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失语症尚未结束

一、女性失语症并未终结（论文文献综述）

邹丽丹^[1]（2019）在《北美汉学视阈下的清代诗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海外汉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是清代诗词研究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而目前国内对其了解严重不足,系统化的学术史梳理也刚起步。北美汉学属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圈,他们对清代诗词的考察呈现给我们的是异质文化土壤中孕育出的研究果实。虽然深受欧洲汉学传统的影响,北美汉学独有的历史文化语境使它产生了与欧洲学术传统不同程度的断裂和新变,在中国古典诗词研究领域逐步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本文以美国汉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作为背景,梳理北美汉学家对清代诗词研究的学术史,追溯北美汉学视阈下清代诗词研究范式的演变轨迹,挖掘成果背后的历史、政治、文化因素。二战后,美国区域研究兴起,汉学研究作为东亚研究的一部分,以推行西方政治-经济范本为主要特征,以了解敌情进而改变中国为终极目标。朝鲜战争的失利,越南战争和民权运动的推波助澜迫使美国精英知识阶层调整东亚研究的重心,联邦政府和私人基金会加大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投入。在思想文化层面,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弥漫着浓烈的反叛西方文化传统和打破既有文学经典构成的气息,汉学界大规模地译介中国文学经典作品,并以此作为一种批判武器,这给中国古典诗词移入美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中国词选》自1965年与西方读者见面后,在1969年和1970年进行了两次修订。1972年,由着名汉学家白之主编的《中国文学选集》被当作教材进入美国高校。同年,“垮掉派教父”雷克斯罗斯编译的《中国女诗人》直指西方经典作家阵营中的女性失语症。1975年,英语世界第一部大型中国文学选集《葵晔集:中国历代诗词曲选集》向读者完整地呈现中国诗歌传统。20世纪80-90年代以耶鲁大学对区域研究人员和院系按照学科进行重新整合为标志,北美汉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20世纪八十年代西方各派文艺理论风起云涌,北美汉学界阐释中国古典诗词的理论工具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在这一时期,英语世界第一部清代断代诗词选集《待麟集:清代诗词》（1986）问世。诺顿世界文学选集丛书之《中国文学选集》（1996）和《哥伦比亚中国古典文学选集》（1994）让我们看到清代诗词在更加广阔视野中的呈现面貌。叶嘉莹先生清词研究的语义学与阐释学互补的模式,《哥伦比亚元、明、清诗选》（1986）诗画互印的审美趣尚以及对明清青楼诗词、朱彝尊情词、陈子龙诗词研究的多元化视角形成这一阶段北美清代诗词解读的复合式话语。新世纪之交,在不断涌现的文化理论的影响下,北美清代诗词的研究模式呈现出走向文化研究的发展态势。李惠仪将明清易代定义为“文化和传统的危机”。方秀洁、曼素恩、舒衡哲、孙康宜对于清代缙绅阶层诗歌创作的考察融合了文化策略和身份政治学的研究理路。函可流放生活中的诗歌研究和齐皎翰对基督教诗歌的研究背后潜藏的权力和社会斗争清楚地表明了文化研究与生俱来的政治指向性。管佩达以比丘尼诗歌对社会关系的建构作为切入点展开研究。伊维德和管佩达编选的《彤管:帝制中国时期的女作家》试图打破中国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女性写作的边缘化态度,客观呈现中国女性文学文化史。近十年来,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会议机制的确立对于推动双方学术交流和对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内中文版《剑桥中国文学史》和《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问世是中美跨文化交流实践中的重要成果。对明清诗词研究的跨文化交流和学术对话也极大地推动了清代女性诗词研究体系的建构,从历史视角考察清代女性诗词是对传统闺阁视阈的一种拓展,女性对诗词编辑工作的主动性介入以及女性游历诗词的系统化研究更进一步丰富了清代女性诗词研究的主题。本文以清代诗词文本为本位,研究视域限定于北美地区,研究对象是北美汉学界“以文本为中心”的广义学术研究历史状貌,祛除了通过汉学家个体为单位的研究模式对北美古典诗词研究所具有的发展性和动态性的遮蔽,从而更有利于考察北美汉学发展与清代诗词研究模式演变之间的互动关系,便于做出跟进式的后续研究。

伏晶^[2]（2016）在《《人民日报》（2008-2015）中国女运动员媒介形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媒介领域,大众媒介对体育的影响越来越显着,媒介再现的体育也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作为体育大国,我国运动员一直是媒介关注的对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运动员的媒介形象经历了从“榜样”到“偶像”的转变。由于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存在许久,媒介体育新闻中存在着性别失衡现象,媒介塑造的女性运动员形象多与本身形象之间存在偏差。《人民日报》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其对体育事业的报道尤其是对女性运动员的塑造,一方面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体育事业的关注以及对女性运动员的关注;另一方面在媒介体育传播中,以一种新的话语实践在体育、政治、国家间的复杂关系中成为其他大众媒体的导向,为女运动员提供展示自我的舞台,及其对女性文化和性别平等观念的推广,带有浓郁的官方视角和既定的关注领域。2008年北京奥运会无论是对我国的体育事业还是体育传播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2008年之后,得益于新媒体技术的发展,网络直播体育赛事成为体育传播人气最高的类型,这无疑对传统媒体的体育传播造成一定冲击。在此背景下,本文以《人民日报》2008年至2015年八年间关于中国女性运动员的文字报道为考察对象,通过内容分析法、话语分析等方法,分析其报道数量、报道立场、报道内容等诸多传播要素,通过纵向的对比研究考察《人民日报》这八年间对中国女运动员形象的再现特点、再现方式以及在研究的过程中为《人民日报》中国女性运动员媒介形象再现、传播框架构建策略,为优化《人民日报》中国女性运动员形象再现提供可行性建议,同时对其他媒体“中国女性运动员形象”媒介再现、框架传播提供较为可行的参考价值。

王玉哲^[3]（2015）在《《接骨师之女》中的另类“疯女人”》文中提出《接骨师之女》是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名作,描写了旧中国女性宝姨短暂一生中的悲惨经历。本文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结合宝姨的经历,探讨她的思想和行为,意在为她正名:她不是众人口中的疯女人,而是为女儿焦虑的母亲;她颠覆了传统的女性形象,以失语而反失语,是敢于反抗男性权威的奇女子。

方洁^[4]（2015）在《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中女性受压迫问题探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女性受压迫与歧视是伴随着父权社会的建立而出现的,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女性长期被认为是男性的附属品。资本主义时期女性受压迫的问题才被提出来,工业革命爆发后劳动力需求增加,工厂向女性开放,女性有了一定的经济来源,提供了女性独立的物质基础;启蒙运动提出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提供了女性独立的理论指导。随着女性解放意识的产生和发展,女性寻求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解放,爆发了一次又一次的女权主义运动。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发展于20世纪70年代,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以历史唯物论为理论依据。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女性受压迫与不平等现象尤为突出,是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结合造成女性受压迫。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财产私有制是女性受压迫的物质根源,进入社会主义劳动市场是女性获得解放的主要途径。

缪菁^[5]（2015）在《当代华人文学中的身份焦虑问题研究》文中认为身份问题是当代华人文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华人文学作家因其特殊的离散族裔身份,对此表现出集中的关注。他们将多元文化碰撞交流过程中的复杂情感体验以及外化细致的生活观察融入创作,跨越时间、空间的界限,多层次、多角度地表达了对于身份问题的种种焦虑以及认同困境,同时也努力寻索缓解的方法和建构的途径。在近几年的研究中,关于身份问题的探讨,常以认同或者建构为中心展开,对于身份焦虑的研究,则往往处于铺垫化状态,缺乏系统性梳理。然而身份焦虑与身份认同之间深层的联系是不容忽视的,对于身份焦虑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才有助于身份认同得以更好地实现。据此本文将研究重点集中于身份焦虑这一问题,梳理身份焦虑的种种表征,综合分析身份焦虑复杂且相互交织的具体成因,揭示出华人文学作家寻求缓解身份焦虑、建构身份认同的种种努力与探索,对于文化融合发展的前景进行了展望。华人文学的概念长期存在着边界不清导致暖昧不明的混用现象。而无论是对于华人文学史的梳理,还是进行文学文本的批评分析,对研究对象及其范围的清晰界定都显得尤为必要。本论文首先对于华裔文学、华文文学、华人文学的概念进行了辨析,明确了华文文学向华人文学范畴整体转向的可行性与必要性。通过相关研究综述,厘清华人文学中身份焦虑问题的研究脉络,指出华人文学在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在此基础之上,对于身份焦虑的种种文学表征细化梳理,不同作家笔下人物疯狂、沉默、出走甚至自杀状态的反复出现,并非是个体悲剧的偶然巧合,而是作为一个共同群体在面对焦虑困境时,所采取的悲哀抑或激进的应对方式之集合。反映出身份问题对于这个离散族裔群体的内在困扰与深刻影响。失常与疯狂、沉默与失语、绝望与自杀,不仅因为作品中个体人物身体或精神的病态,更表征着作为少数族裔群体身份缺失、灵魂无助的状态。在身份寻索的征途上,焦虑的外化表现并非完全归因于个体的脆弱无力,而是关涉易被忽视的社会逻辑秩序中所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利益、文化偏见、种族歧视,以及长期存在的语言、历史、政治、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本文着重系统分析了导致这一系列表征形成背后身份焦虑的复杂成因。关于“身份”的定位不是主体自身所能决定或实现,这种不可控与不稳定性是诱发身份焦虑的原发性因素。身份焦虑的具体成因复杂且相互交织,尤其对于离散族群更为突出。涉及历史变革、语言文化差异、现实生存困境、情感归属无依等诸多因素。而对于导致身份焦虑产生诸种原因的综合细化分析,为更好的实现身份认同、身份建构,以及如何正确看待多元文化背景下的身份并存,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建设意见。华人文学作品中萦绕着作家的边缘意识与焦虑困境,然而其对身份焦虑缓解的寻求却未曾止步,不仅诉诸于文学平台的缓冲,充分运用创作的自传性思维和想象性特征,也寄望于信仰力量的救赎以及文化融合的进步。其书写策略表达了作家群体的诸种体验心声,以及作为少数族裔的生存困境与内心焦灼,也通过这种叙述本身舒缓了身份焦虑,以文学想象探索着身份认同的途径,表现出对于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融合的思索与展望。本文对身份焦虑问题进行了具体而系统的探讨,这有助于促进不同族裔人群的身份认同与建构,提供重要的借鉴意义。只有首先直面身份焦虑问题,才能切实深化身份研究,进而增进对于身份问题历史与现实的了解,帮助人们更好的协调文化差异,在文化交流与碰撞中缓解身份焦虑,建构身份认同,确立个人价值、促进文化融合。尽管华人文学创作中存在诸多不足,如并非所有作家都能很好的运用文化夹缝/混杂地带的特殊空间地位,进行自我反省与对象反思。创作视角相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宏大叙事,略显狭隘,多拘泥于一己悲欢的描写,且缺乏传统文化在历史承继中所保留下来的文化自信,在全面性掌控和细化描摹方面的诗性熔铸还存在不足。但是,华人文学作品中对于人物焦虑形象的叙写,充分表现了这个特殊族裔群体的边缘意识与寻索路径。它们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全球化”发展下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了内地作家较少涉及的身份问题、种族问题、女性主义问题等,通过离散族裔视角下的创作,为发生移居的群体提供了予以参考的另一种身份认同启发,思考着单一文化主义的狭隘局限以及多元文化模式并存的深层意义。

梁西萍^[6]（2014）在《新维多利亚小说《婚姻天使》中的女性灵媒研究》文中指出在历史叙述中,女性灵媒群体一直沉没于历史地表之下,拜厄特试图打破历史话语对女性灵媒群体的压制,让她们自由发声。新维多利亚小说《婚姻天使》以维多利亚时代的通灵思潮为写作背景,重构并塑造了全新的女性灵媒形象,展现了女性灵媒的女性意识与创造力量,表达了拜厄特独特的女性观与历史观。本文以女性主义的视角,将《婚姻天使》置于新维多利亚小说背景中,分析新维多利亚小说以一种新的历史叙事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书写与重构,探讨新维多利亚小说中“唯灵因素”的出现与运用,继而从女性主义批评的三个基点——女性气质、女性意识、女性写作结合文学文本,对小说中的女性灵媒形象进行细致分析,旨在揭示拜厄特重构女性灵媒形象、写作新维多利亚小说的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首先从女性气质的角度,论述传统女性灵媒群体身上所体现的“权力悖论”,分析《婚姻天使》中的女性灵媒所展现的独特女性气质与女性意识；接着分析小说中的女性灵媒在肉体与灵魂的冲突与融合中对两性关系的思考,并在思考的过程中实现了自我认知；继而从女性写作的角度,分析小说中的女性灵媒如何通过降神会中的“自动书写”找寻到自我价值,“自动书写”如何成为拜厄特创建新的女性写作方式、探索新的小说方式的一种实验,探讨作家与灵媒、招魂与写作之间的关系。论文的最后以新维多利亚小说出现的新的批评视角——德里达的“幽灵批评”,总结出拜厄特创作新维多利亚小说、重构女性灵媒形象的目的,那就是作家化身为灵媒,通过招魂,与维多利亚时代对话,企图从逝去的故人、逝去的时代那里,寻找到能解决当下文化境遇的锦囊,寻找到能给予当代小说创作在内容与形式上的灵感与启示。

王迪^[7]（2014）在《莫尼克·威蒂格的新对话主义理论探析》文中指出莫尼克·威蒂格,法国女作家、女性主义理论家。她用颇具个性的文学实践向我们展现了新时期法国女性主义全新的尝试,她努力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异质文化的裹挟中、在男性话语霸权与女性普遍失语状态下、在对抗与和谐中寻得一种平衡和女性话语新的着力点,可以说,威蒂格所试图构建的新话语理论具有显着的前沿意识和革命精神,并最终成就了女性主义运动里一则新的神话。

陈婵^[8]（2012）在《二十世纪上半期（1900-1949）中国历史小说主题类型及其叙事特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二十世纪上半期的历史小说突破了传统历史小说单一化的叙事模式,通过多元主题形态的叙事建构,承担了关于文化、民族和个体现代性想象的任务。本文分析了二十世纪上半期不同主题类型的历史小说在叙事时间、叙事结构和叙述话语等方面的建构特点,阐述了它们与政治、文化等意识形态话语之间的密切联系。本文除绪论和结语部分以外共分为五章。绪论部分分析了历史小说叙事的特点,阐述了中国传统历史小说叙事特征以及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历史小说在叙事方面的新发展。其中包括西方短篇小说的引介带来的历史小说叙事结构的改变；外国历史小说的译介使得作家摆脱了传统历史小说的叙事模式,进行有意识的文学虚构；大量西方现代叙事方法的借鉴实现了对历史的崭新叙事等。第一章阐述了文化反思型历史小说叙事的本质特征及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这种类型的小说普遍借鉴了西方短篇小说的叙事经验,从叙事结构、叙事时间、叙述视角、情节和叙事话语等方面进行文学建构,实现了向现代历史小说叙事形态的转变。本章对其中有代表性的鲁迅和郭沫若的作品进行了叙事形态分析,还对张爱玲和沈祖棻等女性作家关于男权文化历史语境中女性身份的颠覆性叙事加以深入剖析。第二章分析了人性关怀型历史小说叙事的建构特征及其对二十世纪下半期历史小说叙事的影响。本章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对人性关怀型历史小说叙事特征的分析。第一方面分析了二十世纪初吴趼人和蔡东藩的历史小说在还原历史人物人性本质方面所做的叙事创新。第二方面阐述了施蛰存、宋云彬、谭正璧、孟超等作家表现普通历史人物人性本质的历史小说的叙事形态特征。第三方面研究了郁达夫、蔡仪、沈祖棻等作家的历史小说通过彰显主体精神,表现个人在历史存在中的主体价值,体现现代主体精神等方面所做的叙事探索。第四方面阐述了郭沫若、施蛰存、李拓之、蔡仪等作家的历史小说对复杂人性,尤其是长期被压抑的变态人性的深刻呈现,以张扬现代平等、民主和自由精神的叙事建构及其对二十世纪下半期历史小说人性叙事的影响。其中包括郭沫若运用生理学知识对人性的剖析；蔡仪、李拓之和施蛰存通过对人物心理时空的建构以表现被压抑的复杂人性,使得被隐埋于历史文本中的本真人性得到现代性观照的历史叙事。本章还以冯至的历史小说《伍子胥》为例,分析其通过伍子胥故事的重构性叙事实现了对现代人生活的核心精神和价值标准的探索,表现了时代意识和社会变革对人的存在价值和精神风貌的深刻影响。第三章分析了革命语境中历史小说叙事的建构及其特征。其中包括主张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革命史为文学想象资源的历史小说叙事特征,探讨其文学叙事不足背后的深刻原因；以黄小配的《洪秀全演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历史小说的叙事特征,以及这种叙事形态的文学史价值；剖析了茅盾、宋云彬和孟超等人在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指导下的历史小说叙事建构。其人物符号体系、语式结构和叙述话语带有极鲜明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的色彩,并对二十世纪后半期的革命历史小说叙事产生了深刻影响。第四章阐述了救亡语境中的历史小说的叙事特征。第一,研究了二十世纪初以中外抗敌救亡史为叙述对象的历史小说叙事,主要包括吴趼人和陈渊等作家的作品对民族国家意象的建构性叙事；第二,分析了抗日救亡语境中的历史小说叙事形态的建构,主要包括对代表民族气节的人物或事件等象征符号的选择,突出爱国精神的情节建构和运用大量自由间接引语实现叙事干预的叙述话语建构等；本章以郑振铎和廖沫沙的小说为例,分析了其救亡型历史小说叙事的本质特征。第五章探讨了政治讽喻型历史小说的叙事特征。分析了30、40年代历史小说创作的政治文化背景,解读了作家身份的政治属性。他们对政治意象的建构与现实政治斗争需要密切相关,有极强的功利性。小说通过将历史人物和事件放置在特定政治语境中,选取具有政治隐喻性的事件、人物和场景,对其进行重新编码、排序和诠释,实现对政治讽喻意象的建构,表现了鲜明的政治内涵。政治讽喻型历史小说的叙事策略包括对原有历史语境中的元素进行的有目的的选择性呈现；对已有史事进行了重组、改写和虚构,以服从政治隐喻主题的情节建构；将历史故事进行喜剧性编排的叙事结构；叙述者通过叙事声音的建构而介入叙事当中,使叙事具有更强的隐喻性和指涉性等。结语部分总结了二十世纪上半期历史小说在主题类型及其叙事建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及其对二十世纪下半期历史小说叙事的影响。

安成蓉,张梅^[9]（2012）在《女性小说文本叙事结构的对话性》文中研究说明女性在文学领域的失语症并未终结,所以,我们必须努力建构女性话语,消除女性失语症。为此,我把叙事学与性别因素结合起来从对话性角度锲入女性文学。叙述主体之间的对话性通过叙述结构、叙述视角、叙述语言等得以具体实现。因为篇幅的缘故,本文仅从叙事结构来建构女性小说文本叙事结构的对话性。

李长中^[10]（2010）在《文学文本基本问题研究》文中提出文学理论的创新应源于文学文本观照方式的创新。文学文本问题是文艺学知识生产的基础问题,也是本土化理论话语生成的前提,特别是当代文艺学知识生产正处于传播方式电子化、信息编制数码化、交流对话网络化的空间优位的后理论时代,文学文本研究对文艺学知识生产的重要性日益突显。本论文以文艺学知识生产中的“问题”为主线,强化文本研究的现实针对性,对文本进行动态而非静态、开放而非封闭、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研究,深入思考本土化、民族化文本研究的特点、规律及走向；同时,通过对文本个案的扎实、细致研读,在其“裂隙”处发现新的理论生长点,创造性提出一些新的理论命题,重新阐释一些经典文本,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前言就论文选题的缘起、研究现状、研究目标及主要内容、研究方法、意义和创新点作了说明。第一章：当代文艺学知识生产中的文本问题。分析当代文学理论失语及批评困境的根源,敞亮问题症结,突显出文本研究重要性,并从文学研究与文本问题的关系出发,综合论证文本研究的合法性及其现实意义。第二章：文学文本的存在问题。分析既有文本研究的弊端、在历时与共时相结合中,审视在不同理论视野下文本存在的主要形态、进而思考文本存在的合理形态,最后论述文本存在问题研究与当代文学理论的基本关系。第三章：文本文本的结构问题。分析文本结构在历时性嬗变中的两种基本形态：线性结构和空间结构,探讨结构转变的各种因素及既有的理论成果,并且着重论述空间叙述学和空间理论研究对文学研究的意义,以及两种研究对话的可能。第四章：文学文本的叙述问题。对文本叙述的几个基本概念进行当下语境的拓展,探讨先前叙述理论忽视的问题,重在以具体文本分析为参照,以叙述者、叙述声音、视角等概念为理论依据,更新对经典文本的解读,更为重要的是,提出“自我成长式叙述者”这一原创性概念,并深入论述了概念如何语境化、实践化的问题。第五章：文学文本的接受问题。从历时性视角论述了读者身份的变化及意义；着重探讨后现代语境下,读者介入文本、特别是后现代文本的方式方法、身份特征。在此提出“读者叙事”这一原创性概念。第六章：文本研究：文艺学知识创新的一种可能。本部分是对论文的总结,简明陈述了本文的主要观点,从文本研究维度对当代文艺学知识生产问题进行再反思,全面总结文本研究的性质、特点及内在机制,进而指出文本研究有着理论创新的潜在空间,为文艺学知识生产提供拓展空间。

二、女性失语症并未终结（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女性失语症并未终结（论文提纲范文）

（1）北美汉学视阈下的清代诗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人民日报》（2008-2015）中国女运动员媒介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中女性受压迫问题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5）当代华人文学中的身份焦虑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新维多利亚小说《婚姻天使》中的女性灵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莫尼克·威蒂格的新对话主义理论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8）二十世纪上半期（1900-1949）中国历史小说主题类型及其叙事特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女性小说文本叙事结构的对话性（论文提纲范文）

（10）文学文本基本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女性失语症并未终结（论文参考文献）

• [1]北美汉学视阈下的清代诗词研究[D]. 邹丽丹. 吉林大学, 2019(02)
• [2]《人民日报》（2008-2015）中国女运动员媒介形象研究[D]. 伏晶. 苏州大学, 2016(02)
• [3]《接骨师之女》中的另类“疯女人”[J]. 王玉哲. 青年文学家, 2015(20)
• [4]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中女性受压迫问题探究[D]. 方洁. 南昌大学, 2015(03)
• [5]当代华人文学中的身份焦虑问题研究[D]. 缪菁. 兰州大学, 2015(04)
• [6]新维多利亚小说《婚姻天使》中的女性灵媒研究[D]. 梁西萍. 广西师范大学, 2014(01)
• [7]莫尼克·威蒂格的新对话主义理论探析[J]. 王迪. 法国研究, 2014(01)
• [8]二十世纪上半期（1900-1949）中国历史小说主题类型及其叙事特征研究[D]. 陈婵. 湖南师范大学, 2012(11)
• [9]女性小说文本叙事结构的对话性[J]. 安成蓉,张梅.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下旬), 2012(03)
• [10]文学文本基本问题研究[D]. 李长中. 南开大学, 20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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