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寺院生活的世俗转变

一、宋代寺院生活的世俗转型（论文文献综述）

张重洲^[1]（2021）在《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高昌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佛教势力的发展及寺院经济兴衰问题,一直是吐鲁番佛教史和经济史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通过研究认为,高昌国建政及对初期佛教的政策,奠定了佛教发展和寺院经济的基本走向。佛教地理决定了寺院经济的根本发展模式和路径,但高昌国佛教经济体制与国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之间,呈现出相近及相悖的两种趋势。高昌国的寺院经济以佛教主导,同时包含有多种宗教下的经济成分,其在高昌国内兴衰与发展均有一定的必然性因素支撑。高昌国的寺院经济是以佛教寺院和僧尼寺户为主体,围绕这两个主体所产生的各项经济活动,形成了以土地经营为核心的基本经济形态,寺田在性质、数量、来源等方面均与世俗社会保持一致,经营门类和方式也大致相当。寺院经济具有宗教性、社会性、封闭性、地域性四个较为明显的特征。寺院内部财务收、支平衡,兼营多种经营门类,有完整且成熟的“常住”管理制度与财务核算方法。国家设置有专门的僧务机构,形成了僧官阶层,两种制度和体系共同运行管理寺院财产。此外,还通过《僧尼籍》来管理寺院僧尼及其附属人口,按照一定标准征收赋税劳役,其征收标准随着经济体制而发生改变。寺院内部僧尼群体间地位高低和财产分化明显,存在“中层僧尼”群体,普遍在寺院之外还从事着各自的经济活动,与豪门望族往来密切,深入到基层社会的日常生活中,贯穿社会发展的始终。高度的世俗化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益,尼僧群体、货币支付、国家体制、社会动荡等诸问题均与寺院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均加剧并最终导致了社会形态和寺院经济的固化。唐西州建立后,寺院经济并没有发生“衰落”,而是逐步在改革中转型重构,最终逐渐适应新政权的改革并完成自我革新。总体而言,高昌国寺院经济自身是一个闭环的完整链条,其发展经历了从萌芽到兴盛,最终至衰落的全过程,形成了特有的经济体系,构成了复杂的社会共同体。

王洋^[2]（2020）在《金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四个面向 ——以碑刻史料为中心（1127-1368）》文中提出金元时期是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阶段,也是山西区域社会发生激荡转折的时期。本研究主要考察的时段是1127年至1368年,这段时间内,山西处于金、元二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之下。研究以金元时期的山西社会为考察范围,以山西金元时期留存的850通碑刻资料为基础资料,将碑刻中所反映的释道宗教、祠神信仰、水利营建、宗族发展四个面向为主要研究对象。本文是一项关于地域社会史的研究,除碑刻资料外,同时运用史志、文集、家谱等资料,并注重田野调查,通过“自下而上”的视角以及“长时段”的研究方法,考察以上四个面向中所体现金元时期山西基层民众面对社会剧变时的复杂心态,以及在适应社会变化的过程中体现的能动性。文章旨在将基层民众从战乱和王朝更替下面目模糊的“黔首”,还原为充满主动性的行为主体,以人文关怀的角度对社会变革下的民众行为进行解读,并最终探讨山西社会在金元时期社会整合过程中发生的嬗变过程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文章分为九章,按照时间顺序,设置了“金”与“元”的时间分野,第一章以“金代山西宗教与社会”为研究对象,宋代以来,山西的佛教信仰氛围相当浓厚,而北宋徽宗在民间弘扬道教的举措也令道教具备了一定信众基础。金代之前已存在的大中型寺院通过经营庙产、收徒授业、弘扬教义等途径获得发展空间。在宗教管理制度方面,金代与前代不同的一点是开发了民间购买寺观名额的通道,在此政策影响下,基层民众具备了在村中开设合法寺观的条件,地方精英与僧道的交流、博弈也变得频繁起来,不少具有经济实力和道德威望的僧道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一些新创的寺观成为村民共享的公共空间。第二章探讨了金代灾害频发的社会条件与民间创开水利的热潮。金元时期处在历史上气候波动较大的寒冷期之间,受气候影响,旱灾成为山西地区生产发展的最大障碍。国家与地方精英的赈灾活动虽能纾解部分困难,但也会出现有时力有不逮的情况。为改善生存环境,提高生产效率,除对前代水利工程善加利用外,金代山西水利开发的一个鲜明特征是民渠的大量开创和水泉的逐步利用。随着水利工程的开发,民间关于水权的纷争也随着出现,民众通过输财、论工、家族继承、道义因素等不同条件厘定用水权力。同时,通过对不同水案进行个案研究可以发现,用水秩序中反映的国家话语与民间传统逐渐达成了微妙的平衡,官方通过地方精英对水利系统进行间接管理的制度逐渐形成。第三章论述了金代祠神信仰与山西社会的关系,由于灾害频发,被认为能够护佑地方风调雨顺的祠神成为民众寄予希望的另一途经。北宋熙宁年间曾进行过对民间祠神的大规模封赐,山西州县官员通过奏请封赐的方式为一部分地方祠神争取到了官方颁发的封号、庙额。由于金代未再度大规模封赐祠神,因此获得赐封的神灵群体基本维持北宋末的格局。在金代对祠神的管理中,地方官员、儒士与地方精英按照儒家经典,对一部分无额祠神进行了维护和再度诠释。通过对长子县上方村汤王庙的个案解读,可以形象地观察民间组织的内部结构、祈雨仪轨以及民众对异地设立“行祠”的看法。另外,由于经济利益的吸引,僧道也逐步参与到祠神祭祀中来。第四章探讨金代宗族的发展情况,由于靖康之变后的社会动荡,原先地方大族拥有的纸质谱牒很难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一些地区以石质碑幢作为载体,记录家族世系等信息。北方以先茔为中心的宗族活动也有一定发展,国家鼓励累世聚居,并为七十以上老人赐官,从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众宗族意识的不断完善。此外,本文还注意到山西社会中宗族与宗教之间具有的密切联系。第五章详述蒙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变革,首先是世侯的崛起,蒙元时期各州县地方武装与原金代官员等通过投降、依附蒙古,获得了当地军政权力,由于权力能够在家族内部继承,因此称为称为“世侯”。对于蒙元时期经历战乱的山西地区,世侯为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发展生产,招辑流亡,具有一定积极作用。其次是僧道政治、经济地位的抬升,由于邱处机、海云等着名僧道的社会活动,蒙古统治者允许僧道蠲免赋税。以兴建纯阳万寿宫与刊刻“玄都宝藏”两大活动为主,全真教在山西地区迅速扩张。佛教则通过三次僧道辩论,争取蒙古统治者的支持,对全真教进行全面抑制。再次是儒士地位的相对下降,由于蒙元长达八十多年未行科举,因此儒士不得不寻求为吏、为学官等新的入仕的渠道,并在社会事务中强调自身权威,科举停废客观上为儒士深入地方社会提供了条件。第六章主要研究元代山西宗族建设的情况,山西世侯通过“根脚”和自身才干延续了家族仕途,他们是宗族活动实践的主要力量。在这一时期,世侯、平民、儒士等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家族积极采用“先茔碑”与“世系图”来记录家族发展情况,经幢与墓塔作为先茔碑的补充,在元代也一直被沿用。先茔碑的创作以平实为主,儒士在其中发挥了指导作用,谱牒中并不排斥女性与出家的族人,一些世侯与地方精英还创建了“家佛堂”作为祭祖场所,“守坟寺”这一形式在元代也得到了发展。综合来看,山西这一时期的宗族活动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第七章论述元代的水利与社会关系,元代是山西水利建设取得重大成果的时期,民间水利管理体系在前代基础上作用愈加突出,以渠长为代表的地方精英在水利管理、人力组织、水规制定等方面的参与程度亦不断加深。目前所见的一些地区,官方在推广“自下而上”用水经验与巩固渠长权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洪洞等水利规约较为完善的地区,共同的水神祭祀与使水户的身份认同关联起来,渠长的权力不仅包括在现实生活中监督渠务、分配水权,在水神祭祀体系中确立权威,进行资源竞争也是重要的一环。我们看到,通过神权、传说等方式巩固水权的行为,被证实是卓有成效的。此外,僧道等新晋社会精英对水权的把握,也是本章研究的重点之一。第八章主要讨论元代祠神信仰与社会的关系,与金代相比,元代对祠神信仰的管理较为松散,无封号的祠神在社会中获得了宽松的发展空间。元代的地方儒士重视地方的文化传统和民众的实际利益,他们成为地方祠神信仰正当性的辩护者。由于元代自然环境多自然灾害,地方官员、儒士、精英与民众集中在民间神祠之中,希望通过祷告达到消灾弭祸,风调雨顺的目的。地方神祠中出现的乱象与国家管理紊乱有关。但是,元末农民起义,战乱频发,严苛的社会氛围令官员与民众过分倚重民间神祠的灵验效应,是否符合“正祀”的要求则降至次要位置。另一方面,以姜善信、广胜寺僧人为代表的宗教人员广泛地参与地方祠庙的修缮活动,并参与祠神祭祀,以争取社会精英的合作。第九章研究元代山西宗教折衷求变,积极向社会发展的原因和影响,“至元焚经”之后,全真教对道教的管理范围限于淮河以北,地方宫观的职能也由协调扩张转为以经营庙产为主。以五台山为中心的山西佛教则得到了元朝统治者的政治、经济等多方支持。本文注意到,在世祖之后,山西不少寺观均将庙产立碑,这一活动反映了释道二教在基层社会的生存压力。通过以泽州道士苗道一为个案的探究,我们可以发现元代宗教的发展环境与蒙元之初相比有着很大区别,作为全真掌教,苗道一的成就局限在宗教方面,而甚少涉足社会事务。而地方社会中的僧道们则积极适应以村社为中心的地域社会新格局,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并致力营造良好的社会形象。

杨小敏^[3]（2020）在《宋代药业研究》文中提出药业,即医药行业,在中国古代溯源悠久。传统药业涵盖古人为了防治疾病、延续生命的一系列药物认知、利用以及经营活动。药业研究的对象包括自然及加工药物、经营管理机构、药市及药业文化等内容,其发展不仅与医学、农业、商业联系紧密,更具有独立发展路径。宋代以前,药物发展经历了从民间经验到官方认证的过程。宋代以后,药物利用更多体现在官方主导下的民间传播过程。厘清宋代用药、制药、售药等相关机构之间的联系,是理解古代药业经营管理以及官民用药发展水平的重要基础。通过分析宋代药业的发展历程,既有利于展现传统药业的阶段性演变,也是阐释宋代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重要途径。作为关乎生命的重要行业,古代药业以战国秦汉以来的医药认知体系为基础,逐步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战国秦汉时期为第一阶段,出现了主要满足少数人补益需求的最早用药风潮。不过当时上层社会的用药习惯与百姓应疫需求之间的差距十分明显。魏晋隋唐时期是第二阶段,不仅逐步掀起了古代“医药分家”的序幕,也促使隋唐以后城镇药肆、药市的初步兴起。宋代开启了古代药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构建了政府引导下的药业运行体系,在药物利用、经营管理、药业信仰等方面多有革新。宋代药业的兴盛,为下一阶段明清时期的药材商帮活动奠定了行业发展基础。在药物利用方面,宋代植物药、动物药和矿物药三大类别药物分别在专业栽培、利用观念、功效地位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在植物药种植中,宋代人工栽培药物的种类、技术、规模范围等方面都有新的发展。在动物药利用中,宋代不断稳定并付诸于实践的“辰属”观念,引导人们深入开发利用已经熟知的动物药,而非恣意妄用其他野生品种。在包括动物药在内的药物代用品方面,宋代医药家不是无节制的增加代用品种类,而是采取相对稳定的用药标准,推动成药规范化发展。在矿物药的功效利用中,宋代矿物药被大量引入治疗普通疾病,但在实践中也遭到越来越多医家、士人的质疑。政府一度颁布旨在扼制滥用金石药的禁令,其他植物类药物（如黄耆）的补益地位逐步形成。这些药物资源的利用变化,是宋代药业兴盛的重要基础。在经营管理方面,宋政府重视革新医药机构,形成了内廷用药与外朝制售的有机结合。官方制售机构以翰林医官院、太医局的行政教育职能分化为基础,自上而下逐步影响至基层乡里,有效强化了官药业的市场优势地位。中央及地方官药局各有侧重,而非单一的直属关系。地方药局具有比较自由的发展空间,形成了与中央官药局运行模式不同、相对独立、临时性的地方医疗救助体系。在比较协调的政策环境下,宋代（特别是南宋）商业性市镇普遍兴起,南方民间药肆明显多于北方。许多民间药肆不再与医家直接相关,而是由商人直接经营。药材商品的独立化以及药业主体的多样化发展,成为宋代药业兴盛的突出表现。此外,药品流通过程中度量衡的规范与进步、剂型的商业性变化、药价的持续走高,一并彰显了宋代药业发展的新面貌。在药业信仰方面,宋代儒释道力量在医药活动中相互联系,形成了以佛、道为名,由士人融合构建的行业崇拜雏形。宋代士人通过家宅种药和开辟药园等活动,在社会上形成了认识药物、利用药物的良好环境。他们以理性的批判精神,成为当时传验方药的重要主体。士人对道家祠观和佛家寺院的记载和传颂,既推动了道家先贤及医药人物逐步具备了行业神的崇拜形象,也进一步提高了佛家寺僧医药活动的社会影响。宋代以后各种“药王”的多样化记载,是明清时期医药行业民间崇拜的社会文化基础。就现实意义而言,宋代作为超越古代经济发展平均水平的关键时期,是我们恰当总结古代药业发展经验最具代表性的历史阶段。以药物利用为线索,注重探讨药材商品的经营活动及文化背景,是系统阐释宋代药业发展水平、拓展宋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合理途径和独特视角。传统药业至今关乎民众生活、政府治理、社会秩序等一系列问题。如何综合规划药学史的研究路径、如何理解和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药物的依赖和需求,仍是人们值得不断深思的重要课题。

姜馥蓉^[4]（2020）在《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汉族乡村社会融入研究 ——以武威市金塔寺为例》文中提出宗教的生存和发展,取决于是否适应所处的社会,这种适应一般会涉及其在底层社会的身份建构、被认同和信任等。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不同的地区的传播各有特色。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的传承个案是必要的。本研究以武威市金塔寺为例,拟沿着民族志书写和解释人类学的范式,对一个在河西走廊有数百年盛名的乡村藏传佛教寺院与地方汉族社会的互融与共生情景进行描述并赋予一定的说明性,力求为更有效地对类似文化现象的解读提供案例参考。文章首先纵向梳理了历史时期藏传佛教进入河西走廊的宏观社会历史背景及武威地区藏传佛教的传播、传承概况;观察地方外部社会力量如何影响藏传佛教金塔寺的重建及其在地方社会的面貌;藏传佛教金塔寺在进入汉族村落以后如何对群体和个人产生影响,是否以及何种程度上参与并形塑信众的世俗生活和宗教信仰;以及藏传佛教金塔寺进入地方汉族文化环境后与地方传统宗教信仰之间的互动状况,以及这种互动如何引起各自微妙的变化,并影响藏传佛教金塔寺在地方社会的融入。其次,在对田野调查整体情况的把握基础上,提出结论和思考。文章的研究结论认为:对宗教信仰的阶序建构,乃是个案中藏传佛教融入地方社会的模式。并通过观察村民个体、村落整体以及村落社会中的一些宗教行为这三个方面,探讨藏传佛教金塔寺与地方汉族村落的互融对后者产生的一些具体影响。提出考察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这样多元文化环境中融入案例的价值即在于,更好理解多民族、多文化共生互动的特点,从而为理解中国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等宏大理论提供具象的认知。此外,通过对田野调查整体情况的把握,文章思考了两个问题:一是反思“民间佛教”的概念,提醒相关研究者在运用此类概念时,不能忽略佛教信仰者的内部视角;二是以案例为基础,讨论如何在基层社会践行“宗教中国化”,以及在基层社会践行“宗教中国化”的必要性。

代慧婷^[5]（2019）在《唐五代僧侣行旅诗研究》文中认为僧侣行旅诗,是指僧人行旅中所作之诗。僧侣行旅,既有游方、参学、弘法等宗教之因由,亦有访友、省亲、观览等诸多世俗之因素。以其独特的身份与目的,致使僧人行旅诗与寻常文人之山水诗相较,除模山范水、书写自然之景物、抒发羁旅之感喟之外,往往还具有丰富的宗教意蕴。僧侣行旅诗,肇始于东晋,至李唐而蔚为大观。本文以一个群体、一类诗歌为研究视角,以唐五代僧侣行旅诗为研究对象,梳理出唐五代僧人49位,行旅诗346首,从古代文学与佛教文化二方面入手,研究此类诗歌的总体概貌、发展脉络、风格特点,从一个独特角度探索唐五代时期佛教文学发展的一个侧面。文学创作的成功在于富有个性的表达,文学批评的重要任务就在于揭示个性因素,而差异正在于比较之中。因此,本文在研究僧侣这一文学群体时,亦对不同僧侣之行旅诗的个性差异有所揭示。唐五代时,以贯休所创作的行旅诗数量最为丰富,其集中有行旅诗157首,几占唐五代僧侣行旅诗之半壁。形式多样,诸体皆备,五七杂言兼而有之;其内容之广博,山川林木,无不挫于笔端;其创作目的之繁复,游学、避难、交游皆有,集中体现了唐末五代战乱的社会现实;其艺术之特色鲜明,边塞行旅诗异军突起、奇崛的诗风、济世救民的入世情怀,是大乘佛教普度众生的精神与儒家仁义思想的异质同构,贯休可谓唐五代僧侣行旅诗之代表。此外,域外来华僧与西行求法僧之行旅诗亦别具一格,往往记录域外之行的风光,异域风情与佛教文化相碰撞,独具魅力,若新罗僧慧超,日本僧道慈、辨正、空海和西行求法僧玄奘、义净诸人的20首异域行旅诗,在其行止之艰险、其情感之悲痛、其意象之奇特皆久居中土之僧侣所不能到也,其中不少来华僧人,能熟练地掌握和运用汉诗,并在创作中展现出求新、求变之特点。唐五代僧侣行旅之目的主要有参方悟道、宣教弘法、避难化缘等;唐五代僧侣行旅之作用与文化意义则突出表现为提升了僧侣修行的质量、促进了佛教文化的传播、丰富了诗歌文化的成果等方面。僧侣行旅诗并非是一个封闭的世界,佛门衲子积极宣扬“入世”,其生平行止践行了“入世”与“出世”的人生双轨,异于寻常文人。故而,唐五代僧侣行旅诗除了在表达“出世”之情的游方求学、明佛证禅、赏山悦水等主题,又体现出唐代僧侣的“入世”情怀,诸如思乡怀人、交友做官、怀古咏史等主题亦是他们所书写的对象,这种行为的动因,笔者以为主要有两点,其一为“友谊之求”,其二则为“媚俗之态”。在艺术特色上,唐五代僧侣行旅诗还突出体现出尚“清”的艺术风貌。具体表现为多用“清词清语”、多选“清景清境”、多含“清神清趣”,并由此而造就了其“清寒幽静”的诗境。出现这一文学现象之因由,主要是因为僧人受“戒”“定”“慧”学法经历之影响,“因定入境”“因慧遣词”,所以僧诗较文人诗更易得“清”之风致。此外,唐五代僧侣行旅诗还呈现出“融禅于诗”与“诗中有画”的艺术特色。僧侣行旅诗与文人行旅诗总体而言属于一个诗歌体系,大部分意象之情韵与文人诗别无二致,然某些特别的意象,若“鹤”“镜”“灯”诸类,以及“锡杖”“袈裟”“囊”“钵”等法器,则潜含着特别的意蕴,这也是僧诗与文人诗别有不同的地方。唐五代僧侣行旅诗在体式的选择上以近体诗为多,占80%,其中又以律诗占比最大,为73.9%,而律诗中又以五言律尤多,且多有名篇佳构。唐五代僧侣行旅诗与文人行旅诗之间联系复杂。一方面,僧侣行旅诗积极向文人诗靠拢,题材、风格多有相似之处;另一方面,又具自身特点,诗僧总是有意无意标榜其僧人身份,在诗中流露出禅房习气、山林志趣,体现着与文人诗异质的精神内涵和审美特质。唐五代文人和僧侣的行旅诗皆以发隐逸之趣、写自然之美见长。在主题上,文人更为丰富,“游宦”主题突出,僧侣则多以“游方”为目的。在艺术风貌上,文人重“抒情”,僧侣重“明理”。文人行旅诗多铺陈景物,刻画境界,抒发其情感的寄托。僧侣行旅诗则多描摹景物,裁剪山水,抒发出目前之景对心中佛法的启示,多了一种洞然明白之感。“唐五代僧侣行旅诗研究”这一选题,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和文化意义。本文立足行旅,从僧人的视角窥见中华山川,本自与文人所见不同。同时又是以行旅为题材,释氏文人的眼界、闻见、心理、感悟,亦自与世俗文人不同。这一研究不但拓展了当前僧诗的研究内容,亦可管窥中国古代行旅文学中的别样风貌。此外,僧侣行旅诗与文人行旅诗之间的比较研究,还可以旁及两个创作群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对于文人与衲子的交往亦可有所补益。对僧侣“入世”原因的探析,还将有助于佛教世俗化的研究。文化意义方面,本文通过对唐五代僧侣行旅诗的整理、研究,不仅可知佛教诗歌在遣词造句、征引典故、宗教意义、人文精神等方面的独特风貌,还可以“以诗证史”,对唐五代的佛教地理与文学地理状况有所考察与印证。行旅行为还影响到诗歌的传播方式,大量的题壁、题柱、题廊、题桥、题树诗,以及舟中、道中、途中、马上等诗歌创作方式皆因行旅活动而产生、而流布。此外,从僧侣行旅诗中还可以窥探出僧侣苦行的宗教情怀和济世救民的大乘佛教精神。

张凯^[6]（2019）在《10至13世纪东亚地区罗汉图像与信仰研究》文中指出10至13世纪是东亚地区罗汉图像与信仰发展的兴盛期。一方面,罗汉思想持续丰富,传播空间不断扩大,信仰圣地得以确立;另一方面,罗汉画家及画评出现,造像数量增加,图像类型增多,艺术水平达到顶峰。将罗汉图像与信仰视为整体给予分析,对于研究东亚地区佛教艺术的发展与传播具有重要意义。首先,罗汉信仰文本生成并型塑图像,即从佛教典籍、民间故事和士人诗文三个层面,确立罗汉图像创作理念,丰富表现内容,拓展禅意维度。与此同时,华严与禅宗思想的流布赋予了罗汉图像创作语境。而文本在东亚各国接受中的不同解读,又引发罗汉图像在技法、风格、组合上更为复杂地变化。其次,罗汉图像对信仰产生助推与制约,即从场景配置、物质载体、图像运用三个层面影响信仰。一方面,十六、十八、五百罗汉在场景空间中与佛菩萨图像的不同配置,既是对信仰文本的观照,也反映了文本在具体解读中地延伸和融合。另一方面,图像在塑绘材质上的丰富性增强了信仰的亲和力,比例尺寸特征体现出信仰中的秩序感。特别是图像载体由壁面向纸面的转化,在丰富图像创作手法,促进传播效率的同时,也造成信众观看方式的变化,从而促使信仰发生降格,推动罗汉信仰的民间化与世俗化。再次,罗汉图像与信仰作为整体在东亚地区互动地和多层次地进行传播,体现在传播者与受众、传播媒介和传播空间三个层面。一方面,其传播来自于社会各阶层信仰主体的共同作用。僧侣既是受众也是传递者,特别是来往于陕北、巴蜀、湘赣、江南的行脚僧、以及往返于中日的巡礼僧和禅宗高僧成为传播的主要力量。而宋代士人凭借特殊地位扮演着引领者的角色,商人则作为传播中的新鲜血液,不仅在巴蜀、荆湖、淮浙等地“纵价收市”,而且借助中日间外冷内热的贸易往来输送图像至日本,催生出了明州罗汉画家群体。另一方面,罗汉图像与信仰的传播媒介除了依托文本外,还有真迹手工摹本、画样粉本、模印拓本等多种形式。而这些传播现象背后所折射的是佛教艺术交流空间从中印向东亚,从西域向东海的整体转向,呈现出交流高规格,传播环流化,手段多样化等特征。10至13世纪罗汉图像与信仰在东亚地区的发展与传播,是镶嵌在东亚文化圈的宏观背景下进行地,折射出各地区、民族间的文化认同以及民族意识自觉。既体现文化圈中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观,以及东亚社会所共有的权力观和功用观,也体现了文化涵化过程中,彼此在价值、审美选择上的适应与认同。不过,在整体融合的背后,我们仍能看出不同地区自身文化无意识的展现和对身份建构的诉求,促使他们不断推进罗汉图像的民族化和本土化,使得东亚地区的罗汉图像及其信仰向着更加成熟、完善、多元的方向发展。

邬滨瑶^[7]（2019）在《南京佛寺发展与园林空间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佛教自东汉传入以来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发展至今,外来的佛教文化与中国的本土文化相互交融渗透,已融入国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佛教文化作为南京至关重要文化组成之一,近年来达到了新的复兴高潮,相当数量的南京佛寺在近十年得以修复、重建。然而,随着朝代更迭、战争硝烟,南京地区保留至今的佛寺完全不及六朝盛时,大多已经在历史长河中灰飞烟灭,只在文物史籍中能窥见一二。保护的方法首先在于实物的保护,减少自然或人为对佛教古迹的破坏,同时历史文献的整理,现存状况的记录也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也需要总结分析南京佛寺园林的特点,借鉴国内外优秀案例,寻找合适的保护方法与更新理论。佛寺园林的保护与更新,应主动迎合新时代的需求,使得南京佛寺更好融入当地生活,从而得以更新与延续。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采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理论研究主要侧重于总结前人的古籍、论文等研究成果;实证研究则主要侧重于对研究范围下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通过对这些案例的实地调研、归纳总结,最后得出结论。研究内容上,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总结了近年来佛寺园林研究的成果,找到南京佛寺园林研究的缺陷。第二部分主要总结梳理出历代南京地区佛教与佛寺的发展脉络。第三部分总结了南京现存佛寺的概况,分析其在始建朝代、地理分布、兴建毁废、当代功能、保护更新等方面的特点。第四部分以南京佛寺的园林宗教空间为研究点,总结出南京佛寺宗教空间在基本布局、空间要素、院落空间形态上的特征,并选择鸡鸣寺、栖霞寺、灵谷寺、毗卢寺、宏觉寺、瓦官寺六座典型的佛寺进行深入的空间特征分析。第五部分主要分析了国内外佛寺保护案例,探讨了有关佛寺遗产保护与更新的理念。第六部分结合南京光宅寺案例,对南京佛寺的保护与更新进行了实践性探讨。本文通过研究,梳理南京佛寺的历史发展脉络,探讨南京现存佛寺园林及遗址状况,总结南京佛寺园林空间的特点,然后分析佛寺园林保护与更新的理论与实际案例,最后结合南京光宅寺设计对佛寺的保护与更新进行了实践性探讨。

秦玮^[8]（2019）在《宋代赠序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古人雅致,临别之际,多以文字相赠,从简洁的赠言到诗词文赋,无不承载着送行人的祝福和勉励,离别赠言也从约定俗成的习惯慢慢演变成一种文学风尚,逐渐激发出文人的创作自觉性。赠序,是赠别文学中的常见文体之一,是作者以相对固定的文体形式为离别之人撰写序文送行,表达不舍离别、交游往来、祝福勉励以及个人见识等内容,受赠人为同窗、同僚、亲人、上司、朋友、后辈,等等,文章采用叙事、议论、抒情、写景等表达方式,风格不一,各有其长,它具有独立的文体价值和独特的研究意义,自唐代确立了文体的独立性,就不断演变发展,到宋代迎来了创作高峰。赠序文是由诗序发展演变而来,但是究其源头,与饯行和赠言的传统不无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赠序虽然与后代固定的文章体式还有区别,但是已经初露端倪,赠诗序或诗集序,就是赠序文的雏形。赠序文体的正式确立是在唐代,在这一时期,赠序文的独立性是逐渐突显的,主要以三种文体形式存在:赠别诗附序,赠序含诗之文和独立赠序文,这体现了赠序文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有宋一代,赠序文空前发展,不论是赠序文的作品数量还是作家数量,都是前代所不可比拟的。通过勾稽曾枣庄等人编着的《全宋文》以及相关资料,大略可知,两宋赠序文作品存留千篇左右,有二百余位作者参与了创作,内容广涉方方面面,创作群体更加繁杂,文学成就整体超越前朝。“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喜欢将某种文体作为某一时代的代表”,所以,当下不少学人在文体研究中片面归纳,导致文体研究出现不均衡的现象。在两宋文学研究中,宋代散文的研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尽管新世纪的宋文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赠序文研究在各类文体研究中,还相对薄弱.另外,当前的文学研究,也明显地出现了重北宋、轻南宋的问题,两宋研究不对等,学界对于南宋的文学研究视野相对狭小,研究空间还有待开拓。两宋是赠序文创作的一个辉煌时期,数量繁多,文质优秀,作者又多为文学巨擘,是宋代散文中一个十分有价值的研究论题。宋代守内沉静的社会内涵、空前发展的商品经济、重文轻武的治国策略、古文运动的继续推动以及理学诞生的学风丕变等都影响了赠序文的书写,而文章中的道德自律、淑世精神、学术追求等也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对该类文章的整理探究,有助于把握宋代赠序文在文学发展史上的美学意义、文献价值和文学地位,对于中国文体学研究和宋代文化史研究亦或有弥缝之益。论文共分为六章,首章是对赠序文体渊源的概述。第二章以时间为序,从历时性角度爬梳宋代赠序文的发展情况。三、六两章是从宋代赠序文的文体风格、艺术审美和内容表达几个方面,对赠序文作一个整体上的梳理和解读。其余两章则以个案分析为主。本篇论文是以两宋时期的独立赠序为研究对象的,像赠别诗歌前附文起交代说明作用的赠诗附序和众诗作后面附文起总结作用的诗集赠文都不在其中。但是,一些文后附录诗歌的,或个别以“送某诗序”命名的赠序文作品,皆在本论研究范围之内。文章溯本探源,爬梳文献,分析探究赠序文自身发展,并与社会、文化背景相联系,由表及里,层层深人。由于理学的兴起,是两宋时期的一个突出特征,本论特以专章论及理学家的赠序文创作情况,第一章论赠序文发展演变与宋代赠序文的繁荣,重点是围绕序体与赠序文体的比较、赠序文的产生发展和宋代赠序文的繁荣盛况三个问题展开,将赠序文的发展放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的大背景下探讨。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篇》中提到了文体辨析和追本溯源的重要性和方法原则,确实,对文体的定义辨析区分和起源发展梳理是文体研究的基础。本章节首先是对序体文和赠序文作了一个比较,对文体特点、作品情况和二者的关系进行阐释,然后进人赠序文体发展脉络的具体梳理之中,抓住赠序文的起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产生、唐宋之际的定型独立几个关键点,层层展开。最后一节则是宋代背景视域下的赠序文发展考究了,对于这一时期的赠序文繁荣盛况,主要从国家政策、文化交往、创作主体三个角度切入。第二章是宋代赠序文的历时性研究,以宋代社会文化发展为背景,结合散文整体的发展概况,从赠序文自身创作出发,选取有代表性的个案进行分析,力求一个合理、系统、明晰的梳理研究。赠序文在宋代的发展,以历史背景、作品情况、创作主体等为依据,主要分为北宋初期、北宋中后期、南宋前期和南宋后期四个阶段。北宋初期的创作是在承继前朝的基础上开拓创新的,初立宋代风貌;赠序文在北宋经过七十余年的演变发展,逐渐在北宋中期以后到达鼎盛辉煌,尤其是诗文革新运动的推动,中后期的创作在内容表达和艺术特色上皆有开拓和提升;北宋灭亡,国土丧失大半,南宋前期,虽然家国沦丧,但是文苑不衰,赠序文依然沿着既定的轨道继续前进,流派林立;南宋后期,是宋代散文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就赠序文而言,创作整体呈现衰微的态势,言辞流露末世情怀,但大家之作依旧自立风姿,别有意蕴。第三章论宋代赠序文的书写传播与艺术风范,无论是由诗序发展而来,还是直接独立成文,赠序文体在千百年的传承演变中,形成了一套相对固定、又不断自我突破的文体模式,归纳分析赠序文的文体特征着重从赠序文的题目拟定、内容构成因素和创新发展三个角度人手。赠序文虽是应用型文体,但是其在私交往来之中的使用更为常见,相比诏、奏、策等官场例行公文,更讲究文道并重,所以在艺术创作上就不会过度拘谨、受限,在挥毫书写中也会更加自由灵活一些,尤其是宋代的赠序文,顺应当时的文坛风范,诸家作品,异彩纷呈。第二节主要从语言驾驭能力、艺术表达方式和丰富的描写手法几个角度,对宋代赠序文的艺术审美做一番论析。本章最后一节则是对赠序的创作方式和传播做了一番论析。第四章是宋代赠序文代表作家群体的作品论述,宋代作家多为时之巨匠,群体流派多样,本章节选取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创作群体作为研究对象,解读分析他们的赠序文作品。馆阁在宋代文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馆阁文人的创作受到重视,就赠序文论之,个性写作与整体风度相统一,一方面内涵丰富,极具个性,另一方面馆阁情怀凸显,挥毫成文里不乏馆阁风度.古代家族的文学创作,也应是文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课题,以家族个案为分析对象,选取苏氏家族、晁氏家族和宋氏家族的赠序文作品,分别探讨家族文学的传承、求新和影响。末节则是论及诗僧的赠序文作品,随着“文字禅”的发展,佛教从口传戒律到以文立言,诗僧的赠序文围绕赠别话题,论儒谈佛,重新构建起佛教与文学的关联,承担起弘扬佛法、推动古文运动的重任。第五章论宋代理学背景与理学家的赠序文创作,宋代理学兴盛,理学家群体不仅致力于理学研究和体系构建,在文学创作上也颇有成就,南宋末期吴渊在《鹤山集序》中概述赵宋三百年时间里的文章写作,认为大体趋势上“无虑三变”,而其中“一变”就是理学家们的文章创作。在赠序文写作上,理学家的写作与其他群体具有明显不同。本章首先从整体上考察宋代理学发展背景和理学家的赠序文创作情况,然后对朱熹和真德秀进行了个案分析,着重论述他们作品中呈现出来的理学思想、文道关系和道德要求等。第六章是从赠序文创作探究宋代的社会百态,社会生活的多样性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从赠序文的写作内容中,我们也可以窥得一些宋代的生活百态。赠序文书写包括回忆往昔、品评人物,文辞之间不少谈及生活的片段,都是对于这个时代社会生活的一种映照。而且,不论是身居高位的馆阁文臣,还是尚未发迹的白衣卿相,亦或是世俗熏陶下的方外之士,他们的赠序文大都关涉政治,重视自我精神纾解,考取功名、兼济天下的雄心壮志和以德立身、超脱隐逸的精神世界,在他们这里完美糅合。本章节立足于两宋时期赠序文的内容表达,提取其中的一些细小片段,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分析宋代的生活百态。

杨雪^[9]（2019）在《成都文殊院“人间佛教”实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佛教在近现代提出“人间佛教”后,“人间佛教”倡导者们大刀阔斧进行佛教改革,扫除了封建时期遗留下来的诸多弊端,为挽救并发展中国佛教做出了突出贡献。1983年,中国佛协会三十周年重大会议后,“人间佛教”俨然已经成为中国海峡两岸佛教交流的共识,是汉地佛教的主要模式,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佛教的一种发展方向。如今,宗教复兴和中国文化复兴的有利大背景下,国内各宗教积极展开弘法事业,“人间佛教”也得到大力发展。目前,学术界对于人间佛教实践的个案研究,集中在中国台湾地区佛光山、慈济功德会、法鼓山以及大陆的上海玉佛寺、柏林禅寺等,这些寺院已经有自己的“人间佛教”风格和模式。成都文殊院也以“人间佛教”为寺院指导方针,只是尚处于践行“人间佛教”的探索阶段。本文以研究成果较少的中国西南地区的汉地寺院文殊院为例,探讨寺院“人间佛教”实践建设。分析探讨“人间佛教”思想理论如何指导僧人言行及寺院实践;“人间佛教”思想在当代社会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新形式;以及现代社会的信息爆炸、商业化、娱乐休闲化等给“人间佛教”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等。不从以往成熟的模式来分析,转而分析正在找寻符合自身的“人间佛教”道路的文殊院,希望给其他尝试人间佛教道路的宗教场所提供一种参考。本研究认为:寺院应当遵循太虚“契理契机”“圆融开放”“与时俱进”的思想,结合寺院本地特色在文化、教育、公益、环保等多方面开展各样活动向外弘法传道。也就是遵循佛教精神和教义,在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中开拓进取,加强对话交流学习,完成“人间佛教的本地化”。文殊院的“人间佛教”建设,虽然与佛光山等优秀个案存在差距,但正向着以文教、弘法、慈善、修持的宗旨实现文殊院青灯黄卷、弘法基地和心灵家园的目标努力。

刘正阳^[10]（2019）在《河北涉县龙泉寺佛教音乐的历史与现状》文中研究指明佛教音乐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块瑰宝,不仅具有独特的音乐美学,又包含浓郁的宗教色彩。然而佛教音乐作为宗教音乐的一部分,与民间音乐、文人音乐与宫廷音乐相比,目前学界对其进行的研究仍然较少,梵音虽历经千年,其中的许多问题我们至今依然没有认清。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作为音乐工作者,从历史的角度对其进行剖析,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挖掘传统文化遗产中最珍贵的部分,亦能够加强作为后人的我们对其进行传承与保护工作。涉县龙泉寺佛教音乐是我国佛教音乐大家庭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部分,其诞生于两宋时期,历经宋、元、明、清和民国时期,延续千年传承至今,是一块研究我国佛教音乐与佛教文化的活化石。鉴于宗教音乐自身的研究意义以及涉县龙泉寺佛教音乐对于研究佛教音乐的价值,本文选择涉县龙泉寺佛教音乐作为研究对象。全文以历史顺序为脉络,研究方法以专门史和区域史为主,同时借鉴了民族音乐学的相关研究方法,并运用了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和田野调查法等方法。全文分为六个部分进行论述: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研究方法。第一章,涉县龙泉寺佛教音乐的历史文化渊源,对佛教音乐的基本概念和分类进行了介绍,并对阐述了汉传佛教音乐自传入我国以来直至两宋时期的发展。第二章,宋元明清时期的涉县龙泉寺佛教音乐,介绍了涉县龙泉寺佛教音乐的诞生,以及它和汉传佛教音乐在两宋以后直至清代中叶的发展。第三章,近现代时期的涉县龙泉寺佛教音乐,介绍了涉县龙泉寺佛教音乐以及汉传佛教音乐自晚清直至现代的发展与研究保护工作以及现今的涉县龙泉寺佛教仪式音乐。第四章,涉县龙泉寺佛教音乐未来的传承与保护,结合涉县龙泉寺佛教音乐目前的传承情况,阐述了涉县龙泉寺佛教音乐在未来加大传承保护力度的原因和措施。结论,总结了研究结果,并汇总了以下结论:1、汉传佛教音乐在我国自“改梵为秦”以后,其发展趋势始终是“世俗化”与“多元化”;2、涉县龙泉寺佛教音乐自诞生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不断发展的;3、各朝代佛事仪轨的完善、“伎乐供养”形式变化以及“僧尼奏乐”的正常化为涉县龙泉寺佛教音乐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宋代寺院生活的世俗转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宋代寺院生活的世俗转型（论文提纲范文）

（1）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金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四个面向 ——以碑刻史料为中心（1127-1368）（论文提纲范文）

（3）宋代药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汉族乡村社会融入研究 ——以武威市金塔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5）唐五代僧侣行旅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10至13世纪东亚地区罗汉图像与信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南京佛寺发展与园林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宋代赠序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成都文殊院“人间佛教”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河北涉县龙泉寺佛教音乐的历史与现状（论文提纲范文）

四、宋代寺院生活的世俗转型（论文参考文献）

• [1]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D]. 张重洲. 兰州大学, 2021(09)
• [2]金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四个面向 ——以碑刻史料为中心（1127-1368）[D]. 王洋. 山西大学, 2020(03)
• [3]宋代药业研究[D]. 杨小敏. 河北大学, 2020(03)
• [4]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汉族乡村社会融入研究 ——以武威市金塔寺为例[D]. 姜馥蓉. 兰州大学, 2020(12)
• [5]唐五代僧侣行旅诗研究[D]. 代慧婷. 江西师范大学, 2019(06)
• [6]10至13世纪东亚地区罗汉图像与信仰研究[D]. 张凯. 东南大学, 2019(01)
• [7]南京佛寺发展与园林空间研究[D]. 邬滨瑶. 南京农业大学, 2019(08)
• [8]宋代赠序文研究[D]. 秦玮. 山东大学, 2019(09)
• [9]成都文殊院“人间佛教”实践研究[D]. 杨雪. 云南大学, 2019(03)
• [10]河北涉县龙泉寺佛教音乐的历史与现状[D]. 刘正阳.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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