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化史研究的新突破——读完《宋代文化史研究》

一、宋代文化史研究的新突破──《两宋文化史研究》读后（论文文献综述）

张品瑶^[1]（2019）在《《南宋杂事诗》文学研究》文中指出《南宋杂事诗》是清代沈嘉辙、吴焯、陈芝光、符曾、赵昱、厉鹗、赵信七人共同创作的以南宋都城临安为主题的七绝联章体咏史专集。该书创作于雍正元年至雍正二年,以补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和《西湖游览志余》为创作的直接目的,以稗官野史、笔记小说为主要的取用库藏,以诗歌加引文的形式记录在临安发生的大小事件,网罗一代故实,内容驳杂,巨细不捐。此书可以视为诗歌化的历史或是诗歌化的方志,有丰富的史学价值、文献学价值和文学价值。但是诗歌毕竟不同于历史,以南宋临安为描写对象,是清代中前期文字狱阴影下几位作者有意识的选择,包含着深刻的情感内蕴。抛开其“饾饤”的表象,与作者对话,透过清人的眼睛观察古老的南宋都城,既可以帮助我们还原清人眼中的临安,又可以借助他们眼中的临安,探讨清代政治高压下浙派诗人的心理困境。另外,《南宋杂事诗》在浙派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不论在内容、结构方面还是字法、句法等方面均有可圈点之处。本论文主要分为四章:第一章:结合《南宋杂事诗》的创作时间,分析《南宋杂事诗》创作时浙江的地域环境和政治文化背景。从浙江文人与满清统治者的关系入手,结合浙江的经济发展情况、文字狱对浙江士子的打击、清代浙江的藏书文化、学术风尚以及自然环境几个方面阐释《南宋杂事诗》的创作基础和产生原因。另外,在关注清代浙地社会背景的同时,反观《南宋杂事诗》中的创作内容,建立清代杭州与《南宋杂事诗》内容上的关联,深入《南宋杂事诗》创作群体所生活的时代,从宏观的角度来理解《南宋杂事诗》的创作动因。第二章:从抒情的角度来分析《南宋杂事诗》,论述《南宋杂事诗》的情感书写层次与内涵。本章共分为四节:第一,分析《南宋杂事诗》中的宫廷情结。宫廷是王朝的象征,在《南宋杂事诗》中具有特殊性,从宫廷日常生活与王朝的对外关系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情感。第二,整合《南宋杂事诗》中的人物群像,分别选取描述较多且具有代表性的帝王形象、忠臣奸佞形象、遗民和隐士形象、文人形象、女子形象几个方面,分析作者在塑造人物时流露出的不同情感。第三,从景物入手分析作者情感。在《南宋杂事诗》描写的故景故物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故国之思,从佛禅景物中可以看出作者的避世之心。另外,《南宋杂事诗》中也多写凄清之景,寄托了作者的愁绪,也与浙派“清”的创作理论相契合。最后,从市民生活层面入手,分析作者的情感。对于临安的市民生活,作者一方面对享乐之风充满愤懑无奈,另一方面又感于故国繁华对故国生活充满了向往,同时注意政令对市民生活的影响。从这四个层面入手,借助作者的眼睛看南宋时期的临安,能够更深入的理解作者的创作情感。第三章:作为以书本为诗材的咏史纪事诗,《南宋杂事诗》的内容具有很强的互文性。此章转变视角,从叙事层面分析《南宋杂事诗》内容的互文性,从三个方面展开研究。首先,从文本生成的角度来论析《南宋杂事诗》内容的互文性,其诗歌吸取江西诗派“夺胎换骨”的创作方法,无论是隶事用典还是对史料的吸收加工都体现出互文性特征。第二,分析《南宋杂事诗》中对互文性内容的处理方式。第三,探讨《南宋杂事诗》中互文性内容的价值与意义。第四章:探究《南宋杂事诗》的艺术特征,从六个方面展开论述。首先,结合《南宋杂事诗》对百咏组诗传统的继承和创新以及组诗的排序结构探究《南宋杂事诗》的结构特征。第二,结合赵殿成的题辞,分析《南宋杂事诗》对宫词和竹枝词的借鉴吸收与创新。第三,《南宋杂事诗》具有鲜明的宋诗化倾向但是亦能兼具唐音,通过对《南宋杂事诗》中的宋调和唐音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几位作者的创作手法和艺术倾向。第四,对其字法、句法和修辞进行论述。第五,反思《南宋杂事诗》内容和创作手法上不足,对《南宋杂事诗》进行客观的评价。最后,分析《南宋杂事诗》与浙派的关系,探究《南宋杂事诗》对浙派发展的作用和在浙派演进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王培友^[2]（2018）在《论两宋理学范畴的诗学表达问题之历史客观存在》文中研究说明两宋理学家的理学实践和诗学实践,都是作为统摄道德实践主体、社会实践主体和诗学实践主体于一身的理学家的文化实践活动。因此,理学基本范畴的诗学表达问题具备历史客观存在的学理基础。基于这一认识,从对"范畴"概念的界定出发,对两宋理学的范畴的生成、数量等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从理学家诗论、理学诗选本诗评和理学家的理学诗书写等层面,考察、论证了在宋代文化史上两宋理学家的理学基本范畴,具备诗学表达的历史客观存在性。以此为切入点,可以立足理学诸范畴的发育、传播及流变,来探讨其在两宋诗人诗学观念及诗歌创作实践的呈现问题,拓展和深化相关研究。

李宝^[3]（2018）在《宋代题跋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题跋文是中国古代一种十分有特色的散文文体,在追溯这种文体的起源时,虽然众说纷纭,但是其正式定型并大量产生于宋代则为学界所公认。宋代题跋文数量繁多,题材广泛,表达丰富,体式灵活,趣味盎然,展现了宋代文人士大夫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本文以宋代题跋文作为研究对象,在总结前人及当下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题跋文体进行文体学上的界定,对两宋题跋文的数量、类型进行比较全面的梳理,并就题跋文征引诗词现象进行考察,力图展现宋代题跋文体勃兴的全貌。论文的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章绪论部分,论述了论文选题的依据及意义,从五个方面回顾了宋代题跋文的基本研究状况,总结前人研究成果,提出了自己的研究展望。同时,在绪论这一章之中,还交代了对宋代题跋文进行研究的具体思路及研究使用的基本方法。第二章主要探讨了题跋文体自身的几个问题,是为宋代题跋文研究作基础性的奠基工作。目前学界对题跋文概念的阐释与解读多从训诂、考据的角度切入,使用方法与征引材料,几乎雷同,各家只是酌以自己的见解,复为演述,在没有新材料出现的情况下,几乎没有再复述的必要。笔者从文体学的角度,对题跋文的概念进行了全新的阐释,探讨其文体的发生与命名之间的逻辑关系与演变。笔者又总结了目前学界对题跋文源头追溯的几种观点,逐一评述,进而确认比较赞同的观点。之后,对比分析历代《文选》类总集选录题跋文情况,从选文上对比分析了宋、元、明三代题跋选文、题跋题名特点、以及题跋文关涉的内容等情况,以此验证题跋文概念内涵与外延的发展变化。本章最后一部分主要辨析了题跋与后序、题跋与题辞（词）、题跋与题名等三种相近文体的区别与关系。第三章宋代题跋文的结集与数量,梳理了题跋文的结集情况,并对明代毛晋“津逮秘书”所选宋人题跋及新近结集的《全宋文》、《宋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宋代序跋全编》等收录题跋文进行了较为精确的统计,逐一对比,以期对宋代题跋文有较为精确的数量认识。第四、五章在梳理了前人对题跋文的分类情况之后,参考《宋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对题跋文所分九类,拆分合并成书跋、文跋、诗词题跋、法书帖刻、金石器物、图画、其他类等七类。重新分类的考量是因为《索引》原“法书碑帖”一类涵盖的题跋数量太大,而“山水草木”、“器物”、“建筑”、“人事”等题跋数量又过少,重新分类之后,将“法书碑帖”一类之中“金石”拆分出来与《索引》“器物”一类合并成“金石器物”一类,原类目更名为“法书帖刻”,之后将“山水”、“建筑”、“人事”三类合并成“其他类”,新分类中各类目涵盖题跋数量接近,体现分类的意义。之后以新分类为准,对各类题跋的内容进行逐一进行概述,总结各类题跋的内容特点,以期对宋代题跋文的内容有比较全面的认识。第六章考察了宋人题跋征引诗、词情况。宋人题跋,有专论诗词一部,数量有千余则。在这部分题跋文之中,有大量诗、词被征引到题跋文之中。通检两宋题跋文我们发现,宋人题跋征引诗、词的现象并不仅仅出现在诗词题跋之中,其余文跋、书跋、书画题跋等等类型的题跋文之中,都有征引诗词的情况出现。我们将宋人题跋中征引到的诗词悉数辑出,以附表的形式列于文后。在对征引的诗词进行分析时我们发现,宋代题跋征引诗、词的虽然颇为随意,但是基本规律还是可循的。我们总结了宋人题跋征引诗词的四个规律,并用宋人题跋征引的诗词,新辑《全宋诗》失收的宋人诗三十余首、残诗零句一百二十余则。最后,我们例举了宋人题跋征引的诗词对传世诗词的诗题、字句的订正,以此来验证宋人题跋征引的这部分诗词的校勘学价值。

赵国权^[4]（2017）在《社会大变局中的两宋女子教育生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两宋处于轴心后时代的一个社会大变革、大转型期,不仅深刻影响到当时的政治经济生态,也辐射到宋人生活的各个领域,更是对处于弱势群体的女子的教育生活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和空间。依据社会角色理论,运用大史料观及多学科视角,从自然、家庭、社会三个维度,对两宋女子各类角色的教育生活进行微观分析和深度描述,从中可以看到:在一个趋向理性、开放、包容的社会生活业态下,女子的教育生活亦呈现出多元、向上、自觉、自主之态势,在中国社会生活及教育生活史上可谓独领风骚。如此,其研究既可提升及丰富两宋女子教育理论,又能还原逼近真实的两宋女子教育场景,从中发现教育生活传承的历史轨迹,打通教育史与生活史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拓展女子教育史研究新领域。第一部分“绪论”,主要论及选题缘由,即女子在教育史学中的边缘化、从生活史角度对两宋女子教育再解读、史学研究的生活转向等。对两宋女子教育史料分为文本、非文本两类进行系统梳理,对前辈研究成果进行学术回顾分析,大致划为三个发展阶段:即从酝酿走向局部或断续关注、从局部或断续关注通向整体研究、从整体研究迈向纵深研究。第二部分“社会大变局:女子教育生活的催化剂”,以社会大变局必然导致社会生活的吐故纳新为前提,从文化变迁与下移、制度建构与人文关怀、社会生活开放与交融、民族间的交融与冲突等几个方面,来阐释生成两宋女子教育生活的多元背景及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第三部分“作为自然人的女子教育生活”,女子作为自然独立的个体,在其生存过程中必然要学会借助各种资源来满足衣食等方面的基本需求,与此同时,社会也会对其生存空间及行为予以规范,即通过性别规训、身体塑造以及成年礼等,使之合乎社会公众的角色期待。她们也会通过自身及生活体验,来感悟生死及生命之重。第四部分“作为家庭人的女子教育生活”,女子一生要经过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媳等多次重要的家庭角色建构。为人女,要接受入则孝父母、出则友爱兄弟姐妹之教,使为“孝女”;为人妻,要接受柔顺、不妒、相夫、守节之教,使为“贤妻”;为人母,要接受如何胎教及教子女识字、读书、交友、择业、为官等,使为“良母”;为人媳,要接受孝公婆、和娣姒、睦邻里及经营家庭产业之教,使为“顺妇”。她们忍辱负重,以其大爱及智慧,极力维系着家庭的稳定与和谐。第五部分“作为社会人的女子教育生活”,女子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既复杂又不固定,从社会对各种角色期待的共性上,分为五个方面加以解读,即在濡化中施与道德规训、在阅读中涵养知识、在做学中养成生存技艺、在与各层人士交往中丰富社会阅历、在信奉佛道中找寻寄托并超越自我。尤其她们在受教的同时,也在扮演着施教者的角色,以己所学及所能来回报家人和社会。第六部分“回馈大变局:女子教育生活样态与检视”,大变局中的文明理性开国与治国气象,使得女子教育生活也呈现出多元、开放之态势,主要表现为:教育与生活融为一体,教育在生活中漫步,以角色引领生活,旨在学会如何生活;伴随教育生活的时空增温,女子身体从禁锢趋向重塑,读书从内闱步入学堂,交往从家内移到家外,治家从“主内”到“主外”;“母教”在生活中被拓展、被深化,她们敢于担当、以教为乐、捐资助教、爱及家国之壮举,使教育生活得以精彩而完美建构;教育生活的终极呈现便是才女辈出,在诗词、书画、制造、军事、商贸、竞技、说唱乃至科举等领域均有不让须眉者。“结语”部分是对两宋女子教育生活的历史地位及影响予以定位,主要论点为:一是以两宋史视野来审视女子教育生活,可以看出:两宋理性文明的开国气象所带来的社会生活新业态,直接催生出两宋女子教育生活的多元、开放、自主之态势,成为两宋社会生活中最具活力的一大场域,也构成两宋社会和谐进步的重要推动力。相比较而言,两宋女子教育生活的同一性远大于差异性;二是以中国史视野来审视女子教育生活,可以看出:两宋女子教育生活上承汉唐多有超越,下启近世,又多为元明清三代所不及,实乃中国古代女子教育生活的黄金时代;三是以世界史视野来审视女子教育生活,同样会发现:轴心前时代的文明古国,唯独中国的教育文化没有出现中断而源远流长、绵延至今,也唯独中国两宋时期的女子教育生活在同时代的世界舞台上成为领跑者,因此它不独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熊萃^[5]（2014）在《宋代山水画对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影响》文中提出本文在宋代市民“日常生活审美化”追求的历史背景下，深入、细致的阐释和分析了宋代山水画对中国古典园林建筑艺术的影响，以此为21世纪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文明建设及其城镇化建设提供某些必要的历史借鉴。论文在宋代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思想背景下，从审美联系、审美效果对比、设计元素等方面深入、细致的阐释了宋代山水画对中国古典园林建筑艺术的影响及其主要表现。其中，针对艺术家身份和审美经验两点展开了具体探讨，论证了宋代山水画的绘画特点渗透于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理论及其实践，深刻地影响了古典园林建筑艺术形态的发展；重点在于从“空间效果表现”和“审美情趣体现”两方面阐释了宋代山水画与中国古典园林建筑在审美效果上的共同点及其差异、阐述了宋代山水画的创作元素在中国古典园林建筑艺术中的一些新的发展及其表现形式。在上述意义上，本文以“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为基点，努力寻求我国古代艺术实践传统与当代社会发展的结合点，以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文明建设及其城镇化建设提供必要的艺术设计启迪及其历史文化借鉴。

钱蕾^[6]（2014）在《北宋记体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记体文是古代一种重要的文体类型,它以叙事为基本的文体特征,始盛于唐代。北宋记体文不仅在创作数量和题材类型上有所发展,而且突破了记体文原有的体制规范,常融入其它文体的写作手法,“破体为记”成为北宋记体文创作中的普遍现象。记体文的开拓创新大致完成于北宋,并在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南宋及南宋以后的记体文,大多不脱北宋的范式。第一章,探讨记体文的源流及其在北宋以前的发展状况。记体文来源于史传,在唐代以前已有零星的创作,但由于作品尚少,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着述和文章总集均未提及记体,刘勰所论“书记”一体实则涵盖了用来记录事物和表情达意的各类应用性文书。时人对于“记”之认识还着眼于其广义的内涵,并未形成“记”之为体的自觉意识。至唐代,记体文才真正独立,并达到了创作的兴盛和体式的成熟。唐人作记,有较强的实录意识,以对表现对象的客观叙述和描写为主。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唐代古文家开拓了记体文的表现内容和手法,增强了记体文中议论与抒情的因素,成为后人创作的典范,并且推动了记体文的文体革新,对北宋记体文的发展和新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二章,分析记体文传统题材类型在北宋的新变与拓展。传统记体文的各个类型,北宋均有新的开拓,其中,亭台楼阁记、厅壁记和书画记的创新最令人瞩目。北宋的亭台楼阁记不同于唐代的重在观物,而以写意为主。诸多记文围绕亭台楼阁的命名展开论述,注重从命名中透视主体的情怀,还多采用问答体的结构方式,吸收了赋的表现手法。北宋的官署题名记从唐代的厅壁记发展而来,但更重视题名本身彰善识恶的戒示作用,记中多议论的成分,注重其劝戒功能。官署题名记的盛行,也影响到厅壁记的创作,及其他类型题名记的发展。北宋的书画记既有对唐人写作模式的继承,又有自己的新创。有些书画记的创作,融合了书画题跋的写作手法,讨论书画艺术,或围绕书画作品展开而论与之有关的人和事,拓宽了表现功能,形成了新的文体样式。第三章,探究北宋记体文在新领域的开拓。北宋作家一方面开始大量创作唐人很少涉及的学记；另一方面,还新创了书院记、藏书记等类型,并形成了这些题材的记体文创作的典范。这三类记体文与北宋传统题材的记体文相似,在内容上均不重在对表现对象本身作客观的叙述和描写,而多着眼于其功能展开论述。因其表现对象都与文化教育密切相关,故多以劝学为主旨。表现手法上则往往叙事和议论相结合,甚至以论为主,且较之传统题材的记体文更多地运用对比、考证、用典等艺术手法,表现出较强的学术性。最后,北宋记体文的文体新变主要表现为：内容上往往不受所记之事物的限制,多借题发挥,立意深刻；形式上从以叙事为主到多议论、说理；并且多运用对比、考证、用典等艺术手法。影响北宋记体文文体演变的因素有：北宋的社会文化环境和士大夫尚议论、重学问的风气,宋人对记之文体功能认识的深化,记体文具体的创作情境和表现对象本身的特点,以及个别作家有意识的文体创新。北宋记体文创作中的“破体为记”,实则提供了新的写作手法,在实际的创作中更多地被接受,成为记体文一种由破到立的新发展。

郑涛^[7]（2013）在《唐宋四川佛教地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唐宋时期是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历史时期,在这一宏阔历史背景之下,佛教在四川这样一个地理单元相对独立的区域环境内向上发展渐臻鼎盛。分析此一时期四川佛教发展空间分布和演变趋势对于丰富经济文化重心南移议题及探讨佛教区域传播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寺院和石刻构成佛教宏传的道场体系,僧人和俗人作为布道的主体和受体构成佛教传播的“渡乘”体系,四者共同构成了佛教流布和佛教感知的一个完整系统。在这一理论基础上,文章选取寺院、石刻、高僧和艺文（其作者为俗人）作为重点要素以考察唐宋时期四川佛教发展相关情况。唐宋四川佛教寺院分布。主要以唐宋时期史料和相关方志记载为依据,分别对唐宋两代四川各府州的寺院分布进行整理和统计,总结分布特点,探讨寺院分布与人口和府州等级关系。总体说来从唐至宋,四川寺院分布区域扩大,内涵加深。在这一过程中,人口与府州等级所反映的地区经济发展对于寺院的分布有重要影响。唐宋四川石刻分布。利用相关考古资料并结合笔者考察实际,在古地理单元基础上,对唐宋时期四川佛教石刻分布进行梳理,总结分布特点,探讨石刻分布与寺院关系。唐代至宋代,四川石刻分布区域相对缩小,但影响力大,因而在全国佛教石刻活动几近停滞的背景下,其实是四川佛教发展进步的表现。唐宋四川高僧分布。主要以相关僧传为统计口径,从籍贯和驻锡两个方面对高僧地理分布进行考察。通过整理、统计和分析,分别总结唐宋时期四川高僧地理分布情况,探讨该地理分布特点和寺院分布与石刻分布的关系。从籍贯看,唐代至宋代,四川高僧籍贯分布区域拓展,数量上升,相关府州产生高僧数量增多；从驻锡看,唐代至宋代,成都府地区、绵剑地区、梓遂地区驻锡高僧数量下降明显,川东峡江地带驻锡僧人数量一定程度增多,眉嘉地区驻锡高僧数量上升明显。二者共同说明唐代至宋代,四川佛教由部分区域向更多区域发展的过程。唐宋四川佛教艺文分布。以相关诗文集、金石材料和方志为主要依据分别对唐宋四川各府州佛教艺文分布进行整理,分析特点,探讨艺文与寺院、石刻和高僧的关系。唐代至宋代,佛教艺文地理分布在空间上拓展,内涵上加强。整体而言,除个别州数据有所下降外,其余诸府州数据都程度不等地增加。以成都为核心的成都府地区,以嘉州为核心的眉嘉地区,以昌州为代表的昌普地区艺文分布数量增幅明显。利州地区、巴州地区艺文分布数量一定程度下降,而峡江地带艺文分布数量有所上升。总体而言,从寺院、石刻、高僧和艺文分布变迁情况看,唐宋时期四川佛教发展在全国佛教尤其是北方佛教式微的背景下呈现整体向上的趋势。这样的分布特点和发展趋势主要和三大方面因素相关,即重要的区域位置、外在的人文动力和佛教自身特点与世俗化。这种趋势及其与诸因素关系反映了相对封闭地理单元内佛教传播的一般规律,也从个案缩影的角度印证了伴随经济重心南移文化重心南移的过程。

何艳红^[8]（2011）在《南宋文化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南宋时,经济繁荣,文化教育普及,科学技术进步,但同时也自始至终面临着来自金、蒙元的威胁和战争。在这样的环境下,南宋统治者继承和发展了北宋旧制,制定出较为系统的文化政策。南宋统治者重文崇儒,确立了理学的正统地位；重视官修史书,鼓励私人着史；大力恢复学校教育,并扶持书院发展,注重教育普及。南宋统治者还制定尊佛崇道的宗教政策,同时对不利于政治统治的民间秘密宗教进行镇压。南宋统治者对出版物内容、流通和版权都进行管理,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出版政策。南宋文化政策体现出文化发展转向内在、关注文化向大众的普及、重视文化的多元发展和以维护政权利益为宗的特点。通过这一系列文化政策的实施,南宋扩大了统治基础,稳定了统治秩序,也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并推动了文化交流,影响后世。

张焕玲^[9]（2011）在《宋代咏史组诗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宋代咏史诗的研究有所升温，但还是主要对咏史名家的作品进行赏析，或对其整体艺术特色进行宏觐分析，而对宋代咏史组诗丰富的思想意蕴、多样的艺术表现及较高的文献价值等却很少有涉足者，更没有专门从未代灿烂而富有特色的文化视角来探讨咏史组诗创作及其在咏史创作史上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的论文。而事实上，宋代咏史组诗的创作在整个宋代咏史诗的创作中更具有时代特色。今据《全宋诗》统计有宋一代的咏史诗有7349首，据《全宋诗订补》统计另有咏史诗41首，共计7390首，其中包括联章咏史组诗448题。而大中型的咏史组诗原有50种，现存31种，小型咏史组诗更是数量众多。从创作群体看，上至皇帝宰辅，下至普通文人都有咏史组诗的创作；从吟咏内容看，既有古代史、近代史，还有当代史及家史，而咏经、咏子之作更具特色。形式上既有传统的五、七言古体、乐府体、五、七言近体，还有新创的集句体、楚辞体及六言体咏史组诗。有鉴於此，本文以宋代咏史组诗为切入点，综论其传承与接受，梳理其发展概貌，深入考察其与宋代社会政治、科举考试、训蒙教育、史官文化以及其他文体、艺术之间密切而微妙的互动关系，并探讨其所具有的文献价值。本论文的主体部分由绪论篇、思想篇、艺术篇、叙录篇、校证篇五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绪论篇，由两章组成。第一章先界定咏史诗之概念和范畴，从数量规模及具体内容方面界定本文具体论及的咏史组诗，接着回顾宋代咏史诗的研究现状并概述本文旨趣；第二章先有条理地追溯宋前咏史诗的发展进程，次介绍宋代咏史诗的整体发展情况，最後详述宋代大中型咏史组诗的发展概貌。第二部分为思想篇，由八章组成。从宋代历史文化的广阔视野出发，考察社会政治、史官文化、思想学术、科举教育、地理之学及通俗文艺等与咏史诗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期揭示这种文学现象产生发展的深层原因。第一章主要研究宋代政治与咏史诗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宋代的最高统治者不仅重视编僎前代史书，以古鉴今，而且以极大的热情广泛阅读经史书籍并大量赋写咏史诗。上有所好，下必趋焉，因此，宋人喜史、爱史、写史、咏史的社会风气逐渐形成。在帝王的爱好提倡和时代学风的影响下咏史创作成为才、学、识兼备的知识分子的标志，备受尊敬，从而出现了许多大中型咏史组诗。此外，宋人强烈的忠君爱国思想和历史责任感，使他们的咏史诗呈现出焦虑忧患、慷慨激昂及颇具现实性的鲜明特色，无形中折射出宋代政治格局、政治事件的变迁。第二章侧重探讨宋代史官文化与咏史诗的互动关系。咏史诗的创作以史学的发达为前提，反过来，咏史诗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又推动着史学知识的传播和普及。宋人编撰的大晕史着为统治者和普通民众提供了优秀的历史教科书，推动了两宋历史教育的发展，为咏史创作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而且它所代表的史官文化心态也渗入到了咏史创作中，使咏史诗正传播和接受的过程中逐渐实现了与史论、史评等史学论着融合的特色，并成功地完成了由抒情言志到论史鉴世，从资鉴劝诫到训蒙教育，从文人雅赏到市井娱乐的功能转换。第三章重点分析宋代科举考试与咏史诗之关系。科举考试中经史内容的强化，提高了士子穷经研史、创作诗赋的热情，为咏史诗创作的繁荣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文化氛网，而咏史诗创作又间接为科举考试服务，它不仅有效地训练了举子构思布篇的艺术技巧及对经史知识运用掌握的嫺熟度，而且为创作新颖动人的应制诗赋先行热身。文人竞相以历史学识相标尚，他们的历史理性精神和逻辑思维能力远远超过了前人，所关注的历史内容也更加全面深刻，共同促成了史论体、翻案体咏史诗的极大繁荣。第四章着重论述宋代蒙学教育与咏史诗的密切关系。宋代的教育发展远超前代，在科举考试的指挥棒下，经史教育在宋代颇受重视，各级教育工作者都进一步强化了经史教学，并且在继承唐代咏史诗体蒙学教材编撰的基础上也创作了一系列的咏经、咏史体训蒙教材，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推动了咏史诗创作的发展和繁荣。第五章集中探讨宋代学术思想与咏史诗创作的互动关系。宋代统治者对儒、释、道兼容并蓄的态度使学术文化较前代更为发达，而思想文化的特色也表现在宋人咏史创作的各个方面，其中以理学、佛学、道学的影响较大。理学要求史学灌输封建名分及封建伦理道德，对咏史创作主旨、人物归类讦价及史学思想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宋代理学家还用咏史诗来阐发经学义理，以史证经，凸现了时代特徵。在三教合一的时代思潮影响下，宋代士大夫浸染释、道，并以之贯通其人格及文学创作，以咏史诗的形式来诠释和体现三教合一的思想观念：而释、道人物也往往博通经史，好论古今治乱得失，创作了不少咏史诗。第六章深入探析宋代方志与咏史诗之间频繁的互动关系。宋代地理之学大兴，地方志编撰体例完备、内容丰富、统合古今，多列古迹祠墓、亭台山水等目，为诗人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和旅游导向，而文人雅士亦以诗言地理，每於一邑古迹，一区名胜，各有所题，自注其下，往往使丘壑增色，山河生辉。两宋时期据文献可稽的史地杂咏多达二十四种，在命题、体制及风格上，承晚唐五代大型咏史织诗的余风流韵，多以地名为题，诗作已渐渐由纯粹的咏史转向了凭（?）古迹和略显一方文献，开创以联章组诗形式纪咏地理古迹之新体。它们的刊刻流传无形中成为历史名胜之传媒，而地方志在修撰时也有意大量引此类诗歌为证，又增强了历史名胜的人文底蕴。再加上史地杂咏有资後世编纂地方志时考证之用，在为方志广泛引用的基础上，其史地价值也逐渐被读者所了解认识，其至渐渐融入地理着述中。二者形成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地互动关系。第七章只体论述宋代孝文化与咏史诗之间的关系。宋代统治者非常重视利用孝经教化百姓，用父子之情来巩固君臣之义，使孝成为两宋影响最大的基本道德规范。因此，宋代出现了计多“笃孝”人物和孝文化着作。以咏史题材歌颂历代孝道和孝行的联章组诗当以林同《孝诗》、方昕《集事诗鉴》为集大成，不仅补充和发展了儒家经典中孝道观念，而且在教化普及孝悌文化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和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可谓有韵之孝史。第八章主要分析宋元讲史平话及明清历史演义小说与咏史诗之间的关系。宋代史官文化的发达及咏史诗的繁荣为讲史艺人演说历史创造了一种浓厚的文化氛围，并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素材，再加上宋贤邵雍、司马光、苏轼、杨万里、刘克庄等人的咏史诗与宋元讲史及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目的和软化功能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从而在讲史平话及历史演义小说中被广泛引用，而讲史平话及历史演义小说又成为史官文化和咏史诗传播的载体。第三部分为艺术篇，由三章组成。第一章从宏观上集中论述宋代咏史诗在主题思想、命题方式、体裁创新、题材扩展及艺术手法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第二章为大型咏史组诗个案分析，精选王十朋、刘克庄、林同、郑思肖、陈普五人的咏史诗集，具体探讨各家在咏史诗创作方面的主要艺术成就。第三章以曾极、方信儒的作品为典型个案，以点带面，探析宋代史地杂咏的艺术特色。第四部分为叙录篇，由两章组成。为了能比较全面地勾勒出宋代大中型咏史组诗或诗集创作的概貌，本文不仅在收集大量第一手文献资枓的基础上对宋代现存的大中型咏史组诗的作者生平、版本流传、主要思想内容及学术价值进行梳理及考证；还对那些原作已佚但还有零散篇章及相关资料的大中型咏史组诗进行了整理搜罗。叙录所论及的作者及其时代，参考《全宋诗》的断限，在章节安排上，先考证现存较全的，次辑考散佚之作：而每章又以类相从，先咏史诗集，次史地杂咏、咏史宫词、咏经子之作，每一小类又以时代先後为序。在叙录撰写过程中陆续发现的零章断篇只要是《全宋诗》及《全宋诗订补》遗收的，均补辑附于文後。第五部分为校证篇，通过对文字校勘、本事笺证，力求为学界进一步深入研究宋代咏史组诗而提供文字准确可靠、阅读利用方便的文本。本篇所搜集的现存或独立成卷或有单行本的大中型咏史组诗，尽可能选取现存善本，参校其他版本，凡遇异文讹字，为保持底本原貌一律不改，出校指出，如果明显有误，则加案断，以【校记】别之；凡原作有自注或他人之注者，仅在其下指出本事出处，以【今案】指出；原作既无自注，又无他注者，则为其略作解题或笺注，以【解题】或【笺证】别之。

胡玲玲^[10]（2010）在《崇高万象到清新自然 ——宋代北派山水画风格变迁史研究》文中提出几百年来,文人画发展的强劲势头掩盖了北派山水画的价值,北派山水画作为艺术风格中有别于文人绘画的一个重要门类,有着自己独特的美学价值和艺术价值,但画史中对北派山水画仅是只言片语的论述,并多以北宋三大家为重点,其余分而述之。以往学者对宋代北派山水画的研究,既缺少全面的衡量,又缺乏系统的研究,并且对北派山水画风格变迁问题,更是少有论述,往往将整个宋代山水画的研究掩盖具体北派山水画的个案研究。宋代山水画与宋代北派山水画,二者是整体与具体、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对整体与普遍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探讨个案问题,但不能取而代之。近年来,人们开始关注北派山水画,但关注的程度还远远不够,人们对北派的关注更多集中到画论研究或是对画家画风的个案研究。北派山水画在形成、发展中与后世所谓的文人画有着微妙的关系,北派表面与文人画毫无瓜葛,两种画风截然相反,实质上,北派山水发展至宋代,它于不自觉中在理中融入更多的情。本文拟定从北派山水画的风格变迁角度,运用纵横比较的方法,结合社会背景、文化生成、审美心理,社会接受及艺术发展的自律等诸多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在以史为据的前提下,以图像资料、学者着述为依托,具体从构图范式、笔墨技法、呈现方式、画中点景之物方面对北派山水画在宋代风格的变迁做一阐释,客观评价北派山水画新风格的地位及其影响,以期人们对北派山水画有个全面正确的认知,从而对纠正文人画盛行以来,人们模糊事实真相以偏概全的全盘否定北派绘画的状况有现实意义,尤其对于我国现当代山水画的创作具有借鉴意义。

二、宋代文化史研究的新突破──《两宋文化史研究》读后（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宋代文化史研究的新突破──《两宋文化史研究》读后（论文提纲范文）

（1）《南宋杂事诗》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论两宋理学范畴的诗学表达问题之历史客观存在（论文提纲范文）

（3）宋代题跋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社会大变局中的两宋女子教育生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宋代山水画对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6）北宋记体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唐宋四川佛教地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南宋文化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宋代咏史组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崇高万象到清新自然 ——宋代北派山水画风格变迁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宋代文化史研究的新突破──《两宋文化史研究》读后（论文参考文献）

• [1]《南宋杂事诗》文学研究[D]. 张品瑶. 河北师范大学, 2019(07)
• [2]论两宋理学范畴的诗学表达问题之历史客观存在[J]. 王培友. 北方论丛, 2018(06)
• [3]宋代题跋文研究[D]. 李宝. 东北师范大学, 2018(06)
• [4]社会大变局中的两宋女子教育生活研究[D]. 赵国权.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7)
• [5]宋代山水画对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影响[D]. 熊萃.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2014(06)
• [6]北宋记体文研究[D]. 钱蕾. 南京大学, 2014(03)
• [7]唐宋四川佛教地理研究[D]. 郑涛. 西南大学, 2013(11)
• [8]南宋文化政策研究[D]. 何艳红. 青岛大学, 2011(06)
• [9]宋代咏史组诗研究[D]. 张焕玲. 陕西师范大学, 2011(10)
• [10]崇高万象到清新自然 ——宋代北派山水画风格变迁史研究[D]. 胡玲玲. 河南大学, 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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