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HBV-M6种少见模式检出率的变化（论文文献综述）
范鹏[1]（2021）在《单基因遗传性高血压的致病基因鉴定和临床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第一部分 Liddle综合征上皮钠通道基因新致病突变的鉴定及临床研究研究背景:Liddle综合征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的单基因高血压病,由上皮钠通道（epithelial sodium channel,ENaC）基因致病突变所致。临床上常表现为盐敏感性高血压、低钾性代谢性碱中毒、低醛固酮和低肾素水平。高血压发病较早,多在儿童期内发病。由于临床表型异质性明显,易造成误诊或漏诊。基因检测为Liddle综合征提供了诊断的“金标准”。治疗以ENaC抑制剂为主。研究目的:本研究对两个Liddle综合征家系进行ENaC基因的筛查与鉴定,从而对Liddle综合征患者进行精准诊断和特异性治疗。另外,系统回顾既往报道的携带ENaC基因突变的Liddle综合征儿童病例,总结其基因型和临床表型的特点。研究对象和方法:收集两个家系受试者的临床资料和样本,提取基因组DNA。通过对先证者进行目标区域高通量测序,筛选出候选致病变异后利用Sanger测序验证候选变异是否存在。将候选致病变异在各自家系内进行验证,分析家系内基因型-表型是否共分离。为了排除候选变异为常见的单核苷酸多态性改变,候选变异分别在不相关的100名高血压患者和100名血压正常的对照人群中进行验证。另外,对两位先证者补充检测SCNN1A基因。基因检测确诊的Liddle综合征患者给予阿米洛利进行治疗,治疗一个月后随访。检索Medline数据库和人类基因突变数据库中2021年3月前发表的英文文献,归纳基因确诊的Liddle综合征儿童病例的基因型和表型特点。研究结果:在家系1中,通过基因检测发现先证者携带一个新的SCNN1B基因移码突变（c.1838delC,p.P613Qfs*63）。该杂合突变导致重要的PY基序丧失以及β-ENaC亚基蛋白序列延长。Sanger测序发现其他12名家系成员也携带同一致病突变,并符合家系内基因型-表型共分离。该家系中未检测出SCNN1A或SCNN1G基因突变。11名Liddle综合征患者接受阿米洛利治疗,症状得到改善。在家系2中,通过基因筛查在一名Liddle综合征儿童先证者的SCNN1G基因中发现一个新的错义突变（c.1874C>T,p.P625L）。生物信息学分析提示该突变具有高度保守性及致病性。在该家系中进一步筛查,发现另外3名Liddle综合征患者。在接受阿米洛利治疗一个月后,随访结果显示4名Liddle综合征患者血压和血钾水平显着改善。本研究共纳入了 39篇文献进行系统综述,包括54例Liddle综合征儿童患者,涵盖25种SCN1B和SCNN1G基因致病突变位点。尽管这些Liddle综合征儿童患者表型存在异质性,早发高血压仍旧是最常见的临床特征。ENaC抑制剂治疗对这些患儿是有效的,经过治疗后高血压和低血钾的情况得以改善。结论:本研究在两个Liddle综合征家系中各鉴定出一种ENaC基因新致病突变位点,分别是SCNN1B基因c.1838delC突变和SCNN1G基因c.1874C>T突变,丰富了 Liddle综合征遗传突变谱,为基因诊断和临床干预提供了新的分子靶点。本研究强调了ENaC基因检测对于Liddle综合征精准诊断的重要性。ENaC抑制剂可有效改善Liddle综合征患者临床症状。因此,对于年轻的Liddle综合征患者（尤其儿童）,早期精准诊疗以避免不良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第二部分 拟盐皮质激素增多综合征HSD1182基因复合杂合突变的鉴定及临床研究研究背景:拟盐皮质激素增多综合征（Apparent mineralocorticoid excess syndrome,AME）是一种极少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的单基因高血压病。AME是由HSD1182基因突变,导致其编码的11 β-羟化类固醇脱氢酶Ⅱ型（11 β-hydroxysteroid dehydrogenase type 2,11 β HSD2）蛋白功能缺陷所致。该病临床特点为高血压、低血钾、低肾素和醛固酮水平,螺内酯治疗有效。研究目的:本研究旨在为一个AME家系鉴定HSD1182基因致病突变,探索针对AME患者个体化治疗方案。系统回顾既往报道的携带HSD1182基因突变的AME病例,归纳其基因型和临床表型特点。研究对象和方法:该家系9名受试者参加本研究。首先对先证者进行目标区域高通量测序,筛选出候选致病变异。在其他家系成员、100名不相关的高血压患者和100名健康对照中,利用Sanger测序验证候选变异位点。通过生物信息学方法,构建11 β HSD2蛋白模型,预测突变对蛋白结构和功能的影响。给予AME患者螺内酯和小剂量地塞米松进行治疗,并定期随访和调整治疗方案。另外,系统回顾既往文献,选取携带HSD1182基因突变的AME确诊病例,提取AME患者的基因型和临床表型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该家系AME先证者临床表现年轻高血压和低钾血症。通过目标区域高通量测序,为先证者鉴定出HSD1182基因复合杂合突变（c.343348del和c.10991101del）。Sanger测序验证,有5名家系成员仅携带复合杂合突变中的一种突变位点,不相关的100名高血压患者和100名健康对照人群中均未发现这两个候选变异位点。11 βHSD2蛋白模型预测,HSD1182基因复合杂合突变可能同时影响底物和辅因子结合域的稳定性。保钾利尿剂螺内酯和小剂量地塞米松联合治疗,使AME先证者血压和血钾恢复到正常水平。系统综述纳入了 102例经基因检测确诊的AME患者,涉及54种HSD1182基因突变位点,以早发高血压、低钾血症和携带纯合突变的病例最为常见。基因型和表型关联分析提示,HSD1182基因纯合突变与低出生体重相关（r=0.285,P=0.02）。结论:本研究通过基因检测,为年轻高血压伴低钾血症的AME先证者鉴定出HSD1182基因复合杂合突变（c.343348del和c.10991101del）,丰富了 AME的基因突变谱。螺内酯和小剂量地塞米松对AME先证者治疗有效。基因检测有利于AME的早诊早治,对于预防不良心血管事件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第三部分 Bilginturan综合征PDE3A基因突变的鉴定及基因型-表型关联分析研究背景:Bilginturan综合征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的单基因高血压病,临床中较为罕见。Bilginturan综合征患者典型的临床特征为严重的非盐依赖性高血压和指趾短小,因此该病又被称为高血压合并短指（趾）综合征（hypertension and brachydactyly syndrome,HTNB）。HTNB患者在未治疗情况下,多在50岁前死于卒中。研究目的:本研究旨在为HTNB患者鉴定PDE3A基因突变位点及分析基因型和临床表型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对象和方法:采集受试者样本以提取基因组DNA。PDE3A基因突变位点筛查与鉴定使用目标区域高通量测序和Sanger测序技术。比较携带PED3A基因致病突变的HTNB先证者的基因型和表型特点,分析二者之间的相关性。研究结果:通过基因检测和分析,在本家系HTNB先证者的PDE3A基因上发现一个错义突变c.1346G>A。生物信息学软件预测突变高度保守,具有致病性。家系内共分离分析提示,先证者携带的PDE3A基因致病突变可能遗传于其父亲。此外,该HTNB先证者合并椎动脉发育不良,降压治疗有效。目前已报道携带PDE3A基因致病突变的HTNB先证者之间比较发现,所有突变均位于PDE3A基因“突变热点区”,且c.1346G>A是最常见的突变位点。即使携带相同致病突变,HTNB患者间也存在表型异质性。结论:本研究在国内首次报道了一例合并椎动脉发育不良的HTNB患者,并鉴定出其携带PDE3A基因致病突变（c.1346G>A,p.G449D）,丰富了 HTNB的遗传突变谱和临床表型谱。临床表现为高血压合并短指（趾）的患者,应进行PDE3A基因检测,尤其筛查“热点区”的基因突变。HTNB表型具有异质性,因此本研究强调HTNB的早诊断、早干预对预防卒中等心脑血管并发症的必要性。
安哲,孟昊,董炜,张妮,李思鹏,卢洁,宋琳岚,董艳迎,刘海龙[2]（2021）在《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分析法检测乙型肝炎病毒血清标志物的模式研究》文中提出目的通过化学发光法检测乙型肝炎病毒血清标志物（hepatitis B virus markers, HBV-M）,分析乙型肝炎病毒血清标志物的模式变化、分布状态和临床价值。方法选取2019年1—12月,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临床实验室检测>1岁的71 174例HBV-M样本,HBV-M定量检测采用化学发光法。结果 71 174例HBV-M样本共检出24种模式,其中现症感染模式16种、非现症感染模式8种;检出率>1.00%模式8种、检出率0.10%～1.00%模式4种、检出率<0.10%模式12种;人群HBsAg检出率14.05%、抗HBs检出率43.78%,10 015例现症感染样本的HBeAg检出率28.96%,66 159例非现症感染样本中的抗HBc检出率35.06%。结论以化学发光法为基础的HBV-M模式呈现出自身独特的表现特征,方法学差异引发的流行病学数据变化可以为精准医疗和精准检验提供更加客观的依据。
周湃[3]（2020）在《椎基底动脉局限性粥样硬化性狭窄的血流动力学研究》文中指出导致人类死亡众多病因中,心脑血管疾病占据首位,全世界每年死于心脑血管疾病人数高达1500万人,据统计在我国已有2.9亿患病人群,且发病人群正趋于年轻化。动脉粥样硬化与动脉瘤是血管病变的主要表现形式,血管外科手术是治疗动脉粥样硬化与动脉瘤等心脑血管疾病的有效手段,明确动脉粥样硬化与动脉瘤的血流动力学环境,对于确定精准手术方案与介入手术时机有重要意义。然而动脉粥样硬化与动脉瘤所处生物力学环境复杂,通过临床手段只能获取流速等参数,无法评估血液与血管壁间力学行为相互作用。本研究目的是构建椎-基底动脉双向流固耦合模型,通过有限元仿真方法评估颅内发生动脉粥样硬化与动脉瘤后的血流动力学响应。本文选取同时患有局部动脉粥样硬化与动脉瘤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基于椎-基底动脉CTA影像数据,利用逆向建模方法构建病变血管的几何模型。采用非牛顿流体模型对血液进行表征,建立椎-基底动脉双向流固耦合模型,研究在一个心搏周期内的血流动力学响应。并将不同血压（120mmHg、140mmHg、160mmHg、180mmHg）与不同狭窄率（0%、40%、50%、60%、70%、80%）作为变量加入到流固耦合模型中,研究了不同血压与不同狭窄率对血流动力学的响应规律,通过椎动脉单侧狭窄在术前术后下的临床流速对比,验证了耦合模型的有效性。提出模型骨骼方法,实现对椎动脉延长扩张症仿真模型的快速更迭。采用3D打印技术制备了血管模型,完成了体外椎-基底动脉流动实验,得到了大脑后动脉的流量比。研究发现在正常血压下,发生动脉粥样硬化侧的血管前端存在较大低速区域、低壁面剪切应力区域,由单侧椎动脉狭窄引起交汇区域出现层流现象,基底动脉上端产生血流加速情况。基底动脉顶端动脉瘤内出现涡流现象,通过不同血压仿真发现该动脉瘤产生局部壁面剪切应力随血压升高而降低,狭窄侧血液流速随血压增长产生减小趋势。在单侧椎动脉末端变狭窄率仿真中,发现狭窄区域的壁面剪切应力在狭窄率0%-40%阶段缓慢上升随后存在下降趋势,40%-70%阶段转为快速上升状态,血液流速在狭窄率70%后快速减弱。在椎动脉迂曲仿真过程中,发现未发生狭窄的血管最大变形区域出现在动脉瘤处,且大小与椎动脉长度有关。在体外血流实验中,原动脉粥样硬化狭窄侧存在流体滞留现象,易加剧该侧椎动脉动脉粥样硬化狭窄程度。该模拟结果为椎-基底动脉提供血流动力学的数据参考,对于明确血液与血管壁间力学行为的相互作用,确定手术方案提供理论依据。
朱一鸣[4]（2019）在《非综合征型耳聋家系的临床特征及分子病因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耳聋是一种临床上常见的感觉功能障碍性疾病,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其发生与遗传因素密切相关。根据表型特征,可将遗传性耳聋分为综合征型耳聋（伴发其他器官或系统症状）和非综合征型耳聋（耳聋为唯一症状）,其中后者占遗传性耳聋的70%以上。遗传性耳聋具有高度的遗传异质性,常常表现为相同（似）的耳聋表型可由不同基因引起,或者同一基因可导致不同耳聋表型,给耳聋的精准诊断带来了诸多挑战。非综合征型耳聋是一种经典的单基因病。随着分子诊断技术的飞速发展,不断有耳聋相关基因被发现,迄今有超过100个耳聋致病基因被鉴定,但仍有众多的遗传性耳聋患者病因不明。因此,新致聋基因的发现有助于明确遗传性耳聋分子病因,开展遗传性耳聋基因诊断对于解析耳聋的病因、降低遗传性耳聋出生率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部分常染色体隐性遗传非综合征型温度敏感性听神经病家系的临床特征及分子病因学研究温度敏感性听神经病（Temperature-sensitive auditory neuropathy,TSAN）是一类临床上极其罕见的非综合征型听神经病,目前国内外仅有2个家族性和5个散发病例报道,该类患者临床表现为体温升高时发生短暂性的听力损失和听功能障碍。通过长达3年的跟踪随访,我们发现了一个4例患者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模式的TSAN核心家系。该家系患者表现出与其他报道一致的听力学表型,即:体温升高时纯音听阈与言语识别能力不成比例的下降,听性脑干诱发电位（Auditory brainstem response,ABR）和声反射消失。而体温下降后,上述听力学检查（除声发射外）逐步恢复正常。不同的是,本研究的患者在发热时DPOAE（Distortion product otoacoustic emissions,DPOAE）只有少数频率引出,耳蜗电图（Electrocochleography,ECochG）明显异常,在体温下降后,DPOAE和ECochG也逐渐恢复到正常值。分子病因学研究鉴定出OTOF基因的两个致病性变异:一个已知的致病变异c.5098G>C（p.Glu1700Gln）和目前尚未报道的新变异c.4882C>A（p.Pro1628Thr）。由于这两个位点的变异均不影响OTOF基因所编码的otoferlin蛋白与其功能相关的C2结构域,其具体的致病机制有待进一步的功能研究。本研究为该家系患者明确了临床诊断和可能的分子病因,同时也是对OTOF基因导致TSAN临床表型的重要补充,为后续的发病机制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第二部分常染色体显性遗传非综合征型耳聋家系的临床特征及耳聋新基因鉴定本部分所研究的是一个三代相传的24人的耳聋家系,通过临床表型和遗传特征分析,该家系符合常染色体显性遗传非综合征型耳聋。家系患者听力均表现为双耳对称性的、以中、高频听力下降为主的进行性感音神经性耳聋,听力损失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加重,最终发展为全频的重度或极重度听力损失。通过高通量测序结合连锁分析的方法,我们找到一个可疑致病基因变异位点（KDM4A:c.2961+101G>A）,但随后采用Minigene技术排除了该基因致病的可能。为了探索该家系的分子病因,我们将第三代测序技术应用到遗传性耳聋新基因鉴定领域,并成功鉴定出一个位于1号染色体46630878-46665642（hg19）重复片段的结构变异,经初步验证,该变异可能是该家系的分子病因,但致病机制有待下一步深入研究。
谢京甫[5]（2019）在《感染性心内膜炎216例的临床分析》文中指出目的:通过分析感染性心内膜炎（IE）患者的临床资料,探讨IE的发病因素及临床特征,评价临床治疗效果及其影响因素,为IE发病的预防及临床诊治提供临床参考依据。方法:本研究通过回顾性收集2012年1月2018年12月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确诊为IE的216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IE患者发病危险因素、临床表现、血培养、血清学检测、影像学资料、治疗方案及转归等,评价临床治疗效果及其影响因素。结果:（1）88.9%IE患者有基础心脏病,其中非风湿性瓣膜病最常见（45.8%）,其次为先天性心脏病（简称先心病）（28.2%）,风湿性心脏病（风心病）仅为14.8%,11.1%IE患者无基础心脏病。亚组分析:（1）在23例非成人IE中,以先心病最常见（65.2%）,其次是非风湿性瓣膜病（30.4%）。（2）在99例非风湿性瓣膜病合并IE中,最常见是二尖瓣疾病（55.6%）,尤其是二尖瓣脱垂合并关闭不全,其次是主动脉瓣病（26.3%）。（3）在61例先心病合并IE中,无论是成人还是非成人,左至右分流先心病是最常见类型,成人二叶主动脉瓣IE（37.0%）比例明显高于非成人（6.7%）。（2）216例IE患者中有58例（26.9%）患者存在危险因素;各危险因素占比分别是:心脏外科手术27例（46.6%）,静脉吸毒史12例（20.7%）,2型糖尿病患者10例（17.2%）,癌症患者3例（5.1%）,冠脉造影检查2例（3.4%）,使用免疫抑制剂2例（3.4%）,血液透析2例（3.4%）。（3）84.7%IE患者有发热症状,54.6%有心功能不全,15.7%发生栓塞,并且大多为单脏器栓塞（94.1%）,25.0%有肾功能损害,3.2%发生急性肾衰竭。（4）52.8%IE患者有白细胞（WBC）增高,中度以上贫血有42.8%。（5）IE病人的血培养病原菌阳性率44.1%,其中链球菌占58.2%,葡萄球菌21.5%,肠球菌5.1%,真菌6.3%,其他菌8.9%。在无基础心脏病的IE患者中,44.4%血培养出葡萄球菌,33.3%培养出链球菌,22.2%为其他菌。（6）IE病人的超声心动图赘生物检出率83.4%。左心赘生物75.8%,右心赘生物18.7%,左右心均有赘生物5.5%。有基础心脏病IE病人赘生物主要发生在二尖瓣（40.1%）及主动脉瓣（33.3%）,而无基础心脏病主要发生在三尖瓣（45.0%）及主动脉瓣（30.0%）。（7）68.5%的IE患者接受静脉抗菌药物治疗,31.5%的IE患者在抗菌药物治疗的基础上接受外科手术治疗。（8）73.1%的IE患者达到临床治愈,22.7%的IE患者自动出院,院内死亡率4.2%。单因素分析示手术治疗及白细胞计数与住院死亡率相关（均P<0.05）。结论:（1）IE大多有基础心脏病,最常见为非风湿性瓣膜病,尤其二尖瓣脱垂合并关闭不全,先心病在非成人IE患者中最常见。（2）心脏外科或介入手术是IE主要危险因素,静脉吸毒、癌症、糖尿病、用免疫抑制剂及血液透析等也应引起重视。（3）发热是IE的主要症状,可伴贫血、心功能不全、肾功能损害及栓塞等。（4）IE病原菌谱仍以链球菌为主,但葡萄球菌是无基础心脏病IE患者的主要病原菌。（5）超声心动图仍是IE影像诊断的主要手段,赘生物检出率高,赘生物的位置与心脏基础疾病有关。（6）IE住院临床治愈率仅73.1%,疗效有待提高,必要时早期外科手术可能有利减少住院死亡率。
洪月慧[6]（2019）在《糖原贮积病Ⅰ型患者脑血管病的临床特征及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糖原贮积病I型（GSDI）是一种糖代谢障碍性疾病,根据基因缺陷不同,分为GSDIa、Ib型。大数患者婴幼儿起病,表现为低血糖、肝大、生长发育迟滞等。以生玉米淀粉为主的饮食治疗显着降低了病死率,目前诊治重难点在于防治远期并发症。多数患儿起病即有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年长儿可出现肾脏病等,均为脑血管病危险因素。既往有GSDI患者出现脑血管病的病例报道（共7例）,但GSDI患者脑血管病的风险及机制不明,指南对GSDI患者脑血管病的诊治策略无相关推荐。目的:了解GSDI患者脑血管病的患病情况,总结GSDI患者脑血管病的临床特征,分析代谢、基因因素与GSDI患者脑血管病的关系。方法:2014年9月至2019年1月期间,在北京协和医院儿科,前瞻性入选符合条件的GSDI患者。1.入选标准:临床表现、生化异常及基因分析符合GSDI诊断标准;有较完整的病历资料;可配合检查,无禁忌。2.研究流程:（1）患者和/或法定监护人签署知情同意书;（2）收集临床资料:人口学信息、GSDI相关信息,神经系统表现及体征,体格及血压。（3）实验室检查:血液检查包括空腹血糖、尿酸、血脂,尿液检查,腹部影像、超声心动图等。（4）脑血管检查:包括经颅多普勒超声（TCD）和/或高分辨磁共振血管成像检查,TCD作为脑血管病筛查工具,磁共振血管成像（MRA）作为诊断工具。（5）留取外周静脉血并提取DNA,进行靶向下一代基因测序或全外显子组捕获及测序。3.评价内容及标准:（1）GSDI相关指标及并发症:包括初次就诊及行脑血管检查时情况,体格发育、血压,空腹血糖、尿酸、血脂、总胆固醇累积量,尿蛋白增高、肝腺瘤、心脏异常、严重高脂血症的患病情况,规律饮食治疗后代谢指标达标情况。（2）脑血管病的判定标准:MRA显示颈内动脉颅内段、大脑中动脉、大脑前动脉、大脑后动脉、椎动脉、基底动脉不规则、狭窄、闭塞、串珠样、假性动脉瘤或夹层帽、迂曲、扩张。（3）高分辨磁共振血管成像评价管壁结构:正常,环形增厚,偏心斑块。（4）基因分析:与患者脑血管病相关的基因突变须符合:位于相关基因的蛋白编码区,导致非同义突变,等位基因最小频率在人群数据库<0.5%,功能预测可能致病,患者的临床表型与疾病相符。4.统计分析:使用Epidata 3.1录入数据,使用IBM SPSS Statistics 23统计分析。将完成MRA的GSDI患者分为病例组（有脑血管病）与对照组（无脑血管病）,应用t检验、卡方检验、Fisher精确检验、非参数检验及混合模型,对比两组GSDI指标的差异。P<0.05有统计学意义。结果:（1）一般资料:研究期间,符合入选条件的GSD I患者175例,女性77例（44.00%）,末次随诊平均年龄（13.8±8.3）岁,GSD Ia 型 140 例（80.00%）,有神经系统症状者17例（9.7%）,包括缺血型卒中1例、短暂性脑缺血发作1例,其他非特异症状包括头痛、头晕、记忆力差等。完成TCD 88例,结果异常14例,进一步行MRA者10例,其中明确脑血管病者5例。完成MRA 34例,未行TCD而直接行MRA者10例,其中明确脑血管病者1例。因此,经MRA明确脑血管病的GSD I患者共6例（3.4%）。（2）GSD I患者脑血管病的临床特征:6例有脑血管病的GSDI患者来自6个家系,女性4例,GSDIa、Ib型各3例,神经系统症状起病年龄中位数（9.2±4.2）岁,2例早于GSDI诊断,脑血管病诊断年龄中位数（12.6±6.7）岁。神经系统首发表现包括缺血性卒中1例、短暂性脑缺血发作1例、头痛或头晕4例。MRA显示的血管病变包括2种类型:烟雾病样血管病变及单侧大脑中动脉狭窄,各3例。烟雾病样血管病变患者神经系统起病年龄更小（范围,5.0-9.3岁vs.9.0-11.0岁）,临床症状更重（有血管事件vs.无血管事件）。6例患者脑血管病诊断后随访时间中位数（2.0±1.7）年。所有患者均予以饮食治疗为基础的原发病治疗。对于烟雾病样血管病患者,2例曾短期予阿司匹林,3例临床症状加重,包括新发短暂性脑缺血发作1例,头痛加重1例,3例均行一侧或双侧间接颅内外血管搭桥术,术后临床症状好转。对于单侧大脑中动脉狭窄患者,3例临床症状无变化,无针对性治疗。3例患者复查MRA,间隔时间范围（1.1-5.0）年,均显示血管狭窄较前加重。5例患者完成高分辨磁共振血管成像,包括呈烟雾病样血管病变者2例,呈单侧大脑中动脉狭窄者3例。均表现为受累侧大脑中动脉管壁塌陷,未见明显管壁增厚或斑块。（3）GSD I相关指标与脑血管病的相关分析:行MRA者34例,女性13例（15.9%）,行MRA检查时年龄中位数（14.8±6.0）岁,GSDIa型30例（88.24%）,有神经系统表现者12例（35.29%）。根据MRA表现,分为病例组（有脑血管病,n=6）及对照组（无脑血管病,n=28）。病例组GSDIb型的患者3 例（50.00%）,比对照组更多（50.00%vs 11.76%,OR 7.5,95%CI 2.229-25.239,P=0.012）。GSDI指标及并发症方面,病例组初次就诊时空腹血糖、血脂、尿酸等生化指标,尿蛋白增高、肝腺瘤、严重高脂血症等患病率与对照组无显着差异。行MRA检查时,病例组各生化指标平均值、代谢指标控制达标及并发症患病情况与对照组无显着差异。调整年龄、性别的混合模型显示病例组与对照组初次就诊至行MRA期间的空腹血糖、尿酸、总胆固醇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均无显着差异。（4）脑血管病相关基因分析:有脑血管病的患者中,完成靶向下一代基因测序2例、全外显子组测序2例。在20个与烟雾病/综合征或儿童卒中相关的基因中,发现8个罕见非同义变异,均为杂合状态,其中1个剪切突变和3个错义突变位于RNF213基因,其余4个分别位于PCNT,SMARCAL1,ABC6及MTHFR基因。明确脑血管病6例。结论:GSDI患者合并脑血管病发生率可能被低估,脑血管病变呈烟雾病样或单侧大脑中动脉狭窄,可持续进展,患者可能有较高的儿童/青年卒中风险。儿科、神经科医师应注意早期识别。GSDI患者发生颅内动脉病变机制尚未明确,可能为非动脉粥样硬化所致。罕见RNF213基因突变与GSDI患者脑血管病关系不明,待进一步研究。
杨坤瑾[7]（2018）在《Liddle综合征和PRKAG2心脏综合征的分子遗传学和临床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第一部分Liddle综合征致病基因突变筛查及基因型表型分析研究背景:Liddle综合征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的单基因致病性高血压,由编码上皮钠离子通道（epithelial sodium channel,ENaC）的基因发生突变所致,典型的临床特征包括早发性高血压、低钾血症、低血浆肾素活性/浓度、低血浆醛固酮水平、代谢性碱中毒,对盐皮质激素受体拮抗剂不敏感,而ENaC阻滞剂治疗有效。Liddle综合征过去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罕见病。由于临床医生对该病认识不足,许多患者被误诊误治,年轻时即出现严重的靶器官损害,甚至猝死。研究目的:本研究拟对临床疑诊Liddle综合征的三个家系和两个散发病例进行SCNN1B和SCNN1G基因致病突变筛查,以明确诊断,指导临床治疗。同时,通过系统回顾分析已报道的Liddle综合征病例,明确临床重点筛查Liddle综合征的人群。研究对象和方法:研究对象是临床疑诊Liddle综合征的三个家系和两个散发病例,共46人参加本研究。调查与收集研究对象的临床资料,包括病史、血压、血清电解质、超声心动图、血浆肾素浓度（或血浆肾素活性）和血浆醛固酮浓度。应用Sanger测序首先对5名先证者的SCNN1B和SCNN1G基因第13外显子进行基因突变检测,发现突变后,再进一步对其家系成员进行突变位点筛查。对携带突变的患者给予口服阿米洛利治疗,1个月后随访血压和血钾,若治疗有效,则确诊Liddle综合征。此外,通过检索Medline数据库,入选自1966年至2018年3月在英文文献中公开报道的经基因检测确诊的Liddle综合征先病例,突变位点经人类基因突变数据库（human gene mutation database,HGMD）确认,提取Liddle综合征先证者的基因突变和临床数据,建立数据库,运用SPSS 19.0进行统计分析。研究结果:在家系1中,先证者（Ⅲ-9）有明确的高血压家族史,其母亲（Ⅱ-6）在20岁时发现有高血压,43岁死于出血性脑卒中,其外公（Ⅰ-1）同样死于高血压脑卒中,其姐姐（Ⅲ-5）有明显的高血压和低血钾。突变筛查显示,包括先证者和其姐姐在内的5名成员均携带SCNN1B基因c.1853C>A（p.P618H）突变,该突变为已知的Liddle综合征致病突变。在家系2中,先证者（Ⅲ-16）及其儿子（Ⅳ-10）、姐姐（Ⅲ-15）的高血压发病年龄均<20岁,且前二者有明显的低钾血症。先证者父亲（Ⅱ-11）29岁时诊断为高血压,39岁死于高血压脑卒中。此外,成员Ⅱ-4、Ⅱ-7、Ⅲ-4和Ⅲ-8也有早发高血压史。我们在先证者SCNN1B基因发现一个移码突变（c.l806dupG,p.P603Afs*5）,该突变为尚未报道过的新突变,家系中包括先证者儿子、姐姐在内的另外8名成员也携带该突变。家系3先证者（Ⅱ-5）检出SCNN1B基因上一个已知的Liddle综合征致病突变,c.1696C>T（p.R566*）,其父亲（Ⅰ-1）无高血压病史,不携带该突变。由于包括先证者母亲（1-2）在内的其余家系成员未参与筛查,因此尚不能确定该突变是否为新发突变。两名散发患者（S1,S2）均无高血压家族史,我们在SCNN1B基因上分别发现一个移码突变（c.1854dupC,p.N619Qfs*3）和一个错义突变（c.1853C>T,p.P618L）,前者为首次报道的新突变,后者为已知致病突变。对其父母筛查,均未发现基因突变。对所有携带致病突变的高血压患者给予口服阿米洛利治疗,1个月后随访,血压和血钾水平均改善,Liddle综合征诊断明确。通过检索Medline数据库,并经HGMD数据库确认,共有67名Liddle综合征先证者纳入分析。所有先证者均有高血压,发病年龄≤30岁,93%先证者合并低钾血症,95%合并低肾素活性/浓度。结论:本研究通过对临床疑诊Liddle综合征病例进行致病突变筛查,在SCNN1B基因发现5个致病突变,其中2个为首次报道的新突变,不仅拓展了 Liddle综合征的致病突变谱,而且明确了患者的诊断,并指导临床治疗,取得显着疗效。基因检测是Liddle综合征确诊的“金标准”。对发病年龄≤30岁的高血压患者,尤其伴有低钾血症和低肾素者,在排除常见高血压继发因素后,应当考虑进行Liddle综合征筛查。第二部分 高通量测序鉴定PRKAG2心脏综合征相关基因新突变及PRKAG2心脏综合征临床表型分析研究背景:肥厚型心肌病（hypertrophic cardiomyopathy,HCM）是一种以心肌肥厚为特征,并且心脏负荷增加为非独立致病因素的心肌疾病。除了肌小节结构蛋白的基因突变,先天性代谢性疾病、神经肌肉疾病、线粒体疾病、系统性淀粉样变等遗传和非遗传因素也会引起HCM。PRKAG2心脏综合征是一种罕见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以心肌肥厚、预激综合征（或心室预激）和进展性传导系统疾病为主要特征。近半数该病患者需要植入起搏器,心脏性猝死（sudden cardiac death,SCD）和心力衰竭也不少见。编码单磷酸腺苷激活蛋白激酶γ2亚基的基因PRKAG2发生突变是该病的主要病因。目前,已报道21个与PRKAG2心脏综合征相关的基因突变。尽管心脏磁共振成像（cardiac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CMR）已广泛应用于HCM的诊断及预后评估,但鲜有PRKAG2心脏综合征的CMR报道,PRKAG2心脏综合征心肌病变的CMR特征尚不清楚。研究目的:本研究拟对一个心肌肥厚合并心室预激的三代家系进行致病突变筛查,明确家族致病的分子遗传基础。同时评估家系患者心肌病变的CMR特征,初步探讨CMR在PRKAG2心脏综合征中的临床应用价值。研究对象和方法:研究对象是一个心肌肥厚合并心室预激的三代家系,11名家系成员参与本研究。调查与收集家系成员临床资料,包括病史、体格检查、心电图、超声心动图、胸部X片及24小时动态心电图和CMR（部分成员）。应用目标区域测序对先证者筛查已知与HCM相关的30个致病基因。在排除所有筛选出的变异后,对家系3名患者和1名正常对照进行全外显子组测序。应用Sanger测序在家系中对候选变异进行共分离验证,并在300名无关对照人群中进行验证。通过RNA体内剪接实验明确候选变异对mRNA正常剪接的影响。对5名家系患者的CMR图像进行分析,评估心脏结构和功能改变。研究结果:家系调查结果显示:一名有HCM病史的成员于24岁时发生SCD,另一名死亡成员曾有HCM史、房颤史、脑出血史和起搏器植入史;5名成员的超声心动图表现为左心室壁增厚;心电图显示,4名成员有心室预激,2名成员有传导系统疾病;一名年轻成员有高血压病史。对先证者进行目标区域测序,筛选出1个候选变异,经家系共分离验证排除。选择家系3名患者和1名正常对照进行全外显子组测序,在PRKAG2基因上发现1个候选变异c.1006G>T（p.V336L）,该变异尚未被报道。Sanger测序证实该变异与家系患者的表型共分离,且不存在于300名无关对照人群中。体内cDNA测序显示,该候选变异不影响mRNA的正常剪接。参照ACMG指南分析,该变异为本研究家系可能的致病变异。依据患者临床特征和分子遗传改变,初步确立PRKAG2心脏综合征诊断。对5名家系患者的CMR特征分析发现:左心室壁广泛受累（≥10个左心室节段）,增厚呈向心性;在2名左心室扩大及1名发生SCD的患者中,钆对比剂延迟强化（late gadolinium enhancement,LGE）可见于左心室中远段的肥厚节段,呈环形心内膜下分布,在心尖段呈透壁分布;发生SCD的患者的左心室各壁肌壁间均可见LGE信号。结论:本研究通过高通量测序发现1个可能导致PRKAG2心脏综合征的新突变,该突变的确切致病性需要功能学研究进一步明确。对心肌肥厚合并心室预激的患者,应当常规筛查PRKAG2基因突变,以确定或排除PRKAG2心脏综合征。LGE可能与PRKAG2综合征患者发生不良事件的风险相关。CMR在PRKAG2心脏综合征的诊断和预后评估中具有潜在临床应用价值。
庄谊[8]（2017）在《特发性肺纤维化遗传易感位点EAF2 rs200859609的发现、鉴定及相关病理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背景和目的特发性肺纤维化（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IPF）是特发性间质性肺炎中最常见的类型,病因不明,预后差,目前除肺移植外没有有效治疗方法。IPF被认为是环境风险因素和遗传易感性共同作用导致的疾病。鉴于遗传因素在IPF发病中的重要作用,明确与疾病表型有关的遗传易感变异有助于了解疾病的发病机制。高通量测序技术已在西方人群中发现了一些与IPF发病相关的易感遗传变异。但这些遗传变异不能解释所有IPF患者的发病机制,且部分已知变异存在种族分布差异,有必要寻找中国人群特征性的IPF遗传易感位点。本研究首先采用全外显子组测序（whole exome sequencing,WES）对10例中国汉族典型散发性IPF患者进行测序,筛选中国人群IPF患者的遗传易感位点,并在更大样本人群中进行鉴定,进而系统采用分子细胞生物学技术探索筛查确定的基因变异功能意义及其导致IPF发病风险增高的病理机制。材料和方法1.对10例中国汉族IPF患者外周血样本进行全外显子组测序,利用Sanger测序对WES结果进行确认,并结合生物信息学方法筛选出IPF易感变异。2.以Taqman探针法在881例间质性肺炎病人（包括214例IPF患者、224例非IPF的特发性间质性肺炎患者和443例结缔组织病相关性间质性肺炎患者）以及1090例健康对照者DNA样本中对筛选出的IPF易感位点EAF2 rs200859609进行变异基因型的对比筛查。在队列研究中分析rs200859609等位基因或基因型与间质性肺炎及其亚组发病风险的相关性。在分层分析中观察了年龄和性别是否影响了 rs200859609 对 IPF 的发病风险。用 Kaplan-Meier 检验分析了 rs200859609不同基因型的生存差异。3.利用免疫组化的方法观察EAF2在IPF患者肺组织及正常肺组织中的定位和表达情况,利用小RNA干扰和EAF2过表达载体调控肺泡上皮细胞A549的EAF2表达,利用细胞免疫荧光和Western blot方法观察EAF2对肺泡上皮细胞的上皮间质转化（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EMT）及 TGF-β/smad 和Wnt/β-catenin通路的影响。结果1.我们运用全外显子组测序进行初步筛查,采用Sanger测序对初筛检出变异进行确认,同时结合生物信息学分析对检出变异进行相关筛选,发现位于EAF2基因Exon5的单碱基变异rs200859609（c.620C>T,p.S207F）将损害EAF2编码蛋白的功能,可能与IPF遗传易感性有关。2.队列分析显示,在中国人群中EAF2 rs200859609变异T等位基因显着增加了 IPF的发病风险。进一步分层分析提示,携带rs200859609 CT基因型的年龄较低（≤65岁）的男性IPF发病风险更高。生存分析显示,rs200859609次要等位基因可增加IPF患者的预后风险。3.EAF2主要表达于肺组织中的支气管上皮细胞和肺泡上皮细胞内,在IPF患者肺组织内的表达明显低于正常肺组织。EAF2对肺泡上皮细胞A549的EMT具有抑制作用。除了抑制肺泡上皮细胞的Wnt1、Wnt10表达外,EAF2可能通过其它方式抑制TGF-β/smad与Wnt/β-catenin信号通路,发挥抑制EMT的作用。因此,EAF2的功能性变异将导致Wnt/β-catenin和TGF-β/smad活性增高,这可能是EAF2 rs200859609变异与IPF发病风险相关的病理机制。结论我们在全基因外显子水平上,发现并鉴定了 IPF易感位点EAF2rs200859609,并证明EAF2可能在肺纤维化过程中发挥抑制EMT的作用,为阐明IPF的发病机制和寻找潜在的治疗靶点提供了一定的实验依据。
张玉婷[9]（2016）在《胰腺原发肿瘤的能谱CT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第一部分能谱CT与常规CT在胰岛素瘤术前诊断中的比较目的:比较能谱CT与常规CT在胰岛素瘤术前诊断中的价值。材料与方法:对比分析14例行能谱CT检查的胰岛素瘤患者与11例行常规CT检查的胰岛素瘤患者的临床及影像资料。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两组患者的年龄、症状持续时间、CT扫描与手术之间的时间间隔、肿瘤大小以及对比噪声比。采用Fisher确切概率法比较两组的性别组成及肿瘤位置,并用其比较常CT与能谱CT以及不同种类的能谱CT图像（最佳单能量图,碘基图）术前对胰岛素瘤的检出率。结果:经组织病理学诊断能谱CT组共有肿瘤16个（14例患者,其中2例患者有2个肿瘤）,常规CT组共有肿瘤14个（11例患者,其中1例患者有2个肿瘤,另有1例患者有3个肿瘤）。能谱CT组与常规CT组的年龄[（50.31±0.47）岁,（44.93±0.69）岁)]、性别组成[（男:女=8:6）,（男:女=7:4）]、症状持续时间[（32.89±5.12）月,（28.36±6.87）月]、CT扫描与手术之间的时间间隔[（8.38±0.33）天,（7.01±0.30）天]以及肿瘤的大小[（25.8±0.34）mm,（24.1±0.47）mm]和位置[（h-n:b-t=10:6）,（h-n:b-t=11:3）]均无差异（P值均大于0.05）。单独使用最佳单能量图（81.2%）、单独使用碘基图（87.5%）以及结合最佳单能量图与碘基图的CT能谱成像（93.8%）的检出率均高于常规CT（71.4%）,但它们之间的检出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大于0.05）。碘基图（3.86±2.43）与最佳单能量图（3.74±2.18）的对比噪声比均大于常规MDCT（3.13±2.5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25,P=0.031）。结论:与常规MDCT相比,能谱CT多参数图像联合应用有利于提高术前对胰岛素瘤的诊断能力。第二部分CT能谱成像在鉴别慢性肿块型胰腺炎与胰腺癌中的价值目的:探讨CT能谱成像在鉴别慢性肿块型胰腺炎与胰腺癌中的价值。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14例慢性肿块型胰腺炎患者与26例胰腺癌患者的临床及影像资料。所有患者均行双期（动脉期,胰实质期）增强CT扫描,并采用能谱成像模式。测量并计算的定量参数有标准化碘浓度、水浓度及能谱曲线斜率。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慢性肿块型胰腺炎组与胰腺癌组两组之间的定量参数。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来评估CT能谱成像鉴别慢性肿块型胰腺炎与胰腺癌的诊断效能。结果:在动脉期和胰实质期两期,慢性肿块型胰腺炎组的标准化碘浓度（0.25±0.17,0.46±0.22）和能谱曲线斜率（1.42±0.76,2.74±1.53）均高于胰腺癌组的标准化碘浓度（0.06±0.03,0.22±0.07）和能谱曲线斜率（0.92±0.46,1.27±0.50）,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的水浓度在动脉期和胰实质期两期均无差异（P=0.603,P=0.700）。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表明动脉期的标准化碘浓度曲线下面积（0.864）最大,其阈值为0.100,相应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71.4%、88.5%。结论:CT能谱成像通过碘浓度定量分析能够提高慢性肿块型胰腺炎与胰腺癌鉴别诊断的准确率。第三部分能谱CT定量分析在胰腺囊性病变鉴别诊断中的价值目的:探讨胰腺假性囊肿、黏液性囊性肿瘤及实性假乳头状瘤的能谱CT成像特征,以提高对它们的鉴别诊断能力。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51例胰腺囊性病变患者的临床及影像资料,其中包括胰腺假性囊肿22例,黏液性囊性肿瘤18例和实性假乳头状瘤11例。所有患者均行双期（动脉期,胰实质期）增强CT扫描,并采用能谱成像模式。采用Fisher确切概率法评估定性指标间的差异。采用方差分析评估定量指标间的差异。受试者工作特性曲线用来评估在三组间有统计学差异的能谱CT定量参数的诊断效能。最后将有统计学意义的参数联合进行多参数诊断。结果:三组患者的平均年龄从大到小依次为黏液性囊性肿瘤（58.56±10.48）、假性囊肿（45.23±12.52）和实性假乳头状瘤（36.09±18.27）（P=0.000）。假性囊肿患者均有症状,黏液性囊性肿瘤患者多数有症状,而实性假乳头状瘤患者则较少有症状（P=0.013）。实性假乳头状瘤多含有实性成分（72.7%）,而假性囊肿则很少见到实性成分（0.09%）,黏液性囊性肿瘤的实性成分阳性率（33.3%）居中（P=0.001）。胰腺假性囊肿（0.27±0.14,0.26±0.17）、黏液性囊性肿瘤（0.58±0.22,0.58±0.20）和实性假乳头状瘤（1.17±0.31,1.25±0.37）在动脉期和胰实质期两期的能谱曲线斜率均有显着差异（P=0.000）。胰腺假性囊肿（1.53±1.01,1.45±1.01）、黏液性囊性肿瘤（3.28±1.36,3.31±1.39）和实性假乳头状瘤（7.96±1.93,8.41±3.04）在动脉期和胰实质期两期的碘浓度有显着差异（P=0.000）。胰腺假性囊肿（2.03±1.18,2.11±1.21）、黏液性囊性肿瘤（4.82±1.87,4.08±1.83）和实性假乳头状瘤（10.23±2.43,10.69±4.05）在动脉期和胰实质期两期的钙浓度有显着差异（P=0.000）。胰腺假性囊肿（7.57±0.10,7.57±0.11）、黏液性囊性肿瘤（7.80±0.12,7.80±0.12）和实性假乳头状瘤（8.11±0.16,8.13±0.15）在动脉期和胰实质期两期的有效原子序数有显着差异（P=0.000）。多参数联合诊断的判别分析结果显示能谱曲线斜率、有效原子序数、碘（水）浓度、钙（水）浓度联合的典型判别函数系数分别为动脉期:-868.13,2742.64,-162.67,66.499;胰实质期为-190.99,206.55,63.20,-34.09;常数项为-11133.07。结论:胰腺囊性病变的囊性部分在能谱CT成像上具有不同的定量特征,能够为它们的鉴别诊断提供更多的依据并提高鉴别诊断能力。第四部分能谱CT在胰腺癌术前分期中的研究目的:探讨能谱CT在术前评估胰腺癌TNM分期中的价值。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34例胰腺癌患者的临床及影像资料。所有患者均行双期（动脉期,胰实质期）增强CT扫描,并采用能谱成像模式。测量并记录的定量参数有动脉期的碘浓度、水浓度及40140ke V（以10ke V为间隔）的单能量水平CT值。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定量资料的组间差异。结果:受侵脂肪40140ke V的单能量水平CT值、碘浓度均大于正常脂肪,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受侵脂肪与正常脂肪的水浓度无统计学差异（P>0.05）。转移淋巴结与胰腺癌病灶的40140ke V的单能量水平CT值、碘浓度及水浓度之间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肝转移瘤与胰腺癌病灶的40140ke V的单能量水平CT值、碘浓度及水浓度之间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能谱CT定量分析能够区分正常脂肪与受侵脂肪,并判断淋巴结、肝脏病灶与胰腺癌的同源性,有助于术前评估胰腺癌的TNM分期。
曾钢,吴斌,李彩东,段正军[10]（2013）在《308例慢性乙肝患者血清HBV DNA载量与肝功能及HBV-M检测结果分析》文中研究说明目的探讨慢性乙型肝炎患者（CHB）血清HBVDNA载量与乙肝免疫学标志物（HBV-M）定量及其与肝功能的关系。方法对308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分别用实时荧光定量PCR（RT-PCR）检测血清HBVDNA载量,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CLIA）检测乙型肝炎病毒患者血清免疫学标志物（HBV-M）含量,并用速率法测定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和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的含量。结果在不同的HBV-M定量阳性模式组中以HBsAg阳性、HBeAg阳性、HBcAb阳性组HBVDNA载量和ALT、AST含量均高于其他HBV-M定量阳性模式组;在HBeAg阳性的慢性乙型肝炎组和HBeAg阴性的慢性乙型肝炎组中,HBeAg阴性的慢性乙型肝炎组年龄显着大于HBeAg阳性的慢性乙型肝炎组,HBeAg阳性的慢性乙型肝炎组HBVDNA载量,ALT、AST含量均高于HBeAg阴性的慢性乙型肝炎组和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或P*<0.05）。结论 HBVDNA是反映体内HBV感染、复制和传染性强弱的金标准,HBeAg也是说明体内病毒复制的良好指标。HBeAg与HBVD-NA载量关系密切,HBeAg阴转不表示病毒停止复制,也不能反映肝脏的损伤程度和预后。血清ALT、AST与肝细胞受损有直接关系,是体现肝细胞受损与坏死的指标。综合分析HBV-M、HBVDNA水平及肝功能指标,才能更加客观和准确地评估病情的变化、严重程度。
二、HBV-M6种少见模式检出率的变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HBV-M6种少见模式检出率的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1）单基因遗传性高血压的致病基因鉴定和临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部分 Liddle综合征上皮钠通道基因新致病突变的鉴定及临床研究 |
| 引言 |
| 研究方法 |
| 研究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拟盐皮质激素增多综合征HSD11B2基因复合杂合突变的鉴定及临床研究 |
| 引言 |
| 研究方法 |
| 研究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三部分 Bilginturan综合征PDE3A基因突变的鉴定及基因型-表型关联分析 |
| 引言 |
| 研究方法 |
| 研究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单基因遗传性高血压伴低钾血症相关疾病的研究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缩略词表 |
| 附录B: 目标区域高通量测序中单基因高血压Panel的41种基因列表 |
| 附录C: ACMG指南中致病和可能致病变异的分类标准和判定规则 |
| 附录D: 目标区域高通量测序Panel中101种高血压相关基因列表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2）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分析法检测乙型肝炎病毒血清标志物的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1 对象与方法 |
| 1.1 对象 |
| 1.2 方法 |
| 1.3 统计学处理 |
| 2 结 果 |
| 2.1 HBV-M模式 |
| 2.2 现症感染模式分析 |
| 2.3 非现症感染模式分析 |
| 2.4 HBsAg与HBeAg结果分析 |
| 2.5 抗HBs和抗HBc结果分析 |
| 3 讨 论 |
（3）椎基底动脉局限性粥样硬化性狭窄的血流动力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论文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主要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创新点 |
| 1.4 本章小结 |
| 2 基于CTA数据的椎-基底动脉血管三维重建 |
| 2.1 椎-基底动脉生物力学 |
| 2.2 颅内动脉医学影像 |
| 2.3 椎-基底动脉几何模型构建 |
| 2.4 本章小结 |
| 3 基于非牛顿流体的椎-基底动脉流固耦合模型 |
| 3.1 牛顿流体与非牛顿流体 |
| 3.2 流体控制方程 |
| 3.3 三维模型的网格划分 |
| 3.3.1 固体域网格 |
| 3.3.2 流体域网格 |
| 3.4 血液与血管壁流固耦合模型 |
| 3.5 边界条件 |
| 3.6 数值模拟结果 |
| 3.6.1 壁面剪切应力 |
| 3.6.2 血液流速 |
| 3.7 本章小结 |
| 4 不同血压环境下椎-基底动脉粥样硬化仿真 |
| 4.1 不同血压环境下流固耦合仿真模型 |
| 4.2 数值模拟结果 |
| 4.2.1 壁面剪切应力 |
| 4.2.2 血液流速 |
| 4.3 本章小结 |
| 5 椎-基底动脉不同狭窄率仿真研究 |
| 5.1 椎-基底动脉变狭窄率下流固耦合模型 |
| 5.2 数值模拟结果 |
| 5.2.1 壁面剪切应力 |
| 5.2.2 血液流速 |
| 5.2.3 血管内壁总变形 |
| 5.3 椎动脉狭窄术前术后仿真模型验证 |
| 5.4 本章小结 |
| 6 椎-基底动脉延长扩张综合症仿真研究 |
| 6.1 椎-基底动脉迂曲过程仿真模型 |
| 6.2 数值模拟结果 |
| 6.2.1 壁面剪切应力 |
| 6.2.2 血液流速 |
| 6.2.3 血管内壁总变形 |
| 6.3 本章小结 |
| 7 体外椎-基底动脉流动特性实验 |
| 7.1 3D打印实体血管模型 |
| 7.2 体外血液动力学特性模拟装置 |
| 7.3 体外血管内流动实验 |
| 7.4 体外实验结果与仿真结果对比 |
| 7.5 本章小结 |
| 8 结论 |
| 9 展望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4）非综合征型耳聋家系的临床特征及分子病因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参考文献 |
| 第一部分 常染色体隐性遗传非综合征型温度敏感性听神经病家系的临床特征及分子病因学研究 |
| 引言 |
| 第一章 温度敏感性听神经病家系的临床特征随访分析 |
| 1.1 材料与方法 |
| 1.1.1 研究对象 |
| 1.1.2 研究方法 |
| 1.1.3 听力检测技术标准和规范 |
| 1.2 实验结果 |
| 1.2.1 家系图及遗传特征 |
| 1.2.2 家系的临床表型特征 |
| 1.3 讨论 |
| 1.4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二章 温度敏感性听神经病家系的分子病因学研究 |
| 2.1 材料与方法 |
| 2.1.1 研究对象 |
| 2.1.2 实验涉及的主要试剂 |
| 2.1.3 研究方法 |
| 2.2 实验结果 |
| 2.2.1 双生子卵形结果 |
| 2.2.2 靶向测序及变异验证结果 |
| 2.2.3 家系内OTOF基因变异位点共分离验证结果 |
| 2.2.4 家系外对照人群变异验证结果 |
| 2.2.5 全外显子组测序结果 |
| 2.3 讨论 |
| 2.4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一部分 小结 |
| 第二部分 常染色体显性遗传非综合征型耳聋家系的临床特征及分子病因学研究 |
| 引言 |
| 第一章 常染色体显性遗传非综合征型耳聋家系的临床特征及已知耳聋致病基因变异筛查 |
| 1.1 材料与方法 |
| 1.1.1 研究对象 |
| 1.1.2 研究方法 |
| 1.1.3 听力检测技术标准和规范 |
| 1.1.4 基因组DNA提取 |
| 1.1.5 DNA质量鉴定与样品保存 |
| 1.1.6 常见耳聋基因位点筛查 |
| 1.1.7 耳聋基因靶向测序及可疑致病变异共分离验证 |
| 1.2 实验结果 |
| 1.2.1 系谱图及遗传特征 |
| 1.2.2 家系的临床表型特征 |
| 1.2.3 常见耳聋基因位点筛查结果 |
| 1.2.4 耳聋基因靶向测序结果 |
| 1.2.5 变异确认及家系共分离验证结果 |
| 1.3 讨论 |
| 1.4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二章 常染色体显性遗传非综合征型耳聋家系的致聋新基因鉴定 |
| 2.1 材料与方法 |
| 2.1.1 研究对象 |
| 2.1.2 实验涉及的主要试剂 |
| 2.1.3 实验涉及的主要仪器 |
| 2.1.4 实验方法 |
| 2.2 结果 |
| 2.2.1 全基因组SNP芯片分型、多点参数连锁分析以及单倍型分析结果 |
| 2.2.2 全外显子测序及共分离验证结果 |
| 2.2.3 Migene结果 |
| 2.2.4 第三代基因组测序及其断点验证结果 |
| 2.3 讨论 |
| 2.4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小结 |
| 全文小结 |
| 英文缩写词 |
| 攻读学位期间成果 |
| 致谢 |
（5）感染性心内膜炎216例的临床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资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糖原贮积病Ⅰ型患者脑血管病的临床特征及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英汉缩略语名词对照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研究对象 |
| 研究方法 |
| 1.收集临床资料 |
| 2.实验室检查 |
| 3.脑血管检查 |
| 4.GSDI相关指标评价 |
| 5.脑血管影像评价 |
| 6.基因检测与分析 |
| 7.随访 |
| 8.统计分析 |
| 研究结果 |
| 1.GSDI患者一般资料及完成脑血管检查情况 |
| 2.GSDI患者脑血管病的特征 |
| 3.高分辨磁共振血管成像 |
| 4.GSDI指标与脑血管病的相关分析 |
| 5.脑血管病相关基因分析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一 糖原贮积病Ⅰ型患者脑血管病的研究现状 |
| 参考文献 |
| 综述二 烟雾病的流行病学特征及基因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发表文章与参加学术活动情况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7）Liddle综合征和PRKAG2心脏综合征的分子遗传学和临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语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部分 Liddle综合征致病基因突变筛查及基因型表型分析 |
| 引言 |
| 研究方法 |
| 研究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高通量测序鉴定PRKAG2心脏综合征相关基因新突变及PRKAG2心脏综合征临床表型分析 |
| 引言 |
| 研究方法 |
| 研究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一 单基因致病性高血压的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二 PRKAG2心脏综合征的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8）特发性肺纤维化遗传易感位点EAF2 rs200859609的发现、鉴定及相关病理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写与中文对照 |
| 前言 |
| 参考文献 |
| 第一部分 全外显子组测序与特发性肺纤维化发病易感基因变异的筛查 |
| 1. 前言 |
| 2. 材料与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2 主要仪器和试剂 |
| 2.2.1 主要仪器 |
| 2.2.2 主要试剂及试剂盒 |
| 2.2.3 主要分析软件 |
| 2.3 外周血DNA的提取和质控 |
| 2.3.1 外周血基因组DNA的提取 |
| 2.3.2 外周血基因组DNA的定性和定量电泳 |
| 2.3.3 基因组DNA浓度及质量检测 |
| 2.4 全外显子组测序 |
| 2.4.1 全外显子组建库测序 |
| 2.4.2 生物信息学分析 |
| 2.5 Sanger测序验证 |
| 2.5.1 Sanger测序原理 |
| 2.5.2 引物设计 |
| 2.5.3 聚合酶链反应(PCR) |
| 2.5.4 PCR产物的纯化 |
| 2.5.5 Bigdye反应 |
| 2.5.6 沉淀步骤 |
| 2.5.7 上样测序 |
| 2.5.8 测序结果对比分析 |
| 3. 实验结果 |
| 3.1 全外显子组测序IPF患者临床特征 |
| 3.2 IPF患者全外显子组测序结果 |
| 3.2.1 原始测序数据质控 |
| 3.2.2 比对结果数据统计 |
| 3.2.3 个体SNP和InDel检测 |
| 3.2.4 个体SNP和InDel的注释 |
| 3.2.5 个体SNP对蛋白结构及功能影响注释 |
| 3.2.6 IPF易感遗传变异筛选 |
| 3.3 Sanger测序验证结果 |
| 3.4 IPF易感变异的进一步筛选 |
| 4. 讨论 |
| 5.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EAF2基因rs200859609多态性变异与特发性肺纤维化发病和预后风险关系的研究 |
| 1. 前言 |
| 2. 材料与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2 主要仪器和试剂 |
| 2.2.1 主要仪器 |
| 2.2.2 主要试剂及试剂盒 |
| 2.3 外周血基因组DNA提取 |
| 2.4 Taqman探针法筛查EAF2基因SNP rs200859609 |
| 2.4.1 Taqman等位基因分析原理 |
| 2.4.2 多态性位点的基因型分析 |
| 2.5 Sanger测序验证Taqman基因分型结果 |
| 2.5.1 聚合酶链反应(PCR) |
| 2.5.2 PCR产物的纯化 |
| 2.5.3 Bigdye反应 |
| 2.5.4 沉淀步骤 |
| 2.5.5 上样测序 |
| 2.6 统计学方法 |
| 3. 实验结果 |
| 3.1 间质性肺炎患者和健康对照者的一般资料 |
| 3.2 EAF2基因多态性变异rs200859609的筛查和验证 |
| 3.3 rs200859609基因型与间质性肺炎发病风险的关联 |
| 3.4 rs200859609多态性与IPF发病风险关联的分层分析 |
| 3.5 EAF2 rs200859609基因型对IPF患者生存的影响 |
| 4. 讨论 |
| 5.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三部分 EAF2通过调控上皮间质转化参与肺纤维化发病机制的研究 |
| 1. 前言 |
| 2. 材料与方法 |
| 2.1 主要仪器和试剂 |
| 2.1.1 主要仪器 |
| 2.1.2 主要试剂及试剂盒 |
| 2.2 免疫组化方法检测EAF2在IPF患者和正常肺组织中的表达 |
| 2.2.1 检测对象 |
| 2.2.2 免疫组化检测步骤 |
| 2.2.3 免疫组化分析EAF2表达的判定标准 |
| 2.3 EAF2基因siRNA合成和效果验证 |
| 2.3.1 EAF2基因siRNA合成 |
| 2.3.2 细胞处理和分组 |
| 2.3.3 qRT-PCR |
| 2.4 EAF2过表达载体构建及效果验证 |
| 2.4.1 构建设计 |
| 2.4.2 质粒图谱和全序列 |
| 2.4.3 EAF2过表达载体的构建 |
| 2.5 细胞分组 |
| 2.6 细胞免疫荧光染色 |
| 2.7 Western Blot |
| 2.7.1 细胞蛋白提取 |
| 2.7.2 蛋白浓度的测定 |
| 2.7.3 蛋白变性 |
| 2.7.4 电泳胶的制备 |
| 2.7.5 电泳分离 |
| 2.7.6 免疫印迹显色:ECL显色系统 |
| 2.8 统计学分析 |
| 3. 实验结果 |
| 3.1 EAF2在IPF患者肺组织和正常肺组织中的表达 |
| 3.2 siRNA对EAF2的敲降效果比较 |
| 3.3 EAF2过表达载体酶切验证 |
| 3.4 EAF2过表达载体测序验证 |
| 3.5 各组细胞中EAF2、Vimentin、α-SMA和E-cadherin蛋白表达情况比较 |
| 3.6 EAF2对各组细胞中Smad2、pho-Smad2、Smad3、pho-Smad3、EAF2、E-Cadherin、α-SMA、Vimentin、Wnt-1、Wnt-10b、β-Catenin、p300和CBP蛋白水平的影响 |
| 4. 讨论 |
| 5.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全文结论 |
| 综述 特发性肺纤维化遗传学背景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博士期间发表论文 |
（9）胰腺原发肿瘤的能谱CT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英文缩略词对照表 |
| 前言 |
| 第一部分 能谱CT与常规CT在胰岛素瘤术前诊断中的比较 |
| 第一章 研究背景和目的 |
| 第二章 资料与方法 |
| 2.1 一般资料 |
| 2.2 检查设备与扫描方法 |
| 2.3 图像分析及数据测量 |
| 2.4 统计学分析 |
| 第三章 结果 |
| 第四章 讨论 |
| 第五章 结论 |
| 5.1 主要结论 |
| 5.2 不足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能谱CT定量分析在胰腺囊性病变鉴别诊断中的价值 |
| 第一章 研究背景和目的 |
| 第二章 资料与方法 |
| 2.1 一般资料 |
| 2.2 检查设备与扫描方法 |
| 2.3 图像分析与数据测量 |
| 2.4 统计学分析 |
| 第三章 结果 |
| 第四章 讨论 |
| 第五章 结论 |
| 5.1 主要结论 |
| 5.2 不足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第三部分 CT能谱成像在鉴别慢性肿块型胰腺炎与胰腺癌中的价值 |
| 第一章 研究背景和目的 |
| 第二章 资料与方法 |
| 2.1 一般资料 |
| 2.2 检查设备与扫描方法 |
| 2.3 图像分析与数据测量 |
| 2.4 统计学分析 |
| 第三章 结果 |
| 第四章 讨论 |
| 第五章 结论 |
| 5.1 主要结论 |
| 5.2 不足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第四部分 能谱CT在胰腺癌术前分期中的研究 |
| 第一章 研究背景和目的 |
| 第二章 资料与方法 |
| 2.1 一般资料 |
| 2.2 检查设备与扫描方法 |
| 2.3 图像分析与数据测量 |
| 2.4 统计学分析 |
| 第三章 结果 |
| 第四章 讨论 |
| 第五章 结论 |
| 5.1 主要结论 |
| 5.2 不足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录 |
（10）308例慢性乙肝患者血清HBV DNA载量与肝功能及HBV-M检测结果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1 资料与方法 |
| 1.1 一般资料 |
| 1.2 主要试剂和仪器 |
| 1.2.1 主要试剂 |
| 1.2.2 主要仪器 |
| 1.3 方法 |
| 1.4 统计学处理 |
| 2 结果 |
| 2.1 HBV-M不同模式与HBVDNA载量、ALT、AST结果比较 |
| 2.2 HBeAg阳性的慢性乙型肝炎组和HBeAg阴性的慢性乙型肝炎组血清HBVDNA载量与肝功能ALT、AST结果比较, 见表2。 |
| 3 讨论 |
四、HBV-M6种少见模式检出率的变化（论文参考文献）
- [1]单基因遗传性高血压的致病基因鉴定和临床研究[D]. 范鹏. 北京协和医学院, 2021
- [2]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分析法检测乙型肝炎病毒血清标志物的模式研究[J]. 安哲,孟昊,董炜,张妮,李思鹏,卢洁,宋琳岚,董艳迎,刘海龙. 中国预防医学杂志, 2021(02)
- [3]椎基底动脉局限性粥样硬化性狭窄的血流动力学研究[D]. 周湃. 天津科技大学, 2020(08)
- [4]非综合征型耳聋家系的临床特征及分子病因学研究[D]. 朱一鸣. 南方医科大学, 2019(09)
- [5]感染性心内膜炎216例的临床分析[D]. 谢京甫. 广西医科大学, 2019(08)
- [6]糖原贮积病Ⅰ型患者脑血管病的临床特征及机制研究[D]. 洪月慧. 北京协和医学院, 2019(02)
- [7]Liddle综合征和PRKAG2心脏综合征的分子遗传学和临床研究[D]. 杨坤瑾. 北京协和医学院, 2018(02)
- [8]特发性肺纤维化遗传易感位点EAF2 rs200859609的发现、鉴定及相关病理机制研究[D]. 庄谊. 南京大学, 2017(06)
- [9]胰腺原发肿瘤的能谱CT研究[D]. 张玉婷. 兰州大学, 2016(11)
- [10]308例慢性乙肝患者血清HBV DNA载量与肝功能及HBV-M检测结果分析[J]. 曾钢,吴斌,李彩东,段正军.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201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