职业选择决策的变化,并进而影响到企业的产出。基本结论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来自于国企部门低效企业的退出。改革的直接影响是私营部门的扩张,而持续的私营企业收入份额不断增加导致劳动力的需求提高了均衡工资,导致低效的国有部门企业家的退出。由于在模型中考虑了制度改革这一变量,所以我们的结论对于理解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经济转型过程和中国经济增长或许具有启发意义。通过反事实分析模拟得到TFP与真实值相比较,我们可以得到制度变革(改革开放)带来TFP的改善程度,我们发现在1992年的改革之后,TFP继续演变的结果比改革前的趋势高出23%,说明制度改革可能是在这个时期间内引发中国TFP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总之本论文从异质性企业理论的生产函数出发,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分析,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省级行业面板数据对理论模型予以实证检验。模型的共同特点是通过反事实的分析方法,即通过存在错配的现实情形与假设不存在错配的假设情形作比较,得到错配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最后我们将资本、劳动力和企业家才能错配纳入到统一的理论模型和计量回归模型中,发现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在宏观层面(区域、行业、不同所有制等)对TFP的影响作用比在企业层面更加显着,且企业家才能错配在企业层面的TFP的作用受到融资约束调节因素的影响。
冯铸[9](2019)在《我国采用PPP模式提供公共物品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主要针对我国采用PPP模式提供公共物品必要性的问题进行研究。首先对国内外PPP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发现目前研究主要集中于PPP基本理论、PPP可行性、PPP实践机制三个方面,关于PPP的研究比较丰富,但在PPP与财政的相关影响方面的研究较少,且侧重于定性分析和可行性方面的研究,关于PPP模式提供公共物品必要性的理论推导还不充分;其次,由于国内PPP起步较晚,缺乏足够长的时间、足够多的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再则,目前对国内外案例的研究单纯分析国内或国外,缺乏对比分析和对特定环境的适应性研究。在梳理PPP研究现状和实践状况的基础上,本文确定研究主题,计划从理论研究、历史沿革分析、实证研究三个方面论证我国采用PPP模式提供公共物品的必要性。从理论研究方面论证PPP对优化资源配置、降低当期财政支出压力、提升社会福利的作用;从我国公共物品及PPP模式历史沿革方面揭示公共物品需求扩大与政府职能转变、地方财力有限之间的矛盾;从实证研究方面分析我国PPP申报并非以满足公共物品需求为目标、依靠政府付费的回报理念还未转变的实际问题;并在总结国内外具体PPP案例的成功经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我国采用PPP模式有效提供公共物品的相应建议。本文在理论研究方面,从传统的公共物品理论入手,将部分物品以排他性和竞争性的强弱进行渐进式罗列,细化物品分类;提出公共物品的供给方式并非一定要由政府充当生产者,提供某些类别的公共物品时,政府更适合充当安排者、管理者角色,由私人部门进行具体生产。分析了民营化理论的发展,发现虽然民营化存在利弊之争,但很多弊病是由于机制不完善造成,PPP模式在规模及影响力方面,都居于民营化的首位,由于其合作理念和共管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民营化弊病,将社会资本用于提升社会福利。分析了公共财政理论的发展,认为公共财政应是一种弥补市场缺陷的财政,以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为宗旨并非一定要政府充当生产者角色。分析了共治理论的发展,政府和市场都是有缺陷的,政府和私人部门的合作将更有利于社会福利的提高,PPP模式将政府和私人部门的优势有效整合,形成共同目标利益,是最能体现共治精神的一种实践探索。分析了目前对于PPP理论的利弊之争,发现争论主要集中于项目成功了能带来哪些益处,失败了又会产生哪些不良后果,都属于可行性的研究。在分析了相关理论发展的基础上,进行了PPP模式提供公共物品必要性的研究,分析发现代际资源的最优配置需要以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为前提,公共物品当期效用大于下期效用,意味着应尽早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PPP模式并不引起财政支出总量变化,只是将一次性的财政支出分散在整个运营期进行支付,能减轻当期财政支出压力、避免扭曲性税收;相对于政府负债,PPP模式能够引入竞争,使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模式趋向竞争性均衡,从而增加社会福利。还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技术进步使公共物品呈现出排他性进一步强化、原有竞争性出现改变、无形化、全球化、界限模糊化的特点,并以一个新的视角,提出公共物品可以分为预防型公共物品、管理型公共物品和制度型公共物品,针对管理型公共物品,政府更多的是进行管理、指导、监督、协调,PPP模式则是政府进行管理、市场进行生产和维护的典型模式。本文分析了建国以来,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状况。改革开放前,城市实施单位制,由各单位负责本单位及家属的公共物品;农村地区由人民公社负责提供基本的公共物品,呈现出公共物品供给水平较低,由政府单一供给,公私不分、供给内容扩大化,逐步形成城乡二元结构的特点。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农村经济制度、国企经营制度和财政制度在经历了一定时间的探索后,逐步稳定下来。分税制改革后,政府定位和职能更加清晰,明确了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中独立主体的思想,政府慢慢从经济建设中退出,从经济参与者转变为管理者、服务者和监督者。政府开始更加关注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和均等化发展,慢慢建立了公共物品和服务多元供给模式,公共物品的供给范围逐渐回归理性,公共物品的地区间差异形成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改革开放后,我国在公共物品的诸多领域无法满足居民需求,在外资的引导下,逐步开展了PPP模式提供公共物品的探索,社会资本主导、地方政府参与配合、缺乏相关制度成为探索阶段的标志。随着公共物品供给的市场化,我国PPP模式进入了试点阶段,政府开始尝试充当项目的发起方,中央政府开始逐步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公共物品供给领域,并陆续出台相关制度进行规范和引导,虽然在推进过程中由于财力的变化,项目推进力度时高时低,但总体上为后来的全面推广奠定了制度基础。2014年以来,PPP进入大力推广阶段,从中央到地方都开始鼓励PPP模式,进一步放宽社会资本进入公共物品供给领域,并集中出台与PPP相关的配套制度。可以从我国公共物品供给和PPP模式发展的历史沿革发现,随着公共物品供给日趋市场化,PPP模式的应用也在逐步扩大。而公共物品需求不断增大与政府职能转变、地方财力有限的矛盾,则反映在现实国情的约束下采用PPP模式是十分必要的。本文通过对11715个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在不同维度下发现了以下几方面规律:从申报地区角度分析,经济欠发达地区PPP项目申报积极性较高、项目识别率较低;经济发达地区PPP项目申报积极性较低、项目识别率较高;从申报级别角度分析,发现省、市、县三级中,项目申报级别越高,申报数量越少、识别率越高;从回报机制角度分析,政府承担支出责任越大、承担风险越多的项目落地率越高;从运作方式分析,传统BOT项目申报意愿和执行数量最多;从项目所属行业分析,市政工程和交通运输类项目申报意愿和执行数量最多;从示范层级分析,示范层级越高,项目落地率越高;从东、中、西部地区各类项目执行率上分析,东部地区优于中部地区,优于西部地区。这些规律说明PPP项目的申报意愿和项目执行率与经济状况、地区差异、所属行业、运作机制存在一定的关系。进而采用多项指标的截面数据,通过逐步回归法进行模拟测算,发现PPP的申报意愿主要受财政收入和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的影响,财政收入将引起PPP项目的申报投资额减少;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增加将引起PPP项目的申报投资额增加,与公共物品的状况没有显着关系,说明我国PPP项目申报的动力主要是财政压力,而不是公共物品需求。发现PPP的项目执行率与财政收入增量、回报机制、高速公路里程和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有显着关系,财政收入增量越大,项目执行率越高;政府承担支出责任越大、承担风险越多,项目执行率越高;公共物品现有水平对项目执行率有负面影响。实证研究论证了我国PPP并非以满足公共物品需求为出发点、依靠政府付费的回报理念还未转变的实际问题。本文从公共物品需求测算、供给理念的转变、供给管理有效性及合作机制四个方面,分析了多个成功与失败的案例。发现公共物品需求测算是政府和社会资本都十分重视的一环,在难以准确测算公共物品需求的情况下,可变合同期限提供了一个平衡性较好的思路,促进参与者达成共识,减少双方博弈。政府和民众关于公共物品采用市场化供给的态度也会决定项目的成败,与民众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转变公共物品必须免费的理念,设身处地为民众考虑,将促进项目取得成功,实现三方共赢。采用PPP模式并不意味着政府完全放手,否则将会把公共物品市场化变为公共物品垄断化,需要政府积极介入,提升供给管理有效性。仅有理论的支撑和良好的意愿,并不能保证PPP项目的成功,合作机制是实践中的关键部分,项目参与方清楚的了解各方的角色定位、责任义务、潜在风险、预期回报、项目灵活度和沟通处理机制是PPP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并在吸收案例经验的基础上,总结了与我国国情相吻合的案例启示。最后,在PPP理论分析、历史沿革梳理、实证分析、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我国采用PPP模式提供公共物品具有必要性的研究结论;从改变传统公共物品供给理念、准确把握公共物品需求、优化PPP项目管理三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在分析本文不足之处的基础上提出了研究展望。
崔同磊[10](2019)在《存量市政基础设施项目PPP模式选择研究》文中提出随着我国城镇化势头的持续增长,公众对城市供水、排水(污水)、垃圾处理和集中供热等市政基础设施的需求也日益提升。面对我国财政有限的预算和债务负担,以及我国市政基础设施领域又存有大量服务效率和质量较低的存量项目,引入社会资本,采用PPP模式盘活存量项目成为我国“十三五”期间市政基础设施规划提出的重点创新方式。存量市政基础设施项目有着投资大、持续时间长、运营模式单一等特点,PPP模式凭借其在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缓解政府资金负担,增强基础设施效率与用户服务体验的等优势,逐渐成为政府关注的重点,并将其推广到存量市政基础设施领域。但是,政府对PPP模式的采用只是提出建议,在存量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实际运作中,存在着简单套用TOT等模式的误区,而PPP分类中模式众多,TOT模式只是PPP模式分类中的一种模式,因此在存量市政基础设施PPP项目前期决策中,如何科学合理的选择出与实际项目最为匹配的PPP模式,是项目能否顺利运行的基础。本文首先分析了市政基础设施的属性,并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国内外PPP模式含义及分类进行梳理,总结出我国基础设施适用的PPP模式。由于三级分类下的PPP模式众多,本文将选择过程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指出存量市政基础设施现存问题和应用PPP模式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同时,通过分析每种PPP模式内涵和存量市政基础设施PPP项目的特点,以存量项目适用性为原则,初步识别出存量市政基础设施项目适用的PPP模式为SC、O&M、LUOT、PUOT、股权转让、TOO,并对初选出的六种PPP模式进行具体运作模式的对比分析。其次,通过文献收集整理和问卷调研的方式,从项目性质、项目风险与收益、政府的能力、外围环境、社会资本的能力、产权与处置六个方面构建出存量市政基础设施项目PPP模式选择指标体系。最后通过将OWA算子赋权和灰靶决策方法相结合构建PPP模式选择模型。同时,结合两个案例进一步验证了所建模型的可操作性,并对选择结果进行分析,针对PPP模式选择提出应注意的问题及相关建议。本文通过对存量市政基础设施PPP模式选择进行分析研究,在理论上为存量基础设施PPP项目决策做了一定的补充,同时在实践中为推动PPP模式在存量市政基础设施项目的应用提供参考。
二、美国私有化的特殊转变:买者垄断的产生(英文)(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美国私有化的特殊转变:买者垄断的产生(英文)(论文提纲范文)
(1)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1.2.1 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1.2.2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与不足 |
1.4.1 创新之处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经济帝国主义的概念内涵与相关概述 |
2.1 经济帝国主义的概念界定 |
2.1.1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广义概念 |
2.1.2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狭义概念 |
2.2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内容涵盖 |
2.2.1 20 世纪初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 |
2.2.2 20 世纪中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 |
2.2.3 21 世纪西方左翼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 |
2.3 经济帝国主义的特质 |
2.3.1 用经济帝国主义手段实现全球霸权 |
2.3.2 用政治文化手段助推经济扩张 |
第3章 20 世纪初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初探 |
3.1 前列宁时期的帝国主义理论萌芽 |
3.1.1 霍布森资本扩张本质论 |
3.1.2 希法亭金融资本垄断论 |
3.1.3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 |
3.1.4 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 |
3.2 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理论奠基 |
3.2.1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时代背景 |
3.2.2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核心观点 |
3.2.3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当代价值 |
第4章 20 世纪中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新成果 |
4.1 垄断资本控制下的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理论 |
4.1.1 落后国家的经济结构形态的理论分析 |
4.1.2 落后国家“欠发达”根源的理论透视 |
4.2 垄断资本控制下的“中心”与“外围”经济结构理论 |
4.2.1 垄断资本构建的“中心”与“外围”的世界经济结构 |
4.2.2 垄断资本掌控下的南北不平等交换形式 |
4.2.3 垄断资本剥夺下的“中心积累”与“外围停滞”分配格局 |
第5章 21 世纪西方左翼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新拓展 |
5.1 全球化中资本积累逻辑的理论批判 |
5.1.1 资本积累的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 |
5.1.2 资本积累的空间修复理论批判 |
5.1.3 资本积累的剥夺性积累理论批判 |
5.2 全球化中生产方式变革的理论创新 |
5.2.1 生产方式变革的生命政治统治 |
5.2.2 生产方式变革的生命政治劳动 |
5.3 全球化中民族国家理论及其新视野 |
5.3.1 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本帝国主义 |
5.3.2 对抗资本帝国主义的民族国家理论 |
第6章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整体性评析与启示 |
6.1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综合评述 |
6.1.1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探索成就 |
6.1.2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偏颇之处 |
6.2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的内容启示 |
6.2.1 资本逻辑跳脱与发展路径选择 |
6.2.2 民族国家在场与民族意识觉醒 |
6.3 经济帝国主义进程中的中国发展之反思 |
6.3.1 全球化中国际经济新秩序重构 |
6.3.2 全球化中政治文化实践空间探索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2)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内对加拿大PPP模式的研究 |
1.2.2 国外对加拿大PPP模式的研究 |
1.3 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
1.3.1 研究方法 |
1.3.2 结构安排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1.4.1 研究创新 |
1.4.2 研究不足 |
第2章 基础设施PPP模式及其理论基础 |
2.1 PPP模式一般性分析 |
2.1.1 PPP模式概念 |
2.1.2 PPP模式特征 |
2.1.3 PPP模式价值驱动因素 |
2.2 公共产品与基础设施相关理论 |
2.2.1 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 |
2.2.2 基础设施性质与市场失灵 |
2.2.3 基础设施分类与PPP项目选择 |
2.3 PPP模式与公共管理相关理论 |
2.3.1 公共选择与政府失灵理论 |
2.3.2 新公共管理理论与PPP实践 |
2.3.3 公共事业民营化组织形式 |
2.4 PPP模式缔约机制相关理论 |
2.4.1 交易费用理论与PPP模式 |
2.4.2 产权理论与PPP模式 |
2.4.3 委托代理理论与PPP模式 |
第3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动因及现状分析 |
3.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需求角度动因 |
3.1.1 经济发展对基础设施需求 |
3.1.2 基础设施老化与投资缺口 |
3.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供给角度动因 |
3.2.1 基础设施投资呈下降趋势 |
3.2.2 基础设施政府供给管理能力不足 |
3.2.3 基础设施战略与PPP政策导向 |
3.3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现状与运作机制 |
3.3.1 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与特征 |
3.3.2 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现状与国际地位 |
3.3.3 基础设施PPP模式主要运作机制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采购管理分析 |
4.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采购管理框架与管理原则 |
4.1.1 PPP模式全流程采购框架 |
4.1.2 PPP模式采购管理原则 |
4.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项目评估与采购决策体系 |
4.2.1 PPP全项目筛选及物有所值动态评估 |
4.2.2 PPP物有所值定性评估计分法 |
4.2.3 PPP物有所值定量评估方案 |
4.2.4 PPP物有所值创新因子与量化 |
4.3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项目采购管理的竞争性与效率性 |
4.3.1 PPP项目竞合对话的充分竞争性 |
4.3.2 PPP项目非招标提案的竞争性优化 |
4.3.3 PPP项目技术与财务评标的权衡 |
4.3.4 PPP项目采购时间与成本的效率性 |
4.4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项目采购主合同边界条件 |
4.4.1 PPP项目合同标准化 |
4.4.2 PPP项目合同绩效产出边界 |
4.4.3 PPP项目合同回报机制边界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投融资管理分析 |
5.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投融资结构 |
5.1.1 PPP项目投融资一般性分析 |
5.1.2 加拿大PPP项目投融资结构 |
5.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债券类融资构成及创新 |
5.2.1 PPP项目债券融资现状 |
5.2.2 PPP项目债券构成要素 |
5.2.3 绿色债券与PPP绿色项目协同创新 |
5.2.4 社会效益债券与公共服务融资创新 |
5.3 加拿大PPP项目政策性及商业银行金融支持与变革 |
5.3.1 加拿大基础设施银行对PPP政策性金融支持 |
5.3.2 省属金融管理局对基础设施建设支持 |
5.3.3 金融危机后商业银行PPP投融资变化与变革 |
5.4 加拿大养老金对基础设施及PPP项目投资与绩效 |
5.4.1 养老金资产配置与基础设施投资规模 |
5.4.2 养老金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与风险偏好 |
5.4.3 养老金基础设施投资方式与投资业绩 |
5.5 加拿大PPP产业投资基金与基础设施基金作用与机制 |
5.5.1 PPP产业投资基金类型及主要作用 |
5.5.2 PPP产业投资基金运作机制 |
5.5.3 联邦基础设施基金运作机制 |
5.6 本章小结 |
第6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风险管理分析 |
6.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风险特征及风险管理制度 |
6.1.1 基础设施PPP项目风险及特征 |
6.1.2 PPP模式风险管理原则与工具 |
6.1.3 PPP模式风险管理要素 |
6.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风险管理核心内容与管理实践 |
6.2.1 PPP项目风险识别 |
6.2.2 PPP项目风险分配 |
6.2.3 PPP项目风险评估 |
6.2.4 PPP项目风险救济 |
6.3 本章小结 |
第7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监管保障分析 |
7.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法律构成要素与制度框架 |
7.1.1 PPP模式法律构成要素 |
7.1.2 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下PPP立法特征 |
7.1.3 联邦与省级PPP法律制度框架 |
7.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专业机构与治理能力 |
7.2.1 PPP专业机构核心能力要素 |
7.2.2 联邦级PPP机构战略引导作用 |
7.2.3 省级PPP机构运营与执行能力 |
7.3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监管机制 |
7.3.1 PPP模式绩效监管 |
7.3.2 PPP模式财政监管 |
7.3.3 PPP模式审计监管 |
7.4 本章小结 |
第8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评价 |
8.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效率评价 |
8.1.1 加拿大PPP项目交付效率分析 |
8.1.2 社会认可度与市场参与度分析 |
8.1.3 PPP模式经济系统性效益分析 |
8.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面临挑战 |
8.2.1 加拿大市级PPP模式发展受到制约 |
8.2.2 弱化对长期私营资本的需求及其影响 |
8.2.3 部分地区或项目未能真正实现物有所值 |
8.3 本章小结 |
第9章 加拿大经验对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的启示 |
9.1 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与现状 |
9.1.1 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 |
9.1.2 我国基础设施PPP项目发展现状 |
9.2 我国基础实施PPP模式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9.2.1 政府与社会资本PPP模式理念认识不清,双方合作地位不平等 |
9.2.2 PPP模式全生命周期监管、财政隐性风险、绩效管理存在不足 |
9.2.3 PPP项目融资属性欠缺,项目回报渠狭窄,存在短期投资倾向 |
9.3 加拿大经验对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的启示 |
9.3.1 协调财政与发改部门轴心作用,建立省和市级PPP专业团队 |
9.3.2 提升PPP项目全生命周期绩效、财政及审计综合治理能力 |
9.3.3 加强PPP项目规划与筛选,完善物有所值定性与定量分析 |
9.3.4 优化PPP项目风险分担、回报方式与激励机制 |
9.3.5 拓展PPP多元化投融资市场,逐步向项目融资模式转变 |
参考文献 |
附件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3)破解资本权力之谜 ——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中的一个政治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资本权力批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一个政治问题 |
1.资本权力批判的理论场域 |
2.国内外研究现状 |
3.本文结构及论证思路 |
第1章 权力与资本权力——一个历史性的回顾 |
1.1 从政治权力到财产权 |
1.1.1 理论视域的转向:从政治哲学到政治经济学 |
1.1.2 社会形态的发展:从契约社会到商业社会 |
1.1.3 主体诉求的转变:从对死亡的恐惧到“过得更好的欲求” |
1.1.4 财产成为权力作用的核心要素 |
1.2 从财产的权利到资本的权力 |
1.2.1 现代财产权理论的两个教条:个人原则与财富原则 |
1.2.2 财产权的悖论:对主体间关系的忽视 |
1.2.3 从“财产”到“资本”:财产的异化形态 |
1.2.4 从“权利”到“权力”:资本的非理性力量 |
1.3 作为“异化的社会权力”的资本 |
1.3.1 政治与社会的区分 |
1.3.2 “市民社会”中的资本逻辑 |
1.3.3 马克思对“社会”概念的重建 |
1.3.4 资本权力的神秘面纱:“异化的社会权力” |
1.4 历史唯物主义与资本权力的幻相 |
1.4.1 资本正当性幻相的解构——对资本权力的还原 |
1.4.2 劳动幻相的解构——“异化人”生存论状况批判 |
1.4.3 自由幻相的解构——现代性意识批判 |
第2章 资本权力的运作机制研究 |
2.1 资本权力与形而上学 |
2.1.1 资本支配性权力的形上基础:计算范式与进步范式 |
2.1.2 资本支配性权力的实现路径:交换原则与增殖原则 |
2.1.3 资本权力的形上本质:“个人受抽象统治” |
2.2 资本作为规训劳动的权力 |
2.2.1 主体性的消解:劳动从形式从属到实际从属 |
2.2.2 资本权力重塑主体的时间维度 |
2.2.3 资本权力重塑主体的空间维度 |
2.2.4 资本权力塑形的新主体 |
2.3 资本作为分配领域的权力 |
2.3.1 工资:隐秘的不等价交换与赤裸的工人生命 |
2.3.2 剩余价值:资本权力维持自身的秘密 |
2.4 资本作为交换领域的权力 |
2.4.1 商品交换与价值抽象 |
2.4.2 “货币权力”的生成 |
2.5 资本作为消费领域的权力 |
2.5.1 资本权力形成的显逻辑与隐逻辑 |
2.5.2 消费主义:资本权力的自由幻相 |
2.5.3 消费与需要:资本权力的消解 |
第3章 资本权力批判的哲学前提及其理论效应 |
3.1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资本权力批判的哲学前提 |
3.1.1 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存在论” |
3.1.2 关于“改变世界”的“新世界观” |
3.2 马克思资本权力批判与福柯的权力理论 |
3.2.1 从工厂生产纪律到社会“规训权力” |
3.2.2 从“规训权力”到“生命权力” |
3.2.3 基于“权力的生产性”重新阐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生产理论 |
3.3 马克思资本权力批判的“生命政治”回响 |
3.3.1 政治经济学:生命政治与资本权力的接榫 |
3.3.2 劳动力商品化:资本权力中的生命政治 |
3.3.3 重返阶级范式与建构新共同性 |
3.4 资本权力的瓦解与人的解放 |
3.4.1 资本的内在界限与资本权力的瓦解 |
3.4.2 共同性对资本逻辑的对抗 |
3.4.3 共产主义与人的解放 |
结语:资本权力批判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 |
1.资本权力批判的理论旨趣——“认识世界”的“眼睛” |
2.资本权力批判的现实意蕴——“改变世界”的“武器”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4)《资本论》中的虚拟资本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选题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文献综述 |
第三节 研究思路 |
第四节 核心概念辨析及界定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第六节 拟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
第七节 研究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资本论》虚拟资本理论的逻辑架构 |
第一节 虚拟资本理论的逻辑演进特性 |
一、虚拟资本理论的历史生成性 |
二、虚拟资本理论的内在关联性 |
三、虚拟资本理论的现实指向性 |
第二节 商品价值形态的历史嬗变及货币的潜在虚拟化 |
一、货币在商品价值体系中的历史出场 |
二、货币内在矛盾在商品矛盾转移中的凸显 |
三、货币的内生信用向度及虚拟化趋向 |
第三节 信用的时代更替及对虚拟资本的基础作用 |
一、信用向现代信用的过渡 |
二、信用的杠杆作用及对虚拟货币完成的基础性 |
三、资本逻辑中信用扩张同货币形态演进的一致性 |
第四节 货币资本化及资本虚拟化的历程推进 |
一、货币流通转向资本流通 |
二、产业资本衍生生息资本 |
三、生息资本催生虚拟资本 |
第二章 《资本论》虚拟资本理论的内在蕴涵 |
第一节 虚拟资本的内在逻辑阐释及形态表达 |
一、内在生成逻辑之一:“资本化”虚拟资本及其有价证券形态 |
二、内在生成逻辑之二:“派生化”虚拟资本及其信用票据形态 |
第二节 虚拟资本的特征阐发 |
一、虚拟资本的虚拟性 |
二、虚拟资本的风险性 |
三、虚拟资本的寄生性 |
四、虚拟资本的价格复归性 |
第三节 虚拟资本的机制梳理 |
一、虚拟资本的积累机制 |
二、虚拟资本的价格机制 |
三、虚拟资本积累同现实资本积累的关系 |
第四节 虚拟资本的内在特质 |
一、虚拟资本对资本逻辑的“传承” |
二、虚拟资本对资本逻辑的“升级” |
三、虚拟资本对资本逻辑的“探底” |
第五节 虚拟资本的双重效应 |
一、虚拟资本对经济发展的正向效应 |
二、虚拟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负向效应 |
三、虚拟资本双重效应的历史统一性 |
第三章 《资本论》虚拟资本理论的理论方位 |
第一节 虚拟资本理论展现马克思资本理论的新的规定性 |
一、虚拟资本深化资本的商品化 |
二、银行资本推动资本的社会化 |
三、总利润“质的区别”强化资本的独立化 |
第二节 虚拟资本理论突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辩证批判性 |
一、虚拟资本理论揭露虚拟资本的拜物教幻象 |
二、虚拟资本理论批判虚拟资本扩张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 |
第三节 虚拟资本理论凸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前瞻性 |
一、虚拟资本理论昭示经济虚拟化发展趋向 |
二、虚拟资本理论预判经济发展的金融风险 |
第四节 虚拟资本理论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价值性 |
一、虚拟资本理论的文本在场:虚拟资本理论的真理性存在 |
二、虚拟资本理论文本分析的解释境域:前见的历史性存在 |
三、虚拟资本理论理解深化的有效滤镜:间距的客观性存在 |
第四章 《资本论》虚拟资本理论的时代赓续与虚拟经济的发展 |
第一节 虚拟资本理论的时代延续 |
一、金融资本概念的提出 |
二、金融资本的系统分析 |
三、金融资本理论的集成发展 |
第二节 从虚拟资本到虚拟经济的现实演进 |
一、虚拟资本催生虚拟经济的逻辑进路 |
二、虚拟经济存在及运作的基本特性 |
三、虚拟经济同实体经济的内在关联 |
第三节 虚拟资本理论对虚拟经济发展的原则限定 |
一、虚拟资本及虚拟经济是历史演进的必然趋向 |
二、机能资本是经济社会合理运行的初始根基 |
三、虚实经济的动态均衡是经济有序运作的重要保证 |
第五章 《资本论》虚拟资本理论语境中经济虚拟化与金融危机 |
第一节 经济虚拟化的系统运作机制 |
一、经济虚拟化的动力溯源 |
二、经济虚拟化的演进支撑 |
三、经济虚拟化的发展限度 |
第二节 经济虚拟化视角中的金融危机 |
一、金融危机的存在条件 |
二、金融危机的运行机理 |
三、金融危机的全球影响 |
第三节 金融危机实质的科学剖析 |
一、西方经济理论对金融危机的应对 |
二、虚拟资本理论对金融幻象的祛蔽 |
三、虚拟资本理论对金融危机根源的揭示 |
第六章 《资本论》虚拟资本理论与我国虚拟资本的发展 |
第一节 我国虚拟资本发展的状况梳理 |
一、虚拟资本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推进历程 |
二、金融全球化形势下我国虚拟资本发展面临的挑战 |
第二节 虚拟资本理论视阈中我国虚拟资本发展的优势体现 |
一、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我国虚拟资本发展的根本保障 |
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我国虚拟资本发展的基本策略 |
三、效益共享是我国虚拟资本发展的价值旨归 |
第三节 我国虚拟资本发展的路径选择 |
一、坚持实体经济的主导性:夯实虚拟资本发展的根基 |
二、推进虚拟资本的适度性: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 |
三、完善金融领域宏观管理:提升虚拟资本运行的保障 |
四、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降低我国金融发展的风险 |
第四节 新时代历史方位中我国虚拟资本发展的理论指引 |
一、本质论视角认识习近平金融发展观的四维特性 |
二、认识论层面领会习近平金融发展观的四重关系 |
三、价值论向度理解习近平金融发展观的三大意义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5)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及其当代在场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三、“帝国主义”概念界定 |
四、主要研究内容 |
五、研究方法、创新性分析及不足 |
(一)研究方法 |
(二)创新性分析及不足之处 |
第一章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生成背景 |
一、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生成的时代背景 |
(一)历史背景: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转变 |
(二)现实背景:一战的爆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低迷 |
二、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生成的理论背景 |
(一)马克思恩格斯相关理论 |
(二)霍布森:帝国主义理论 |
(三)希法亭:金融资本理论 |
(四)卢森堡:资本积累理论 |
(五)布哈林:世界经济理论 |
(六)考茨基:超帝国主义理论 |
第二章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 |
一、关于帝国主义基本特征的概述 |
(一)生产的集中与垄断的出现 |
(二)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的统治 |
(三)作为新统治方式的资本输出 |
(四)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对世界的经济瓜分 |
(五)资本主义大国对世界的领土瓜分 |
二、关于帝国主义内在特性和历史地位的解读 |
(一)帝国主义的内在特性 |
(二)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 |
三、关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阐释 |
(一)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批判 |
(二)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和策略 |
第三章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当代在场性 |
一、列宁帝国主义理论面临的当代挑战 |
(一)现实挑战: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 |
(二)理论质疑: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困境” |
(三)“困境”之源: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张力 |
二、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并未过时 |
(一)对帝国主义垄断本质的揭示并未过时 |
(二)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分析并未过时 |
(三)对帝国主义历史地位的论断并未过时 |
(四)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判定并未过时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6)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文献研究述评 |
一、国外关于自由港的研究 |
二、国内关于自由贸易港的研究 |
三、研究综述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框架 |
三、研究方法 |
第四节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一、可能的创新 |
二、不足之处 |
第二章 自由贸易港理论分析 |
第一节 自由贸易理论基础 |
一、要素禀赋理论 |
二、“守夜人”和“凯恩斯主义” |
三、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理论 |
四、公共产品理论 |
第二节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理论拓展 |
一、交易成本理论 |
二、经济成长阶段理论 |
三、全球价值链理论 |
四、政府规制理论 |
五、制度与市场理论 |
第三章 自由贸易港分析 |
第一节 主要特点 |
一、货物、资本、人员自由流动(“一线放开”) |
二、坚持政府积极作用,加强风险防控体系建设(“二线管住”) |
三、服务和融入国家重大战略 |
第二节 自由贸易港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联系和区别 |
一、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情况 |
二、共性特点 |
三、两者的区别 |
第三节 自由贸易港与其他海关特殊区域的不同 |
一、保税区 |
二、出口加工区 |
三、保税物流园区 |
四、跨境工业园区 |
五、保税港区 |
六、综合保税区 |
第四章 全球成熟自由贸易港的经验 |
第一节 汉堡、利物浦等“转口贸易型”自由贸易港 |
一、汉堡自由贸易港 |
二、利物浦自由贸易港 |
三、经验启示 |
第二节 中国中国香港、新加坡等“综合型”自由贸易港 |
一、新加坡自由贸易港 |
二、中国香港自由贸易港 |
三、阿联酋和迪拜自由贸易港 |
四、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 |
第五章 国际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和制度经验分析 |
第一节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与CPTPP |
一、TPP |
二、CPTPP |
第二节 欧盟贸易便利化制度 |
第三节 欧日伙伴关系协定 |
第四节 中国和智利自贸升级协定 |
第六章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路径 |
第一节 海南服务贸易型自由贸易港 |
一、建设意义 |
二、建设特点 |
三、建设路径 |
第二节 战略型自由贸易港 |
一、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自由贸易港(陕西) |
二、京津冀自由贸易港 |
第三节 特殊功能自由贸易港 |
一、上海金融自由贸易港 |
二、舟山国际油品自由贸易港 |
第八章 结论与启示 |
一 研究结论 |
二 研究展望 |
三 有待深入的几个问题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校期间学术成果 |
(7)论产业结构现代化中的聚合型制度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一、选题依据 |
二、研究进展 |
(一)国内研究进展 |
(二)国外研究进展 |
(三)研究述评 |
三、研究框架 |
四、研究方法 |
(一)文献阅读和实地调研 |
(二)比较研究和历史分析 |
(三)理论构建和实证分析 |
五、可能的边际贡献 |
第二章 产业结构现代化中的聚合型制度创新的基础理论 |
一、现代化理论 |
(一)现代化的产生 |
(二)中国的现代化理论 |
(三)西方的现代化理论 |
二、产业结构理论 |
(一)西方主流产业结构理论 |
(二)马克思的产业结构思想 |
(三)中国特色产业结构理论 |
三、交易成本理论 |
四、国家发展理论 |
(一)马克思主义国家发展理论 |
(二)新李斯特国家发展理论 |
(三)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
五、小结 |
第三章 产业结构现代化和聚合型制度的研究界定 |
一、产业结构现代化的界定 |
(一)基本内涵 |
(二)影响因素 |
(三)阶段划分 |
(四)主体分析 |
二、聚合型制度创新的界定 |
(一)制度与聚合型制度创新 |
(二)聚合型制度创新的内涵 |
(三)聚合型制度创新的构成 |
(四)聚合型制度创新的功能 |
三、聚合型制度创新与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关系 |
(一)聚合型制度创新在产业结构现代化中的必要性 |
(二)聚合型制度创新与现代化第一产业 |
(三)聚合型制度创新与现代化第二产业 |
(四)聚合型制度创新与现代化第三产业 |
四、小结 |
第四章 聚合型制度创新在产业结构现代化中的机理分析 |
一、聚合型制度创新在产业结构现代化过程中的四个维度 |
(一)国土空间开发维度 |
(二)市场体系建设维度 |
(三)企业能力培育维度 |
(四)社会全面发展维度 |
二、聚合型制度创新在产业结构现代化中的动力机制 |
三、产业结构现代化中聚合型制度创新的质量 |
四、产业结构现代化过程中的制度路径依赖 |
(一)制度路径依赖的一般解释 |
(二)制度路径依赖的反馈机制 |
(三)制度路径依赖的演化修正 |
五、小结 |
第五章 产业结构现代化中聚合型制度创新的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分析 |
一、指标的选择及其解释 |
(一)聚合型制度创新指标的基本原则 |
(二)聚合型制度创新的指标体系构建 |
二、结构方程研究设计与模型建构 |
(一)研究设计 |
(二)模型构建 |
三、基于结构方程模型聚合型制度创新实证分析 |
(一)描述性分析 |
(二)结构方程模型 |
(三)研究结论 |
四、小结 |
第六章 中国产业结构现代化发展的历程、聚合型制度创新及制度约束 |
一、我国产业结构现代化中聚合型制度的总体特征 |
二、我国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发展历程 |
(一)第一阶段的产业结构现代化(1949~1978) |
(二)第二阶段的产业结构现代化(1978~2013) |
(三)第三阶段的产业结构现代化(2013~) |
三、我国产业结构现代化中的聚合型制度创新 |
(一)第一阶段的聚合型制度创新 |
(二)第二阶段的聚合型制度创新 |
四、新时代产业结构现代化中的聚合型制度创新 |
(一)新时代聚合型制度创新的成就 |
(二)新时代聚合型制度创新的内容 |
(三)新时代聚合型制度创新的特征 |
五、当前我国产业结构现代化过程中的制度约束 |
六、小结 |
第七章 产业结构现代化聚合型制度的比较分析 |
一、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现代化与聚合型制度创新 |
(一)美国模式的产业结构 |
(二)德国模式的产业结构 |
(三)日本模式的产业结构 |
二、转型国家的制度演进与产业结构 |
(一)苏联模式的产业结构 |
(二)印度模式的产业结构 |
(三)阿根廷模式的产业结构 |
三、小结 |
第八章 推动聚合型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 |
一、完善市场体系制度建设,优化整体营商环境 |
(一)完善产业发展的制度体系构建 |
(二)加强产权体系建设,优化市场主体结构 |
(三)进一步减税降费,降低企业运行成本 |
二、加强聚合型动力支持,形成强化多主体创新 |
(一)妥善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
(二)积极扶持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壮大 |
(三)发挥非正式制度作用,以优秀文化聚合制度创新 |
三、助力新型生产性服务业对产业结构现代化的推动作用 |
(一)推进信息化与三次产业的深度融合 |
(二)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精准化 |
(三)推进现代化产业组织政策的变革 |
第九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一、研究结论 |
二、研究局限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写在后面的话 |
(8)资源错配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意义 |
第二节 研究方法、创新和价值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创新 |
三、研究价值 |
第三节 内容安排和技术路线 |
一、内容安排 |
二、技术路线 |
第二章 文献回顾、梳理与述评 |
第一节 基本概念 |
一、资源错配 |
二、全要素生产率 |
第二节 文献回顾与梳理 |
一、现有文献研究思路 |
二、现有文献研究方法 |
第三节 文献述评 |
第三章 资源错配对TFP的影响机制的分析框架 |
第一节 本研究的相关理论 |
一、经济增长理论 |
二、制度变迁理论 |
三、企业家理论 |
第二节 资源错配对TFP的影响机制的理论分析 |
一、一般性理论分析 |
二、理论模型分析 |
三、进一步的机制分析 |
第三节 关于资源错配的进一步讨论 |
一、资本错配 |
二、劳动力错配 |
三、企业家才能错配 |
第四节 本章总结 |
第四章 资本错配对TFP的影响机制 |
第一节 资本错配、企业特征与生产率分布动态 |
一、资本错配与企业特征 |
二、资本错配与企业生产率分布动态 |
三、进一步对行业的考察和分析 |
第二节 资本错配与城市生产率 |
一、错配系数的测算 |
二、错配因素的分解 |
第三节 本章总结 |
第五章 劳动力错配对TFP的影响机制 |
第一节 考虑所有制差异的劳动力错配模型 |
一、建立理论模型 |
二、数据匹配与处理 |
三、基本结果分析 |
第二节 劳动力错配、地区差异与TFP |
一、劳动力错配与加总TFP |
二、劳动力错配的分时考察 |
三、劳动力错配的分区域考察 |
第三节 本章总结 |
第六章 企业家才能错配对TFP的影响机制 |
第一节 企业家才能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 |
一、一般均衡模型分析 |
二、企业家才能的分布演化 |
三、实证结果讨论 |
第二节 不同所有制企业融资约束与TFP |
第三节 本章总结 |
第七章 三要素资源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 |
第一节 三要素错配的理论模型 |
第二节 三要素错配的计量模型 |
一、数据来源 |
二、变量解释 |
三、模型设立 |
四、实证结果 |
五、稳健性检验 |
第三节 本章总结 |
第八章 总结与展望 |
第一节 主要结论与建议 |
一、主要结论 |
二、本文建议 |
第二节 进一步的启示 |
第三节 不足及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9)我国采用PPP模式提供公共物品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引言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一、世界各国采用PPP模式提供公共物品的简况 |
二、我国采用PPP模式提供公共物品的简况 |
三、问题的提出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现实意义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一、PPP模式提供公共物品的基础理论研究 |
二、PPP模式提供公共物品的可行性研究 |
三、PPP实践机制研究 |
第四节 研究内容及论文结构 |
一、研究内容 |
二、论文结构 |
第五节 论文创新点 |
第二章 PPP模式提供公共物品理论研究 |
第一节 公共物品理论的发展 |
一、区分公共物品的基本特征 |
二、物品和服务的精细化分类 |
三、公共物品(服务)提供方式的发展 |
第二节 民营化理论的兴起 |
一、民营化理论存在的争议 |
二、民营化的实施方式 |
第三节 公共财政理论的发展 |
一、定位于弥补市场缺陷 |
二、以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为主旨 |
三、遵循民主决策原则 |
四、依法开展财政收支 |
五、需要接受民众监督 |
第四节 治理理论的发展 |
一、政府边界的争论 |
二、共治理念的产生 |
三、合作治理中政府的角色 |
第五节 PPP理论的发展 |
一、PPP的优势 |
二、PPP的缺陷 |
第六节 PPP模式提供公共物品必要性的理论探索 |
一、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可以优化代际资源配置 |
二、PPP模式对财政支出的影响 |
三、PPP模式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
四、技术进步给公共物品供给带来的变化 |
五、一个公共物品提供方式的新视角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我国公共物品供给及PPP模式的历史沿革 |
第一节 我国公共物品供给的历史沿革 |
一、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公共物品供给情况 |
二、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公共物品供给情况 |
第二节 我国PPP模式的发展路径 |
一、我国PPP开展的历史背景 |
二、PPP起步探索阶段(1984 年-1993 年) |
三、PPP逐步试点阶段(1994 年-2013 年) |
四、PPP大力推广阶段(2014 年-至今)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我国采用PPP模式提供公共物品的实证分析 |
第一节 PPP项目库描述性分析 |
一、PPP项目一维分析 |
二、PPP项目二维交叉分析 |
第二节 我国PPP模式提供公共物品回归分析 |
一、PPP申报回归分析 |
二、PPP项目执行率回归分析 |
三、不同回报机制的PPP项目执行率回归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PPP案例分析 |
第一节 公共物品需求问题 |
一、德国罗斯托克瓦诺隧道项目 |
二、青岛海湾大桥 |
三、智利68号公路 |
四、葡萄牙弹性期限公路特许经营 |
第二节 公共物品供给理念问题 |
一、英国M6收费公路项目 |
二、英国赛文河第二大桥项目 |
三、波兰华沙S8快速公路项目 |
第三节 公共物品供给管理问题 |
一、土耳其公共设施垄断 |
二、安徽合巢芜高速公路 |
三、澳大利亚阿德莱德水务项目 |
四、美国军队零能耗住宅项目 |
第四节 合作机制问题 |
一、美国马萨诸塞州3号公路北段修缮扩建项目 |
二、法国西班牙跨国铁路项目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结论、建议及研究展望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一、采用PPP模式提供公共物品具有理论必要性 |
二、我国采用PPP模式提供公共物品具有现实必要性 |
三、我国有必要优化PPP机制,有效提供公共物品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一、改变传统的公共物品供给观念 |
二、准确把握公共物品需求 |
三、优化PPP项目管理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一、理论研究方面 |
二、实证研究方面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在读期间完成的研究成果 |
(10)存量市政基础设施项目PPP模式选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课题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1.1.1 研究背景 |
1.1.2 问题的提出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PPP模式的相关研究 |
1.2.2 PPP模式在基础设施的应用 |
1.3 研究的内容及意义 |
1.3.1 研究范围界定 |
1.3.2 研究内容 |
1.3.3 研究目标 |
1.3.4 研究意义 |
1.4 研究方案 |
1.4.1 研究方法 |
1.4.2 技术路线 |
2 理论基础及相关概念 |
2.1 PPP模式相关理论 |
2.1.1 公共物品理论 |
2.1.2 基础设施民营化理论 |
2.1.3 公私伙伴关系理论 |
2.2 PPP模式的概念及分类 |
2.2.1 PPP定义 |
2.2.2 PPP模式分类 |
2.2.3 PPP模式优势 |
2.3 多目标决策相关理论 |
2.3.1 多目标决策 |
2.3.2 OWA原理 |
2.3.3 灰靶理论 |
3 存量市政基础设施项目PPP模式的初步选择与比较 |
3.1 市政基础设施的属性 |
3.1.1 准公共物品属性 |
3.1.2 垄断性 |
3.1.3 公益性 |
3.1.4 可民营化性 |
3.2 存量市政基础设施采用PPP模式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3.2.1 存量市政基础设施现状 |
3.2.2 采用PPP模式的必要性 |
3.2.3 采用PPP模式的可行性 |
3.3 存量市政基础设施项目PPP模式初步选择 |
3.3.1 存量市政基础设施PPP项目的特点 |
3.3.2 存量市政基础设施项目PPP模式初识别 |
3.4 初步选择的存量市政基础设施项目PPP模式比较分析 |
3.4.1 初步选择的存量市政基础设施项目PPP模式的运作方式 |
3.4.2 初步选择的存量市政基础设施项目PPP模式的差异分析 |
4 存量市政基础设施项目PPP模式选择模型构建 |
4.1 指标体系的建立 |
4.1.1 指标体系构建视角、原则及流程 |
4.1.2 指标体系的初步构建 |
4.1.3 指标优化 |
4.2 基于OWA-灰靶的PPP模式选择模型 |
4.2.1 基于OWA算子的指标体系权重的确定 |
4.2.2 灰靶决策评价 |
5 案例分析 |
5.1 陕西洛川城区集中供热项目PPP模式选择 |
5.1.1 项目概况 |
5.1.2 PPP模式选择 |
5.1.3 模式选择结果分析 |
5.2 锦州自来水存量资产项目PPP模式选择 |
5.2.1 项目概况 |
5.2.2 PPP模式选择 |
5.2.3 模式选择结果分析 |
5.3 存量市政基础设施项目PPP模式选择应注意的问题及相关建议 |
5.3.1 PPP模式选择应注意的问题 |
5.3.2 PPP模式选择的相关建议 |
6 结论与展望 |
6.1 研究结论 |
6.2 不足及展望 |
6.2.1 研究不足 |
6.2.2 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期间学位论文发表情况 |
附录 |
致谢 |
四、美国私有化的特殊转变:买者垄断的产生(英文)(论文参考文献)
- [1]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D]. 程睿. 吉林大学, 2021(01)
- [2]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D]. 刘琨. 吉林大学, 2021(12)
- [3]破解资本权力之谜 ——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中的一个政治问题[D]. 王雪. 吉林大学, 2020(08)
- [4]《资本论》中的虚拟资本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靳永茂. 兰州大学, 2020(01)
- [5]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及其当代在场性研究[D]. 陈宇. 兰州大学, 2020(12)
- [6]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研究[D]. 陈浩.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7]论产业结构现代化中的聚合型制度创新[D]. 侯胜东.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8]资源错配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研究[D]. 詹江. 深圳大学, 2019(10)
- [9]我国采用PPP模式提供公共物品问题研究[D]. 冯铸. 云南财经大学, 2019(07)
- [10]存量市政基础设施项目PPP模式选择研究[D]. 崔同磊.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