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造纸科学与技术研究院(IPST)计划与Georgia Tech合并（论文文献综述）
刘彬彬[1]（2021）在《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与竞争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18年6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中国500亿美元产品施加关税,与美国形成竞争的制造业行业征税覆盖率超过70%,其中劳动密集型及高技术行业为重点制裁对象。现有文献分析,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原因主要集中于遏制中国新兴产业发展,解决美国的国内就业问题等。鲜有文章以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变化为切入点来分析中美经贸摩擦的形成乃至激化,最终引致贸易战。由于中美制造业贸易结构由产业结构决定,因此,本文以贸易背后的产业为视角,考察中美制造业产业之间的互动规律,探讨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变化与经贸摩擦之间的关系,并基于二者的逻辑关联,为中国制造业发展提出建议。对中美制造业经贸规模与结构进行分析。从中美制造业对外贸易规模与结构来看,2000-2018年,中美制造业对外贸易规模发展迅速,中国对美国制造业出口顺差呈现增长趋势。2000-2008年,中国制造业竞争优势集中在低技术劳动密集型领域,美国竞争优势集中于高技术资本技术密集型领域。2010年后,中国制造业商品结构发生“质”变,中国高技术制造业产品出口规模扩大,在保持对美国的出口占比的同时,呈现由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扩展的趋势,世界对中国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贸易依存度增加。从中美制造业直接投资规模与结构来看,1980-2000年,中国对美国制造业直接投资尚未形成规模。2000-2008年,中美制造业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单向性趋势,中国对美国制造业投资流量增速波动较小。2010-2018年,中国对美国制造业投资增长加快,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从传统的加工制造业向高技术制造业拓展,但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比重较低,中美制造业直接投资由单向性向双向性趋势转变。对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分析。首先,从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形成的基础来看,通过构建制造业产业同构性指数,发现中美制造业产业结构差异性明显,互补性较强,直接替代或竞争的领域有限,这种差异性源于中美制造业产业内部构成差异及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其次,从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形成的条件来看,中美制造业直接投资通过传统制造业产业转移效应、新兴制造业产业促进效应来影响投资国产业结构的变迁,推动东道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同时,通过技术外溢效应、资本积累效应、贸易互补效应、推动中美贸易逆差的产生。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以垂直型产业分工为主,美国贸易条件整体优于中国。其次,通过贸易互补性指数（TCI）、产业内贸易指数（IIT）对中美贸易中的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进行实证分析。2000-2008年,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强,其中,互补性强的行业集中于纺织品、鞋靴制品、家具制品、金属及制品、运输设备、飞机、航空器、电子精密仪器设备及其零部件等劳动密集型及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此阶段,贸易增量来源于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以垂直型为主。2009-2018年,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减弱,互补性趋势下降的行业集中于纺织、服装及皮革业、木材加工（家具除外）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计算机、电子及光学设备制造业以及家具制品和其他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此阶段,贸易增量的来源于产业内贸易,产业内贸易类型由垂直型向水平型发展。最后,基于全球化互补效应背景下,由于中美市场环境、产业政策的不同,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互补性随着国际分工的加深,产业跨国转移的及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而推进,并促进中美经济快速发展。对中美制造业产业竞争性分析。首先,从中美制造业产业竞争性形成的基础来看,构建产业结构同构性指数,发现中美制造业产业结构趋同性趋势出现,且与德美制造业产业结构趋同性趋势接近。这种趋同趋势体现在中美制造业行业内部结构变化上,2010年后,中美制造业在高技术领域重合度上升,与美国多行业构成竞争与潜在竞争关系。其次,从中美制造业产业竞争性形成的条件来看,中美制造业直接投资通过竞争效应、市场集中效应来影响东道国市场结构,同时,促进东道国与投资国产业结构升级,改善制造业进出口商品贸易结构。再次,通过显示性相对比较优势指数（VRCA）、Michaely波动指数（MI）、国际市场占有率指数（MS）对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竞争性进行实证分析。2000-2009年,中美制造业贸易整体以互补性为主,高技术行业贸易竞争性趋势微弱。2010-2018年,中美在低技术劳动密集型行业如纺织业、木材加工（家具除外）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等;中低技术资本密集型行业如金属制品业、橡胶及塑料制品业等具备竞争性,同时,在原本不具备竞争性的高技术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如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高速列车和轨道车辆制造）、计算机、电子及光学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制造）、少数化工产品制造业（核反应堆）、少数机械设备制造业（机械器具）也与美国形成竞争与潜在竞争关系,中美制造业在高技术行业中竞争性趋势出现。最后,中美贸易中的制造业产业竞争性是在中国研发经费投入规模逐年增长、高技术制造业贸易发展迅速、制造业全球进出口地位提高,全球原材料市场竞争激烈,国际产业结构日益趋同化,中美进入技术竞争新阶段中实现的。对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引发经贸摩擦的形成机理与成因分析。首先,从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引发贸易摩擦的形成机理来看,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引发经贸摩擦根源在于,发达国家的劳动力要素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资源,对于规模经济不变且受资源与环境约束的产业,随着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反而会导致成本的提高,同时资源与环境要素成本也随之增加,此时,生产成本大于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的收益。中国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产品在美国市场的竞争性不断增强,冲击到了美国国内相关企业市场份额,造成利益分配不平衡。中美制造业产业竞争性引发经贸摩擦升级根源在于,当发展中国家原本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保留产业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时,会造成发达国家的高技术制造业经济体量大幅度减少,同时由于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停滞导致生产率出现瓶颈,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带来的收益小于份额缩小的损失,此时两国进入“冲突”区,保留产业处于竞争状态,互补互利趋势发生变化。从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引发经贸摩擦的成因来看,金融危机后,中国制造业TFP增长率高于美国,中美技术竞争进入新阶段。同时,中国对美国制造业出口的商品结构发生“质”变,由组装加工产品向高技术产品转移,高技术出口产品复杂度提高,出口地区由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扩展,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制造业中高与高技术制造业产品贸易依存度增加,冲击了美国在高技术领域的垄断局面,互补互利趋势发生变化,经贸摩擦不断升级。虽然,美国一直处于制造业贸易逆差,但中美贸易不平衡不仅来源于美国贸易逆差同时还有跨国公司利润的贡献。同时,中美商务部在统计出口贸易价格的方式与转口贸易存在较大的差异,美国对货物贸易的统计高估了中国的贸易顺差。从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引发经贸摩擦的表现来看,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核心产业成为实施“双反”调查主要对象,中美经贸摩擦由劳动力密集转向科技密集领域,贸易保护措施向高端制造升级。同时,美国加大对中国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投资限制,中兴、华为等高技术制造企业成为贸易制裁的重点对象。最后,对本文的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基于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从政府和企业层面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提出应对策略。
潘秋晨[2]（2021）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增长后,正面临动力转轨,而在复杂的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之下,先前本就潜藏的矛盾更为突出,“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已不适应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但创新效率低下、所有制歧视、产业分割严重等难以转变的现实,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集约型”增长模式的发展。如何找到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是政策制定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而中国制造业当下存在的资源错配,不仅说明产业部门包含着充分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空间,更潜藏着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要释放这一能量,就有必要在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国内国际生产体系紧密联结的双循环背景下,结合中国深化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历程,考虑如何构筑更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更充分的利用好全球价值链的组织、治理结构,进而促进生产要素的内外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此,若能基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有的放矢的制定政策,改善不平衡、不协调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对资源的过度消耗等不可持续的问题,就可能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文章将全球价值链与资源配置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基于全球价值链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理论分析框架和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特征事实,系统阐述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不同于以往大部分文献的是,本文在全面量化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内向型动能,并区分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资源错配事实的基础上,利用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以垂直深化的视角探究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分工协作效应、外向集聚效应、结构升级效应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含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对国内外相关研究展开综述,梳理理论发展脉络并归总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一方面找到支撑本文开展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发现相关研究领域的局限和空白,以阐明本文仍需进一步研究的必要。第二,以文献综述为源点,以全球价值链理论、产业经济理论为基础,全面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阐明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向更高水平的开放型市场经济转变的最终目的是使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作用,从而巩固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因此,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机制应是垂直深化和由表及里的,异质性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可能经由两个端口,产生三种动能,进而通过四类机制发挥作用。一方面是单纯依靠外向型动能驱动的资源优化配置,即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主要发挥作用的要素流动和分工协作机制;另一方面是在异质性行业深化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全球价值链与国内生产体系产生深入联结后在国内市场供给侧发挥作用的机制,可分为外向集聚和结构升级。其中,外向集聚机制主要说明了内外动能的协同作用;而结构升级机制则更强调在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之后,本国产业部门自主增值能力的增强和国内大循环发挥的主体作用。第三,以1996-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为依据,对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角色和资源配置实际进行深入探讨。一方面,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形下阐明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的资源配置情况;另一方面,克服总值贸易思维的缺陷,以垂直深化的增加值视角重新考量中国的贸易利益,进一步区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和内向型动能。第四,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程度和方向,进一步界定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第五,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路径机制。首先,构建方程检验在全球价值链嵌入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相应的影响机制发挥了什么作用;其次,若存在多种中介机制的多重影响,则进一步确定其中更为显着的中介机制;最后,进一步探讨影响机制是否存在局限性,进而可能在一定条件之下弱化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第六,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归总,对如何构筑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从而打开效率提升的“黑箱”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通过理论和经验分析,本文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正从一个倾向于被动接受他国中间产品的低端代工者角色,向一个倾向于为全球生产网络输送中间产品的中端分工者角色转变,且在此过程中,国际市场对中国国内循环的依存度逐渐上升。第二,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资源错配,也恰好潜藏着实现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能够改善资源错配,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将提升约13.16%,平均每年实现0.73%的增长;总产出将额外提升9.6%,平均每年实现0.53%的增长。第三,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行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内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企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进一步的行业异质性分析显示,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行业越来越依赖于偏向内向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动能改善资源配置。非线性分析显示,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各类动能对资源配置均存在一定的“优化区间”。内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呈“倒U型”,当内向型动能增强到超过非线性关系的临界值之后,将发挥着可持续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这意味着,基于中国资源禀赋和产业体系构筑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确实潜藏着带动经济下一轮快速增长的巨大能量。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外协同型、外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均呈“U型”,且具备“左高右低”的非对称特征,说明外向型动能的参与确实优化了行业间资源配置,且该效应大于抑制作用,合理利用外向型动能将促使其发挥更强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第四,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外资更替和再配置的要素流动效应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外资再配置的中介作用更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外资再配置效应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之间呈“倒U型”关系。这意味着,由发达经济体外资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确实隐含着“纵向压榨”效应,而这一效应对东道国市场资源配置的负面影响也将阻碍外资本身的成长。并且,基于内外资部门之间生产率增长动力的差异,外资实质在这一资源协同优化的过程中获益更多,也更依赖于在东道国的资源再配置过程驱动自身的迅速成长。若这一协同优化过程无法持续,“纵向压榨”可能转变为“双向压制”,从而造成“损人不利己”和“两败俱伤”的局面。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为代表的全球价值链从属者的研发行为,实质是全球价值链参与者之间相互追赶和学习的表现,驱动了全球价值链主导者更高效率的资源再配置过程,一定程度消弭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纵向压榨”效应,“重启”了国内国际资源的协同优化路径。第五,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在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协作关系实现的就业结构横向调整和融资约束缓解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就业结构横向调整的中介作用更强。但需要注意的是,就业结构的纵向调整并未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相对于高技能劳动要素的增长,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深化反而促使制造业更多的积累了对中低技能劳动要素的偏好,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可能存在一定的资源优化配置“偏向”。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虽然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全球价值链嵌入壁垒驱动了制造业整体的资源优化配置,但却以“拖累”劳动要素的优化配置为代价,且低端“拖累”更为严重,由此加剧了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的“双重分割”。第六,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协同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外向集聚效应发挥了显着的正向调节作用,全球价值链和国内生产体系的深化联结呈现出显着的协同优化作用。但区分“二元”嵌入模式的研究发现,不论是行业内还是行业间,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的“隔绝机制”都存在,且上游嵌入度越高,企业对核心技术等资源的保护动机越强,国内国际生产要素的流通、扩散渠道被一定程度的阻隔,个体利益和大局利益的调节失灵促使积蓄于全球生产网络和本地产业集群之下的外向集聚效应被抑制,可能导致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生产体系的“双重分割”。而同时,全球价值链下游嵌入的资源“互仿互享”机制也稳定存在,且下游嵌入度越高的企业与集群内关联企业进行优势资源互享的动机越强,外向集聚效应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亦随之强化。因此,上述两种机制相互博弈的结果一定程度决定了外向集聚效应的强弱,进而左右着内外协同型动能引导资源配置的最终效果。第七,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向型动能改善行业内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结构升级机制呈现出明显的部分中介作用。而进一步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机制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通过中间投入优化、国际竞争、“链中学”路径驱动了制造业结构升级。但上述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升级路径存在行业异质性,进而塑造着结构升级机制下的资源配置路径:技术水平越高的行业越依赖于由中间投入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技术水平越低的行业则越依赖于由国际竞争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而基于“链中学”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则能够驱动所有行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且对低技术行业的作用更强。这意味着,正是由于中高技术行业的全球价值链低端嵌入路径依赖、中高端嵌入路径较难贯通、高端嵌入路径正向效应较弱,才造成中高技术行业难以进入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
张宁宁[3]（2021）在《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与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研究》文中认为中美分别作为全球第二和第一大经济体,两者之间的双边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当前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分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当前伴随着中美双边间贸易摩擦与争端地不断加剧,这使得双边经贸合作在难以正常开展的同时对中国相关产业在GVC中的国际分工以及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等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或增加了难度。不可否认,在经济全球化下,自加入WTO以来,中国凭借自身比较优势合理配置资源,逐渐成为GVC分工和贸易体系中的重要参与者,并逐渐发展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大国,自身经济在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也获取了明显的收益。然而,随着中国参与GVC分工程度的加深以及在对外贸易中所获取的收益提升,中国在全球市场中所遭受的来自于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摩擦或贸易壁垒限制也在日益增多,而相较于其他贸易伙伴国,中国所遭受的来自于美国等国家的高频次且具有明显保护主义性质的贸易摩擦或争端却尤为明显。如现阶段不断升级的新一轮中美贸易摩擦,特朗普政府以“中美双边巨额贸易逆差”为借口对华相关产业或产品通过加征高额关税或发动反倾销调查等贸易政策进行严厉打击或限制,甚至官方公开“污名化”中国,比如“中国威胁论”“中国是汇率操纵国”““一带一路”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以及当前“新冠肺炎来源国”等,以期通过各种手段对华相关产业或产品进行围追堵截或打击。而细化看来,会发现美国对华所发起或实施的这一系列贸易政策或限制手段的根本目的为限制或遏制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或升级,矛头直指“中国制造2025”计划,以期在限制或扼杀中国中高端技术产业发展以及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同时维护自身在GVC分工中的核心利益或霸权地位免受威胁或动摇。而对于作为我国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制造业来说,在当前中美双边贸易摩擦愈演愈烈以及逆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的现实背景下,其转型升级以及在GVC中的分工地位攀升是否会受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影响?会受到何种影响?具体的影响机制或机理是怎样的?以及基于此情境下如何实现自身向GVC中高端位置攀升?这一系列的问题均值得引起密切关注与探究。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与该国的对外贸易发展息息相关,贸易政策的作用不容忽视。为此,本文立足于中美双边贸易摩擦与争端不断频发的现实情境下,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为研究视角,具体探究其对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的影响,以期通过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深化研究,为及时化解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被动局面,积极向价值链中高端位置攀升以及如何更好地规避或弱化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或壁垒限制、推动中美双边经贸正常合作等寻求可行的对策或建议。具体看来,首先,基于对研究背景与意义等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文献梳理,在发现已有研究不足的同时明确本文研究主题与方向;其次,借助数理模型就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并就两者的作用机制进行细化阐述与分析,在此提出相关推论与待研究假设;再次,就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演变、中国制造业GVC国际分工现状进行典型化分析,并就本文重点探究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与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之间的关系进行初判;接下来,结合理论与典型化分析,重点就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的影响进行实证考察,同时也就GVC参与度、国际竞争力作同步探究,具体主要从整体层面、作用机制层面等方面展开;另外,也就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分工利得进行拓展性考察,在对价值链中贸易利益进行解构与分析的同时进一步结合分解结果就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GVC增值能力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最后,基于前文理论分析、现实解读与实证检验,对中国制造业如何实现GVC分工地位攀升、积极规避或弱化贸易政策限制等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在理论分析部分,借鉴Lorz和Wrede（2008）中有关交易成本的思想以及D-S模型应用,结合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中美双边间的贸易壁垒或制度性障碍这一现实或政策本质,将贸易壁垒或制度性障碍引入模型,以此来探究其对要素流动以及企业生产状态的影响,并进一步在此基础上借鉴Antras等（2019,2013）的GVC多阶段生产模型,以此来分析GVC生产分工网络下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所可能产生的交易成本“累积扩大效应”及对其价值链国际竞争力、增值收益以及分工位置的影响。另外,结合现实中美国对华所采取的诸如反倾销等贸易政策会提高双边间贸易壁垒的特性以及有关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相关研究,可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本质为基于WTO“合法”外衣下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具有较为明显的歧视性,这会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产生直接“抑制”影响效应的同时,也会产生诸如“连带”、“污名化”等影响效应。为此,在此主要沿着“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即贸易政策（壁垒）限制——贸易成本变动——GVC分工”这一逻辑脉络对本文作用机制进行阐述,具体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所产生或带来的贸易成本变动会通过“抑制连带效应”、“网络链条效应”、“投资跨越效应”以及“污名化效应”四个渠道对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产生影响,并在此提出相关推论和研究假设。在现实解读部分,首先,通过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演变进行分阶段梳理可发现,自中国“入世”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正逐渐由“复杂型”向“战略型”转变,且政策转向的动因与不同时期阶段下美国自身经济发展战略、利益集团博弈、社会认知、全球政治经济局势、中美双边关系等因素密切相关;另外,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工具由单一模式向多种模式逐渐转变,且贸易政策制裁领域也在逐步扩大。其次,基于生产分解模型对中国制造业在价值链中的国际分工状态典型化事实发现:中国制造业更多地是以后向参与的方式融入GVC,且同美、日相比较其后向和深度后向GVC参与度均相对更大;考察期内中国制造业GVC分工位置的波动轨迹大致呈“V”型,且从2012年起表现出明显攀升迹象,但相较于美、英等制造业强国其GVC分工位置仍相对较低,处于中下游位置;在国际竞争力层面,中国制造业相较于美国整体上具有相对更强的国际竞争力,但细化看来会发现中国制造业的这种竞争力更多体现在低技术类别制造业上,而美国却在高技术类别制造业中表现出了更强的国际竞争力,但近年来双边在高技术类别间的竞争力差距在不断缩小。最后,结合出口分解模型对价值链中的贸易利得进行解构发现,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增值收益或获益能力要相对低于美国,但细化看来会发现中国在低技术类别制造业中的增值收益或获利能力要高于美国,而在高技术类别尤其是在高技术制造业中,中国却明显低于美国,但近年来会发现双边在此类型下的价值链增值收益差距正在逐渐减小。在实证检验部分,立足于现实中各经济主体理性经济人的特性,考虑到产业在GVC中积极开展国际分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实现自身在价值链中分工地位的攀升或获取更多的增值收益,为此本文一方面着重探究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的影响效应,并在此过程中对制造业GVC参与度和国际竞争力作同步考察;另一方面也将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增值收益或增值能力进行拓展性分析与考察。以期基于对中国制造业在GVC分工中的前后向参与度（“我为谁生产”、“谁为我生产”）、国际竞争力（“我在GVC中的竞争力”）、分工地位（“我在GVC中的地位”）、增值收益（“我在GVC中的增值能力”）进行考察的研究脉络,实现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这一影响效应的全面细致考察与探究。首先,整体层面检验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不利于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的提升,且这种影响效应会因不同的对华贸易政策呈现出差异性;同步考察检验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提高了中国制造业参与GVC的“门槛”且会抑制其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其次,行业技术异质性检验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低技术类别制造业GVC分工地位提升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而对高技术类别并无明显影响。另外,基于GVC分工地位下有关贸易政策动态演变的检验中发现,“入世”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表现出了明显的动态复杂性。随后,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对作用机制的检验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会通过“抑制转移效应”、“网络链条效应”以及“污名化效应”三种渠道来实现。最后,基于调节效应检验发现,技术创新、“一带一路”建设以及国家制度环境或制度质量水平能够显着弱化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提升所产的负面影响。而对于GVC增值能力的考察检验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不利于中国制造业GVC增值能力的增强。在对策建议部分,尽管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会对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制造业就难以实现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的目标,通过实证检验可发现中国制造业可通过积极借助或利用来源于自身或国家层面的特定竞争优势,比如自主创新、“一带一路”建设等进而以此来实现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基于此,本文从产业和国家层面就如何积极能动地推动中国制造业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提高自身竞争力以及规避或弱化污名化言论等提供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具体看来,可通过加强自主创新、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充分利用来源于母国制度环境的特定竞争优势、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建设以及加强中美双边交流等途径,以此来助力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更高攀升。
吴仁武[4]（2021）在《美国在华采集和引种竹类植物历史及其影响研究》文中认为中国以其植物资源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使其被西方赞誉为“世界花园之母”。19～20世纪,西方国家在华进行了长期和大规模的植物考察、采集和引种活动。中国竹类植物自然分布广泛并且具有悠久的栽培和利用历史,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把竹类植物作为在华采集和引种的一类主要植物。对美国在华竹类植物采集和引种竹类植物历史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客观评价中国植物资源对世界的贡献,为今后植物引种史研究、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参考。本研究以美国在华采集和引种竹类植物为研究对象,综合分析其历史背景,调查美国在华采集竹类植物标本和引种竹类植物的时间阶段、采集地和属种等,对主要采集人员的采集活动进行重点分析,最后探讨美国在华采集、引种竹类植物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1）美国在华采集、引种竹类植物活动是在特定社会背景下展开的。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被打开,原本让欧洲各国在华植物采集、引种工作受阻的屏障被打破,使其采集、引种活动迅速展开并且收获丰富。新中国成立后,国际间的采集引种活动趋于有序。欧洲各国在中国近代的植物采集、引种活动对美国来华植物采集活动有一定激励作用。在美国联邦政府鼓励、经济发展需求的促进、相关机构积极组织以及拥有一批热衷植物采集、引种专业人员的前提下,最终促成了美国来华开展植物采集、引种活动。（2）美国在华采集竹类植物标本时间跨度为1840～2010年。根据收集到的标本数据,美国在华共采集2 238份竹类植物标本。可鉴定的竹类植物隶属25属（占中国现有竹类植物属的73.5%）,120种（含变种、变型,占中国竹种的22.5%）,采集最多的属为簕竹属、刚竹属和箭竹属,采集最多的种为托竹、桂竹以及青秆竹。采集地涉及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65个市、自治州82个区（县以及县级市）。（3）美国在华引种竹类植物时间跨度为1898～2010年。经统计,美国农业部从中国引种了390份（其中306份直接引种）;阿诺德树木园从中国引种了8种竹类植物;美国竹子协会从组织人员从中国引种了138种竹类植物,其中直接引种126种。可鉴定的竹类植物隶属28属（占中国竹类植物属的82.3%）,185种（占中国竹类植物种的34.6%）,13变种,20变型以及25品种,引种最多的属为刚竹属、簕竹属和箭竹属。（4）经整理和分析收集到的标本信息,共计45个采集者和采集队,在众多采集者中,莫古礼采集的标本数量最多。对美国农业部植物引种清单和《威尔逊植物志》的整理和分析,共计314份竹类植物从中国直接引种到美国,其中312份包含引种人信息,莫古礼、梅耶和威尔逊的引种量最多。莫古礼在华工作期间,共采集727号1840份竹类植物标本,隶属于20属93种（含变种、变型）;共引种255份竹类植物到美国,分属于18属81种（含变种和变型）。（5）美国在华引种竹类植物后大大增加了美国竹类植物种类多样性;竹类植物在美国风景园林中的应用形式也受到中国的影响,随着竹类植物的广泛应用,其竹类苗圃朝着精细化、品种化方向发展;莫古礼等人在华对竹子的研究,使得竹子分类学有了快速的发展,其在华期间莫古礼共发表3个属,55个竹类植物新类群和6个变种;竹类植物的引种成功,使得美国竹产业得到一定的发展;在华采集期间,采集者们也深受中国竹文化的影响,他们对中国竹文化的传播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邵冰[5]（2020）在《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文中提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以国家干预为出发点可以获取最大限度的贸易利益并提高本国的经济福利。日本政府通常被认为是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个典型。日本作为自然资源严重匮乏的岛国,其人口众多,国土面积狭小,经济发展受到资源、环境、能源及市场等多重客观因素的制约。但是二战后,日本经济从战乱后的一片废墟中迅速崛起,实现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和出口贸易的持续增长,在国际经济竞技场上连续摘取“经济大国”、“金融大国”、“最大债权国”等桂冠,并成功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可以说,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取得与其对外贸易活动的有效开展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甚至有许多分析认为,日本经济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日本政府成功地实施了战略性贸易政策。二战后,日本政府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实施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年）是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日本政府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实现产业重建,采取了限制进口、振兴出口、积极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的政策。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年）是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初级阶段,日本的贸易政策内容开始由限制进口、替代进口向出口导向、扩大出口转变,日本政府调整关税政策替代进口限制并设置有利于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关税税率,逐步放松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来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将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地重点扶植重化工业的发展。经济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时期（1973～1991年）,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进入高级阶段,协调与竞争并重,一方面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以减少各国的谴责,另一方面,实行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来保证更多的贸易利益,积极发挥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对贸易的促进作用,通过规模经济产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全球范围内高效率地进行资源配置,战略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通过减量经营和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从而促进进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和带动国内经济的回升和发展。经济长期低迷时期（1991～至今）,为应对冷战后新时期国内外经贸发展战略环境的变化,日本继续推行贸易与投资并举的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行多层次、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同时继续发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作用,积极开展战略性贸易外交,利用双边和多边贸易协调进一步获取贸易优势并促进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综观战后70多年以来日本的经济发展,“保护产业、扶植出口”一直是贯穿日本贸易政策的一条主线。以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视角来看,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实行的是初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通过对具有发展潜力的战略性产业和具有“外部经济”效应的高新技术产业加以保护和扶持,从而获得规模经济收益并提高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日本实行的是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确定合理的规模经济产业国际分工原则,通过规模经济产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世界范围内高效率地配置资源,以继续获得贸易优势并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国家层面看,由于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的存在,以及收入分配不公、经济外部性和经济秩序不规范等因素的影响,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并不是万能的,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为国家干预经济和贸易活动提供了原因和依据,且在某些条件下国家政府的干预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它可以改善贸易条件、转移垄断利润、强化竞争优势,因此维护国际贸易利益需要政府的适当干预,实现国家利益需要正确的贸易政策,日本“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为有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二战后,日本政府在国家战略的指引下,依据“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战略性目标产业,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保护和扶植战略性产业发展,推动企业联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应,构筑产官学协作的国家创新体制,推行战略性贸易外交,根据日本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实施适合日本国情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运用也为日本国家战略从“经济中心导向”向“大国化目标”发展和演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产业层面看,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以产业政策为中心,将产业现代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结合发展,综合运用各种经济和行政手段全力扶植那些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和外部经济性的战略性产业的发展,使其以强劲的国际竞争能力,实现赶超欧美经济大国的战略目标,不仅实现了产业的现代化,而且促进日本产业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不断攀升。战后日本的汽车工业、钢铁工业、半导体工业的大发展,就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成功运用的典范。从企业层面看,日本特殊的企业组织体系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运用有着重要的关系,企业集团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强大的基础载体,独特的系列企业体制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运行机制,综合商社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开辟了稳固的前沿阵地。日本企业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条件,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出与产业发展和贸易利益密切结合的特征,日本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中同样蕴含着战略性贸易政策。此外,日本企业的技术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互配合,日本促进技术引进与研发的政策均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表现。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具有目标明确、重点突出、灵活运用和追求动态效应等特点。但是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一把双刃剑,既对日本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和竞争能力提高带来积极效果,也对日本经济和贸易的长远发展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和后果。当前,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正处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关键阶段。在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结构不完善等问题,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仍以进料加工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在最能代表一国出口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品方面与贸易强国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看,当前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增速呈结构性放缓,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传播给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带来巨大挑战,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更加激烈,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当前外贸形势突显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虽然最早由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且从发达国家应用的角度进行阐释和研究,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也同样适用,可以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良好的指引。纯粹的市场经济或许有益于世界经济和福利的改善,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却未必是一种最佳的选择,国际市场普遍存在的不完全竞争和信息不对称所决定的市场不完善性为一国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战后日本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经济和贸易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一是要重视发挥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作用,二是在尊重WTO原则基础上,合理利用贸易政策工具,三是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四是制定合理的对外投资策略,五是实施出口鼓励措施,集中力量开拓国际市场。
刘伟岩[6]（2020）在《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文中指出2008年经济危机后,为摆脱经济下行的轨道,美国、日本、德国先后提出了“重振制造业”（2009年）、日本版“第四次工业革命”（2010年）、“工业4.0”（2012年）等战略计划,而我国也于2015年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的行动纲领。这些战略规划的陆续出台拉开了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Io T）、人工智能（AI）等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帷幕。而作为第二经济大国,我国应如何借助于这一难得机遇来推动国内产业升级则成为亟待思考的问题。回顾日本走过的“路”可知,其也曾作为“第二经济大国”面临过相似的难题,且从中日经济发展历程比较和所面临的“三期叠加”状态来看,我国现阶段也更为接近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而日本却在当时的情况下借助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成功地推动了国内产业的改造升级。基于此,本文以日本为研究对象并将研究阶段锁定在其取得成功的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进而研究其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以期为我国接下来要走的“路”提供极具价值的指引和借鉴。在对熊彼特创新理论以及新熊彼特学派提出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产业技术范式理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和部门创新体系理论等进行阐述的基础上,本文借助于此从创新体系的视角构建了“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理论分析框架,即:从整体产业体系来看,其属于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过程,该过程是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实现的,且两者间的匹配性决定着产业升级的绩效;而深入到具体产业来看,其又是通过催生新兴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来实现的,对于此分析的最佳维度则是能够体现“产业间差异性”的部门创新体系,同样地,两者间的匹配性也决定着各产业升级的成效。回顾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可知,其呈现出三个阶段:20世纪50～60年代的“重化型”化,70～80年代的“轻薄短小”化,以及90年代后的“信息”化。其中,“轻薄短小”化阶段是日本发展最为成功的时期,也是本文的研究范畴所在。分析其发生的背景可知:虽然效仿欧美国家构建的重化型产业结构支撑了日本经济“独秀一枝”的高速发展,但在日本成为第二经济大国后,这一产业结构所固有的局限性和问题日渐凸显,倒逼着日本垄断资本进行产业调整;而与此同时,世界性科技革命的爆发恰为其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是这种机遇对于后进国来说在一定意义上又是“机会均等”的,该国能否抓住的关键在于其国内的技术经济发展水平,而日本战后近20年的高速增长恰为其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且“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技术发展战略又在较短的时间内为其积累了殷实的技术基础。在这一背景下,借助于上文所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后文从创新体系的视角解释了战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是如何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以及日本为何更为成功的。就整体产业体系而言,科技革命的发生必然会引致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进而推动产业升级,且这一过程是在由政府、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创新主体联盟等构建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实现的。战后科技革命的发源地仍是美国,日本的参与借助的是范式转换过程中创造的“第二个机会窗口”,换言之,日本的成功得益于对源于美国的新技术的应用和开发研究,其技术经济范式呈现出“应用开发型”特点。而分析日本各创新主体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创新行为可以发现,无论是政府传递最新科技情报并辅助企业引进技术、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发展方向、制定激励企业研发的经济政策和专利保护制度、采取措施加速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改革教育体制并强化人才引进制度等支持创新的行为,还是企业注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遵循“现场优先主义”原则、实施“商品研制、推销一贯制”、将资金集中投向开发研究和创新链的中下游环节以及培训在职人员等创新行为,或是大学和科研机构针对产业技术进行研究、重视通识教育和“强固山脚”教育以及培养理工科高科技人才等行为,亦或是“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型的创新主体联盟联合攻关尖端技术、建立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联合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等行为都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挖掘微电子技术发展潜力的。而这种“追赶型”国家创新体系与“应用开发型”技术经济范式间的相匹配正是日本能够更为成功地借力于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根因所在。进一步地从具体产业来看,科技革命引致的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表现为新兴技术转化为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和改造传统产业技术范式的过程,这也是科技革命“双重性质”的体现。而对这一层面的分析则要用到能够体现“产业间差异性”的部门创新体系。在选取半导体产业和计算机产业作为新兴产业的代表,以及选取工业机器产业（以数控机床和工业机器人为主）和汽车产业作为微电子技术改造传统机械产业的典型后,本文的研究发现:由于这些产业在技术体制、所处的产业链位置、所在的技术生命周期阶段等方面的不同,其产业技术范式是相异的,而日本之所以能够在这些产业上均实现自主创新并取得巨大成功就在于日本各创新主体针对不同的产业技术范式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分别形成了与之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而进一步比较各部门创新体系可知,日本政府和企业等创新主体针对“催新”和“改旧”分别形成了一套惯行的做法,但在这两类产业升级间又存在显着的差异,即:日本政府在“催新”中的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中均表现出了贯穿始终的强干预性,尤其是在计算机产业上;而在“改旧”中则干预相对较少,主要是引导已具备集成创新能力的“逐利性”企业去发挥主体作用。作为一种“制度建设”,创新体系具有“临界性”特点且其优劣的评析标准是其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匹配性。日本能够成功地借力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推动国内产业升级的经验就在于其不仅构建了与当时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的国家创新体系,而且注重创新体系的层级性和差异性建设,加速推进了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并推动了新旧产业的协调发展。但是,这种致力于“应用开发”的“追赶型”创新体系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如:基础研究能力不足,不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产生,以及政府主导的大型研发项目模式存在定向失误的弊端等,这也是日本创新和成功不可持续以致于在20世纪90年代后重新与美国拉开差距的原因所在。现阶段,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蓬勃兴起在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追赶先进国家的“机会窗口”的同时,也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追跑”“齐跑”“领跑”并行发展的机遇,并为传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会。由于相较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我国现阶段所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因此,必须构建极其重视基础研究且具有灵活性的国家创新生态体系,重视部门创新体系的“产业间差异性”,形成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以及建设能够促进传统产业技术范式演化升级的部门创新体系等。
李安[7]（2020）在《技术创新模式与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制造业在经历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规模扩张后,依靠投资拉动的发展方式呈现出疲软态势。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技术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影响着制造业的国际分工格局。面对机遇和挑战,中国加大了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融合度,力求通过技术创新来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来应对严峻的国际竞争形势。然而在技术创新模式选择的问题上,中国长期存在着模仿创新和自主创新之争。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是技术进步的两条重要途径,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效果存在明显的不同。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如何进行技术创新模式选择,以更有效的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是理论界依然没有明确回答的问题。为此,本文以技术创新模式与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为主题,从理论上分析技术创新模式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内在机理。并利用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从全行业、分阶段、分行业三个层面对技术创新模式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进行实证检验,探究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最优的技术创新路径。论文的研究工作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并对相关理论进行梳理。首先,对中外理论界关于技术创新模式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认识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对技术创新模式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概念进行界定。其次,梳理了技术创新模式的相关理论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相关理论。在技术创新模式的相关理论中,介绍了熊彼特创新理论、技术差距理论和后发优势理论;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相关理论中,介绍了产业结构理论、雁行形态理论和价值链理论。第二,对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模式的发展特征及问题进行分析。首先,对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模式的演进历程和动因进行梳理。发现中国制造业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模仿创新过程,并在不同动因的驱动下积极进行转变。然后,阐述了当前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模式的主要特征并与工业强国比较,探究中国制造业与工业强国的技术差距。通过上述的分析,总结出中国制造业在技术追赶过程中技术创新模式存在的突出问题,为后文探究技术创新模式选择提供现实依据。第三,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进行测度与分析。首先,探讨了新形势下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这有助于理解和把握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背景。其次,梳理了当前理论界存在的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认识误区,并对当前学者常用的转型升级的衡量指标及其局限性进行探讨。在参考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从产业发展主体的角度来说,转型升级的根本目的是通过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型以及生产效率的提升,实现产业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的演进。所以选取全要素生产率、盈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多个维度衡量制造业转型升级更加具有现实意义。最后,对多个衡量指标的测算方法进行说明,并从整体和细分行业角度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进行测算分析,全面考察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现状和变化趋势。第四,从理论上分析技术创新模式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机理,揭示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是技术创新的两条重要途径,通过技术溢出效应、要素匹配效应、市场竞争效应和协同创新效应的发挥来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本文以这四个效应为框架展开探讨,首先对技术溢出、要素匹配、市场竞争和协同创新的内涵进行阐述,并在不同效应作用下探究技术创新模式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机理。重点引入了南北技术扩散模型、两部门模型、波特钻石模型,分别针对制造业转型升级中全要素生产率、盈利能力、国际竞争力维度进行特定的数理分析和理论分析。同时深入挖掘了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的协同关系,通过协同效应实现优势互补,从而引领制造业转型升级。第五,利用计量分析方法对技术创新模式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进行实证检验。首先运用静态面板模型,对全行业层面的样本数据进行初步的回归分析。考虑到制造业转型升级可能存在动态连续性,所以进一步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并使用系统广义矩估计和差分广义矩估计两种方法进行参数估计。广义矩估计可以解决模型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使实证结果更加具有可靠性。在全样本分析的基础上,为了增加实证结果的全面性,又分别基于时间维度和行业异质性维度进行扩展分析。第六,提出技术创新模式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建议。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三方面的建议,一是推动高技术制造业自主创新的跨越式发展。高技术制造业的竞争是技术的竞争,必须通过自主创新转变核心技术缺失的现状。二是提高中低技术制造业的创新动力和工艺水平。当前来看中国中低技术制造业模仿创新的潜能依然存在,可以和自主创新共同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所以必须发挥政府对中低技术制造业自主创新的引导作用,并鼓励中低技术制造业利用高技术对现有工艺进行改良。三是完善技术创新的制度和环境。任何战略的实施,都需要支持性的配套制度来保障,相应的制度和环境配套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在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深入探究了技术创新模式与制造业转型升级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从全行业、分阶段、分行业三个层面展开实证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不同技术创新模式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存在阶段性差异和行业异质性差异。（1）从分阶段的实证结果来看,2011年后中国制造业对自主创新的投入开始超过模仿创新,所以本文以2011年为时间节点分别进行估计。在2011年前后两个时间段,自主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均为负,对盈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均为正。这种研发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作用不匹配的现象,主要是因为自主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模仿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盈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在20052010年到20112017年由正转负,说明近年来模仿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不再明显,甚至对制造业转型升级产生抑制作用。（2）从分行业的实证结果来看,全要素生产率依然具有特殊性,无论是中低技术制造业还是高技术制造业,自主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均产生负影响,模仿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均产生正影响。但当以盈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来衡量制造业转型升级时,对中低技术制造业来说,模仿创新和自主创新均对其产生正影响,说明中低技术制造业可以采用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两种方式来推进转型升级。但是对于高技术制造业,自主创新对二者均产生正影响,模仿创新对二者均产生负影响,说明高技术制造业必须通过自主创新转变当前核心技术缺失的现状,不适宜继续采用模仿创新。因此,中国制造业应该根据行业技术异质性特征,在技术革命的“机会窗口期”,通过适宜的技术创新模式选择,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臧红敏[8]（2020）在《多类型创新主体合作关系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研究 ——以吸收能力双元属性为视角》文中指出开放式创新日趋明显的今天,企业越来越依赖于同行企业、供应商、客户、高校、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之间密切合作,共享技术知识,平衡内外部创新资源关系,寻求可持续发展。随着企业与不同类型创新主体合作关系的深入,企业吸收外部知识的环节、作用机制也越来越复杂,亟需重新审视和思考。吸收能力概念自20世纪90年代诞生以来,学者从不同领域和学科角度对其进行解释,至今也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对于吸收能力概念认识非一致性,使得吸收能力在企业创新过程中角色定位、作用机制也会存在差异性,尤其在开放式创新条件下,更需重新认识不同类型创新主体合作关系中吸收过程内在规律,提炼吸收能力本质属性,以便企业更为有效地利用外部知识,提高创新能力。本文在传统吸收能力概念基础上,通过重新定义开放式创新条件下吸收能力内涵,提出吸收能力双元属性概念。从吸收能力双元属性视角出发,通过资源依赖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网络关系理论、社会认知理论、动态能力理论等相关理论,构建多类型创新主体合作关系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理论模型,运用案例分析、调查问卷、结构方程、层次回归、门限回归等方法对理论模型进行验证,揭示不同类型创新主体合作关系中吸收能力双元属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本文研究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研究基础,主要是第1章、第2章。运用思维导图系统梳理多类型创新主体合作关系、吸收能力、企业创新绩效等研究进展,为理论框架构建做准备。第二部分是理论模型和机理研究,主要是第3章、第4章。界定多类型创新主体合作关系、吸收能力双元属性概念,通过探索性多案例分析,构建以吸收能力双元属性为中介变量的多类型创新主体合作关系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理论模型,突出行业属性、外部环境调节效应,开发吸收能力双元属性量表,设计调查问卷。第三部分是影响分析,主要是第5章、第6章、第7章。采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以吸收能力双元属性为中介变量的多类型创新主体合作关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利用层次回归分析外部环境调节效应以及门限回归验证行业调节效应。最后,对企业吸收能力的培育提出对策建议。研究发现多类型创新主体合作关系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具有差异性。其中,企业与供应商及客户合作关系、企业与高校及科研机构合作关系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直接和间接正向影响,且企业与高校及科研机构合作关系影响程度较高。企业与同行企业合作关系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直接负向和间接正向影响。这种差异性关键因素是吸收能力双元属性异质性作用机制。企业与供应商及客户合作关系对实际吸收能力影响程度更为明显,实际吸收能力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企业与同行企业合作关系对潜在吸收能力影响程度更为明显,潜在吸收能力在其中起完全中介作用。企业与高校及科研机构合作关系对吸收能力双元属性影响程度最为深刻,吸收能力双元属性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政府在企业与供应商合作关系、企业与同行企业合作关系中对实际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具有明显调节效应。中介机构在多类型创新主体合作关系中对吸收能力双元属性的中介作用具有明显调节效应。此外,吸收能力双元属性受到行业属性约束。其中,中低技术行业吸收能力双元属性作用较高,尤其潜在吸收能力作用更高,而高技术行业吸收能力双元属性作用较低。本文创新之处如下:第一,提出吸收能力双元属性。重新定义开放式创新背景下吸收能力过程,结合其过程特点归纳提炼吸收能力双元属性,即潜在吸收能力、实际吸收能力,其中潜在吸收能力体现吸收能力内化过程,实际吸收能力体现吸收能力外化过程。第二,构建以吸收能力双元属性为中介变量的多类型创新主体合作关系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理论模型,揭示不同类型合作关系中吸收能力双元属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第三,开发吸收能力双元属性量表。借鉴吸收能力现有中英文量表,重新设计衡量吸收能力双元属性量表,为后续吸收能力研究提供有效的测度工具。
侯睿婕[9]（2020）在《中国研发资本存量估算及其经济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正处于向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转变的阶段,政策制定需要统计支撑,另一方面,我国R&D投入产出率和经济转化率过低,创新引领发展路径不明,这两大问题对科学测算以R&D为代表的知识存量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出了迫切的现实需求。随着R&D资产属性日益凸显,SNA-2008建议对R&D进行资本化处理,多个发达国家据此改革本国的R&D核算方法,为我国开展R&D资本化核算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在此背景下,在SNA-2008框架下探讨适合我国的R&D资本化核算方法、估算R&D资本存量并分析其经济效应成为必然之举,亦具有深远意义。为刻画中国R&D全貌,须对不同地区、不同技术水平、不同活动类型R&D资本存量进行估算并分析其经济效应。首先,利用辅助指标和统计检验补全R&D支出及其构成并调整行业分类和统计口径;其次,采用总成本法和完全资本化模式进行“R&D支出→R&D产出→R&D投资”调整;再次,详细讨论R&D投资价格指数、R&D资产折旧率、初始R&D资本存量等参数的设定方法并采用BEA方法估算R&D资本存量;然后,按照不同核算规则将企业、非企业部门的R&D计入GDP;最后,在增长核算框架下测算R&D资本产出弹性并对规模报酬不变性质进行检验。R&D资本化核算引起GDP上调,但各省份上调的幅度不一,可能导致排名变化。此外,R&D资本化核算对各生产要素产出弹性的测算结果产生影响,如果不进行R&D资本化,R&D的产出弹性会被低估,其他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也会出现较大误差,反之则可以提高生产函数的拟合优度,相对准确地测算各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真实贡献。地区层面结果显示:首先,就资本存量而言,全国R&D资本存量呈快速增长趋势但增速放缓;各省份R&D资本存量基本呈增长趋势但地区差距显着,地区间差距是主要来源且有扩大趋势;空间分布从以北京为主导的单极格局转变为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三足鼎立的多极格局;全国科学研究资本存量约占试验发展资本存量的1/4,各省份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资本存量呈增长趋势但地区间差异明显。其次,就产出弹性而言,1998-2017年期间,我国经济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性质,R&D资本产出弹性平均为0.09,呈逐年递增趋势,近年来在0.15-0.16之间;除中部外的其他地区均呈规模报酬递增,东部、中部R&D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西部、东北R&D的促进作用近年来开始显现;规模报酬不变假设下,2009-2017年期间,R&D资本产出弹性为0.27,其中,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资本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04、0.23。总体而言,我国R&D资本具有相当可观的规模且空间关联日益显着,业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但是,地区间R&D资本存在明显的“马太效应”,由于东部地区和试验发展的R&D产出弹性相对较高且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性质,因此,R&D资源不断流向经济水平高的东部地区和获益速度快的试验发展,导致地区创新能力、R&D内部结构的不平衡进一步加剧,进而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目标的实现。行业层面结果显示:首先,就资本存量而言,制造业R&D资本存量总体上呈快速增长趋势;以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是科技创新的主要力量,但在基础研究领域没有明显优势且对传统制造业的引领作用尚显不足;传统制造业对科技创新的贡献相对减少但地位仍然重要,部分传统制造业已经成为R&D资本存量新的增长点。其次,就产出弹性而言,1990-2017年期间,我国制造业主要依靠物质资本驱动且具有规模报酬递减性质,R&D资本产出弹性平均为0.08-0.09,呈倒U型变化;高技术制造业主要依靠R&D资本驱动且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性质,R&D资本产出弹性平均为0.38-0.40,呈陡峭的倒U型变化;低技术制造业主要依靠物质资本驱动且具有规模报酬递减性质,R&D资本产出弹性平均为0.03-0.10,但未能产生持续显着的驱动作用。总体而言,制造业R&D资本存量不断累积,对行业发展产生显着促进作用,但产出弹性不高,且生产函数具有规模报酬递减性质;高技术制造业是科技创新的主要力量,其发展依靠R&D资本驱动,同时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性质,但其对低技术制造业的带动作用非常有限,且由于缺乏基础研究导致发展动力不足;低技术制造业对科技创新的贡献相对减少但地位仍然重要,虽然不断加大R&D投入以促进其转型升级,但目前来看这种促进作用只是短期的、并不持续,说明R&D成果在转化环节还存在问题。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补充R&D资本化核算理论与方法,多层面核算R&D资本并测算效应,有效解决基础数据缺失不可比问题,同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相关政策建议:完善我国R&D统计分类指标、统一我国R&D统计核算口径、优化R&D结构及地区间配置、促进R&D成果的转移和吸收、鼓励高技术制造业进入基础研究领域、促进新技术与低技术制造业有效融合。
那振芳[10]（2019）在《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研究》文中指出中美贸易战的爆发,不仅改变了中国产业升级与经济建设的外部环境,而且为全球经济的增长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决定中美贸易战未来趋势的关键,在于其爆发的真实动因。本文将以中美两国经济利益变动为主线,对这一问题加以分析。现有文献对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原因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主要结论有: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遏制,打压中国新兴产业的发展,解决美国的国内经济问题等。但鲜有文章从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脉络,去分析中美贸易摩擦的发生乃至激化。本文的分析,不仅可以通过厘清低生产率国家制造业竞争力提高向贸易摩擦发生的传导机制,进一步补充和丰富现有贸易摩擦动因理论体系,而且对于中国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以确保经济的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具体分析逻辑为,以中国加入WTO以来面临的中美贸易摩擦为研究对象,以中美两国制造业的发展情况为切入点,从产业和行业的角度,探讨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之间的关系,并基于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提高与中美贸易战爆发之间的关系进行较为系统地分析。首先,从理论上厘清制造业竞争力与国际贸易摩擦之间的关系。根据Baldwin模型,从国家整体角度看,一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提高可以带来资本的广化和深化,而根据罗默模型、“干中学”模型等经济学经典理论,资本要素的增加为技术进步提供了保障,导致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向高级化转变。Rybczynski定理和Bond、Trask&Wang模型则说明,生产要素禀赋的变化会向制造业内部结构和商品出口结构延伸。根据Gomory&Baumol模型,低生产效率国家,成为更多产业生产商的过程中,会影响到与高生产率国家之间的利益分配,当两国经贸关系处于冲突区时,两国之间的利益处于此消彼长的“敌对”状态。那么,高生产率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会依赖在两国经贸关系中的有利地位,以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思想为依据,运用贸易政策进行强制干预,贸易摩擦就发生了。当高生产率国家受到的危害沿着产业、经济和国家层面不断递进时,贸易摩擦会随之不断激化,甚至转变为贸易战。需要说明的是,低生产率国家生产率的提高是市场自发行为,高生产率国家运用经济或其他形式的手段进行干预才导致了贸易摩擦的发生。其次,对中美制造业发展与中美贸易摩擦的历史进行回顾。通过对中美两国制造业发展和竞争力相对变动情况的分析发现,中国在传统产业具有明显的国际竞争力,但优势在弱化,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在不断提高。美国具有竞争优势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是下降的,2009年以来呈现加速下降的趋势。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也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界,表现出了不同特征,焦点产业开始从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换。综合看,中国制造业发展呈现的结构性变化,与中美贸易摩擦呈现的阶段特征,从时间维度上是匹配的,因此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以上内容为中美贸易摩擦分析的切入产业勾勒出了基本的分析轮廓。再次,从制造业竞争力视角对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乃至激化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发现,不管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还是危机后,中美贸易摩擦的发生都与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提高存在密切联系,但是影响路径不同。2008年以前占比较高的传统产业贸易摩擦,美国是因为作为中国的重要出口市场,国内产业受到中国商品的冲击,高昂调整成本的存在,导致美国政府接受国内利益集团的游说,发动贸易摩擦。而2009年以来占比较高的高新技术产业贸易摩擦,根源也在中国相应产业竞争力的提高,但美国的出发点却不同,是为了扞卫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领导地位和垄断利润,所以更为激烈。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影响到了美国未来在经济领域的领导权和垄断收益,是美国发动本次贸易战的经济根源。而中美产业竞争力的相对变动,延伸到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中,结合新兴产业的战略地位和发展特征,促使中美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这些因素与美国民族主义的碰撞,导致了本次中美贸易战的爆发。第四,对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冲击进行简要分析。通过对竞争力来源的梳理,总结出新兴产业竞争力的驱动因素,并以此为分析框架,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可能受到的影响进行分析。通过对华为公司成长历程的分析发现,企业乃至行业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身的发展战略和对硬实力的培育。所以只要中国新兴产业企业坚持科技创新,努力完善自身,那么就可以将本次贸易战带来的负面影响转变为发展动力。最后,对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对中美贸易战的前景进行简要分析,然后提出中国的应对策略。
二、造纸科学与技术研究院(IPST)计划与Georgia Tech合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造纸科学与技术研究院(IPST)计划与Georgia Tech合并（论文提纲范文）
（1）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与竞争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指导教师对博士论文的评阅意见 |
| 指导小组对博士论文的评阅意见 |
| 答辩决议书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相关研究 |
| 1.2.2 国外相关研究 |
| 1.2.3 研究现状述评 |
| 1.3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1.3.1 技术路线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结构安排 |
| 1.5 本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5.1 主要创新点 |
| 1.5.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与竞争性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与内涵 |
| 2.1.1 制造业产业 |
| 2.1.2 制造业产业互补性 |
| 2.1.3 制造业产业竞争性 |
| 2.1.4 经贸摩擦 |
| 2.2 产业互补性理论基础 |
| 2.2.1 比较优势理论 |
| 2.2.2 要素禀赋理论 |
| 2.2.3 新贸易理论 |
| 2.3 产业竞争性理论基础 |
| 2.3.1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
| 2.3.2 保护幼稚产业理论 |
| 2.4 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与经贸摩擦关联理论基础 |
| 2.4.1 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关联理论 |
| 2.4.2 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引发经贸摩擦形成理论 |
| 2.5 小结 |
| 第3章 中美制造业产业经贸规模与结构分析 |
| 3.1 制造业产业分类方法与数据来源 |
| 3.1.1 制造业产业分类方法 |
| 3.1.2 数据来源 |
| 3.2 中美制造业产业对外贸易规模与结构 |
| 3.2.1 中美制造业产业对外贸易规模 |
| 3.2.2 中美制造业产业对外贸易结构 |
| 3.3 中美制造业产业直接投资规模与结构分析 |
| 3.3.1 中美制造业产业直接投资的规模 |
| 3.3.2 中美制造业产业直接投资的结构 |
| 3.4 小结 |
| 第4章 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分析 |
| 4.1 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形成的基础 |
| 4.1.1 中美制造业产业结构差异性的界定 |
| 4.1.2 中美制造业产业结构差异性的具体表现 |
| 4.2 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形成的条件 |
| 4.2.1 中美制造业产业直接投资关联效应 |
| 4.2.2 中美制造业产业贸易关联效应 |
| 4.3 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互补性的实证分析 |
| 4.3.1 中美制造业贸易互补性验证 |
| 4.3.2 中美制造业重点互补性行业案例分析 |
| 4.4 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互补性成因及作用 |
| 4.4.1 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形成原因 |
| 4.4.2 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互补性的作用 |
| 4.5 小结 |
| 第5章 中美制造业产业竞争性分析 |
| 5.1 中美制造业产业竞争性形成的基础 |
| 5.1.1 中美制造业产业结构趋同性界定 |
| 5.1.2 中美制造业产业结构趋同性趋势的具体表现 |
| 5.2 中美制造业产业竞争性形成的条件 |
| 5.2.1 中美制造业产业直接投资关联效应 |
| 5.2.2 中美制造业产业贸易关联效应 |
| 5.3 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竞争性的实证分析 |
| 5.3.1 中美制造业贸易竞争性实证验证 |
| 5.3.2 中美制造业重点竞争与潜在竞争性行业案例分析 |
| 5.4 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竞争性成因及发展趋势预测 |
| 5.4.1 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竞争性形成原因 |
| 5.4.2 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竞争性的发展趋势预测 |
| 5.5 小结 |
| 第6章 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引发经贸摩擦的机理与成因分析 |
| 6.1 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的成因 |
| 6.1.1 中国因素 |
| 6.1.2 美国因素 |
| 6.2 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引发经贸摩擦的机理 |
| 6.2.1 从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看中美贸易不平衡 |
| 6.2.2 从中美制造业产业竞争性趋势看中美经贸摩擦 |
| 6.3 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引发经贸摩擦的成因 |
| 6.3.1 中国制造业TFP增长率变化与中美技术竞争新阶段 |
| 6.3.2 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制造业贸易依存度的变化 |
| 6.3.3 中国对美制造业进出口商品结构发生“质”变 |
| 6.3.4 中美贸易逆差争议 |
| 6.4 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引发经贸摩擦的表现 |
| 6.4.1 美国“再工业化”战略核心产业成为“双反”调查主要对象 |
| 6.4.2 中美经贸摩擦由劳动力密集转向科技密集领域 |
| 6.4.3 美国对中国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实施进口与投资限制 |
| 6.5 中美制造业经贸摩擦案例分析 |
| 6.5.1 中美纺织品经贸摩擦 |
| 6.5.2 中美知识产权争端 |
| 6.5.3 中美半导体贸易争端 |
| 6.5.4 中兴通讯两次贸易制裁 |
| 6.5.5 华为5G贸易制裁 |
| 6.6 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1.1 金融危机前,中美制造业产业以互补性趋势为主 |
| 7.1.2 “再工业化”战略后,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减弱,竞争性趋势增强 |
| 7.1.3 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是引发经贸摩擦升级的经济根源 |
| 7.2 基于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应对建议 |
| 7.2.1 政府层面的对策建议 |
| 7.2.2 企业层面的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 附录 |
（2）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现实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内容与篇章结构 |
| 1.5 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 |
| 2.1.1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沿革 |
| 2.1.2 全球价值链治理与升级 |
| 2.1.3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量化方式与经济内涵 |
| 2.1.4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效应 |
| 2.2 资源错配与生产率提升的研究 |
| 2.3 开放视角下的资源配置研究 |
| 2.4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动态评述 |
| 第三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3.1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来自国际市场进出口侧和国内市场供给侧的生产率效应 |
| 3.1.1 要素流动效应 |
| 3.1.2 分工协作效应 |
| 3.1.3 外向集聚效应 |
| 3.1.4 结构升级效应 |
| 3.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资源配置路径研究——基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分析框架 |
| 3.2.1 生产设备和技能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2 市场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3 研发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4 创新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与资源配置的特征事实 |
| 4.1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角色 |
| 4.1.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 4.1.2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 |
| 4.1.3 中国制造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特征事实 |
| 4.2 中国制造业资源错配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 4.2.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 4.2.2 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 |
| 4.2.3 中国制造业行业间资源错配 |
| 4.2.4 中国制造业生产率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 |
| 5.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5.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4 进一步的研究:还剩下多少“优化区间”?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何而起?——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的外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6.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基于内资、外资协同配置的探讨 |
| 6.1.1 内外资部门资源再配置效应的动态分解 |
| 6.1.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1.3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6.1.4 实证结果分析 |
| 6.1.5 进一步的研究:国内、国际资源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 6.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分工协作效应:基于劳动、资本协同配置的探讨 |
| 6.2.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2.2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 6.2.3 实证结果分析 |
| 6.2.4 进一步的研究:劳动、资本要素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如何存续?——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内市场供给侧的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7.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集聚效应:基于国内国际生产体系联结路径的探讨 |
| 7.1.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7.1.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7.1.3 实证结果分析 |
| 7.1.4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路径是否存在“战略隔绝”? |
| 7.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结构升级效应:基于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的探讨 |
| 7.2.1 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升级效果分析 |
| 7.2.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7.2.3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 7.2.4 实证结果分析 |
| 7.2.5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是否存在不可持续性? |
| 7.3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启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本文的局限性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
| 8.3.1 本文的局限性 |
| 8.3.2 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Ⅰ:基于Melitz和 Polanec(2015)方法的生产率增长分解式推导 |
| 附录 Ⅱ: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地位指数、前向参与指数、后向参与指数 |
| 附录 Ⅲ: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劳动、资本错配指数及行业间资源错配指数 |
| 附录 Ⅳ: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指数 |
| 附录 Ⅴ: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生产率和产出增长潜力 |
| 附录 Ⅵ: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结构升级指数 |
| 附录 Ⅶ: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 |
| 个人简历及学术成果 |
| 致谢 |
（3）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与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结构与主要内容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结构 |
| 1.2.3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全球价值链理论相关研究 |
| 2.1.1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发展脉络 |
| 2.1.2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测算方法 |
| 2.1.3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的影响因素 |
| 2.2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相关研究 |
| 2.2.1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动因 |
| 2.2.2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特点 |
| 2.2.3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方式 |
| 2.3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和价值链分工相关研究 |
| 2.3.1 中美贸易政策发展的新趋势及相关研究 |
| 2.3.2 中美价值链分工的相关研究 |
| 2.4 文献评述 |
| 第3章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影响的理论分析 |
| 3.1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影响的理论模型 |
| 3.1.1 理论建模基础 |
| 3.1.2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企业生产状态的影响 |
| 3.1.3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 |
| 3.2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影响的作用机制 |
| 3.2.1 抑制转移效应 |
| 3.2.2 网络链条效应 |
| 3.2.3 投资跨越效应 |
| 3.2.4 “污名化”效应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与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典型化事实 |
| 4.1 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现实分析 |
| 4.1.1 测算方法 |
| 4.1.2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测算与分析 |
| 4.1.3 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测算与分析 |
| 4.1.4 全球价值链国际竞争力指数测算与分析 |
| 4.2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演变与具体贸易政策措施运用 |
| 4.2.1 “小布什政府”对华贸易政策(2001—2009) |
| 4.2.2 “奥巴马政府”对华贸易政策(2009—2017) |
| 4.2.3 “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政策(2017—至今) |
| 4.3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关系初探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计量模型设定 |
| 5.2 变量设计与数据说明 |
| 5.2.1 变量选取与测量 |
| 5.2.2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5.3 基于整体层面的实证检验 |
| 5.3.1 基准回归分析 |
| 5.3.2 稳健性检验 |
| 5.3.3 行业技术异质性分析 |
| 5.3.4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动态演变分析 |
| 5.4 基于作用机制层面的实证检验 |
| 5.4.1 模型设定与研究方法 |
| 5.4.2 检验结果与说明 |
| 5.5 基于化解或突破贸易政策限制下GVC分工地位提升层面的实证检验 |
| 5.5.1 指标量化与说明 |
| 5.5.2 基准回归检验 |
| 5.5.3 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利得探究 |
| 6.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6.1.1 全球价值链分解 |
| 6.1.2 数据来源 |
| 6.2 中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贸易利益分析 |
| 6.2.1 中美制造业总值贸易与增加值贸易比较分析 |
| 6.2.2 中美制造业双边贸易利益分配 |
| 6.3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GVC增值能力影响的实证检验 |
| 6.3.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6.3.2 基准检验 |
| 6.3.3 稳健性检验 |
| 6.3.4 差异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美国在华采集和引种竹类植物历史及其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中国具有丰富的植物资源 |
| 1.1.2 欧洲国家来华考察、采集和引种竹类植物 |
| 1.1.3 美国在华考察、采集和引种竹类植物 |
| 1.1.4 竹类植物对美国的影响 |
| 1.2 相关概念 |
| 1.2.1 竹类植物 |
| 1.2.2 植物标本 |
| 1.2.3 植物引种 |
| 1.3 竹类植物分布概况 |
| 1.3.1 世界竹类植物多样性及其自然分布概况 |
| 1.3.2 中国竹类植物多样性及其自然分布概况 |
| 1.4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5 研究内容 |
| 1.6 研究方法 |
| 1.6.1 研究时间 |
| 1.6.2 数据来源 |
| 1.6.3 地名考证 |
| 1.6.4 学名核准 |
| 1.6.5 人名核实 |
| 1.7 技术路线 |
| 2 美国在华采集和引种竹类植物的时代背景 |
| 2.1 中国近现代社会背景 |
| 2.2 欧洲各国在华考察、采集和引种植物 |
| 2.2.1 欧洲国家对中国植物资源的初步认识 |
| 2.2.2 鸦片战争之前欧洲国家在中国植物的专业性采集 |
| 2.2.3 鸦片战争之后欧洲国家在中国植物的专业性采集 |
| 2.3 美国国内因素对植物采集、引种的推动 |
| 2.3.1 联邦政府对植物引种的鼓励 |
| 2.3.2 美国经济发展需求对植物引种的促进 |
| 2.3.3 相关机构对植物采集、引种工作的积极组织 |
| 2.3.4 热切追求和探索外来植物的采集者 |
| 2.4 美国在中国近代考察、采集和引种植物史略 |
| 2.4.1 初始时期(19 世纪) |
| 2.4.2 高峰时期(20 世纪上半叶) |
| 2.4.3 有序时期(20 世纪下半叶) |
| 3 美国在华采集竹类植物标本历史研究 |
| 3.1 采集时间 |
| 3.1.1 1840~1915:竹类植物标本采集包含在全面植物采集中 |
| 3.1.2 1916~1948:专门采集竹类植物标本并展开研究 |
| 3.1.3 1949~2010:中美联合考察和采集竹类植物标本 |
| 3.2 采集种类分析 |
| 3.2.1 属、种数量总体分析 |
| 3.2.2 簕竹属 |
| 3.2.3 刚竹属 |
| 3.2.4 箭竹属 |
| 3.2.5 矢竹属 |
| 3.3 采集地分析 |
| 3.4 小结 |
| 3.4.1 促进了美国对中国竹类植物资源情况的了解 |
| 3.4.2 开启和加强了竹子分类学的研究 |
| 3.4.3 辅助了美国在华引种竹类植物 |
| 4 美国在华引种竹类植物历史研究 |
| 4.1 引种时间 |
| 4.1.1 1898~1915:引种初始阶段 |
| 4.1.2 1916~1948:引种高峰阶段 |
| 4.1.3 1949~2010:引种有序阶段 |
| 4.2 引种种类分析 |
| 4.2.1 属、种数量总体分析 |
| 4.2.2 刚竹属 |
| 4.2.3 簕竹属 |
| 4.2.4 箭竹属 |
| 4.3 引种地分析 |
| 4.4 竹类植物的运输 |
| 4.5 联邦植物引种园分析 |
| 4.5.1 联邦植物引种园总体介绍 |
| 4.5.2 种植竹类植物的植物引种园 |
| 4.5.3 乔治亚海岸植物园 |
| 5 美国在华采集和引种竹类植物人员分析 |
| 5.1 采集和引种人员总体概况 |
| 5.1.1 标本采集人员及采集数量 |
| 5.1.2 引种人员及引种数量 |
| 5.2 莫古礼(FLOYD ALONZO MCCLURE,1897~1970) |
| 5.2.1 生平简介 |
| 5.2.2 在华主要采集、引种和研究竹类植物活动 |
| 5.2.3 在华采集和引种竹类植物种类数量统计 |
| 5.3 梅耶(FRANK NICHOLAS MEYER, 1875~1918) |
| 5.3.1 生平背景 |
| 5.3.2 为美国农业部来华植物采集、引种活动概述 |
| 5.3.3 采集和引种竹类植物种类数量 |
| 5.4 威尔逊(ERNEST HENRY WILSON, 1876~1930) |
| 5.4.1 生平背景 |
| 5.4.2 为阿诺德树木园来华植物采集、引种活动概述 |
| 5.4.3 在华采集和引种竹类植物种类数量 |
| 5.5 与美国采集、引种相关的其他人员 |
| 5.5.1 费尔柴尔德(David Grandison Fairchild, 1869~1954) |
| 5.5.2 萨金特(Charles Sprague Sargent, 1841~1927) |
| 6 美国在华采集、引种竹类植物的影响 |
| 6.1 丰富了美国竹类植物种类 |
| 6.2 加强了竹类植物在美国风景园林中的应用 |
| 6.2.1 模拟自然,营造复层群落结构 |
| 6.2.2 仿生产性竹林,构建单层群落结构 |
| 6.2.3 人竹共生,竹与人居环境融合 |
| 6.2.4 供应竹苗,精细构建竹类苗圃 |
| 6.3 加快了竹子分类学的研究 |
| 6.4 促进了美国竹产业的发展 |
| 6.5 开启了对中国竹文化的认知和传播 |
| 7 结论与讨论 |
| 7.1 结论 |
| 7.2 讨论 |
| 8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目录 |
| 图目录 |
| 表目录 |
| 附表 |
| 附表1 美国在华采集竹类植物标本名录 |
| 附表2 美国在华引种竹类植物名录 |
| 附表3 莫古礼在华采集竹类植物标本名录 |
| 附表4 莫古礼在华引种竹类植物名录 |
| 附表5 莫古礼在华研究期间发表的竹类植物新种名录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致谢 |
（5）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理论分析与实际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3.2 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3.3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
| 1.3.4 比较分析的方法 |
| 1.4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研究的不足 |
| 1.6 本章小结 |
| 第2章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般分析 |
| 2.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和性质 |
| 2.1.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 |
| 2.1.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性质 |
| 2.1.3 战略性贸易政策与幼稚工业保护论的区别 |
| 2.1.4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内容体系 |
| 2.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渊源 |
| 2.2.1 比较优势与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 |
| 2.2.2 重商主义与贸易保护理论 |
| 2.2.3 新贸易理论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2.3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体系 |
| 2.3.1 利润转移理论 |
| 2.3.2 外部经济理论 |
| 2.4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评析 |
| 2.4.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突破 |
| 2.4.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局限和消极影响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演变 |
| 3.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萌芽阶段(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 |
| 3.1.1 限制进口的政策 |
| 3.1.2 扶植和振兴出口的政策 |
| 3.1.3 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的政策 |
| 3.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初级阶段(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 |
| 3.2.1 实施分阶段贸易自由化政策 |
| 3.2.2 实施有利于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关税政策替代直接进口限制 |
| 3.2.3 通过放松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
| 3.2.4 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地扶持重化工业的发展 |
| 3.3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高级阶段的形成时期(经济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时期1973—1991) |
| 3.3.1 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 |
| 3.3.2 实行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来保证更多的贸易利益 |
| 3.3.3 战略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 |
| 3.3.4 发挥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对贸易的促进作用 |
| 3.4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高级阶段的稳定发展时期(经济长期低迷时期1991—至今) |
| 3.4.1 贸易政策的重心向贸易和投资并举的方向转变 |
| 3.4.2 实行多层次、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 |
| 3.4.3 发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中的作用并主导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与主要实施方式 |
| 4.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 |
| 4.1.1 国家战略与贸易政策的关系 |
| 4.1.2 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为有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奠定基础 |
| 4.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实施方式 |
| 4.2.1 依据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战略性目标产业 |
| 4.2.2 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保护和扶持战略产业发展 |
| 4.2.3 推动企业联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应 |
| 4.2.4 构筑产官学协作的国家创新体制 |
| 4.2.5 推行战略性贸易外交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产业层面分析 |
| 5.1 战后日本产业现代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结合发展 |
| 5.1.1 产业政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有机结合 |
| 5.1.2 在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结合着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2 日本汽车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2.1 汽车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2.2 日本政府对汽车产业采取的保护和扶植政策 |
| 5.2.3 日本汽车产业贸易政策的战略性调整 |
| 5.2.4 日本汽车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
| 5.3 日本钢铁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3.1 钢铁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3.2 日本政府对钢铁产业的保护政策 |
| 5.3.3 日本政府对钢铁产业的扶植政策 |
| 5.3.4 日本钢铁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
| 5.4 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4.1 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4.2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保护政策 |
| 5.4.3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扶植政策 |
| 5.4.4 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效果与半导体产业国际竞争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企业层面分析 |
| 6.1 日本的企业组织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1.1 企业集团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强大的基础载体 |
| 6.1.2 系列企业体制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有力的运行机制 |
| 6.1.3 综合商社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稳固的前沿阵地 |
| 6.2 日本的企业并购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2.1 日本企业并购的模式与特点 |
| 6.2.2 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条件 |
| 6.3 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3.1 日本对外投资政策与贸易政策有机结合 |
| 6.3.2 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发展、贸易利益密切结合 |
| 6.3.3 跨国公司及经营战略中蕴含着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4 日本企业的技术进步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4.1 技术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配合 |
| 6.4.2 促进技术引进与研发的政策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表现 |
| 6.4.3 企业研发战略的效果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积极效果及消极影响 |
| 7.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 |
| 7.1.1 目标明确 |
| 7.1.2 重点突出 |
| 7.1.3 灵活运用 |
| 7.1.4 追求动态效应 |
| 7.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积极效果 |
| 7.2.1 促进经济高速增长 |
| 7.2.2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
| 7.2.3 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
| 7.3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消极影响 |
| 7.3.1 贸易摩擦频发 |
| 7.3.2 经济对外依赖加深 |
| 7.3.3 产业“空心化”风险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 8.1 当前外贸形势突显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 |
| 8.1.1 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 |
| 8.1.2 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 |
| 8.1.3 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更加激烈 |
| 8.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 8.2.1 重视发挥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作用 |
| 8.2.2 在尊重WTO原则基础上,合理利用贸易政策工具 |
| 8.2.3 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
| 8.2.4 制定合理的对外投资策略 |
| 8.2.5 实施出口鼓励措施,集中力量开拓国际市场 |
| 8.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答辩决议书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中的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一般分析 |
| 2.1 科技革命的概念与研究范围界定 |
| 2.1.1 科技革命的概念 |
| 2.1.2 战后科技革命研究范围的界定 |
| 2.2 科技革命推动下产业升级的内涵及研究范围界定 |
| 2.2.1 科技革命推动下产业升级的内涵 |
| 2.2.2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研究范围界定 |
| 2.3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理论基础 |
| 2.3.1 熊彼特创新理论 |
| 2.3.2 技术经济范式理论 |
| 2.3.3 产业技术范式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基于创新体系视角的分析框架 |
| 3.1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机理 |
| 3.1.1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经济本质:技术经济范式转换 |
| 3.1.2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传导机制:“催新”与“改旧” |
| 3.2 创新体系相关理论 |
| 3.2.1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
| 3.2.2 部门创新体系理论 |
| 3.3 以创新体系为切入点的分析视角 |
| 3.3.1 国家创新体系与技术经济范式匹配性分析视角 |
| 3.3.2 部门创新体系与产业技术范式匹配性分析视角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与背景 |
| 4.1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 |
| 4.1.1 战前科技革命成果推动下日本产业的“重化型”化(20世纪50-60年代) |
| 4.1.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下日本产业的“轻薄短小”化(20世纪70-80年代) |
| 4.1.3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下日本产业的“信息”化(20世纪90年代后) |
| 4.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背景 |
| 4.2.1 重化型产业结构的局限性日渐凸显 |
| 4.2.2 世界性科技革命的爆发为日本提供了机遇 |
| 4.2.3 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经济基础 |
| 4.2.4 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战略奠定了技术基础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基于国家创新体系的分析 |
| 5.1 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载体:日本国家创新体系 |
| 5.2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5.2.1 传递最新科技情报并辅助企业引进技术 |
| 5.2.2 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发展方向 |
| 5.2.3 制定激励企业研发的经济政策和专利保护制度 |
| 5.2.4 采取措施加速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 |
| 5.2.5 改革教育体制并强化人才引进制度 |
| 5.3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5.3.1 注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
| 5.3.2 遵循技术创新的“现场优先主义”原则 |
| 5.3.3 实行考虑市场因素的“商品研制、推销一贯制” |
| 5.3.4 将资金集中投向开发研究和创新链的中下游环节 |
| 5.3.5 重视对在职人员的科技教育和技术培训 |
| 5.4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创新行为 |
| 5.4.1 从事与产业技术密切相关的基础和应用研究 |
| 5.4.2 重视通识教育和“强固山脚”教育 |
| 5.4.3 培养了大量的理工类高科技人才 |
| 5.5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5.5.1 产学官联合攻关尖端技术 |
| 5.5.2 建立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 |
| 5.5.3 联合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 |
| 5.6 日本国家创新体系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匹配性评析 |
| 5.6.1 日本国家创新体系与微电子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 |
| 5.6.2 “追赶型”国家创新体系与“应用开发型”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战后科技革命催生日本主要新兴产业:基于部门创新体系的分析 |
| 6.1 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与日本部门创新体系 |
| 6.2 微电子技术催生下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兴起和发展 |
| 6.2.1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6.2.2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6.2.3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科研机构的创新行为 |
| 6.2.4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6.2.5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的需求因素 |
| 6.3 计算机技术催生下日本计算机产业的兴起与发展 |
| 6.3.1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6.3.2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6.3.3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6.3.4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的需求因素 |
| 6.4 日本部门创新体系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的匹配性评析 |
| 6.4.1 部门创新体系与半导体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4.2 部门创新体系与计算机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4.3 部门创新体系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战后科技革命改造日本主要传统产业:基于部门创新体系的分析 |
| 7.1 科技革命改造传统产业的本质: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 |
| 7.2 微电子技术改造下日本工业机器自动化的发展 |
| 7.2.1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7.2.2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7.2.3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7.2.4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的需求因素 |
| 7.3 微电子技术改造下日本汽车电子化的发展 |
| 7.3.1 汽车电子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7.3.2 汽车电子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7.3.3 汽车电子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7.3.4 汽车电子化中的需求因素 |
| 7.4 日本部门创新体系与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的匹配性评析 |
| 7.4.1 部门创新体系与工业机器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4.2 部门创新体系与汽车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4.3 部门创新体系与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创新体系视角下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经验与教训 |
| 8.1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经验 |
| 8.1.1 构建了与微电子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的国家创新体系 |
| 8.1.2 重视创新体系的层级性和差异性建设 |
| 8.1.3 加速推进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 |
| 8.1.4 借力科技革命的“双重性质”推动新旧产业协调发展 |
| 8.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教训 |
| 8.2.1 创新体系的基础研究能力不足 |
| 8.2.2 创新体系不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产生 |
| 8.2.3 政府主导下的大型研发项目模式存在定向失误的弊端 |
| 8.3 本章小结 |
| 第9章 创新体系视角下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对我国的启示 |
| 9.1 新一轮科技革命给我国产业升级带来的机遇 |
| 9.1.1 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机会窗口” |
| 9.1.2 为我国新兴产业“追跑”“齐跑”与“领跑”的并行发展提供机遇 |
| 9.1.3 为我国传统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机会 |
| 9.2 构建与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相匹配的创新体系 |
| 9.2.1 构建国家创新生态体系 |
| 9.2.2 重视部门创新体系的“产业间差异性” |
| 9.2.3 形成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 |
| 9.2.4 建设能够促进传统产业技术范式演化升级的部门创新体系 |
| 9.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技术创新模式与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与述评 |
| 1.2.1 技术创新模式的相关研究 |
| 1.2.2 产业转型升级的相关研究 |
| 1.2.3 技术创新模式与产业转型升级的相关研究 |
| 1.2.4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框架与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技术创新模式 |
| 2.1.2 制造业转型升级 |
| 2.2 技术创新模式的相关理论 |
| 2.2.1 熊彼特创新理论 |
| 2.2.2 技术差距理论 |
| 2.2.3 后发优势理论 |
| 2.3 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相关理论 |
| 2.3.1 产业结构理论 |
| 2.3.2 雁行形态理论 |
| 2.3.3 价值链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模式的发展特征及问题 |
| 3.1 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模式的演进及动因 |
| 3.1.1 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模式的演进 |
| 3.1.2 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模式演进的动因 |
| 3.2 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模式的特征及国际比较 |
| 3.2.1 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模式的特征 |
| 3.2.2 主要工业强国制造业技术创新模式的特征 |
| 3.2.3 比较分析 |
| 3.3 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
| 3.3.1 对国外先进技术过度依赖 |
| 3.3.2 自主创新动力和能力不足 |
| 3.3.3 产学研合作效率低下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形势、测度及分析 |
| 4.1 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面临的新形势 |
| 4.1.1 制造业战略功能被重新定义 |
| 4.1.2 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实施 |
| 4.1.3 新科技革命不断催生新技术 |
| 4.1.4 居民消费层次不断升级 |
| 4.2 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认识误区及现有衡量指标的不足 |
| 4.2.1 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认识误区 |
| 4.2.2 现有衡量指标的不足及本文的选择 |
| 4.3 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测度方法 |
| 4.3.1 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方法 |
| 4.3.2 盈利能力的测度方法 |
| 4.3.3 国际竞争力的测度方法 |
| 4.4 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测度结果及分析 |
| 4.4.1 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结果及分析 |
| 4.4.2 盈利能力的测度结果及分析 |
| 4.4.3 国际竞争力的测度结果及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技术创新模式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机理分析 |
| 5.1 技术溢出效应 |
| 5.1.1 技术溢出的内涵 |
| 5.1.2 基于技术溢出效应的分析 |
| 5.1.3 引入南北技术扩散模型的数理分析 |
| 5.2 要素匹配效应 |
| 5.2.1 要素匹配的内涵 |
| 5.2.2 要素禀赋结构和技术创新模式的适配性 |
| 5.2.3 引入两部门模型的数理分析 |
| 5.3 市场竞争效应 |
| 5.3.1 市场竞争的内涵 |
| 5.3.2 基于市场竞争效应的分析 |
| 5.3.3 引入波特钻石模型的分析 |
| 5.4 协同创新效应 |
| 5.4.1 协同创新的内涵 |
| 5.4.2 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的协同 |
| 5.4.3 基于协同创新效应的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技术创新模式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实证分析 |
| 6.1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
| 6.1.1 变量选取 |
| 6.1.2 数据来源 |
| 6.2 技术创新模式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实证分析 |
| 6.2.1 基于静态面板模型的分析 |
| 6.2.2 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分析 |
| 6.3 技术创新模式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阶段性分析 |
| 6.3.1 阶段性特征分析 |
| 6.3.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 技术创新模式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行业异质性分析 |
| 6.4.1 行业异质性特征分析 |
| 6.4.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技术创新模式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建议 |
| 7.1 推动高技术制造业自主创新的跨越发展 |
| 7.1.1 建设高效协同的技术创新网络平台 |
| 7.1.2 加速高端科技人才队伍的建设 |
| 7.1.3 重视并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 |
| 7.1.4 优先布局自主创新的重点领域 |
| 7.2 提高中低技术制造业的创新动力和工艺水平 |
| 7.2.1 发挥政府对自主创新的引导作用 |
| 7.2.2 运用高技术推动工艺的改良和创新 |
| 7.2.3 加强生产全过程中工匠精神的培育 |
| 7.2.4 制定严格的生产标准化制度 |
| 7.3 完善技术创新的制度和环境 |
| 7.3.1 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 |
| 7.3.2 构建协同创新的激励机制 |
| 7.3.3 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
| 7.3.4 推动区域创新集群的发展战略 |
| 7.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
| 致谢 |
（8）多类型创新主体合作关系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研究 ——以吸收能力双元属性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及技术路线图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技术路线图及研究方法 |
| 1.3 创新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多类型创新主体合作关系理论研究进展 |
| 2.2 吸收能力理论研究进展 |
| 2.2.1 吸收能力概念演化 |
| 2.2.2 吸收能力测量方式 |
| 2.2.3 吸收能力影响因素 |
| 2.3 企业创新绩效理论研究进展 |
| 2.3.1 企业创新绩效 |
| 2.3.2 多类型创新主体合作关系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 |
| 2.3.3 吸收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 |
| 2.4 现有研究简要评价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多类型创新主体合作关系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理论分析 |
| 3.1 多类型创新主体合作关系 |
| 3.1.1 多类型创新主体合作关系概念 |
| 3.1.2 多类型创新主体合作关系分类 |
| 3.2 吸收能力双元属性 |
| 3.2.1 吸收能力概念 |
| 3.2.2 吸收能力双元属性概念 |
| 3.3 探索性案例分析 |
| 3.3.1 案例选择 |
| 3.3.2 案例企业发展历程 |
| 3.3.3 范畴提炼和模型构建 |
| 3.3.4 模型阐释和研究发现 |
| 3.4 理论模型构建 |
| 3.4.1 多类型创新主体合作关系对企业创新绩效作用机理 |
| 3.4.2 多类型创新主体合作关系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理论框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研究假设和问卷设计 |
| 4.1 研究假设 |
| 4.1.1 多类型创新主体合作关系与吸收能力双元属性 |
| 4.1.2 吸收能力双元属性与企业创新绩效 |
| 4.1.3 多类型创新主体合作关系与企业创新绩效 |
| 4.1.4 吸收能力双元属性中介作用 |
| 4.1.5 行业属性及外部环境调节效应 |
| 4.2 问卷设计与变量测度 |
| 4.2.1 问卷设计 |
| 4.2.2 变量测度 |
| 4.3 问卷的预调研 |
| 4.3.1 预调研方法 |
| 4.3.2 预调研数据收集 |
| 4.3.3 预调研样本数据分析 |
| 4.4 样本数据收集与样本描述 |
| 4.4.1 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
| 4.4.2 样本特征 |
| 4.4.3 数据分析方法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多类型创新主体合作关系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变量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
| 5.1.1 多类型创新主体合作关系 |
| 5.1.2 吸收能力双元属性 |
| 5.1.3 企业创新绩效 |
| 5.2 多类型创新主体合作关系对企业创新绩效作用机理的验证 |
| 5.2.1 数据的初步分析 |
| 5.2.2 多类型创新主体合作关系对吸收能力双元属性影响分析 |
| 5.2.3 吸收能力双元属性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分析 |
| 5.2.4 多类型创新主体合作关系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分析 |
| 5.2.5 整体模型拟合与参数估计 |
| 5.2.6 吸收能力双元属性中介效用分析 |
| 5.3 外部环境调节效应验证 |
| 5.3.1 相关性分析 |
| 5.3.2 回归问题检验 |
| 5.3.3 模型回归分析结果 |
| 5.4 结果与讨论 |
| 5.4.1 实证研究结果汇总 |
| 5.4.2 多类型创新主体合作关系与吸收能力双元属性关系讨论 |
| 5.4.3 吸收能力双元属性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讨论 |
| 5.4.4 多类型创新主体合作关系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讨论 |
| 5.4.5 吸收能力双元属性中介作用讨论 |
| 5.4.6 外部环境调节效应讨论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多类型创新主体合作关系对吸收能力双元属性影响的行业效应 |
| 6.1 门槛效应模型 |
| 6.2 数据来源和变量定义 |
| 6.2.1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
| 6.2.2 变量定义和赋值 |
| 6.3 模型效应检验 |
| 6.3.1 样本描述性统计 |
| 6.3.2 门槛效应检验 |
| 6.3.3 实证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3 研究不足及未来展望 |
| 附录 辽宁企业创新伙伴合作关系调查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9）中国研发资本存量估算及其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方法及技术路线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技术路线 |
| 第三节 研究难点、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难点 |
| 二、创新之处 |
| 三、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R&D资本化核算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R&D的定义及其资产属性 |
| 一、R&D的定义及分类 |
| 二、R&D的资产属性及相关概念 |
| 三、R&D易混概念辨析 |
| 第二节 R&D资本化进程及核算内容 |
| 一、R&D资本化进程 |
| 二、R&D资本化核算研究现状 |
| 三、R&D资本化核算主要内容 |
| 第三节 估算R&D资本存量的方法与现状 |
| 一、R&D资本存量估算方法比较分析 |
| 二、R&D资本化核算之前的存量估算 |
| 三、R&D资本化核算之后的存量估算 |
| 第四节 R&D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
| 一、R&D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 |
| 二、R&D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宏观分析视角 |
| 三、R&D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统计核算视角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SNA框架下中国R&D资本存量的估算方法 |
| 第一节 SNA中的资本核算理论 |
| 一、资本核算相关概念 |
| 二、资本存量核算框架 |
| 三、R&D资本的特殊性 |
| 第二节 R&D资本存量估算思路 |
| 一、R&D支出及其构成 |
| 二、“R&D支出→R&D产出→R&D投资”调整 |
| 三、R&D资本存量估算模型 |
| 第三节 相关参数的估算方法 |
| 一、R&D投资价格指数 |
| 二、R&D资产折旧率 |
| 三、初始R&D资本存量 |
| 第四节 我国科技统计现状及数据处理思路 |
| 一、我国科技统计发展历程 |
| 二、我国现有科技统计数据 |
| 三、R&D基础数据处理思路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省际R&D资本存量估算及其经济效应分析 |
| 第一节 省际R&D资本存量的估算 |
| 一、省际R&D支出构成的估算 |
| 二、估算方法及关键参数 |
| 三、估算结果分析及比较 |
| 四、R&D资本存量的地区差距及分解 |
| 第二节 我国R&D资本存量的经济效应分析 |
| 一、R&D资本化对地区生产总值的影响 |
| 二、我国R&D资本产出弹性的测算 |
| 三、分地区R&D资本产出弹性的测算 |
| 第三节 不同活动类型R&D的经济效应分析 |
| 一、省际不同活动类型R&D资本存量的估算 |
| 二、不同活动类型R&D资本产出弹性的测算 |
| 三、分地区不同活动类型R&D资本产出弹性的测算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制造业分行业R&D资本存量估算及其经济效应分析 |
| 第一节 制造业分行业R&D资本存量的估算 |
| 一、制造业分行业R&D支出的估算与调整 |
| 二、估算方法及关键参数 |
| 三、估算结果及典型行业分析 |
| 第二节 制造业R&D资本存量的经济效应分析 |
| 一、基础数据的准备与调整 |
| 二、制造业R&D资本产出弹性的测算 |
| 三、不同技术水平制造业的R&D资本产出弹性的测算 |
| 第三节 典型行业R&D的经济效应分析 |
| 一、技术领先型制造业R&D的经济效应分析 |
| 二、技术兴起型制造业R&D的经济效应分析 |
| 三、装备制造业R&D的经济效应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建议与展望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中国产业竞争力相关研究 |
| 1.2.2 中美贸易摩擦动因相关研究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分析逻辑与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制造业竞争力与国际贸易摩擦:理论逻辑 |
| 2.1 概念界定及本研究指向 |
| 2.1.1 制造业竞争力 |
| 2.1.2 贸易摩擦 |
| 2.2 制造业竞争力与贸易摩擦形成 |
| 2.2.1 制造业竞争力、国家利益与贸易摩擦 |
| 2.2.2 国家利益、国家干预与贸易摩擦 |
| 2.2.3 制造业竞争力引发贸易摩擦的机制和逻辑 |
| 2.3 制造业竞争力与贸易摩擦升级 |
| 2.3.1 制造业竞争力相对变化与比较优势演化 |
| 2.3.2 比较优势演化、产业结构调整与摩擦升级 |
| 2.3.3 制造业竞争力导致贸易摩擦激化的动态过程 |
| 2.4 小结 |
| 第3章 中国制造业发展与中美贸易摩擦的历史回顾 |
| 3.1 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动态变化及其在对外贸易中的反映 |
| 3.1.1 产出结构动态变化与竞争力变迁 |
| 3.1.2 对外贸易发展及其反映的制造业竞争力变化 |
| 3.1.3 竞争力变动趋势的实证分析与描述 |
| 3.2 美国经济发展的结构特征与制造业相对竞争力演化 |
| 3.2.1 美国制造业规模、结构及支柱产业 |
| 3.2.2 美国对外贸易发展及其结构意义 |
| 3.2.3 制造业相对竞争力变动的实证分析与描述 |
| 3.3 中美贸易摩擦发展历程的时间与行业特征 |
| 3.3.1 2001 年-2008 年:以纺织、机电、化工等产品为主的贸易摩擦 |
| 3.3.2 2009 年-2016 年:贸易摩擦向高新技术产业领域蔓延升级 |
| 3.3.3 2017 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的规模、层级和烈度发生新变化 |
| 3.3.4 中美贸易摩擦与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提高具有时间相关性 |
| 3.4 小结 |
| 第4章 制造业竞争力变化引致中美贸易摩擦的逻辑和条件 |
| 4.1 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乃至激化的基本逻辑和条件 |
| 4.1.1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前贸易摩擦 |
| 4.1.2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贸易摩擦 |
| 4.1.3 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提高引发中美行业贸易摩擦的基本逻辑和条件 |
| 4.2 特朗普政府贸易战的经济根源与美方逻辑 |
| 4.2.1 “中国制造2025”在美国引发对抗性贸易政策反应 |
| 4.2.2 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提高是贸易战爆发的经济根源 |
| 4.2.3 中国快速崛起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构成挑战 |
| 4.3 小结 |
| 第5章 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冲击 |
| 5.1 新兴产业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
| 5.1.1 产业竞争力来源与影响因素识别 |
| 5.1.2 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驱动因素分析 |
| 5.2 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所受影响分析 |
| 5.2.1 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 |
| 5.2.2 华为公司成长历程带来的启示与思考 |
| 5.3 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建议 |
| 6.1 结论与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6.1.1 主要结论 |
| 6.1.2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6.2 中国应对建议 |
| 6.2.1 中美贸易战前景简析 |
| 6.2.2 中国应对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四、造纸科学与技术研究院(IPST)计划与Georgia Tech合并（论文参考文献）
- [1]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与竞争性研究[D]. 刘彬彬. 吉林大学, 2021
- [2]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D]. 潘秋晨.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3]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与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研究[D]. 张宁宁. 山东大学, 2021(11)
- [4]美国在华采集和引种竹类植物历史及其影响研究[D]. 吴仁武. 浙江农林大学, 2021(01)
- [5]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D]. 邵冰. 吉林大学, 2020(03)
- [6]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D]. 刘伟岩. 吉林大学, 2020(03)
- [7]技术创新模式与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研究[D]. 李安. 吉林大学, 2020(08)
- [8]多类型创新主体合作关系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研究 ——以吸收能力双元属性为视角[D]. 臧红敏. 辽宁大学, 2020(08)
- [9]中国研发资本存量估算及其经济效应研究[D]. 侯睿婕. 浙江工商大学, 2020(02)
- [10]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研究[D]. 那振芳. 辽宁大学, 201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