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企业组织与区域成长的经济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程晨[1](2021)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演化思想研究》文中认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是经济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的经济学家,他常被看作新古典主义的典型代表,他的局部均衡的静态范式受到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极大推崇。不过,他的思想体系中有大量涉及演化、动态范式的思想内容并没有得到主流经济学的呈现,这些内容虽然受到以均衡理论为框架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冷落,但其中却包含许多真知灼见,更重要的是,它们是理解一个真实、复杂的马歇尔的必经之路。从现代演化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马歇尔凭借他的名言——“经济学的目标(mecca)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以及《经济学原理》中包含的生物学隐喻,被一些演化经济学家看作是演化经济学的鼻祖,但是,对他的评价大多止于他对生物学和经济学学科融合的推崇,一旦涉及具体的理论内容,往往还是将他的思想与新古典理论的静态性与均衡性相联系,马歇尔也因此招致了对他的“不彻底”的演化思想的非议。对于马歇尔的经济演化思想本身来说,无论是主流经济学的冷落,还是新兴经济学分支的部分解读,都不免是一种从已有框架或理论出发的后视之见或评价。这些评价或许具有启发意义,但是从现有的各个理论框架出发,那些“不重要”或“不正确”的内容恰恰可能是理解真实马歇尔的关键部分。只有立足于他的时代与背景,了解他的问题意识与思想发展,才有可能真正理解他的经济体系与理论建构,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来说,这点尤为重要。因此,笔者不是从现代主流经济学或现代演化经济学的角度重构他的经济演化思想体系,而是从马歇尔的时代与社会背景出发,考察马歇尔演化认知的思想源泉,从而发掘他的经济演化思想中最重要的问题意识,以及他围绕这一问题所展开的几个方面的研究。本文的研究对象除了《经济学原理》(1890)之外,还包括马歇尔早期与夫人合着的《产业经济学》(1879)、晚期的主要着作《产业与贸易》(1919),另外,本文还重点关注了马歇尔在不同阶段的文章、演讲与通信。这些不同时期的文章或演讲主要包括:《机器》(Ye Machine,1868)、《论工人阶级的未来》(The Future of Working Classes,1873)、《分配与交换》(Distribution and Exchange,1898)、《经济骑士精神的社会可能性》(The Social Possibilities of Economic Chivalry,1907),1875年马歇尔从美国回国后在剑桥大学的演讲“美国产业的一些特征”,1885年担任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的就职演说“论经济学现状”等。本文首先从古典传统与剑桥的学术氛围、生物学说、历史主义、人道主义四个方面,考察了马歇尔经济演化问题的思想源泉。他与亚当·斯密一样关注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他同约翰·穆勒一样,对当时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充满了同情。在剑桥大学浓厚的道德哲学的学术氛围中,他对“人类自身发展的可能性”这一问题充满了兴趣,但由于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强烈意愿,他逐渐放弃了精神科学的研究,转而致力于钻研政治经济学。19世纪生物进化学说、有机体论的进展,进一步加深了马歇尔对演化的认识。他用进化概念来说明人的可变性,其重点不是放在人的物种进化上,而是着重于人与其所处环境的相互关系。历史主义进一步加深了他对经济过程连续性、动态性的认识。马歇尔逐渐认识到,人类所处的某个时代的经济生活只是历史发展到一个特定时刻的产物。他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宽泛定义、对经济理论“相对性”的强调、对整体主义的部分认同,以及他所接受的人性演化的观点,都一定程度上来自历史学派的细心分析。马歇尔是一位人道主义者,他的幼年学习经历,他所看到的工人阶级的现实状况,以及他面临的激烈的社会矛盾,加上上述来自古典的、道德哲学的、进化论的、历史主义的思想一起,共同形成了贯穿他学术生涯的问题——贫困是否必然。正是现实中的贫困问题使得马歇尔执着于经济长期发展的可能性,他渴望抛弃古典经济学关于工人阶级未来可能性的悲观结论,他用渐进演化的思想取代了悲观的社会静止论。接着,本文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展现马歇尔的经济演化思想:第一,考察马歇尔经济演化思想中的人性基础,即他对人本身的可演化性的说明。马歇尔致力于打破传统经济学中固定的、外生的人性预设,建立内生的、可演化的人性模型,这是马歇尔经济演化思想的基础与关键所在。贫困是贯穿马歇尔职业生涯的问题,他认为贫困的根源就是贫困本身,而不是所谓的人性中的某些固定要素。他始终关注“人的能力”的发展,这在他早期的心理学文章中已经得到了详细的阐释。在早期心理学文章“Ye Machine”(1868)中,他构造了一个与环境协同演化的人类心智模型,探究了外部环境与机器内部互相作用与演化的过程,以及通过自由教育与道德教育扩展机器力量的可能性。接着,他从早期心理学中的演化人性,转而对经济学中的人性进行思考。他用“正常”这一概念工具来构建经济学中的人性模型,人的“正常”动机与具体的情景(时间、地点、主体)相联系,是随着具体环境而变化的,“正常”结果也是随着情境而变化的。人是内生于经济变化过程之中的,人的可演化、可发展的前提便是,他不可能是所谓的“经济人”或“理性人”,而是“有血有肉”(a man of flesh and blood)的人。第二,马歇尔专注于研究经济演化过程中的报酬递增,并认为人与组织的演化是报酬递增的源泉。他将人类看作是抵抗自然界报酬递减的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希望、自由、变化能够给人带来的“活力”,“用进废退”意味着才能可以因使用而得到增加,而人类本身就可以因为喜爱发展才能而发展才能,这促使马歇尔坚信人的发展是经济进步的源泉。马歇尔对劳动力的描述,暗含了人类与自然生物的不同之处,即人类可以为了自身卓越而追求“更高的能力”,拓展新的活动,因此养成一系列良好的生活习惯(包括更好的生育观)与优良品质。这种对人的生产效率的强调,构成了一个以追求“更高的才能”为基础的正向反馈机制。组织的分化与一体化是有机体论对马歇尔影响的集中体现,在组织演化的过程,知识被创造与组织起来,不断在个别企业内外流动,成为新的知识的基础,这是马歇尔对创新积累性的基本观点。更为重要的是,马歇尔还强调了人在组织演化中承担的新责任与新角色,这意味着新能力的发展与新活动的产生。这种能力不仅有组织分工所赋予人类的新角色,还包括企业家创造性的活动,马歇尔认为后者的创造往往能够持续几代地发挥难以估计的价值。他还对包括企业家的骑士精神在内的经济骑士精神进行了强调,体现了马歇尔对经济演化过程中人性与道德发展的追求。第三,基于马歇尔的经济演化的理想目标,以及他认为自然自由的演化过程可能带来的危害,他认为国家行为或政府行动有其必要性。他对社会秩序与政治行动的讨论更像是一个务实主义者,而不是建构某种政治理论的理论家。马歇尔指出,自由放任学说带来了一味强调残酷竞争的流行意识,既成事实的贫困造成了一种自动的恶性循环,维持效率所需的第三类物质需求(新鲜空气、阳光、自然风光)难以依靠个人实现,因此,在经济演化过程中,国家行为是有必要性的。尤其是在改善社会生活方面,政府行动比个人努力更加有效。他主张针对三类不同的人群(社会渣滓、技术性工人、上层中产阶级),不断提升他们的能力与责任感,以实现阶层的跃升。马歇尔将更高的社会秩序建立在人性与道德的发展之上,他对于经济骑士精神的强调,都来源于这种道德与责任的发展。他指出,社会制度应与人性相适应,它有时可以稍稍超出一些人性,以激发人的更高发展,但这种超出不能太多,否则会导致社会倾覆。总之,他认同穆勒在论社会主义的残篇中的观点,即社会改革家提出的一切计划,不能因其名称而得到区别对待,应该以坦率的态度对它们进行审查,不应预先认为它是荒谬的。最后,基于以上的论述,笔者从方法论的角度,对马歇尔思想中的动态、演化的范式进行了说明,这一动态范式源自于马歇尔对经济学中历史与时间的认识。马歇尔的文本中存在大量的历史分析的内容,他从未将历史方法排除出经济学研究框架,相反,他认为不存在与历史情境无关的普适性经济理论。围绕真实世界展开的经济学应当欢迎任何有建设性的研究工具。马歇尔对历史方法的认同,本质上是其演化原则的体现。马歇尔对演化问题的思考必然涉及长期问题,他很早就意识到,经济研究中的时间因素是一大难题。他强调要在具体经济问题中,用经济力量的“运作”(社会)时间来界定研究的边界,同时还需考虑时间与经济主体、地点之间的联系。时间是不可逆的、连续的,经济过程也是如此,静态方法虽然可以达到精致而简洁,但是其局限性是致命的,它会使经济学逐渐失去解释力。静态方法只是经济学研究的初级阶段,是更高级的、动态的、演化的研究阶段的辅助工具。在日益形式化的现代经济理论所面临的解释性困境中,这些思想依然具有现实意义。通过以上研究:考察马歇尔经济演化问题的思想来源、他围绕经济演化过程所开展的三个方面的研究,以及一些方法论问题,笔者试图展现与“新古典代表人物”这一形象极为不同的马歇尔思想图景,这种对经济演化的过程与未来的思考,与他对人类本身的演化发展的思考紧密相连,这些内容虽然没有得到主流经济学的呈现,但却是全面理解马歇尔思想的关键。
李秦宇[2](2021)在《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 ——形成机理、影响因素及路径趋势》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时期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冰雪产业迎来黄金发展期,2022年北京冬奥会使冰雪产业的发展更为急迫。中国冰雪产业发展的核心是发展包括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Chinese Ice Hockey League,简称CHL)在内的冰雪产业组织,研究国际国内产业组织发展理论,学习冰雪产业及其组织发展先进经验,探索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的形成机理、影响因素和路径趋势,对于增强中国冰雪运动项目实力、满足大众冰雪运动产品的需求、推动中国冰雪产业跨越式发展、促进中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中国冰球联赛CHL(2019年8月2日开赛)目前属于起步阶段,本文从“冰雪产业组织发展”视角出发,以交易费用理论、产业组织理论、演化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采用理论演绎法、实证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专家调查法等方法,对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的形成机理、影响因素及路径趋势进行深入研究,并初步尝试建立中国冰雪产业组织形成机理模型及构建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理论,以期科学地认识以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为代表的冰雪产业组织发展的特点与规律。本文认为冰雪产业是生产、提供冰雪产品(或服务)的个人、组织和企业的集合,本文冰雪产业主要是指冰雪运动产业(不包括冰雪用品装备制造等冰雪制造产业)。冰雪产业组织是冰雪产业内企业间组织或者市场关系。中国冰球联赛CHL是参赛的职业冰球俱乐部与中国冰球协会、国家体育总局冬运中心等联合举办的职业冰球赛事。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本质是一种职业冰球联盟,是冰雪产业组织的重要组成之一。研究发现冰雪产业组织是冰雪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国际国内冰雪产业发展经验表明冰雪产业发展在于冰雪产业职业化发展,北美冰雪产业职业化的代表是国家冰球联盟NHL组织,中国冰雪产业职业化的代表是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首先,在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机理部分,认为中国冰雪产业组织的组成要素是其形成的驱动因素,冰雪产业组织的组成要素通过中介作用和控制作用驱动了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产生;市场结构在冰雪产业组织的形成过程中起着控制作用;主导利益集团(国家或政府)和非主导利益集团(以职业冰球俱乐部为代表)在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过程中起着中介作用;主导利益集团推动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是主要推动力;非主导利益集团促进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是次要推动力;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的关键条件是主导利益集团和非主导利益集团利益诉求相容。其次,在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影响因素部分,从中介作用和控制作用两方面进行研究。中介作用通过宏观环境因素影响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的形成:“经济环境”对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有显着正向影响;“社会环境”对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具有正向影响;“科技环境”对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具有负向影响;“政策法律环境”对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有显着正向作用。市场结构在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中起着控制作用,具体是通过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及创新指标在内的四方面影响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的形成。市场结构中市场需求对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市场行为中广告宣传对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市场绩效对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的影响不显着;创新指标中危机处理对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有显着负向影响。第三,在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的路径趋势部分,认为中国冰雪产业组织发展是冰雪产业组织的主导利益集团与非主导利益集团通过利益博弈实现的。以政府为代表的主导利益集团和以职业冰球俱乐部为代表的非主导利益集团博弈决定了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未来发展路径趋势,结合中国产业组织发展研究成果、参考国家冰雪产业未来发展规划,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路径划为产生期、规模发展期和创新发展期,其发展模式分别为政府主导模式、政府市场混合模式和市场主导模式,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向生态平台化发展是未来发展趋势,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组织形态是一个动态变化过程:在产生期主要是政府主导的协会组织;在规模发展期主要是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职业联盟组织,具有产权清晰、政企分开、权责明确、管理科学、公开、公正、公平等特征;在创新发展期主要是创新的生态平台化职业联盟组织,特征是以新科技、新技术为支撑,线上线下融合发展。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的组织形态演化趋势是协会组织、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职业联盟组织和生态平台化职业联盟组织。面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冰雪产业及其组织发展远落后于政府的期望和消费者的需求,未来发展任重而道远,中国冰雪产业及其组织发展的对策建议包括:改革体育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完善冰雪产业政策体系,推动冰雪产业转型升级;加强科技融合和冰雪产品开发,促进冰雪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健全冰雪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夯实冰雪产业及其组织发展基础;建立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提高冰雪产业及其组织经营效率;创新冰雪产业组织形态,构建全国及区域性冰雪产业平台。
马雪松[3](2021)在《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系统协同演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全球经济波动、气候条件变化、资源消耗危机、新冠疫情持续不断等严峻的形势挑战下,社会、经济、生态可持续的发展成为关注性焦点,而林业作为重要的资源供给、生态功能输送与气候环境调节的产业,其可持续的协同发展演化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作为森林覆盖率和森林蓄积量都比较有优势的东北国有林区,自然义不容辞的承担了新时代所赋予的重任,林业产业政策的调整以及发展方向的转型,会给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带来较大程度的发展不协同之状况,资源的衰减会在经济发展、林区社会稳定等多方面给东北国有林区造成不利的影响。林业产业的运行方式是所有产业中与自然生态系统运行最为相似的,可以借鉴成熟的生态学理论、协同演化理论,对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系统的发展进行研究,力图使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系统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协同演化逐步缓解资源危机,优化并高效利用可以整合的资源,实现东北国有林区生态、经济、社会三个层面的同步发展,最终满足森林资源可持续运营的发展目标。本研究在集合生态学理论、协同演化理论、林业产业演化相关理论的基础之上,从生态学的角度提出了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系统协同演化发展的研究思路。首先在理论层面,对研究所需要的理论概念进行梳理,同时,对相关理论在本研究的应用做了分析,通过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对比,阐述在组成结构、能量流动、信息传递方面的接近性,并对协同演化模式的相关性进行分析,明确了研究的可行性。其次在分析层面,对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系统在森林资源禀赋、市场需求、林业产业技术要求、投资、产业政策和管理体制等方面面临的压力或动力进行分析,明确了研究的必要性。再次在机制层面,明确了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系统协同演化的概念,提出了协同演化的四种机制,进而引出了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系统协同演化的立体式研究模型。第四在协同演化研究层面,基于协同演化的机制和研究模型,对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企业个体之间的协同演化、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种群之间的协同演化、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集群与环境的协同演化三个层面进行研究,形成了本研究的主体部分。最后在保障层面,为了能够确保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系统协同演化的顺利进行,提出需要在企业个体协同、产业种群协同、产业集群与环境协同三方面进行保障,综合提升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系统协同演化的效率。
邵冰[4](2020)在《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以国家干预为出发点可以获取最大限度的贸易利益并提高本国的经济福利。日本政府通常被认为是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个典型。日本作为自然资源严重匮乏的岛国,其人口众多,国土面积狭小,经济发展受到资源、环境、能源及市场等多重客观因素的制约。但是二战后,日本经济从战乱后的一片废墟中迅速崛起,实现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和出口贸易的持续增长,在国际经济竞技场上连续摘取“经济大国”、“金融大国”、“最大债权国”等桂冠,并成功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可以说,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取得与其对外贸易活动的有效开展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甚至有许多分析认为,日本经济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日本政府成功地实施了战略性贸易政策。二战后,日本政府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实施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年)是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日本政府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实现产业重建,采取了限制进口、振兴出口、积极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的政策。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年)是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初级阶段,日本的贸易政策内容开始由限制进口、替代进口向出口导向、扩大出口转变,日本政府调整关税政策替代进口限制并设置有利于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关税税率,逐步放松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来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将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地重点扶植重化工业的发展。经济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时期(1973~1991年),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进入高级阶段,协调与竞争并重,一方面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以减少各国的谴责,另一方面,实行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来保证更多的贸易利益,积极发挥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对贸易的促进作用,通过规模经济产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全球范围内高效率地进行资源配置,战略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通过减量经营和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从而促进进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和带动国内经济的回升和发展。经济长期低迷时期(1991~至今),为应对冷战后新时期国内外经贸发展战略环境的变化,日本继续推行贸易与投资并举的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行多层次、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同时继续发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作用,积极开展战略性贸易外交,利用双边和多边贸易协调进一步获取贸易优势并促进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综观战后70多年以来日本的经济发展,“保护产业、扶植出口”一直是贯穿日本贸易政策的一条主线。以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视角来看,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实行的是初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通过对具有发展潜力的战略性产业和具有“外部经济”效应的高新技术产业加以保护和扶持,从而获得规模经济收益并提高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日本实行的是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确定合理的规模经济产业国际分工原则,通过规模经济产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世界范围内高效率地配置资源,以继续获得贸易优势并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国家层面看,由于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的存在,以及收入分配不公、经济外部性和经济秩序不规范等因素的影响,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并不是万能的,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为国家干预经济和贸易活动提供了原因和依据,且在某些条件下国家政府的干预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它可以改善贸易条件、转移垄断利润、强化竞争优势,因此维护国际贸易利益需要政府的适当干预,实现国家利益需要正确的贸易政策,日本“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为有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二战后,日本政府在国家战略的指引下,依据“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战略性目标产业,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保护和扶植战略性产业发展,推动企业联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应,构筑产官学协作的国家创新体制,推行战略性贸易外交,根据日本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实施适合日本国情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运用也为日本国家战略从“经济中心导向”向“大国化目标”发展和演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产业层面看,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以产业政策为中心,将产业现代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结合发展,综合运用各种经济和行政手段全力扶植那些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和外部经济性的战略性产业的发展,使其以强劲的国际竞争能力,实现赶超欧美经济大国的战略目标,不仅实现了产业的现代化,而且促进日本产业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不断攀升。战后日本的汽车工业、钢铁工业、半导体工业的大发展,就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成功运用的典范。从企业层面看,日本特殊的企业组织体系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运用有着重要的关系,企业集团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强大的基础载体,独特的系列企业体制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运行机制,综合商社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开辟了稳固的前沿阵地。日本企业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条件,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出与产业发展和贸易利益密切结合的特征,日本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中同样蕴含着战略性贸易政策。此外,日本企业的技术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互配合,日本促进技术引进与研发的政策均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表现。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具有目标明确、重点突出、灵活运用和追求动态效应等特点。但是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一把双刃剑,既对日本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和竞争能力提高带来积极效果,也对日本经济和贸易的长远发展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和后果。当前,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正处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关键阶段。在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结构不完善等问题,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仍以进料加工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在最能代表一国出口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品方面与贸易强国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看,当前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增速呈结构性放缓,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传播给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带来巨大挑战,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更加激烈,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当前外贸形势突显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虽然最早由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且从发达国家应用的角度进行阐释和研究,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也同样适用,可以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良好的指引。纯粹的市场经济或许有益于世界经济和福利的改善,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却未必是一种最佳的选择,国际市场普遍存在的不完全竞争和信息不对称所决定的市场不完善性为一国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战后日本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经济和贸易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一是要重视发挥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作用,二是在尊重WTO原则基础上,合理利用贸易政策工具,三是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四是制定合理的对外投资策略,五是实施出口鼓励措施,集中力量开拓国际市场。
张勤坚[5](2020)在《秦皇岛市金盛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发展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化进程走过了二十多年,多数房地产开发企业取得了快速的发展,集中表现在利润的增长上。然而,在这种背景下,是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数量多,平均规模小,行业集中度低的事实。多数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发展依靠的是土地增值和房价上涨带来的利润,而缺乏对企业整体战略的规划。在这种情况下,研究房地产企业如何制定发展战略使企业更好的生存和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首先,本文以秦皇岛市金盛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发展战略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我国房地产行业存在的问题以及发展走向进行综合分析。充分运用微观分析和宏观分析相结合,通过数据模型做定量分析的方法,对秦皇岛市金盛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正在面对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进行综合分析。其次,本文对企业的资源和内部环境进行综合评价,同时通过宏观经济分析模型、罗兰贝格的关键因素分析法,波特五力分析模型等管理学方法。分析得出秦皇岛市金盛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外部机会和威胁,内部优势和劣势,通过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找出秦皇岛市金盛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采取的发展战略,并根据发展战略来制定具体的战略发展模式。最后,本文针对提出的发展战略制定了行之有效的战略保障措施来保障战略的实施和校正,并努力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宜发展的保障措施。希望通过这些战略的制定和保障措施的实施,为秦皇岛市金盛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发展提供一些切实可行的帮助。
张钟元[6](2020)在《创新价值链结构视角下企业创新效应研究》文中指出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制造业大国,但中国制造业的整体利润率较低,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中低端位置。在新时期如何发挥创新驱动作用,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成为当今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文章基于内生增长理论进行理论拓展,以传统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探讨创新价值链结构视角下,创新投资、知识溢出、创新组织要素产生的创新效应差异问题。具体工作如下:在已有的创新价值链定义基础上,按照创新难度的不同提出了创新价值链结构定义,并提出长链—中链—短链结构模型;根据内生增长理论,构建企业创新效应理论模型,确定了影响企业创新效应的技术投资、知识增长、组织结构三个核心要素;在创新价值链结构视角下构建数理模型,分析创新价值链结构与企业创新效应的相关关系;构建集群网络中核心要素在不同层面的影响的机理模型,在行业层面、区域层面、企业组织层面分别进行创新效应理论及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经济发展中的创新效应逐步增强。理论分析表明:除了企业人力投资,生产投资,技术基础等经典变量以外,ETIA指数是内生增长模型中一个重要的内生变量。该变量与企业产出具有短期负相关、长期正相关的相关关系,具体相关性受IVC结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使用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验证了ETIA指数与企业产出具有相关关系的理论假设,门槛模型显示出ETIA指数在IVC结构影响下的阶段性特征,与理论模型分析一致。制造业整体已初具长链结构IVC特征,但高水平研发人员作用仍然较弱,企业仍以技术应用和再创新的顺轨发展为主,突破性发展条件尚不明晰。不同行业中存在分工协作关系,高技术行业企业充当了集群网络中新知识生产中心的角色。传统制造业企业整体水平仍处于价值链中、低端阶段,行业中可作为核心企业的企业数量较少,但在不断深化的改革中,产业结构已经逐步升级,从低端向高端迈进,部分企业已经开始体现出技术密集型企业的特征。(2)企业知识溢出效应的累积,形成了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理论研究表明:创新价值链结构对企业创新形成门槛效应,核心企业知识溢出具有更好的内部效应,表现为知识存量优势,可以促进网络内部企业结构优化;而非核心企业具有更多的外部效应,表现为知识密度优势,可以提升网络知识的整体竞争力;同时由于集群网络发展具有动态性特征,导致非核心企业知识溢出具有二次效应。实证结果显示:知识密度具有门槛效应,第一门槛下知识溢出具有负效应,两门槛间及超过第二门槛后具有正效应,与ETIA指数的门槛效应符号相反,那些高投资水平企业虽然在五年期的创新效率较低,但其知识溢出效应更高。知识溢出的数据结果显示东南沿海集中了中国六层以上的企业资源,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地理区域划分结果显示:华东地区知识相关指标遥遥领先实力强悍,整体创新结构非常完整,创新生态系统发育较好。经济区划分结果显示:沿海地区优于沿江地区,沿河地区优于内陆地区,知识生产及知识溢出活跃地带与地域分布联系紧密。而不论哪种划分,东北和大西北的数据呈现出双低状况,说明不仅高水平的核心企业缺乏,非核心企业也同样不足,区域的集群网络可能存在结构不够完整,创新生态系统不够完善的问题。(3)不同企业创新组织结构下,企业知识产出差距较为明显。将非核心企业创新组织结构细化,具体分为引领式、内化式、并列式组织结构,针对三种创新价值链结构确定了九种创新参照方案,模拟亚微观层面非核心企业增长效应问题。在这九种非核心企业创新参照方案中,模拟结果显示:利用式学习过程中九种方案效果各异,短链创新引领式创新占优,中长链创新并列式在知识增量上占优但到达峰值周期过长。在探索式学习过程中,企业组织结构稳定性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最后,文章根据模拟分析结果,给出非核心企业创新发展最优路径建议。
薛英杰[7](2020)在《阿拉伯经济伦理研究》文中提出国家经济发展受该国资源禀赋、价值观念、经济政策、政治环境、发展阶段、开放程度、国际局势等各种因素影响。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是决定性因素,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才能形成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促进社会发展的合力。阿拉伯国家在一系列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影响下的社会组织管理是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因所在。阿拉伯经济伦理思想是阿拉伯民族、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回应自然环境、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的各种矛盾的挑战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反映出阿拉伯民族或国家独特的生存方式、生活态度、发展模式和理论思维。本论文依托作者阿拉伯语语言文化的专业背景,创新性地从语言学与经济伦理学、跨文化交际学相糅合的角度出发,探讨阿拉伯经济伦理问题。论文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六方面,综合经济学、伦理学、宗教哲学、心理学等各学科知识,厘清阿拉伯人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脉络,挖掘阿拉伯经济伦理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论文辨析阿拉伯人在宏观政府经济组织与管理、中观企业组织与发展、微观个人逐利与工作过程中,应遵循的伦理道德规范体系和所遵循的伦理道德规范现实,阐明阿拉伯经济伦理在现代化、全球化作用下调适的可能方向。论文共分6章。第1章:导论。本章阐述了市场经济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下“阿拉伯经济伦理研究”的意义;梳理了国内外相关理论问题、研究工作的现状,并对其进行了扼要的评述;提出了本论文所研究的主要对象、框架结构、研究方法以及主要创新之处等。第2章:阿拉伯经济伦理思想。本章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了阿拉伯哲学家、思想家、伦理学家的经济伦理思想,追溯出阿拉伯人在人与利、义与利的关系构建上,基本遵循义利结合的原则。这一原则也会向完全趋利与彻底弃利两个极端方向发展,反映了阿拉伯人的极端物质主义和极端遁世主义倾向,这两种极端倾向在近现代大为缓和,更多地转化为世俗与道义的争辩。通过元分析方法,透过阿拉伯谚语格言的内涵寓意,分析辨识阿拉伯人在具体生活实践中的贫富观和经商之道。揭示出阿拉伯人务实追求财富同时也注重逐利求财正当性的唯物态度,以及财富的获得与积累依赖于个人良好道德品质的特征。剖析出阿拉伯商人注重口才、信誉、机敏等道德品质的完善,经商注重市场行情、现金交易、实业投资、货真价实、人际关系、财务自给等方面,消费追求优质优价、积极而适度的方式。第3章:阿拉伯政府经济伦理。本章通过大量史料阐释分析了从前伊斯兰时期阿拉伯部落内外有别、以劫掠为正义的经济道德操守状态,到伊斯兰教创立后,阿拉伯人从游牧区步入农业文明区的过程中,于战争区实行的战利品五分化分配伦理原则符合游牧社会枝型社会结构,于和平区实行的哈拉吉、吉兹耶、欧什尔等赋税伦理体系是为实现在游牧社会的基础上建立“乌玛”的道德目标。以上分析的结论为:阿拉伯帝国赋税伦理在价值尺度上仍以《古兰经》、圣训为准则,其道德目标是维护帝国封建统治,因此其具体税目的伦理适用区间随王朝更替中的政治统治变化常发生变动。在政府经济职能上,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阿拉伯人均认识到政府管理经济的道德责任,强调建立政府管理、监督、服务经济发展的机制。但现代许多阿拉伯国家政府经济职能的道德行为现实与理论上的道德要求相差甚远。第4章:阿拉伯企业伦理。本章从阿拉伯企业所有制、道德关系原则、企业伦理责任、企业管理伦理等四个方面,探析阿拉伯企业伦理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构建与实践。利用数据统计,分析阿拉伯企业所有制,以及阿拉伯家族企业的优劣;采用描述方法,透析阿拉伯企业道德原则基于伊斯兰教义务论与部落集体良知论的伦理诉求;总结阿拉伯企业伦理责任的标准体系,并对阿拉伯企业社会责任典范伊斯兰金融机构的道德现象进行了论证考察,发现其社会责任伦理决策指导的理论与现实存在很大差距。在考察阿拉伯企业管理伦理中,通过数据统计分析与历史资料梳理,我们发现阿拉伯家族企业缺乏代际传承计划的原因,既与家长制管理者不愿放权有关,又与遗产均分的传统伦理道德原则有关。阿拉伯现代企业组织行为与管理秩序构建的道德立法和伦理支撑,既有源于伊斯兰教伦理的规范体系,也有源于阿拉伯部落伦理的道德调节,更有现代化的经济行为规范,处在不断变化调整当中。第5章:阿拉伯人工作伦理。本章通过描述方法概括阿拉伯人“工作即崇拜”的概念,阐释新教工作伦理PWE与伊斯兰教工作伦理IWE的共性与个性。依据世界价值观调查项目WVS数据库数据,分析阿拉伯人基本价值观与工作价值观。在个人基本价值取向影响上,阿拉伯人内在具有根性的部落认同传统,历经几千年时代变迁,仍在个人价值导向与行为准则中发挥作用。现代阿拉伯国家因各自基本价值观排序、对工作重要性认知的不同,实际上是多元价值观社会,这对中阿跨文化经济合作具有一定启示。借助WVS数据库,通过对比分析不同国家阿拉伯人外在工作价值观、内在工作价值观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发现大部分阿拉伯国家在职业激励上主要期望经济报酬,关注经济理性增长。大部分阿拉伯人已注意到工作的重要性,但时间观念转变困难,竞争意识受传统部落文化、性别文化等影响,难以激活社会整体活力,以权威认同为主的上下级管理也降低了社会整体活力。第6章:结论。本章归纳了阿拉伯经济伦理思想的历史演变、主要特点和未来发展,以及阿拉伯经济伦理在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的主要特征、原因分析和前景发展,并对未来所能继续开展的学术研究工作进行了展望。
刘思源[8](2019)在《技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信息和智能技术革命对劳动关系的影响越发受到学界关注。作为世界工业体系最完整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应深入探究技术革命对劳动关系的影响。只有弄清技术革命影响劳动关系的机理,才能在推动科技进步的同时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进而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贯彻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事业之中。根据马克思主义,对事物发展趋势的科学判断必然要建立在对理论、历史和现实的深入研究之上。但是,目前对新技术如何影响劳动关系的研究大多没能将理论逻辑同历史脉络结合起来。在可资借鉴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中,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强调价格机制的作用,忽视劳动关系演化的社会历史因素;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关注制度因素对劳动关系的影响,对科技创新的分析不足;佩蕾丝等演化经济学家提出了分析技术、金融、制度协同演化的“技术-经济范式”(Techno-Economic Paradigms,TEP)理论,虽然技术-经济范式涵盖了部分劳动关系内涵,但技术-经济范式理论并未专门探讨技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问题。鉴于上述不足,本文构建了一种技术革命(工业革命、电气革命和信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框架,进而分析了劳动关系的演化趋势,并探讨了劳动关系的政府规制措施。本文可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的具体化研究:技术革命即是对生产力的具体化,劳动关系则是对生产关系的具体化。在理论研究层面,本文采用历史研究、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方法对劳动关系进行了长期的结构化研究,并分析了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动力机制和一般规律。首先,本文借鉴佩蕾丝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提出了“劳动关系范式”(Labor Relations Paradigms,LRP)的概念。劳动关系范式是在较长时期内劳资双方普遍认同并共同遵守的共识性的行为模式,它具有促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作用。劳动关系范式的内涵包括能够体现劳资双方雇佣关系、分配关系、管理关系的一系列范畴,如就业的稳定性、劳动收入、劳动条件、管理方式、教育和技能培训、社会福利等。每次技术革命都会催生一种劳动关系范式,并推动新、旧劳动关系范式的更迭。随着技术革命的演化,劳动关系范式会经历“探索-巩固-衰退”的生命周期,这会推动劳动关系“紧张-缓和-紧张”的演化过程。本文结合英、美等国的历史资料,归纳了工业革命的劳动关系范式和电气革命的劳动关系范式,并结合信息和智能技术的发展趋势对信息革命的劳动关系范式作出了展望。其次,本文探究了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范式)演化的动力机制和一般规律。技术革命主要通过“机器-劳工替代”机制、“劳工-雇主博弈”机制和“国内-国外投资”机制推动劳动关系(范式)的演化。“机器-劳工替代”机制是随着技术条件的改变及其导致的经济环境变化,生产关系以及劳动和机器两种要素的相对价格相应地发生变化,进而造成劳工替代机器或者机器替代劳工,从而影响劳动关系(范式)的机制。“劳工-雇主博弈”机制是随着技术条件的改变及其导致的经济环境变化,劳动者和雇主之间的谈判能力会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进而造成雇主或工会在集体谈判中相对占据优势、改变劳资双方的利益分配关系,从而影响劳动关系(范式)的机制。“国内-国外投资”机制是跨国公司依据技术条件以及东道国的经济环境灵活调整其产业布局,进而使东道国成为资本净流入国或资本净流出国,从而影响东道国劳动关系(范式)的机制。在技术革命演化的不同阶段,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会影响上述动力机制,进而推动劳动关系范式“探索-巩固-衰退”的演化过程和劳动关系“紧张-缓和-紧张”的演化过程。政府要促进劳资和谐、为长期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创造条件,就要以上述三条机制为抓手制定相关政策。在应用研究层面,本文结合上述理论框架,采用历史研究、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方法,分析了中国技术追赶进程中的劳动关系(范式)演化历程、动力机制及政府规制效果,并结合智能技术对劳动关系(范式)演化机制的影响和挑战,提出了智能时代政府劳动关系调节政策的转型建议。首先,中国劳动关系(范式)的演化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这使得中国得以在技术追赶进程中维持相对和谐的劳动关系。其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机器-劳工替代”机制、“劳工-雇主博弈”机制和“国内-国外投资”机制都总体上促进了中国劳动关系(范式)的平稳发展,这得益于中国产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政府扶持工会发展、国内投资和引进外资的快速增加等。再次,中国政府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协调发展、以财政支出带动就业、扩大公共部门就业、在劳动立法和司法中保护劳工等,这些都促进了中国劳动关系(范式)的平稳发展。最后,智能技术将可能替代更多劳工、加强雇主对生产活动的控制、削弱工会力量、促进全球产业转移等,给劳动关系(范式)的转型升级带来挑战。政府应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支持工会发展、健全劳动法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等,进而规制劳动关系(范式)、促进劳资和谐,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创造条件。
徐洪海[9](2019)在《中国高铁客运行业的竞争机制研究 ——“多行业-同市场”范式与应用》文中提出中国发展高铁客运在缓解铁路运力不足、分担国内客运压力,以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高铁客运行业实行国有企业主导的管理经营体制是影响其长期持续发展的一大隐患。这种体制在高铁初期建设阶段表现出高效的政策执行力,而到建成后的经营阶段,其僵化低效的劣势问题就会逐渐显现。如果不能顺应时势地做出改变,特别是在航空、公路等运输领域的企业已经获得更大经营自主权的情况下,高铁客运企业难免会无法适应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环境。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就在于,应该进一步完善高铁客运行业的竞争机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通常认为,完善高铁客运竞争机制的主要措施是,实行“网运分离”或“区域分割”的结构重组方式在行业内部引入竞争,再通过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造、放松竞争性环节规制政策来提升高铁客运企业经营的独立自主权。这些措施看似合理,但是没有注意到高铁客运实际上处于一个“特别的”市场竞争环境:高铁客运凭借其运行速度、舒适度和准点率等方面优势,不仅在较短行程上面临公路(长途汽车或私家车)的竞争,在更长行程上还与航空存在激烈竞争。这种竞争环境为完善高铁客运行业的竞争机制提供了良好的市场基础,同时也提出许多新的问题。例如,来自其他运输方式的竞争是否意味着不再需要通过结构重组的方式在行业内部引入竞争?现行体制问题的核心不在行业本身的垄断特性,而是因为模糊的国企性质和边界、不当的规制政策造成高铁客运企业不能灵活地适应市场竞争?基于高铁在不同行程范围上面临其他运输方式竞争的事实,本文构建专门分析此类市场环境下应该如何建立和完善竞争机制的“多行业一同市场”范式。具体地,本文第2章是“多行业一同市场”范式的提出和模型构建部分。首先根据产业经济学中的“产业=市场”基本假设,阐释应用“多行业一同市场”范式研究高铁客运行业竞争机制问题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然后根据高铁、航空、公路等不同行业在特定线路上构成同一市场的具体情况,以及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相互竞争的关键因素,运用博弈论方法构建“多行业一同市场”范式的理论模型。第3章至5章是“多行业一同市场”范式的应用部分,分别从结构重组模式、国企组织形式,以及(放松)规制政策和竞争政策适用等三个层面,论述如何完善高铁客运行业的竞争机制。在结构重组模式层面,本文具体区分出“网运一体+运营竞争”、“网运分离+运营竞争”、“网运一体+区域分割”和“网运分离+区域分割”四种类型。根据“多行业一同市场”范式的理论模型分析结果,对于最初实行“网运一体”的高铁客运行业,无论是在“网运一体”还是“网运分离”结构下引入运营竞争或是实行“区域分割”,对相关企业利润影响是不确定的(并不必然改善高铁企业利润状况),但会损害消费者剩余和社会总福利。其中主要原因在于,以不同形式在高铁客运行业内部引入竞争,会增强高铁在与其他运输方式竞争时的市场势力,并且弱化各类运输方式之间的竞争。另外,在“网运一体”结构下引入竞争还容易产生“封锁效应”。相反,高铁客运维持“网运一体”或者实施简单的“网运分离”(不在运营环节引入竞争)的社会福利水平较好(二者没有明确的优劣之分)。尽管简单的“网运分离”会造成双重垄断,但其他运输方式的竞争约束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该问题及其扭曲结果。在国企组织形式层面,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实现高铁客运企业的公司制改革,确立公司法人地位。这一改革目标也得到了“多行业—同市场”范式理论模型分析结果的支持。高铁客运企业实行股份公司改造不仅可以提高自身利润,同时也有益于改善其他运输方式企业的利润。换言之,高铁客运企业相对滞后的国企改革会对其他交通领域产生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虽然股份公司改造有损消费者剩余,但可以提高社会总福利水平。对高铁客运企业进行股份公司改造从理论上讲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中却不易执行。国有的高铁客运企业具有“公共性”和“企业性”的二重性特征,决定了股份公司改造需要分门别类、循序推进。总结国内外高铁客运的国企组织形式演变情况,基本都遵循着“政府企业(追求公共性为主)→特殊法人企业(兼顾公共性和企业性)→股份公司(追求企业性为主)”的规律。理论模型分析结果也表明,高铁客运企业在按此规律演变过程中,公共性(对应消费者剩余)和企业性(对应生产者剩余)表现为“此消彼长”规律。规制政策是限制高铁企业自主经营权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在高铁与其他运输方式普遍存在竞争的背景下,这种政策安排实际上已经与现实市场情况不相符合。根据“多行业—同市场”范式的理论模型分析结果,因为高铁面临其他运输方式的竞争约束,在“网运一体”结构下放松票价规制或在“网运分离”结构下放松路网接入费规制并不会导致价格无限制地上涨。尽管放松规制会损害消费者剩余,却会改善企业利润和社会总福利。这一结论说明,对高铁客运适用以促进各类运输方式之间竞争为宗旨的竞争政策要优于规制政策。以上研究结论的政策涵义主要有:(1)可以继续维持高铁客运的“网运一体”结构,或者实行简单的“网运分离”。如果考虑到顺利推进国企改革,可以采取“1+1+N”的结构重组模式,即组建一家全国高铁路网公司、一家全国高铁运营公司和若干家区域高铁运营公司。(2)中国铁路总公司事实上属于特殊法人企业,即将更名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形式上属于股份公司企业,但在一段时期内仍然具有一定的特殊法人企业特征。应该在《铁路法》和《公司法》中关于国有独资公司特别规定的基础上,制定“特殊法人法”来规范此类企业。未来可以在实行“1+1+N”结构重组模式的基础上,对高铁运营公司率先完成股份公司改造,而高铁路网公司暂以特殊法人企业形式存在,待时机成熟时再实行股份公司改造。(3)逐步对高铁企业价格放松规制。根据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的有关政策,部分高铁线路已经放开了企业定价权,未来可以视市场具体情况进一步推广。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实行公司制改造和放松规制的过程也是逐步适用竞争政策的过程。中国《反垄断法》第7条关于国有企业的适用原则有待细化,具体建议是:《反垄断法》对政府企业完全豁免,对特殊法人企业酌情豁免,而对股份公司企业则完全适用。当然,本文构建“多行业—同市场”范式的理论模型还有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比如,如何将高铁经济外部性影响纳入到决策者目标函数,如何刻画各类运输方式企业的市场势力随行程距离变化的动态变化情况等。这些难点问题有待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突破。另外,由于高铁客运方面的可得数据较少,期待未来有充分的数据和实证研究检验本文结论的可信性,或进行修正。
邵阳子[10](2019)在《新经济与经济结构演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全球经济陷入周期性衰退。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困难表面上看是金融危机的后遗症,实则是存量技术及其相应经济形态支撑力减弱的结果。寻找支撑未来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成为当下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已由高速回落至中高速,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日益孱弱。中国正处于新旧动能转化的“拐点”,随着传统动能的减弱,需要新动能异军突起,与改造升级传统动能结合起来,换发新的生机和活力,形成经济增长的双引擎,进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促使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现有国内外关于中国新经济的研究起步较晚,尚未形成广受认可的理论体系,相关研究多以定性分析和案例研究为主,缺乏量化实证研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待进一步加强。此外,基于新经济发展视角,探究新经济与经济结构演化关系的研究更是稀少。因此,研究新经济与经济结构演化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在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采用文献研究法、实证研究法和案例分析法,从“新经济”和“经济结构”的相关文献出发,对新经济冲击经济结构演化的历史追溯和现实考量进行了研究,本文通过对前三次工业革命历史进程的梳理,来分析新经济的发展和演化历程。可以看到历次工业革命的爆发都是在重大技术创新以及支撑力的推动下,催生出新产品、新业态和新组织,从而改变经济形态的性质,经济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最终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不同的社会中占核心地位的经济结构也会反映当时经济形态的特征。基于计量经济学等多种实证模型,重点研究了新经济发展对经济结构变动的冲击机制。本文基于ITIF构建的“美国各州新经济指数”和财新网构建的“中国新经济指数”,结合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官方统计机构对我国新经济具体形态的阐述,从知识经济、互联网经济、开放经济、绿色经济、创新经济和活力经济六大方面构建了“中国新经济发展指数(CNEI)”,并基于PPCA法,对2003年至2016年我国31省(市、自治区)新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了评价;基于Theil指数和Moore指数,对我国各省2003年至2016年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和变迁速度进行了评价;基于SRA,对我国各省2003年至2016年TFP进行了测量。综合前文的理论分析以及实证分析得出的CNEI、THI、MI和TFP数据,分析了新经济发展、外商直接投资、信贷和技术进步对我国产业结构变动和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机制,重点研究新经济发展对我国经济结构变动的冲击作用。与此同时,分析了新经济在我国几种典型业态的表现及其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政策和建议。通过本文的研究,有利于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对相关论题的研究进行补充和完善;有利于为我国发展新经济和进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和方法借鉴;有利于引导宏观经济主体和微观经济主体重视创新投入,扶持新产业、新业态和新经济,促进我国新产业、新业态和新经济的发展,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发展;有利于引导宏观经济主体和微观经济主体积极挖掘内部经济增长点,培育新动能、新产业和新业态,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经济硬着陆”。
二、企业组织与区域成长的经济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企业组织与区域成长的经济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演化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的思路与框架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研究框架 |
1.3 创新、难点与不足 |
1.4 本文在何种层次上谈论马歇尔的演化思想? |
2 国内外相关主题研究现状 |
2.1 马歇尔着作与相关文集 |
2.2 国外研究 |
2.2.1 演化思想的来源 |
2.2.2 经济演化思想 |
2.2.3 争议与评价 |
2.3 国内研究 |
2.3.1 介绍性研究 |
2.3.2 演化相关的研究 |
2.4 小结 |
3 经济演化的思想源泉 |
3.1 古典传统与剑桥的学术氛围 |
3.1.1 古典政治经济学 |
3.1.2 剑桥的学术氛围 |
3.2 生物学说 |
3.2.1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 |
3.2.2 斯宾塞的社会演化理论 |
3.3 历史主义 |
3.3.1 德国与英国历史学派 |
3.3.2 黑格尔的历史观 |
3.4 人道主义者 |
3.4.1 马歇尔的现实关怀 |
3.4.2 实地考察 |
3.5 小结 |
4 经济演化的人性基础 |
4.1 起因:穷人与贫困 |
4.1.1 贫困是堕落之因 |
4.1.2 论工人阶级的未来 |
4.2 人类心智的演化模型 |
4.2.1 一个心理学模型 |
4.2.2 扩展机器力量 |
4.3 人的正常动机 |
4.3.1 何谓“正常” |
4.3.2 人的正常动机 |
4.4 小结 |
5 人与组织的演化:报酬递增的源泉 |
5.1 人的发展 |
5.1.1 人的“活力”是一切进步的源泉 |
5.1.2 教育与“用进废退”法则 |
5.1.3 关键在于新活动而非新需求 |
5.2 企业家才能与经济骑士精神 |
5.2.1 企业家才能 |
5.2.2 经济骑士精神 |
5.3 组织与有机体 |
5.3.1 组织内涵的演变 |
5.3.2 组织的分化与一体化 |
5.3.3 组织演化与经济扩张 |
5.4 小结 |
6 国家行为与经济演化的目标 |
6.1 国家行为的必要性 |
6.1.1 自由放任的危害 |
6.1.2 已有贫困的恶性循环 |
6.1.3 第三类物质需求 |
6.2 经济演化的目标 |
6.2.1 理想的社会秩序 |
6.2.2 通往理想秩序的路径 |
6.2.3 政策主张 |
6.3 小结 |
7 演化思想的方法论 |
7.1 马歇尔的历史观 |
7.1.1 文本中的历史内容 |
7.1.2 历史方法的作用与地位 |
7.2 马歇尔的时间观 |
7.2.1 依赖于情境的长期与短期 |
7.2.2 时间的连续性与不可逆性 |
7.2.3 自然没有飞跃与长期来看递增的报酬 |
7.2.4 《分配与交换》——静态方法的局限 |
7.3 小结 |
8 结论与展望 |
8.1 主要结论 |
8.2 展望 |
参考文献 |
(2)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 ——形成机理、影响因素及路径趋势(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1.1 研究目的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方法与思路 |
1.2.1 主要研究方法 |
1.2.2 研究思路 |
1.3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1.3.1 可能的创新点 |
1.3.2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2 文献综述 |
2.1 基于CiteSpace的文献分析 |
2.1.1 文献结构特征 |
2.1.2 研究热点 |
2.1.3 文献主题变迁 |
2.1.4 文献讨论 |
2.2 基于学术脉络的文献分析 |
2.2.1 产业组织 |
2.2.2 体育产业组织 |
2.2.3 冰雪产业组织 |
2.3 文献评述 |
2.3.1 关注中国冰球联赛组织,打破生产要素限制,解决冰雪产业组织发展困境 |
2.3.2 关注新技术和智慧体育,打造新的组织模式,扩大冰雪产业组织发展规模 |
2.3.3 关注产业组织政策研究,建立健全政策体系,引导冰雪产业组织发展方向 |
2.3.4 关注产业组织理论研究,加强学术协同创新,丰富冰雪产业组织理论体系 |
3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
3.1 核心概念 |
3.1.1 产业组织 |
3.1.2 体育产业组织 |
3.1.3 冰雪产业组织 |
3.2 理论基础 |
3.2.1 交易费用理论 |
3.2.2 产业组织理论 |
3.2.3 演化理论 |
3.2.4 利益相关者理论 |
4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机理 |
4.1 冰雪运动、冬奥会及其特点 |
4.2 冰雪产业及其组织 |
4.2.1 国外冰雪产业及其组织 |
4.2.2 中国冰雪产业及其组织 |
4.2.3 冰雪产业职业化发展 |
4.3 冰雪产业组织形成的驱动因素:组成要素 |
4.3.1 冰雪竞赛表演 |
4.3.2 冰雪传媒、营销和广告 |
4.3.3 冰雪培训 |
4.3.4 冰雪装备制造 |
4.3.5 冰雪旅游 |
4.3.6 冰雪咨询 |
4.3.7 冰雪金融 |
4.3.8 冰雪消费者 |
4.4 冰雪产业组织形成的控制作用:市场结构 |
4.4.1 完全竞争市场 |
4.4.2 垄断竞争市场 |
4.4.3 寡头垄断市场 |
4.4.4 完全垄断市场 |
4.5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的中介作用:主导利益集团和非主导利益集团 |
4.5.1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历史 |
4.5.2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的基本特征及其形成原因 |
4.5.3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利益相关者 |
4.5.4 主导利益集团推动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主要推动力 |
4.5.5 非主导利益集团促进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次要推动力 |
4.5.6 主导利益集团与非主导利益集团利益诉求相容,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的关键 |
4.6 基于交易费用的中国冰雪产业组织评估模型 |
4.7 中国冰雪产业组织形成机理模型 |
4.8 本章小结 |
5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影响因素——基于中介作用实证分析 |
5.1 研究模型:基于PEST分析框架 |
5.1.1 政治法律环境 |
5.1.2 经济环境 |
5.1.3 社会环境 |
5.1.4 科技环境 |
5.2 研究方法:SEM结构方程模型 |
5.2.1 测量模型 |
5.2.2 结构模型 |
5.3 变量选择及数据来源 |
5.4 模型的构建计算 |
5.5 结果与分析 |
5.6 本章小结 |
6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影响因素——基于控制作用实证分析 |
6.1 研究模型:传统SCP研究模型 |
6.1.1 冰球市场结构 |
6.1.2 冰球市场行为 |
6.1.3 冰球市场绩效 |
6.2 SCP扩展模型: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新研究 |
6.2.1 新冠肺炎疫情对冰雪产业的影响 |
6.2.2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的创新应对 |
6.3 变量的确定 |
6.3.1 影响因素初步设计 |
6.3.2 咨询专家及业内人士的选择 |
6.3.3 咨询专家及业内人士的积极系数 |
6.3.4 影响因素遴选与确认 |
6.4 研究方法:Logistic回归分析法 |
6.5 数据来源及描述统计 |
6.5.1 数据来源 |
6.5.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6.6 结果与分析 |
6.7 本章小结 |
7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的路径趋势 |
7.1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存在的问题 |
7.1.1 主导利益集团:体制机制改革不彻底 |
7.1.2 非主导利益集团:冰球消费规模不足 |
7.1.3 市场结构:垄断造成冰球市场竞争不充分 |
7.2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路径 |
7.3 冰球联赛组织发展模式 |
7.4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新趋势 |
7.4.1 疫情全球化与冰雪产业相关研究回顾 |
7.4.2 疫情全球化对中国冰雪产业发展的影响:机遇与挑战 |
7.4.3 中国冰雪产业发展新趋势:生态平台化创新 |
7.4.4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趋势:组织形态的生态平台化创新 |
7.5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路径趋势预判 |
7.5.1 产生期(2020 年前):政府主导模式,形成冰球联赛 |
7.5.2 规模发展期(2021-2025年):政府市场混合模式,形成规模化冰球联盟 |
7.5.3 创新发展期(2026-2035 年):市场主导模式,形成创新化冰球联盟 |
7.6 本章小结 |
8 主要结论、政策含义和建议 |
8.1 主要结论 |
8.1.1 主导利益集团与非主导利益集团共同作用形成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 |
8.1.2 主导利益集团和非主导利益集团是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的中介作用 |
8.1.3 市场结构是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的控制作用 |
8.1.4 利益相关者博弈决定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未来发展 |
8.2 中国冰雪产业及其组织发展的政策含义和建议 |
8.2.1 政策含义 |
8.2.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附录:咨询专家及业内人士名单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3)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系统协同演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1.3.3 研究现状评述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5 研究的技术路线 |
2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应用分析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生态学的概念界定 |
2.1.2 生态系统的概念界定 |
2.1.3 协同演化的概念界定 |
2.1.4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系统演化相关的其他概念 |
2.2 理论应用分析 |
2.2.1 生态学理论应用分析 |
2.2.2 协同演化理论应用分析 |
2.2.3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系统生态性特征分析 |
2.2.4 林业生态系统与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系统的内在联系 |
2.3 本章小结 |
3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系统协同演化的动因分析 |
3.1 环境层方面林业资源禀赋的限制 |
3.1.1 森林资源对东北国有林区第一产业演化的影响作用 |
3.1.2 森林资源对东北国有林区第二产业演化的影响作用 |
3.1.3 森林资源对东北国有林区第三产业演化的影响作用 |
3.1.4 东北国有林区三次产业结构的发展现状 |
3.2 市场需求方面变化的压力 |
3.2.1 市场需求对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的影响机制 |
3.2.2 主要林产品或服务的市场需求状况 |
3.3 自身发展方面林业产业技术升级的趋势要求 |
3.4 资本方面林业投资的激发力 |
3.4.1 林业投资总量 |
3.4.2 林业产业投资结构 |
3.5 宏观方面林业产业政策调整的拉力 |
3.6 制度方面林业管理体制的活力 |
3.7 本章小结 |
4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系统协同演化研究框架 |
4.1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系统协同演化的概念 |
4.2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系统协同演化的机制 |
4.2.1 稳定机制 |
4.2.2 动力机制 |
4.2.3 竞合机制 |
4.2.4 协同机制 |
4.3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系统协同演化研究模型 |
4.3.1 协同演化理论模型 |
4.3.2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系统的研究层次 |
4.3.3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系统协同演化的研究模型 |
4.4 本章小结 |
5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企业个体之间协同演化 |
5.1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企业个体生态位 |
5.2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企业个体生态位“态”、“势”评价 |
5.2.1 生态位“态”、“势”评价研究思路 |
5.2.2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企业个体发展现状 |
5.2.3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企业个体生态位“态”、“势”模型构建 |
5.2.4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企业个体生态位“态”、“势”评价结果 |
5.2.5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企业个体演化路径选择 |
5.3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企业个体间关系测度及优化 |
5.3.1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企业个体之间关系测度思路 |
5.3.2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企业个体生态位重叠度影响因子指标体系构建 |
5.3.3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企业个体关系测度 |
5.3.4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企业个体间关系优化 |
5.4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企业个体协同演化策略 |
5.4.1 林业企业个体生态位扩展策略 |
5.4.2 林业企业个体生态位分离策略 |
5.5 本章小结 |
6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种群之间协同演化 |
6.1 东北国有林区各区域内的种群发展分析 |
6.1.1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种群分析数据说明 |
6.1.2 研究林业产业种群发展的区位熵法 |
6.1.3 基于区位熵的林业产业种群发展分析 |
6.2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种群演进阶段判别 |
6.2.1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种群生命周期划分 |
6.2.2 各种群产业生命周期演进阶段判别 |
6.3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种群间协同演化模型及模拟仿真 |
6.3.1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种群相关性测度 |
6.3.2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种群间关系分析 |
6.3.3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种群间协同演化模型 |
6.3.4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种群间协同演化模拟仿真 |
6.4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种群协同演化策略 |
6.5 本章小结 |
7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集群与环境协同演化 |
7.1 研究思路和模型构建 |
7.1.1 研究的基本思路 |
7.1.2 复合系统协同演化机理分析 |
7.1.3 复合系统协同演化评价模型 |
7.2 序参量的选择和数据处理 |
7.2.1 协同度测算指标体系构建 |
7.2.2 数据来源与数据标准化处理 |
7.2.3 序参量权重的确定 |
7.3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复合系统的子系统与序参量有序度的测算与评价 |
7.3.1 生态子系统有序度测算与评价 |
7.3.2 经济子系统有序度测算与评价 |
7.3.3 社会子系统有序度测算与评价 |
7.4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复合系统协同度的测算与评价 |
7.5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集群与环境协同演化策略 |
7.6 本章小结 |
8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系统协同演化保障措施 |
8.1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企业个体协同演化的保障措施 |
8.1.1 加强林业企业个体的创新力度 |
8.1.2 开发林产品精深加工技术 |
8.1.3 在思想上层面上提升创新意识 |
8.1.4 加强对林业辅助产业的开发 |
8.1.5 加强林业企业与林业院校的人才合作 |
8.2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种群协同演化的保障措施 |
8.2.1 加强对森林景观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
8.2.2 注重非木材林产品的培育与利用 |
8.2.3 引导衰退产业的退出 |
8.2.4 通过产业政策引导替代产业的发展 |
8.2.5 完善林业生态建设专项基金 |
8.3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集群与环境协同演化的保障措施 |
8.3.1 强化森林资源培育的力度 |
8.3.2 加强对林业培育技术的重视 |
8.3.3 优化生态补偿机制 |
8.3.4 在林业企业内部完善激励制度 |
8.3.5 落实留住人才及人才引进的工作 |
8.3.6 加大政府的帮扶力度 |
8.4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A 内蒙古森工集团林业企业个体重叠度 |
附录B 龙江森工集团林业企业个体重叠度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个人简历 |
博士学位论文修改情况确认表 |
(4)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1.3 研究方法 |
1.3.1 理论分析与实际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1.3.2 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1.3.3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
1.3.4 比较分析的方法 |
1.4 研究思路与框架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框架 |
1.5 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1.5.1 创新之处 |
1.5.2 研究的不足 |
1.6 本章小结 |
第2章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般分析 |
2.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和性质 |
2.1.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 |
2.1.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性质 |
2.1.3 战略性贸易政策与幼稚工业保护论的区别 |
2.1.4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内容体系 |
2.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渊源 |
2.2.1 比较优势与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 |
2.2.2 重商主义与贸易保护理论 |
2.2.3 新贸易理论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2.3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体系 |
2.3.1 利润转移理论 |
2.3.2 外部经济理论 |
2.4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评析 |
2.4.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突破 |
2.4.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局限和消极影响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演变 |
3.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萌芽阶段(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 |
3.1.1 限制进口的政策 |
3.1.2 扶植和振兴出口的政策 |
3.1.3 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的政策 |
3.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初级阶段(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 |
3.2.1 实施分阶段贸易自由化政策 |
3.2.2 实施有利于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关税政策替代直接进口限制 |
3.2.3 通过放松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
3.2.4 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地扶持重化工业的发展 |
3.3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高级阶段的形成时期(经济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时期1973—1991) |
3.3.1 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 |
3.3.2 实行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来保证更多的贸易利益 |
3.3.3 战略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 |
3.3.4 发挥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对贸易的促进作用 |
3.4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高级阶段的稳定发展时期(经济长期低迷时期1991—至今) |
3.4.1 贸易政策的重心向贸易和投资并举的方向转变 |
3.4.2 实行多层次、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 |
3.4.3 发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中的作用并主导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与主要实施方式 |
4.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 |
4.1.1 国家战略与贸易政策的关系 |
4.1.2 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为有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奠定基础 |
4.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实施方式 |
4.2.1 依据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战略性目标产业 |
4.2.2 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保护和扶持战略产业发展 |
4.2.3 推动企业联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应 |
4.2.4 构筑产官学协作的国家创新体制 |
4.2.5 推行战略性贸易外交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产业层面分析 |
5.1 战后日本产业现代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结合发展 |
5.1.1 产业政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有机结合 |
5.1.2 在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结合着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5.2 日本汽车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5.2.1 汽车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5.2.2 日本政府对汽车产业采取的保护和扶植政策 |
5.2.3 日本汽车产业贸易政策的战略性调整 |
5.2.4 日本汽车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
5.3 日本钢铁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5.3.1 钢铁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5.3.2 日本政府对钢铁产业的保护政策 |
5.3.3 日本政府对钢铁产业的扶植政策 |
5.3.4 日本钢铁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
5.4 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5.4.1 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5.4.2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保护政策 |
5.4.3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扶植政策 |
5.4.4 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效果与半导体产业国际竞争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企业层面分析 |
6.1 日本的企业组织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6.1.1 企业集团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强大的基础载体 |
6.1.2 系列企业体制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有力的运行机制 |
6.1.3 综合商社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稳固的前沿阵地 |
6.2 日本的企业并购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6.2.1 日本企业并购的模式与特点 |
6.2.2 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条件 |
6.3 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6.3.1 日本对外投资政策与贸易政策有机结合 |
6.3.2 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发展、贸易利益密切结合 |
6.3.3 跨国公司及经营战略中蕴含着战略性贸易政策 |
6.4 日本企业的技术进步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6.4.1 技术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配合 |
6.4.2 促进技术引进与研发的政策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表现 |
6.4.3 企业研发战略的效果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积极效果及消极影响 |
7.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 |
7.1.1 目标明确 |
7.1.2 重点突出 |
7.1.3 灵活运用 |
7.1.4 追求动态效应 |
7.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积极效果 |
7.2.1 促进经济高速增长 |
7.2.2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
7.2.3 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
7.3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消极影响 |
7.3.1 贸易摩擦频发 |
7.3.2 经济对外依赖加深 |
7.3.3 产业“空心化”风险 |
7.4 本章小结 |
第8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8.1 当前外贸形势突显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 |
8.1.1 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 |
8.1.2 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 |
8.1.3 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更加激烈 |
8.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8.2.1 重视发挥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作用 |
8.2.2 在尊重WTO原则基础上,合理利用贸易政策工具 |
8.2.3 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
8.2.4 制定合理的对外投资策略 |
8.2.5 实施出口鼓励措施,集中力量开拓国际市场 |
8.3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5)秦皇岛市金盛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发展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1.2.3 对国内外研究的评述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第2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 |
2.1.1 发展战略 |
2.1.2 战略管理 |
2.2 相关理论 |
2.2.1 核心竞争力理论 |
2.2.2 战略分析的SWOT分析方法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金盛达公司外部环境分析 |
3.1 外部宏观环境分析 |
3.1.1 政治环境分析 |
3.1.2 经济环境分析 |
3.1.3 技术环境分析 |
3.1.4 社会文化环境 |
3.2 波特五力模型分析 |
3.2.1 新进入者的威胁 |
3.2.2 竞争者威胁 |
3.2.3 供应商威胁 |
3.2.4 购买者威胁 |
3.2.5 替代产品威胁 |
3.3 外部因素评价矩阵 |
3.3.1 矩阵简介 |
3.3.2 评价分析过程及结果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金盛达公司内部环境分析 |
4.1 公司简介 |
4.2 公司财务状况分析 |
4.2.1 公司盈利能力分析 |
4.2.2 公司偿债能力分析 |
4.3 土地资源分析 |
4.4 人力资源分析 |
4.5 无形资产分析 |
4.6 内部资源能力评价 |
4.7 本章小结 |
第5章 金盛达公司发展战略选择 |
5.1 SWOT战略分析 |
5.2 金盛达公司的总体发展战略 |
5.3 金盛达公司发展目标 |
5.3.1 战略目标确定依据 |
5.3.2 战略目标的确定 |
5.4 公司战略方案 |
5.4.1 SO战略 |
5.4.2 WO战略 |
5.4.3 ST战略 |
5.4.4 WT战略 |
5.5 公司战略的确定依据 |
5.5.1 QSPM模型简介 |
5.5.2 战略方案的选择 |
5.6 公司发展战略的选择 |
5.6.1 产品开发 |
5.6.2 市场开发 |
5.6.3 品牌开发 |
5.7 本章小结 |
第6章 金盛达公司战略实施的保障措施 |
6.1 优化组织结构 |
6.1.1 优化管理结构 |
6.1.2 消除家族化管理模式 |
6.2 加强公司运营管理 |
6.2.1 确定目标找差距 |
6.2.2 加快改革,强化管理 |
6.2.3 提高自动化水平 |
6.3 储备人力资源 |
6.3.1 实施人员本土化 |
6.3.2 引入行业内顶尖的中高层职业经理人 |
6.3.3 加强内外部培训 |
6.4 建立品牌优势 |
6.4.1 企业品牌塑造和品牌定位 |
6.4.2 企业品牌的推广 |
6.5 提高决策能力 |
6.5.1 规范董事会制度 |
6.5.2 制定标准化流程 |
6.6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致谢 |
(6)创新价值链结构视角下企业创新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 章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企业创新投资效应 |
1.2.2 企业创新知识效应 |
1.2.3 企业创新组织效应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1.3.1 研究内容 |
1.3.2 技术路线图与研究方法 |
1.4 创新点与研究局限 |
1.4.1 创新点 |
1.4.2 研究局限与展望 |
第2 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2.1 创新价值链理论及演进 |
2.1.1 创新价值链内涵 |
2.1.2 知识视角下创新价值链理论研究 |
2.1.3 价值视角下创新价值链理论研究 |
2.2 创新价值链结构的内涵及划分 |
2.2.1 创新价值链与企业创新行为 |
2.2.2 创新价值链结构:“长链——中链——短链” |
2.2.3 创新价值链结构与企业创新路径 |
2.3 创新价值链结构与创新效应内涵 |
2.3.1 创新价值链结构与创新投资效应 |
2.3.2 创新价值链结构与知识溢出效应 |
2.3.3 创新价值链结构与组织结构效应 |
2.4 本章小结 |
第3 章 创新价值链结构下企业创新效应机理模型 |
3.1 企业创新综合效应理论模型构建 |
3.1.1 企业创新效应理论基础 |
3.1.2 企业创新综合效应理论模型 |
3.2 创新价值链结构与创新效应数理模型构建 |
3.2.1 技术投资要素与企业创新效应 |
3.2.2 知识增长要素与企业创新效应 |
3.2.3 组织结构要素与企业创新效应 |
3.3 企业创新效应机理分析 |
3.3.1 技术投资效应机理模型 |
3.3.2 知识溢出效应机理模型 |
3.3.3 组织结构效应机理模型 |
3.4 本章小结 |
第4 章 技术投资效应实证分析 |
4.1 基于ETIA指数的技术投资效应模型 |
4.1.1 模型构建 |
4.1.2 模型稳态分析 |
4.1.3 IVC结构对企业知识增长的门槛效应与核心企业特征 |
4.2 研究设计 |
4.2.1 计量模型构建 |
4.2.2 数据来源和变量选取 |
4.2.3 分析方法 |
4.3 实证分析 |
4.3.1 变量统计性描述 |
4.3.2 基准模型及门槛模型检验 |
4.3.3 面板数据计量分析 |
4.4 对实证分析结果的讨论 |
4.4.1 实证分析结论 |
4.4.2 研究结果的拓展分析 |
4.5 本章小结 |
第5 章 知识溢出效应实证分析 |
5.1 知识溢出效应模型构建 |
5.1.1 正向知识溢出与反向知识溢出 |
5.1.2 IVC结构视角下知识溢出测度模型构建 |
5.1.3 核心企业与非核心企业知识溢出效应 |
5.2 研究设计 |
5.2.1 计量模型设定及统计量描述 |
5.2.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
5.3 实证分析 |
5.3.1 变量统计量描述 |
5.3.2 门槛检验及回归分析结果 |
5.3.3 区域层面知识溢出效应差异 |
5.4 实证分析结果 |
5.5 本章小结 |
第6 章 组织结构效应仿真模拟 |
6.1 组织结构效应模型构建 |
6.1.1 非核心企业创新组织内涵及系统基础结构 |
6.1.2 IVC结构与IONE结构双元约束下组织结构效应理论模型 |
6.1.3 IVC结构与企业创新路径 |
6.2 研究设计 |
6.2.1 边界确定 |
6.2.2 相关前提假设 |
6.2.3 主要变量设定及因果关系图 |
6.2.4 系统动力学模型的方程及参数设计 |
6.3 模型仿真分析 |
6.3.1 流图的构建 |
6.3.2 基准模型检验与分析 |
6.3.3 非核心企业组织结构效应跨方案比较 |
6.3.4 仿真结论及非核心企业创新发展路径 |
6.4 模拟仿真结论 |
7 研究结论与启示 |
7.1 研究结论 |
7.2 研究启示 |
附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7)阿拉伯经济伦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RTACT |
第1章 导论 |
1.1 选题来源及其价值与意义 |
1.1.1 选题来源 |
1.1.2 理论价值 |
1.1.3 现实意义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1.2.1 国内外经济伦理学发展概述 |
1.2.2 阿拉伯经济伦理研究文献述评 |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 |
1.3.1 研究方法 |
1.3.2 研究思路与篇章结构 |
1.3.3 研究的创新之处 |
第2章 阿拉伯经济伦理思想 |
2.1 阿拉伯经济伦理相关定义 |
2.1.1 阿拉伯的道德与伦理 |
2.1.2 阿拉伯的市场与经济 |
2.2 伊斯兰教经济伦理思想 |
2.2.1 宗教赏罚理论中的经济伦理观 |
2.2.2 商贸交易理论中的经济伦理观 |
2.3 阿拉伯人的义利之辩 |
2.3.1 古代阿拉伯人的义利之辨 |
2.3.2 近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世俗物质论 |
2.3.3 现代伊斯兰复兴主义的道德经济论 |
2.4 阿拉伯人的贫富观与经商之道 |
2.4.1 阿拉伯谚语格言与贫富观 |
2.4.2 阿拉伯谚语格言与经商之道 |
2.4.3 贾法尔的《最佳商贸指南》 |
2.5 结语 |
第3章 阿拉伯政府经济伦理 |
3.1 早期阿拉伯社会经济伦理 |
3.1.1 前伊斯兰时期部落经济伦理 |
3.1.2 伊斯兰教产生的背景和影响 |
3.1.3 麦地那社团经济政策与道德评价 |
3.2 阿拉伯帝国政府经济伦理 |
3.2.1 阿拉伯帝国财政赋税伦理 |
3.2.2 阿拉伯财政赋税伦理思想 |
3.2.3 阿拉伯帝国政府经济伦理 |
3.3 现代阿拉伯国家政府经济伦理 |
3.3.1 阿拉伯国家经济发展概况 |
3.3.2 阿拉伯经济一体化与伊斯兰金融实践 |
3.3.3 阿拉伯政府经济行为与道德责任 |
3.3.4 阿拉伯政府经济行为道德问责 |
3.4 结语 |
第4章 阿拉伯企业伦理 |
4.1 阿拉伯企业制度概况 |
4.1.1 阿拉伯国有企业概况 |
4.1.2 阿拉伯家族企业概况 |
4.1.3 阿拉伯家族企业优劣 |
4.2 阿拉伯企业道德原则 |
4.2.1 企业与伊斯兰教义务论原则 |
4.2.2 企业与部落集体良知论原则 |
4.3 阿拉伯企业伦理责任 |
4.3.1 现代阿拉伯企业社会责任 |
4.3.2 阿拉伯企业社会责任典范 |
4.4 阿拉伯企业管理伦理 |
4.4.1 阿拉伯家族企业代际传承 |
4.4.2 阿拉伯管理者价值导向与行为原则 |
4.4.3 影响阿拉伯企业管理的“关系”文化 |
4.5 结语 |
第5章 阿拉伯工作伦理 |
5.1 阿拉伯工作伦理概况 |
5.1.1 阿拉伯人“工作即崇拜”的概念 |
5.1.2 有关工作伦理的概念述评 |
5.1.3 伊斯兰教工作伦理IWE |
5.1.4 新教工作伦理PWE与伊斯兰教工作伦理IWE |
5.2 现代阿拉伯人基本价值观与工作价值观 |
5.2.1 工作价值观概念述评 |
5.2.2 现代阿拉伯人基本价值观概况 |
5.2.3 现代阿拉伯人工作价值观概况 |
5.3 现代阿拉伯人内外工作价值观与工作伦理 |
5.3.1 现代阿拉伯人外在工作价值观 |
5.3.2 现代阿拉伯人内在工作价值观 |
5.3.3 从价值观看阿拉伯人工作伦理 |
5.4 对中阿跨文化经济合作的启示 |
5.4.1 中阿伦理主体基本价值观排序对比 |
5.4.2 中阿跨文化经济合作伦理风险预防 |
5.5 结语 |
第6章 结论 |
6.1 阿拉伯经济伦理研究意义与结论 |
6.2 阿拉伯经济伦理研究未来工作方向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8)技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 核心概念解释 |
1.2.1 技术革命与技术-经济范式 |
1.2.2 劳动关系与劳动关系范式 |
1.2.3 演化与演进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3.1 篇章结构与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3.3 技术路线图 |
1.4 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1.4.1 本文的创新点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第2章 主要劳动关系演化理论评述 |
2.1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 |
2.1.1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框架 |
2.1.2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评述 |
2.2 马克思主义的劳资关系演化理论 |
2.2.1 马克思对劳资矛盾变化趋势的辩证分析 |
2.2.2 马克思主义的劳资关系演化理论框架 |
2.2.3 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评述 |
2.3 西方非正统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 |
2.3.1 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 |
2.3.2 新熊彼特学派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技术革命演进中的劳动关系变迁 |
3.1 技术革命、劳动关系与劳动关系范式 |
3.1.1 三次技术革命浪潮 |
3.1.2 劳动关系及其衡量方式评述 |
3.1.3 劳动关系范式及其特征 |
3.2 从工业革命爆发至今的劳动关系变迁 |
3.2.1 劳动关系变迁概述 |
3.2.2 工业革命的劳动关系概述 |
3.2.3 电气革命的劳动关系概述 |
3.2.4 信息革命爆发以来的劳动关系演化 |
3.3 技术革命演进中的劳动关系变迁特征 |
3.3.1 劳动关系随着技术革命的演进而跨越式进步 |
3.3.2 劳动关系的发展在特定时期可能停滞或倒退 |
3.3.3 政府干预劳动关系发展愈发重要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动力机制 |
4.1 技术革命的演化阶段与演化规律 |
4.1.1 康德拉季耶夫长波与技术-经济范式理论 |
4.1.2 对技术革命浪潮的阶段划分 |
4.2 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动力机制及制约因素 |
4.2.1 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动力机制 |
4.2.2 动力机制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制约因素 |
4.3 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一般规律 |
4.3.1 技术革命爆发阶段的劳动关系演化规律 |
4.3.2 技术革命成长阶段的劳动关系演化规律 |
4.3.3 技术革命扩张阶段的劳动关系演化规律 |
4.3.4 技术革命成熟阶段的劳动关系演化规律 |
4.3.5 劳动关系演化规律的普遍性与差异性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历史证据 |
5.1 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5.1.1 工业革命爆发前夕英国的劳动关系概述 |
5.1.2 工业革命爆发阶段英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5.1.3 工业革命成长阶段英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5.1.4 工业革命扩张阶段英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5.1.5 工业革命成熟阶段英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5.2 电气革命时期美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5.2.1 电气革命爆发前夕美国的劳动关系概述 |
5.2.2 电气革命爆发阶段美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5.2.3 电气革命成长阶段美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5.2.4 电气革命扩张阶段美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5.2.5 电气革命成熟阶段美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5.3 信息革命中劳动关系不平衡发展的原因 |
5.3.1 “机器-劳工替代”机制方面的原因 |
5.3.2 “劳工-雇主博弈”机制方面的原因 |
5.3.3 “国内-国外投资”机制方面的原因 |
5.3.4 意识形态和政府调控方面的原因 |
5.3.5 劳动关系不平衡发展原因的小结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劳动关系演化机制的实证检验 |
6.1 基于主成分模型的劳动关系量化研究 |
6.1.1 量化劳动关系的方法选择 |
6.1.2 主成分模型原理概述 |
6.1.3 指标选取、描述性统计与模型检验 |
6.1.4 主成分模型的结果 |
6.2 劳动关系同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检验 |
6.2.1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6.2.2 变量描述、平稳性与协整关系检验 |
6.2.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6.2.4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6.3 技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机制检验 |
6.3.1 理论框架回顾与实证研究假设 |
6.3.2 变量说明与实证模型设计 |
6.3.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平稳性检验 |
6.3.4 回归结果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中国技术追赶进程中的劳动关系演化研究 |
7.1 中国的技术-经济范式追赶历程及其阶段 |
7.1.1 技术-经济范式与技术-经济范式追赶 |
7.1.2 中国对电气革命的技术-经济范式追赶:1949-2001年 |
7.1.3 中国对信息革命的技术-经济范式追赶:2002年至今 |
7.2 中国技术追赶进程中的劳动关系变迁 |
7.2.1 追赶电气革命进程中我国劳动关系的发展 |
7.2.2 追赶信息革命进程中我国劳动关系的分化 |
7.2.3 中西方劳动关系演化的比较 |
7.3 中国劳动关系演化的动力机制及政府调节 |
7.3.1 中国的“机器-劳工替代”机制及其政府调节 |
7.3.2 中国的“劳工-雇主博弈”机制及其政府调节 |
7.3.3 中国的“国内-国外投资”机制及其政府调节 |
7.4 本章小结 |
第8章 中国劳动关系演化机制的实证检验 |
8.1 基于主成分模型的中国劳动关系量化研究 |
8.1.1 变量选取、描述性统计与模型检验 |
8.1.2 主成分分析过程与结果 |
8.2 研究假设、实证模型设计与变量说明 |
8.2.1 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
8.2.2 实证模型设计 |
8.2.3 变量说明 |
8.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平稳性与协整关系检验 |
8.3.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8.3.2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
8.3.3 变量的协整关系检验 |
8.4 调节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及分析 |
8.5 中国政府劳动关系干预政策的效果检验 |
8.6 本章小结 |
第9章 智能时代劳动关系的演化方向及转型政策 |
9.1 智能时代的劳动关系演化趋势展望 |
9.1.1 灵活就业、线上工作、多份兼职和自主创业逐渐普及 |
9.1.2 劳动者收入多元化,普遍由工资收入和资产收益组成 |
9.1.3 劳动条件进一步改善,更加人性化并且更加富有弹性 |
9.1.4 管理方式将向扁平化、虚拟化、民主化、弹性化转变 |
9.1.5 教育更加个性化、差异化,线上教育将得到广泛认可 |
9.1.6 在政府推动下,社会福利制度更完善、福利水平提高 |
9.1.7 智能时代的劳动关系稳定性分析 |
9.2 智能技术对劳动关系演化机制的影响及挑战 |
9.2.1 智能技术对“机器-劳工替代”机制的影响及挑战 |
9.2.2 智能技术对“劳工-雇主博弈”机制的影响及挑战 |
9.2.3 智能技术对“国内-国外投资”机制的影响及挑战 |
9.3 智能时代政府促进劳动关系平稳转型的政策建议 |
9.3.1 政府调节“机器-劳工替代”机制的政策建议 |
9.3.2 政府调节“劳工-雇主博弈”机制的政策建议 |
9.3.3 政府调节“国内-国外投资”机制的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后记 |
(9)中国高铁客运行业的竞争机制研究 ——“多行业-同市场”范式与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问题提出与选题意义 |
1.1.1 核心问题 |
1.1.2 研究价值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综述 |
1.2.1 关于高铁与其他运输方式的竞争问题 |
1.2.2 关于高铁客运行业的竞争机制及相关政策 |
1.3 研究思路与主要方法 |
1.3.1 研究思路和内容 |
1.3.2 主要研究方法 |
1.4 创新点与难点问题 |
第2章 “多行业—同市场”范式提出与模型构建 |
2.1 “多行业—同市场”范式的理论依据 |
2.1.1 产业经济学的“行业=市场”基本假设 |
2.1.2 “行业≠市场”导致的问题及其修正结果 |
2.1.3 适用“多行业—同市场”范式的典型案例 |
2.2 高铁客运的“多行业—同市场”情形界定 |
2.2.1 交通运输的标准行业分类 |
2.2.2 高铁与其他运输方式之间竞争的总体表现 |
2.2.3 高铁与其他运输方式的客运市场界定 |
2.3 高铁客运的“多行业—同市场”理论模型 |
2.3.1 高铁与其他运输方式相互竞争的关键因素 |
2.3.2 “多行业—同市场”理论模型的函数设定 |
第3章 高铁客运行业结构重组模式:网运分离和区域分割 |
3.1 高铁客运行业结构重组模式分类 |
3.1.1 “网运分离”模式及其分类 |
3.1.2 “区域分割”模式及其分类 |
3.2 高铁客运行业实行“网运分离”模式的福利分析 |
3.2.1 简单的“网运分离” |
3.2.2 在高铁运营环节引入竞争 |
3.2.3 综合比较分析 |
3.3 高铁客运行业实行“区域分割”模式的福利分析 |
3.3.1 在“网运一体”结构下实行“区域分割” |
3.3.2 在“网运分离”结构下实行“区域分割” |
3.4 中国高铁客运行业结构重组模式选择 |
第4章 高铁客运企业组织形式:特殊法人企业 |
4.1 高铁客运行业的国企改革进展与困境 |
4.2 高铁客运企业组织形式分类及演变规律 |
4.2.1 高铁客运企业的二重属性与三类划分 |
4.2.2 中国高铁企业组织形式的演变规律 |
4.2.3 国外高铁客运企业组织形式演变规律比较 |
4.3 高铁客运企业组织形式演变的福利分析 |
4.3.1 高铁客运企业组织形式演变的博弈均衡 |
4.3.2 高铁客运企业组织演变福利影响的比较分析 |
4.3.3 高铁客运企业组织演变福利影响的数值模拟 |
4.4 中国高铁客运行业国企改革的未来方向 |
第5章 高铁客运行业的放松规制政策与竞争政策适用 |
5.1 高铁客运行业发展中的政府政策作用 |
5.1.1 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主辅换位 |
5.1.2 规制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分工协调 |
5.2 高铁客运行业的放松规制政策 |
5.2.1 “网运一体”结构下放松票价规制 |
5.2.2 “网运分离”结构下放松路网费规制 |
5.3 高铁客运行业的竞争政策适用 |
5.3.1 高铁客运行业的《反垄断法》适用性分析 |
5.3.2 基于国企组织形式的分类执法原则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6.1 主要结论 |
6.2 政策涵义 |
6.3 未来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后记 |
(10)新经济与经济结构演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三、研究的结构安排 |
四、创新与不足之处 |
(一)创新之处 |
(二)不足之处 |
第二章 文献综述及理论分析 |
一、文献回顾 |
(一)新经济的概念界定 |
(二)新经济的具体形态 |
(三)新经济的深入思考 |
(四)新经济与经济结构演化关系 |
二、国内外文献述评 |
三、理论分析 |
(一)经济形态的界定 |
(二)新经济内在的产生机制 |
(三)新经济与经济结构演化的内在联系 |
第三章 新经济冲击经济结构演化的历史追溯和现实考量 |
一、新经济的发展与演化历程 |
(一)技术突变与演进 |
(二)组织模式变革 |
(三)经济结构演化 |
(四)小结 |
二、本轮新经济对经济结构的冲击 |
(一)兴起的背景 |
(二)技术演进的过程 |
(三)组织和结构的变迁 |
第四章 新经济对经济结构演化的催化作用 |
一、全球视角经济结构的变化趋势 |
(一)经济结构变化一般机理 |
(二)新经济对传统经济结构变动的影响 |
(三)新经济推动全球经济结构的演化发展 |
二、中国新经济与经济结构发展评价 |
(一)中国新经济指数评价 |
(二)中国经济结构变动测量 |
(三)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测量 |
三、新经济对中国经济结构变动的冲击 |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
(二)实证模型设计 |
(三)实证分析 |
四、新经济冲击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与趋势 |
第五章 新经济的典型业态及对策建议 |
一、新经济典型业态的表现与效应 |
(一)跨境电子商务 |
(二)互联网金融 |
(三)共享经济 |
二、存在的问题与政策建议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一、主要结论 |
二、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附录A |
附录B |
附录C |
附录D |
附录E |
附录F |
四、企业组织与区域成长的经济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演化思想研究[D]. 程晨. 浙江大学, 2021(01)
- [2]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 ——形成机理、影响因素及路径趋势[D]. 李秦宇. 成都体育学院, 2021(08)
- [3]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系统协同演化研究[D]. 马雪松. 东北林业大学, 2021(09)
- [4]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D]. 邵冰. 吉林大学, 2020(03)
- [5]秦皇岛市金盛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发展战略研究[D]. 张勤坚. 燕山大学, 2020(01)
- [6]创新价值链结构视角下企业创新效应研究[D]. 张钟元. 辽宁大学, 2020(08)
- [7]阿拉伯经济伦理研究[D]. 薛英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8]技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研究[D]. 刘思源. 天津财经大学, 2019(06)
- [9]中国高铁客运行业的竞争机制研究 ——“多行业-同市场”范式与应用[D]. 徐洪海. 天津财经大学, 2019(07)
- [10]新经济与经济结构演化研究[D]. 邵阳子. 河南大学, 201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