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成长·特别关注（论文文献综述）
徐泽磊[1]（2021）在《积极领导的结构测量、形成机制与作用效果研究》文中认为华为从1987年2万元人民币起家,到2018年总营业收入近7000亿人民币,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华为因此而成为千亿美元的企业。5G时代的到来,标志着华为在技术标准、专利、基站设备、协议支持等方面已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标志着华为已掌握了制定新一代移动标准的话语权;标志着华为站在了通讯行业产业链的最顶端。华为的成长与蜕变,不仅是中国制造的象征,中国企业的骄傲,同时引领了世界通讯行业的发展。而华为的这些骄人的战绩,与任正非的非凡管理思想、经营理念和领导行为密不可分。任正非所表现的带领企业走出低谷,走向成功;发现企业优势、发扬其优势、面对困难不畏惧、不放弃,不忘初衷的领导行为,被称为积极领导行为。积极领导行为又称为积极领导。积极领导是指领导者关注组织及成员优势、能力和潜力,培养其向善（美德）取向,并帮助组织及成员取得非凡的、惊人的、超出预期成就的积极领导行为。学术界对积极领导份外关注,虽然在积极领导的测量、积极领导的形成和积极领导的影响结果方面,取得一些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以下不足:（1）未能从如何建立珠穆朗玛峰目标视角测量积极领导在现有“建立和实现珠穆朗玛峰目标”的维度测量中,忽略了建立什么样的目标、如何建立这些目标的关键内容,不利于珠穆朗玛峰目标的实现,也不利于学术界深入理解与测试积极领导,难以为积极领导的管理实践提供切实、有效的指导。（2）未能从有效实现珠穆朗玛峰目标视角测量积极领导在现有“建立和实现珠穆朗玛峰目标”的题项中,忽略了实现目标最本质的内容,不利于珠穆朗玛峰目标的实现,不利于学界对积极领导的准确理解,难以为积极领导的管理实践提供强有力的理论依据。（3）缺少通过认知—情感加工系统揭示心理韧性影响积极领导形成的动态中介机制研究由于积极领导是一个动态的行为,因此,研究积极领导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行动态分析。然而,目前基于积极领导的研究,却忽略了其动态性的特点。认知情感加工系统（Cognitive Affective Processing System,CAPS）具有可被激活性、动态性且是行为的直接决定因素等特点。所以,CAPS是揭示心理韧性动态影响积极领导形成的重要途径。然而,在目前研究中,却忽略了这个重要的作用路径,不利于心理韧性对积极领导的动态影响机制研究,不利于对积极领导形成的全面理解和掌握。（4）缺乏积极领导对工作绩效作用机制的研究,更缺乏积极领导对创新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作用机制的研究以往积极领导对工作绩效影响的研究,多数集中在积极领导对工作绩的直接影响,缺乏积极领导对工作绩效作用机制的研究,更缺乏积极领导对工作绩效中创新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作用机制的研究。然而,积极领导对工作绩效影响机制研究,不仅加深了积极领导对工作绩效影响的认知,丰富了积极领导影响效果的理论研究,而且还能使组织中的领导者利用已发现的中介机制和边界条件,有效地控制积极领导对工作绩效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积极领导的首要目标就是帮助组织成员实现非凡业绩,而非凡业绩能从工作绩效中的创新绩效得到更好的体现;同时非凡业绩的实现也离不开对角色外绩效的投入,而角色外的投入能从工作绩效中的组织公民行为维度得以充分体现。然而,现有的研究却缺乏积极领导对创新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影响机制的研究,不利于丰富积极领导的理论研究,难以有效指导管理实践。（5）缺乏对积极领导的动态、跨层次、混合方法的研究现有对积极领导更偏重的是静态、截面研究。然而,积极领导是一种动态行为。但是,目前研究却忽略了动态数据的获得。同时,对积极领导更关注的是个体层面的研究,忽略了多层次、跨层次分析法的应用,不利于对积极领导的形成及作用效果的更全面理解。基于以上研究不足,本文的研究内容是（1）修订积极领导的测量量表（子研究1）;（2）从心理韧性视角揭示积极领导的动态形成机制（子研究2）;（3）从影响效果角度揭示积极领导对创新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的作用机制（子研究3）。本文采用的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于子研究1,首先通过相关文献回顾和35名领导的深度访谈,对积极领导内涵和维度进行识别,生成量表题项,之后历经二次问卷调查,通过获得233份有效问卷和325份有效问卷,优化量表题项,最终通过325份有效问卷对修订的量表进行验证。对于子研究2,在预调查的基础之上,进行了正式调查。正式调查以企业中的领导者为调查对象,通过自评方式,二时段、每时段间隔4周等方式,共获取有效问卷286份。对于子研究3,在预调查的基础之上,进行了正式调查。正式调查以企业的团队主管和直属员工为调查对象,通过自评与他评相结合,二时段、每时段间隔4周等方式,获取61个团队,共计248套有效问卷。本文的研究结论（1）从“积极沟通”、“积极意义”、“发现优势”、“真正乐观”四维度测量积极领导,更具科学性和实用性;（2）心理韧性是促使积极领导形成的重要前因变量;（3）积极情绪和自我调节能力能揭示心理韧性促使积极领导形成的中介机制;（4）组织间竞争是心理韧性促使积极领导形成的边界条件;（5）创新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是积极领导的重要结果变量;（6）领导认同感能揭示积极领导对创新绩效作用的中介机制,能揭示积极领导对组织公民行为作用的中介机制;（7）主动性人格是积极领导与领导认同感关系间重要的边界条件。本文理论贡献体现在（1）修订了积极领导的测量量表;（2）验证了心理韧性对积极领导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3）揭示了心理韧性对积极领导影响的动态中介机制;（4）识别出了在心理韧性与积极领导之间的动态中介机制存在的边界条件;（5）验证了积极领导对创新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具有正向影响;（6）揭示了积极领导对创新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的作用机制。本文研究理论意义体现在:（1）加深了对积极领导概念、内涵的理解;（2）补充了积极领导的形成机制研究;（3）增加了积极领导的作用效果研究;（4）拓展了认知情感加工系统（CAPS）、特质激活理论和社会认知等理论的应用。同时本文研究结论从（1）“积极沟通”、“积极意义”、“发现优势”和“真正乐观”甄别和培养积极领导行为;（2）提高领导者的心理韧性,促使积极领导行为产生;（3）提高积极情绪和自我调节能力中介效应,有助于提升心理韧性对积极领导的影响;（4）提高领导认同感,有助于提升积极领导对员工创新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5）高主动性人格的员工,有助于其对积极领导认同感的提升,进而有助于员工创新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的提升等方面,为企业（组织）发现、培养积极领导,激发员工实现非凡业绩,助力企业实现非凡目标提供理论依据。
王欢[2]（2021）在《师范生人工智能素养自评工具开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师范生人工智能素养水平对未来教育质量产生直接影响,发展师范生人工智能素养对促进社会发展、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当前师范生对人工智能及其教育应用的认知还非常缺乏,其能力也难以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才培养需要。探索和提升师范生人工智能素养的需求日益迫切,而发展师范生人工智能素养,首先要对其素养水平进行诊断。为发展师范生人工智能素养教育提供规划工具,进一步推进师范生能力培养实践,本研究确定了师范生人工智能素养自评工具开发研究课题。本研究首先通过相关文献梳理总结师范生人工智能素养内涵,研制出师范生人工智能素养结构模型。接着以素养结构模型为基础,分析编制形成师范生人工智能素养评价指标及自评工具条目池。再次,通过专家论证和实证检验对自评工具各指标及条目描述准确性、相关性、合理性、内容效度进行修订。最后将构建的自评工具在全国范围内师范生中进行应用,分析当前师范生人工智能素养水平,针对现状提出了培养改进策略。本研究开发构建的师范生人工智能素养自评工具共35个条目,均采用正向计分,经检验其科学性得到佐证,具有良好的区分度、信度和效度。经该工具测试后发现师范生人工智能素养整体水平不高,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不同性别、学科间师范生的人工智能素养水平差异不大,不同年级师范生的素养水平差异明显。师范院校可以使用本研究构建的自评工具对师范生的人工智能素养水平进行诊断,根据不同的素养水平制定相应的教育培养政策。师范生群体也可以根据自评工具评价结果对照分析自己的不足之处,查缺补漏加强学习。
王晓贝[3]（2021）在《父亲参与教养与3-6岁幼儿学习品质的相关研究：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文中提出学习品质事关幼儿未来学业成就,是幼儿步入学习殿堂的第一步。心理韧性是幼儿迎接学习挑战的必要条件,又是缓解学习压力的重要途径。父亲参与教养不仅可作为幼儿心理韧性的保护性因素,且有助于促进幼儿学习品质提高。父亲参与教养、幼儿心理韧性和学习品质三者存在密切联系,对幼儿身心健康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研究通过调查父亲参与教养现状,以及3-6岁幼儿心理韧性和学习品质发展水平,进一步厘清父亲参与教养、幼儿心理韧性与学习品质三者之间的关系。旨在总结3-6岁幼儿心学习品质的发展特点和影响因素,以及依据心理韧性的作用机制理论,分析父亲参与教养对3-6幼儿学习品质发展的影响路径,呼吁更多父亲高质量地参与到幼儿教养中,提高幼儿学习品质。本研究运用问卷调查法,选取石家庄市桥西区三所幼儿园进行随机取样,获得有效数据373份。通过数据分析,得到以下研究结论:1.父亲参与教养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教养内容不均衡,偏重间接支持,忽视管教约束。3-6岁幼儿心理韧性整体发展呈正态分布,有部分幼儿虽未出现明显行为问题,但处于低于一般心理韧性状态。3-6岁幼儿学习品质发展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好奇心与兴趣发展突出,坚持与注意略有欠缺。父亲月收入、家庭收入和学历期望与幼儿学习品质呈正向变化,男孩在好奇心与兴趣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女孩,4岁幼儿在反思与解释发展水平高于3岁幼儿。2.父亲参与教养总分及各维度和幼儿心理韧性的总体保护性因素及各维度分别与幼儿学习品质总分及各维度存在显着相关。3.父亲参与教养对幼儿学习品质发展具有显着预测作用,且心理韧性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即父亲参与教养不仅直接影响幼儿学习品质发展,而且可以通过幼儿心理韧性间接作用于幼儿学习品质。根据研究结论,从社会和父亲两个层面上提出建议,旨在给予父亲有效地育儿指导,能够促进幼儿学习品质提高。在社会层面上提出完善家庭教育法案,保障父亲教养权益;建立幼儿心理韧性评估机制,关爱幼儿心理健康两点建议。在父亲层面上提出鼓励多元化参与教养,重视良好学习习惯培养;与幼儿分享过往经验,提高幼儿抗挫能力;营造和谐的家庭环境,铸就亲子心灵港湾;以游戏为支点,激发幼儿学习潜能四点教育建议。
罗新茹[4]（2021）在《华龙证券私募基金服务业务服务质量提升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我国私募基金发展迅猛,在对创业创新的支持、直接融资渠道的疏通、居民财富的管理和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形成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私募基金已经在我国金融市场中占据着不容小觑的地位。私募基金服务业务的开展,让私募基金管理人不再被庞杂低效的日常运营管理工作所困扰,同时也发挥了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对私募基金的间接监管作用,推动了我国私募基金行业的合规有序发展。2015年3月,华龙证券正式推出私募基金外包服务业务。华龙证券想要在竞争激烈的私募基金服务市场中有立足之地,就需要不断提升私募基金服务业务的服务质量,获取市场竞争力。本文围绕华龙证券私募基金服务业务,通过SERVQUAL模型建立华龙证券私募基金服务业务的服务质量评价模型,运用问卷调查,对华龙证券私募基金服务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探究,并提出服务质量提升对策。首先,明确了私募基金服务业务服务质量提升的重要意义以及本文研究的相关理论基础;其次,从华龙证券私募基金服务业务的现状入手展开研究,通过对部分私募基金管理人进行访谈以及与实际情况相结合,确定了研究维度与评价指标,并据此进行问卷调查的设计;再次,通过SPSS软件对问卷结果进行信效度检验后,根据问卷调查得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华龙证券私募基金服务业务存在的问题和导致问题产生的原因;最后,结合分析结果,分别从评价模型的五个维度出发提出华龙证券私募基金服务业务服务质量提升的针对性对策。本研究为华龙证券私募基金服务业务的服务质量提升提供了具体对策,对华龙证券私募基金服务业务的服务质量提升工作具有实际指导意义,也希望能够为我国其他私募基金服务机构的工作实践提供一定的启发与借鉴意义。
李铃[5]（2021）在《明治时期日本人中国游记中的中国认识研究》文中认为近代中日国力对比发生逆转,中日关系发生质的改变,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也发生转变。本论文试图通过游记文本研究,检视游记文本中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认识如何改变。本论文在统计现存明治时期日本人游记书目和概述近代日本人中国旅行概况的基础上,选取了 1862年“千岁丸”上海考察团的9部游记、小栗栖香顶的《北京纪事》和《北京纪游》（1875年）、宗方小太郎的《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1887年）、内藤湖南的《燕山楚水》（1900年）、广岛高等师范学校的《满韩修学旅行记念录》（1907年）作为个案,挖掘这些不同年代文本中的相同主题,发现幕末和明治时期日本人中国认识的共性,也注意分析各旅行者源于各自旅行目的和兴趣的个人关注点。本论文由七个章节构成。第一章为序章,第二章是先行研究综述。第三章统计了明治时期日本人中国游记的整体情况并分类,选出具有代表意义的个案。第四章到第六章是本论文的核心部分,分别细读了明治之前、明治前期和明治后期的游记个案。第七章为终章。通过对明治之前和明治时期游记中中国认识的考察,本论文有以下发现:1)各时期日本人中国游记中既有共同的关注点,也有各自的问题意识。不同时期日本人在游记中的共同关注点是:中国人、中国的外国势力、近代中国面临的问题。时间较长的旅行,游记中会对中国会有相对全面的观察和记录;而以奔赴名胜古迹或某些固定旅行点为目的的旅行,旅行者较为偏向于把局部事实概括成中国的整体特征。2)整体而言,明治时期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是中国正在走向衰败,对中国人、中国卫生、中国名胜古迹、中国的鸦片问题等,都是类似评价。在明治以前和明治前期的游记中,部分日本人对中国人和中国的境遇仍怀有同情和理解,日本间谍则始终对中国怀有恶意。明治后期的游记中,日本人以日本作为标准来衡量中国,认为中国远不如日本。3)明治之前和明治前期,旅行者以社会上层、某领域的精英人士、间谍和军人居多,他们接触的多是中国下层人士。到了明治后期,普通日本人也能访华。明治维新的成功、近代日本对外武力扩张的阶段性胜利,使日本人国民身份意识加强,他们在游记中常以维新成功国和战胜国国民的心态凭吊、评估中国。随着生活在中国的日本人的增多,日本人越来越依靠在中国的日本人获取信息,笔谈的作用发生改变,不再只是了解中国的方式,也成了他们向中国人传达中国认识的方式。
陆露[6]（2021）在《优教与忧思 ——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王逢贤（1928-2013）,辽宁省大连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杰出的教育理论家、德育专家、知名学者。任何教育思想的生成都具有历史性和社会现实性,有其深刻的生成基质和复杂影响因素,探究王逢贤教育学思想,不仅要探究他的教育思想有哪些,同时也要对思想产生的机理加以深入阐析,以达到最终揭示思想者思想形成的辩证之路。将微观史学的研究范式应用到对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研究中,探究其所处的历史时代以及自身经历的特殊阶段,探查王逢贤在不断接受思想洗礼的过程中,其思想嬗变的历程。从其追寻真理、探究真知的实然之路起航,着落于其一生思想的核心观点,从何以为优质教育之思再到如何使之落地为优质之教,也是教育本质与规律所应呈现的具体形式。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认为,话语不仅仅是语言,一种话语就是一种调控权力之流的规则系统。话语一旦形成,它就为分析提供了一个领域,而这种分析是我们进行自我认识的一个中心部分。话语在一种持续界面中相互交叉和关联。在对相关资料进行筛选、整理和分析的基础上,按照其思想演进的历史顺序进行系统分析,概括总结其教育观点的精髓所在,实际是一种挖掘知识的深层、对现行知识做进一步解构的思想史方法。思想体系的构成与思想本身一样具有双重性,将本研究做微观史学审视,将隐匿于王逢贤个人成长经历、学习经历、工作经历中,与其思想变化发生链接的具体事件与经验描述出来,寻踪觅迹,呈现出他的教育思想的聚成事实,为我国教育学思想史谱系建构添枝增叶,丰富、充盈、拓展宏大历史叙事的整体理论框架和综合研究。王逢贤的忧思是科学地揭示教育活动规律的一种积极、乐观、理性的教育理论思维活动,在此种思维活动的导向下,创生出与之契合的规范教育则是一种必然。在科学的教育学思想指导下的规范教育的表达和生成,应该可以回答最令人满意的教、最好的教育这一重要议题。王逢贤规定了最好的教育就是优质教育简称“优教”。由于教育对象的复杂性,教育学可能涉及历史、政治、地理、人文、经济、心理等诸多学科要素,由此造成教育学沦为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学科,“教育学的边界”亦变得很模糊。很少有一门科学如教育学这般有着模糊的面影,这是科学乃至其作为学科独立存续所面对的最主要威胁之一,在于含混模糊的学科边界对其论哉的清晰性乃至知识有效性的消极影响,教育学模糊的学科边界直接对其理论解释力和实践批判力产生严峻的质疑和巨大的挑战。教育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性质上面临的质疑和巨大挑战,并不能成为阻碍教育学研究和发展的因素,也不能成为教育学者们停滞不前的借口,可能也正是因为赫尔巴特未尽之事,为广大教育学研究者们留下无数思考和研摩的空间,王逢贤就是众多学者们之一,对教育学本质规律探寻和追求成为他教育学研究的动力与燃点。本研究利用微观史学的研究方法,整体展示王逢贤教育学思想是如何在历史的阶段发展脉络下得以最终呈现。个人思想形成必然会受到个人经历的影响,这是思想源流,也是思想得以形成的条件背景,更是个人与社会权力分配博弈的结果,其思想的形成必然体现了思想者的话语权,也是其思想在话语权实践中所处地位的表现。教育思想形成于教育思想者头脑中的认知世界,认识来源于现实生活以及外部世界的摄入,并着落于教育思想者所专注的个人事业上,通过对个人从事的事业的认知加工,以个人思想形式内在的生成,以某种方式加以组织并表达出来,其主旨是对教育实践产生影响。教育思想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前瞻性、继承性等特征。教育思想有助于人们认清教育工作中的成绩和弊端,使教育工作更有起色。任何教育思想的形成都是复杂的,都是在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建构的,都有其来源的客观性和形成的主观性。王逢贤的教育思想诞生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生成于曲折多舛的个人经历与源流多重的文化思想交互过程中,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鲜明的特征,但却始终坚守着同一的教育信念。教育是使人成为“人”的唯一途径,对教育现象的认识、对教育经验的审视、可以揭示教育本质与教育规律的存在,使教育促进社会发展成为可能是王逢贤终其一生所执着的思与教的思想嬗变之过程。关于教育的探讨中,已经涉及到教育的起源、教育的定义、教育与政治经济、教育与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教育与人的发展等方方面面的关系。从其追寻真理、探究真知的实然之路起航,着落于其一生思想的核心观点,从如何为优教之思再到何以使之落地为教的不懈探索。王逢贤对于教育原理的重审,主要是辨清教育的本质是什么,王逢贤的观点是要在教育逻辑上把握同一性,在社会情境中界定教育范畴,于社会生产二重性揭示本质。在教育目的的定位上,王逢贤认为必须是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教育目的不二之选,对于如何坚持人的全面发展,王逢贤认为必须要摒弃异化从而达到人的全面复归,认知自我使人之为人成为可能,最后在社会深度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教育是社会的教育,因此,王逢贤认为教育的实践取向必须指向如何实现为社会服务,否则教育必然会脱离教育的本体追求,而出现异化的趋向,在这一维度上,王逢贤认为,应该以教育的超前性面向社会未来,以教育的前提性推动社会实践,以教育的现代性驱动社会发展,以教育的本体性抵制社会异化。教育的任务是对人的教育,人的教育就是要使人成为人,因此,道德教育成为教育实践的必然选项,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取向要求学校的道德教育必须有整体的系统性,应该从多维度考察整体界说德育,对人的培养是德育的本质,在联系中把握德育实践,教育者要先受教育。中国教育的发展从西方接受了很多的思想,但是本土化研究取向是中国教育研究的必然选择,必须要做到教育研究扎根于本土的现实环境,教育研究本土化的实现保障,教育研究本土化的方法论要求,教育研究本土化是一个认识过程。中国教育理论体系必然是以国家发展需要、政治需求为导向的政治话语权力主导下,同时受国外教育领域话语实践、学术态势和社会发展等的学科话语权力参与构建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并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体现政治话语权力和学者话语权力共同主导的教育学理论体系构建表征与特质,其鲜明特征是自上而下的发展路径,即政治话语实践在先,学者话语实践在后的,凸显中国特色的理论生成并指导实践的基本逻辑。王逢贤毕生挚爱研究的事业所体现的必然之意就是希望中国的教育能成为有特色的、质量高的,能满足受教育者个性充分发展、潜能充分发展的优质教育。基于这一着眼点,王逢贤的教育学思想都围绕如何实现教育发展、教育先行、教育现代化,推动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时代意义在于指明中国教育现在的实践取向和未来的目标指向,这包括教育研究必须坚持理论根基,内容包括运用马克思人的学说,扩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说。教育研究必须坚守本土意识,内容包括让社会为教育做后勤,坚守教育的本真角色,学校是教育实践的关键,如何培养人的创新性。教育研究必须直面规律的复杂性,内容包括在宏观层面把握教育规律,在微观层面挖掘教育规律,在实践层面尊重教育规律。教育研究必须以人为问题基点,内容包括教育以满足人的需要为起点,教育以情境陶冶为教学手段,教育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点。先进性是任何教育思想都必须具备的内在品质,否则教育思想就不可能具有思想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功能。王逢贤有着中国传统教师最典型的体现----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无时无刻不体现出一位教师的风骨、风范、品格与情怀。如果不能体悟、通感他的教育学思想,便无法知晓新中国教育理论从无到有,在荆棘中跋涉的探索历程,也就不能从根本上理解当下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未来去向与实践向度。这些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形成的过程都是后辈学子需要认真挖掘的宝藏,思想可以武装我们的头脑,让受洗礼者变得睿智,而感悟思想形成的过程可以使我们在研学之路上懂得如何精进学识,达到提升思想高度的目的。任何一位教育学者都会有一探教育规律的内在动因,这是一位有着思想意识和职业追求的教育思想者潜在的驱动力。再审王逢贤教育学思想,可以更加清晰的理清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理论特征与思想风格,王逢贤不仅是一位有独特思想的教育家,也是始终走在中国教育实践最前沿的拓荒者与探索者。王逢贤教育学思想是老一辈教育家光辉形象的延伸和价值的延续,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发展的镜鉴,是为教育现代化探索合理化,科学化路径的最好手段和可持续性发展的动力。
张琪[7]（2020）在《受暴女性的司法困境探析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涉家暴离婚案件研究》文中指出在调整私生活身份关系的家事审判活动中,离婚案件作为审判机关依夫妻一方之申请对夫妻间身份关系的重新调整,不可避免地带来主体间情感与伦理的双重震动。涉家暴离婚案件因其具有的暴力侵害的风险性以及与之关联的损害赔偿与子女抚养的特殊性,使得其与其他类型的离婚诉讼案件相比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样态。司法实践显示,无论是家庭暴力的实施对象还是因其产生的离婚诉讼都显现出典型的性别权力烙印,女性作为家庭暴力最主要的受害者,其经验在司法裁判中面临着被忽视的现状。而在传统社会学以及法学的研究中,基于理论的性别盲点,往往不能很好地解释家庭暴力的实质并为保护受暴女性免于暴力、实现女性人权发展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基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需要,女性主义的分析可以提供一种理论与方法的独特视角,发现受暴女性所面临的司法困境,分析司法困境产生原因并提供解决与完善的途径。无论是联合国于1967年通过的《消除对妇女歧视宣言》,还是之后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宣言》,以及1995年在北京举办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都明确将家庭暴力问题列为女性保护的重点问题。除此之外,现行的《婚姻法》,还有即将于2021年1月1日实施的《民法典》以及《反家庭暴力法》等相关规范性法律文件都从立法角度对家庭暴力问题进行了规制,通过预防制止家庭暴力以及确立保障离婚自由的立法价值取向,为已婚受暴女性提供了司法救济的援引。但在司法实践中,受暴女性常常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即司法裁判与女性对自身经验的理解犹如两条平行线缺乏交集,对于作为婚姻无过错方的受暴女性,其在实践中往往基于多种原因不能通过离婚诉讼获得人身安全保障以及经济救济。家庭暴力认定难是受暴女性所面临的第一重司法困境。家庭暴力类型化的立法规制并不能概括受暴女性的实际经历,司法实践中所呈现出的复杂多样的女性受暴经验往往超越了法律规范对于女性经验的理解,这就造成了事实、理论、制度与实践之间的转化难题。法官对于家庭暴力的理解通常涉及到对家庭暴力类型、特征、程度、发生时限等多种因素的考察,当法官欠缺对家庭暴力以及受暴女性经验的理解时,则会造成对家庭暴力事实僵化的认定模式,在实践中以形式要件取代实质要件,造成明显的司法正义失衡。而法官对于证明标准高度“刑事证据化”的倾向,对家庭暴力证据的认定标准的个体化差异等等,都导致受暴女性举证责任畸重。除此之外,受害者往往面临着基于待证家庭暴力行为特征、受害者自身意愿、客观原因的取证不能、专业法律资源的运用限制等原因造成的取证困难。因此案件事实特殊性、法官执业能力水平、受害人举证限制是造成家庭暴力认定难的主要原因。离婚诉求实现难是受暴女性所面临的第二重司法困境。受暴女性往往面临这样的疑问,即认定了家庭暴力事实是否意味着可以获得离婚判决呢?该问题实质在于,家庭暴力是否构成法官认定双方感情破裂的充分条件,其直接关系到受暴女性诉求能否实现。实践中,从司法说理的逻辑分析中可以看出,部分案件中的法官对夫妻感情破裂的说理模式不仅存在着自相矛盾的情况,也违背了常人的情感认知。受暴女性在司法实践中所面临的离婚诉求实现难,向当前的司法实践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什么证据才能被认定感情破裂的证据,这种对证据的要求是否具有可实现性,是否变相加重了原告的举证责任,是否变相证明只有双方均同意离婚才能确实证明双方感情破裂;二是面对家庭暴力认定在司法确认阶段的消减现状,司法机关当如何落实在《反家庭暴力法》中所规定的相应保护义务。权益保障难是受暴女性所面临的第三重司法困境。司法裁判属于对家庭暴力的事后救济手段,除却对家庭暴力行为进行合乎情、理、法的司法反馈外,还要充分考虑判决后一系列的伦理关系与社会关系的重建。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虽然为保障受暴女性的人身安全权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实践中也存在着措施僵化导致的保护方式受限等情况。除却人身安全保障受限之外,受暴女性往往面临经济上的不利地位而未能通过判决予以弥补,部分裁判中所呈现的对施暴者不能“罚当其过”,不能充分体现法律对家庭暴力行为的否定性评价,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受暴女性却往往因养育子女等照顾义务而限制了自身发展。面对受暴女性在司法实践中所呈现出的困境,以及裁判者在涉家暴离婚案件中所呈现的性别意识形态,传统社会学以及法学研究在提供相应解释时存在着理论的局限性。面对这种局限,女性主义不仅作为一种理论更是一种方法可以丰富和补充对受暴女性的家庭研究。女性主义提供了一种性别的视角还原了受暴女性的真实生活经历,指出性别不只是一个可以忽略或控制的变量,而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社会关系,通过反思女性在婚姻家庭关系中的平等、正义和幸福等议题,指出女性的性别规范负担以及其遭受家庭暴力的可能性往往并不会随着女性的经济地位提高而得到彻底改变。通过女性主义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女性主义对父权制的批判,解释了家庭暴力的本质实际上是父权制下的性别暴力,以及受暴女性为何会出现“受害者退缩”的情况;通过女性主义方法的运用可以发现理性中立的法律规范是为何以及如何造成受暴女性的不利地位,对女性经验进行关注与解读使我们发现女性在生育、家务劳动以及对家庭成员照顾等方面的无形负担以及家庭暴力带给其的破坏性影响。女性主义并不是一种替代性的理论,其在法学研究中的应用是对传统法学实践推理的有益补充,使我们能够发现女性被忽略的经历以及基于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中女性生存的不同样态。通过女性主义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受暴女性所面临的困境存在着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现行法律规范对家庭暴力的规制局限是造成家庭暴力事实认定难的原因之一,法律规范对家庭暴力形式类型固化的表述方式,限制了法官对于法律适用的空间从而忽略了家庭暴力的本质特征。而一般性程序性规范的制约,导致法官基于中立的考量往往不能主动释明或依职权为受暴女性提供帮助。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家庭暴力话语以及父权制形塑下的法官对家庭暴力的认知偏好,体现了权力和文化在法官的家庭暴力认知中的双重作用,导致法官对家庭暴力形成了一定的认知偏好,呈现出排除受暴女性个体经验的样态。女性主义认识论指出,法官对受暴女性的认知优势地位的忽略以及基于认识论不公产生的偏见性认知,阻碍了法官对于受暴女性在家庭暴力中的真实经历的获取,并对家庭暴力的认知造成了认识上的障碍。司法实践中,法官对于家庭暴力后果基于公共秩序的考量,使得在家庭暴力理解与处置上呈现了典型的公私差异,导致了家庭暴力在事实认定过程中被人为淡化,在现实中强化了受暴女性的不利处境。在女性主义看来,除却家庭暴力认定难对受暴女性离婚诉求实现的限制外,尚有以下三方面原因造成了法官对于离婚诉求实现的限制。一是立法价值在个案中的冲突,在涉家暴离婚案件中法官往往需要在秩序、自由、安全等价值中做出选择,其价值选择的位阶差异实际上反映了“新家庭主义”与“女性主义”所体现的不同的理论倾向,而法官对于秩序的优先考虑,实际结果则会以牺牲受暴女性安全为代价。二是法律家长主义对女性自治的干预,使得法官往往认为受暴女性作出的离婚判断并不那么符合自身发展的利益,法律家长主义意识与对受暴女性自治能力之间的认知冲突阻碍了女性实现离婚的自主选择。三是以照顾者义务为主导的家庭责任歧视,使得女性被限制在性别规范当中,因受制于家庭生活中的照顾义务而不能实现从家庭事务以及家庭关系中脱离。在受暴女性的权利救济层面,受暴女性基于自身选择的适应性偏好,其权利救济的选择范围往往是受限的。而法官基于自我角色的限制,导致其对家庭暴力的干预力度不足以对离婚诉讼中出现的家庭暴力进行有效干预。而对于个案特殊性的忽略也常常导致法官未能及时有效的对受暴女性权利进行救济。因此面对受暴女在涉家暴离婚案件中的种种司法困境以及其背后复杂的结构性成因,受暴女性对案件中司法正义的实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对受暴女性的保障不仅需要强有力的法律通过保护与预防作为后盾,更需要在实践中将这些法律落到实处,司法实践中法官不仅应当对意识到裁判不仅是对个案中个体经验的关怀,还应注意到其形塑了司法对女性人权保障的具体形态,以及对社会行为指引的重要意义。除此之外,对受暴女性的救济不能仅仅依靠单一部门发挥作用,还应大力协调相关部门以及发动社会资源形成系统性保障。
王瑶华[8]（2020）在《晚清民国时期身体检查制度与实践研究（1902-1949）》文中研究指明西方史学界一直以来对于中国近现代科技史极为关注,尤其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身体史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近些年来,中国学者亦对相关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主要包括卫生与身体、医学与身体、身体政治、身体规训、女性身体研究等。但目前学界对于近代中国身体检查的研究分析还比较少,而体检问题的确是身体研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领域。近代“身体检查”制度是西医生理解剖学身体观与检查机制的结合,旨在促进民众健康,同时协助安排重要的社会事件——入学、入伍、选择职业等。本论文即围绕近代中国的体检问题展开分析,结合医学化理论,对不同人群的体检过程做出详细梳理,并讨论它与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期丰富中国近现代科技史、医学史的研究内涵。本文通过文献调研、案例分析和多学科研究视角的综合运用,以晚清民国时期的身体检查制度与实践作为考察对象,从医学化理论的两大层面——制度与知识层面展开讨论,聚焦于学生、职业人员、孕产妇三类人群,阐述西方体检模式和制度在中国发展的过程。论文由此探讨近代中国身体医学化和身体标准化的问题,分析体检被纳入民众日常生活与国家现代化叙事的方式与过程。论文主体主要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提出本文的理论基础,即近代中国体检是如何在医学化的理论视角下被阐述的。接下来三大部分分别论述体检制度与实践中的三类人群,其中学生和职业人员是从医学化的第一个层面,政策制度与组织管理展开讨论,孕产妇则是从医学化的第二个层面,医学知识与疾病认识论展开分析。第五部分为讨论,尝试分析了体检中的身体认知观念,西医体检知识和制度在进入中国后如何与各种要素发生关联与互动,以及体检在国家和民族层面对国民健康身份的构建三大问题。对近代中国体检制度与实践的研究,归根结底,是对一种身体知识与技术在近代中国出现、应用与发生转变的过程的研究。由此,本研究主要得出以下五个结论:第一,体检与医学化问题密切相关,即身体在经历西方生物学和解剖学概念解释,并通过一系列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技术手段,逐步被纳入到医疗权力体系中,受到各种检查机制的管理。第二,医学化将体检由医院场域扩展到学校、军队、各种职业团体、孕产妇等特殊人群,甚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体检成为一种标准化的活动和世俗化的制度安排,成为对某些“异常”身体进行构建和监管的技术手段。第三,体检制度在近代中国社会推广并逐渐成为由政府主导的行为,根本原因是身体认知观念的变化与检查身体方式的变化,即由中国传统取象类比,推求而得的观察方式,逐渐被遵循着科学语言的标准化检查方式所取代。第四,医学化两个层面在具体的体检实践中相互交叉,由此产生了背后复杂的互动网络。知识、技术、医护人员、潜在患者群体、各类相关机构等行动者的行为被叠加在一起,通过各种实践活动得以显现。第五,体检在近代中国同整个国家和民族健康紧密联结在一起,它是一种国民健康身份认同技术。形形色色不同的身份正是在体检技术和与之相关的各种关系要素,以及国家民族现代性诉求的主流话语绘制下共同构建而成的。最后,在学术与现实意义上,期望本论文对于增进中国近代史、医学史、身体史等学术领域的研究能够有所贡献,并希望帮助我们分析当今社会体检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历史成因,反思当下身体是否过度医学化的现象。同时,也为当今学术界关于身体、医疗、卫生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可能的分析视角。
黄秋硕[9]（2020）在《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文中提出丁韪良（W.A.P.Martin）任清政府同文馆总教习和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等职,前后从事职业教育40年,其一生汉学成就突出表现为六个方面。第一,丁韪良在近代西方人文学科方法影响下,重视对儒释道文化的释读,肯定颇多。丁韪良是美国汉学史上真正依据中国典籍并结合考察社会实际而释读儒释道文化的第一人。第二,丁韪良高度评价中华民族“壮丽的文学丰碑”;热衷向西方传递中华文化、中国观念和中国形象,促进了中国文学在美国的传播。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丁韪良称得上是中国文学研究与译介的拓荒者与奠基人。第三,丁韪良热情颂扬与推介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并以明确的近代化理念,在西方汉学史上,第一次梳理从鸦片战争到中华民国诞生之前的中国近代史。丁韪良是这个时期中国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人,因此他的相关记述,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第四,丁韪良翻译大量西学论着,侧重于近代化新兴学科与实用知识,大多是对西方科技、法律、经济等领域专着的首次翻译,其对相关理论、概念、名词及内容等方面的汉语表述,对中国近代相关新兴学科之构建,均具有创新与借鉴意义,丁韪良汉译西学论着,同样具有重要汉学意义。第五,丁韪良创办中文期刊《中西闻见录》与《新学月报》,大力传播“实学”,不仅对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对推动汉学研究往更高层次发展,也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六,丁韪良作为汉学研究机构北京东方学会首任会长,倡导以“自由思辨精神”来研究汉学的一切领域。北京东方学会在拓展汉学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学术创新等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并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西方宗教的负面影响。丁韪良也存在种种弱点与不足,这应更多地从他所处时代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局限性的角度加以说明。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美国汉学的开创、奠基与初步发展,主要是由清代美国来华汉学家们完成的。丁韪良称得上是汉学发展史上一位成绩卓着的巨匠。其在中学西渐与西学东渐双向文化交流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和产生的积极影响,不仅值得充分肯定,至今仍有实际借鉴意义。
刘纪蕊[10]（2020）在《县域内家庭的教育选择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家庭的教育选择是家长依据子女的需要,以实现家庭整体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对现有教育类型、内容及品质等进行的一系列满足个体偏好的资源配置或方案决策行为。在素质教育背景下,学校教育和校外教育是实施全面育人的两大体系,家长作为青少年教育的规划者和决策者,面临在两大教育体系内的各类教育选择问题。虽然,我国推行义务教育“就近入学”政策,但随着城镇化发展和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政策实施,农村教育空间被压缩,农村家庭的“择校”现象逐渐显露,校外教育选择问题也逐渐凸显,亟须给予关注和解决。当前,比较成熟的教育选择理论主要来源于西方国家,而我国关于家庭的教育选择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地区或特殊群体家庭。由于文化环境和经济发展差异,这些研究不能有效指导农村家庭的教育选择。因此,深入调研当前农村家庭的教育选择真实状况,全面分析农村家庭的教育选择相关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研究以“县域内家庭如何进行教育选择并影响学生发展”为核心研究问题,以家庭教育决策相关理论和教育投入产出理论为理论工具,从家庭的学校教育选择（包括:小学类型、中学类型及最高教育类型）和校外教育投入选择（包括:资金投入和时间投入）两个方面,研究了家庭的教育选择现状、特征、影响因素及对学生发展的影响,特别研究了各教育选择间的作用关系。在研究中,主要采用文献研究和调查研究法,以我国东、中、西、东北四地区县域内35所公立小学的1039个家庭（学生、家长）调研数据为基础,以R语言和SPSS作为数据分析工具,采用量化研究为主,质性研究为辅的方法进行研究,具体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家庭的教育选择呈现多元化特征:学校教育选择呈现“取优”、“向城”趋势,校外教育投入选择呈“中等”状态。在学校教育选择方面,对于当前小学生家庭而言,家庭的最高教育类型选择普遍较高,多数家庭的选择为本科及以上,有三分之一的家庭选择已向硕士阶段延伸,有近五分之一的家庭决定让子女接受高职、大专及以下教育;有相当多的家庭对村镇小学有选择需求,未来对县市中学选择需求较大,但仍有相当部分的家庭未来对乡镇中学有较高选择需求。在家庭的校外教育投入选择方面,校外教育资金投入选择和校外教育时间投入选择趋势一致,整体呈“中等”状态。第二,家庭的教育选择主要受学生、家长及家庭特征影响。学校教育选择主要受家长和家庭特征影响,校外教育选择主要受家庭和学生特征影响。从“决策制定和执行能力限制”角度对影响因素的分析来看,“两类限制”对各教育选择的影响略有差异。整体来看,“最高教育类型选择”和“校外教育时间投入选择”受家庭的教育决策制定能力限制影响较大;而“中学类型选择”和“小学类型选择”受家庭的教育决策执行能力限制影响较大;“校外教育资金投入选择”受家庭的教育决策制定和执行能力限制影响相当。第三,各教育选择间作用关系显着。对于小学生家庭而言,在家庭的教育选择系统内,未来最高教育类型选择显着影响未来中学类型选择,未来中学类型选择显着影响当前小学类型选择,当前小学类型选择显着影响校外教育资金、时间投入选择。概言之,“教育选择目的”影响“教育选择手段”,实证了教育选择间的“手段-目的”链关系假设。此外,当前小学类型选择影响未来中学类型选择,当前校外教育资金投入选择影响未来最高教育类型选择。这说明家庭已执行的教育选择,指导或限制未来的部分教育选择。第四,家庭的教育选择对学生不同方面的发展影响各异。最高教育类型选择影响学生学习状态和心理韧性发展,未来中学类型选择影响学生“心理健康”发展,当前小学类型选择影响学生学习状态发展,校外教育时间投入选择影响学生心理韧性和“心理健康”发展,校外教育资金投入选择影响学生同伴关系发展。从分析结果看,最高教育类型选择和校外教育时间投入选择对学生发展影响较大。另外,“教育选择、学生发展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间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说明:校外教育投入选择、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发展作用关系显着,而学校教育类型选择对学生发展作用关系不显着。总体而言,本文在研究框架的构建、实证研究的分析过程中,对于理论视角、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的创新进行了有益探索,丰富了家庭的教育选择理论研究,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扩展抽样范围、扩大样本规模,从更广泛的视角拓展研究主题。
二、成长·特别关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成长·特别关注（论文提纲范文）
（1）积极领导的结构测量、形成机制与作用效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实践意义 |
| 1.4 研究的主要创新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6 论文结构 |
| 第2章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2.1 积极领导的概念与测量 |
| 2.1.1 积极领导的概念 |
| 2.1.2 积极领导与相关概念的比较 |
| 2.1.3 积极领导的维度与测量 |
| 2.2 积极领导的形成 |
| 2.2.1 自我构建对积极领导的影响 |
| 2.2.2 人格特质对积极领导的影响 |
| 2.2.3 环境因素对积极领导的影响 |
| 2.3 积极领导的影响结果 |
| 2.3.1 积极领导对个体层面的影响 |
| 2.3.2 积极领导对团队层面和组织层面的影响 |
| 2.4 积极领导的研究评述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积极领导的量表修订 |
| 3.1 问题提出 |
| 3.2 概念、内涵与维度识别 |
| 3.2.1 积极领导的概念与内涵 |
| 3.2.2 积极领导的维度识别 |
| 3.2.3“发现优势”维度测量的理论基础 |
| 3.2.4“真正乐观”维度测量的理论基础 |
| 3.3 生成量表题项 |
| 3.3.1 初始题项的生成 |
| 3.3.2 内容效度评估 |
| 3.4 优化量表题项 |
| 3.4.1 数据收集 |
| 3.4.2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3.4.3 内部一致性评估 |
| 3.4.4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3.5 量表验证 |
| 3.5.1 研究假设 |
| 3.5.2 测量量表 |
| 3.5.3 数据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心理韧性对积极领导的影响机制 |
| 4.1 问题提出 |
| 4.2 理论基础与理论模型构建 |
| 4.2.1 认知—情感加工系统理论与应用 |
| 4.2.2 特质激活理论与应用 |
| 4.2.3 理论模型的形成 |
| 4.3 研究假设 |
| 4.3.1 心理韧性对积极领导的直接影响 |
| 4.3.2 积极情绪和自我调节能力的中介作用 |
| 4.3.3 组织间竞争的调节作用 |
| 4.4 问卷设计与调查 |
| 4.4.1 测量工具 |
| 4.4.2 预调查与问卷修正 |
| 4.4.3 正式调查 |
| 4.5 数据处理与分析 |
| 4.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5.2 信度分析 |
| 4.5.3 效度分析 |
| 4.5.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
| 4.5.5 相关分析 |
| 4.5.6 假设检验 |
| 4.5.7 研究结果与讨论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积极领导对创新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的作用效果 |
| 5.1 问题提出 |
| 5.2 理论基础与理论模型构建 |
| 5.2.1 社会认知理论与应用 |
| 5.2.2 理论模型的形成 |
| 5.3 研究假设 |
| 5.3.1 积极领导对创新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的直接影响 |
| 5.3.2 领导认同感的中介作用 |
| 5.3.3 主动性人格在积极领导与领导认同感关系间的调节作用 |
| 5.4 问卷设计与调查 |
| 5.4.1 测量工具 |
| 5.4.2 预调查与问卷修正 |
| 5.4.3 正式调查 |
| 5.5 数据处理与分析 |
| 5.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5.2 信度分析 |
| 5.5.3 效度分析 |
| 5.5.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
| 5.5.5 数据聚合检验 |
| 5.5.6 相关分析 |
| 5.5.7 假设检验 |
| 5.5.8 研究结果与讨论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理论贡献 |
| 6.3 管理启示 |
| 6.4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师范生人工智能素养自评工具开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聚焦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本章小结 |
| 2 研究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人工智能素养 |
| 2.1.2 师范生人工智能素养 |
| 2.1.3 自评工具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教师专业素养理论 |
| 2.2.2 教育测评理论 |
| 2.3 研究综述 |
| 2.3.1 人工智能素养相关研究 |
| 2.3.2 素养评价相关研究 |
| 2.3.3 评价工具开发的步骤 |
| 2.3.4 已有研究对本研究的启示 |
| 2.4 本章小结 |
| 3 师范生人工智能素养内涵与意义 |
| 3.1 师范生人工智能素养内涵 |
| 3.1.1 人工智能素养的概念梳理 |
| 3.1.2 内涵与特征 |
| 3.2 师范生人工智能素养结构 |
| 3.2.1 素养构成要素分析 |
| 3.2.2 素养结构分析 |
| 3.2.3 师范生人工智能素养模型 |
| 3.3 师范生人工智能素养培养意义 |
| 3.3.1 有助于师范生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社会发展的挑战 |
| 3.3.2 促进师范生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和应用 |
| 3.4 本章小结 |
| 4 师范生人工智能素养自评工具构建 |
| 4.1 构建原则 |
| 4.2 指标构建与题项编制 |
| 4.2.1 量表指标分析 |
| 4.2.2 自评工具题目编制 |
| 4.3 指标与题项内容修订 |
| 4.3.1 专家咨询调查问卷 |
| 4.3.2 第一轮专家咨询 |
| 4.3.3 第二轮专家咨询 |
| 4.3.4 基于两次专家咨询的综合分析 |
| 4.4 区分度及信效度检验 |
| 4.4.1 项目分析 |
| 4.4.2 因子分析 |
| 4.4.3 自评工具构成 |
| 4.5 本章小结 |
| 5 师范生人工智能素养自评工具应用 |
| 5.1 工具应用设计 |
| 5.2 师范生人工智能素养分析 |
| 5.2.1 应用结果分析 |
| 5.2.2 分析结论 |
| 5.3 师范生人工智能素养培育对策 |
| 5.4 本章小结 |
| 6 研究总结 |
| 6.1 研究结论及建议 |
| 6.1.1 研究结论 |
| 6.1.2 应用建议 |
| 6.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3）父亲参与教养与3-6岁幼儿学习品质的相关研究：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概念界定 |
| (一)父亲参与教养 |
| (二)心理韧性 |
| (三)学习品质 |
| 三、国内外研究的文献综述 |
| (一)父亲参与教养的相关研究 |
| (二)父亲参与教养与学习品质 |
| (三)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 |
| (四)文献述评 |
| 第一章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三、研究假设 |
| 四、研究对象 |
| 五、研究方法 |
| (一)文献法 |
| (二)问卷调查法 |
| 六、研究工具 |
| (一)父亲参与教养问卷 |
| (二)幼儿心理韧性评估量表 |
| (三)幼儿学习品质家长评价量表 |
| 七、数据统计与处理 |
| 八、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
| 第二章 研究结果 |
| 一、父亲参与教养、幼儿心理韧性和学习品质的基本状况 |
| (一)父亲参与教养的描述性统计 |
| (二)幼儿心理韧性的描述性统计 |
| (三)幼儿学习品质的描述性统计 |
| 二、幼儿学习品质在人口变量学上的差异性 |
| 三、父亲参与教养和幼儿心理韧性分别与幼儿学习品质的相关性检验 |
| (二)幼儿心理韧性与幼儿学习品质的相关性 |
| 四、父亲参与教养和幼儿学习品质的回归分析 |
| 五、幼儿心理韧性在父亲参与教养和学习品质之间的中介作用 |
| 第三章 讨论与分析 |
| 一、父亲参与教养、幼儿心理韧性和学习品质的发展现状分析 |
| (一)父亲参与教养整体良好,管教约束略微欠缺 |
| (二)幼儿心理韧性呈正态分布,少数需得到特别关注 |
| (三)幼儿学习品质发展良好,好奇兴趣占主导 |
| 二、幼儿学习品质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性分析 |
| (一)教育期望正向引导学习品质发展,不同性别年龄幼儿呈差异发展 |
| 三、父亲参与教养和幼儿心理韧性分别与幼儿学习品质的相关性及回归分析 |
| (一)父亲与幼儿的互动示范,构建幼儿认知模式 |
| (二)保护性因素助力幼儿接受挑战,战胜学习困难 |
| 四、幼儿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分析 |
| 第四章 结论与建议 |
| 一、结论 |
| 二、教育建议 |
| (一)社会层面 |
| (二)父亲层面 |
| 第五章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一、研究不足 |
| (一)样本容量有限 |
| (二)研究方法有限 |
| (三)调研时间有限 |
| 二、展望 |
| (一)扩展研究对象范围,跨地区多元化进行调研。 |
| (二)研究方法多元化,质性与量性研究相结合 |
| (三)增加纵向研究,动态延展研究走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父亲参与教养、幼儿心理韧性与学习品质调查问卷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4）华龙证券私募基金服务业务服务质量提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与工具 |
| 1.3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及文献综述 |
| 2.1 概念的界定 |
| 2.1.1 私募基金 |
| 2.1.2 私募基金管理人 |
| 2.1.3 私募基金服务业务 |
| 2.2 服务质量概述及服务质量评价模型 |
| 2.2.1 服务质量概述 |
| 2.2.2 SERVQUAL模型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私募基金服务业务研究综述 |
| 2.3.2 服务质量相关研究综述 |
| 第三章 华龙证券私募基金服务业务现状 |
| 3.1 华龙证券概述及华龙证券私募基金服务业务发展历程 |
| 3.1.1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概述 |
| 3.1.2 华龙证券私募基金服务业务发展历程 |
| 3.2 华龙证券私募基金服务业务现状 |
| 3.2.1 华龙证券私募基金服务业务体系 |
| 3.2.2 华龙证券私募基金服务业务内容 |
| 3.2.3 华龙证券私募基金服务业务团队 |
| 3.2.4 华龙证券私募基金服务业务规模 |
| 第四章 华龙证券私募基金服务业务服务质量调查及评价分析 |
| 4.1 华龙证券私募基金服务业务服务质量评价指标设计 |
| 4.1.1 服务质量评价模型 |
| 4.1.2 服务质量评价指标 |
| 4.2 华龙证券私募基金服务业务服务质量调查 |
| 4.2.1 问卷调查的目的与对象 |
| 4.2.2 问卷调查的设计与发放 |
| 4.2.3 问卷调查的回收与效验 |
| 4.2.4 问卷调查的统计与分析 |
| 4.3 华龙证券私募基金服务业务服务质量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
| 4.3.1 有形性维度分析 |
| 4.3.2 可靠性维度分析 |
| 4.3.3 响应性维度分析 |
| 4.3.4 保证性维度分析 |
| 4.3.5 移情性维度分析 |
| 第五章 华龙证券私募基金服务业务服务质量提升对策 |
| 5.1 有形性维度提升对策 |
| 5.1.1 优化业务系统 |
| 5.1.2 提升硬件设施 |
| 5.2 可靠性维度提升对策 |
| 5.2.1 建立业务差错应急处理制度 |
| 5.2.2 业务差错率与绩效考核挂钩 |
| 5.3 响应性维度提升对策 |
| 5.3.1 加强服务队伍建设 |
| 5.3.2 建立管理人意见反馈与改进机制 |
| 5.4 保证性维度提升对策 |
| 5.4.1 加强工作人员培训力度 |
| 5.4.2 建立基金服务部员工轮岗制度 |
| 5.5 移情性维度提升对策 |
| 5.5.1 提供个性化、定制化私募基金服务 |
| 5.5.2 强化工作人员服务意识 |
| 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访谈实录 |
| 附录B 我国私募基金服务业务服务质量期望问卷调查 |
| 附录C 华龙证券私募基金服务业务服务质量问卷调查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5）明治时期日本人中国游记中的中国认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要旨 |
| 序章 |
| 第一节 问题意识 |
| 一、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认识发生质变 |
| 二、近代日本人的中国旅行热潮 |
| 三、日本人游记是研究日本人中国认识的好材料 |
| 第二节 本论文的概念界定 |
| 第三节 本论文的研究方法、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内容和研究目的 |
| 三、本论文的创新、意义和不足 |
| 第四节 本论文的结构 |
| 第二章 先行研究 |
| 第一节 关于近代日本人中国认识的研究 |
| 第二节 关于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的研究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的分类及统计 |
| 第一节 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的分类 |
| 第二节 明治时期日本人中国游记的统计分析及案例选择 |
| 小结 |
| 第四章 明治时期以前的日本人中国游记中的中国认识(1860-1867年) |
| 第一节 历史背景 |
| 第二节 幕末日本人的中国旅行和游记 |
| 一、幕末日本人的中国旅行和游记的整体情况 |
| 二、幕末日本人的中国旅行和游记的特点 |
| 三、“千岁丸”上海考察团的中国旅行和游记的代表性问题 |
| 第三节 个案研究: 以“千岁丸”一行的中国游记为中心 |
| 一、旅行目的、各部游记的重心和特点 |
| 二、完整的个案: 以纳富介次郎的《上海杂记》为例 |
| 三、各游记共同的关注点: 以对难民和孔庙的看法为例 |
| 四、小结: 中国认识及其形成原因分析 |
| 第五章 明治前期日本人中国游记中的中国认识(1868-1894年) |
| 第一节 历史背景 |
| 第二节 个案一: 小栗栖香顶的《北京纪事》 |
| 一、小栗栖香顶的第一次中国旅行和《北京纪事》 |
| 二、日常生活中的中国人认识 |
| 三、对中国的认识 |
| 四、小栗栖香顶的特别关注点: 宗教 |
| 五、小结: 日常生活中的对中国人的多面观察 |
| 第三节 个案二: 宗方小太郎与1887年《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 |
| 一、宗方小太郎和1887年《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 |
| 二、1887年《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中的中国人、日本人、欧美人和朝鲜人 |
| 三、对中国的认识 |
| 四、宗方小太郎的特别关注点: 中国地势和兵力 |
| 五、小结: 中国作为日本“相机而动”的对象国 |
| 第六章 明治后期日本人中国游记中的中国认识(1895-1912年) |
| 第一节 历史背景 |
| 第二节 个案一: 内藤湖南和《燕山楚水》 |
| 一、内藤湖南的第一次中国之行 |
| 二、《燕山楚水》的概况 |
| 三、对中国人和西方人的认识 |
| 四、内藤湖南的特别关注点之一: 名胜古迹 |
| 五、内藤湖南的特别关注点之二: 以笔谈了解中国时局 |
| 六、内藤湖南认识中国的方法: 比较与局部代替整体法 |
| 第三节 个案二: 广岛高等师范学校的《满韩修学旅行记念录》 |
| 一、1906年广岛高等师范学校满韩修学旅行 |
| 二、游记《满韩修学旅行记念录》概况 |
| 三、《满韩修学旅行记念录》中对中国人的认识 |
| 四、《满韩修学旅行记念录》中的中国认识 |
| 五、《满韩修学旅行记念录》中的特别关注点: 旧战场和新经营 |
| 六、评价中国东北的方式: 与日本作比较 |
| 七、小结: 落后的中国、胜利者日本、新经营者日本 |
| 第七章 幕末和明治时期日本人中国游记中的中国认识探讨 |
| 第一节 中国认识及其变化 |
| 一、五个个案的基本情况对比 |
| 二、中国认识的共性和个性 |
| 第二节 中国认识及其变化的原因初探 |
| 一、看中国的视角: 俯视的视角 |
| 二、信息源的变化 |
| 三、笔谈作用的转变 |
| 四、中国认识的二元性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优教与忧思 ——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致敬先贤:对思想的追根溯源 |
| (二)挖掘思想:领悟先生学术精妙 |
| (三)后辈仰止:在企首中追寻足迹 |
| 二、研究问题 |
| (一)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生成的内在机理 |
| (二)王逢贤教育学思想内隐的教育意蕴 |
| (三)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现实价值指向 |
| 三、文献综述 |
| (一)厘清研究个人思想的方法 |
| (二)一位德育专家的思想脉络 |
| (三)对后辈学生德育研究之引领 |
| (四)学界同仁对先生思想之评述 |
| (五)后生晚辈对先生品格之追忆 |
| 四、研究方法 |
| (一)微观历史法 |
| (二)个人访谈法 |
| 第一章 逻辑辨析:思想呈现的科学进路 |
| 一、教育学研究逻辑的反思 |
| (一)教育学元认知的批判 |
| (二)教育学研究方法的批判 |
| 二、教育学科学逻辑的继承 |
| (一)寻找教育学史中的教育学体系 |
| (二)揭示教育规律为教育学逻辑起点 |
| 三、教育学逻辑结构的建构 |
| (一)教育社会现象学的逻辑表达 |
| (二)教育认识现象学的逻辑表达 |
| 第二章 条件追因:思想生成的实然之路 |
| 一、社会与个人的互动机理 |
| (一)沉与浮的交织经历 |
| (二)学与教的思想洗礼 |
| 二、思想演变的历史脉络 |
| (一)思想的聚合与积淀(1935-1956) |
| (二)思想的沉淀与凝练(1957-1977) |
| (三)思想的焕发与升华(1978-2000) |
| (四)思想的总结与反思(2000 年以后) |
| 三、恒定不移的教育信念 |
| (一)国家与个人的共在中寻找教育之美 |
| (二)现实与理想的平衡中达成教育之善 |
| (三)现代与后现代统整中追求教育之真 |
| 第三章 本体挖掘:探寻教育规律的应然之旨 |
| 一、教育原理的重审——教育本质的辩证 |
| (一)从教育逻辑上把握同一性 |
| (二)在社会情境中界定教育范畴 |
| (三)于社会生产二重性揭示本质 |
| 二、教育目的的定位——人的全面发展 |
| (一)人是基础:对教育目的的审思与锚定 |
| (二)人的复归:对异化的批判与摒弃 |
| (三)人能为人:对自我的认知与觉察 |
| (四)发展程度:体现社会进步纵向度 |
| 三、教育功能的展开——教育先行的战略 |
| (一)服务社会:教育的自觉功能 |
| (二)人才培养:实现的前置条件 |
| (三)指向未来:教育发展的构想 |
| (四)正确逻辑:教育与社会的互动 |
| 四、教研方法的确定——教育研究本土化 |
| (一)教育研究扎根于本土的现实环境 |
| (二)教育研究本土化的实现保障 |
| (三)教育研究本土化的方法论要求 |
| 五、教育任务的剖析——学校德育系统论 |
| (一)多维度考察整体界说德育 |
| (二)对人的培养是德育的本质 |
| (三)在联系中把握德育实践 |
| (四)教育者要先受教育 |
| 第四章 向度阐释:对现实指导的必然之意 |
| 一、理论根基:教育研究的生成基点 |
| (一)坚守哲学基础本根 |
| (二)坚持教育就是教育自身 |
| 二、本土意识:教育研究必须扎根 |
| (一)教育发展要有社会的保障 |
| (二)不能将教育做成产业 |
| (三)学校是教育实践的关键 |
| (四)教育的价值追求在于培养具有创新性的人 |
| 三、复杂规律:教育研究必须遵循的过程机理 |
| (一)在宏观层面把握教育规律 |
| (二)在微观层面挖掘教育规律 |
| (三)在实践层面尊重教育规律 |
| 四、人为基点:教育研究的逻辑肇始 |
| (一)教育以满足人的需要为起点 |
| (二)教育以情境陶冶为教学手段 |
| (三)教育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点 |
| 第五章 意蕴生发:对先生精神之检视 |
| 一、弘毅明德:在探索与思考中开创再立 |
| 二、修己安人:在为学与治学中彰显品格 |
| 三、忧国忧民:在为人与为师中抒发情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王逢贤生平 |
| 附录二:访谈提纲 |
| 附录三:手稿资料 |
| 附录四:实物照片 |
| 后记 |
（7）受暴女性的司法困境探析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涉家暴离婚案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二、选题的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的基本框架 |
| 第一章 受暴女性在涉家暴离婚案件中所面临的司法困境 |
| 第一节 我国当前涉家暴离婚案件的司法现状 |
| 一、审判程序相关情况 |
| 二、当事人及审判结果相关情况 |
| 第二节 家庭暴力认定难问题 |
| 一、家暴行为界定难 |
| 二、家暴事实举证难 |
| 三、家庭暴力认定难的个案呈现 |
| 第三节 离婚诉求实现难问题 |
| 一、家庭暴力与感情破裂的关联性认定 |
| 二、基于结果考量的家庭暴力淡化处理 |
| 第四节 权益保障难问题 |
| 一、受暴女性的人身安全保障现状 |
| 二、受暴女性的经济救济现状 |
| 第二章 女性主义理论与方法对涉家暴离婚案件研究的独特价值 |
| 第一节 传统社会科学研究对涉家暴离婚案件相关问题的解释限度 |
| 一、社会学研究对家庭暴力概念的解释限度 |
| 二、传统法学研究对受暴女性经验的考察限度 |
| 第二节 女性主义为涉家暴离婚案件研究提供的方法论支持 |
| 一、女性主义方法对分析涉家暴离婚案件的特殊意义 |
| 二、女性主义法学方法对涉家暴离婚案件研究的具体方法论支持 |
| 第三节 女性主义为涉家暴离婚案件研究提供的理论支持 |
| 一、女性主义法学研究兴起概况 |
| 二、以平等为主题的女性主义法学提供的理论支持 |
| 三、以差异为主题的女性主义法学提供的理论支持 |
| 四、以多样性为主题的女性主义法学提供的理论支持 |
| 第四节 女性主义法学为涉家暴离婚案件研究提供的具体分析框架 |
| 一、对法律父权制基础的批判 |
| 二、对形式平等的关注与批判 |
| 三、对女性经验与价值的关注 |
| 第三章 家庭暴力认定难的女性主义分析 |
| 第一节 现行法律规范对涉家暴离婚案件的规制局限 |
| 一、现行法律法规对家庭暴力概念的具体表述 |
| 二、现行实体规范对家庭暴力类型多样性的表述制约 |
| 三、现行程序规范对家庭暴力举证特殊性的规制缺失 |
| 第二节 父权制形塑下法官的家庭暴力认知偏好 |
| 一、父权制形塑下东西方法律文化中的家庭暴力话语 |
| 二、权力和文化在法官的家庭暴力认知中的结构性作用 |
| 三、法官对家庭暴力认知偏好的表现形式 |
| 第三节 法官对女性作为经验主体的忽视与偏见 |
| 一、法官对受暴女性作为经验主体认知地位的忽视 |
| 二、法官对受暴女性基于“认识论不公”的偏见 |
| 第四节 基于公共利益考量的家庭暴力认定限制 |
| 一、公私分域下司法对暴力行为的干预差异 |
| 二、基于公共利益考量的家庭暴力认定限制 |
| 第四章 受暴女性离婚诉求实现难的女性主义分析 |
| 第一节 法官在个案决策中的立法价值选择 |
| 一、涉家暴离婚案件中蕴含的立法价值 |
| 二、法官在个案中的价值选择偏好 |
| 第二节 法律家长主义对受暴女性自治的干预 |
| 一、法律家长主义与女性自治的内在冲突 |
| 二、法律家长主义下的双重话语对女性自治的限制 |
| 第三节 以照顾者义务为主导的家庭责任歧视的限制 |
| 一、基于母职的照顾义务对受暴女性的限制 |
| 二、基于妻职的照顾义务对受暴女性的限制 |
| 第五章 受暴女性权益保障难的女性主义分析 |
| 第一节 对受暴女性选择的适应性偏好的忽视 |
| 一、适应性偏好概念的理论内涵 |
| 二、适应性偏好对法官的影响 |
| 第二节 法官角色的自我限制 |
| 一、法官角色自我限制的表现形式 |
| 二、法官突破角色限制的重要意义 |
| 第三节 法官对涉家暴离婚案件相关问题的视角限缩 |
| 一、对受暴女性基于生理产生的脆弱性的忽略 |
| 二、对中国语境下代际暴力与婚姻暴力关联性的忽略 |
| 三、对涉家暴离婚案件中未成年子女抚养特殊性的忽略 |
| 第六章 受暴女性权益保障的制度与实践 |
| 第一节 以家庭正义理论为指导的制度建设 |
| 一、家庭正义的理论内涵与时代精神 |
| 二、以完善婚姻家庭制度为基本框架 |
| 三、以丰富涉家暴案件专门规范为内容补充 |
| 第二节 以保障女性人权为目标的司法实践 |
| 一、强化法官反家暴知识培训力度 |
| 二、注重女性主义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 |
| 三、提升法官案件办理规范化水平 |
| 第三节 以消除家庭暴力为宗旨的部门联动 |
| 一、公安机关强化好家庭暴力警情的规范处置 |
| 二、检察机关发挥好依法公诉及法律监督职能 |
| 三、相关部门及组织完善好反家暴联动机制运行工作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晚清民国时期身体检查制度与实践研究（1902-1949）（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2 研究背景、内容与方法 |
| 2.1 身体医学化的相关研究综述 |
| 2.1.1 国外学者对身体医学化问题的研究概况 |
| 2.1.2 国内学者对身体医学化问题的研究概况 |
| 2.1.3 小结 |
| 2.2 近代中国医疗卫生史与身体观念研究综述 |
| 2.2.1 近代中国医疗卫生史相关研究 |
| 2.2.2 近代中国身体史的相关研究 |
| 2.2.3 近代中国健康观念的相关研究 |
| 2.2.4 近代中国体检兴起的相关研究 |
| 2.2.5 小结 |
| 2.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2.3.1 概念限定与说明 |
| 2.3.2 研究内容 |
| 2.3.3 研究方法 |
| 2.3.4 选题意义 |
| 2.3.5 创新性 |
| 3 身体医学化与近代中国的身体检查 |
| 3.1 晚清民国时期体检在中国的发展概述 |
| 3.2 近代中国体检中的身体观基础和技术基础 |
| 3.2.1 机械论、解剖学身体观与近代中国体检 |
| 3.2.2 科学度量观与近代中国体检 |
| 3.2.3 身体影像技术与近代中国体检 |
| 3.3 小结与研究思路 |
| 4 晚清民国时期学生体检制度与实践的发展 |
| 4.1 清末学生体检制度观念的萌发与初步实践(1902-1911) |
| 4.2 北洋政府时期学生体检制度与实践的发展(1912-1927) |
| 4.2.1 各自为政时局下的学生体检制度与实践 |
| 4.2.2 存在的问题与统一标准的呼声 |
| 4.3 南京国民政府学生体检制度的正式建立与全面实施(1928-1937) |
| 4.3.1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学生体检制度的正式建立 |
| 4.3.2 健康检查逐渐纳入学校行政体系 |
| 4.4 地区性和全国性的学生健康检查统计 |
| 4.5 全面抗战时期学生健康检查(1937-1945) |
| 4.5.1 战时学校健康(卫生)教育与健康检查 |
| 4.5.2 战时学生营养问题与健康检查 |
| 4.6 民国时期学生体检——以清华大学为例 |
| 4.6.1 清华学堂和清华学校时期的学生体检(1911.4-1928.7) |
| 4.6.2 国立清华大学时期的学生体检(1928.8-1937.7) |
| 4.6.3 抗战时期中的清华学生体检(1937.8-1946.7) |
| 4.6.4 复员后的国立清华大学时期的学生体检(1946.8-1948.12) |
| 4.7 小结 |
| 5 民国时期职业人员体检制度与实践的发展 |
| 5.1 民国初年至1933年职业人员体检 |
| 5.1.1 1931年之前职业人员体检的初步发展 |
| 5.1.2 应考公务人员体格检验制度的正式建立(1931-1933) |
| 5.2 1933年以后职业人员体检概况 |
| 5.2.1 行政公务人员 |
| 5.2.2 铁路服务人员 |
| 5.2.3 其他从业人员 |
| 5.3 特殊职业体检——以军人为例 |
| 5.3.1 陆军体检 |
| 5.3.2 空军飞行员体检 |
| 5.4 小结 |
| 6 民国时期孕产医学化与产检 |
| 6.1 孕产医学化:“异常”身体的建构 |
| 6.2 民国时期妇婴卫生行政与产检事业概况 |
| 6.3 产检:对“异常”身体的检测 |
| 6.3.1 时间上的监测 |
| 6.3.2 检查人员与场所的转变 |
| 6.3.3 检查项目与内容 |
| 6.4 基于产检的医学统计与研究 |
| 6.5 小结 |
| 7 讨论 |
| 7.1 体检与近代中国身体认知观念的转变 |
| 7.1.1 中西医“身体检查”观之比较 |
| 7.1.2 “健康检查”与“健康”认知观念 |
| 7.2 体检之“网”: 认知观念与制度安排的互动 |
| 7.2.1 实践中的技术: 北平公共卫生示范区中的体检 |
| 7.2.2 北平示范卫生区中体检知识和技术网络的生成 |
| 7.2.3 体检网络相关行动者行为链条分析 |
| 7.3 近代中国的体检与健康身份认同 |
| 7.3.1 从健康的身体到健康的国家 |
| 7.3.2 健康检查与身体隐喻 |
| 7.3.3 健康检查与身体、健康和身份的构建 |
| 7.4 小结 |
| 8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9）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第一节 国内外关于本选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一、中外学者关于美国早期汉学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
| 1.美国“早期汉学”起始于何时？ |
| 2.美国“早期汉学”结束于何时？ |
| 3.美国“传教士汉学”何时向“专业汉学”过渡? |
| 4.笔者对美国早期汉学史分期之思考 |
| 二、当代中外学者对美国早期汉学家成就的总体评价 |
| 三、当代中外学者对丁韪良汉学研究的总体论述与评价 |
| 四、国内学者关于丁韪良其他方面问题的讨论 |
| 五、国外与丁韪良有关研究成果综述 |
| 第二节 本论文研究意义、研究思路与学术创新 |
| 一、研究意义与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思路与写作框架 |
| 三、研究方法与学术创新 |
| 第一章 丁韪良来华前后的美国汉学界 |
| 第一节 裨治文与美国汉学之起源 |
| 一、裨治文来华前的中美关系与来华美国人 |
| 二、裨治文来华与创办《中国丛报》 |
| 1.裨治文来华与初期的汉语研习环境 |
| 2.裨治文创办《中国丛报》最初目的 |
| 3. 《中国丛报》由宗教性向世俗性转变 |
| 4.裨治文与美部会的分歧 |
| 三、裨治文的主要着述 |
| 四、裨治文创办学会与教育机构 |
| 1.裨治文等创立美国东方学会 |
| 2.裨治文创立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 |
| 3.裨治文创办其他学会 |
| 第二节 卫三畏来华经历与汉学研究 |
| 一、卫三畏汉学研究之历程 |
| 1.第一阶段:以传教身份研究汉学 |
| 2.第二阶段:以外交官身份研究汉学 |
| 3.第三阶段:以学者身份研究汉学 |
| 二、卫三畏汉学研究成就与特点分析 |
| 三、卫三畏与马礼逊、裨治文、丁韪良之关系 |
| 第三节 丁韪良来华前后美国汉学之演绎趋势 |
| 一、美国早期汉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
| 二、早期美国汉学家“中国观”类型之演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丁韪良宣教经历与汉学研习 |
| 第一节 丁韪良来华与汉学初步研习 |
| 一、丁韪良来华前的教育背景 |
| 二、丁韪良初到广州、福州的社会观察力 |
| 三、丁韪良宁波研习汉语三步骤 |
| 四、丁韪良发明宁波话拼音 |
| 第二节 丁韪良宣教作品与汉学研究 |
| 一、丁韪良与《天道溯原》 |
| 1.写作缘由、内容与材料来源 |
| 2.《天道溯原》与附儒之传教策略 |
| 3.《天道溯原》之影响 |
| 二、丁韪良的其他中文宣教作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职业教育家与汉学研究之转型 |
| 第一节 丁韪良的教育改革实践 |
| 一、同文馆总教习 |
| 二、赴欧美考察与汉学交流 |
| 三、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 |
| 四、湖广仕学院总教习 |
| 五、中文教科书编译与与汉学研究 |
| 第二节 中文期刊与汉学研究 |
| 一、丁韪良与《中西闻见录》 |
| 1. 《中西闻见录》办刊宗旨与主要撰稿人 |
| 2.丁韪良作品分析 |
| 二、丁韪良与《新学月报》 |
| 1. 《新学月报》创办原因与主要内容 |
| 2.《新学月报》与汉学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丁韪良与汉学研究机构 |
| 第一节 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之初创 |
| 一、创设北京东方学会之目的与经过 |
| 二、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早期会员之关系 |
| 三、早期《北京东方学会会刊》之特点 |
| 第二节 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之发展 |
| 一、丁韪良对北京东方学会的持续影响 |
| 二、1886—1898 年会刊中的丁韪良作品 |
| 三、北京东方学会学术争议与丁韪良之态度 |
| 四、北京东方学会之局限性 |
| 第三节 丁韪良与其他研究机构 |
| 一、丁韪良与皇家亚洲学会北华支会 |
| 二、丁韪良与《教务杂志》 |
| 三、丁韪良与美国东方学会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丁韪良中外比较视野下对儒释道之新解 |
| 第一节 比较宗教视野与儒教之认知 |
| 一、关于性善性恶论问题 |
| 二、关于伦理与道德问题 |
| 三、其他方面问题 |
| 第二节 中西哲学比较与儒学之解读 |
| 一、孔子与西方圣哲之比较 |
| 二、“最典型的哲学时代” |
| 第三节 比较视野与佛道之新解 |
| 一、丁韪良与佛教研究 |
| 1.丁韪良研究佛教之学术背景 |
| 2.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成员对佛教的研讨 |
| 二、丁韪良与道教研究 |
| 1.比较视野中的老子 |
| 2.从“科学史”角度论道教之贡献 |
| 三、丁韪良论“三教”之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丁韪良论中国历史 |
| 第一节 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动因与方法 |
| 一、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四个出发点 |
| 二、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理论与方法 |
| 第二节 丁韪良论中国古代史 |
| 一、丁韪良论中国历史分期 |
| 二、丁韪良论中国古代民族融合 |
| 三、丁韪良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 |
| 四、丁韪良论中国古代科技 |
| 五、丁韪良论中国古代科举制度 |
| 第三节 丁韪良论中国近代史 |
| 一、裨治文、卫三畏与丁韪良研究中国近代史之缘起 |
| 二、丁韪良论中国近代五次战争 |
| 三、关于太平天国 |
| 四、关于晚清改革 |
| 五、丁韪良之局限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丁韪良与中国文学 |
| 第一节 丁韪良与中国诗歌 |
| 一、丁韪良欧美诗歌之修养 |
| 二、丁韪良重视中国诗歌之缘由 |
| 三、丁韪良对中国古代诗歌之推崇 |
| 1.丁韪良翻译中国诗歌的大体过程 |
| 2.丁韪良对中国诗歌的译介与评论 |
| 第二节 丁韪良论中国寓言与民间传说 |
| 一、关于中国寓言 |
| 二、关于民间传说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丁韪良汉学研究的主要贡献及其影响 |
| 附录1 .丁韪良中文教科书编译述略 |
| 附录2 .丁韪良《中西闻见录》署名文章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索引 |
| 个人简历 |
（10）县域内家庭的教育选择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问题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 |
| 一、家庭的教育选择 |
| 二、家庭的教育投入 |
| 三、农村教育 |
| 四、学生发展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范围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路线 |
| 四、研究思路 |
| 五、结构安排 |
| 第四节 研究意义与可能的创新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可能的创新 |
| 第五节 数据介绍 |
| 一、数据来源 |
| 二、主要指标选取、变量测量及定义 |
| 三、样本基本特征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
| 第一节 文献梳理及述评 |
| 一、家庭对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选择的理论、政策及相关研究 |
| 二、家庭对子女最高教育类型选择的相关研究 |
| 三、家庭对子女校外教育选择和投入的相关研究 |
| 四、研究述评:家庭的教育选择研究进展、局限及可拓展的研究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及研究框架 |
| 一、家庭教育决策相关理论 |
| 二、教育投入产出理论 |
| 三、家庭的教育选择研究框架 |
| 第三章 家庭对子女学校教育的选择 |
| 第一节 家庭对子女最高教育类型的选择 |
| 一、家庭对子女最高教育类型选择的现状分析 |
| 二、家庭对子女最高教育类型选择的特征分析 |
| 三、影响家庭对子女最高教育类型选择的因素分析 |
| 四、结论 |
| 第二节 家庭对子女未来就读中学类型的选择 |
| 一、家庭对子女未来就读中学类型选择的现状分析 |
| 二、家庭对子女未来就读中学类型选择的特征分析 |
| 三、影响家庭对子女未来中学类型选择的因素分析 |
| 四、结论 |
| 第三节 家庭对子女当前就读小学类型的选择 |
| 一、家庭选择小学类型的现状分析 |
| 二、家庭选择小学类型的特征分析 |
| 三、影响家庭选择小学类型的因素分析 |
| 四、家长对选择小学的评价 |
| 五、结论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家庭对子女校外教育投入的选择 |
| 第一节 家庭对子女校外教育资金投入的选择 |
| 一、家庭对子女校外教育资金投入选择的现状分析 |
| 二、家庭对子女校外教育资金投入选择的特征分析 |
| 三、影响家庭校外教育资金投入选择的因素分析 |
| 四、结论 |
| 第二节 家庭对子女校外教育时间投入的选择 |
| 一、家庭对子女校外教育时间投入选择的现状分析 |
| 二、家庭对子女校外教育时间投入选择的特征分析 |
| 三、影响家庭对子女校外教育时间投入选择的因素分析 |
| 四、结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家庭的教育选择对学生发展的影响 |
| 第一节 家庭的教育选择对学生学习状态发展的影响 |
| 一、学生学习状态发展的现状分析 |
| 二、家庭的教育选择对学生学习状态发展的影响分析 |
| 三、结论 |
| 第二节 家庭的教育选择对学生同伴关系发展的影响 |
| 一、学生同伴关系发展的现状分析 |
| 二、家庭的教育选择对学生同伴关系发展的影响分析 |
| 三、结论 |
| 第三节 家庭的教育选择对学生心理韧性发展的影响 |
| 一、学生心理韧性发展的现状分析 |
| 二、家庭的教育选择对学生心理韧性发展的影响分析 |
| 三、结论 |
| 第四节 家庭的教育选择对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影响 |
| 一、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现状分析 |
| 二、家庭的教育选择对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影响分析 |
| 三、结论 |
| 第五节 教育选择、学生发展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作用机制 |
| 一、结构方程模型研究设计 |
| 二、数据分析结果 |
| 三、结论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语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
| 一、家庭的教育选择呈现多元化特征 |
| 二、家庭的教育选择和学生发展受到学生、家长及家庭特征影响 |
| 三、家庭的决策制定和执行能力限制对教育选择的影响不同 |
| 四、家庭各类教育选择之间影响关系显着 |
| 五、家庭的教育选择对学生发展影响显着 |
| 第二节 实践启示 |
| 一、加强优质义务教育在村镇地区的均衡布局 |
| 二、加强对本科及以上教育的供给,提升家庭的最高教育类型选择 |
| 三、加强区域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引导西部地区家庭的教育选择 |
| 四、重视“特定群体”家庭的教育选择需求及学生发展 |
| 五、加强家长的教育选择能力培养,引导家庭合理规划教育选择 |
| 第三节 研究不足与研究展望 |
| 一、研究不足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成长·特别关注（论文参考文献）
- [1]积极领导的结构测量、形成机制与作用效果研究[D]. 徐泽磊. 吉林大学, 2021(01)
- [2]师范生人工智能素养自评工具开发研究[D]. 王欢. 贵州师范大学, 2021(11)
- [3]父亲参与教养与3-6岁幼儿学习品质的相关研究：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D]. 王晓贝. 河北师范大学, 2021(02)
- [4]华龙证券私募基金服务业务服务质量提升研究[D]. 罗新茹. 兰州大学, 2021(12)
- [5]明治时期日本人中国游记中的中国认识研究[D]. 李铃.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6]优教与忧思 ——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研究[D]. 陆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7]受暴女性的司法困境探析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涉家暴离婚案件研究[D]. 张琪. 吉林大学, 2020(04)
- [8]晚清民国时期身体检查制度与实践研究（1902-1949）[D]. 王瑶华. 北京科技大学, 2020(01)
- [9]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D]. 黄秋硕.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10]县域内家庭的教育选择实证研究[D]. 刘纪蕊.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