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词的起源和流变学研究

一、弹词渊源流变考述（论文文献综述）

李婧^[1]（2021）在《清代弹词章回体小说与宗教》文中提出清代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弹词章回体小说作品,诸如《安邦志》、《天雨花》、《雷峰塔奇传》、《十粒金丹》、《笔生花》等,这些作品内容丰富,不仅有历史政治故事,还有民间异闻传说,充分反映了市井百姓真实的现实生活与复杂的内心世界。弹词虽然在民间具有一定影响力,但在学术界内重视程度不高。前辈学者或从弹词书目的分类整理与文学史角度,或从单一弹词作品与女性作家群体出发讨论进行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事实上,弹词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其中历史、文学史等价值有待进一步发掘。本文将系统整理分析以佛教与道教为首的宗教与弹词章回体小说的关系,从小说文本、人物形象及宗教思想等方面深入发掘弹词章回体小说的宗教艺术价值。论文第一章对弹词进行概述,首先对弹词的渊源的四种说法进行阐释说明。其次从弹词的分类出发,将论文的研究对象明确局限为弹词章回体小说,明确弹词章回体小说为弹词中的章回体小说。最后通过分析清代佛教与道教的发展、三教合一趋势及宗教世俗化倾向,阐释清代弹词与宗教的密切关系。第二章从弹词章回体小说文本出发,以对人物进行分类分析为基础,将人物分为佛教人物、道教人物、世俗人物三类进行阐述分析。首先,通过对文本中出现的佛祖与观音、僧侣群体中正邪两类僧人的分析,体现了清代佛教世俗化倾向对人们信仰及行为的影响。其次,道教人物主要分为神仙、道士两类。道教神仙众多,呈多等级系统化倾向。作品中以本相出现的神仙主要为玉皇大帝、吕祖、城隍三位,其余诸多神仙是以下凡神仙形象出现的。最后,通过对世俗人物的分析,探究宗教世俗化倾向对世俗社会的深刻影响。第三章主要分析弹词章回体小说中的宗教思想。宗教思想具体表现为佛教业报轮回思想、道教神仙丹道思想、冥界思想三类。弹词章回体小说作为清代这一特定时代繁荣兴盛的最贴近市井百姓生活的一种文学形式,直接反映了清代社会普罗大众对以佛教、道教思想和信仰为首的宗教的接受程度与情感态度。

申小龙^[2]（2021）在《昆曲演唱中的美学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从历史维度和范式本身两条路径,对昆曲演唱中的美学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历史维度的考察包括了昆曲的源起背景、唱法体系的建立以及昆曲演唱的审美演变;范式本身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昆曲字音处理及其展现出来的“声韵”美感,二是润腔方式及其展现出来的“腔韵”美感,三是气—声处理及其展现出来的“气韵”美感,这三个方面在昆曲演唱的美学问题上具有独特性。本文认为,昆曲的演唱是文学和音乐的完美结合,是“传统声乐演唱的最完备范式”,表现的是文人“雅音”、“正声”的审美品味,体现出“唯美性”的审美特征。第一章认为,昆曲的前身——剧唱的昆山土腔之所以能被文人喜欢和改造的原因是因为其自身“流丽悠远”的特色优势,但因其沿用南戏方言土语、字声不应的“依腔传字”演唱方式,语言音韵还未律化,演唱风格还未雅化,因此文人群体进行了从“俗”到“雅”的改造。改造成功的清唱昆山新腔唱法体系声词相从,合乎格律、采用“依字行腔”的演唱方式。其中魏良辅的贡献最为突出。笔者对他在《曲律》中提出的“字清、腔纯、板正”的三绝曲唱审美标准进行了论述和阐释,并认为“字清、腔纯、板正”的三绝审美标准作为总则,不仅适用于习曲、唱曲方面,同样也适用于听曲、评曲方面。除此之外,笔者对魏良辅《曲律》中涉及的南北曲及其风格差异、曲的修养的问题也进行了阐释;梁辰鱼及其文人群体“考订元剧,自翻新调”,创作了适合昆山新腔演出的优秀剧本,从而促成了作为综合表演艺术的昆曲及其唱法体系的正式成型;昆曲唱法风格经历了三个阶段演变,第一阶段是从明中期至明末的“清亮”、“高裂”的雅唱风格;第二个阶段是从明末清初至清代中叶的“咩缓柔曼”、“绵软幽细”的“俗化”风格;第三个阶段是从清中叶至清末民初的“元气漓淋”与“哀秘之声”共存的“雅俗”风格。昆曲演唱美学思想的演进分化为两条路径:第一是昆曲音韵理论的不断完善和修正,这是雅唱美学观下的“重律”体现,第二是昆曲唱情美学思想的发展演进,这是雅唱“由雅入俗”的分化,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大众审美品位的“俗化”,昆曲的雅唱和俗唱共同讲求“情律并重”、“雅俗共赏”的美学思想。第二章从昆曲字音的声、韵、调三个方面探讨了昆曲字音的声韵美感,认为昆曲在演唱的字音上具有中州韵“南化”的地方特征。尖团音和上口字加强了发音的响度和亮度,赋予音色更多的变化,提高了演唱的表现力;昆曲“切法即唱法”的原则,从语音学的角度来看,是将字音音节拉长,语速变慢,字音立体,能够让口腔中各个器官综合用力,在口腔里形成一个类似于“抛物线声形”的运动轨迹。在字音声响效果上,不仅能够很清楚的传达字意,在强弱和音色变化上也十分明显,这是昆曲字正腔圆、委婉动听的原因。反切唱法也成就了曲唱声情方面的完美表达,同时为字腔长短提供了依据。昆曲的字调腔格方面,北曲多见单音腔格,南曲多见多音腔格。字调阴阳四声为昆曲的旋律走向、旋律组合以及节奏模式,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亦是昆曲演唱美听和动情的影响因素。第三章将润腔方式按照功能和声情表现的不同分为五类:一是字调走向式润腔;二是换气过渡式润腔;三是字音美化式润腔;四是速度变化式润腔;五是发声技巧式润腔。以上润腔的功能除了美听和正字外,还有表现情感,表现风格,表达韵味等,更重要的是制造声音张力,让昆曲的演唱（尤其是北曲）饱满、坚挺、有“筋”有“骨”。第四章认为昆曲演唱中的气—声处理和其他戏曲和民族唱法有同有异。相同之处在于,都是气发丹田,意在气先。独特之处在于,一是昆曲文辞特殊的“文理语气”决定着“曲唱呼吸”,以昆曲文理语气的处理原则对应昆曲曲唱的呼吸原则,即是将曲词词情通过腔音转化为曲情的过程。因此笔者对昆曲曲词中句法的节奏布局和句中字音的平仄组合进行了讨论,再结合曲牌音乐中的具体要素,从中总结出影响曲唱呼吸以及曲情表达的一般性气—声处理原则以及最能影响和体现昆唱韵味和风格的两个因素:嗟叹、感慨的虚字和“务头”;昆曲“气无烟火、渐进自然”的气息吐纳方式,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哲学（道家养气哲学）的影响,具有“道艺合一”的特色。这种气—声特色对于声音的塑造已经超越了年龄的限制,在昆曲小生和旦角的演唱中表现的极为突出。小生和旦角在昆曲真假声混合发音中要做到高位置头腔共鸣,发出“声细如丝”、“裂石穿云”的效果,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昆曲与道家有着相同的“细”、“长”、“静”、“慢”这种渐进自然的“喉底真气”的支撑。

蒙思豪^[3]（2021）在《“玉蜻蜓”故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玉蜻蜓”是明清流传甚广的故事,有弹词、传奇、宝卷、鼓词、小说等多种文体作品,一直到现代还有不少改编本,活跃在曲艺和戏剧舞台。目前学界对“玉蜻蜓”故事的整体研究还较为缺乏,有可待补充的空间。本文的结构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绪论部分为选题的意义和相关研究现状。正文分为三章,第一章探讨“玉蜻蜓”故事产生问题。首先,在故事作者和产生时间方面,立足于现有研究和相关史实,针对《思益堂集》中的王锡爵门客作书说法的疑点,进行相关考证。根据现有材料,推论故事产生时间的下限为康熙时期,并结合附会申时行的说法,推测其产生上限为万历时期。其次,考察“玉蜻蜓”故事与明清时“尼庵命案型”故事以及《初刻拍案惊奇》中的《乌将军一饭必酬》小说的关系,说明“玉蜻蜓”故事的部分情节来源。最后综合整理“玉蜻蜓”故事弹词、宝卷、传奇、鼓词等各种文体及版本,对其版本情况进行细致说明。第二章立足于文本,分析“玉蜻蜓”故事的艺术特色。“玉蜻蜓”故事能够经久流传,与故事本身的艺术性密不可分,其神异化的叙事、生动的语言值得探讨。另外,在“玉蜻蜓”众多故事文本中,道光十六年的重刊本《绣像芙蓉洞全传》不仅篇幅较长、内容完备,其树状的故事结构和“忠仆”形象群体也值得关注。第三章研究“玉蜻蜓”故事的流变,“玉蜻蜓”故事在流传的不同时期、不同版本中的内容和思想主旨都有较大的变化。清代“玉蜻蜓”故事内容上的具体变化特点为主干的增减、枝节的生发和部分情节的错位,变化倾向为弹词文体里故事的雅化,小说和鼓词中故事色情化。除内容上的变化外,其故事思想受当局禁书政策的影响,情爱主题时隐时现,教化观念也逐渐增强。到了当代,“玉蜻蜓”故事则呈现出新的面貌。在当代弹词、小说、戏剧的改编中,其内容得到进一步润色,删除了艳情情节;思想上也摒除了道德说教,突出对青年恋爱大胆歌颂。

饶莹^[4]（2020）在《《长生殿》接受研究（1688-1949）》文中提出本论文以“《长生殿》接受研究（1688-1949）”为论题,研究清代、民国时期的《长生殿》接受现象及其话语体系的演进规律。旨在探究自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长生殿》问世后,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长生殿》在全本发行、选本辑刊、批评斠律、演剧清唱、剧本改编等多个方面的被接受情况,及其被接受进程中各方面话语体系的演进规律。第一章为《全本刊刻与〈长生殿〉之接受》。《长生殿》自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脱稿后,历经十余年,至康熙四十三年（1704）始刻成。郑振铎所藏《长生殿》康熙间稗畦草堂刻本一直被学界认作《长生殿》原刻本,吴梅旧藏本与国家图书馆所藏三种署有“本衙藏板”的《长生殿》刻本同属于《长生殿》原刻本,当中涉及洪昇自序撰写与落款时间、原刻本由何人主持刊刻、刘世珩重刻《长生殿》与吴梅旧藏本之关系等多个问题。《长生殿》清代刊本众多,随着清末版刻由传统雕版、活字印刷向近代印刷技术的转型,《长生殿》石印本、铅印本相继出现,直接促成了民国初年扫叶山房石印本以及之后民国年间新式标点排印本的出现。第二章为《选本流变与〈长生殿〉之接受》。清代戏曲选本总量比明代少,特别是清代中叶出现的钱德苍所编《缀白裘》收录宏富,把当时盛演于场上的折子戏大多收罗殆尽,因而后世新的戏曲文本选本并不多见。洪昇《长生殿》不仅有吴舒凫为之论文,且有徐麟为之乐句,又有赵秋谷为之订谱,因此而成一部文律双美之作。由于《长生殿》的依腔合律,自其问世之始便常演不衰,必然存在许多的梨园演出抄本,尤其是供舞台搬演之用传抄的曲谱,如殷溎深《长生殿曲谱》《异同集》《昆剧手抄曲本一百册》等。除供梨园演唱的曲谱之外,亦存在供文人清唱之用的曲谱,如冯起凤《吟香堂曲谱》、叶堂的《纳书楹曲谱》等。第三章为《批评斠律与〈长生殿〉之接受》。清代康熙年间,文人墨客多以诗词这种带有较为明显的自发性与随意性的批评方式,对《长生殿》内容要旨、艺术风格及其创作原则等进行批评,但这种批评方式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批评研究,且多以褒赞为主;雍乾以降,文人学者并非如康熙期间那样对《长生殿》一味揄扬,而是持肯否相间态度,并从各个角度对《长生殿》进行批评研究;民国时期,文人学者对《长生殿》批评研究尽管取得初步成果,但这种批评毕竟显得单薄,具有表层性与分散性之特征。笔者从清代、民国时期文人学者对《长生殿》批评之具体情形进行阐释,勾勒出文人学者接受之轮廓,深入理解不同历史时段文人学者接受之心态和审美取向。第四章为《演清唱剧与〈长生殿〉之接受》。有清一代,《长生殿》不仅一直以独特的舞台魅力常演不衰,其受众范围也涵盖了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长生殿》在清朝时的舞台演出情况主要散见于文人们的笔记、诗文,进入民国后,有不少剧评呈现于报刊。笔者从《长生殿》的不同演出场所如在皇家宫廷、文人厅堂以及戏楼茶园甚至民间庙会的演出,不同类型的演出班社,如文人家班与民间戏班出发,论述演出场所与班社类型的不同对场上接受形式、接受群体所产生的不同影响。第五章为《剧本改编与〈长生殿〉之接受》。戏曲创作从案头到场上必然要经过删节改编,改编本身即是一种接受。此种接受方式与文本阅读方式不尽相同,其包含着对作品更多的把握、理解乃至再创造。在改编过程中,改编者必然要考虑到不同观众或读者之接受能力及接受心理。由于改编者不同的审美情趣,使改编呈现出较大差异性。笔者从清初至晚近以来文人与艺人的改编、昆曲与地方戏的改编切入,探讨同一时代不同身份的改编者对《长生殿》的接受情形以及不同时代、不同剧种之间的改编体现出各阶段个体之间接受的一致性与差异性。第六章为《〈长生殿〉接受形态及其话语体系的历史演进》。《长生殿》的接受形态是在其生成的阶段性与接受的持续性两种特性交替杂糅之下逐步演进的。笔者从清初社会与《长生殿》演剧之祸、《长生殿》演出形态的转变两个角度,考察清代《长生殿》接受形态及其语境的演进;又从晚近时期《长生殿》刊印技术的转型、昆曲《长生殿》传承模式的新变以及晚清民国报刊媒介兴起之下的《长生殿》接受情形切入,探讨晚清民国时期《长生殿》接受形态及其语境的嬗变,进而论析《长生殿》在被接受进程中各方面话语体系的演进规律。

卢哲^[5]（2020）在《清代秦腔传播研究》文中指出清代秦腔的传播具有广泛的人口基础和民间文化的土壤,但同时也有不利于长期传播的因素。陕甘晋一带可以视为秦腔的原生区,秦腔形成于明末是较为可靠的结论,其主要活动区域包括但不限于陕西同州及其周边,即今陕西省东部大荔一带,这一带自然地理上位于华山以北,渭水、黄河沿岸,同蒲州（山西永济一带）联系密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梆子腔”的称谓,仅指一种声腔形式,并非独立、成熟的剧种,其与“西调”“秦声”等含义近似,或仅是“西调”“秦声”概念下的一个新生子集,而秦地“梆子腔”作为一种本土“乱弹”剧种引起士人的注意,则实际始自康熙中叶以后。故而,可将明末天启前后至清康熙初这段时间视作秦腔真正的形成时间,将康熙中叶视作秦腔的最早成熟时间。清代秦腔传播过程可以分作前期和后期两个时间段来考察,前期从康熙至嘉庆,以乾隆末嘉庆初为高峰,简称乾嘉秦腔,后期从道光至宣统,以同治、光绪时期为高峰,简称同光秦腔。乾嘉秦腔主要是沿水路和商路进行传播,北方以京师为中心,南方以扬州为中心,除演出中心外,秦腔传播多依靠伶人流动演出,范围甚广,以陕西为中心点,东抵山东,北抵直隶,南达江南、两广、江西、福建、浙江、四川、云贵等地,同时,虽未有直接文字证据,但秦腔也有极大可能性抵达过新疆,甚至可能传至爪哇;另外,乾嘉时期的“西秦腔”,应是江南一带对西北戏曲声腔的称谓,在清末也被视作甘肃秦腔的代名词,对其起源和具体形态,论者颇多,观点不一。本文从秦腔传播的角度,倾向认为“西秦腔”应是描述陕西、陇东以西地区秦腔的一种名词,旨在强调这类秦腔与陕西秦腔的内部差异,只不过此“西”字只是相对位置,或许也包括四川地区,但仅作猜想。同光秦腔的传播路线相对丰富,除了普通的商路、水路外,还有随人口流动产生的路线,其含义也并非仅指陕甘地区秦腔,而是包括了山西、直隶演变后的秦腔,大致可分山陕派和直隶派,北方仍以京师为中心,南方以上海为中心,其他地区,北抵黑龙江,东抵上海及周边南京、苏州一带,南抵广东,最西可能到达中亚,其中传播最广的区域仍是北方河南、河北、山东诸省,并与今河南梆子、河北梆子、山东梆子等存在同源关系,但与今其他梆子剧种,则关系略疏远,多为陕甘梆子腔在传播过程中的存续或演变所致。在传播过程中,秦腔留下大量的演出记录,可在戏台文物、典籍中得到对应。另外,仅存可以确考的数百秦腔剧目,大体可归纳为24个母题,经过分析发现,有些母题的出现频率较高（如救助）,而有些现代性母题则极少出现（如过失等）,这既反映出民间审美的需要,又反映出秦腔剧本题材的单调性。

黄金龙^[6]（2020）在《崑曲曲牌源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崑曲曲牌源流研究”课题的展开,是基於目前对崑曲曲牌源流演变中存在的问题,所做的系统回顾和整理研究,是对戏剧本体的深入探索和考证。曲牌研究是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到对南北曲曲谱的整理与研究、对自上古时期到近代相关音乐文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对各体音乐文学体裁文学的整理与研究等等,进而从整个中国“音乐文学“和“腔词关系”的宏观与微观视域考察崑曲曲牌的演进逻辑。本课题以通代研究角度切入,具体考察各代音乐文学与崑曲曲牌之间的源流互渗情况。第一章为“唐前古曲曲牌与崑曲曲牌之关系”。本课题对於崑曲曲牌源流的考察不仅仅把曲牌产生和发展限定为唐以後,而是力图在“前曲学时代”勾勒出一个曲牌音乐的酝酿和准备阶段,探索《诗经》、乐府等音乐文学在格律和音乐形式方面,对曲牌的产生所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这也初步奠定了曲牌的文学和音乐基础。第二章为“大曲与崑曲曲牌关系论”。该章以大曲为主要考察对象,具体整理大曲源出崑曲曲牌的大致数量和基本演进方式,从而认为大曲的音乐管理方式和音乐体式,为崑曲曲牌提供了规范性和变异性的基本理念,同时也为崑曲曲牌的音乐文学来源提供了雅俗两方面的积累和雅俗融合的基本理念。第三章为“词牌与崑曲关系论”。作为崑曲曲牌的重要来源,该章主要考察“词曲递变”的文学逻辑和音乐逻辑,从而得见词与曲在宫调和格律的转化上,均有不同;其次,词法为度曲之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基础,为崑曲曲牌提供了丰富的文学和音乐素材。第四章为“北曲崑化论”。北曲和南曲始终存在着诸多文学与音乐特质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在宋元明清以来,以交通和地域转移流变,在东西南北之间进行了多次深入的学习、交流和渗透,构成了南北曲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的文化景观。该章也在意图证明南北曲的交流互渗,是南北曲自我曲学规范建立的基础。第五章为“南戏曲牌与崑曲曲牌关系论”。本章以南戏与崑曲内部声腔的转化入手,探讨南戏与崑曲的源流问题。南戏为崑曲初步奠定了“腔格理论”和“曲牌声情论”,课题通过对南曲谱谱系的重新梳理和反思,确立了南戏和崑曲在音乐和文学倾向的雅俗倾向和曲律转变,这也进一步揭示了崑曲曲牌风格的独立发展与演变过程。第六章为“崑曲曲牌中的民间俗曲”。该章是基於曲牌源流多样性所作出的考察,具体从民间音乐、宗教音乐、边地音乐、琴曲、琴歌等角度,来全面考察崑曲与其他音乐品类之间的交流互渗状况。总体来说,本课题通过对崑曲曲牌源流的梳理可以看到:曲牌是曲牌体戏曲的重要特质,曲牌提供了戏曲的“诗、乐、演”的重要维度,具有重要的规约性和适应性。本课题对崑曲曲牌源流的考察,不仅仅是对崑曲曲牌的演唱和理论的揭櫫和指导,更重要的是力图发掘曲牌这一具体音乐形式其背後所蕴含的音乐演变逻辑,曲牌是整个中国音乐文学发展的一个缩影,充分展现了中国戏曲的独特魅力。

蔡明宏^[7]（2020）在《“过番”与“过台”移民歌仔册的文体流变与叙事策略》文中研究表明清末以来,中国东南沿海闽籍移民跨越重洋、奔赴台湾和异域,这一庞大的移民群体少见于正史典籍,却在民间俗文学歌仔册中留下了身影。移民主题歌仔册的流播横跨闽台及东南亚,历时两个多世纪。从其文体流变中可以窥见萌生的戏曲因子和历时演序;从其叙事策略中也可以洞悉为实现"番平难过"、"东都勿渡"的劝世主旨,在"淹没式"复沓修辞交织出"失悔"的意象空间里,隐藏着"乖舛命数"与"性别想象"的民族性文化基因。作为中国说唱文学的一支流脉,歌仔册以充满草根气息的本土叙事还原了历史语境,深度介入了庶民的群体记忆和在场。

刘洋^[8]（2020）在《《贵妃醉酒》的演出流变》文中认为自《贵妃醉酒》登上戏曲舞台之时,就开始获得演出市场的青睐与城乡观众的追捧,在各类声腔剧种中广泛流传,逐渐成长为极力彰显戏曲表演特征与美学风格的经典剧目。本文从文本、声腔与表演三个维度,梳理《贵妃醉酒》在不同声腔剧种之中与不同艺术家之间的整体演出流变过程。第一章《<贵妃醉酒>的文本流变》主要阐述青阳腔及昆剧时剧在曲词、情节、人物形象等方面对《贵妃醉酒》文本形态的确立,并继续考察这一文本形态在各地方剧种中的流变路径。第二章《<贵妃醉酒>的声腔流变》主要梳理青阳腔及昆腔音乐在《贵妃醉酒》声腔流变中的延续,并勾勒《贵妃醉酒》在皮黄声腔与乱弹声腔中的流播脉络。第三章《<贵妃醉酒>在各地方剧种中的表演流变》集中阐述以刘顺娥、陈伯华为代表的汉剧表演艺术家和以薛艳秋、阳友鹤为代表的川剧表演艺术家,对《贵妃醉酒》表演发展的贡献,并简要勾勒昆剧及徽剧、绍剧、荆河戏、巴陵戏、祁剧、闽西汉剧等剧种的《贵妃醉酒》表演传承谱系。第四章《<贵妃醉酒>在京剧中的表演流变（1886年—1949年）》与第五章《<贵妃醉酒>在京剧中的表演流变（1949年以后）》主要梳理京剧《贵妃醉酒》的传承谱系,并展现梅派典范与《贵妃醉酒》的互动关系。

陈明珠^[9]（2020）在《《红楼梦》题材说唱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原着的经典性为后世说唱改编提供无限可能性。本文以由小说《红楼梦》改编而成的说唱作品为研究对象,在搜集和阅读相关材料的基础上,通过把原着和改编作品进行比较,重点探讨了《红楼梦》说唱文本在内容和艺术上的改编特点,《红楼梦》说唱表演的效果和功能。全文共分四章:第一章拟对《红楼梦》说唱文学为什么出现、何时出现及其文本情况进行探讨。小说《红楼梦》中存在的说唱因素让其被改编为说唱文学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民间说唱历来有改编长篇小说的传统。中国各地经济和文化发展不均衡是一个常态,因此《红楼梦》说唱出现的时间和地点不同,文本数量和质量也存在差异。第二章和第三章是本研究的重要部分。第二章第一节从情节改编的角度出发,在互文性理论的指导下,研究《红楼梦》说唱文学情节与原着的不同之处,体现为在原着情节基础上的增溢与浓缩。小说成功塑造了贾宝玉、林黛玉、晴雯等人物形象,他们是文学史上难以超越的高峰。红楼说唱文学中的人物形象和原着相比,具有世俗化和简单化的特点。不同读者对于小说《红楼梦》的主题有不同的理解,不同地域、不同时间的改编者也是如此。因此,红楼说唱文学的主题因改编时间和地域不同而有所不同。《红楼梦》作者是语言大家,小说描写语言丰富多彩,雅俗共赏。红楼说唱文学背靠“大山”,自然而然地学习和利用小说中的语言描写,形成雅俗交融的风格。红楼说唱文学总的说来以叙事见长,往往是先叙述故事再表达改编者的态度与评价。红楼说唱文学中的人物对话相对小说来说很少,更多的是人物的心理状态的描写。最后一章对《红楼梦》说唱的表演的特点与功能进行探讨。

马伊名^[10]（2020）在《日本双红堂文库藏时调小曲研究》文中提出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文库（以下简称‘文库’）所藏的中国清与民国时代的时调小曲。这些小曲,原属书志学家长泽规矩也‘双红堂’旧藏。论文共分六部分:其一,分析文库藏时调小曲唱本的版本形态、出版刊刻者与刊刻情况。按版本形态,唱本可分为总集、合集与单行本。清代藏本多总集、合集,至清末民初,单行本盛行,民国后又有书坊开始出版多册合集。唱本之刊刻,清末民初多旧式书坊的钞本、木刻本,民国后渐被新式书局出版之石印本、铅印本替代。由于雕版成本较高,民间书坊多受资金限制,因此翻刻、转让、互换雕版的情况层出不穷。其二,论述文库所藏稀见曲牌唱调。文库所藏稀见曲牌唱调,多集中于《霓裳续谱》、牌子曲和莲花落,其曲牌有源自小曲者,有源自民间曲艺、小戏者,也有的仅是常见曲牌的异名。其三,分析文库藏时调小曲的内容。文库藏清代曲集、唱本,收录内容多男女之情、人伦事理、民俗生活等传统题材,且有较明显的地域特色。清末民初,北方唱本出版时间大体早于南方唱本,多木刻本,出版地集中于北京,内容大多承袭清代小曲余绪;南方唱本出版时间稍晚,多铅印本,出版地基本在上海,增加了许多时代内容;南北方小曲之间有明显的交互和影响。其四,研究文库藏时调小曲的艺术手法。艺术手法方面的主要特征,在于曲辞由清代之以短小抒情为主逐渐转变为铺排叙事。其五,从文库藏时调小曲曲集、唱本中选择三例进行专门研究,三个个案分别代表清代北方小曲、民国南方时调和南北方时调小曲的交融现象。永发菜园钞本中之《茨儿山》可能来自河北,后传入北方各省,其词格与《霓裳续谱》《白雪遗音》所收录者不尽相同,具体调名可能是[补缸调]。上海唱本中《蒋老五殉情记》及相关小曲,取材自民国上海社会新闻,表现出时调小曲与时俱进的特征。《新小曲大观》三册,收录南北小曲,每一册大体按照地域和题材分类,可见南北小曲交融的大致情况。其六,分析文库藏时调小曲之价值。文库藏时调小曲唱本中有部分稀见本、稀见小曲和稀见曲牌,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可补国内唱本之缺;小曲体现当时民众的思想情感、兴趣爱好、观念思考、价值取向,更兼活泼巧妙的艺术修辞,有丰富的文学价值;时调小曲可补史载之不足,体现人民群众的生活境况,体现社会风尚和时代变迁,记录民间生活、节庆习俗和传统思维方式,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

二、弹词渊源流变考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弹词渊源流变考述（论文提纲范文）

（1）清代弹词章回体小说与宗教（论文提纲范文）

（2）昆曲演唱中的美学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玉蜻蜓”故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长生殿》接受研究（1688-1949）（论文提纲范文）

（5）清代秦腔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崑曲曲牌源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过番”与“过台”移民歌仔册的文体流变与叙事策略（论文提纲范文）

（8）《贵妃醉酒》的演出流变（论文提纲范文）

（9）《红楼梦》题材说唱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日本双红堂文库藏时调小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弹词渊源流变考述（论文参考文献）

• [1]清代弹词章回体小说与宗教[D]. 李婧.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2]昆曲演唱中的美学问题研究[D]. 申小龙.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3]“玉蜻蜓”故事研究[D]. 蒙思豪.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4]《长生殿》接受研究（1688-1949）[D]. 饶莹.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
• [5]清代秦腔传播研究[D]. 卢哲. 上海戏剧学院, 2020(12)
• [6]崑曲曲牌源流研究[D]. 黄金龙. 苏州大学, 2020(06)
• [7]“过番”与“过台”移民歌仔册的文体流变与叙事策略[J]. 蔡明宏. 台湾研究, 2020(02)
• [8]《贵妃醉酒》的演出流变[D]. 刘洋.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0(01)
• [9]《红楼梦》题材说唱文学研究[D]. 陈明珠.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7)
• [10]日本双红堂文库藏时调小曲研究[D]. 马伊名.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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