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版画学派与着作权观念的形成

一、朱熹学派刻书与版权观念的形成（论文文献综述）

陈广胜^[1]（2021）在《义利之间：朱熹经营书肆述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受时代感染,也为生计所迫,曾于乾道六年（1170）在南宋最大的图书出版营销中心建阳县,与人合伙开办了刻书作坊,从事图书的刊刻经营活动,以图补贴开销,同时传播其学术思想。朱熹精通图书编辑和出版业务,认真对待出版过程的每个环节。在经营书肆过程中,朱熹专注于儒家道统思想的传播,出版观偏狭,未能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最终因资金不足,编刻的书籍又不断受到无良书商的盗印,书肆不得不于淳熙四、五年间（1177-1178）停止营业。

蔡力杰^[2]（2021）在《清碧溪山入画中 ——《武夷九曲图》的生成、传播与形塑》文中研究说明作为一座四海皆知的文化名山,福建武夷山自汉时起即为文人、方士所赞颂吟咏,并在两宋之后成为画家热衷于描绘的山水母题。而在十七世纪,一种以武夷山全景为表现且强调写实风格的新图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明清山水画史通常称之为《武夷九曲图》。这一图像曾广泛出现在各类媒介载体中,数量庞大,颇具影响。与此同时,《武夷九曲图》还有着惊人的传播度,其流行范围一度远及朝鲜、日本、英国等域外国家,成为山水画史中的一道独特景观。本文以明清画坛流行的《武夷九曲图》为研究对象,笔者首先回顾了两宋到明中叶武夷山视觉形象的演变过程。第二章中,笔者则从版画媒介出发,对《武夷九曲图》的图式形成与传播历程进行分析,重点分析了图像特殊的形式特征与传播渠道。而在第三章,笔者主要以图像中的空间建构和景观要素为着眼点,着力对不同语境与背景下的图像意涵及其形塑历程加以讨论。最后,笔者还考察了市民、皇帝与外国人等观众群体对于图像的观看与接受,揭示了差异化认知背后的成因与影响。本文力图从多维视角挖掘并分析《武夷九曲图》所蕴藏的丰富艺术价值与文化内涵,并希望通过这一经典个案为传统的名山图与实境山水研究提供新的启发。

王璐^[3]（2020）在《卫湜《礼记集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卫湜所着《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附《统说》一卷,汇辑了自汉至南宋间的149位学者对《礼记》的解释,全书采取照录原文、不加论断的形式,保留了大量宋代学者对《礼记》的解释文字,四库提要称此书:“采摭群言,最为赅博,去取亦最为精审”,“可云《礼》家之渊海”,在中国礼学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第一章主要介绍了《礼记集说》的刊刻与版本问题。卫湜凭借“栎斋”和其家族丰富的藏书,搜辑资料,着成此书。此书自南宋绍定四年（1231年）、嘉熙四年（1240年）两次刊刻以后,至清初鲜难寻觅。直至康熙十六年（1677年）通志堂重新校刻刊行,清代学林才再次注意到此书,并对之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和续补工作。以通志堂本为底本,《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荟要》均收录了卫湜《礼记集说》,另外还有数种明清抄本存世。今天尚有一部南宋嘉熙刻本完帙存于国家图书馆,作为宋代严州刻本的代表,已入选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此书在明清之际受到特别重视,还关联到黄宗羲与吕留良交恶的着名学术公案,即与澹生堂藏宋版《礼记集说》的归属密切相关,从黄吕二人对此书的重视一事可凸显出明清之际学风的转变,文中顺便进行了勾稽。第二章主要研究了《礼记集说》的引书问题。卫湜面对宋以前繁富的解释《礼记》的文献资料,采取的是审慎的态度,资料取舍得当,做到了比较客观地看待各家的长短,兼采众说。可谓兼收并蓄、不守一家,其谨严的态度和博收的原则值得称道。具体引书,据朱彝尊考证有144家,《四库全书总目》说“今自郑注、孔疏外,原书无一存者”,学界相沿,几成定说。经重新统计,卫湜所引礼说实际上共计149家。其中今仍可见者至少有44家,宋以前引书几乎全存;宋代礼学着作有19家原书尚存,另外105家的礼说今佚失不存,因此《集说》颇有辑佚价值。此后莫友芝辑《中庸集解》、陈俊民辑《芸阁礼记解》均利用了卫湜的《集说》,足见《集说》之辑佚价值。将今存诸家与卫湜所摘录的内容互勘,可发现《集说》绝非简单地抄录原书,其有二大选择标准:一是选择书中针对《礼记》文本进行解释的“结论性段落”,而不录其论证或考据过程,二是重点选取其有创见的段落,而裁汰其浅尝辄止或陈陈相因的说法。第三章和第四章是本文的核心部分。这两章进入到《礼记集说》的文本层面,以卫湜《集说》为抓手,试图概括出宋代《礼记》学的基本风貌。从宏观上总结出汉、宋学者治礼三点差异:第一,宋儒对经典解释的多元化;第二,宋儒注重从行礼的情境来把握礼节的内涵;第三,宋儒注重“礼意”,更乐于将本是琐碎的仪节末枝赋予形而上的意义。对宋、清学者治礼的特色,总结而言也有两大差异:第一为清儒对经典注疏的态度是近乎迷信的,而宋儒对注疏的态度则比较开放。如果注疏不当,不妨另立新说,甚至动辄怀疑经典存在错误;第二为清儒治礼以广征博引见长,其路径与重视情境体验的宋儒迥异。在今天看来,清儒的特点在于读书面太窄而优点在于精深,宋儒则可谓宽博而粗疏,粗疏就不免有所挂漏,文中还找出了宋儒读书粗疏的多处“硬伤”,从反面凸显了宋人治礼的基本特色。在这两章中除从宏观角度概括外,对宋儒与汉儒、清儒治学的微观差异也选取了两个视角进行考察。其一是孔子形象在汉宋之际的转变。汉儒固然尊崇孔子为圣人,孔子在作为圣人之余还保留了一些活泼的色彩,这在早期儒家经典中是处处可见的。但到了宋儒眼中,孔子的形象日益严肃了起来,宋儒无法跳出已经“道貌岸然”的孔子形象,宁可否认经典也不愿否定圣贤,至明清尤甚。其二是唐宋前后时代变化导致对经典个别文句理解的变化。中国历史自宋代以后出现了贵族社会的终结和皇权专制社会的确立,由于社会结构的变革导致了先秦两汉时期的一些常见做法,无法被宋元以后的学者们所理解,且自宋至清越发不被理解。文中举出了相当的例证来说明这两种差异。第五章重点关注《礼记集说》在后世的影响问题。从经典注疏体例的角度而言,《集说》在经典注疏史上有两大特点,其一是采用“集说”的形式保留前贤礼说,力求忠实于原书,不对原书作改变文意的删改;其二是对前人的观点分类胪列、不加评述,孙诒让在《温州经籍志》中称之为“备列众说,不加论断”,这是卫湜独创之体,后人对这两点均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如此良善的体例自然有续补之作,在末尾我们选取了陈澔《陈氏礼记集说》、郑元庆《礼记集说》和杭世骏《续礼记集说》三部着作为例,说明卫湜《礼记集说》在《礼记》注疏史上的地位。

刘勇^[4]（2020）在《明代抄本研究》文中提出明代是中国印刷出版史上的辉煌时期,但是抄书的活动依然兴盛。明代生产的抄本经过时间的积淀,在版本学上被称之为明抄本。学界对于明抄本的研究可以分为版本目录学研究、出版史研究、藏书史研究以及抄本个案研究几个方面。本文是从整体上对明抄本进行的一次系统性研究。第一章从整体上对明抄本的版本目录学特征进行探究,主要从四个方面着手:第一是明抄本的版式特征,包括行格、版心等;第二是明抄本的字体风格,通过对明抄本字体风格的总结,划分出洪武至成化、弘治至隆庆、万历至崇祯三个时期,并对各个时期的字体风格进行了具体的总结。第三是探究明代抄本的鉴定方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总结出探究明抄本抄写时间、抄写者、批点者、抄本来源、作者的规律,进而探究如何区分明抄本与明稿本、宋元抄本、清抄本。第四是明抄本的文献价值,主要从对书目信息的补正和补正刻本之缺误两个方面来探讨。按照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书籍交流圈模型,外圈是书籍的生命周期。第二章至第五章所研究的正是明代抄本的生命周期,是从书籍史的角度对明抄本的生产、流通、阅读等环节进行探究。第二章探讨了明代抄本生产的内容,主要包括从宫廷抄写书籍的类型、明代抄本的不同类别。第三章是对明代抄本生产方式与过程的探讨,首先厘清了誊写与缮写、影抄与临摹等抄写方式之间的区别,进而论述了抄写与刊刻之间的关系。一部分明抄本的讹误历来为学者所诟病,本章第二节从抄书态度、学识水平、外部环境等方面探究了明抄本讹误产生的原因,并且以《永乐大典》的抄写为例,论述了明代抄书者是如何预防讹误产生的。第三节分别从抄写者、抄写的场所、抄本生产的品牌来探究明代抄本的生产。第四章探讨了抄本生产与流通中的经济因素,重点探究了明人抄书的经济动机、抄写的效率以及抄本的成本与价格等。第五章研究了明代抄本的流通方式,主要从读者与市场、书贩与书肆两个方面展开论述。明代抄本的读者与市场部分主要探讨了哪些人是抄本的读者,以及抄本在书籍市场中的份额如何。抄本的读者可以分为抄本的生产者和非抄本生产者,抄本的市场问题主要分为抄本交易与市场份额、市场中的稀见抄本、读者的选择、市场中的抄本与印本以及科举对抄本市场的影响。书贩兜售与书店经营是抄本销售的两个重要渠道。对书贩兜售的探讨,主要包括书贩身份与销售地点、兜售种类与经营方式、具体的销售策略与案例分析;关于书店的经营,则主要探讨了书店的位置和经营,并通过祁承（?）、谢肇淛、祁彪佳、冯梦祯等学者的购书记录来分析抄本在书店中的经营状况。第六章研究了明抄本的阅读与利用环节,抄写是实现阅读的重要媒介,明人抄写书籍的范围、不同类型的抄本为考察明代的阅读风气和阅读群体提供了重要的途径。利用抄本来进行教育是这一部分考察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学者通过家庭中的抄写活动来教育子弟,这种方式在私塾中也同样流行。明代学者阅读抄本的方式主要有朗读和默读,而抄写又可以作为记忆的一种辅助手段。学者在抄本上会留下批注,遇到谬误会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订正。最后,讨论了摘抄、编纂与抄本生产、阅读之间的关系,探讨了摘抄的目的与方法、摘抄与阅读的关系、编纂与阅读的关系,以及编纂与着述之间的关系。罗伯特·达恩顿的书籍交流圈模型内圈是书籍与政治社会文化等背景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的第七章和第八章分别是从抄本与学术、政治以及抄本的社会史特征来展开的。第七章探讨的是抄本与明代藏书、丛书出版及书籍审查之间的关系。从抄本与明代藏书的关系来看,抄本对增加官方藏书和私人藏书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抄本与丛书的编纂来看,明代的抄本促进了丛书的编纂与刊刻,进而通过对明抄本丛书的考察对丛书概念加以重新审视。从抄本与禁书的关系来看,抄本书由于其特殊的流通渠道等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躲过明代的书籍审查。这里主要探究了明代的实录、天文类书籍、妖书等几种特殊类型的书籍,它们在明代大多以抄本形式流传。第八章是对抄本的社会史特征进行的探讨,首先关注的是抄工这一特殊的群体,描绘了抄工在明代的生活状态,包括他们的出身、收入以及与学者、抄本之间的关系。抄工主要包括职业抄写者,除此之外,生员、士人、童仆、官吏都可以扮演抄工的角色。其次关注的是抄写者的人际网络和交往模式,探讨抄写者是如何通过构建人际网络来进行抄书活动的。明代刊刻出版中写工的组织形态以及他们与学者之间的关系虽然也与明代的抄写活动有关,但属于刊刻出版的流程,与明抄本的研究主题有所冲突,因此将其作为本文的附录。总之,本文通过对明抄本的系统研究,揭示明代抄本的生产、流通、阅读过程,以及与抄本有关的人群和社会网络,希望能够深化对于明代的抄本、抄书活动、抄本与刻本之间关系以及明代书籍文化的认识。

轩楷文^[5]（2020）在《宋代书院教师生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宋代书院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研究内容涉及书院的教师、教学、藏书、祭祀、建筑等各个方面,但其中关于宋代书院教师生活方面的整体研究稍显薄弱。本文立足于微观史学的层面,从教育生活的视角出发,通过勾勒宋代书院教师这一群体在教学、治学、生活等方面的场景,展现出属于他们这一阶层独具特色的生活特点。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从书院教师所表现出的生活特点和价值追求中总结经验,以期为当代教师吸取书院教师的优秀精神,不断完善自身,提供借鉴。两宋时期,虽然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蓬勃发展,但也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在此社会背景下,作为有识之士的书院教师主动任教或创办书院,为培养优秀人才,传播学术思想而不懈努力。他们恪守民族大义,坚守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信仰,身在庙堂之时,面对腐败政权,奸佞小人,敢于以下犯上,针砭时弊;身在乡野之时,不仅关注国家形势,亦以实际行动培养人才,影响地方风化。书院教师的高尚品德及责任感,使他们在教学中严谨认真,不仅能够采取多样的教学方式与学生一起研读,共同成长,而且也采取日课、月课以及随机提问、策问等多种考查方式,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书院教师在治学中不但孜孜不倦,严谨认真,而且致于藏书刻书,勤于着述之。他们所以能够如此,一方面是对学术研究具有浓厚的兴趣以及持之以恒的执着精神,并对自身的学术知识与学术素养有高度自信,另一方面对学术研究具有敬畏与虔诚之感。北宋建国后,统治者采取“以儒治国”之策,不仅为士人创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参政议政环境,扩大了取士名额,而且也极大提升了整个士人群体从内心自觉涌现出一种“士以行道”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书院教师作为有志之士,也积极上书为国家发展建言献策。他们主要围绕政治、军事、教育、民生等方面进行建言。此外,书院教师每有机会不但参与地方发展建设,而且也积极从事教育,以身作则,影响学生并促进了地方学术及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书院教师虽然比较清贫,但在日常生活中始终坚守着儒者的人生价值信仰,每遇到需要帮助之人也慷慨解囊。在“以文立国”的国策之下,宽松的政治、文化氛围、儒学的发展完善,使得书院教师内心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他们一方面要实行儒家“外王”路线,另一方面又要追求内在的自由和超脱。当“外王”路线存在困难时,书院教师转而投身于自然,在闲适生活中,通过一言一行的打磨,通过游山玩水、品茶、饮酒、写诗、焚香等活动涵养性情,修养品德。书院教师通过“寓意于物”,从而超然物外,把日常生活塑造成融生命体验与哲学思考于一体的境界,从而实现对现实生活的超越。此外,书院教师与好友通过互相写信、拜访、相约游玩等多样化的交往中,不但加深了彼此的友谊,而且对书院教师的学识精进、仕途发展、生活方式、处世心态等方面形成了较为深刻的影响。书院教师之所以能够做到在教学中认真,治学中严谨,交往中诚恳,生活中悠然,都来源于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崇高的人生信仰以及高尚的师德、仁心。通过分析宋代书院教师在教学、治学、交往、生活中的特点,一方面引导当代教师关照自己的内心,注重自身审美取向的提高和精神生活的丰满,从而自由而幸福地生活,成为更好的自己。另一方面呼吁当代教师吸收书院教师之精神,保持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以及积极的人生态度,对学生关心爱护,甘于奉献,做一个“仁师”,为社会发展培育更多人才。

尹华^[6]（2020）在《宋代私家刻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私家刻书是指以私家出资或主持刻印,并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刻书行为,据其刊刻主体,可细分为家刻、家塾刻、委托官府刻和委托书坊刻四类。本文以宋代私家刻书为研究对象,在概述其盛况的基础上,分析兴盛的原因,探讨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宋代私家刻书的勃兴与客观社会环境和主观愿望动机有着密切关系。从外在动因看,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第一,“兴文教”国策影响之下,宋代统治者着意收集整理古籍并兴建学校,形成了一股浓厚的读书风气;第二,宋代统治者推行法令,制定版权保护政策,客观上促进了私刻的发展;第三,宋代经济的发展带动了科技的进步,使雕版印刷术、造纸术等得到改进,从而提高了刻印效率;第四,宋代书坊林立,书坊主为追求利益,将畅销书籍不加校对,去头去尾刊刻出版的行为,促使了宋代士人将作品付梓刊刻。宋代私家刻书也受到来自主观的、内在因素的影响,当祖辈所着书籍历经劫难不复存在之时,子孙后辈积极寻求解决之道,他们改变传统认知,探寻多样的刊刻方式,追求精益的刊刻技术,最终演化出邀人整理校勘、手书上板和撰序等书籍可传的经典化条件,进而促进了私家刊刻书籍的行为。宋代私家刻书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其独有的特征,首先在刊刻内容上以子集类书籍为主;其次在他们重视家讳、不看重刊书牌记的观念影响下,以单行本发行;最后私家刻书者刊刻书籍以自我需求为前提,形成了其特有的文化意识与文化追求。为了将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相结合,本文考察了李大有的私家刻书行为,从中窥见宋代私家刻书者以期通过刊刻书籍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影响时政及其舆论的目的;在对余仁仲所刻书籍的梳理中,剖析了以余仁仲为代表的宋代私家刻书者对书籍付梓前所做的努力及其贡献。宋代私家刻书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一,私家刻书的繁盛加速了宋代各学派的形成;其二,宋代文学家庭的兴盛与私家刻本以家集刊刻为主的趋势密不可分;其三,致仕官员参与书籍刊刻,在丰富退养生活,带动私家刊书积极性的情况之下,又提升了私刻的政治影响力。其四,宋代士人通过延请名人作序跋、校勘、上板、刊刻和互相赠送书籍等环节,建立了以书籍为中心的文士交流圈层。其五,私家刻书者通过辑存古代典籍,传承了学术文化,传播了学术成果,促进了学术发展,他们对刻本的追求造就了私刻本的精雕细琢,提高了雕版印刷的技术水平。宋代私家刻书数目大、散布广、品类齐,且印刷精美、校对精良,备受后世学者的称颂。

王楠^[7]（2020）在《《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研究》文中提出《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又名《古今源流至论》《源流至论》《古今源流》,是一部成书於南宋晚期的科举类书。全书分为前集、後集、续集、别集四部分,每集各十卷,其中前、後、续集由林駉所作,别集为黄履翁所作。《古今源流至论》自成书之後,刊行极广,现存版本以元代圆沙书院刻本爲最早,後来各本均出於此,此後为梅隐书堂本、刘克常刻本、建阳书林詹氏刻本、宗文堂刻本、白坪刻本、《四库全书》本等,其中圆沙书院本和白坪本的质量较高。通过对《古今源流至论》一书的编纂体例的分析,发现其编纂方式在南宋理宗朝的科举类书中具有独特性。将《历代制度详说》《古今源流至论》《群书会元截江网》进行对比,发现《古今源流至论》《群书会元截江网》受到了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的影响。但与《历代制度详说》教师讲义、《群书会元截江网》考试策套的性质不同,《古今源流至论》侧重於对理学概念的分析、制度沿革的梳理、士子道德品格的培养,其中又夹杂以作者独到的见解,是一部宋朝版的“考生应知应会”知识大全,体现了南宋时期的普遍的知识和思想潮流。此外,《古今源流至论》一书中收录了较多已经亡佚的书籍,其中收录有吕希哲《吕氏家塾记》与熊克《九朝通略》的内容,因此本书具有一定的辑佚价值。《古今源流至论》又是一部以理学观念为主导编撰而成的科举类书,它的道统观基本沿袭了朱熹一派的观点,强调理学家谱系的传承和对元佑先贤的学习。文统观上,强调“道先文末”,注重作家操守和作品是否有助风教治道。作家观上,重点关注了宋前诗人的爱君忠国的作品,有意识的忽视了诗人作品中充满生活情趣、诙谐戏谑的一面。此外,《古今源流至论》不但在中国流传极广,还流传到了日本、朝鲜、越南等地。在国内,在有学者注意到本书考证详实的特点的同时,也有官吏关注到了考生剽窃套用《源流至论》以求取功名的情况。但在海外,多位朝鲜学者对《源流至论》赞赏有加,并将它推荐给自己後辈以供学习阅读之用。

伍振轩^[8]（2020）在《理学主导下的南宋书院社会教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南宋时期,社会动荡,百废待兴,在复兴儒学的大潮之下,理学也就是新儒学应运而生,它融通儒释道三教精华,并与书院一体化发展,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为其确立起社会教化话语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南宋书院的发展也是历经曲折,以“嘉定更化”为界,其在社会教化体系中的地位各不相同。南宋前中期,书院因不被官方正式认可以及自身发展限制等原因,在整个社会教化体系中处于边缘位置并且其社会教化更加契合社会广大百姓的日常生活。南宋后期,书院正式被官方认可,逐渐走向社会教化体系的中心,但是其社会教化也更多的受到了官方的控制,最终沦为官学的一部分。理学是道德形而上学的重建,既有世界本源问题的探讨,也有对现世道德实践的论述。为此,南宋书院通过多种途径传播理学,面对书院内外广大社会民众进行社会教化,如制定规章,正本清源;讲学传“道”,敦亲睦族;祭祀理学先师,传承大家精神;收藏、刊印书籍,教化乡里,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教化效果。南宋书院对当时社会重建纲常、移风易俗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为后世提供了诸多的社会教化经验,包括以“理”传道,彰显社会教化旨趣;以官助民,提高社会教化力度;寓教化于生活,推动社会教化的横向延伸。往事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南宋书院的社会教化给当今教育以多方面启示。在当前社会之中,教育需要贯彻社会主流意识,在其引领之下,重视个人道德的完善,并通过“家、校、社”良性互动的方式,形成教育合力,最终提高教育效能。

刘潇^[9]（2019）在《宋代官刻书籍研究》文中指出典籍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载体备受宋廷重视,不同时期中央和地方在选择刻印内容方面各有侧重,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由于经史类书籍是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用书,能有效地宣导官方思想,为宋廷培养所需人才,中央政府对其版本选取、校对及刻印较为审慎,出版质量较高。地方政府和民间也多选取国子监本经史作为刊刻的首选底板。宋代地方志不但数量浩繁,且名志屡出,各具特色,并为后世方志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方志编修自北宋至南宋经历了从中央组织全国性编修,到地方自主修编汇报的转变过程。方志内容从重地志转向重人文,除了受到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因素影响外,也反映出政府修志理念的变化。修志思想趋于成熟,修志体例也逐渐定型和完备。子类书籍涵盖内容庞杂而丰富,官刻书籍多选取与教育及科举考试相关的书籍进行刊刻,同时大量实用性书籍也得到重视被刻印出版,展现出官刻书籍与市场紧密结合的特性。宋人文集传世数量大大超越前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刻板印刷的发展,其中地方官刻起着重要的作用。集类着作中央刊刻较少,多为地方政府机构及学校所刊刻。地方政府刊刻当地名贤书籍宣扬地方文化,推行教化,官员在任期间也多用官帑刊刻与其相关之人着述,这些刊刻行为有利于文集传布和保存。此外,各级政府机构还对唐人文集进行了较为集中的刊刻。官刻书籍或是被收藏,或是颁赐,或是投入市场,通过各种渠道的流布,知识得到推广,为宋代各社会阶层整体素质提升奠定了基础。官刻书籍大部分成为学校和科举考试用书,也有不少种类书籍流入市场。官刻书籍质量较高,由于需求量大,价格相对适中,带动了书籍市场繁荣。宋廷不断充实馆藏,除了编制目录访求图籍外,还因校勘和刻印所需向地方政府及民间征收书籍和印板。由于制定和施行的征书政令较为合理,民间献书踊跃,中央图籍得到很好的补充,所征图籍经过整理入藏馆阁等机构。由于官刻书籍的出发点是为宋廷服务,首要目的是加强统一集权,树立皇权权威,巩固官方意识形态,弘扬以文治国的理念,因而中央官刻出版多集中在经史文献典籍,且对内容选取严格,并对私刻进行较为严格的控制。地方政府和学校刊刻书籍相对宽泛,尤其公使库刻书多面向市场需求。刻印业成为政府经济收入新来源,拓宽了地方政府财政来源渠道。官方组织人力和物力具备明显优势,印刷质量较高。宋廷以官刻书籍为媒介,加强对政治舆论的控制,提升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及舆论影响力。官刻书籍作为官方意识形态输出的重要途径,颇具规模的产出能更加巩固和传播国家主导思想。官刻书籍普及了文化知识,促进了宋代文化知识水平的普遍提高,有利于选拔人才,为治国理政提供了智力资源。而随着刻印技术的普及,官刻书籍传播速度加快,范围扩大,促进了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发展,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宇^[10]（2019）在《明清笺纸研究》文中提出笺纸是供书写与绘画的纸质艺术品,也是传统中国艺术文献的重要载体之一。尤其是明清时期的笺纸,不仅能够满足作为书画载体的功能,还能够充当艺术文化传播的媒介,即笺纸、笺谱中所呈现的图像,既反映了文人阶层的书写礼仪和审美情趣,又兼具了画谱、金石图谱的作用。因此,笺纸本身不但是艺术文献的载体,亦是一种重要的艺术文献形式。晚明的制笺活动,继承了千百年以来潢纸中染色、砑光等技巧,并开创性地运用了饾版套印和拱花等印刷方法,最终以金陵《萝轩变古笺谱》和《十竹斋笺谱》宣告了笺纸图像时代的全面开启。这两部笺谱与同时代的其它墨谱、画谱和小说戏曲的插图相比,不仅尽情地展现了多彩的图像,还包括了浅浮雕式立体的花纹。大约在乾隆时期,出现了明清制笺史中的分界点,此后各地笺肆林立,而热衷于金石考据学问的清代文儒和城市自由职业书画家,纷纷投入到制笺活动中来,用笺纸以一化千的优势,广泛对外展示和交流艺术语言。逐渐北方京津地区以北京琉璃厂为中心,南方苏松地区以上海豫园为代表,出现了数百家南纸店与笺扇庄,此时笺肆、制笺主人、书画家、刻工和印工们,常常以笺肆为中心,不断笼络聚集、联谊造势,笺肆除了刻印各种画笺、代乞时人书画,甚至还设立画会、出版刊物,成为清末南、北画坛中不可小觑的一股力量。本文旨在从明清笺纸这一看似寻常、微观的视角,去探究同时期艺术史中尚未被整合的文献材料,或可互为补征、以答阙疑。

二、朱熹学派刻书与版权观念的形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朱熹学派刻书与版权观念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1）义利之间：朱熹经营书肆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2）清碧溪山入画中 ——《武夷九曲图》的生成、传播与形塑（论文提纲范文）

（3）卫湜《礼记集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明代抄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宋代书院教师生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宋代私家刻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理学主导下的南宋书院社会教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宋代官刻书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明清笺纸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朱熹学派刻书与版权观念的形成（论文参考文献）

• [1]义利之间：朱熹经营书肆述论[J]. 陈广胜.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5)
• [2]清碧溪山入画中 ——《武夷九曲图》的生成、传播与形塑[D]. 蔡力杰. 中央美术学院, 2021(09)
• [3]卫湜《礼记集说》研究[D]. 王璐. 吉林大学, 2020(03)
• [4]明代抄本研究[D]. 刘勇. 山东大学, 2020(01)
• [5]宋代书院教师生活研究[D]. 轩楷文. 河南大学, 2020(02)
• [6]宋代私家刻书研究[D]. 尹华. 四川师范大学, 2020(08)
• [7]《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研究[D]. 王楠.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7)
• [8]理学主导下的南宋书院社会教化研究[D]. 伍振轩. 四川师范大学, 2020(08)
• [9]宋代官刻书籍研究[D]. 刘潇. 河北大学, 2019(08)
• [10]明清笺纸研究[D]. 王宇. 南京艺术学院,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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