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CONTENTS OF VOLUME 12, 2001（论文文献综述）
李冰冰[1]（2021）在《《东方杂志》对近代法律思想的传播（1904-1928）》文中认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中国法律危机也日益凸显,西方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取得领事裁判权,侵犯中国的司法独立权。西方的法律思想在这一时期传入中国,冲击中国传统法制。国内社会矛盾重重、传统法制无法适应社会发展,中国的有识之士提出了变革法律的主张。《东方杂志》是近代极具影响力的刊物,编辑群体敏锐地认识到中国法制变革的必要性,关注中国法制变革的进程,大量刊载中国近代法律制度,介绍西方的法律思想。刊物创办于近代中西方文化汇聚地上海,先进的知识分子聚集于此,使其具备传播近代法律思想的社会环境。该刊通过内务、中国大事记、法令等栏目,关注中国法制变革,阐述对中国法治思想和宪政思想的构想。通过外国大事记、世界新潮等栏目,宣传西方法律中的宪法、婚姻法、劳动法等法律制度,宣传了西方的宪政思想,引进了西方权威的法学着作。《东方杂志》对法律思想的传播呈现出以下特点。首先,《东方杂志》以救亡图存为目标,这一时期盛行宪政救国论,宪政制度所占比重较大。其次,主编群体秉持自由的立场,对待中西法律态度较为客观。第三,重视宣传法律制度和理论。对近代法律制度介绍幅较多,重视引进先进的法学理论。《东方杂志》发行量大、订阅群体丰富、发行范围遍布国内外,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其自1904年创刊至1928年期间,刊载了大量近代法律文章,拓宽了近代法律思想的影响范围;同时宣传了近代先进的法学着作,有益于推进西方法学书籍的传入;关注中国宪法问题,两次开设研究法律专刊,为讨论近代中国宪法问题提供了空间。应该说《东方杂志》在传播近代法律方面有一定积极贡献,但是作为一个综合类杂志,其对法律思想的传播缺乏系统性与稳定性,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贝梦娟[2]（2021）在《甲骨文字考释提要（二）》文中指出对甲骨文字形、字音、字义的探讨,历来诸家观点甚多,内容繁杂,成果显着,本文是关於甲骨文字考释相关文章的提要,力求将搜集到的各家观点按时间顺序,并以提要的形式集成工具书性质的文本,以便学者查阅。本文正文涉及的字头选自李宗焜编着的《甲骨文字编》,以方便检索字形。文章在正文之前将附上检索表,以方便读者检索使用。文章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甲骨文字考释研究的相关情况,包括研究现状及成果、本文开展的工作以及本文的意义。第二部分为文章的主体,将搜集整理到的不同学者对同一个甲骨文字考释的文章,按时间顺序以提要的形式概括各家的考释意见。
尤梓竹[3]（2021）在《甲骨文字考释提要（一）》文中认为自甲骨文发现以来,众多甲骨文学者投入於甲骨文字的释读工作中,产生了丰富的成果。这些考释成果发布在各种各样的杂志报刊中,为了通盘了解甲骨文字的考释情况,以及学者对某一字形认识的发展和变化,学界曾多次整理总结甲骨文的考释成果。本论文即是在前(5相关成果的基础上,对以往甲骨文考释所取得的成绩进行的一次全面的汇集,以提要方式,用简洁的话语陈述诸家考释过程及成果。论文搜集的范围主要是1899年至2005年甲骨学在文字考释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参考《甲骨文字诂林》的体例进行编纂,基本按照《甲骨文字诂林》的顺序编排甲骨文字头,重新加以编号,并附以每一字头在《甲骨文字诂林》和《甲骨文字编》相应的编号。在每一字头下按照年代先後阐述各家观点。为便於检索字形,我们编制了甲骨文部首检字表、拼音检字表等索引。本论文为《甲骨文字考释提要》的第一部分,与贝梦娟《甲骨文字考释提要》（二）相配套,主要收录《甲骨文字诂林》中编号为1-1889甲骨文字头的考释成果。
汤莹[4]（2020）在《破坏与建设 ——顾颉刚古史学的双重面相》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以来,中国古史学发生了一次结构性转型。这次结构性转型是从打破传统传统古史学的主体结构开始的,此后则逐渐由破坏转向重建。而在这一结构性转型的历程中,顾颉刚主要致力于古史传说的探索、古书真伪的考辨以及古代民族与古代疆域的探讨,不仅率先打破了传统古史学的主体结构,还在此基础上初步重建了近代古史学体系。但长期以来,学术界一般认为顾颉刚的古史学偏重于破坏,而建设不足;而且对其是如何破坏的,所知不详。正是有本于这一认识,本文首先从古史传说研究、古书考辨、古代民族研究以及古代疆域研究等四个方面建构了一个“四位一体”的顾颉刚古史学体系,然后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研究方法,对其古史学的这一双重面相进行了实证性的专题分析与考察,进而以这一具体而微的研究对象,窥视中国古史学向近代转型的复杂面相。古史传说研究是顾颉刚古史学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而“古史层累说”是其最主要的古史研究成果。探本追源,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革命性学说,不仅在于继承了欧阳修、刘恕、崔述、梁玉绳等本土学者的“疑古”研究成果,还在于其汲取了沙畹、夏德等域外汉学家的“疑古”资源。因此,这一集“疑古”之大成的学说问世之后,便彻底颠覆了“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传统上古史系统。不过,这里必须强调的是,顾颉刚在打破这一传统上古史体系之后,并未停滞不前,而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逐渐转向真实上古史的重建。尤其到了抗战全面爆发之后的1938年,顾颉刚讲学云南大学,在之前讲义的基础上编纂了一部《中国上古史讲义》。而该书则以民俗学的眼光,运用“以周秦归周秦”的科学方法,初步重建了真实的中国上古史。此外,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顾颉刚在重建真实上古史之时,并非如部分学者认为的,其已经放弃之前的“疑古”立场,而是依旧不承认“夏王朝的存在”,而且还继续以“古史层累说”对传统上古史进行了考察。由此而言,在中国古史研究上,顾颉刚不仅彻底颠覆了传统的上古史体系,还在此基础上初步建立了真实的上古史体系。古书考辨是顾颉刚从事古史研究的基础,也是其古史学体系的另一核心组成部分。尤为值得关注的是,顾颉刚正是因认识到《尧典》晚出以及该文中的古史事实与《诗经》中的古史观念相冲突,才初步建构了“古史层累说”。此后,为了进一步弄清楚古史真相,其继续对《尧典》的成文年代进行考辨,进而提出了“今本《尧典》成于汉武帝时”之说。而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疑古”学说,不仅在于其受到了晁说之、王柏、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钱玄同等人关于《尧典》看法的启发,更在于其以“史料审定之法”对《尧典》进行了详细的考辨。当然,直到当下,此说尚不能盖棺定论,甚至存在较大的争议,但此法无疑为后之学者继续考辨具体的《尧典》乃至其他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开了无数法门。问题尚不止如此。顾颉刚在考辨“伪书”之后,并非如一般人认为的,主张将之弃而不用,甚至将之销毁,而是建设性地提出了“伪书移置说”,即将“伪书”置于“作伪的时代”,使之成为了解“作伪的时代”的“真书”,从而实现了“伪书”价值的重新估定。而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建设性的学说,除了自觉接受了欧阳修、胡应麟、梁启超、杨鸿烈、钱玄同等人的“移置”观点外,更在于其具备了“历史的眼光”和“平等的眼光”。因此,此说提出之后,深化了人们对“伪书”的认识,进而推动了古书考辨工作的发展。此外,有必要澄清的是,顾颉刚在对“伪书”进行重新估定之时,虽然将一些“伪书”“移前”,将其认定为先秦旧书,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放弃了此前的“疑古”立场。准此而言,在中国古书考辨领域,顾颉刚不仅完全突破了传统考辨的范畴,还进一步开创了近代考辨的新范式。在顾颉刚古史学体系中,与古史研究密不可分的还有古代民族研究。早在顾颉刚在建构“古史层累说”不久之后,其为了完善这一学说,又提出了推翻“非信史”的四个标准,其中第一个标准即是要“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这一标准又可以称之为“中华民族不出于一元论”。当然,最迟自北宋起,欧阳修、洪迈、崔述、刘师培、梁启超、李泰棻等人即相继对传统的“中华民族出于一元论”进行了破坏,但问题在于,这些学者的“疑古”并不彻底,故这一传统之论始终安然无恙。直到顾颉刚以“古史层累说”对这一传统之论及其由来进行了环环相扣的深入分析与考察,才彻底推翻了这一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出于一元论”,并为后之学者建立“民族多源论”提供了基础性条件。不过,打破传统的“民族出于一元论”仅是顾颉刚从事古代民族研究的起点,此后其逐渐由破坏转向建设。尤其到了抗战全面爆发之后的1939年,“出于时代的压迫和环境的引导”,顾颉刚建设性地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而其之所以能够建立这一学说,不仅在于其自觉地从梁启超、孙中山等本土学人的论述中汲取了相应的学术资源,还在于其借用了当时西方的最新民族理论。因此,这一理论提出之后,有效地扞卫了中华民族的统一性,从而增进了中华民族的“团结情绪”。此外,这里还有必要指出的是,顾颉刚在建设“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前后,并非如部分学者认为的,其已经放弃了“民族并非是一元”的“疑古”立场,而是坚持认为“商和周决不是一个民族”,然后以此为前提建设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由此而论,在中国古代民族研究上,顾颉刚不仅推翻了传统民族理论,还以此为前提初步建设了近代民族理论。除古代民族研究外,在顾颉刚古史学体系中占有同样重要位置的是古代疆域研究。早在顾颉刚为了论证“古史层累说”,不仅提出了“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还提出了“打破地域向来一元的观念”。这一标准又可称为“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论”。当然,最迟自南宋以来,洪迈、梁启超、王国维、胡适等人即相继对传统的“中国地域向来一统论”提出了尖锐的质疑,但由于这些学者的质疑并不彻底,故这一传统之论依旧安然如故。直到顾颉刚以“古史层累说”对这一传统之论及其由来进行了抽丝剥茧般的细致考察与分析,才彻底地推翻了这一根深蒂固的“中国地域向来一统论”,并为后之学者建立“古史地域扩张论”提供了基础性条件。问题尚不止如此。顾颉刚此后继续致力于古代疆域研究,并逐渐由积极的破坏转向正面的建设。尤其到了抗战全面爆发之后的1938年,因受这场民族危机的影响,顾颉刚与史念海共同撰写了《中国疆域沿革史》。该书以科学的考证方法对“历代疆域盈亏”的情况进行了系统的“检讨”,从而扞卫了中国大一统疆域的合法性,有效地增强了国人守土有责的疆域意识。此外,这里有必要澄清的是,抗战时期的顾颉刚,并非如部分学者推论的,其已经放弃了“疆域不应是一元”的“疑古”观点,而是依旧认为“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而是由扩张而来,然后以此为前提如实地建设了中国疆域的变迁情况。准此而言,在中国古代疆域研究上,顾颉刚不仅彻底破坏了传统疆域观念,还以此为基础初步建立了近代疆域观念,甚至还建立中国疆域史研究范式。综上所述,在中国古史学的近代转型历程中,顾颉刚无疑扮演了一个中心枢纽的角色,起到了“破坏”与“建设”的双重作用。进而言之,在中国古史学上,顾颉刚不仅是传统古史学的主要终结者,还是近代古史学的初步建立者。
高爽[5]（2020）在《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文中提出作家是知识分子群体中较为敏感的一类人,外在一切经过他们情感思维的内化展现出来,研究作家心态能探求历史投射给人的精神轨迹。现代作家沈从文集多种矛盾于一身,他的潜在情感与现实行为、文学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诸多不平衡,导致他一生在不断遭遇和克服危机中挣扎,心灵产生出“丰富的痛苦”。但是学界从心理学、精神科学层面来研究沈从文,一直相对薄弱,显着成果集中在文化、美学、历史社会等领域,有关他心态方面的研究比较零散尚不成体系。鉴于此,本论文将沈从文的创作心态作为核心研究对象,从整体上予以审视。文学作品是作家的精神载体,能真实反映他们的内心世界,也能打开时代灵魂,因此本论文采取的研究思路是,从沈从文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反观其创作心态,力图深入到他心灵世界的潜在层面,探寻他的心路历程和精神冲突,思考在动荡的二十世纪,自由主义知识者如何坚守个体人格和处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也反思以往研究中形成的某些定论。论文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运用传记批评法、心理分析法和社会历史批评法,对沈从文的创作心态进行综合分析。艺术植根于且满足了人的心理需要,人有了需要,会转化成相应的动机与欲望,并采取满足它们的行为。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划分为生理、安全、归属和爱、自尊、自我实现五个层次,它们之间的递进关系是相对的,因为现实中,人同时存在多种需要,只是在不同时期,某种需要能最先支配人的行为成为“优势需要”。人的较低一级需要得到一定满足之后,较高一级需要就会出现,已经满足的需要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潜能方式处于维持状态,如果环境改变或遭受挫折,还会再次出现。沈从文一生面临多种需要,它们同时、持久存在着,又随内外因变化组成了一个相对优势层次,且同一种需要在他人生不同阶段表现各异。基于沈从文的归属和爱、自尊、自我实现需要,本论文在作品“内容”上选取从恋爱、身份认同、文学理想三个方面来考察他的创作心态,既具共性又有个性;“形式”上的抽象、疯癫、综合书写分别与之相对应,又呈现出各自独立的特征;最后从“内容与形式”探讨他弃笔转业前后的心态。第一章论述沈从文作为“恋爱作家”的隐衷。情感归属和爱的需要是人的基本需要之一,沈从文也曾言“两性关系”是文学艺术的基本动力,有关两性关系的探讨,贯穿了他的文学生涯,不同时期的恋爱创作反映出他对女性、人生、文明等的不同心态。早期小说中的“性苦闷”与生活困顿尤其是经济压迫带来的自卑心理密切相关;其中也触及到了“性的道德”问题,男性自认为对女性的救赎、情欲与理性/道德之间的冲突是最突出的两个方面,他对此所持的暖昧态度中含有自我辩解的成分。沈从文还以“性本能”需求为基点表达了对文明的不满,他赞扬了四狗、五明、柏子等乡下人身上自由野蛮的原始情欲,虽也揭示出它自身的毁灭性,但他更不满文明的性道德作成的“伪善”。文明的性约束有时造成城里人肉体满足被剥夺与精神上失望,导致本能的负面性在他们身上产生了更大作用。事实上,沈从文是借对文明的不满,将原本在城市受到的挫折升华成了一种异域文化自信,反映出一种夸张的心理态势。而40年代的爱欲抒写《看虹摘星录》,是他不能平衡婚后现实与爱情想象的结果,从小说与现实中的两位“女性吉诃德”身上,可以看出他在婚姻情感上的苦闷。第二章分析沈从文身份认同的窘迫心态。爱的需要虽有受挫,但部分得以满足之后,沈从文的自尊需要,开始占据优势,对于离开湘西前往北京寻求生存的他来说,自尊需要具体表现为希望自我能够在城市中获取身份认同。作为一个具有现代知识、追求智慧、怀揣理想的乡土文学青年,沈从文向往渴慕代表知识、教育、文化的城市,于是决然离开湘西前往北京;当他历经挫折终于在城市中站稳脚跟后,却又在情感上选择后退,反复声称自己是个“乡下人”。这背后是他自卑与自高相互纠缠的心理在起作用,“乡下人”立场是他的生存和叙事策略,它在城乡对立、苗汉对立两个层面上都存在裂隙。都市经验带给沈从文创伤的同时也赋予他理性,创伤让他用“乡下人”的眼光打量城里人时,看出了都市的堕落;理性使他用启蒙者的态度审视湘西时,意识到了它的悲剧性,他对两种环境都生出疏离感,身份认同存在危机。“不肯回去”让他游离在城市边缘,“无从回去”又使他徘徊在湘西边缘,他在两个世界中都被看作“外来者”,成了一个“非城非乡”、“半城半乡”的“边缘人”,这“中间的悲哀”伴随了他一生。第三章探讨沈从文文学理想的功利心态。身份认同的窘迫困扰着沈从文,但他潜意识中倾向“城里人”和“启蒙者”角色,30年代之后,随着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他自我实现的需要,即自我发挥和完成的欲望变得强烈,他想要通过文学理想实现自我和社会价值。本章所言第一个层面上的功利指“日常经验对个人利益的肯定”,它建立在个人所追求的目的或目标之上。在个人层面上,沈从文积极寻求自我的文学史价值,30年代初期,他从诗歌批评中肯定了自己作品的意义,由小说批评中找到了在文坛上的定位;中期,《从文小说习作选》的出版,是他为争取文学史地位采取的主动行为。第二个层面上的功利指文学为表现社会和民族的人生而作。沈从文走的也是“文学救国”之路,以湘西现实和神话传说为题材的浪漫主义小说中,蕴含着他的“尚力”意识,体现了他主张通过激发民众的意志和生命力实现民族改造的理想,这也是他与“战国策派”成员在文化核心理念上的重要契合点。沈从文的文学理想和社会理想相通,因从小看过无数杀戮,他厌恶政治反对强权,把文学当作改造国家的“武器”,推进人类和平的唯一“工具”,提倡“专家治国”,极力排斥政治干涉文学、文学从属政治,主张以文学鼓励、辅助政治向前,他认为文学思想的效力至少和政治有益行为的目的平列,甚至还会超越后者。但沈从文参与历史的方式没有被理解和接受,建国后,他也意识到,以文学改造民族、社会的理想只不过是“堂吉诃德式的幻想”。第四章探析沈从文的书写形式和心态之间的关系。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密切相关,沈从文的抽象、疯癫和综合书写是“已成为形式的内容”,与他的爱欲纠葛、身份窘迫和文学理想相连。30年代末情感生活的纠葛、战争带给中国人的消极性、文与人不被理解等,都促使他重新思考新的表现形式,并为追求的抽象书写迷惑而转向虚无。在《看虹摘星录》中,他将爱欲从变化不定的日常中抽离出来,以抽象形式使之固定下来成为永恒,在一种看似隐晦的暖昧状态下倾诉着被压抑的苦闷,也用新试验抗拒和超越现存关系,试图打破占主导地位的常规意识和日常经验。沈从文身份认同的窘迫也和他身上的“疯狂的因子”有关,他多次提及自己在别人眼里常被看作是“神经病”,在他的文学观念里,世界上最高的记录由“发狂”的人造成,他还用写作经验谈到头脑接近疯狂的情况下文字才会有生命,这样的看法类似“疯癫与文明”的关系。沈从文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有疯癫体验,疯癫书写融入了他的人生体验,也反映出他在认识自我时的迷乱心态。综合书写,是沈从文抗战之后在文体形式上持续进行的尝试和突破,体现了他尝试“揉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一”,创造出新“现代小说一格”的文学理想。但内外多种矛盾致使《长河》、《芸庐纪事》、《雪晴》等综合书写的产物都呈现出“未完成”状态,揭示出他对形式探索、社会历史发展的困惑。第五章剖析沈从文内外交困的文学逆境。30年代之后,爱欲苦闷、理想失落、文体形式失败等困扰着沈从文,最终导致他陷入内外交困的文学逆境中。昆明时期,面对民族忧患、人事关系纠葛、情感烦闷,创作上的表达焦虑,沈从文变得愈加孤独、沉默,在时代大力和个人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发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不知向谁呼喊”的痛苦压抑之声。1946年夏末复员回到北平后,他试图走出苦闷重新振作起来,发表的论时政杂文增多,表现出参与国家建设的热情和担当,并继续实践着文学理想。1946年10月,发表了自辩性长文《从现实学习》后,他开始不断受到来自民盟、左翼、无党派等人士的批判,再次陷入压抑之中。1948年左翼文学界的领导人认识到在社会转折的关键时期,应当坚持文学配合、服从政治的原则,沈从文被列入坚决予以打击并彻底消灭的“反动”作家一列。因摆脱不掉恐惧权力而产生的“迫害感”,1949年初沈从文的精神状况急遽变坏,3月28日他选择了自杀,自杀被救成为他新生的起点。40年代之后,沈从文一直为表达焦虑所困,找不到合适形式书写见闻感受,在他看来研究文物和文学创作是相通的,在文物研究中他重新找到了延续生命抒情的方式,坚守了精神上的创造性,弃笔转业是他做出的“健康的选择”并非“消极的退隐”。从对沈从文创作心态的分析可知,他在面对情爱、自我、理想、书写形式探索时都有矛盾,徘徊于情欲和道德、文明和蛮力、神性和世俗、“乡下人”和城里人、审美和功利等之间,精神结构呈现出抽象与具体、无限与有限、绝对与相对、自由与必然等复杂性。他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转折之中寻找平衡,但性情人格上固有的特征使他无法实现对自我和世界的整合认同,从而在绝对孤独中体验着异己性,生命内在的紧张和狂热一度将他导向死亡。他“在”却“不属于”任何一个世界,位于交叉点、处在临界状态又使他超越了它们,这正是他精神上的独特性。沈从文终其一生都努力将生命力转化为精神上的创造积极性,坚守以自由精神为灵魂要义的个体人格,在创造生命自身和生存价值中产生的心灵冲突、挣扎、痛苦,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精神资源。本论文从沈从文的创作心态出发,纵观其一生心路历程,是作家个人心态史的研究,也是从心态文学史的角度做出的个例尝试。
刘素娟[6]（2020）在《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鸦片战争以降,外国列强侵入中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中华民族面对侵略,勇敢地走上了救亡图存的道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人们对中西冲突的思考和探索,从物质层、制度层转向了文化层,自此之后,中西文化问题成为国人讨论的热点话题。冯友兰是我国着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他曾以“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概括自己一生的主要学术成就,作为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热血青年,冯友兰的哲学研究始终围绕中西文化进行。他的文化探索随着时代脉搏而跳动,随着时代思潮的发展而起伏。20世纪初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人们关于“中西文化异同”、“中国文化向何处去”有着广泛的讨论。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探索,主要围绕“中国文化为什么会落后、中西文化有什么不同”来进行,冯友兰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没有科学,中国没有科学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向内寻求的历史选择,它走的是“自然”路线,关注的是人的内心需要,注重的是人伦日常。与之相反,西方产生科学的原因在于西方文化向外追求,走的是“人为”路线,注重向大自然寻求力量,追求确实性。20世纪20年代,冯友兰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通过深入了解西方哲学,他发现中西文化有许多相同之处,都同时存在着几种人生哲学派别,冯友兰以老子所谓“损益”问题为主线,将中西人生哲学按照“损道”、“益道”、“中道”三个大类分为了十个派别,提出中西哲学都有“损道”,主张人类的幸福在于约束人的欲望;也都有“益道”,主张向外探寻幸福;还都有“中道”,主张有限度地向外探索。回国后,冯友兰接续人生哲学之同的发现,参与了“科玄论战”,提出了一种新的人生观。20世纪30年代,受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广泛传播的影响,冯友兰逐步接受了唯物史观,认识到社会从低到高的发展规律。欧洲游学的观察和思考促使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看法从“中西之异”转向了“古今之异”,认识到中西文化的不同在于时代差别,中国是古代文化,西方是近代文化。冯友兰文化观从“中西之同”到“古今之异”的辩证发展,让他认识到中西互释的可能。20世纪40年代,面对抗日战争和建国问题,冯友兰认为工业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中,冯友兰接续“古今之异”,根据共相殊相理论,提出了文化的类型说,认为西方是以社会为本位的工业社会,其文化是工业类文化,中国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农业社会,其文化是农业类文化。中国向西方学习,不是“全盘西化”,也非“中国本位”,而是要学习其工业类文化,保持中国的基本道德不变,保留中国民族文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冯友兰主动接受改造,努力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实践,进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从此,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讨论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因素。面对1950年代文化改造和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批判,冯友兰勇敢地提出了“抽象继承法”,旨在传承中国文化的传统命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冯友兰在这个时期重新获得了学术生命,他认为,中西文化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向西方学什么”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新阶段在于如何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建立新的文化体系。围绕“中国古典哲学有哪些成份可为新的文化体系所吸收”,冯友兰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为中国文化的新发展输送营养。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和思考长达近一个世纪,折射出了二十世纪的风云变幻,展现了冯友兰的爱国热忱和民族情怀。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观始终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评价及对中国文化未来的思考,经历了一个从不自信到自信的过程,表现了冯友兰在中西文化冲突面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着力和用心。冯友兰的中西文化探索,不仅涉及到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还关照到了马克思主义,冯友兰对中、西、马三者关系的探索,也为后人铺好了基石。
邹静慧[7]（2020）在《“诗言己志”：陈衍诗学新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诗言志”是涉及诗歌本质及功用的古老诗学命题。陈衍提出“诗言己志”,对此命题作出新的阐释。“诗言己志”具体包含两个方面:就诗歌功用而言,重视诗歌对个人情感的抒发,不强调政教之用;就诗歌内容而言,主张以个人化的语言抒发个体之情感体验。“诗言己志”强调诗人的主体性以及诗歌的本体性、无功利性。这一观点本身不算新颖,在漫长的诗学史上可发现与之类似的观点,如公安派的“性灵说”等。但这一观点在新时代或有新的意义。陈衍重新阐释“诗言志”命题,或有其现实针对性。文章拟从实证、理论、创作三个角度来讨论陈衍的“诗言己志”。实证的角度,从生平及交游入手。陈衍明显表现出由政到文的转变,他对政治的疏离,对文学自我的重新定位,是“诗言己志”在实证层面的展现。理论的角度,从“变风变雅”、“新哲理”与“边际语”入手。陈衍对“变风变雅”作出新解,不再要求乱世之诗含蓄委婉,达到政教之用;提出新概念“新哲理”与“边际语”,主张以个人独创之言写个体独特之情。这是“诗言己志”在理论层面的具体阐释。创作的角度,从陈衍的题画诗及山水诗入手。在涉及“遗民”话题的题画诗中,陈衍避开对遗民品质及出处问题的讨论,未表现对遗民忠贞品质以及避世或死节做法的认同;在乱世的山水诗中,陈衍也并未如前代经历二朝的多数文人一般在诗中寄托政教思想。陈衍诗歌对政教功用的忽视,对个人情感的关注,是“诗言己志”在创作层面的实践。文章最后探讨“诗言己志”的深层内涵。从诗人角度看,部分诗人士大夫身份意识淡化,传统诗学所强调的政教功能受到了一定的忽视。从诗歌角度看,古典诗原有的政教功能和价值不再得到普遍承认,诗歌转而面向个人内心以求证其存在的价值。“诗言己志”既是古典诗学内在的自省,也是对新时代文学思潮的包容和顺应。
张爱迪[8]（2020）在《刘廷芳文学活动研究 ——以燕京大学时期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燕京大学在教会大学中的独特地位越来越引起海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燕京大学在短短33年的办学时间内,涌现出了一大批在各个领域成就斐然的人物,仅就文学方面来看,就有周作人、冰心、许地山、郭绍虞、吴雷川等等。虽然燕大的人物研究成果并不欠缺,但笔者在整理文献的过程当中,却还是发现了刘廷芳这个曾经被誉为“燕大三师”之一,但现今却没有被足够重视的学者。刘廷芳作为司徒雷登建校之初最为得力的助手,不但在短期内将燕京大学神学院建成当时北方最好的宗教学院,而且还物色教授、创办校园杂志,为提高燕大的办学质量和社会声誉而四处奔走。除此之外,他在宗教改革、诗文创作、心理学研究及社会运动方面,也有相当杰出的贡献。刘廷芳一生创作颇丰,但其主要的文学活动都集中在他燕大任教时期（1920-1936）,故而本文限此范围作为研究时段。本论文选取刘廷芳在燕京大学时期的文学活动为研究主题,通过史料的发掘和再现,以文学研究为中心,将刘廷芳创办杂志、翻译赞美诗、创作新诗、翻译纪伯伦作品、与现代作家交游等文学活动进行探究,希望能对刘廷芳生平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本论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西学中用:刘廷芳在基督教“本色化”改革中的杂志编创。主要从刘廷芳主编的《生命月刊》以及创办的《紫晶》杂志展开梳理讨论,并对他在不同历史环境中改革基督教的努力做一个简略的分析。第二部分,圣乐国化:赞美诗集《普天颂赞》的编写。本章从《普天颂赞》的出版过程入手,先探究刘廷芳对《普天颂赞》成书的贡献,再对刘廷芳的赞美诗作品进行分析,以期从诗集编写和作品贡献两个方面探究刘廷芳对“圣乐国化”的努力。第三部分,同幅震动:新文学氛围下的诗歌及翻译创作。首先对刘廷芳的诗集《山雨》进行赏析,并发掘其文学价值,然后对刘廷芳翻译纪伯伦诗集的情况做出简介,并对刘廷芳对纪伯伦作品中“圣经文体”的把握和翻译做出分析,以期从新诗写作与散文诗翻译两个方面体现出刘廷芳的文学贡献。第四部分,文坛结谊:刘廷芳与现代作家群。从刘廷芳与徐志摩、胡适、冰心、赵紫宸等现代作家的文学交游入手,标识出刘廷芳独特的文学身份,并为刘廷芳的文学活动贡献出更为丰富的文学史料。附录部分整理和呈现了刘廷芳文学活动的资料,并配合论文写作顺序将刘廷芳在《生命月刊》中发表的阐述教会“本色化”观点的文章、刘廷芳在《生命月刊》上发表的文章、刘廷芳在《紫晶》上发表的文章、刘廷芳在《普天颂赞》中译述及创作的赞美诗、“风满楼丛书”内容与《山雨》目录等资料制成一览表,以便其他学者参考使用。
王梦琪[9]（2020）在《沈从文1956-1976年文学写作研究》文中提出沈从文1956-1976年文学写作是其整个创作生涯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一阶段也是沈从文后期文学写作的成熟期和高峰期,能够集中反映和代表其后期文学写作的整体情况。沈从文在这二十年间从未放弃文学思考和写作试验,但学界对此论题的关注度相对较低,研究成果零散、表面且不系统,因此本研究基于作品文本和文学史料,更为深入且完整地展现沈从文这一阶段的文学写作。本文所重点研读和分析的,正是沈从文1956-1976年间所有的文学写作成果,同时辅以作家后期留存的各类文字材料,详细勾勒作家这二十年间丰富且特殊的文学道路与写作风貌。本文在结构框架上,除绪论和结语外,共设有“写作选择与立场”、“写作形态与特征”、“写作价值与困境”三个章节。时代的变动深刻影响沈从文后期的文学思想走向,通过细读其后期文学写作成果及相关着作材料,能够更为清晰、全面梳理沈从文这一时期文学思想的发展和写作道路的选择,充分、系统考察其后期文学写作的内容和形态,深入、细致挖掘文学写作的价值和意义。本文对沈从文这一时期文学写作形态、特征的总结和论述,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以期打破当前学界对沈从文后期文学写作研究“述”大于“论”的局限,使沈从文的文学世界更加完整。本研究着重对沈从文1956-1976年所有文学写作成果进行精读,阐述作家后期“第二次改业”和“第三次改业准备”两次人生经历,从中探索“抽象的抒情”这一重要概念,分析他后期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态度和看法,以及“生命”、“历史”两个核心写作理念,讨论其后期“独自为战”的写作选择与独立自由的基本立场。沈从文秉持“五四”新文学的创作原则,重新向现实学习,适时调整文学写作状态。这一时期的文学写作鲜明体现了文体写作特征,以小说、散文和旧体诗三种文体创作为主,并呈现出四次高涨阶段。沈从文延续前期对个体生命和社会历史的关注,重点书写旧的历史记忆、新的生命形式两方面内容,强调文学之于年青一代的教育作用。沈从文不断进行文体试验,以其他文体形式替代小说、散文等受限文体的创作,呈现出书信体散文、旧体新诗和历史小品文三种代偿效果,在语言表达、叙事结构、背景氛围三个方面进行写作方式的尝试和突破。沈从文这一时期的文学写作总体上呈现抒情和潜在的性质,验证了沈从文对个人信仰的坚守,体现了对作家生命的自主把握。此外,与同时期代表性文学作品相比,可以发现沈从文这一时期文学作品既延续了“五四”新文学传统,坚定维护了文学自由和独立,彰显了理性思辨色彩,传达出个人经验,显示出活泼的艺术审美特性;但同时还暴露了文学创作的困境,语言的过度抒情致使作品内在张力的削弱,思想上的时代隔膜引发了用笔的新旧冲突。多元的文学价值和文体写作的局限,体现出沈从文后期文学写作的独特性和复杂性,他的文学写作也是现代作家在当代创作选择上的一个特例。总之,沈从文后期从未放弃文学创作,他以素朴踏实的“学习”态度进行文学探索,在特殊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于主流写作、别样多元的文学风景。
肖文翔[10]（2020）在《《亚特兰大佐治亚人报》关于“列奥·弗兰克案”的报道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美国的工业化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与推动,美国城市开始进入快速化发展时期。与此同时,美国报业迅速发展。一方面,工业化为报刊制作和印刷技术的革新、改进提供技术支持;另一方面,移民潮为报刊提供大量潜在的读者群体。这使得一些面向大众、关注社会生活的城市日报开始兴起与发展。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城市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与社会问题相关的新闻也极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尤其是涉及暴力事件、种族问题的新闻更易引发热潮。“列奥·弗兰克案”即是这种典型的事件。该案发生在1913年,是亚特兰大市发生的一起恶性凶杀案。因作案手法残忍与案件调查与审判波折不断,案件引起了公众关注,并且受到当地报纸与其它地区报纸的关注与竞相报道。作为亚特兰大当地日报,《亚特兰大佐治亚人报》当然不会缺席,同样也对案件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与其他报纸有所不同的是,从案件发生至案件审判,该报都对案件进行深入细致的报道。而且,该报的案件报道具有突出的风格、特点与倾向。从其案件报道的特点与倾向来看,在主观因素上,报纸持有人的变动改变报刊报道的方式与风格,继而影响案件报道的特点。在客观因素上,报刊的大众化发展与商业化经营,以及亚特兰大的社会因素影响了报刊的内容与倾向。因此,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最终促成《亚特兰大佐治亚人报》对“列奥·弗兰克案”报道的独特风格与特色。本文在《亚特兰大佐治亚人报》报刊文本与原始档案进行深入解读的基础上,梳理“列奥·弗兰克案”的舆论发展过程。依托对案件本身审理的爬梳,还原《亚特兰大佐治亚人报》对该案的报道情况,进而阐述有关该案报道的特点与倾向。通过对该案的报道特点与倾向的阐述,分析影响案件报道的因素,最后总结案件报道的影响与启示。
二、CONTENTS OF VOLUME 12, 2001（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CONTENTS OF VOLUME 12, 2001（论文提纲范文）
（1）《东方杂志》对近代法律思想的传播（1904-192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及意义 |
| 1.2 学术史回顾 |
| 1.2.1 近代法律思想传播的相关研究 |
| 1.2.2 《东方杂志》思想传播的相关研究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文献研究法 |
| 1.3.2 跨学科研究法 |
| 1.4 概念界定 |
| 1.5 创新点与难点 |
| 1.5.1 创新点 |
| 1.5.2 难点 |
| 第二章 《东方杂志》关注法律思想的背景 |
| 2.1 晚清法律危机 |
| 2.1.1 “领事裁判权” |
| 2.1.2 传统法律的落后 |
| 2.1.3 西法东渐的冲击 |
| 2.2 法律变革思想的兴起 |
| 2.2.1 鸦片战争前后 |
| 2.2.2 洋务运动前后 |
| 2.2.3 戊戌变法时期 |
| 2.3 《东方杂志》刊载法律思想的条件 |
| 2.3.1 相对宽松的报刊环境 |
| 2.3.2 上海具有法律思想传播的社会环境 |
| 2.3.3 《东方杂志》的办刊理念与主编群体 |
| 第三章 《东方杂志》介绍近代中国法制的内容 |
| 3.1 刊载中国法律的主要栏目 |
| 3.1.1 “社说”、“内务”等栏目 |
| 3.1.2 “中国大事记”栏目 |
| 3.1.3 “法令”“广告”等 |
| 3.2 介绍近代中国法律制度 |
| 3.2.1 宪法与行政法 |
| 3.2.2 刑法与民法 |
| 3.2.3 诉讼法与商法 |
| 3.3 宣传近代法律思想 |
| 3.3.1 提倡法治思想 |
| 3.3.2 传播宪政思想 |
| 第四章 《东方杂志》对西方法律思想的宣传 |
| 4.1 介绍西方法律的栏目 |
| 4.1.1 “内务”“教育”“财政” |
| 4.1.2 “广告”栏目 |
| 4.1.3 “外国大事”、“世界新潮”及其他 |
| 4.2 主要介绍的西方法律制度 |
| 4.2.1 宪法 |
| 4.2.2 婚姻法、劳动法等 |
| 4.2.3 其他法律制度 |
| 4.3 主要宣传的西方法律思想 |
| 4.3.1 宪法思想 |
| 4.3.2 其他法律思想 |
| 第五章 《东方杂志》传播法律思想的特点 |
| 5.1 以救亡图存为目标 |
| 5.1.1 宣传法律的“功利性” |
| 5.1.2 宪政制度占比重大 |
| 5.2 自由开放的立场态度 |
| 5.2.1 自由的立场 |
| 5.2.2 对中西法律的开放态度 |
| 5.3 重视宣传法律制度和理论 |
| 5.3.1 法律制度数量庞大 |
| 5.3.2 先进的法学理论 |
| 第六章 《东方杂志》传播近代法律思想的贡献与局限性 |
| 6.1 《东方杂志》传播近代法律思想的贡献 |
| 6.1.1 拓宽了法律思想的影响范围 |
| 6.1.2 介绍了近代先进的法律着作 |
| 6.1.3 为探讨法律问题提供场所 |
| 6.2 《东方杂志》传播近代法律思想的局限性 |
| 6.2.1 法律思想介绍不系统 |
| 6.2.2 法律思想内容相对单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904-1928 年《东方杂志》上刊载的法律文章 |
| 致谢 |
（2）甲骨文字考释提要（二）（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说明 |
| 检索表 |
| 前言 |
| 一、研究现状 |
| 二、主旨及任务 |
| 三、立题意义 |
| 甲骨文字考释提要 |
| 简称对照表 |
| 参考文献 |
（3）甲骨文字考释提要（一）（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说明 |
| 字头索引表 |
| 前言 |
| 甲骨文字考释提要 |
| 甲骨文着录文献 |
| 参考书目 |
（4）破坏与建设 ——顾颉刚古史学的双重面相（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本文思路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由疑而建: 顾颉刚的古史传说探索 |
| 第一节 集疑古之大成:“古史层累说”的建立及其影响 |
| 一、“辨伪事”与“古史层累说”的形成 |
| 二、本土学者的“疑古”论与“古史层累说”的建立 |
| 三、西方汉学家的“疑古”论与“古史层累说”的建立 |
| 四、“古史层累说”与传统上古史系统的颠覆 |
| 第二节 走向重建之路: 《中国上古史讲义》的编纂与意义 |
| 一、由破坏而建设:《中国上古史讲义》的编纂过程 |
| 二、“以周秦归周秦”: 《中国上古史讲义》的基本特征 |
| 三、《中国上古史讲义》与真实上古史的重建 |
| 小结 在疑古中重建: 真实上古史建设的新路向 |
| 第二章 辨伪求真: 顾颉刚的古书真伪考辨 |
| 第一节 辨去其伪: 古书年代考辨及其影响 |
| 一、“今本《尧典》成于汉武帝时”之说的形成 |
| 二、“今本《尧典》成于汉武帝时”之说的学术渊源 |
| 三、“今本《尧典》成于汉武帝时”之说的建立 |
| 四、“今本《尧典》成于汉武帝时”之说的影响与意义 |
| 第二节 化伪为真: “伪书移置说”的建立与意义 |
| 一、回应批评: “伪书移置说”的提出缘起 |
| 二、本土学者的“伪书”估定与“伪书移置说”的形成 |
| 三、历史的眼光、平等的眼光与“伪书移置说”的建立 |
| 四、“伪书移置说”与“伪书”价值的再估定 |
| 小结 在辨伪中求真: “伪书”移前特例的处理旨趣 |
| 第三章 正源清流: 顾颉刚的古代民族探讨 |
| 第一节 打破一元: “中华民族不出于一元论”及其影响 |
| 一、“中华民族不出于一元论”的提出 |
| 二、“中华民族不出于一元论”的学术渊源 |
| 三、“古史层累说”视域下的“中华民族不出于一元论” |
| 四、“中华民族不出于一元论”的学术影响 |
| 第二节 重塑中华: “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的建立及其意义 |
| 一、从破坏到建设: “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的形成 |
| 二、本土学者的民族论述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建立 |
| 三、西方民族理论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建立 |
| 四、学用兼顾: “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的双重意义 |
| 小结 在打破中重塑: 中华民族一统性的论证方式 |
| 第四章 由分到合: 顾颉刚的古代疆域考察 |
| 第一节 四海不一: “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论”及其影响 |
| 一、“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论”的提出 |
| 二、“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论”的学术渊源 |
| 三、“古史层累说”视域下的“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论” |
| 四、“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论”的学术影响 |
| 第二节 重构禹域: 《中国疆域沿革史》的撰写与影响 |
| 一、《中国疆域沿革史》的撰写过程 |
| 二、《中国疆域沿革史》的基本特征 |
| 三、《中国疆域沿革史》的学术影响 |
| 小结 在破坏中重构: 大一统疆域合法性的论证方式 |
| 结语 |
| 附录: 重排中国历史: 顾颉刚《本国史》的编纂与意义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的缘起和意义 |
| 二 沈从文研究现状与拓展之可能性 |
| 三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恋爱作家”的隐衷 |
| 第一节 “性苦闷”与自卑 |
| 第二节 “文明及其不满” |
| 第三节 “女性吉诃德”与“幸福的幻影” |
| 第二章 身份认同的窘迫心态 |
| 第一节 “湘西社会的逆子”:向往都市与决然离乡 |
| 第二节 “乡下人”身份的建构与裂隙 |
| 第三节 “边缘人”位于“中间的悲哀” |
| 第三章 文学理想的功利心态 |
| 第一节 “自明心迹”:追求自我价值 |
| 第二节 “浪漫主义的物力化” |
| 第三节 “最后吉诃德”的文学政治幻念 |
| 第四章 书写形式与心态的游移 |
| 第一节 抽象书写与虚无 |
| 第二节 疯癫书写与迷乱 |
| 第三节 综合书写与困惑 |
| 第五章 内外交困的文学逆境 |
| 第一节 “不知向谁呼喊”的压抑 |
| 第二节 “一切已结束,一切正起始” |
| 第三节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
| 结语 坚守精神创造性与个体人格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与创新之处 |
| 一、文献综述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基本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基本思路 |
| 第一章 新文化运动与赴美留学: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初步探索(1919-1923) |
| 第一节 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的思想渊源 |
| 一、童年时期接受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 |
| 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
| 三、从中国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中西文化之异的比较 |
| 一、中西文化差异的具体表现 |
| 二、中西文化“损益”说 |
| 三、“心物”、“动静”说 |
| 第三节 冯友兰对中西文化之异的哲学史阐释 |
| 一、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 |
| 二、中西文化之异的阐释 |
| 三、自然地理与人为选择 |
| 第四节 如何对待中西文化 |
| 一、学习西方科学 |
| 二、评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 |
|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价值 |
| 第二章 直击文化核心:冯友兰对中西人生哲学之比较(1923-1926) |
|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后期的中西文化之争 |
| 一、动荡不安的政局与社会 |
| 二、梁启超欧游与“科学的破产” |
| 三、张君劢的人生观讲演 |
| 第二节 中西人生哲学之“天人损益” |
| 一、中西之同的发现 |
| 二、中西人生哲学比较 |
| 三、中西之同与中西之异 |
| 第三节 一种新人生观——对科玄论战的回应 |
| 一、“科玄论战”的争论焦点 |
| 二、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探讨 |
| 三、关于“一种新人生观”的阐释 |
| 第四节 中西文化近代分歧的人生哲学渊源 |
| 一、是否以知识权力为好 |
| 二、是否将个人与宇宙两分 |
| 三、中国人生哲学之贡献 |
| 第三章 欧洲游学促转变:冯友兰中西文化古今之异的转向(1926-1935) |
| 第一节 冯友兰欧洲游学的思想转变 |
| 一、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
| 二、冯友兰对唯物史观的接受 |
| 三、冯友兰在英国感受到“古今之异”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中西古今之异的认识 |
| 一、游欧洲印象 |
| 二、秦汉历史哲学 |
| 三、中国无近古哲学 |
| 第三节 中西文化的互释阶段 |
| 一、人类进步同一趋势的不同实例 |
| 二、中西文化发展的第三阶段 |
| 三、研究史学之新趋势 |
| 第四节 《中国哲学史》以西释中 |
| 一、“在中国的哲学” |
| 二、“了解之同情” |
| 三、“新瓶旧酒” |
| 第四章 中西文化论争下的沉思:冯友兰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探索(1935-1948) |
| 第一节 抗日战争时期的冯友兰 |
| 一、日本侵华与国民政府的文化政策 |
| 二、文化救亡运动的兴起 |
| 三、冯友兰建立“新理学体系” |
| 第二节 文化类型说对中西文化论争的回应 |
| 一、“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论争 |
| 二、冯友兰的文化类型说 |
| 三、文化民族性问题 |
| 第三节 中国应走工业化道路 |
| 一、文化现代化问题讨论 |
| 二、冯友兰倡导的工业化道路 |
| 三、城里人与乡下人 |
| 第四节 保持中国文化的民族特性 |
| 一、改变封建伦理道德 |
| 二、中国基本道德不变 |
| 三、保持中国的文艺花样 |
| 第五章 大变革下的坚守:冯友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1949-1976) |
| 第一节 新中国的文化政策与知识分子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政策 |
| 二、对知识分子的改造 |
| 三、“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与实践 |
| 一、在新中国建设实践中感悟马克思主义 |
|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与新理学自我批判 |
| 三、在国际文化活动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
| 四、文革中的“冯友兰现象” |
| 第三节 中国哲学遗产的“抽象继承” |
| 一、重视整理祖国的哲学遗产 |
| 二、抽象继承法的提出与讨论 |
| 三、1980年代“抽象继承法”再评论 |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史研究 |
| 一、中国哲学史研究对象的讨论 |
| 二、正确估价唯心主义的价值 |
| 三、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价值 |
| 第六章 新时期“文化热”背景下的冷思考:冯友兰对中国文化新发展的展望(1976-1990)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冯友兰重获自我 |
|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 |
| 二、1980年代的“文化热” |
| 三、冯友兰在文化的拨乱反正中重获新生 |
| 第二节 中西文化对比的新时代 |
| 一、“旧邦新命”与文化现代化 |
| 二、中西文化论争主题的转换 |
| 三、“终结”与“开始” |
| 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 |
|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与现代价值 |
| 二、继承很厚的“家底” |
| 三、两个孔子 |
| 第四节 “智山慧海传真火” |
| 一、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 |
|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的互动 |
| 三、理论回归与哲学总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致谢 |
（7）“诗言己志”：陈衍诗学新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题缘起 |
| 二、研究述要 |
| 三、研究设想 |
| 第一章 从政治到文学:生平及交游考述 |
| 第一节 生平述要 |
| 一、年谱视域:从官府幕僚到大学讲师 |
| 二、报刊视域:从实务编辑到诗文作家 |
| 第二节 交游考述 |
| 一、陈衍与报刊编辑交游考 |
| 二、陈衍与相关社团交游考 |
| 第二章 “诗言己志”的理论推阐 |
| 第一节 “变风变雅” |
| 一、“变风变雅”诠释史梳理 |
| 二、“变风变雅”新解 |
| 三、“变风变雅”与“诗史” |
| 第二节 “新哲理”与“边际语” |
| 一、“新哲理”与“边际语”的含义 |
| 二、“新哲理”与“边际语”的诗学渊源 |
| 三、孤寂荒寒:古典诗歌创新的来源 |
| 第三章 “诗言己志”的创作实践 |
| 第一节 题画诗:遗民镜像 |
| 一、被动的题画者与晚清社交场域下的题画诗 |
| 二、兴亡与忠贞:题宋明遗民兰松图 |
| 三、隐逸与交游:题清代遗民海楼图 |
| 第二节 山水诗:山水、个人与治乱 |
| 一、忘归与胡不归:辛亥前的山水诗 |
| 二、无恙与不安:鼎革后的山水诗 |
| 第四章 “诗言己志”的深层内涵 |
| 第一节 士大夫身份意识淡化 |
| 第二节 内省与顺应 |
| 一、古典诗之困境 |
| 二、古典诗的出路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陈衍报刊诗文发表情况整理 |
| 附录二 《陈石遗集》未收诗辑录 |
| 附录三 陈衍题画诗整理 |
| 附录四 陈衍游览行踪整理 |
| 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8）刘廷芳文学活动研究 ——以燕京大学时期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西学中用:基督教“本色化”改革中的杂志编创 |
| 1.1 风潮中改革的阵地——《生命月刊》 |
| 1.1.1 《生命月刊》的创办与合刊 |
| 1.1.2 《生命月刊》的办刊特色 |
| 1.1.3 刘廷芳对《生命月刊》的贡献 |
| 1.1.4 刘廷芳在《生命月刊》中对时代的回应 |
| 1.2 乱世中“内修”的家园——《紫晶》 |
| 1.2.1 《紫晶》的办刊背景 |
| 1.2.2 《紫晶》的编辑与创作群体 |
| 1.2.3 刘廷芳在《紫晶》中的贡献 |
| 第二章 圣乐国化:赞美诗集《普天颂赞》的编写 |
| 2.1 《普天颂赞》的成书与出版 |
| 2.1.1 《普天颂赞》成书的历史铺垫 |
| 2.1.2 《普天颂赞》的出版始末 |
| 2.1.3 刘廷芳在《普天颂赞》成书中的贡献 |
| 2.2 刘廷芳在《普天颂赞》中的诗作分析 |
| 2.2.1 刘廷芳在《普天颂赞》中的诗作分类 |
| 2.2.2 刘廷芳在《普天颂赞》中的诗作特点 |
| 第三章 同幅震动:新文学氛围下的诗歌创作及翻译 |
| 3.1 新诗集《山雨》的文学价值 |
| 3.1.1 《山雨》中诗歌的主要题材 |
| 3.1.2 《山雨》中诗歌的艺术特色 |
| 3.2 纪伯伦散文诗集的译介 |
| 3.2.1 同期译者的翻译状况 |
| 3.2.2 《疯人》《前驱者》《人之子》的连载和出版 |
| 3.2.3 刘廷芳对纪伯伦“圣经文体”的把握与翻译 |
| 第四章 文坛结谊:刘廷芳与现代作家群 |
| 4.1 刘廷芳与徐志摩的相识相交 |
| 4.1.1 刘廷芳与徐志摩的相识 |
| 4.1.2 刘廷芳与徐志摩的会面和深交 |
| 4.1.3 刘廷芳对徐志摩的三点评价 |
| 4.2 刘廷芳与胡适的交游 |
| 4.2.1 同窗之谊、工作互助 |
| 4.2.2 刊登在《生命月刊》中的文字交游 |
| 4.3 刘廷芳与冰心的文学交互 |
| 4.3.1 《生命月刊》的征稿和诗文创作 |
| 4.3.2 《寄冰心》的发表和《蓄道德能文章》的回击 |
| 4.4 刘廷芳与赵紫宸的同志同行 |
| 4.4.1 赵紫宸北上的一波三折 |
| 4.4.2 刘廷芳与赵紫宸的交流与合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一 刘廷芳在《生命月刊》中发表的文章 |
| 附录二 刘廷芳在《紫晶》中发表的文章 |
| 附录三 刘廷芳在《普天颂赞》中译述及创作的赞美诗 |
| 附录五 在读期间成果 |
（9）沈从文1956-1976年文学写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范围与对象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写作选择与立场:“童心”未泯,“爝火”未熄 |
| 第一节 两次改业与终生“正业” |
| 第二节 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再审视 |
| 第三节 “抒情”写作的核心理念 |
| 一、多元共通的生命观 |
| 二、古今交会的历史观 |
| 第四节 “独自为战”的写作选择 |
| 第二章 写作形态与特征:“抽象抒情”下的延承与试验 |
| 第一节 写作过程的适时性和阶段性 |
| 一、三类主要文体 |
| 二、四个高涨阶段 |
| 第二节 主题的延承性与内容的新发展 |
| 一、旧的历史记忆 |
| 二、新的生命形式 |
| 第三节 文体的代偿性与方法的试验性 |
| 一、文体代偿的三种表现 |
| 二、写作方法的试验探索 |
| 第四节 整体基调的抒情性和潜在性 |
| 一、总体风格的抒情气质 |
| 二、特殊时期的潜在特性 |
| 第三章 写作价值与困境:“现实而浪漫”的艰难尝试 |
| 第一节 多元的创作价值 |
| 一、文学独立的维护 |
| 二、理性思辨的彰显 |
| 三、个体经验的呈现 |
| 四、活泼的艺术审美 |
| 第二节 文体写作的局限 |
| 一、内在张力的削弱 |
| 二、用笔的新旧冲突 |
| 第三节 现代作家的当代“特例” |
| 结语 “无从驯服的斑马”——文学写作的赤子心 |
| 附录一 沈从文文学写作成果详目(1956-1976) |
| 附录二 沈从文文学写作计划汇总(1950-1980)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亚特兰大佐治亚人报》关于“列奥·弗兰克案”的报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列奥·弗兰克案始末 |
| 第一节 列奥·弗兰克被捕 |
| 第二节 案件审理与宣判 |
| 第三节 上诉与减刑 |
| 第四节 “玛丽骑士团”的绞刑 |
| 第二章 《佐治亚人报》对“弗兰克案”的报道 |
| 第一节 案件报道的基本舆论情况 |
| 第二节 《佐治亚人报》关于案件的报道 |
| 第三节 “弗兰克案”报道的特点 |
| 第四节 案件报道的倾向分析 |
| 第三章 《佐治亚人报》案件报道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20世纪初《佐治亚人报》的发展与变动 |
| 第二节 报纸媒体的大众化与商业化 |
| 第三节 城市内部诸因素分析 |
| 第四章 《佐治亚人报》案件报道的影响与启示 |
| 第一节 报道的影响 |
| 第二节 案件报道的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四、CONTENTS OF VOLUME 12, 2001（论文参考文献）
- [1]《东方杂志》对近代法律思想的传播（1904-1928）[D]. 李冰冰. 河北大学, 2021(02)
- [2]甲骨文字考释提要（二）[D]. 贝梦娟. 吉林大学, 2021(01)
- [3]甲骨文字考释提要（一）[D]. 尤梓竹. 吉林大学, 2021(01)
- [4]破坏与建设 ——顾颉刚古史学的双重面相[D]. 汤莹. 山东大学, 2020(09)
- [5]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D]. 高爽. 山东大学, 2020(10)
- [6]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D]. 刘素娟. 郑州大学, 2020(02)
- [7]“诗言己志”：陈衍诗学新论[D]. 邹静慧. 江南大学, 2020(01)
- [8]刘廷芳文学活动研究 ——以燕京大学时期为中心[D]. 张爱迪. 济南大学, 2020(01)
- [9]沈从文1956-1976年文学写作研究[D]. 王梦琪. 山东大学, 2020(11)
- [10]《亚特兰大佐治亚人报》关于“列奥·弗兰克案”的报道研究[D]. 肖文翔.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